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1年9月27日，澳門外海出現三艘神秘帆船，使整座城市陷入恐慌之中。葡人手忙腳亂把金銀珍寶搬進山頂上的聖保祿學院，還請求院長在必要時讓他們的妻兒也躲進裡頭，“如果上帝為了懲罰他們而讓敵人得勢。那麼，死在神父身邊也能讓他們感到心安。”學院的格雷羅神父在報告中感性的寫道。

這為緊接而來的衝突，抹上了一層聖戰般的氣氛。

葡萄牙人是慣於聖戰的民族。多年來，北非穆斯林就住在他們的對岸。在航海大發現的過程中，葡人既和北非的穆斯林戰鬥，也和東南亞的穆斯林戰鬥。年輕的國王塞巴斯提昂甚至在北非戰場上失踪。不少葡人仍舊深信，塞巴斯提昂最終會像救世主一樣重臨世間。

大聖戰有大英雄，小聖戰有小英雄。而這一次，英雄是艦隊司令唐保羅。他把居民組織起來，擋住從敵人靠岸之處到學院的必經之路。在格雷羅神父生動的報告裡，幾乎能聽到居民屏息以待的呼吸聲。

對方的旗艦掛著白旗，放下了一艘載有十二人的小艇。小艇還沒來得及登陸，就被唐保羅派出的帆船團團包圍。船上的兩個人被押到唐保羅面前，表明自己是荷蘭人。荷蘭人是新教徒，他們拒絕效忠羅馬教宗和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在歐洲分屬兩個不同的宗教陣營。

可是，喂，等等，即使如此，人家豎著白旗，派出十二人登陸，然後就被抓住了，這算甚麼虎頭蛇尾的劇情呀！幸好格雷羅神父提供了更多的資訊，來維繫劇情的緊湊：“（荷蘭人說）同船而來的人有七百多人之多，所以，我們的人在警戒中度過了一整夜。”

七百多人耶！相對而言，格雷羅神父筆下的澳門弱小得可憐：“這個城市沒有城牆，沒有堡壘，沒有守軍，也沒有火炮和士兵。因此，城市的公民就是在家裡也感覺不到安全…”位在山坡上用石砌成的聖保祿學院，竟然已是這城市最堅固的要塞了。

第二天，唐保羅再以數艘船迎敵，俘虜了另一艘嘗試登陸的九人小艇。敵人的艦隊從遠處看見後，立即起錨撤退。最後，格雷羅神父以傳統的宗教口吻，完美結束了這個故事：

好人得勝，壞人改過，一切都很完美，除了有一個荷蘭俘虜活了下來，設法回到了荷蘭，公開了他的遭遇。這位荷蘭人叫阿比烏斯，他的故事，和格雷羅神父的版本幾乎完全相反。在他的故事裡，內克司令率領的三艘船，作為最早到達中國的荷蘭艦隊，來到了全然陌生的廣東海域，準備到上川島和中國人做生意。在一場大風暴後，他們的船搖搖晃晃的到處尋找港灣。不久他們發現了一處沙灘，內克於是命令阿比烏斯等十一人，駕著小艇向居民請求補給。

如此的小隊伍登陸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是非常冒險的，隨時會碰上海盜、食人族、怪獸，和覺得海上漂來的東西都屬於自己的沿海居民。因此，當他們看見海灘上的居民揮舞著象徵著和平的旗幟，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基於對他們的信任，我們登岸了。”

這細緻的描述，正是為了強調葡人後來的暴行有多可恥：格雷羅神父所謂的“迎敵”，根本是子虛烏有。真相是葡人舉起和平的旗幟，引誘前來求救、沒有惡意的荷蘭人自投羅網，然後把這些哄騙來的客人幾乎全・殺・光・了！

阿比烏斯繼續描述葡人的行為：

明朝官員在唐保羅熱情招呼下離開了，把可憐的阿比烏斯留給葡人處置：

不久輪到阿比烏斯本人被刑求：

數天後，明朝官員再次嘗試和荷蘭人溝通。兩廣總督派來了一位宦官，要求和囚犯們直接溝通。葡人於是狡猾的把六個不會說葡語的荷蘭俘虜交給了宦官，並騙他說其他俘虜都失血過多死光了。葡人在中國混了近一個世紀，所以明朝官員要找葡語翻譯並不難。可是這是荷蘭人首次來華。明朝官員再神通廣大，也不可能找到荷蘭語翻譯吧？

就這樣，宦官說中文，而譯者說葡文，大家嘰嘰喳喳的說過不停，六名荷蘭人卻只能沉默地跪在地上。宦官無可奈何下，只好把葡人的一面之詞寫成報告，離開澳門向兩廣總督交差去了。六名荷蘭人一頭霧水的，又被押回大牢裡。

然而，氣還沒喘過來，一名住在廣州的葡人快馬加鞭地趕到澳門，傳來噩耗：兩廣總督對宦官的報告很不滿意，正派員到澳門，把荷蘭人押回親自審問。這名葡人向唐保羅建議，“（要）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荷蘭人被帶到廣州，因為這樣會令他們的貿易活動蒙受鉅大的損失”。喔，答案揭曉了。這一路走來，葡人就怕荷蘭人和中國人接觸，做起貿易來，搶走他們的生意。

唐保羅把心一橫，在清晨時分下令公開絞死那六名荷蘭人。到了半夜，他偷偷從監獄裡提走了他宣稱已經死掉的十一名荷蘭人，將石頭拴在他們的脖子上，把他們逐個沉入大海裡。

看到這裡，我們要問，阿比烏斯充滿人性醜惡的口供，會比格雷羅神父充滿宗教色彩的故事來得可信嗎？天網灰灰，荷蘭艦隊在爪哇截獲了一艘澳門船，搜出了一位澳門法官寫給上司的信，內容恰好是解釋他們處死荷蘭人的原因：

法官撰寫這封信，是為了讓上司明白，自己雖然殺了無辜的荷蘭人，卻也是基於一片愛國之心。不過這信落到了荷蘭人手上，卻諷刺的成了他們最有力的證據，證明阿比烏斯所言非虛！鐵證如山，真相大白！格雷羅神父冠冕堂皇的說詞，實際上是要粉飾葡人殘殺無辜商人的惡行。

不過，真的是這樣嗎？

就在澳門法官的信件在爪哇被截獲時，遠在千里以外的北京朝廷，正上演一場忠臣戰太監的戲碼。高官朱吾弼在廷上，指責在廣東收稅的太監李鳳，勾結荷蘭人，密謀進攻澳門。

太監李鳳是那時代的典型奸角，自從到廣東掌管稅務後，“掘人塚，壞人廬，淫人室，蕩人產，劫人財”。他不知從那裡聽來，說澳門的“三巴和尚”，也就是聖保祿學院的神父，擁有“巨富”，便興高采烈的到澳門徵稅去。結果激怒了當地黑奴，爆發流血衝突。其中，一位通事更在澳門被活活打死。

至於內克司令的艦隊，在到達廣州前，實際上剛在印尼攻擊一個葡萄牙港口，以報復這個港口在一年前殘殺遇上海難的荷蘭人。內克沒能取得勝利，還在戰鬥中失去了三根指頭（試再看一遍他的畫像！）。他對葡人的怨念，大概不亞於太監李鳳。

那麼，9月27日那天，荷蘭人到底是懷著怎樣的目的，出現在澳門外海？澳門處決的，到底是野心勃勃的侵略者，還是只想要尋找補給的正當商人？格羅雷神父、阿比烏斯和朱吾弼的說法，大致上是相同的，卻因為一些細節的差異、角度的不同和一些誇大與隱瞞，而出現了加害者和受害者互換的羅生門。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21年後，當數百名荷蘭人登陸澳門，與葡人短兵相接，拼命斬下對方的頭顱時，他們都深信自己是被加害的一方，有權向對方展開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