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的澳門國慶牌樓史，演繹出許多感人的故事，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參與者的赤子情懷，樸素、無私的愛國主義感情。

在很長的歲月中，國慶牌樓組只是澳門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籌委會的一個下屬組織，這是一個群體符號，沒有媒體提及牌樓組究竟誰在負責，誰將牌樓設計、裝扮得美侖美奐。直到21世紀澳門回歸後，當人們回憶起牌樓的歷史時，他們才開始讓人注目。讓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們當年大都是澳門工會的成員，是業餘的美術工作者。

當年主持牌樓的工作的，除梁培、譚立明之外，真正一線工作的負責人有陸昌（總設計師，又稱為陸總）、梁惠民（澳門清平戲院美術工作者，抗戰時參加過澳門四界救災工作，加入回國服務團後，第一批赴前線作戰，最後一個回到澳門，後來終身服務於教育事業）、盧錦、張耀生、吳樹倫、錢耀宗等。木工負責人為伍培，電工為何坤、棚工為蔡妹。

作為總設計師、具體負責牌樓工作的人員，陸昌在抗戰時期當過劇團的佈景、裝置及化裝工作，戰後任戲院美工，20世紀50年代與關萬里、梁惠民、譚智生等籌設澳門美術協會，並加入澳門工會聯合會。陸昌說，他當年一路跟隨譚立明校長，後又參加澳門工會組織，擔任工聯會副理事長。之所以出來主持牌樓工作，一則是愛國熱情所致，二則也是“逼上梁山”。因為當時澳門有名的美術工作者，對當時政治環境有顧慮，不願出來為國慶牌樓工作。

當年直接參與牌樓製作的美術工作者後來成為澳門美術協會的主力骨幹，曾一同協助參與過牌樓工作的孩子們，即黎鷹等大都走上美術工作之路。80多歲的陸昌，經歷過無數風雨，不會輕易流淚，在回憶國慶牌樓時，他卻哽咽不止，心潮澎湃，這位老人留下的只有那一代人才有深刻體會的一行熱淚。

是的，20世紀50、60年代澳門政治環境複雜，國共鬥爭激烈，又在葡萄牙人的統治下開展工作，這批需要養家糊口的美術工作者、工人，不計報酬，義務地為牌樓服務了整整20年。他說，在牌樓設計人員中，除個別人員中途退出，大部分都堅持了20個酷暑，每年一幹就是兩、三個月，睡在牌樓製作工場，吃在製作工場，見不到家人，偶爾回來，與家人也只能是黑板、字條聯繫。陸昌的夫人蔡華嘉說起當年陸昌為牌樓工作得了闌尾炎而入院時的情形，讓我覺得這些牌樓工作者真不容易。因為國慶牌樓製作量大，工期短，設計、製作各方面的人員都全力以赴，通宵達旦，常靠喝咖啡、吃“生化片”提神。“生化片”無疑是興奮劑，吃多了，每個人臉上都油光光、紅撲撲，長此以往，對胃傷害極大，陸昌就曾因此入院治療。

參與牌樓設計、製作的，都憑着一顆愛國之心。如當時一些美工都是私人戲院的普通工作者，或普通教師，如域多利戲院的畫工盧錦、永樂戲院的吳樹倫，身為美術教師的梁惠民。他們是國慶牌樓設計、製作隊伍的中堅人物，其中鏡平小學的梁惠民專責構圖，由於天氣較熱，他整天穿着寬鬆的短衫、短褲，繪圖時也煙不離手。陸昌指出，其實梁惠民家庭負擔很重，家有五個孩子，夫人多病，生活艱苦，就是這樣，他仍然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恆，參與牌樓的製作。盧錦是這支特殊隊伍中年紀最大的一位，很關心人，為人也很風趣。陸昌說起“字王”錢耀宗時，仍然一副佩服的神情。

吳樹倫是當時難得一見的胖子，炎熱天最讓他難受了，但是他也與牌樓過度了20個酷暑，見證澳門國慶牌樓的歷史。

後期參與牌樓的有一批年青人，黎鷹、廖文暢、李正剛、姚豐、潘錦霞、潘錦玲、陸波、陸曦等。

在初創階段，設計師照樣搬材料、參與牌樓的搭蓋，設計師也經常在肩上搭着一條繩子，上棚架，將木製品一件件弄到上面安裝。有時也當起清潔工，將施工場地打掃得乾乾淨淨。經常捱夜，使不少人十分疲勞，有的甚至在搭牌樓時做着做着就睡着了。他們說，現在想起來還心有餘悸。到後來，牌樓組才請搬運工人搬運材料。

陸昌提到了如曾參與花式設計的關萬里，來探望過牌樓製作人員的藝術家譚華牧等。

在這些熱心參與者的記憶中，最難忘的還是1965年牌樓被颱風吹倒後，他們一日一夜內重搭牌樓的事件，這一幕成為一代澳門人難以忘卻的記憶。1965年澳門國慶節前夕，已忙碌了個多月的牌樓工作組看着一座座精美的牌樓大功告成，矗立在新馬路、國際酒店、司打口等地時，鬆了一口氣。但一座巨型的牌樓卻意外遭到颱風“愛娜斯”狂風暴雨的吹打，塌了。一邊是距國慶日牌樓亮燈儀式不足兩天，萬眾期盼，雨還在下個不停；另一方面，在澳的國民黨勢力煽風點火，到處放風是“天怒人怨”，一旁看笑話。面對這樣的特殊境況，國慶籌委會召開會議緊急商量，牌樓組的負責人們表示，一定要重搭這座牌樓，顯示出澳門同胞熱愛祖國的激情，人定能勝天，沒有甚麼事情可以減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的歡樂氣氛。

9月28日，美工、棚工、木工、電工等分別召開會議堅決表示，不管風吹雨打，也不管甚麼困難，一定要趕在國慶前夕重新讓“工業建設”（因畫面為上海江南造船廠的萬噸水壓機造型，故此牌樓又稱萬噸水壓機）牌樓矗立起來（圖5）。按平時搭蓋牌樓的工作流程，一般是先搭蓋棚架，再裝置圖案，圖景全部裝置完畢後，再懸掛燈飾。這次他們決定棚架搭到那裏，木工就把圖景安裝到那裏，電工也將燈飾掛到那裏。

當天下午三點半後，木工、美工們馬不停蹄地趕製木架與繪製圖景，原有的人手不夠，木藝工會派出工友前往支援。這一宵，場內場外均無眠，棚工在風雨中堅持作業，美工與木工將圖景重新繪製出來，29日凌晨木工開始將圖景安裝，電工開始安裝燈飾。夜幕降臨了，這一年五座國慶牌樓一同璀璨亮相，映亮了澳門的夜空。陸昌用他喜歡的畫筆記錄了這激情的日子——《不懼颱風——重建萬噸水壓機》。

陸昌說，牌樓組除承擔搭建牌樓，還承擔澳門主要愛國社團的彩牌製作任務，因此工作任務很重。這些彩牌也以反映祖國內地建設成就為主題。他說，即使1970年他們不再承擔設計、搭蓋大型國慶牌樓的任務，之後在很長的一段時期裏，他們仍負責遊藝會、各類慶祝活動的裝置工作。

《中國大百科全書．牌坊》中稱，“牌坊又稱牌樓，是一種只有單排立柱，起劃分控制空間的建築。”它以簡約而細膩的表現手法形成獨特的建築形式，在中國古代建築中獨樹一幟。1949年以來澳門同胞搭建的國慶牌樓有它全新的時代意義。

弘揚了愛國主義：澳門的國慶牌樓不僅具有上述中國傳統牌樓的建築風格，更重要的是它有豐富的時代內涵，譜寫了一曲澳門民眾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壯麗詩篇。澳門同胞的愛國主義由來已久，聞一多的《七子之歌》中的一首澳門詩，寫出澳門同胞渴望回歸祖國的深情。20世紀30、40年代，澳門同胞熱情支援抗日戰爭，熱血青年奔赴抗日戰場，譜寫悲壯的愛國主義讚歌。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澳門迎來新一波的愛國熱潮，以一年一度的國慶活動最為重要。

因為每年一度的澳門國慶活動不僅鍛煉領導層的組織與動員能力，培養社會精英，而且調動了澳門居民的積極性、社會參與感，激勵了民眾對國家的深厚感情。因此澳門國慶牌樓是這場愛國主義社會動員運動中最閃亮的風景線，它不僅以有形的載體傳遞了祖國大陸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表達澳門人民對國家的感情，牌樓更成為澳門與內地溝通的橋樑。

澳門愛國同胞給傳統牌樓賦予時代新義，創造嶄新的牌樓政治新文化。澳門國慶牌樓宣揚國家建設成就，它已超越了傳統牌樓的忠孝節義文化。而且無論是設計牌樓的主旨，還是牌樓所表現的主題，牌樓的數量¹，遠非傳統牌樓可以比擬。這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後，澳門愛國同胞搭建的國慶牌樓不是個人榮耀的象徵，不為誰樹碑立傳，它要表達的主題是純樸的、集體主義的、愛國主義的。如1958年澳門教師在慶祝國慶時就招貼了這樣的標語：“我們只有一個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國慶——十月一日，一面國旗——五星紅旗。”這種愛國熱情，還可以從每年國慶節，澳門各愛國社團、企業、個人多委託牌樓設計製作組，製作小型彩牌，以至每到國慶，澳門大街小巷均是紅色的海洋、飄展的紅旗、閃爍的彩牌、耀眼的煙花、熱鬧的聚會，歡樂的舞蹈，彙成波瀾壯闊的愛國熱流。

國慶節因牌樓而精彩：對上一代中國人及海外華人來說，天安門是新中國的代名詞，澳門國慶牌樓曾是澳門愛國同胞心目中的一座座特殊的“天安門”。其中仿照北京天安門城樓的“天安門”國慶牌樓，則更是代表愛國同胞對新中國的情感。對無數澳門人來說，去不了北京天安門，但來到搭在議事亭前的“天安門”城樓合影留念，唱歌跳舞，也是他們對祖國的一番心意。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每年的國慶節，因牌樓而精彩紛呈的國慶牌樓，堪比中國人的農曆新年。每到國慶前後，牌樓前是人的海洋，燈的世界，牌樓確實給尚未回歸祖國的澳門同胞過上一個與祖國命運密切相關的節日，也是給祖國獨享海外赤子為她營造的歡樂氣氛²。

牌樓製作成為培養澳門藝術人才的新搖籃：長達20年的牌樓歷史，為澳門藝術人才的成長提供了難得的機會。當年最早參加牌樓的設計師、美工，將自己的孩子動員起來作為下手，這種實踐成為他們難得的人生履歷，對他們走上美術之路功不可沒。當年曾參加牌樓工作的孩子們，如今已是澳門美術界的棟樑，他們在回憶那段往事時，同樣充滿了無限的感慨。他們說，那時年齡小，只能配合大人做一些塗膠、配顏料的工作，但感到無限的新奇與有趣，一大群人一起就餐、一起工作，生活雖然簡單，但充滿了歡樂。這種難忘的經歷，正是日後他們走上美術之路的第一步，是他們當年參加牌樓工作所沒有想到的。

中國傳統的牌樓主要有木牌坊、石牌坊、琉璃牌坊、木石、木磚混合式牌坊，尤以石牌坊居多。有些牌樓歷數千百年的風吹雨打仍保存完好，真正達到了建牌樓使忠孝節義事流芳千古。但1949年澳門同胞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而搭建的牌樓是一種臨時性的建築，每到10月5日前必須全部拆除。因此隨着歲月的流逝，精彩的牌樓漸漸地遠離我們的視線，如今只能在一幅幅照片中回味。

臨時性的牌樓建築形式與澳門特定的政治環境、歷史有很大的關係。

鴉片戰爭以後，澳葡政府驅逐了中國設在“澳門城”內的官員，拆除大量中式建築，包括原由明清政府修建的城門、官衙、城樓。之後澳葡政府不斷將勢力推進到澳門城以北的中國村落，如望廈、塔石、龍田等，強行開路，許多中國傳統的建築，包括中國傳統的關閘門，毀於一旦，剩下的只有一些廟宇及個別祠堂。在殖民統治的澳門，中國居民的愛國主義活動時常受到澳葡政府的壓制。新中國成立後，澳葡官員雖勉強答應澳門中國人可以在澳門慶祝國慶，但不容許在澳門建永久性的愛國主義建築。

除了政治環境，還與節日的時效性有關。一年一度的國慶活動，包括葡國國慶，一般只有短短數日，對於短暫的國慶活動，不可能以永久性的建築來體現每一個年份的慶祝形式與內容的差異。何況，人們都希望標新立異，使每年的慶祝活動更加精彩。

另外，自近代以來，澳門一些大型的慶祝活動，也有搭建臨時牌樓的例子。如林則徐巡閱澳門時，澳門同胞曾搭彩牌樓，歡迎清欽差大臣的到來。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後，澳門同胞也一直在“雙十”這一天，搭牌樓以示慶祝。歡迎澳葡總督上任，澳門的中國人領袖也會搭牌樓表示歡迎。因此臨時性的牌樓慶祝方式在澳門曾相當普遍。

這大概是這些由澳門同胞於1949年開始搭建，用於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的牌樓，屬於臨時性建築的原因。

當然，牌樓每年建、每年拆，使這些建築成為歷史的回憶，除了照片、繪畫、當年的設計圖，這些華麗的建築已不可觸摸，給後人留下無限的感懷。

不過，事物總是相對的，這些非永久性牌樓建築賦予了澳門美術家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力求創新、發展。如今看來，這種創新、發展的精神，是澳門文化藝術、乃至社會生生不息的動力。

自古以來，澳門民眾對祖國的熱愛始終是濃烈的、長久的、可歌可泣的。作為曾親歷過1999年澳門回歸的一員，我永遠都將記住澳門同胞對回歸所迸發出的激情，這種激情不是30年前愛國激情的簡單重覆，而是世紀的沉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