鄭仲，又名鄭汝仲，字錕賢，號侶忠，生於香山縣南屏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一個農民家庭。[1]興中會會員、革命家。 南屏鄭氏祖先，最早由福建莆田遷來，北宋慶歷年間（11世紀40年代），入粵任惠州路判官，九世時遷居東莞，後復遷至香山三鄉，與鄭觀應為同一大族。14世後，鄭氏一部分族人陸續遷來南屏，之後建有紀念15世祖的雪山祠、紀念16世祖的居一祠。 鄭是鄭居一的長房子孫，鄭氏傳至第二十三世祖父鄭彥龐，娶妻楊氏，生育兩子，長子鄭汝儉，早夭。次子鄭汝仲。 鄭在少年時代，因家境貧困，遠渡重洋前往檀香山謀生。經過十多年辛勞，頗有積蓄，與孫眉在當地合辦一個畜牧場，規模甚大，有牛羊等畜類一萬餘頭，復兼營商業，收入不菲，在檀香山頗有名望。 1878年，孫中山隨母到檀香山孫眉處求學，結識了鄭。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團體——興中會，鄭和孫眉率先參加，成為最早的興中會員之一。有志之士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宣傳和籌款活動，鄭首當其衝。起初，孫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時，孫眉反對，鄭極力勸說孫眉，並且在經濟上對孫中山盡力幫助。後來，孫中山幾次到檀香山進行宣傳籌款活動，都得到鄭和孫眉的大力支持。由於革命志趣相投，志同道合，鄭和孫眉、孫中山義結兄弟。鄭居長，大孫眉四歲，稱大哥；孫眉居次，孫中山居末。三人簽字的金蘭譜與鄭的興中會會員證及鄭捐助的現金收據等珍貴文物，鄭及其後人悉心保存，抗戰期間日寇侵佔南屏時，鄭的兒子恐日軍搜得而遭其害，將這些東西全部燒毀，十分可惜。 鄭對革命更為傾心。他將與孫眉合力經營牧場變賣，所獲之款交給孫中山支配使用。[2] 1895年，鄭回到澳門省親和完婚，及料理澳門物業。適逢廣州起義失敗逃到澳門的孫中山，鄭將孫中山藏到他的婢女順霞家中，位於石牆街路口的“翁均利”鋪號。 1905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希爐埠成立興中會分會，重振革命聲威。同年，孫中山和黃興等組織同盟會，希爐埠興中會改為同盟會，鄭隨即轉為同盟會員。 後來，鄭在檀香山其他物業日漸蕭條，加上年事已高，他與孫眉相約回國。孫眉初居澳門，後移居香港九龍。鄭回到南屏家中，他十分關心國事，主理鄉政，慷慨豪爽，排難解紛，頗得鄉人擁戴。他與孫中山家人聯繫十分密切，常往澳門探望孫眉、盧慕貞。鄭的長子結婚時，孫中山贈喜幛禮物祝賀。 1912年，孫中山視察前山，鄭發動南屏群眾前往歡迎。孫中山為勘探鐵礦事到南屏時，鄭作嚮導在將軍山探測礦務。 1922年1月18日，鄭在家鄉病逝，終年72歲。 南屏鄉親給鄭仲舉辦隆重的葬禮，全鄉出動，學校停課，鄉民師生都參加送葬，孫科也率人前來參加，挽聯掛滿一屋，極盡哀榮。 鄭仲生育一女四子。元配張氏是本村張庸建之女，只生一女，居長，嫁給本村張姓，不久身故。鄭在檀香山時，孫眉收養一個美國孩子為義子，孩子生於1888年。他見鄭仲無子，將義子轉送給鄭仲領養。鄭仲將義子帶回家鄉，取名鄭勝祥。鄭勝祥體魄魁梧，鄉人稱他為“番鬼仔”或“番鬼勝祥”。由於鄭勝祥自幼接觸革命前輩，耳聞目染，受到革命的熏陶，思想進步。當時孫中山在廣州組織中華民國政府，就任非常大總統，函邀鄭仲出任財務工作，他以年老多病，未能就任，就將義子交托給孫中山。後來，鄭勝祥進入黃埔軍校學習，並參加東征討伐陳炯明的惠州戰役。利用戰役結束後的短暫時間，鄭勝祥全副戎裝，返鄉探親，鄉人聽他講戰鬥的事蹟，令人十分敬佩。不久，鄭勝祥被派往新加坡工作，起初兩年寄回三封信，說因工作關係，暫無定址，請緩回信。之後，音信全無，不知所終。 1895年，鄭仲從檀香山回鄉時，因元配張氏無子，又娶澳門路環李氏為妾，先後生育三子： 鄭金柞，又名鄭炳芬，生於1898年，曾在菲律賓經商，後來去世。 鄭金禧，又名鄭炳芳，生於1907年，受父兄影響，鄭金禧早年參加革命，成為30年代老共產黨員。他參與組織抗日先鋒隊，推動南屏地下抗日鬥爭工作，參加家鄉解放工作，復任澳門海員工會子弟學校校長，退休後閒居香港和南屏老家。 鄭金照又名鄭炳華，生於1911年。鄭金照早年到港澳謀生，後考入粵漢鐵路局報訓班受訓，畢業後適逢抗日戰爭，投筆從戎，參加第四路軍交通兵團擔任報務通訊工作，後因病轉入韶關電報局任報務員，並在樂昌、平遠、廣州等電信局服務，建國後任教於廣東省郵電學校，退休後定居廣州。[2] 鄭炳芳之子鄭少仁說，祖父鄭仲從檀香山回到南屏後，與孫眉來往密切，逢年過節，經常走動，親如兄弟。鄭炳芳幼時體弱多病，患有哮喘病。孫眉聽說狗肉湯煮雞蛋可以治療。於是，經常帶著一籃子用狗肉湯煮好的雞蛋來看鄭炳芳。孫眉住在澳門，盧慕貞不時接濟鄭家，兩家感情非同一般。 鄭少仁聽說，伯父鄭炳芬多次隨鄭仲去澳門孫家探訪，孫中山當時示意送鄭炳芬到嶺南大學讀書，後因政局變動，孫中山過早離世，未能成行。雖然鄭仲、孫中山相繼離世，但鄭仲後代依然堅持革命，完成先輩未盡夙願。[3]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03-105頁。 [2]鄭炳芳、鄭照：《回憶先父、興中會員鄭仲》，載《珠海文史》（第8輯），珠海：珠海政協，1989，第53-58頁。 [3]《與孫中山義結金蘭，急公好義樂善好施　鄭仲：傾其所有支持革命》，載“珠海視窗生活網＂，2011年12月31日，http://www.zh3721.com/2011/0927/0756_121714.html。

民國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6月15日，清末著名維新派人物鄭觀應在上海提籃橋招商局公學宿舍病逝。1923年遷葬香山之前山。鄭觀應，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晚號羅浮待鶴山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十七日生於廣東香山縣雍陌墟。鄭觀應自幼經常出入澳門，既接觸到了現代西方文明，也認識到澳門諸多的社會問題，最終在19世紀60年代開始撰寫、70年代結集出版的宣傳維新思想的名著《救時揭要》中，即有《澳門豬仔論》、《澳門窩匪論》、《續澳門豬仔論》、《求救豬仔論》、《論禁止販人為奴》等揭露澳門積弊的篇章。鄭觀應中年起在澳門居家置業。光緒十一年(1885)因賠保楊桂軒虧欠太古洋行鉅款而被拘禁於香港，後回到澳門，直至 1892年冬赴上海重入招商局，在澳門共度過8年的隱居生涯，並於1894年完成了成熟而完整的維新思想體系的皇皇巨著《盛世危言》。其時正值甲午戰爭爆發、維新變法運動興起之際，此書甫發行，即得到強烈反響，並刊印20多種版本，可說是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種，對後世也具有深遠的影響。鄭觀應由此也被譽為“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是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

廣東台山人，生於澳門，趙斑斕之子。曾任廣東省政協委員，第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澳門政府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華僑報》社長，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長、監事長，澳門台山同鄉會會長，趙斑斕文化藝術館館長，澳門基本法協進會監事等職務。

廣東珠海人。1962年來澳。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綜合社會科學文憑課程畢業，社會行政學文憑課程畢業，廣州暨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社會學大專89級畢業，社會學專業大學畢業。70年代初轉到澳門市政廳工作，80年代初當選澳門公務華員職工會主席。80年代初開始被選為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理事及常務理事，1988年起連任歷屆工聯總會副理事長。曾任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基本法協進會會員。1999年6月病逝。

音樂家。廣東新寧（今台山）人。自幼酷愛音樂，學生時代已通曉高胡、二弦、月琴等。後經常參加廣州業餘音樂社的演出和電台音樂節目的演播活動，潛心鑽研，技藝日趨精湛。1931年參加廣州著名音樂社團素社，任高胡領奏。又曾隨羅九香學奏古箏。1940年移居澳門，長期任職於澳門國際酒店的“國際平面夜總會”粵曲藝團，出任伴奏拍和角色。1949年轉赴香港。1954年回廣州。歷任廣東省政協常委、廣東省文聯副主席、音協廣東分會副主席、廣東音樂研究會名譽會長、廣州民間樂團團長等。擅長高胡、古箏，其主奏的高胡曲《鳥投林》、《春到田間》、《平湖秋月》和箏曲《蕉窗夜雨》等均膾炙人口。又精作曲，主要作品有高胡獨奏《魚游春水》、《花市迎春》，古箏獨奏曲《紡織忙》、《塞上吟》，嗩吶領奏曲《放煙花》等。1990年在廣州逝世。

廣東南海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曾任記者、編輯，1985年後曾任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局長，廣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廣東省作家協會理事。1992年10月來澳，任新華社澳門分社宣傳文體部部長。廣州市第八屆政協常委。1996年調任廣州市文聯主席，同年9月因故身亡。著有傳記文學集《飛花之路──曹靖華訪問記》（合著）、散文集《山水清音》和《足跡的幻化》。

中國近代思想家、實業家、經濟學家。原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鶴山人，生於廣東香山雍陌鄉。少年時在澳門讀書，17歲到上海學商。此後20年左右，先後當過英商寶順洋行、太古洋行買辦，32歲任英商太古行輪船公司總理兼營棧房。後來受李鴻章委辦上海電報局，創辦機器織布局、造紙局等。39歲時由太古洋行轉入官督商辦的上海招商局為幫辦，並到南洋考察。他在1862年撰寫的《救時揭要》和1874年撰寫的《易言》中，除了宣傳他的改良思想外，還有《澳門豬仔論》、《澳門窩匪論》等揭露澳門時弊的篇章。從1886～1891年，洋務官僚利用織布局的虧欠對他進行迫害，從此賦閑居於澳門。現位於澳門下環街龍頭左巷10號的“鄭家大屋”，乃是鄭觀應協助父親興建的祖屋。當時，他貧病交加，杞憂忠憤，兩不能禁，抱着“勿為外人所侮”的願望，著成了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並把孫中山的《農功》等文章收入該書。這部以富強救國為主題的煌煌巨著在當時振聾發聵，風行全國，對維新變法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該書於1894年完成。1906年，他因回家守制而長期留居澳門，在這一期間，他發表了很多關於鼓吹君主立憲的言論，並於1907年編輯、整理了他的文集《盛世危言後編》。其故居鄭家大屋是澳門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歷史建築群12個古建之一。

廣東雲浮人，生於澳門。力新鞋廠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精美製衣廠有限公司董事長、佳美製衣廠有限公司董事長、新美時製衣廠有限公司董事長、怡富置業公司董事長、澳門廠商聯合會會長、澳門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澳門梁族聯誼會永遠會長、澳門同善堂值理。曾任澳門政府諮詢會委員，澳門政府經濟委員會副主席，澳門社會保障基金行政委員，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董事，全國工商聯執委，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廣東省第七、八屆政協委員。1982年獲澳督頒授的工商業榮譽勳章。2003年病逝美國。

商人。廣東新會人，生於香港。1945年移居澳門。香港英皇書院畢業、曾就讀香港大學預科。曾任澳門政務委員會非官守職員華人代表、葡國紅十字會澳門分會華人委員、台灣陽明山國事會談澳門區代表、秘魯駐澳門名譽總領事、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基本法協進會委員、澳門可口可樂公司董事長、珠海可口可樂公司名譽董事長、珠海市政協委員、美國塞班島可口可樂公司董事長、香港遠東系統（中國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武漢遠東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名譽董事長、美國李氏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美國加州百國遊歷會唯一華人會員、北京中國公共關係協會高級顧問、北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北京中華老人文化交流促進會顧問、北京徐霞客研究會名譽理事。

古桂芬，原名古金漢，字漢松，號蒼雪，原籍香山縣神前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神前村），生於秘魯利馬京城一個華僑商人家庭。農學家。 父親古益壽自幼家貧，克勤克儉，從麵包鋪工人到店主、麵粉批發商，最後成為房地產富商，在利馬京城西北擁有大農莊，並在利馬市內擁有一條街。 桂芬五歲時，奉父命隨母親凌氏回國接受中華文化教育，在家鄉書塾接受啟蒙，後來全家遷往澳門定居；11歲時隨兄長古金旋、古金祥入讀澳門培基小學和陳子褒學校；高中時轉入廣州河南南武中學讀書，兩年完成高中課程，18歲時畢業。 桂芬讀書時，正值辛亥革命。他雖年幼，逐漸覺醒並投入到革命大潮中。他與同學馮秋雪、馮印雪串連培基小學同學成立非儒會，致力思想解放，從事實際救國活動。桂芬被會員推選為幹部，全校高小優秀同學一致參加。桂芬密切地聯繫幹部與會員，經常交流愛國思想，保持正義信念。 1911年廣州黃花崗革命起義失敗，但辛亥革命高潮即將來臨。桂芬和馮秋雪、趙連城等愛國學生毅然加入澳門中國同盟會組織，參與孫中山革命救國事業。 澳門中國同盟會組織由孫中山委派謝英伯領導，在澳門創辦公開的濠鏡閱讀書報社，傳播革命思想和掩護秘密的會員組織革命活動。桂芬加入時14歲，成為年紀最小的革命同志，被同盟會會員稱為“小朋友”。他參加革命後，敢於對組織負責，滿腔熱情投入革命事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南北各省紛紛響應，先後脫離滿清政府，宣佈獨立。澳門同盟會分批開赴香山前山、灣仔接管各級地方政權宣傳，需要孫中山所撰《革命方略》一書，作為接收工作指南。當時該書不能公開印刷，同盟會決定由組織內有文化少年會員突擊手抄。桂芬平日愛好吟詩填詞，練出一手流暢的書法，他接受任務後，只用三天時間，突擊完成《革命方略》手抄書兩本，同志們無不佩服他的效率和才能。 同盟會後改為國民黨，當時黨人爭權奪利，國民黨逐漸變成腐敗無能組織。桂芬和馮秋雪等創辦“雪堂詩社”，出版詩社月刊，抨擊黨人腐化墮落、貪污舞弊。他出版詩集，發揚正氣，以正人心。後來，桂芬追隨老同盟會員劉思復加入心社，揭露當時社會的虛偽道德與醜惡制度，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提倡無種界、無國界進入大同社會的空想社會主義。桂芬青年時期形成剛直的性格，一生善良正直，“出於污泥而不染”。 桂芬19歲時，考入嶺南大學，先在農科預科班就讀兩年，系統地學習數學、物理、化學、地理、生物各科和外語；1918年升入大學農科本科班攻讀農學各科；1922年大學畢業，取得農學士學位。同時，桂芬與同學楊桂瓊女士結婚。楊桂瓊父親楊德初與孫眉一起加入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的興中會，從事商業，積極支援孫中山革命。 在嶺南大學讀書期間，桂芬決心以農業科學作為服務祖國的終生職業。他既受父親早年經營秘魯農莊種植甘蔗的影響，又受家鄉農民生活困苦的影響，決心學好農業科學，改善農民生活。他接受當時中文總教習鍾榮光所說的中國人必須自辦農業大學的引導，學習西方農業科學，藉以改良中國落後的農業技術。桂芬特意著重鑽研熱帶經濟作物和農業化學、農產品加工等有關科目，自學成才，為日後更好服務祖國發展農業科學事業作出貢獻。 大學畢業後，桂芬前住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生院進修農業化學、農產品加工碩士學位課程。桂芬具有充實專業基礎，每年很快完成各科學業，可以空出較多時間在加州和檀島進行實習。 楊桂瓊家人是世居檀香山的華僑商人，在檀島交遊甚廣，島上華僑多經營甘蔗園，與夏威夷糖業公司都有業務來往。桂芬藉此機會，通過楊家友人介紹進入該公司實習，他很快掌握要領，駕輕就熟地工作，為公司解決生產上實際問題，不久被聘為技師。經夏威夷大學學位評審委員會考核後，發出證書給加州大學農業研究生院，桂芬取得學習碩士學位課程的機會，他考察各糖廠機械化生產和技管工作，大大充實他的糖業建設本領。 在加州農場實習，桂芬主要解決他對經濟作物果品生產與果品農產品加工的感性知識問題，長期勞碌奔波於國內外農場實習，養成艱苦奮鬥的高尚情操風格，表現出富有恆心和毅力。 1924年底，桂芬取得農科碩士學位後，回到父親遺下的秘魯莊園，與哥哥古金旋、古金祥共同經營農莊。 古氏農莊，內稱古益壽農莊，外稱發隆公司農場，位於秘魯利馬西北百家米省，擁有土地1500多畝。當時主要生產甘蔗、糧食、蔬果和六畜。桂芬與家人商量後，決定自己擔任農場主任，全面負責農場日常生產經營工作。他首先規劃農場的改建和擴建，組織工人與農機進場開墾荒地500畝，擴大果品種植、畜牧飼養和農產品加工用地。轉變原有單一甘蔗生產為多種經營，為開辦果園、牧場、農產品加工廠創造條件。 第二步工作是種植秘魯木瓜、石榴、番荔枝等傳統優良果品，引進檀島鳳梨、香蕉，加州桃李，巴西咖啡和可可，呂宋芒果，越南山竹、人蔘果及西班牙玫瑰茄等品種。 1925年5月，桂芬開始為鍾榮光前期考察秘魯做好準備，首先是會見秘魯華僑總會（秘魯通惠總局）領導，遞交嶺南大學致總局的公函。說明嶺南大學經孫中山大元帥府批准可在校內原農學系擴大建立農學院，故校方委託鍾榮光出國往南北美洲向華僑籌款興辦嶺南農業大學（後改為農學院），及順道考察美國與秘魯農業，望旅秘華僑社團給予協助。 旅秘華僑與華人一直熱心支持祖國教育事業和興辦實業，秘魯通惠總局出面與華僑各社團聯絡，為組織歡迎鍾榮光來秘魯籌劃款項與考察，專門成立辦事機構。桂芬以嶺南大學代表身份參加籌組辦事處和開展歡迎工作。鍾榮光監督赴美洲主持募捐，共籌得美金五萬餘元。 桂芬陪同鍾榮光考察利馬郊區農業，參觀在秘魯古印加帝國時遺下的傳統農業地帶和農田水利灌溉系統。鍾榮光在農莊住下，接受古家招待並在夜間興致勃勃地聽取桂芬詳細彙報農莊的經營管理。鍾榮光獨具慧眼，經考察秘魯農業和視察古氏農莊後，他斷言：秘魯農業條件與中國廣東自然條件類同。 他對桂芬說，既然在秘魯經營農業，目前正擴建農場，不妨將在中國所學的知識、在美國所學的知識和秘魯古印加的優良農業傳統三者結合起來，創辦農場。鍾榮光深入淺出提出運用三國不同的農科技術於中國農業技術建設的方法，使桂芬深受啟發。之後，桂芬滿懷信心地辦好古氏莊園，積累為祖國未來農業技術應用的經驗和智慧。 1922-1927年，經過桂芬三年改革擴建，發隆公司農場業務蒸蒸日上，經濟長足發展。 1927年底，鍾榮光辭去南京政府僑委工作職務，回到廣州重任嶺南大學校長。目的是辦好農學院及擴大校務，準備條件成熟時，把孫逸仙醫學院合併改為嶺南大學附屬孫逸仙醫學院。當時，鍾榮光考慮召回嶺南大學前農學系的畢業學生回校工作，因此經華人校董會研究，決定聘桂芬回校當農學院農學系講師。 1928年春，桂芬回國時，路經檀香山，上岸探望楊氏親人外，詳細考察夏威夷罐頭生產。同年4月，桂芬到香港後，轉澳門抵達廣州，下學期開始在嶺南大學工作，擔任農學院農藝系助教，兼任廣東省建設廳技正；1929年任嶺南大學附中農業高中部主任；1930年廣東省設立農業局，桂芬被聘為該局技正；1931年升任為嶺南大學農學院副院長兼嶺南大學農藝系主任、嶺南大學校部農場主任、中山縣會同嶺南實習農場主任及中山縣翠亨村省農林局孫中山紀念農業試驗場主任。[1] 為了報效鄉梓，桂芬在中山縣會同村（今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設立中山縣會同嶺南實習農場、中山縣翠亨村省農業局、孫中山紀念農業試驗場。現今珠海那洲農場就是當年桂芬的農業試驗場。會同和那洲農場到處瓜果繁茂，奇花異果，仍保留當年農業試驗場興盛時期的影子。[2] 1931年11月，廣東省農林局改組，嶺南大學校友馮銳擔任局長。 1932年，桂芬向原廣東省政府主席兼財政廳長林雲陔介紹說，該校教授馮銳對蔗糖業很有研究，大可重用。接著，馮銳向林雲陔提出一份發展廣東蔗糖業的意見書，意見書上認為廣東省的氣候、土壤非常適合於發展蔗糖事業，同時廣東的土蔗糖有良好的基礎，每年運銷華北各地的土糖數量很大，如改種高產的渣華（爪哇）蔗種，改用新式機器製糖，就會有很大的發展前途；而且投資少，利潤多，見效快。 林雲陔十分贊同，不久委任馮銳為廣東省農林局長，主辦其事。桂芬擔任該局技正兼農藝主任。在林雲陔和馮銳的努力下，只用兩年時間，全省建成了順德、番禺、東莞、惠陽、揭陽等榨量達1500噸以上的製糖廠七個，並附設有酒精廠。 當時太古洋行買辦、會同村人莫應溎看見了商機，引進國外一流的製糖機器。桂芬利用他們家族在秘魯的製糖產業優勢，把中美洲先進的製糖技術引進珠海。三人深謀遠略和天時地利的條件造就聲名大振的珠海製糖業，同時為民族資本的發展史留下光輝的一筆。[2] 1933年，桂芬提升為嶺南大學農藝系副教授，仍任農藝系主任；1934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代院長；1935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院長；1937年提升為農藝園藝學教授仍兼任農學院長、校農場主任；1938年以嶺南大學農學院任務繁重為由，申請辭去農林局副局長一職，經批准後，他專志農科教育事業，為國家培育農科人才。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嶺南大學遷往香港復課，桂芬三次往返香港與韶關，不辭勞苦地為內遷農學院回國開辦而奔波。遷校期間，1940年9月16日，桂芬因勞累過度在曲江病逝，年僅43歲。 古桂芬在曲江循道會河西醫院去世後，鍾榮光為紀念桂芬而題詞，公正評價其一生： 生為農學，死為農學；既忠於校，尤忠於國；效基督之犧牲，難苦仍樂；甫大一家當今大時代中，毋志此先知先覺。 古桂芬為祖國農業教育，為祖國農業生產建設，勞苦功高，言行堪為世範。教育部決定通令褒揚。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偕夫人吳菊芳女士親自到曲江循道會醫院向古桂芬遺體告別，褒揚他為祖國農科教育所作的貢獻。[1] [1]區達權：《古桂芬傳略》，載《珠海文史》（第15輯），珠海：珠海政協，2005，第164-170頁。 [2]《嶺南大學農學院首任院長古桂芬：投身革命農業報國》，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崔德祺，祖籍新會雙水（今屬江門市新會區雙水鎮）崔嘉亨村，生於澳門。澳門著名實業家、大慈善家、社會活動家、書畫家。崔世安叔叔。 德祺早年在聖若瑟修道院肄業，後在廣東中德建築工程學校和廣東救護調劑學校畢業，在澳門從事建築等行業數十年，在澳門建築行業和工商界中享有盛譽。 德祺擔任澳門又和建築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擁有多家規模宏大企業，事業興旺。大半個世紀以來，他不但在澳門工商業創造出驕人的業績，而且一貫致力服務澳門社會，很早成為澳門政界的重要人物、大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 20世紀50年代，德祺歷任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建築置業商會會長，先後出任澳門政府立法會副主席、市政執委副主席及代主席、社會福利處華人委員、澳門同善堂值理會主席、東亞大學校董、濠江中學校董會副董事長及澳門新會同鄉會會長等職。 為實現澳門順利回歸，德祺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主任，澳門基本法協進會會員，為澳門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社會福利事業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他擁護祖國統一，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收回澳門主權；不顧商務繁忙，樂於擔任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主任，為澳門主權回歸祖國和維護澳門的長期繁榮安定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澳門政府與民間溝通、澳門社會法治和社會事務管理等方面，貢獻尤其突出。[1] 1966年，德祺獲葡萄牙政府頒授慈善功績司令級勳銜；1980年獲葡萄牙政府頒授慈善功績爵士級勳銜；1984年獲澳門總督頒授文化功績勳章；1986年3月，被澳門東亞大學授予社會科學榮譽博士稱號；1989年獲澳門總督頒授英勇勳章；1990年獲葡萄牙政府頒授紅十字會勳章；1995年獲葡萄牙政府頒授公民功績高級軍官勳章；1999年獲葡萄牙政府頒授王子大十字勳章[2]；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後，2001年獲澳門特別行政區頒授金蓮花榮譽勳章；2006年獲澳門特區政府頒授大蓮花榮譽勳章。[2] 德祺熱愛祖國，關心國家建設。1954年，他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並多次應邀赴京觀禮；同時，擔任廣東省第一屆至第七屆政協委員、常委，是澳門愛國先行者之一。1955-1956年，他獲周恩來總理多次親切接見。他的公司是澳門第一個公開升起五星紅旗的機構。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和黑社會特務分子趁他從酒店出來之際，用黑槍打他，意圖暗殺。80年代以來，鄧小平接見了德祺，對他的愛國愛鄉之情讚不絕口；江澤民與他合照。 1954年，德祺隨一位旅澳鄉親首次回到家鄉，雖已隔數代，但一種濃厚的鄉情和親切的感覺，使他無法忘懷這片祖輩生活過的土地。之後，他經常回鄉，熱心支援家鄉社會主義建設。80年代開始，他每年都回新會過春節，拜會新會有關領導、親友，共同商討建設家鄉的大計，隨他一起回來的還有澳門實業家和知名人士，他希望借機向家鄉的領導們引介澳門和海外的企業家回來投資興辦實業，促進家鄉的經濟建設。 1958年2月至1981年5月，德祺一直擔任新會縣多屆政協委員，並擔任副主席。他對廣東，特別是家鄉新會建設提出不少寶貴的意見。十多年來，他和妻子何麗貞一起在家鄉捐資興辦和協辦20多個公益項目，包括新會華僑中學、環城中學、雙水鎮沙路小學、新會機關幼稚園、新會體育訓練館、新會僑聯大廈、岡州賓館、圭峰賓館、玉台寺、崖山祠、岡州畫院、新會中醫院、雙水鎮衛生院及新會急救中心等。 1996年，德祺回鄉，向新會統戰部林奕鵬常務副部長提出下鄉看看。林部長和德祺來到他從未到過的睦洲鎮。睦洲鎮敬老院不但乾淨舒適，而且老人們衣著整潔，精神奕奕，過得開心愉快。德祺對此非常滿意。他對林部長說，我要捐助20萬元做基金，幫助他們把敬老院搞得更好。捐款消息宣佈後，睦洲鎮政府領導梁養勝和陳金城非常感激，私下對林部長說我們發夢也沒想到有這麼多捐款。德祺跟睦洲非親非故，主動捐出鉅資，令人感動不已。 1996年12月，德祺倡議成立“雙水鎮獨居老人生活籌辦會”，親自帶頭捐款，並發動港澳人士捐款，籌集了一筆基金，基金每月撥出款項幫助75位孤寡老人改善生活。這一善舉，開創新會公益事業的先河，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人們交口稱讚。 2001年，德祺得知新會急救中心缺少先進的儀器，主動用十多萬港幣在美購買一台先進儀器贈送給急救中心，有了這台先進儀器，使病人得到更好的救治。 除個人帶頭慷慨捐資外，德祺積極發動澳門新會鄉親為家鄉建設出力。他是澳門新會同鄉會第一至十三屆會長，在他的帶領下，該會成為澳門一個實力雄厚、社會影響較大的社團。他充分利用自己在鄉親中的威望和影響，引導會員們支持家鄉公益事業。 德祺是一位畫家。他的美術作品多次入選全國美術展覽。他對熱心社會文化和體育、慈善事業，對醫學、國畫、音樂等頗有研究，出任澳門兵乓球協會總會副會長、籃球聯合會副會長、游泳聯合會副會長、雀聯及新花園等體育會會長、體育會委員、澳門建設研究委員會華人委員、頤園書畫會主任委員、濠鏡音樂會副會長。 20世紀50年代，德祺組織成立“頤園書畫會”，定期舉行雅集和開展交流活動，為推動國內外書畫藝術交流做了不少工作。從80年代開始，他倡議舉辦澳門、中山、新會書畫聯展，參加三地巡迴展出。 1982年，為推動家鄉書畫藝術，德祺捐資50萬港元，在會城公園路建起一座600平方米的“岡州畫院”，希望將岡州畫院辦成一個藝術交流場所，一個青少年美術培訓、交流基地和一個藝術展覽場所。為了提高岡州畫院的展覽條件，他多次出資增添展覽設施，並在澳門收集畫冊帶回畫院圖書室收藏。在他的關心和支援下，該畫院的展覽條件不斷提高，長期免費提供給有關單位和藝術團體舉辦展覽。近年來，岡州畫院多次為澳門頤園書畫會的書畫家舉辦展覽，接待來自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的藝術團體及來自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四川、廣西、香港、台灣等地畫家，並為他們寫生、交流、舉辦展覽提供良好的服務。德祺積極配合新會文化景觀建設，為崖山祠碑廊、碧霞樓碑廊及小鳥天堂“榕蔭滴翠”石刻書丹，參與岡州畫院贈送給新會體育館的巨幅國畫《再上新高峰》的繪製工作。1991年5月26日，澳門、中山、新會書畫作品聯展暨岡州畫院落成典禮在岡州畫院隆重舉行，除回來參加揭幕儀式外，德祺後來帶上作品參展。當時中國國畫大師黎雄才伉儷、省美協主席湯小銘以及中山、新會兩地領導都前往觀禮，大家對德祺為弘揚祖國傳統文化、振興家鄉文化事業的美德，高度讚賞。 德祺如光風霽月的人品與胸懷，一直為人們敬仰。新會縣人民政府、雙水鎮人民政府和新會岡州賓館為了讓後人銘記德祺的功德，先後立三座豐碑，碑文言簡意賅，高度概括德祺的功德善舉和貢獻。 2007年10月24日，德祺因病在澳門去世，享年95歲。[2][3] 何麗貞是澳門婦女運動領袖，1956年加入婦聯開始，歷任婦聯執委會副主席，並兼任康樂、聯誼等部部長；1986年婦聯改為理監事會制後任副理事長；1993年任婦聯副會長，2000年任會長；2008年卸任婦聯領導層職務，改任榮譽會長；長期推動澳門婦幼事業發展。[4] 崔德祺夫婦生育子女三個，子女早年負笈美國讀書，事業有成，服務社會。長女崔筱瑜在美任職資料分析工作。長子崔世平獲美國柏克萊大學土木工程學碩士學位，後獲北京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城市規劃專業博士學位、工程師，現任第十屆澳門特區全國人大代表、澳門立法會議員、科技委員會委員。次子崔世業為設計師，取得美國加州藝術學院平面設計碩士，現居美國執業。[5] 侄子崔世安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任長官。 [1].張瑞亨：《崔德祺先生的桑梓情（葵鄉赤子情）》，江門：新會政協，2006，第97-102頁。 [2].《崔德祺》，載“江門新會區＂網，2012年12月3日，http://www.xinhui.gov.cn/xhlsrwzl/rwmc/201209/t20120905_32933.html。 [3].《50、崔德祺》，載“中國江門網＂，2013年3月16日，http://www.jmnews.com.cn/bw/Votes/disp.aspx?data_id=231039。 [4].《何麗貞：秉承傳統推動婦女事業》，載《澳門月刊》，2010年11月2日，http://www.macaumonthly.net/Article/zttg/200806/20080603000000_527.html。 [5].《崔德祺》，載“互動百科＂網，2013年3月21日，http://www.hudong.com/wiki/%E5%B4%94%E5%BE%B7%E7%A5%BA?prd=so_1_doc。

鄺秉仁，廣東台山縣（今台山市）人。[1]澳門教育家。 1929年秋，廣州培正學校蔭社成立，秉仁讀初中二年級，他和黎德漢、張亦可等成為蔭社成員。 1932-1933年，培正學校學生基督教青年會設立教育股和音樂股，秉仁成為教育股職員；1933-1934年成為培正學校學生基督教青年會音樂股職員、培正銀樂隊員，後升為音樂指揮。 1934年，秉仁廣州培正中學畢業，入讀嶺南大學。1935年10月6日，蔭社社友陸續返校，召開秋季蔭社社員同樂大會，討論蔭社工作。他當選為常務委員，負責廣州嶺南區社務；1936年，加入籌建培正同學會募捐隊。 1937“蘆溝橋事變”爆發，廣州連受日機轟炸，培正學校全體員生隨黃啟明校長遷往鶴山。1938年，培正學校從鶴山遷到澳門盧家花園，10月中嶺南大學停課，全校疏散往香港。1938-1939年，秉仁擔任中學部銀樂隊指揮和小學部音樂科教員，妹妹鄺智仁是小學部音樂科教員。1938年，秉仁是第29屆青年會職員；他和蕭文被聘為音樂顧問；全校教職員學生課外研究指導，秉仁負責電影專案。1939年，秉仁獲聘為培正口琴會之樂隊指揮、管樂隊教練。1月15日，粵北戰事告急，學校停課，學生分三批疏散至樂昌。秉仁與黃偉才等人留校，1月18日與林瑞銘一起撤離。 之後，秉仁回到澳門，1947年，擔任澳門培正學校教導主任，兼任初中高小公民科老師。 1979-1980年，秉仁兼任澳門培正同學會顧問；被選為鏡湖慈善會第十二屆董事；1980獲澳督委任為第二屆立法會議員（1980-1984）；在1983澳門中華總商會70周年會慶上，獲授育英才紀念牌。 1983年3月3日，澳門台山同鄉會成立，秉仁被推選為名譽會長。他獲選為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同年9月1日退休，並獲委任為榮譽校長。 秉仁澳門培正學校服務50多年，先後出任該校教導主任、事務主任、副校長、校長等職；1981年獲葡萄牙總統頒授“公共教育文職功績司令級勳章”，成為第一位獲得該項殊榮的華人。澳門華務廳在《澳門政府公報》上對他評價：鄺秉仁獻身於教育事業40多年，培養了連續多代青少年，貢獻良多。其中更有青年以他為榜樣，接力偉大使命而從事於高尚的教師工作。這位傑出的教師具有高潔的公民品德，是一位傑出的公民，備受愛戴和尊重。[2] [1]方積根、王光明：《港澳新聞事業概觀》，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第189-190頁。 [2]鄭振偉：《鄺秉仁先生與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144-155頁。

杜嵐，女，又名杜曉霞，生於陝西米脂一個農家。澳門教育家。黃健妻子。 學生時代，杜積極投身革命，“馬日事變”後，在北京被捕，被押解到南京，毫無證據地被判入蘇州“反省院”。在南京憲兵司令部坐牢期間，適逢黃健被捕押在南京，放風之時或“聽訓會”上，杜與黃健互相傾訴，志同道合，萌生愛情，相約出獄後結為終身伴侶。黃健有個同鄉叔伯黃仲榆，當時是國民黨中央委員，兼任高官之職，極力斡旋和擔保兩人出獄。黃健與杜先後回到中山長洲，在黃健家裡舉行婚禮。 長洲不宜久留，杜夫婦到了澳門，黃健的三姑黃寶嬌出資在澳門天神巷接辦濠江小學，給兩人安身之所。杜夫婦慘澹經營，一邊教書，一邊為黨工作。之後，學校增設濠江中學——校址在近西街。中山淪陷期間和抗日勝利後，中山籍不少知識界人士，得到杜的聘請任教於濠江學校。 濠江學校是進步學校，成為中山縣抗日救亡工作的聯絡點，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國成立後，黃健回到中山工作，學校由杜負責管理。 杜接手後，要求入學青少年漸多，因發展需要，必須擴大校舍。她竭盡全力，為物色教師，擴建校舍，購置教學儀器等操勞，她憑著自己的毅力和魄力，團結何賢和霍英東、鄭裕彤、沈為堅、馬萬祺、崔德祺、陳滿、何厚、何鴻燊、蔡繼有等澳門工商界實業鉅子共同辦學。學校越辦越出色，社會支持越來越大。每屆中六畢業生，被大學錄取的佔90%以上。為適應港澳工商業的發展，培養學生掌握現代商業知識，學校從中四中五年級開始，教授電腦、英文會計、葡文。中六除教授中、英、數、電腦、英文高級會計、葡文等課程外，還舉辦電子工程夜校。 杜時刻關心祖國經濟建設，關心中山各項工作和建設。1950年初，中山縣成立教育工作者聯合會時，她從澳門專程回到石岐致賀，並送來一部荷蘭國製造的五燈收音機給教聯會。杜多次組織中山、澳門兩地學校進行經驗交流、觀摩教學，組織中學生來到中山華僑中學，進行籃球和足球的友誼比賽，互相促進。 杜將學習交流活動擴展至廣東省，如廣東省中小學美術作品交流展、書法展等，濠江中學積極參加。1989年9月，中山市一中、華僑中學、濠江中學三校舉行文藝聯歡匯演。杜親率校舞蹈隊51人來石岐參加文藝匯演。9月23日晚上匯演於孫中山紀念堂舉行，濠江學生舞蹈隊演出《海燕》、《農夫與蛇》等九個舞蹈節目，掌聲雷動，觀眾讚賞。 杜組織學生家長遊覽珠海、中山、廣州、佛山，並參觀暨南大學，使家長們對祖國有更深刻的認識。1986年，應陝西省人民政府之邀，杜以港澳代表身份到西安參加祭黃帝陵，並親筆題寫“炎黃子孫，都要熱愛祖國，促成祖國統一大業”作為留念。 杜一直熱心支持中山市和長洲鄉公益事業。在後山頤老院籌建奠基時，她贊助建築費港幣2000元；興建幼稚園，她樂於捐助。1988年長洲烈士紀念碑落成，她以烈士家屬代表身份致辭。 杜不但是一位教育家，而且是位賢妻良母。她全力支援丈夫為黨工作，她為許多同志籌措入內地的路費，資助困難的同志等。新中國成立後，她每年都鼓勵應屆畢業生參加祖國建設。 “文革”期間，黃健任職於暨南大學，後以叛徒罪被監護於廣州暨大。杜聞訊後，趕到廣州，鼓勵黃健要堅強頂住，千萬不要屈於邪惡潮流。當時大陸物質供應短缺，她為使丈夫能增點營養，在澳門煲好大棗雞腳湯拿到廣州探望丈夫，不辭勞苦，盡力照顧。黃健平反後，杜把他接回澳門休養。 杜夫婦生育四子二女，都服務於社會。她辛勤服務學校，刻苦自勵，辛勤育人，造就許多良才，許多學生服務社會，卓有成就。她獲得澳葡總督頒贈勞績勳章。 1987年，濠江中學55周年校慶時，馬萬祺先生賀詩作結語，以評價杜的功績：[2][3] 建校育才五王周，滿門桃李遍三洲。 悠悠歲月勞師長，學子功成是報酬。 現在濠江中學發展成為一所附設有幼稚園、小學的綜合中學，擁有八千多名學生，成為澳門學生最多，規模最大的私立學校；是一所擁有現代化教室和生物、物理、化學、語音實驗室、電腦室、地理室、多功能會議廳、圖書館、游泳館、體育館等設施的現代化學校。幾十年來，該校嚴格遵循“愛國愛校，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方針，按照“忠誠、勇敢、勤奮、樸素”的校訓，為港澳地區以至國內外培養一大批棟樑之才，為祖國現代化建設作出巨大的貢獻。 杜身在澳門，卻不忘家鄉米脂的教育事業。1996年，在家境不富裕的情況下，她把一位朋友送給她的十萬元生日賀禮，捐贈給米脂縣南關小學，修建“濠輝圖書館”。1998年，她動員子女將五萬元捐贈給母校米脂北街小學（原女子高等小學），配置了一套電腦教學設備。[4] 2013年3月29日，杜在澳門鏡湖醫院去世，享年101歲。 在杜嵐辭世當日，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代表特區政府發表悼詞，向這位受人尊敬的教育工作者和澳門傑出市民表示沉痛哀悼，並向杜嵐的家屬致以深切的慰問。[1] [1].《澳門濠江學校名譽校長杜嵐辭世享年101歲》，載“新華網＂，2013年6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9/c_115215265.htm。 [2].楊蔭清：《澳門濠江中學校長杜嵐》，載《中山文史》（第22輯），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85-88頁。 [3].《杜嵐：不老的情懷》，載《中山文史》（第48輯），中山：中山政協，2000，第22-23頁。 [4].《愛國教育家杜嵐》，載“米脂婆姨網＂，2011年8月20日，http://www.mzpy.gov.cn/a/mizhipoyi/2010/1004/236.html。

陳炳謙，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生於澳門。富商、慈善家。 炳謙早年隨兄長前往上海打拼，初做絲茶進出口貿易，後在祥茂洋行工作。該洋行經營“祥茂牌”肥皂而出名，被列入“五大洋商洋行”。 經過30多年奮鬥，炳謙成功躋身上海巨富行列，搬進華山路富人區。他是投資房地產最多、置產最廣的房地產大業主，成立申達經租處，經租包括大樓、公寓、倉庫等房屋845幢。 民國初年至20世紀30年代，炳謙擔任廣東旅滬兩大同鄉組織——廣肇公所董事以及粵僑商業聯合會會長，人稱“閘北士紳”，德高望重，名耀上海灘。 炳謙一生行義，結交很多朋友。他擁有中國、葡萄牙雙重國籍，一度遭到公開質疑。 1910年，中國北方災害不斷，來滬災民絡繹不絕。炳謙長期支持閘北和虹口的社會公益事業，設立收養災民的工藝所，開辦初小學，讓災民子女能夠讀書。他投資20萬元，支持閘北商辦水電專案。在反袁期間，他組織參與抵制擠兌銀行活動，維護當時金融穩定。 同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鼠疫襲擊虹口一帶，市民在惶恐中失去理智，與政府官員發生火拼，使得本來混亂的防疫工作陷入僵局。炳謙在中間調停時，率先提出一個大膽設想——馬上設立一家防疫醫院。與政府幾天交難，他得到主管部門“四天之內建立醫院”的回覆。短短幾天，南洋公司八萬兩，廣永盛號三萬兩，廣發源號二萬兩，陳輔臣1.5萬兩，陳炳謙1.5萬兩，先施公司一萬兩……炳謙讓奇跡發生了，各界商業富豪慷慨解囊，一個符合各項標準的防疫醫院（今為上海傳染病醫院）如期在四天內改建建成。 1919年2月，粵連年頻發水旱災害，災變迭至，出現米荒。此次米荒為數十年所未有現，饑民遍野，慘不忍睹。炳謙決定救災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思考一個萬全之策，大力支援家鄉人民，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炳謙想到年前成立的粵僑商業聯合會，這是他等廣幫商人在廣肇公所的基礎上發起成立的組織。廣肇公所是一個老牌的民間團體，徐潤在上海創業時成立。 1918年上半年，霍守華、馮少山等廣肇公所新派人物與一眾元老意見不合，廣肇公所陷入分裂狀態。炳謙作為廣肇公所董事，非常讚賞新派人物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但他並不希望廣肇公所從此分裂。社會動盪時期，廣幫商人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商業團體，來鞏固幾十年來在上海取得的成就。於是，粵僑商業聯合會這個純商業組織應運而生。成立當天，潮州會館、潮州糖雜貨聯合會、雜糧幫慎守堂、進出口幫裕安堂、糖雜貨幫廣安糖、綢布幫守經堂、皮木幫慎安堂、肇慶同鄉會、南海會館、順德會館、三水勇義堂、東莞保安會館等都來慶賀。廣肇公所新舊派人士送來了賀儀，並極力要求炳謙繼續擔任廣肇公所的核心董事。 炳謙說幹就幹，分別給廣肇公所舊派人士黃式如、馮少山、唐紹儀掛了一個電話。第二天，他們分頭行動起來。 1919年，南北軍閥爭個你死我活，各種政治勢力此起彼伏，外國瓜分中國，步步緊逼。在國將不國之際，由政府來組織救災絕對是行不通的。經過簡單討論，炳謙決定單幹，很快組織一個以上海為中心的民間平調網絡。 今次從蘇皖地區將大量的糧食運回廣東，並非易事。世界大戰剛結束，西洋各國因糧食短缺，搶米風潮不斷，各國買辦已把目光瞄向了長江沿線的產米區域。國內南北軍閥對峙，軍糧短缺，地方軍政府更不會輕易地將糧食這一戰略物資拱手讓人。當時《申報》報導，廣東政府曾向上海總商會發來200張免稅護照，希望江蘇政府能對平調米放行，並進行稅收優惠，但很快江蘇省政府以議會未通過為由，否決這一請求。平調之難，早在意料之中。 3月7日，炳謙在二百餘人參加的粵僑商業聯合會特別會上宣佈，首批超過二萬石（16000袋，每袋140斤）的平調米已採辦完成。他和黃式如通過個人關係辦來“米照”（當時糧食外運，需要辦“護照”），向輪船招商局租定的船隻已駛向蕪湖裝貨，第一批平調米，最快月中可運送到災區。 散會後，炳謙親自向由廣州南洋煙草公司簡照南兄弟、廣東滙豐銀行買辦陳廉伯等發起的糧食救濟委員會，發去一份電報。簡照南、陳廉伯接到電報後馬上會意，很快在當地報紙上，將蘇米即將抵粵的消息公諸於眾。雖然幾十萬饑民仍處於奄奄待斃的慘境，但平調米的消息，卻如一種神奇的力量，穩住了每天都在不斷瘋漲的米價。 首批米運抵廣州不久的一個晚上，粵僑商業聯合會在上海虯江路上海大戲院義演。炳謙率先上台，熱情洋溢地向三千多名鄉紳名流發表演說，稱首批平調米到達廣州後，廣州米價日跌，雖斗米千錢，諸位個個功德無量。演講剛結束，助手立刻走上前去跟他耳語了一番，他的臉立刻沉了下來，但為不掃諸位鄉紳的興致，他帶頭唱了一段粵曲。深夜12點，義演散場。炳謙回到家後難以入睡，助手帶來的消息就是最近一直困擾他的問題：除首批平調米成功運抵廣州外，之後陸續運出平調米，仍被海關扣押著。對此，炳謙其實早有防備。在租用船隻時，他所選船號不是輪船招商局，就是叫得起大名的洋行貨輪，或直接租用掛著洋人國旗的外國輪船。如此大規模往外運糧，不免引起各方的猜疑。尤其是北方軍閥，對廣東商幫支持孫中山革命軍政府，更是懷恨在心。掛著洋旗的商船，看來也走不通了。 宋子文、李宗仁、杜月笙、張謇、蘇葆笙……很快，炳謙想到這些響噹噹的人物，他們或許能幫上忙。不知是給面子這些大人物，還是給錢消災，抑或是北京、上海、廣東各地要求放行平調米的請願活動不斷爆發，給當局施加壓力，後來被阻的平調貨輪，都放行了。之後，每隔一周，廣州到達一船平調米，災情很快得到緩解。為保證平調米公平發放，廣東糧食救濟會派專員對平調米收磅入倉，並派專員收發，成立稽核部。之前成立各種平調公所，全歸糧食救濟會管理。當時，炳謙被選為救濟會名譽總理。他再一次發揮自己的正能量，建議糧食救濟會在每一處發放點，豎起捐款大戶的商號或會旗。一時間，社會好評如潮。那些鄉紳名流心裡舒坦，捐款時出手更大方了。 1919年4月，知名人士徐固卿聯合胡漢民、吳鐵城等發起善後協會，4月20日抵達上海，與滬上粵商翹楚進行商討。胡漢民將在粵地看到的情形悉數道來，辛亥革命以來，多個省軍隊集中在廣東，稅收繁重到了極點，使當地民窮財盡。社會治安更是混亂，盜賊勒索搶砸橫行，運輸不通、商販絕跡；政府官吏還魚肉百姓，許多大商巨賈投奔洋人旗下，或避難港澳等地，民不聊生。當時記者就此問題，請會長炳謙發表看法。炳謙說：以上痛苦比米荒更甚！並贊成善後協會擬定的包括禁賭、治河、裁兵等事宜。隨後，他又表示，即將到來的5月正是廣東青黃不接之時，平調大米將源源不斷運往廣州。 在炳謙等領導下，粵僑商業聯合會堅持不懈，堅持了數月，籌集資金上百萬元，共採辦36萬石蘇皖大米，分14批運抵廣州，最終成功幫助鄉親應對了這次百年不遇的米荒。歷史上民間團體為平災荒，組織多次糧食平調，但此次大規模平調，堪稱空前。 炳謙積極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粵僑商業聯合會認購南京國民政府發行的二五庫券達十萬元。 孫中山去世後，炳謙被推舉為赴粵參觀的首批代表，因事未能成行。 1938年7月，炳謙在澳門去世，終年78歲。 宋子文、吳鐵城、杜月笙、馮炳南等寓居澳門名人組成治喪委員會，宋子文題“典型猶在”，李宗仁題“潛德幽光”，杜月笙題“蓬島歸真”，這是對陳炳謙一生行善最好的注腳。[1]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何香凝以傷兵醫院名義，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呼籲各界人士踴躍捐輸。陳炳謙向中國紅十字會捐助一萬銀元，並借一輛大汽車給紅十字會和粵商公立兩醫院，用來救護傷兵。[2] 陳炳謙娶有妻妾六個，生育子女多個。後來，其子女不斷為遺產之事發生糾紛。[3]陳炳謙兩個兒子在上海曾遭到綁架。[3][4] 現存陳炳謙之子長子陳木、次子陳勝的兩間大屋，都在珠海市梅溪村。[5] 1930年，陳炳謙豪宅在上海華山路與烏魯木齊中路交叉處（近華山路）一側，建造一幢保存較完整的中國傳統宮殿式住宅。無論在建築造型，還是色彩運用，其藝術處理水準達到日臻完善的程度。首先屋頂、牆身、台基三部分組合而成的建築形體構圖方式，使中國古建築造型達到了功能、結構、藝術的完美統一。這把具有中國古建築特色的“三段式”構圖的三個要素完全表現出來，屋頂採用重簷清代大式建築中的廡殿大屋頂，微微向上反曲的屋簷，屋頂轉角處的起翹，以及屋面舉折形成的柔美的屋頂曲線，展示出一種穩定、舒展、飄逸的形態。屋面鋪蓋綠色的琉璃瓦，顯得清麗而宏偉。 陳家人一直居住至上海解放前夕，後移居香港。新中國成立後，上海房管部門接管陳炳謙豪宅，現作上海華山醫院化驗樓使用。[6] 現錄陳炳謙賀潘飛聲（1858-1934）60歲壽誕的對聯一副：[7] 歲曆大撓一甲子； 詩同故里十先生。 [1].《陳炳謙與史上最大民間平調》，載“中山網＂，2012年3月15日，http://www.zsnews.cn/Culture/2010/09/12/1516356.shtml。 [2].陳麗鳳等：《上海抗日救亡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64-165頁。 [3].馬學強、張秀莉：《二十世紀前期買辦及其社會生活狀況研究》，載《社會科學》，2007年第12期。 [4].許維雍、黃漢民：《榮家企業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245頁。 [5].陳素璧：《閘北巨富梅溪義紳尋蹤珠海歷史名人陳炳謙》，載《珠海特區報》，2012年7月15日。 [6].《陳炳謙住宅華山醫院5號樓》，載“新浪地產網＂網，2009年12月28日，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09/06/16/26263.html。 [7].《潘飛聲》，載“搜搜百科＂網，2012年11月18日，http://baike.soso.com/h42639156.htm。

李際唐，原名李翹燊，字賢發，號際唐，以號行世，新會縣七堡鄉（今屬江門市新會區七堡鎮）人。進士。澳門知名富商李鏡荃長子。[2] 李氏家族很早投資銀店生意。祖父碧光堂，1881年與盧九、蔡康等人合作經營寶行號錢銀生意。 父親李鏡荃（光）除經營闈姓外，多次承充經營澳門火水（煤油）、火藥生意，成為當時著名的硝商；1911年出任公鈔會副會員，擔任公鈔會會員，同時被公鈔局列為“納公鈔至多之人”；1913年1月，澳門商會成立，他被選為副總理，成為新一代華商領袖。 母親陳氏。兄弟三個，李際唐居長。二弟李翹慶（保榕），又名李子農，生於1884年。三弟李耀倫，生於1901年。[1]1903年，李際唐兄弟三個都加入葡籍。[3] 李際唐自少聰穎，愛慕功名，1903年7月獲雋秀才，8月高中舉人。 1901年，清廷要改革腐朽的科舉制度，1903年，朝中遍傳“明年是最後一次科舉會試”的消息，並且得知這“最後一科”主持人是慶親王奕劻的親信戴鴻慈（廣東佛山人，時任戶部侍郎） 。當時廣東三大賭王之一的“文賭王”劉學詢得此消息，親自北上赴京，以20萬銀元得到兩個翰林和一個進士的名額。回粵後，劉學詢將這三個“會試必中”的科舉名額，交代給他親信師爺梁鴻藻（新會小鄉人、光緒十九年癸己恩科舉人）私底下兜售，並要求每個名額價格不少於十萬銀元。 梁鴻藻隨即到澳門找到他的同鄉兼同科舉人馮作彝。當時，馮作彝擔任澳中大賭商李鏡荃的家庭教師。馮作彝把梁鴻藻介紹給李鏡荃，並極力主張李鏡荃“扛下一名額”，將李際唐“拱作翰林”。馮作彝據實告訴李鏡荃，其子學問文章詩賦都不怎麼樣，若不花錢“扛名”，根本不可能中進士。若李際唐中進士、獲點翰林，就成為“澳門第一人”，李氏家族自然成為“澳門第一門”了。聽罷，李鏡荃怦然心動，決定出十萬銀元買下一個“翰林名額”。[3] 1904年3月，李際唐參加光緒甲辰科會試，榮登二甲第38名進士[4]，4月被欽點為翰林，成為澳門唯一一位太史。 喜訊傳到澳門，李家大宅賀客盈門，連澳葡官員都前來道賀。民眾以為李鏡荃必定大肆鋪張慶祝，必有一番熱鬧喜慶。誰知道，李鏡荃只是祭祖和擺家宴了事，連鞭炮都沒在門口大街上燃放。因此，坊間起疑，李際唐以十萬銀元代價“扛得”翰林的傳言，越傳越火。 早年位於澳門南灣街的太史第（今合署大廈之側）聖旨高懸，門前“肅靜”、“回避”的高腳牌分列左右。[3] 李際唐一直在商界無聞，20世紀20年代，澳門先後興辦各類新式的中小學校，他自己獨資創辦際唐義學，學校從形式到內容基本上仿效西方學校，分年級上課，開設中國語文、數學、地理、歷史、音樂、圖畫等課程。[5] 1931年11月27日，李際唐和范潔朋、高可寧、畢侶儉等發起成立的“澳門籌賑兵災慈善會”，成為澳門最早成立的有影響的救亡賑難團體。慈善會成立後，召集澳門各個行業，如疋頭行、理髮行、番攤行、鮮魚行、火柴廠、戲院等商討向國內抗日將士捐輸事宜，募集十萬元，為抗日救國作出重要的貢獻。[6] 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時，李鏡荃積極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不顧李際唐等親友的反對，義無反顧地資助革命黨人，公開為孫中山革命活動撐場，長期接濟孫中山在澳門的家眷十多年。他多次在澳門和廣州與孫中山會晤，每次一定贈送孫中山金錢逾千元，無條件大力支持革命。[7] 1925年3月19日上午11時，孫中山靈柩從協和醫院移至稷壇大殿。中山舉行移靈之前，在協和醫院行宗教式之祈禱禮，右紼為何香凝、鮑爾汀和李際唐等人。[8] 李際唐撰有《重修雲步李氏宗譜序》。[9] 1904年，商衍鎏和朱汝珍與李際唐同年榮登進士，朱汝珍成為榜眼，商衍鎏成為探花。 朱汝珍《文選》中的《李際唐同年五十雙壽序》，結構嚴密，佳句紛呈“時見天日清明，風物閒美，使人心曠神怡；時見風雨馳驟，波濤澎湃，使人驚心動魄。俯仰其際，百感為之交集也……”[10] 1949年，商衍鎏到澳門探望李際唐，並作詩一首： 《懷李際唐翹燊》[8] 一別春明後，華胥四十年。風波南海外，夜雨大江邊。 庚癸呼時諾，甲辰雌共憐。蒼茫嗟獨立，天際自飛鳶。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81-183頁。 [2]黃德鴻：《澳門掌故》，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第256-257頁。 [3]金英傑：《澳商“標尾會”子成進士》，載《新報》，2013年6月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4291。 [4]朱保炯等：《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865-2866頁。 [5]黃啟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第457-458頁。 [6]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68頁。 [7]金英傑：《靈芝藥房秘密搞革命》，載《新報》，2013年6月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8]《在協和醫院為孫中山遺體行宗教禮後移至中央公園稷壇》，載“中山網＂，2008年11月12日，http://www.zsnews.cn/Column/2006/08/21/588244.shtml。 [9]國學文獻館：《國學文獻館現藏中國族譜序例選刊初輯李姓之部》，台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館，1983，第325頁。 [10]《朱汝珍》，載“搜藝搜＂網，2013年6月6日，http://art.findart.com.cn/328782-baike.html。

女。20世紀30年代初組織澳門婦女互助社，以全新織造廠工人為主體，開展婦女運動。1933-1964年期間，應陳天心之邀，投資《大眾報》，成為合股人，親自主理經理部工作。抗戰時參加四界救災會工作，獲選為理事，出錢出力，支持抗日救亡愛國運動。

陳天心，又名陳亞基，澳門《大眾報》創辦人。 1933年7月15日，天心創辦澳門《大眾報》，並擔任首任社長，在新聞戰線上全力支持救亡活動；並擔任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出版股主任。《大眾報》是澳門現存中文日報中創刊歷史最長的一份報紙。1946年後停刊，1948年由蔡凌霜復刊。1982年該報曾設葡文版。現在每天出紙兩大張，外銷至珠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澳門報人與澳門同胞一起積極地投身抗日救亡工作，當時《朝陽日報》、《新聲報》、《大眾報》，成為澳門同胞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宣傳陣地。 30年代，天心和曾枝西女士合作創辦《大眾報》，時值中國內戰，當年澳門人口不足15萬，一般工商業落後，社會經濟蕭條，辦報不易。在這樣的環境中，天心毅然創辦《大眾報》。為了節省開支，他與陳少偉創辦的《朝陽日報》共用社址，設於營地大街104號，資源分享。 天心原任職於葡僑商人殷理基創辦在新馬路的殷理基洋行，他對辦報抱有雄心壯志，但財力薄弱，難展拳腳。在徵得曾枝西（其夫婿為全新織造廠廠長陳卓禧）參與投資，合作經營。曾枝西對新聞事業具有濃厚興趣，且經濟充裕，對擴展業務幫助很大，她親自主理報社經理部工作。開辦不久，經曾枝西之邀，陳少偉加入報社，擔任編輯兼外事工作，成為《大眾報》的一員主將。當年《朝陽日報》、《大眾報》兩報關係密切。1935-1937年，在兩報合作經營一段時期，開展社會服務，並成立一個“朝陽大眾服務社”，陳大白參與該項工作。這項服務在當年澳門是沒有先例，並非金錢上的資助，而是一項排難解紛的工作，為讀者和居民所提出的疑難之事盡量協助解決，本著“助人解困、盡力而為”的宗旨，先後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可觀的成績。服務社設有圖書部，曾枝西斥資捐出一大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學科書籍，以供無力升學或有志讀書的貧困青年自修之用，社會人士對服務社都給予好評。1937年秋，兩報工作人員忙於救亡活動和宣傳等工作，無法抽調人手，服務社只得停辦。當時澳門社會環境惡劣，天心從不氣餒，悉心經營，想方設法推動業務，擴大廣告收入，終於闖開了局面，業務取得發展，銷路日漸增加。同時，著重增強各部門人手，充實各版版面。不久，曾奇玉、劉偉海先後加入採訪部，擴充本地新聞版，搞得十分出色。專欄作者羅夏亦應邀主理副刊版，內容知識趣味並重；青年骨幹譚福賢等多人加入服務，擔任營業和廣告等工作，使業務得到進一步發展。 1937年下半年至1941年，《大眾報》業務蒸蒸日上，進入一個興旺時期。“七七”事變爆發後，澳門立即沸騰起來，掀起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國熱潮。由於國內戰火漸向南移，各地人士紛紛遷來澳門，人口大量增加，工商各業隨之興旺起來。期間，《朝陽日報》、《大眾報》報同人聯同發起組織抗日救國社團——澳門四界救災會，並全力投入救亡活動，成為抗日救國宣傳的尖兵，是澳門報業中史無前例的創舉。兩報在社會上享有頗高的聲譽，更為澳門愛國報業史增添燦爛奪目的光彩。省港著名報人紛紛來澳門，先後加入《大眾報》、《大眾晚報》工作，加上澳門多位資深作者和好手加盟，人才鼎盛，一時無兩。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前，國內著名報人陳霞子停辦《七十二行商報》來到澳門，加入《大眾報》主理副刊版，先後親自撰寫不少佳作，其中他所撰最有名的偵探小說《偵緝膽》和新派武打小說《芝加哥殺人王》等，刊出後膾炙人口，大受歡迎，成為最暢銷的讀物。陳霞子《大眾報》工作歷時四年。不久，香港有名報人梁寬、衛漢光等來到澳門加盟《大眾報》，梁寬任評述，衛漢光擔任編輯，業務更有發展。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前，局勢日益緊張，香港著名報人何文法、余寄萍等為避戰亂，先後來到澳門，應天心之邀，為《大眾報》效力，何文法撰寫專欄文字，余寄萍點評言情小說。當時《大眾報》的副刊版，風行一時。除增強採訪部、副刊版和時事評述外，從1938年起，天心著手擴充體育版，邀請體育界作者方肇麟（筆名“鐵面人”，後為《體育週報》負責人）主理，並擔任專欄評述。1941年由抵澳不久的香港體壇名將雷學欽接替工作，香港重光後，雷學欽才返港。1938年更邀得資深報人、書畫界人士黃蘊玉（偉俠）加入副版服務，撰寫小說和各類稿件，歷時七年，期間，資深報人何曼公為《大眾報》撰稿兩年多。 廣州淪陷後，來澳內地人士不斷增加，澳門市面日益興旺。為適應當時市場需要，1939年夏，天心出版《大眾晚報》，邀得香港有名報人柯武韶、梁寬、楊柳等助陣，負責編務和撰寫稿件，同時黃蘊玉主理娛樂性副刊。由於消息快捷，內容富趣味性，銷量激增。1942年初，澳門和週邊情勢惡劣，更因虧蝕關係，《大眾晚報》決定停刊。抗戰後期，1942年起，天心和曾枝西經營的《大眾報》進入最艱難時期，種種苦況和艱險接踵而至。為了堅守抗日救國的立場，在處理新聞和稿件時，他們絞盡腦汁，步步為營，稍不小心，就惹上麻煩。由於當年澳葡當局受到日方的壓力，執行嚴格的新聞事先檢查制度，造成澳門史無前例的新聞災難。當時，報社收入銳減，全體員工經歷苦難的歲月，既受持續糧荒之苦，夜晚工作更嘗透分區停電點蠟照明之艱辛，職工要減薪，家屬要捱稀粥或粟米飯，過著異常清苦的生活，但毫無怨言。白新聞紙空前昂貴，使經營百上加斤，雖敵偽組織利用免費供應紙張以達到其收買目的，但報社從未因此改變初衷，使用粗糙的玉扣紙印刷，堅持繼續出版。1942年敵偽開辦的喉舌報《西南日報》，除收買少數新聞界敗類作其工具外，先後向《大眾報》報社、報社負責人和主要編採人員打主意，各人立場堅定，不與敵偽同流合污，在救亡戰線上沒有一個人掉隊。 1946年，天心一家遷往廣州。1947年《大眾報》暫時停版。1948年初由蔡凌霜接辦。新中國成立後，天心投身於建設事業，先後從事文史、文字改革和教育等工作，表現積極，在報上發表不少文章。“文革”期間，天心被下放到農村去，受盡折磨，終因體弱多病，鬱鬱而終。 打倒“四人幫”後，陳天心獲得平反後，恢復了名譽。他從獻身報業到回國參加建設事業，歷時30多年，一生為新聞事業、祖國建設事業作出巨大的貢獻，功不可沒。[1] [1]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第21-50頁。

廣東台山人，生於澳門，趙斑斕之子。曾任廣東省政協委員，第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澳門政府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華僑報》社長，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長、監事長，澳門台山同鄉會會長，趙斑斕文化藝術館館長，澳門基本法協進會監事等職務。

新聞工作者。廣東台山人。父親是香港一名裁縫，家境並不寬裕。少年時就讀於香港華仁書院，未讀完中學，即考入華僑日報社為校對生。一年後，升為外勤記者，幾年後升為要聞主編。1937年奉社長岑維休之命到澳門創辦《華僑報》，出任社長。抗日戰爭期間，《華僑報》積極宣傳抗日，受到讀者好評，報紙發行量迅速增至一萬份，破澳門報業紀錄。1966年購入《華僑報》全部股份，獨自經營。1968年參與創辦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任理事長。今趙斑斕藝術館即為紀念他而設立。

民國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6月15日，清末著名維新派人物鄭觀應在上海提籃橋招商局公學宿舍病逝。1923年遷葬香山之前山。鄭觀應，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晚號羅浮待鶴山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十七日生於廣東香山縣雍陌墟。鄭觀應自幼經常出入澳門，既接觸到了現代西方文明，也認識到澳門諸多的社會問題，最終在19世紀60年代開始撰寫、70年代結集出版的宣傳維新思想的名著《救時揭要》中，即有《澳門豬仔論》、《澳門窩匪論》、《續澳門豬仔論》、《求救豬仔論》、《論禁止販人為奴》等揭露澳門積弊的篇章。鄭觀應中年起在澳門居家置業。光緒十一年(1885)因賠保楊桂軒虧欠太古洋行鉅款而被拘禁於香港，後回到澳門，直至 1892年冬赴上海重入招商局，在澳門共度過8年的隱居生涯，並於1894年完成了成熟而完整的維新思想體系的皇皇巨著《盛世危言》。其時正值甲午戰爭爆發、維新變法運動興起之際，此書甫發行，即得到強烈反響，並刊印20多種版本，可說是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種，對後世也具有深遠的影響。鄭觀應由此也被譽為“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是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

卓犖，香山縣下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官塘村）人。攝影家、澳門攝影學會第一屆副會長、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 卓犖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國民政府官員。 抗戰期間，卓犖被委任為中山代縣長，開展抗日工作。中山淪陷後，他遷居澳門，繼續工作，搜集敵情。當時他住在新勝街，後為日寇所知，下令通緝。當時，卓犖預知消息，化裝連夜乘漁船逃往香港。[2] 抗戰勝利後，卓犖在香港經商，在半退休時期，經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門新勝街。[1]當時，卓犖愛上了攝影，因沖曬關係，在水坑尾一家“KK沖曬店”裡認識馮漢復和簡慶福先生，攝影興趣更濃。為了創作，卓犖走遍大江南北。後來，他和馮漢復創辦一家沙龍攝影院，生意不錯。 期間，一群愛好攝影朋友，準備組織攝影學會。卓犖知道後，大力支持，加入組織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門攝影學會成立，成為澳門有史以來第一個攝影學會，卓犖被選為第一屆副會長，後任會務顧問。澳門攝影學會是澳門一個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攝影組織。 卓犖擔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不僅攝影技術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在沙龍攝影院期間，他與別人合作不愉快，後來退出。 之後，卓犖覺得無所事事，再與好友經營一家攝影院，即蘭心攝影院，地點設在平安戲院隔壁（即後來永大疋頭鋪位），當時人才濟濟，業務蒸蒸日上，盛極一時。 後來，蘭心攝影院不幸被一場大火全部燒毀。禍不單行，卓犖染上腳疾，屢醫無效，行動不便。但他意志極堅強，不為腳疾而氣餒。不久，他在白馬行醫院對面重操舊業，生意大不如前，終於結束攝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犖去世，終年84歲。 好友聽聞消息，非常惋惜。卓犖為人慷慨率直，博學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攝影”版編輯提供卓犖生前的遺作，刊於報端，以志紀念。[2] 1978年9月，卓犖在石林亭石刻對聯一副，白底綠字，隸書：[1] 漫步曲橋尋畫稿； 閒憑奇石聽書聲。 橫額“石林”，卓犖撰，半坡書。 [1]鄧景濱、葉錦添：《澳門名勝楹聯輯注》，載“360doc個人圖書館＂網，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犖先生生平簡略》，載《澳門日報》，1989年5月22日。

陳淑英，女，原名陳妹，又名鄭妹，原籍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2]，生於澳門一個貧苦家庭。革命家。 兄弟姐妹五個，淑英居末。她兩歲時，母親去世，八歲時父親病逝。大姐八歲時被賣到香港。二姐十歲時被人拐走。二哥陳權在香港“亞洲皇后”號輪船當海員，另一個哥哥陳妃榆是香港某貨倉工人。[2]淑英與祖母相依為命。1924年，祖母去世，淑英赴香港投靠大姐，先在一個富有人家當婢女，後在一間製衣店當女工。 兩個哥哥早年參加革命鬥爭，加入中國共產黨。陳權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成為陳郁和鄧榮入黨的介紹人。在兄長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響下，淑英開始懂得革命道理，認識到窮人只有跟著共產黨革命，才能翻身解放。 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陳權、陳郁、鄧榮受黨的指示回到廣州工作，淑英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與第一批工人回到廣州參加革命鬥爭。期間，她認識陳郁、鄧榮等同志，參加組織安排的青年訓練學習班，與羅大妹、鄧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光榮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學習結束後，她被分配到海員工會宣傳隊工作，負責在勞動童子團學校進行活動，與大家一起唱歌學文化。宣傳隊分成幾個小組，帶著資料高舉紅旗到街道、公園及公共場所宣傳革命形勢，宣傳罷工委員會的主張，揭發資本家、反動派對工人的迫害，喚起民眾的覺醒；爭取廣大群眾積極支持罷工工人的鬥爭，加入示威遊行的行列。星期天，淑英積極開展募捐活動，將紙花圖畫等物品進行義賣。她與羅大妹、鄧金娣、周秀珠等女士全心全意投身到革命事業，對罷工運動作出積極的貢獻，被海員工會稱為“四大天王”。 1926年5月，由於革命需要，黨組織安排淑英與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建立地下聯絡站，負責轉遞黨的文件。期間，她扮成家庭主婦，周旋於鄰居少奶、太太中間，參與打牌，以掩護自己的身份，保護黨的機關安全，確保任務順利完成。9月，由於形勢變化，為了安全起見，上級決定撤銷這個聯絡點，把淑英調回海員工會。後來，她與其他幾個同志協助織造工會培養一批青年骨幹，從事宣傳活動工作。 1927年，廣州反動當局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到處殺害共產黨員、革命工人和革命婦女，封殺革命組織。省港罷工委員會被迫解散，海員工會被國民黨搞的“海員工作改組委員會”所破壞，廣州處於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淑英與羅大妹、鄧金娣、周秀珠等同志在海員工會的領導下，堅持地下鬥爭，秘密散發傳單，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叛變。羅大妹、鄧金娣在執行任務時被敵人發現而被捕遇害。戰友的犧牲更激發淑英的鬥志，她不顧個人安危，堅決接過烈士未竟的事業，繼續鬥爭下去。她膽大心細，眼靈手快，密切注意各種情況，見機行事，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務。 同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淑英和海員工會的成員及工人赤衛隊一起參加起義的戰鬥。當天晚上，她與其他同志一聽到起義的信號，隨著工人赤衛隊攻打惠福西路警察分局，佔領維新路市警察局、財政廳等，解救監獄一千多位同志。 天亮後，淑英和鄧榮在惠福分局附近站崗，暗中監視敵人的動靜。他們機警敏捷，從過往行人中逮到兩個國民黨任軍事法官、殘殺革命同志的劊子手，並將他們押解到指揮部就地處決，為民除害。 起義第四天，淑英站崗放哨後回到鄧榮家。當晚在家裡不斷聽到馬路和門口打殺聲、槍炮聲徹夜不絕，敵人要進行反攻了。為保守黨的秘密，她與鄧榮連夜把收藏的文件燒掉，撬開石頭把蘇聯列寧船來華時送的徽章及海員工會會章埋好。佛曉時，槍聲和喊殺聲停了，馬路上躺滿了革命士兵、工人、婦女的屍體。起義失敗了。 之後，陳郁和鄧榮前往香港。淑英與組織失去聯繫，只好隱藏在鄧榮家裡住了一段時間才到香港。她與組織聯繫上後，很快投入革命工作，在廣發洋服店當交通員。為了便於工作，她經常扮成學生，完成通知開會或傳遞文件等任務。這時，鄧榮在俄國皇后船上找到工作。淑英與鄧榮在革命鬥爭中相識相愛，後結為夫妻。兩年後，鄧榮調到岸上負責團工作。 1930年5月，由於叛徒出賣，鄧榮在香港被捕入獄。40天後，港英當局把鄧榮他們驅逐出境。淑英跟隨鄧榮去上海，在船上鄧榮被同民黨特務跟蹤，船一到上海，鄧榮又被抓走了。淑英也被敵人跟蹤脫不了身，但為了尋找二哥陳權營救丈夫，她只好披頭散髮裝成瘋子找到二哥家，不幸二哥被敵人抓走了。她無法營救鄧榮，敵人對鄧榮威脅利誘卻一無所獲，不久把他解回廣州殺害。鄧榮犧牲時才22歲。同年11月，陳權在上海壯烈犧牲。 在丈夫鄧榮和二哥相繼犧牲後，淑英從上海返回香港。期間，國民黨特務企圖從她身上找尋在鄧榮那裡得不到的線索，先後寫過幾封假信，騙她去廣州，但她識破敵人的陰謀，始終沒有上當。 1931年，淑英與組織失去聯繫，生活沒有著落的情況下，回到家鄉。由於家鄉沒有親人，只好投靠中山五區界沖村舅舅。從此，她改名換姓，跟舅舅姓鄭，叫鄭妹，靠打柴度日，生活艱難。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淑英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成為互助組合作社的帶頭人，1950-1977年，她連續多年被選為縣、省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先進模範代表。 1958年，淑英調到前山公社翠微敬老院擔任院長一職，她把敬老院當成自己的家，認真負責，勇挑重擔。當時院裡有50多位老人，每月鄉里撥給每人只有三元和口糧。淑英沒有工資收入，靠六元撫恤金和大隊配給的口糧生活。她沒向困難低頭，自己動手，開荒種菜，養豬養雞，想方設法讓老人吃飽吃好。遇到老人生病時，她總是無微不至地看護、照顧，端飯餵食，倒屎倒尿。就這樣，她一幹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她負責的老人先後去世為止。 1959年，淑英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9年，政協珠海市第一屆委員會成立，淑英連續擔任第一、二屆政協委員十年，她不顧年邁體弱，踴躍參加各種會議，積極參加市政建設大計的協商，經常用革命傳統教育青年下一代。請人代寫提案，為省、市政協、黨史部門提供文史資料數萬字。 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淑英安度晚年。 2000年，淑英在翠微病逝，享年91歲。[3] [1]珠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珠海市志》（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7頁。 [2]《陳權》，載“中國廣州網＂，2007年6月13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3]鄭靜等：《她為革命奉獻了一切——記參加廣州起義的陳淑英同志》，載《珠海婦女人物錄》，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59-66頁。

陳少偉，原名陳國棠，又名陳國燊，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生於香港。[1]澳門新聞知名人士。 少偉個性耿直，富正義感，樂於助人；愛好體育，成為體育圈的活躍分子。他少年時，入讀澳門聖約瑟修院，除學習中文外，修讀葡文課程，能說一口流利的葡語。之後，他在香港域多利戲院擔任總務和廣告部工作。 1932年，少偉在澳門創辦《朝陽日報》，自任社長，社址設在澳門營地大街104號。為了籌措資金，他忍痛將姨母遺下的房產變賣作為經費，維持報紙的運營。抗戰前，澳門人口不多，一般工商業不發達，《朝陽日報》廣告收入少，每月入不敷出，經營困難。後來，得到體育界好友資助資金，維持一個時期。之後，得到熱心報業的曾枝西女士的大力支持，使得報社以繼續運營。 1933年，陳天心創辦《大眾報》，為了節省開支和適應當時社會環境，少偉將《朝陽日報》與《大眾報》合作經營，資源分享，社址共用，成為姐妹報紙。抗戰爆發後，《朝陽日報》和《大眾報》並肩作戰，成為當時澳門民辦報紙中兩面愛國旗幟，為抗日救亡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除經營《朝陽日報》外，少偉加入《大眾報》工作中，擔任編務和外事主任。他工作認真勤懇，熱心扶持後進，循循善誘，備受同行敬重。他廉潔正直，寧過清苦的生活，絕不做有損國家和民族之事。1942年，敵偽在澳門開辦的喉舌報《西南日報》，對少偉威迫利誘，但他一直堅守愛國立場，不為所動。抗戰期間，他奮起投身抗日救亡工作，與兩報同仁共同發起組織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全力支援組織回國服務團，獲得大家一致推舉他擔任主席。 少偉擔任主席四年多，為抗日救亡事業鞠躬盡瘁，不辭疲勞，廢寢忘餐，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同時，他非常重視新聞戰線上的宣傳任務，《大眾報》業務日益興旺，銷量大增，成為強有力的愛國宣傳陣地。他傾力投入澳門四界救災會各項活動，無暇兼顧《朝陽日報》事務，1939年《朝陽日報》停辦，全力發展《大眾報》。此舉有利於集中力量，加強抗日救國宣傳工作。1948年起由蔡凌霜接辦《大眾報》後，少偉仍繼續任職，兼管採訪部工作。 少偉一生致力於新聞事業近40年，在澳門新聞界享有較高的聲望。1971年1月，他患上不治之症，但他敬業樂業，繼續堅持新聞工作。4月才入院留醫，病榻上他仍不忘報社工作，後來病情惡化，極度痛楚，他從沒呻吟一聲，令人感動。5月25日，不幸病逝，終年62歲。 陳少偉葬禮在鏡湖殯儀館舉殯，逾千中西各界人士前來弔唁，為新聞界失去良才而哀悼。《大眾報》第二位社長蔡凌霜在報上寫了一篇情辭懇切感人的悼辭，讚揚他一生的功績。 陳少偉的妻子蔡維亞、女兒陳令儀，居住香港。[2]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頁。 [2]陳大白：《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

鍾子光，原籍廣東省潮州市[1]，遷居澳門。知名澳門富商。 1932年，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成立，1935年獲專營權，承辦人為羅保、鍾子光、何善衡、梁昌、何賢、何添等人，由鍾子光管理。後由羅保之子羅碧接手負責，1947年由何賢接管，1982年公司改組，何賢出任董事長。[2] 1943年，何鴻燊自己開辦個火水（煤油）公司，並與鍾子光及梁基浩等人合作，開火水提煉廠。由於經營有道，一年下來，賺了不少錢。當時澳門電燈公司所用燃油，八成由他們供應。[3] 1945年初，鏡湖醫院慈善會值理換屆改選，金融界鉅子、恆生銀號林炳炎出任主席，他上任後領導機構進行改革，把值理制改為董事制，選出一批為人正直、品質優良的值理繼續留任，何賢、鍾子光任副主席，柯麟當選為董事並被聘為院長。關於手術室問題向澳督提出交涉，終於獲得解決，先後發放黃仲敏、黃耀街、連忠介三位醫師外科執照。[4][5] 1947年，賀明高和鍾子光等人合作開辦一間煤油公司，當時，鍾子光服務於傅老榕公司。後來賀明高遭到澳門黑勢力的沉重打擊，煤油倉庫被手榴彈炸壞，受傷的黑道人物竟強行向賀明高索賠。[6]1948年開始，澳門政府將黃金進口生意批給一個由經濟局局長羅保、商人何賢、鍾子光等組成的恆昌公司經營，從外國（主要是英國和南非）進口黃金，這些貴金屬從國外用飛機運到香港，再用飛機轉運到澳門。當時飛航港澳航線的水陸兩用客機，在黃金運到香港時，負責轉運黃金到澳門的任務梁昌也在恆昌公司任職。[7] 1948年，澳門開始有了公共汽車服務，鍾林輝出資，慘澹經營三年後，由何賢、梁昌、羅保、鍾子光四人集資接辦，公司定名為澳門福利公共汽車公司，但仍虧損。1988年，該公司只有14條行車路線，車輛39輛。該公司進行改組，以新福利公共汽車公司取代舊公司。同年11月，澳葡政府與“新福利”和“澳門”兩家公共汽車公司重新簽訂合約，改善服務，解決市民乘車難的問題。[8] 香港銅鑼灣怡和街“美珍香”租用之地鋪，1951年，鍾子光與友人以36萬元購入，2012年10月，以3667元/平方英尺天價租出，保守估計地鋪市值達六億元，令持貨逾半個世紀的鍾子光家族身家暴漲，估計物業升值約達6000倍，造就一代鋪王傳奇。[9] [1]經濟導報社：《香港商業手冊》，濟南：經濟導報社，1960，第156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46頁。 [3]馬家斌等：《現代商界大角逐》，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93，第19-20頁。 [4]鄧開頌：《粵澳關係史》，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99，第494頁。 [5]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第139頁。 [6]鍾連城：《賭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212頁。 [7]《細說澳門故事——澳門巨富梁昌致富之路（澳門舊話）》，載“文匯資訊＂網，2010年9月30日，http://info.wenweipo.com/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22930。 [8]湯開建：《今日澳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170頁。 [9]《“美珍香＂鋪值六億暴漲六千倍　鍾子光家族持半世紀造就鋪王傳奇》，載《香港經濟日報》，2012年12月31日，http://www.hket.com/eti/article/6bdb5f43-5b0b-4c35-906d-a1fd2c34458e-145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