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巴牌坊屹立在空中，俯視着澳門的土地。它是一座教堂的前壁，青蒼斑駁，巍峨壯觀。歷史的風雲從它身上掠過，東西的文明流經這裡匯合。滄桑巨變，歲月流痕，然而，它身軀猶健，神采依然，以無可質疑的資格，向世人展示着這座東方小城四個世紀的傳奇、風貌和精神。

它的不凡身世，引起多少人的追尋和遐想。只有走近，才能瞭解；只有對話，才能溝通。

從繁華的市中心向北，經過摩肩接踵的商舖，穿越狹窄彎曲的街道，前方豁然開朗，只見一片空曠，一個山崗，上面矗立着一座巨大的建築物的遺址，這就是聖保祿教堂遺存的前壁，聞名遐邇的“大三巴牌坊”。大三巴牌坊是當地華人的習慣叫法。由於這座教堂遺址的前壁形似中國的牌坊，而教堂儘管不復存在，人們仍依其葡文名稱——聖保祿的諧音“三巴”，稱該教堂前壁為大三巴牌坊。

舉頭仰望牌坊正面，石壁之上，滿佈浮雕裝飾和宗教聖像；最高之巔，大十字架傲然挺立，俯視四方。牌坊地下的大門依然敞開，然而當你置身其中，身旁，只覺山風蕭蕭；舉頭，只見天宇茫茫。歷史留下的，只有一片蕭疏，空白，失落，惆悵。

哪裡可以尋得答案？

走到牌坊的跟前，不禁，你伸手去觸摸它的肌膚，端詳它的容顏。在側門上方，終於發現I. H. S.三個外文字母，或許能為茫然中的我們，打開對話的大門，提供溝通的路線。不錯，這三個字母，正是耶穌會以拉丁文縮寫的徽號。

耶穌會是什麽樣的組織，它為何要來澳門興建教堂？故事應從這裡開始。

15、16世紀，遙遠的西方，在羅馬天主教統治了數百年以後，歐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浪潮，攪亂了人們的心靈、道德和秩序。天主教的衛道士們為此感到十分不安，他們尖銳地問到：“人，若果獲得整個世界卻失去自己的靈魂，於己何益？”他們決心以高尚的德性，忠貞的勇氣，捍衛教廷的權威；以加倍的努力，忘我的奉獻，向世界宣傳天主的信仰。1540年，一個以耶穌為名的宗教團體，由西班牙人依納爵．羅耀拉帶領，在教皇保祿三世批准下成立。耶穌會的成立，為那個古老的宗教帶來了年輕人一樣的充沛精力，他們的活動範圍很快就擴展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中南歐洲的大部分地區。耶穌會士被成功鼓舞着、激勵着，他們還要向遠東，向一切非天主教控制的地區，包括那個地區的偉大國家—中國，傳播福音和信仰，號召更多的世人皈依天主。

耶穌會中有一位忠誠的會士——方濟各．沙勿略，當他遠渡日本，知道東方文化的源頭卻在中國的時候，他嚮往有朝一日可以來到這塊神奇的土地傳播上帝的福音。然而，中國是東方的巨人，中國的明朝政府有着自身的尊嚴和信仰，有執着的自信和理念，對外國人，除定期來華進行商貿活動外，其餘的並不歡迎。這一切，就似乎注定了沙勿略的命運。

1552年，沙勿略作為第一個急先鋒，孤身北上，歷盡千辛萬苦，從印度來到廣東台山的上川島，指望從這裡可以進入中國內地展開傳教活動。但是，他在這裡孤掌難鳴，四壁無援，再加上飢餓和熱病交加，最後，在這個中國的門口懷憾死去。

天無絕人之路。1553年，葡萄牙人踏上了澳門的土地。耶穌會士抓住這個天賜的良機，乘着葡萄牙人的大十字帆商船，相繼來到了這裡。他們雖然無法進入壁壘森嚴的中國內地，然而他們相信，在澳門建立據點，興建修院和教堂，等候上帝賜予機會，就必定可以成功北上。

耶穌會士選擇了澳門半島北部的一塊俯瞰全城的高地，在這裡建起了簡陋的教堂和修院。然而由於條件簡陋，所建的教堂多次遭火焚燬。最終，從1602年至1603年，用了兩年的時間，由澳門的葡萄牙商人籌集了七千兩白銀，在前來澳門避難的日本教徒和中國工匠參與下，耶穌會建起了這座供奉聖母的宏偉的聖保祿教堂。今天，人們只能依照前人的記錄想像它的身影：

而當時見過教堂的中國人，也形容它為“金碧照耀，上如覆幔”，為中國大地前所未見。總之，奇偉、華美、富麗、堂皇，你可以用上許多形容詞來描述和想像，這間澳門至今沒有任何一間可與之媲美的教堂。此外，教堂側面還有一座鐘樓，大鐘為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所贈。鐘旁邊站立持錘木人，定時敲擊，報道時辰。

讓我們穿過時光隧道，觀看一下聖保祿教堂落成之時的盛況吧：

聖保祿教堂落成之後，被譽為“僅次於羅馬聖彼得主教堂的最大教堂”，自此，“東方梵蒂岡”之名不脛而走，享譽遐邇。

教堂主體建築落成之後，即開始着手興建它的正面前壁。從1603年起，用了三十多年時間，至1637年，一個傳世不朽的偉大傑作——教堂正面前壁，即大三巴牌坊——宣告完成。

大三巴牌坊高25.5米，寬23米，由堅硬的花崗石築成。再加上不同款式的石柱，齊頭並肩，壘疊層列，牢固地支撐着這座千百噸重的建築，為的是使之挺立萬世，與上帝永恆共存。

牌坊高矗在山崗之巔，不僅以其宏偉巨大令人讚嘆，更攝人心魄的，是牌坊通體遍佈的浮雕裝飾和宗教聖像。內行人說，走遍世界，閱盡耶穌會的教堂建築，只有在澳門的大三巴牌坊，才可見到這種獨一無二的奇觀。

大三巴牌坊上下分為四層：

第一層是教堂的入口，這是走向上帝的開始。三個大門，一個正門，兩個側門，其間用十根粗壯的希臘愛奧尼亞式圓柱隔開。兩旁牆壁飾有規則的幾何圖形。正門門楣上有“天主聖母”的拉丁文字樣，揭示了教堂供奉的主保神身份。

第二層同樣是十根圓柱，彷彿為第一層石柱的延伸，但是為哥林斯式。這一層雕塑和裝飾的主題是聖徒。圓柱之間的神龕，安置着耶穌會各位聖徒的銅像，不可不提的是，這些栩栩如生的青銅雕像均是16、17世紀澳門鑄炮廠的出產。這些聖徒分別是：正中靠左，是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相對稱的靠右一邊是方濟各．沙勿略；最左邊，是佛朗西斯科．波爾吉亞，他放棄令人豔羨的榮華富貴，擔任耶穌會的第三任會長；最右邊的則是路易斯．貢薩加，這個不幸的年輕人死時年僅二十三歲，他放棄了貴族的爵位，卻為拯救鼠疫患者奉獻出自己的生命。神龕之間的常青棕櫚樹，讓你們陪伴着聖徒們的高尚靈魂，直至永生吧。

第三層的圓柱減為六根，款式屬混合型。這一層的主題是聖母。正中的神龕安放着教堂守護神聖母瑪麗亞的雕像。神龕四周，環繞的百合花，象徵着純潔；六個活潑天使，護送聖母升天。聖母的左邊是一眼噴泉，那是噴湧不息的智慧；右邊一棵柏樹，那是萬世常青的生命。泉水左邊，聖母淩空浮在海船上方，保佑海上貿易平安順利；柏樹右側，聖母踩着一隻七頭蛇怪，象徵邪惡必受正義制裁。第三層左端，一個橫臥的人形魔鬼，利箭穿心，旁有中文，“鬼是誘人為惡”，以顯對人警示；右端一具骷髏，也有中文，“念死者為無罪”，提醒人們應對生前死後做深刻反省。

第四層只有四根圓柱，也是混合式。這一層的主題是耶穌。耶穌雕像位置中央，安放在一個石飾百合與玫瑰花簇擁的神龕裡。耶穌受難時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帶血刑具：梯子、鞭子、荊棘冠、錘子、釘子、長矛和鉗子擺放四圍。雕塑的建造者們可能不想令氣氛變得過於嚴酷淒慘，他們請來美麗的小天使，右邊的捧着捆綁耶穌的木樁，左邊的捧着耶穌受難的十字架。同層的右端，是繩子，再次突出耶穌受難的主題；左端，是麥子，象徵耶穌精神像種子，廣佈開去。

牌坊四層之上的三角楣頂豎有大十字架。三角楣正中一隻騰空欲飛的鴿子，是聖靈的化身，太陽、月亮和星星四邊圍繞，那是天主創造的宇宙。

數百年來，凡是見過牌坊的人，無論使用什麽語言，無論來自任何地方，定會留下深刻的印象，必都發出由衷的讚揚。有人說，牌坊就如一本石製堅固的宗教教科書。站在它的跟前，“仰觀宇宙，俯察品類”，牌坊把天主創造萬物，聖母庇佑生靈，耶穌拯救世人的道理，直觀、生動、形象地表達出來，以此告訴人們，正義必定戰勝邪惡，天國就在前面。也有人說，牌坊就像一座內容豐富的藝術博物館。它是西方、中國和日本等各國工匠通力合作的藝術結晶，其結構和裝飾，不但顯示出西方巴羅克風格，更糅合進東方文化色彩。在建築美學上，二者兼容並蓄，融匯貫通。在基督教美術史上，標新立異，嘆為觀止。

不難看出，通過完美的藝術形式引導世人到達崇高的天國境界，正是大三巴牌坊設計者和建構者的原意。事實上，他們也在身體力行，用鮮血以至生命，做出了生動的榜樣。

大三巴牌坊由意大利的熱那亞人卡爾洛．斯皮諾拉神父擔任主要設計。神父在羅馬修過數學知識，1600年到達澳門，1602年設計了教堂及其正面前壁，之後為傳播信仰又轉赴日本，1622年在當地迫害天主教的浪潮中，被綁在一根柱子上活活燒死，壯烈殉教。耶穌會在澳門的一切艱辛工作都是為了打開中國莊嚴而又沉重的大門。

16世紀的中國，國威遠揚數洲，聲勢如日中天，統治者自豪於祖宗悠久的燦爛文化，滿足於中央帝國的至尊地位，不會輕易認同外來的宗教信仰，更不情願接納其他的價值觀念。阿拉伯的諺語說，當中國人用兩隻眼睛看世界時，希臘人只有一隻，而其他地方的人還在盲目地摸索。這樣的比喻，國人誰不樂意接納？

然而，耶穌會對此有自身的見解。他們認為，中國人雖然高傲，但可以讓那些同樣是學識和品德出衆的外國人來到其間居住。假如看到天主教對於他們自己的政治體系是一種幫助而不是損害，中國的民族有朝一日會樂意接受天主教信仰。不僅如此，天主教最終也可以用積極的人生觀和永恒的幸福觀教育中國人，以取代他們那些毫無價值的虛榮和浮華。

顯然，中國與歐洲不僅在地理位置上，而且在精神上的距離也實在太遠了。完全不同的信仰和世界觀，差異顯著的文化和價值觀，在二者之間形成了深陡的鴻溝和巨大的壁壘。面對這重重的障礙，耶穌會傳教士十分明瞭。他們站在大三巴牌坊的山崗上，朝向中國的土地，仰天長嘆：磐石啊磐石，你何時才能裂開，迎接吾主？

面對進入中國傳教的多次請求，中國的官員反詰傳教士：你們會說中國話嗎？不。那麽，你最好先去做學生，學會我們中國的話，以後你再去做我們的老師，給我們講解你們的道理。

毫無疑問，艱辛的中國文字就是傳教士眼前最堅固的磐石。如果打開磐石，就需要比磐石更堅硬的意志。耶穌會負責中國和印度傳教事務的巡視員范禮安就是一位高瞻遠矚的智者，也是一位意志堅強的勇士。他說，中國是一個偉大和有價值的民族，中國人尊重學問，他們願意以明智的方式聆聽任何提出的問題。因此，在中國傳教，就要採取在其他國家不同的方式，首先必須掌握中文。如果不懂中文，就無法使中國人皈依上帝。

學會中文，打開磐石，就是耶穌會的神聖目標，傳教士下定決心：“學會讀、講、寫中國的語言，熟悉中國的文化和習慣。”

在牌坊的東側山坡，人們今天仍可以看到一排排青苔斑駁，僅餘地基的房屋遺址，能夠看清輪廓的，約有六間，每間三米見方。人們似乎還可以感到，這裡有一些偉大的靈魂，靜靜地，在如蓋的鳳凰樹庇蔭下，安睡休憩。是啊，請勿打攪，他們經已完成了重大的使命，需要好好休息。讓我們悄悄地繼續前面的故事。

這片遺址，正是耶穌會創建的聖保祿學院，聞名中外的遠東第一所近代大學的原址，是耶穌會為打開中國的磐石而建造的堅實工具。

1571年，耶穌會在這裡成立了聖保祿公學，1594年升格為聖保祿學院。為了培養合格的神職人員，學院設置各種科目。一方面是為那些來亞洲之前尚未完成資格培訓的歐洲神職人員提供文學、哲學、神學以及科學和藝術等課程，更重要的，是要使學院成為學習中文或日文的場所；另一方面是為中國人和日本人提供西方包括人文及自然科學和神學幾乎一切的知識，當然，也教授拉丁文和葡萄牙文。
聖保祿學院設在山崗上，佔地廣闊，環境優美，可以眺望遠處的迷人風光，沐浴來自海上的習習清風。來自中國內地的詩人兼畫家，後來又成為聖保祿學院學生的吳漁山這樣形容這間學院：

根據記載，學院有一道圍牆，兩所大房子之間是一個漂亮的庭院，房子內部鋪上地板地面，這是管理者的住所。山腳下則是學校教室和辦公室，共十九間臥室，兩個廳堂，兩個小禮拜堂以及病房，總共可以容納四十名教士進行學習和各種活動。

在近兩個世紀之內，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共有四百六十七名，近一半人曾在學院中研讀過中文，學習各種預備知識。

朗朗書聲，拳拳心願；燦燦晨星，昏昏夜盞。聖保祿學院的學員以高昂的志氣，堅韌的毅力，經過艱苦的學習，在這間被時人譽為“知識之屋宇，神聖之花園，使徒之學校”的學院裡，獲得了驕人的名氣和豐碩的成果，其中的佼佼者，為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更建立了不朽的功績。讓我們在此略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為了成為在中國傳教的第一人，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1579年被派到澳門。儘管“中文聽起來和讀起來都是最困難和最複雜的”，他剛一到埠，即入讀聖保祿學校，手持毛筆，一筆一劃，廢寢忘食地努力學習那些“與西方文字完全不同”，“像畫符一樣”的中文。他的努力沒有白費，中文程度飛速提高，不久之後，他甚至可以跟隨葡萄牙商人一起去廣州晉見當地的中國官員。

1582年，一個開啟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進程的先驅人物——利瑪竇神父，來到了澳門。他不僅負責教導聖保祿學校中那些將派往中國的神學生，同樣為學習中國文化習俗和中文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一年之後，利神父進入中國肇慶傳教。歷史上來到中國的歐洲人，沒有比馬可．波羅和利瑪竇更出名了。

利瑪竇1552年出生於意大利，正是葡萄牙人進入澳門與中國貿易之時。利瑪竇似乎帶着上帝的使命來到這個世界上。他沒有享受過一般兒童那樣天真爛漫、無憂無慮的童年，九歲那年就進入耶穌會學校學習，十六歲到羅馬學習法律。剛滿十九歲，他就參加了耶穌會，為了弘揚天主的榮耀，必須終生恪守三項誓願：清貧、獨身、服從。在剛滿二十六歲之時，利瑪竇漂洋過海，從歐洲來到印度的果阿。1582年他年滿三十歲，即來到了澳門。1583年，利瑪竇進入中國，從此開始了艱苦卓絕的傳教工作。為了消除中國人的誤解，使他們更順利地接納天主教，利瑪竇取漢名，習漢語，着儒服，行儒禮，與文人大夫廣交朋友，從廣東的肇慶、韶州，到江西南昌，江蘇南京，直至1601年抵達北京，輾轉奔波，近二十載。在神父堅韌不拔的努力下，磐石終於打開，目標終於實現，他可以進入中央帝國的宮廷了。

玲瓏精緻的自鳴鐘、妙韻叮咚的西洋琴、色彩萬變的三棱鏡，利瑪竇向中國皇帝獻上前所未見的奇珍異品，引起了滿朝驚嘆。接着，一個全新的世界概貌——《坤輿萬國全圖》展示在國人的面前。之後，利瑪竇又翻譯引進了《幾何原本》，介紹西方通行的格里高里曆，編撰天文曆法專著，等等。文化上、心理上的衝擊一波接着一波，中華帝國上層的統治者們震動了，驚覺了。他們終於明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祖訓，確非虛言。

不僅如此，利瑪竇還把漢字拉丁化，又把“四書”等中國文化典籍翻譯介紹給西方，興起中學西漸的浪潮，世界從此走入了一個互動互補的時代。

當然，引進先進科學文化，並非耶穌會的唯一目標。天主教神學家阿奎那早就說過，“增加對自然規律的理解，就會加深人們對上帝創世業績的崇敬”。耶穌會士十分清楚：科學是手段，傳教是目的。他們相信，在中國人對新奇科學知識的驚愕和追求下，上帝就會不知不覺地來到他們中間。

1610年，在來到中國近三十年後，勞累過度的利瑪竇神父最終長眠在這塊土地上，安息在中國皇帝恩賜的北京墓地裡，終年五十八歲，為信奉的天主貢獻出光榮的一生。

意想不到的收穫和成就鼓舞了耶穌會，他們要在利瑪竇神父開拓的路上，更廣泛地宣揚天主的榮耀，使得這片土地更加光輝燦爛。

1619年，來自德國的湯若望神父抵達澳門。在聖保祿學院學習中文以後，1623年來到北京。湯若望精通天文知識，執掌欽天監（國家天文台長），運用西方天文學理論和計算體系，在中西曆法結合基礎上，修訂了《時憲曆》，從而榮膺中國皇帝的“通玄教師”大號，並授光祿大夫，一品封典。在他的晚年，雖然面對保守派的迫害，身陷囹圄，但一直堅守信念，絕未屈從。

1658年，又有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來到澳門。在停留近一年後，1659年赴中國內地。繼利瑪竇、湯若望之後，南懷仁全力傳播西方的天文及曆法學、數學、地理學、物理學、機械火炮等多種知識，完成《坤輿全圖》，改建北京觀象台，並擔任了康熙的科學教師，被皇帝讚為“恪恭不怠，奉職惟勤”。比利時國王也稱他為“17世紀在中國最偉大的傳教士”。

回眸歷史，自16世紀始，西風東漸，門戶初啟，時代揭開了新的一頁，儘管天主福音的傳入幾經曲折，時起時落，但是西方科學文化的抵達，卻勢不可擋，深入人心。

人們不可忘記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是他們，使長期與世隔絕的中國人第一次獲得了全球的眼光，看到了世界的精彩，瞭解了文化的差異，掌握了思維的新法。如果說，利瑪竇神父及其同伴們是古老中國邁向現代化的最初推動者，是近代中西文化展開大規模交流的開創者，應該是當之無愧。

耶穌會在中國取得舉世矚目成就之時，人們也不會忘記，澳門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發揮的重要作用。是澳門，在東西文明相遇之際，提供了溝通的橋樑、寬厚的環境；在傳教士北上之時，提供了充分的輔助、有力的支援。可以說，沒有澳門，沒有聖保祿學院，中西交往的歷史恐怕就要改寫。

然而，澳門並不需要什麽回報，就像一位為社會撫育了傑出子女的祖母一樣，她內心充滿的只是安詳和欣慰。她惟一的要求，就是藉利瑪竇的姓名為本地一間中學命名，以做心中永遠的、默默的懷念，為澳門有過這樣一位世界傑出的人物感到深深的光榮和自豪。

1762年，葡萄牙王室取締了耶穌會。禁令傳到澳門，聖保祿教堂和學院被關閉。1835年，用作臨時兵營的聖保祿教堂被烈火徹底燒燬，只餘下一座類似牌坊的前壁。

今天，在澳門身上發生的，那些改變世界進程的壯觀活劇，經已落幕；那些推動東西文化交匯的感人場面，經告結局。一切的豐厚都化作了簡約，一切的繁喧都歸於寧靜，永遠地濃縮成一種耀眼的符號，一個生動的象徵，一座恢弘的豐碑。

這，就是大三巴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