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自然河流是地表逕流在其流動的過程中，侵蝕地表面形成河槽、河谷，有水流動的部分為河道 ²。蓮溪作為一條溪流，它的水源毫無疑問來自東望洋山、望廈山與大炮台山三個山丘。三個山丘之間比較平坦的是望廈村以南的一片低地，即今日高士德馬路兩側的地帶。望廈低地北、東、南三個方向被山丘所包圍，只有西面臨內港，蓮溪的河道也是在這位置。

對於蓮溪的流向，王文達在《澳門掌故》有以下記述“溪水入口處，即大興街口…東流至石敢當行臺前，始北轉向渡船街流去…”³但按照上段所述的地形特徵，望廈低地，北、東、南三邊地勢高，而西邊地勢低，由於地心吸力的關係，水由高向低流是自然現象，王文達認為蓮溪的溪水自內港引入而東流向望廈低地，明顯並不合理。反之，蓮溪按望廈低地的地勢，順流而下，由東向西出海，才是合理推測。蓮溪位於望廈低地的西面，則望廈低地與望廈山南麓、東望洋山西麓、大炮台山北麓形成一集水區，當中的雨水、山泉經過蓮溪流出內港入海。

澳門早期地圖、文字記載都鮮有出現蓮溪，也沒有記載跨越蓮溪橋樑。直到十八世紀，蓮溪、新橋、舊橋等訊息卻在差不多時期的中、西文資料中出現，最常被引用的包括1751年成書的《澳門記略》中的《正面嶴門圖》上澳門城外繪有溪流和橋樑，1796年的英文澳門地圖中⁴，也有描繪城牆以北的溪流與橋樑。理論上，溪流和橋樑是相當明顯的，而蓮溪上有橋樑，代表河道至少有數公尺的寬度，也有一定的水深，在平日的交通聯絡，以至於在戰時機動部隊都受阻礙，而蓮溪就在關閘到花王廟門的必經之路上，即使在十七世紀或以前，也沒有被一再忽略的理由。到此，就不能不考慮一個可能性：蓮溪可能是十八世紀一條人工開挖的河道，而舊橋、新橋是隨著這條河道的開挖而出現。

由於地形的關係，蓮溪周邊並非沒有自然的水源，周圍三座山丘的泉水以及降雨，有可能形成幾條澗流出內港，由於每條澗的水流量都不大，水深對地面人畜的行走沒有做成太多的影響，那就沒有需要被記載下來。

如果蓮溪的溪水是以人工方法滙集整個望廈低地的水源而成，此舉動機何在？以清代為背景，挖一條幾百米的人工河道沒有技術上的困難，問題是動用的人力和成本應該不少，背後必然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糧食。

十八世紀跨越康熙末年、雍正、乾隆、嘉慶初年的四位皇帝，是公認的盛世，其中一個現象，就是人口激增，一般估計十八世紀初年，中國人口約一億多，到了十八世紀末，增長到三億人口。廣東沿海一帶雖在十七世紀的明清戰爭中破壞較少，但在清康熙初年受到遷界政策的影響。到了十七世紀末，康熙皇帝取消了遷界政策，開放包括廣州的五口通商，十八世紀初期又採取攤丁入畝的政策。和平的環境和溫和的政策作為前提，當時尚屬香山縣管轄的澳門半島北部，在這一百年中人口大幅增長，是理所當然。人口增加也隨之帶來對糧食需求的壓力，增加耕地和耕作效率，殊為必要。

水稻是清代廣東最普遍的農作物，水稻的種植初期，需要灌溉數厘米深的淡水完全覆蓋耕地，期間又再排水、灌溉。因此一個完整的灌溉系統，應該包括引水和排水兩部分。當望廈低地的稻田需要有效利用，收集、儲存淡水之外，也要避免過多的水把作物浸壞，而蓮溪就擔當著把多餘的水排出內港的作用。這也能夠解釋為何蓮溪水質不佳，因為秋冬季可能不會有太多的淡水被排到蓮溪上。

在十八世紀、十九世紀的地圖上，蓮溪較頻密被描繪到圖上，雖然早期地圖精準度有限，不能作為測量的依據，但比較其描繪不同之處，依然有其意義。如澳門記略的《正面嶴門圖》和《側面澳門圖》（見下圖）對蓮溪的描繪就不一樣，在經過一度橋樑之後，前者描繪蓮溪有三支，而後者則為兩支。而西方的地圖對進入稻田之間的支流則鮮有描繪。

不論1731年《廣東通志》的《澳門圖》、1746年的《箱蓋大漆描金澳門全景圖》、1751年《澳門紀略》的《正面嶴門圖》，還是1827年《新修香山縣志》的《濠鏡澳全圖》，所描繪的蓮溪靠近望廈低地的位置，都有一條橋樑，按《濠鏡澳全圖》所標示，那橋樑被推測為“舊橋”。而《正面嶴門圖》蓮溪分支在舊橋以東，其他兩圖中，舊橋以東側為農田。若整個望廈低地的稻田曾經存在一個經過規劃的灌溉系統，則排水溝在農野之中，在時人眼中當為常識，作圖時繪畫田野而不繪水溝，就不足為奇，三張地圖的記載也無矛盾，也合於前述蓮溪作望廈稻田排水用的人工河道的推論。

蓮溪真正的改變，估計發生在十八世紀中期以後，《正面嶴門圖》中的蓮溪在舊橋周邊結集成溪流之後，溪水就向西北直接排出大海，而期間可能因為泥沙淤積等原因，蓮溪出海口的海岸線發生變化，蓮溪的河道需要流淌更長的距離才到達出海口，而溪流長度的變化，以及澳門的經濟發展的需要，下游出海口的位置需要多建一條橋樑，因此“新橋”就在十八世紀末葉出現，也成為新橋村歷史的源頭，而蓮溪的河道位置亦再沒有大變化，直到二十世紀初被填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