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1887年清政府對新橋村的調查，村內有住民二百餘戶，壯丁二、三百人，與當時的沙梨頭村差不多，僅次於有三百餘戶居民的望廈¹ 。十九世紀末的這次調查並不是一次很嚴謹的戶口調查，清廷官員只報告了當時澳門北部各村的人口約數，但也足以說明當時澳門西北部的沙梨頭、新橋、沙崗在十九世紀有長足的發展。與新橋村緊鄰的沙梨頭，其歷史可追溯至葡人登陸澳門初期，即十六世紀，而新橋村的歷史要到了十八世紀末才見於史載，更莫論發展於明初的望廈村，甚至比龍環村、龍田村更晚。

新橋村的名字非常有趣，先是蓮溪的出現，到十八世紀末新橋－一條在澳門半島西北海濱的橋樑被架起，十九世紀“新橋”成為一個新聚落的名字，聚落發展比較迅速，到了十九世紀末，蓮溪反過來被稱為“新橋涌”，以一條橋來命名一條溪，當中顛倒的因果關係，似乎並沒有居民在意，澳葡政府的官方文件，都稱蓮溪為“新橋涌”，相信是跟隨當時居民的一般叫法。

沒有新橋，就沒有新橋村，那麼新橋作為一條橋樑，到底是甚麼年代出現？現時找到最早關於新橋記載是東波塔檔案第三號檔，出現的年份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而成書於1751年的《澳門記略》並無新橋的記載（圖1），可以比較肯定新橋是出現在十八世紀的後半葉。

道光七年（1827年）《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有.“新橋、舊橋在澳西北，為入澳之總路。”² 短短一句，但卻是非常重要的記載，它講出了新橋聚落形成的原因。

其中，濱海這一點特別需要注意。珠江口地形比較破碎，珠江三角州的土地被珠江水道分割，因此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公路網修建之前，澳門周邊地區的居民仍然要依賴水路運輸，以進行小規模人流、物流互通。那麼新橋村既是陸上入城的主要通道，也有濱海的優勢，發展自然要較其他聚落更為快速。

要論述新橋村的位置，先要思考一個問題：

新橋村既是發展自沙梨頭，地理上緊緊相連，為何不是沙梨頭村的擴展，而是在發展的路程上分道揚鑣呢？一般認為，沙梨頭在歷史上是個漁村，觀察其地理特徵，此說似乎言之有理，但新橋村鮮有被稱為漁村，說新橋是個農村，除了田畔街一帶有農地，實際上腹地規模也相當有限。新橋村在十九世紀所扮演的角色，更可能是工商業的聚落。

商業方面不難理解，新橋既是在經花王廟門入澳門城前的主要道路，又有水道之便。因此澳門城以北，首先形成市集的，也是由新橋開始。³今日新橋義字五街露天市集，而至紅街市的選址，是這個傳統的留存。

《採訪冊》記述關於澳門內容反映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變化⁴，該書記載澳門半島上有四個聚落：澳門、望廈、龍環、龍田，而關於新橋的記述，則放在“橋樑”的章節之中。⁵然則直至十九世紀初，新橋只是一條橋樑的名稱，都並未成為一個有規模的聚落，至少當時的人是這麼認為。而從1796年的地圖中（圖3），可以清楚看到新橋的位置，而新橋周邊並無記載有村落，因此可以推論是先有橋樑而後有村落，不能將橋樑建成的時間與村落形成的時間完全等同。

嘉慶二十二年（1822年）蓮溪廟（圖4）的建成，⁶是新橋村發展的一個里程碑。蓮溪廟是《採訪冊》中記述澳門六間較有規模的廟宇之一，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和一定基礎的信仰群體，一座如此規模的廟宇，不可能在這個地方建成。因此可以推論蓮溪廟的建立與新橋村的形成兩者有莫大關係。

蓮溪廟的主神是北帝（圖5），北帝在中國傳統道教崇拜當中，是水神。這座在新橋一帶最大規模、最重要的廟宇，所供奉的神祗，肯定與當時新橋居民的生活、生產有莫大的關係。十九世紀早期的新橋居民靠海生活，不是一條農村，而廟建於溪邊而非海岸，亦可知不是便利漁民的位置。

北帝崇拜，明清時期在廣東一帶盛行，⁷信仰群體來源於手工業者、依靠河網水道為生的運輸業者及商人。而新橋村在1854年，由造船業工人建立了工羡行會館於石街，1855年建立坭水行會館於惠愛街，兩者皆有魯班崇拜的成份。在十九世紀新橋村發展的時期，蓮溪廟、工羡行會館（圖6）、坭水行會館（圖7）三座廟宇的建立，足以說明新橋村是一個工商業的聚落。在澳門城的花王廟門外，小商人、工匠、船家集於作為水陸通道的新橋村，有此穩定的經濟基礎，新橋村遂立。

新橋村作為一個工商業聚落的存在時間其實並不長，始於十九世紀初，因其水陸之便而興。進入二十世紀，隨著花王廟門的拆除、提督馬路一帶填海以及周邊馬路不斷開通，聚落開始與周邊城區合而為一，曾經被稻田、海岸、山丘、溪流分隔的地理特徵不復存在，新橋的空間範圍，逐漸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