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時代發展，不少漁民都希望下一代脫離漂泊的生活，於是把孩子送到岸上的家，交由親友照顧。何金勝和太太都在船上長大。婚後五年，夫妻倆都一同出海，到第二個女兒出生並上托兒所了，太太就再沒出海，留在岸上照顧兩個孩子。

整整十年，何金勝就這樣獨自跟其他漁民出海。說着說着，身為父親的何金勝一臉無奈。

這份無奈，許多漁民爸爸都藏在心底。過往，漁民甚少接受岸上的教育，故在岸上謀生不易。為讓家人有較安穩的生活，長輩與孩子、女眷都留在岸上，自己則選擇出海謀生。曾經也有漁民答應太太會盡快上岸，但礙於生計，只好長年與家人分別。有的就選擇在較接近澳門的水域作業，爭取機會回家。每年的休漁期，亦讓漁民於夏天終可與家人共聚天倫。

但孩子終究捨不得父親。

離開家人，面對茫茫大海，更是孤獨。在海上，漁民會用無線電互相聯絡聊天。但漁民人口逐漸減少，話題亦有限，聊天也是讓大家在大海之中，透過聲音彼此相依。

“出海其實是孤獨的。”何金勝有感而發道，“錢能賺到，但都是辛苦錢。選擇職業就有犧牲。我犧牲了跟太太和家人的相處時間。孤獨寂寞，心理壓力也大。”

絕大多數漁民亦不打算讓下一代接棒。同時有別於以往，現時許多漁民都極度重視子女的教育，希望將來他們在職業上有更多選擇。真的不打算讓子女延續自己的海上生涯？“不要，太辛苦。”漁民爸爸斬釘截鐵地答道，“他們也離開大海太久，習慣不了的。”

海上的人逐漸上岸，岸上的人亦早已跟海洋疏遠。

在還沒有填海以前，氹仔西沙村（今日小潭山一帶）、泥基村（今菩提園南邊，聯國學校附近）一帶的海岸曾有大片養殖鹹水草的地方。這種生長於鹹淡水交界的海洋植物，材質柔韌、曬乾後適合作綑綁繩子之用。現時綁紮粽子及螃蟹的，就是多以鹹水草為材料。昔日，鹹水草的用途更為廣泛，不論海上還是陸上的居民，都會使用鹹水草作為編織蓆子、掛肩包、帽子等器物的材料。

鹹水草一年可收成兩次。據說，這種海草雖然較為粗生，但若要收成好，每年亦需施肥數次，並經常去除雜草、害蟲等。收割後亦必須曬至金黃，否則水草會發霉變黑，不能再用。曾在頗長的一段時間裡，不少氹仔居民都以養殖鹹水草為生，但隨着塑膠器具變得普及，對鹹水草的需求亦大幅減少，加上填海工程，原來養殖水草的地方已變成陸地，後來卻一直閒置，未有發展²。

除水草外，紫菜亦消失於岸邊。根據記載，在路環南邊的譚公廟至九澳沿岸一帶，曾有不少生長在岸邊的紫菜被海浪拍打在岩石上。每年農曆七月至翌年二月是當造期，許多黑沙村的村民便會到岸邊，甚至撐船到橫琴島一帶採集紫菜。

但隨着海水污染，影響紫菜生長，加上島上的居民外遷，採割紫菜的情景已不復見。

成為歷史而不復見的，還有氹仔的船廠。

翻查資料，清末民初時，氹仔分“大氹”、“小氹”兩個海島。現時益隆炮竹廠至地堡街對開一帶及排角路一段既是海岸，亦是不少船廠及打纜廠的所在之地。

“那時，漁船泊岸後會經官也街到嘉模墟擺賣，所有上落貨的船隻，包括政府船，都在那邊上落。”當年的漁村風情，氹仔老街坊黎鴻健³仍歷歷在目。那時候，澳氹大橋還未建成，居民來往澳門和離島都靠船隻，但由於氹仔岸邊有石，大船不便駛近岸邊，於是不論客船乘客還是漁船船家，都需要坐駁艇小船方可登岸。

海水帶來人流及貿易，令該區興旺非常。事實上，這種海岸與漁民之間的往來即使在戰爭期間亦未有停止。據一些口述歷史的資料顯示，氹仔一些老人家仍記得，在日軍侵華時期，澳門雖沒受戰火波及，但陸上運輸仍受到影響。當時不少漁民會使用駁船，把漁獲運到氹仔與居民交易。那時，整片海灣滿是漁船。而今天，這片海灣已成為澳門國際機場。

與漁民交往頻繁，當時岸邊亦有不少與漁民相關的各行各業：為漁船補給，或清理、維修船隻等，而隨着造船業發展，不少造船廠陸續進駐氹仔。根據澳門檔案館收藏的舊地圖，1912年的地圖中澳門半島提督馬路一帶、氹仔益隆炮竹廠至地堡街一帶都被標示為造船廠(Estaleiro)。那時候，氹仔有六間船廠，包括現時益隆炮竹廠的所在位置。後來因為氹仔港口淤塞，不少船廠因而結業，或搬到路環荔枝碗。那是六十年代，也不過是五十多年前。這樣的改變，使得起初以維修船隻為主的路環，開始有造船廠進駐。

“以前在黑橋街那邊嘛。現在都建高樓大廈了，要發展嘛。”今天，船匠談錦全⁴師傅身在路環，但仍清楚記得當年那些位於氹仔的船廠。

“我知道那口井在哪。爸爸沒跟我說過，不過我有見過他去那邊。”九十後的梁可雪⁵答道。

問起荔枝碗的這口井，是因為據村中一些老居民憶述，村還未有自來水時，居民會到井邊排隊打水。雖然不便，但是有一種村落的親切感。村民表示，那時大家經常見面，不像現時般陌生。閒時左鄰右里會一起看電視、游泳、談天。而又因為路環的發展更為落後，甚至在看電視時，天線需要用人手拿着，再慢慢調校方位，才能接收到訊號。

“但現在都沒有了。”這位在荔枝碗度過童年的小妮子可惜地說。“現在井也荒廢了。有了自來水，大家亦不會特地去找那口井。”

已消失了的當年景物，還有梁可雪的母校——聖母聖心學校。“就是現時‘飛鷹培訓基地’的那個位置，到我的時候已是最後一屆。那時學生不多，整間學校的學生幾乎都互相認識。”但學校結束後，此情不再，大家各散東西，可雪亦搬到氹仔繼續升學，與當時的校友漸漸失聯。

“船廠的沒落，對這個村莊的影響很大。”十年過後，已大學畢業的可雪回到村中。桃花不依舊，人面亦全非。

“以前船廠對面有屋，除了用來擺放大型機件，還有人住。那是很連貫的一條村。一上碼頭就有一個咖啡室，對面是船廠，村中間又有一個咖啡檔，再往下就是士多和漢記。”可雪的童年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時澳門造船業的輝煌已過，但小妮子還清楚記得當時村中的熱鬧。“那時很旺，其他咖啡檔會做飯市，漢記則主要做下午茶。船廠還在的時候，大家總會聚頭，船廠的叔叔又總會在三點三，一起到咖啡檔下午茶。不論大時大節還是平日，大家總會在咖啡檔寒暄幾句。”

說是童年，其實也不過是十多年前的風景。工業沒落，工人、村民開始搬到澳門、氹仔甚至外地繼續生活。因為村民的離開，空置的地方相繼被出售、放租。陸續進駐村中的，是村外的陌生人。一些以往用來種菜、養雞的地方，今天都變成了地盤，或是擺放建築物料的地方。

“近年村中多了很多外來人，心中會覺得沒那麼安全。以前真的可以不用關門。但現在始終多了外來人，感覺不像是自己熟悉的人，感覺也沒那麼安全。”

面對路環一直發展，每天遊客絡繹不絕，“遊艇碼頭”、“活化船人街”等計劃時有所聞，可雪並沒有太多想法。“路環的發展已不再寧靜，已沒有那種可以整天坐在海邊很舒服的感覺。”可雪有感而發，“但這是社會發展的大方向吧。”

來到荔枝碗，定要嚐嚐梁金漢⁶（漢哥）的手打咖啡。

面對絡繹不絕的客人，在荔枝碗經營咖啡檔的漢哥也會回想當初。

漢哥的本業，其實是船匠。八十年代一次工業意外，漢哥的左臂大動脈和筋腱被電鋸切斷，幾乎跛了。幾經辛苦康復過來後，在荔枝碗開起了咖啡檔，希望維持生計。

“當時的澳葡政府運用酌情權，把咖啡檔的牌照批給我。”

咖啡檔初時的生意並不好。那是九十年代初，碰上造船業開始式微，工人逐漸減少，荔枝碗的村民亦紛紛離開到外邊發展，咖啡檔的生意因而變得更淡靜。幸好，漢哥後來有緣跟到訪澳門的外國遊客習得“手打咖啡”的秘方，加上影星周潤發的讚賞，名氣漸漸傳開。今天，漢哥的咖啡檔是本地旅遊熱點。不少到荔枝碗的人皆是慕名到訪。漢哥最年幼的女兒梁可雪亦已大學畢業，現在於店裏幫忙，還準備進修餐飲管理。

而環觀現時的荔枝碗，昔日的熱鬧早已不再，只剩下荒棄了的船廠和廢木，人跡甚罕，與咖啡檔的熱鬧形成對比。發展似乎改善了生活，近年要求發展路環的呼聲亦時有所聞，但在村中生活幾十年的漢哥，惦掛的還是多年以來路環一片的自然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