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瑞幼年曾於三盞燈附近的民主學校上學，當時主要以中文和葡文為教學語言，學校為政府所屬不用收學費，所以招納了很多不同階層的幼童入讀。

然而，林瑞約7歲時父親亡故，突遇家庭巨變，即便上學不用交學費，他也不得不輟學，幫忙家務，年齡稍長後更要外出打工幫補家計。林瑞回憶說，由上學至輟學，他只匆匆過了半年的校園生活。

雖然林瑞小時候的家庭環境窮困且缺少了父親照顧，但他仍堅強樂觀地生活。禍不單行的是，約12歲時，他的兄長也永遠離開了人世。當時的澳門有多所醫院，但華人普遍會到鏡湖醫院求醫。林瑞說，限於生活環境與技術設備，人們的壽命仍沒有太多的保障，所以當時社會的死亡率甚高。就這樣隨命運的安排，林瑞少年時候的家庭只剩下他和母親兩人相依為命。

1936年，當時的澳門自來水公司在新口岸興建全澳第一座水庫，15歲的林瑞透過別人介紹也去了該處負責擔泥等粗重工作，每天賺取差不多3毫的工資。由於當時的生活物價水平較低，故其時的３毫工資已能餬口。生活慢慢點滴着，不久林瑞遇上人生裡一個重要的轉捩點，由苦力轉至船廠學師。

林瑞憶述說，當時澳門有很多造船廠，尤其集中在現址紅街市對面附近，而他也就是在其中一家名為“禾記隆”的船廠中做學徒。還處於少年時代的林瑞，就得靠揮灑汗水與勤力來過生活。他記得這段時間澳門發生了嚴重的霍亂疾病，奪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不少人剛有症狀，兩三天就已病故。然而縱使面對生活環境的艱難與挑戰，一點也沒有減損林瑞對工作與生活的熱情和樂觀。

1941年，20歲的林瑞迎來人生另一次重大的轉變。當時日本大規模侵入中國，澳門雖未被攻佔，但民生和經濟亦陷入戰爭的蕭條中，市面各行各業倒閉停業。就在這艱難的時候，由於林瑞曾到船廠學師，所以與其他造船工匠一起，遠走南洋組裝船隻。在這段遠走他鄉的日子，林瑞依然堅強地默默工作，幸好南洋當地的日本人對這群苦力不算太差，所以儘管離鄉別井，林瑞仍有陽光的日子。

幾年後，日本戰敗，林瑞獲自由返回澳門。他雖然並不清楚自己當時被送至多遠，只知回來的歸途費了五天五夜才抵達新加坡，然後又轉至香港，最後才回到澳門。

重回故土後，林瑞舊時的住址已改變，只好暫寄住親戚家中，由於對新橋的熟悉與感情，後來重新選擇定居新橋區。戰後，澳門造船業慢慢萎縮，林瑞已無法依靠造船維生，但因有對木工有一門手藝，所以他很快就轉行靠裝修餬口。

林瑞回憶，剛開始從事裝修時只在一小檔口經營，當時新橋區大部分民居都為木屋，因此需要木工裝修粉飾。惟其時的科技設備與現在大不相同，沒有機械器具的輔助，只能憑藉人力手技、一刀一鎚地製作，以滿足客人的需要。林瑞說，當時新橋區內有不少人從事裝修行業，他與一眾同業只屬小家經營，主要接受一般家居裝修、店舖裝潢等等較小型的工程，也有製作一些日常家具、傢俬售賣。經過長期的奮鬥，林瑞在新橋區有了屬於自己的店舖，命名為“瑞記”。

林瑞不但以裝修為終身職業，也通過裝修認識妻子。他憶說，在投身裝修幾年後，事業漸漸發展，儲蓄到一些錢，開始考慮娶妻建立自己的家庭。當時對娶妻有一俗話稱“攞老婆”，那時候林瑞結識裝修同行的女兒，並就此締結家庭。經過幾十多年的耕耘，林瑞有三兒兩女，擁有兒女幸福，他顯得格外的精神和欣喜。

林瑞現已退休享受生活，把剩下的工作都交予子女和女婿，但每每想起“瑞記”以至裝修，都表現出濃濃的懷念與興奮的情愫。

回想80多年的片斷，林瑞可說見證着新橋區以至澳門的變遷，看着城區成長與蛻變。新橋彷如是林瑞揣在懷裏的一齣影畫戲，當年今日娓娓道來，一一如在眼前：

當年大片的木屋現在已被淘汰只剩幾家；昔日由大石堆成的幼時玩處“龜池”也被拆建為現時的球場；兒時的玩意踢毽子、踢“西瓜波”也已不再可見；舊時的澳門華僑公立平民學校和鏡湖學校合併為現在的鏡平學校……

每一幀景象、每一件事情都默默印在林瑞的回憶中；而在其中最為深刻的就是對永樂戲院的改變，林瑞憶述永樂戲院興建前的影畫戲並沒有聲音，只依靠畫外配音員發聲解畫，直至永樂戲院出現後才轉為有聲影畫。永樂戲院初時主要以影戲為主，而影片源於國內與香港，每隔一段時間會有粵劇大戲公演，吸引不少街坊入場觀看。這是永樂戲院的全盛時期，及至現在，戲院的影片種類已吸納外語片與新興片種。談起永樂戲院，老一輩街坊都有一份往昔的集體回憶。

林瑞雖已年邁，但仍懷着熱枕之情，在蓮峰廟當值理為街坊市民服務。親身經歷了大半個世紀的跌宕，一直在澳門落地生根，在他身上不但感受到對這小城的熱愛，也感染到他對生活的積極，這就是林瑞──一位可愛的澳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