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勝，1926年在澳門出生。我有四兄弟，我排第四，上面三個都是哥哥，他們都是做三行的（三行，指剫木¹、油漆、泥水），以前沒什麼工作，又沒有書讀，能夠在三行做已經是很僥倖了。以前可以做三行就稱為“爛棉衲”，意思是不怕着涼了。很難得有份工做啊。我爸爸是補鞋的。我哥哥他們是因為好友介紹入行，就很歡喜地去做，談不上自己喜不喜歡，只要有工做，有飯吃，已經是一件很開心的事了。

我們家住在石牆街小山石級七號，那時周圍都是窮人，環境相當窮困，幾乎每家每戶至少有一半人做乞丐，其他的都在碼頭做“咕哩²”，現在叫搬運。我哥哥就在白鴿票鋪做“後生”³，幫人做投注，這已經比其他工作好，比較不辛苦和至少有固定職業，你做苦力未必日日有工作的。我七八歲的時候，環境非常困難，我要做乞丐，當見到有店舖的人開飯，差不多吃完時，就拿著缽子到店舖門口等他們吃飽飯給你一點點。我在白天還撿煙蒂，那時環境困難，人們在康公廟收集煙蒂再製成煙仔，所以就有人買煙蒂，我就會去撿煙蒂。

長大後我可以打工了，生活環境變好，我也可以去學師，雖然說學師不足三年要補伙食，但至少有份工作，就算是多麼的淒涼，仍然會去捱。學師不足三年，就要去“補米飯”，因為那三年是師傅給你飯吃，不算是你替他打工的。那時又要“隔水”，澳門沒有自來水供應，要到井那裡拿水，因為井流出的水很少，所以要用垃圾鏟一點一點去盛水，多麼辛苦啊。

之前因為香港淪陷，澳門的生活很困難，老闆不是說想炒你魷魚，就連老闆他自己都沒飯吃。那時慶幸有朋友介紹我去松山鎅樹。以前，政府的汽車沒有電油⁴燒，就唯有鎅樹焗炭，那時汽車是燒炭的。

大約是和平⁵後第二年，鄒梓（木工頭）之時興（鋪頭名）請我過香港，那時我還未懂木工，只是間中有做過。過去香港學剫木，我很歡喜，因為有事做了。

與日本戰爭時，澳門沒有打仗，但就如“萬國間諜”的情形，日日都有人被那些特務、偽軍的槍械擊斃，那時的人都亦兵亦賊，國民黨時期，都有兩派人，一派是蔣介石，正規軍；另一派是汪精衛的偽國軍，那時的澳門很複雜的。

那時家家都沒有飽飯吃。我們去工作，由西洋政府⁶配給雞糠煲粥，我做焗炭，算是西洋政府的工人，但亦要從工資扣取伙食費。如果你不替西洋政府打工，就連雞糠粥也沒有得吃。

當時的難民很淒慘，凡拉入難民所的人，十個人有九個人都會死的，多數入去的人都出不來。我們鎅樹焗炭時，有些樹很大很重的，他們就強迫那些難民們運送回台山的難民營，那個總管“一號仔”，常手持又長又粗的番石榴木，不是不聽話，而是稍微不合他心意，就一下打下來，又不給飯吃，又要受打，所以凡入難民營的人都死的多。

在澳門，有同善堂或是其他機構施粥，但是我沒有去領過。自己有能力，就沒必要睡到街上等別人到半夜三更來施捨。那時會有些人派一些糧食、衣服給那些在街上沒得吃沒得穿的人。他們派的毛衣，是用一些麻包摻上一些線，再染上藍色，看似是毛衣，實際上是用麻包做的衣服。通常是很慘、不知能否活到明天的人，才會穿這種衣服。

日本人打到香港之後，有好多人湧入澳門。當時日日都聽到有人被槍打死，滿街滿巷都是餓死的人，我都親眼見過餓死的人。最慘的是現時在長樓往下走至果欄街，以前俗稱為“揦苴巷”，每天都有人在那裡死，屍體經常會少了兩邊臉頰的肉，或大腿的肉，原因是很飢餓的人割下肉來吃，那時真是人食人的世界。當時我年紀小，見到這些屍體，心裡害怕就立即掉頭走，我不是聽回來的，是我親眼所見，的確是有這件事的。

我最小的弟弟是餓死的，當時沒有食物，有什麼辦法呢。本來我有五兄弟，我弟弟餓死的時候，我還在很刻薄的地方學師，那年我十二三歲，弟弟八九歲。年紀小沒有人請他做，多數會餓死的。幾乎每天睡醒，都可見每條街都有餓死的屍骸。有人用手推的長板車，將屍骸撿起，運送到曾經是青洲巴士總站附近的地方，那裡有間亭，再將屍骸運上船，運送到氹仔挖一大坑安葬。那時氹仔很偏僻，只有幾間炮竹鋪，例如益隆、廣興泰這些炮竹鋪，還有些人種鹹水草。

說出來很殘忍，有些還未死還有一口氣的，都當他是死人，將他搬上車。當時我們都已經餓到感覺麻木了，還談什麼感受？自己有飯吃，當見到這些情境，每個人都覺可憐，但是感覺都麻木了。

我爸爸是由新會來澳門，我媽媽都是新會人。我們幾兄弟都是在澳門出生的。我曾經讀過書。以前有間華僑小學和鏡湖小學，兩間都是由澳門的善長仁翁捐款成立的，後來合併為鏡湖平民小學。那時有很多間平民學校，共七間。

只要讀到四年書，識幾個字，就算可以了，因為當時有很多人都是文盲。最大間的華僑小學位於蓮溪廟，那裡左邊的店舖曾經是木箱鋪。石敢當的更樓有一間分校，沙梨頭坊眾學校對面土地廟更樓的上層又有一間分校，雀仔園附近又有一間分校，總共有很多間，全部都是澳門華僑平民小學，簡稱“平民小學”。後來與鏡湖小學合併，統稱鏡平小學，直至現在仍是這樣名稱。我讀了四年書，學到的字不多，幾乎連寫一封信也不太懂，只懂少許字詞。學校都是免學費，而且免費派書本，鏡湖小學連紙筆墨都免費派發。

我去了香港學師，令我學會做木工。那時需要人工作，我不用煮飯，不用擔水，不用替師傅洗衣服，而在澳門，都要做齊這三樣工夫，根本是完全沒時間學師的。而在香港就不用做這些工夫，只需要你做木工。

那時做裝修，做香港培正學校的書枱，那間學校很大，招收很多學生，所以需要大量的書枱。我學師時就學會刨木、鑿洞、做書枱和櫈。

在香港應該學師有兩年，之後回來澳門，開始跟澳門的師傅工作。我回來澳門後就不需要再學師，但如果是九塊錢一日，我這種不是十分純熟的工人，就六塊多、七塊錢一日。那時我已經20多歲了。

在澳門時我還沒有資格到公司工作，要技術高、人面廣的人才能在公司工作，我這些就只可以當某間公司外判工作，我才有工作做。我最主要是做門框、架面、裝潢等，釘石屎板，做門框，主要做“大料”，間中做“幼料”。我們行業一般將傢俬稱為“幼料”，建築內的木工稱爲“粗料”，包括門框、樓梯、門等均屬於，例如金字瓦面、杉、行行（行陣）、倒石屎，釘樓板等，這些都是木工的工作。

我的經驗不足，別人叫你刨木就刨木，鑿洞就鑿洞，出榫就出榫，我專門負責一些不是十分扼要的工序。但是也足夠維持日常生活，那時工資有六塊多錢，足以養活自己和母親，平時知慳識儉，對比以前生活，尚算豐裕。

我30多歲結婚，我太太是內地人，由朋友介紹，我就申請她從內地來澳門，當時要結婚，要齊證明文件，才可以申請她來，要在內地派出所作出結婚承諾，她才可憑單程證來澳門，不需要在澳門作結婚的承諾。當時我太太20多歲，我比她年長十年，大約是1960年之前了。我有三女一子，全部都結婚了。

以前是不容易入木藝工會的，要有三個行友擔保，證明你是木工，曾到哪裡學師，這樣才能加入工會。那時是馮和介紹我入會的，其他兩個行友我忘記是誰了，但最主要是要一個行友是相熟，再靠該行友拜託他的朋友幫忙簽字，我才可以加入工會。即使我在香港學師亦不影響我入會，只需有人證明我真的有學滿師，而不是學師未滿。若學師未滿是不能出來工作的，師傅會說：“他是跟我學師，仍未可出來工作，仍需替我打工。”換句刻薄話說，學徒就像是簽下“賣身契”給師傅，學師未滿是需要補伙食的，正是這個原因，才需要有人證明你學滿師了，不拖不欠了。

我們工會是兩層的樓，但樓底很矮，上邊是瓦面，我們多在那裡打乒乓球和玩音樂，不像現在這麽高，又與隔壁相連，以前不是這樣的。

初初我入會的時候是陳恩當主席，陳恩是國民黨，當時西洋政府不承認澳門工人的工會，即使是公眾的工會亦不太接受，所以全澳的工會都有牌匾，標明是分屬國民黨的第幾支部。我忘記工會是屬於第幾支部。

每年工會都有選舉，上任一定年數就選舉一次。第二任主席是何財，再下一任就是梁培。

當毛澤東在北京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澳門的人急忙扔掉有關國民黨的物件，破掉牌匾，因怕招惹到麻煩。那時人們喜愛吃狗肉，他們就破掉那些牌匾，當柴燒，用來烹調狗肉。破牌匾我都是聽說，非我親眼所見。

那時工會有很多活動，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二．三事件”那段時間，是最燦爛的時期。在舊康樂館，工友們煲好滾油，我們工會亦煲好滾水，以防有人來搗亂時，可在樓上倒下去。大部分是一些反動派、黑社會類的人來搗亂。最後都沒有人來搗亂，已準備的滾水也用不著。我們會在工會候營輪更守夜，我都有當值守夜，看守牌樓，防止有人搗亂，若然有人放火就麻煩，但都沒有發生過這些搗亂事件。

工會的福利當然是有，以前我們有山地，大家彼此團結，舊時若有工友仙遊，我們都會去坐夜，現在就沒有了。那時在牛古坳，本來是工會買下該地，用來安葬工會的工友。牛古坳位於（珠海）前山車站對面往上走。很多木工工友們去世後都安葬在那裡。我們工會每年清明節都會前去拜祭，每個去拜祭的人都有燒肉食，拜祭完，會給你一張券，就到爐石堂金菊園，那裡有間屋是屬於上架行，我們到那裡就可拿到四兩燒肉。

後來祖國需用地建設，那一大片的山墳都被徵收為國家所有，我們就再沒有去拜祭了。我去拜祭的時候，那裡最少安葬了四五十名工友。大概在解放後過了一段很長時間才不給安葬在那裡，大約是“一二．三事件”後，接近60年代末，國家才徵收該地段。有些無親無故的人，工會會協助他辦後事，如果有聯絡人在，都會交回其聯絡人辦後事，當政府要徵收地段，就會出示公告通知，現徵用該地段，有關山墳的親屬前來認領，這就不是由工會去處理這些事。

以前很簡單的，工友死後，只要澳門山頂醫院的醫生簽署，就可以到內地安葬，那時沒有人管你葬在哪裡的。大多數澳門人都安葬在關閘、立架山（即現在珠海合羅山對面），那裡全是墳場。遺體過拱北關時，只需要“西洋鬼”簽署就可以了。

以前澳門人去世後，同現在一樣有殯儀館的。那時人們多數在家中去世，就要報到澳門衛生局山頂醫院，哪裡有人死，到第二天山頂醫院就會委派一名醫生來看看，簽字，之後就可以出殯了。那時有儀仗館，專門負責嫁娶、奔喪，抬儀仗什麼的，死父母的，有掛幡帳什麼的，現在就沒有了。

遺體大多數會在家中置放一天，夏天就到雪房買來一些雪放在屍體的床下方，用盆子裝雪。那時尚未立棺木，只置放在床上，待親友前來憑弔，同樣會通宵守夜，第二天早上就出殯，出殯儀式會在三角花園對面那裡進行辭靈儀式，即告別儀式，儀式完結才抬棺木的。

舊時鏡湖殯儀館位於包公廟斜路的側邊，此殯儀館只為在鏡湖醫院去世的人使用，在家中去世的人是不可以使用的。在那裡會進行中國儀式，有些“喃嚤佬”唸經什麼的，儀式很繁複的，就在同安街。後期殯儀館才集中在逸園賽狗場對面。

以前一出關閘就全都是墳場，這邊是“西洋鬼”，這邊是中國，除上架行的工友，其他人大多數安葬在那裡，基本上都是澳門人。當行出關閘門口，一條大直路的兩邊都是墳場，向青洲較遠的地方就有一些菜地，近海邊的地方都是墳場。當時如果有人叫你“去關閘”，意思就是叫你“去死”！

魯班正誕是陰曆六月十三日，我們稱陰曆為行曆，新曆又稱為陽曆。十二月二十日的師傅誕就沒有魯班誕的正誕熱鬧。

最多人最熱鬧的就是魯班誕的正誕，每年都會在工會對面的炭鋪裡，搭建一個戲棚請女伶，即是邀請一班人來唱戲。那裡是空地，只是地方小。我們有一些舊照片，依稀能看見搭建戲棚的深度約為八尺、十尺。現在不會這樣搭建了，因為現在那塊地都不容許這樣使用。

以前在福隆新街有很多歌姬，於是就寫花紙邀請她們來唱戲。而且我們工會有一個音樂組，都會從中邀請一兩個人來唱戲，但“剫木佬”木工始終是“剫木佬”，都沒有人可以唱到子喉，唱大喉就可以，就是沒有人能夠唱子喉，唯有請人來唱。那時候很便宜的，三塊錢唱一首歌。當時那些高級的音樂手即弦樂手們，對於褔隆新街的歌姬瞭如指掌，只要在紙上寫下歌姬的名字給他們，她們就會來了。

搭建戲棚，主要由搭棚工人搭建，建一個舞台和一個上蓋，以前有一些葵，就可以遮著頂蓋，防止漏水。一般是吃飽飯才唱的。待頭圍的人吃完飯才唱戲，有時候都會邀請音樂手們吃飯，吃頭圍。吃尾圍的人們就邊吃飯邊聽戲，吃頭圍的人都會留下來玩音樂、唱唱戲，大家互相合作，共享節慶。

“一二．三事件”後肯定沒有搭棚了，之前都還有，因為主要是交通問題，一開始唱女伶，這個爐石塘就不能行車，即使是行人也要側身行過，每個人經過都會停下腳步來欣賞，所以就因為交通問題，政府不再批准舉行此活動。不是我們不舉辦，是政府不批准，我想是這個緣故。

我也曾拿花紙到褔隆新街邀請歌姬來唱戲，我做幹事的時候都曾去過兩次了。我都80多歲，那歌姬還在的話真是不得了，大家都已經是老人家了。

兩個節誕都要自己人煮餸的。我們有兩個工友煮飯很厲害，我們有個很大的鑊，他們說要先洗淨米粒，再煮一大鍋沸水，最後用勺灑米，要像“仙女散花”般下米，這樣煮飯才好吃，米跟水一起下是不行的。

這樣一大鍋飯已經足夠很多人食了。那時我們八人一圍枱，共30多圍，分頭圍和尾圍兩次，每一次將近20圍，當頭圍吃完收拾好才到尾圍。頭圍吃多久主要視乎某一人而定，我們有一個工友駱生，他是做維修人力車的，他濫飲燒酒，每次食飯，所有人都走了，他都不願走，要繼續飲酒。一枱有八個菜，菜式主要是雞、燒肉、魚、炒八珍和芋頭扣肉等，每個工友都吃到津津有味，因為當時每個人的腸道瘦啊，每次吃這些菜式都很開胃。

吃完尾圍就開始派飯，有些相熟的街坊，會先派飯給他們才吃圍飯，因為他們趕時間、沒空，就會先派給他們。他們都不貪心，主要是一隻碗裝一些飯給小朋友吃，目的是希望小朋友吃過師傅飯會乖，少病痛。吃師傅飯的含意在於好意頭。

若果飯派完之後還有人排隊，我們會再煮飯，但若排隊的人是乞丐，我們就會說：“派完了！沒有了！”如果是家庭主婦排隊的話，我們就肯定會派給她們，因為她們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小朋友乖。

我主要是收月費，一個月兩次，書記黃鐸帶我們到全澳門所有工廠收月費。有很多人都要你去到他那裡才肯給月費。行例是向建築商收取的，而月費則是向會員收取。當時收月費，每個人都很辛苦，最少行半日路程，多數下午時段收月費，輪到你去就去了。

行例是向一些建築商或木行商號的老闆收取，主要是向承包工程的實體收取。一年收取一次，為六月十三日，我們有一個表，寫著怎樣計算例銀，例如做一個門框該交付多少例銀，做一張樓梯該交付多少例銀。

例銀交給工會作為經費，用於幫助工友獲得相關的福利、維持魯班廟的運作等。為了籌集經費，我們工程的費用內，利用每一製成品的單位以計算金額，大家已公認了這種計算方法，每一類別該交付多少金額，再每年點收、集合後以作為經費。

行例現在已經沒有了，因為傳統的商號已逐漸減少，而且此規定亦無正式通過政府立例實行，只是透過彼此商號間的信任來共同設立，所以經過一定的時間之後，部份商號已結業，部分子承父業，到了年輕一輩，他們就覺得為什麼要有此規定，根本沒這個需要，從而令收取行例出現困難。

大約在80年代我們已取消行例規定，後來轉變成隨商號自願，例如魯班誕就會自願性添香油錢，此形式仍維持至今。當我們聯絡這些商號，就由他們說會認捐多少錢，再由我們去收取。現在涉及的商號並不多，大約只有十多伙。

不知道是否與文化或我們中國傳統有關，以前木行業的人們多不願將工藝教人，不願將自己的工藝傳授予人，例如你想跟他學做金字，他不會告訴你，全靠自己觀察他怎樣做，自己思考其原理怎樣做。

我20多歲的時候多數做磚屋。上金字的時候，見過要掛紅的，有些人比較注重，偶然都會要你在正樑掛紅，在正樑上掛一很長的紅布垂下來，並加上一些利是，紅包內放一些錢，並非金錢的錢，而是中間有一個方形孔的銅錢。現在這個都不流行了，賣磚瓦的店鋪已經沒有賣瓦了，以前建屋很注重蓋瓦的。

掛紅時是否要拜師傅，是由該業主決定的。業主想有好意頭的話，就每個工友都有一封含金錢的紅包。

我做木工業的時期，有很多建築業開地盤時都拜神，但我跟的老闆是教友，他就不做這些，於是那些泥水工、雜工和木工就自行拜神，開工的時候就在地盤用燒肉拜神，希望工友們開工平安。

拜神最熱鬧的情況是盧道和與盧旭庭抬燒豬去拜神，即巨富大廈的盧旭庭，現在他們兩父子都走了。巨富是他興建的，很多樓宇都是盧旭庭興建的，他的見子盧道和也興建了很多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