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像童話中的國度，高高的院牆，重重的鐵門，巍巍的教堂，靜靜的修院，永遠都是那樣的沉靜、安詳、深邃和神秘。

它就在眼前，但是，離我們彷彿又是那樣遙遠。遙遠，是一種距離的度量，這裡不僅是指時間，還指一種心理。在受現代文明熏陶的人們當中，這種遙遠，不禁會在心頭掠過幾絲遺憾。好，現在就讓我們做一次距離的回歸。

將近四百年前，1622年，在葡萄牙人到達澳門差不多七十年後，一個叫米傑爾的商人在澳門半島一座叫做崗頂的小山頭上建起了一所房子。他去世後，如同好多教徒將身後財產獻給上帝一樣，1728年，這所房子無償地贈送給耶穌會。耶穌會利用原址的三間房屋，開辦了最早的神學課程，還在旁邊建了一所小教堂。聖若瑟修道院最初的歷史開始了。

修院所在地，雜草叢生，怪石嶙峋，葡人稱這裡作“不祥之林”。再加上鬧鬼的傳說，更使當地人不敢經過。神父們堅信，耶穌基督必定戰勝一切鬼怪。1730年，絕不信邪的修院主管賓杜神父向澳葡議事會申請這片號稱“不祥之林”的地段。獲准之後，耶穌會遂僱請工人破碎巨石，平整土地，動工興建正規的修院。

有心人可能要問，澳門原有的著名的聖保祿學院，自1594年開辦以來，已經是培訓東方傳教士的搖籃，為什麽要再多開一間呢？原來，在日本向天主教關閉大門之後，聖保祿學院轉向只培養赴安南、東南半島以及韓國的神職人員，而聖若瑟修院就要擔負起培養前往中國傳教的神職人員的任務。經過近三百年的建造和經營，聖若瑟修院終於具備了今天的規模。

1730年，崗頂附近就已有修生出現。然而修院似乎生不逢時，開辦伊始，就遇到麻煩。當時的葡人寫道，“為着避免清政府的迫害，這裡（聖若瑟修院）的學生都穿着歐洲式樣的衣服”。

清政府的“迫害”如何連累到修院，追本溯源，不能不與發生在數千里外的“禮儀之爭”扯上關係。17、18世紀之間，中國和羅馬教廷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禮儀之爭”，這是來自中西文化深層次上的衝突。澳門是中西長河的交匯點，文化衝突的餘波不能不反饋到這裡。

1582年，耶穌會的利瑪竇由澳門進入中國。他提倡尊重中華文明，不但穿儒服，講中文，與官僚士大夫廣交朋友，而且和他的同伴們一起，盡量顧及並適應中國文化深層次上的特點。對中國人祭祖祭孔的禮儀，利瑪竇認為這在本質上與天主教的基本教義並不矛盾：天主的“十誡”不也要求人們尊敬自己的父母嗎？而崇拜孔子也是對先哲的信從，毫無追隨異教的含義。利瑪竇因此把天主的概念和中國的上帝結合，同時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誘導推動國人皈依“萬能的天主”。

但是，天有不測風雲。遠在歐洲的一些天主教古老教派，聽說耶穌會敲開了中國大門，也爭先恐後湧到這裡。當面對耶穌會取得的驕人成就時，這些“老”過耶穌會三百多年的教派，不禁嫉妒橫生，心有不甘，一定要奪回其老行尊的“正統”地位。他們開始尋找破綻，藉指責中國教徒祭祖祭孔是違規的“偶像崇拜”，來攻擊耶穌會是容忍異端、離經叛道，從而挑起了一場延續三百多年的“禮儀之爭”。

滑稽的是，這些大聲反對耶穌會，圖謀取而代之的教派，卻對中國文字及文化一竅不通，無法瞭解中華文明的真諦，在中國朝野到處碰壁。無奈之中，他們遂向羅馬教廷求助。不幸的是，教廷居然又找來一批從未踏足東方，不知中國為何方神聖的神職人員進行“論證”。結果可想而知，天主教古老教派的意見佔了上風，教皇做出不利於耶穌會的決定。

1704年，教皇首先下令把中國大小教堂內，康熙所題“敬天”的匾額拆去，此舉引起了中國朝野的極大不滿。1706年，康熙皇帝盛情款待教廷的首位特使，希望化解雙方矛盾，然而磋商不果。康熙沒有辦法，惟有要求在華傳教士領取執照，只允許那些遵守利瑪竇傳教方式的人留華傳教，不服從及不取照者則須離華，退回出發點——澳門。其實，康熙皇帝算是中國歷史上比較開明的統治者，他熱心西方的先進科學文化，對天主教開始也不無好感，甚至因北京耶穌會傳教士的勞績，賜予土地讓他們興建教堂及墓地，並題匾“萬有真原”，以示敬重。

在“禮儀之爭”中，康熙堅持原則，不做退讓，原意只是希望中國教徒可以保留祭祖祭孔的良好習慣，以利社會的長治久安。他指出，孝敬父母，親敬師長，是天下通義，不能擅改。康熙，一個非漢族的統治者，此時卻審時度勢，為了國民的福祉，充當了儒家文化的保護者。諷刺的是，另有些人，喋喋不休地宣揚上帝救贖人類，熱愛人類，到頭來，為了空洞的“原則”、“教義”甚至一己私利，卻置上帝近一半的“子民”於不顧。

即使在羅馬教皇1715年下達嚴禁祭祖祭孔的通令後，康熙仍然多次接見教廷來使，耐心解釋。但是，教皇頑固堅持己見，康熙終於忍無可忍，於1720年底，正式下詔，“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從此，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進入了冬天，一切都凍結了，停滯了。1723年，雍正皇帝即位，頒佈了更嚴厲的禁教措施：限令信奉天主教的中國人必須放棄信仰，違者嚴懲；西洋傳教士限半年內離境，逐往澳門；全國教堂（三百多座）一律沒收關閉充公，傳教士（三百多個）集中於廣州，等候遣返歐洲。

就這樣，耶穌會神父僅能以技術專家身份留京效勞，而其他教派的神父四十多人，皆被逐來澳門。澳門的中國官員同時命令：華人教堂“唐人廟”必須拆毀；內地潛逃教徒必須交還中方，澳門不得收容；遣來澳門的傳教士不得停留，必須全數送回歐洲。

一時之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修院提議澳葡當局提前儲存米糧，以免中國當局關閉關閘大門，切斷供應。1733年，一包包的大米趁着夜色，運進了高高的圍牆之內，聖若瑟修院頓時變成了一個儲存糧食的臨時穀倉。

喧囂過後，恢復了風平浪靜。事實證明，“禮儀之爭”對澳門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然而，萬料不到，對修院造成的致命打擊，卻來自耶穌會的背後。

1758年，萬里之外的葡萄牙宮廷發生一起刺傷葡王的事件。1759年，葡廷藉口耶穌會參與了其中的陰謀，宣佈取締耶穌會組織，沒收其一切財產。1762年7月5日淩晨三時，黑幕籠罩，萬藾俱靜，一批官員帶着士兵，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修院。十三名耶穌會的神父和神職人員被捕，連同抓到的聖保祿書院十一名人員，一起被押送到敵對的方濟各修會會所。四個月後，經印度果阿，解往葡萄牙，監禁在茱里昂塔。面對這個飛來的橫禍，耶穌會士們除了祈求上帝外，別無他選。修院院長也因悲憤難抑，加之身體虛弱，氣死在押解途中。從此，人去樓空，荒草叢生，關上鐵門的修院，成了老鼠出沒的地方。二十二年，一個無生命的軀殼，只有淒風苦雨相伴。

1784年，天主教遣使會奉命前往北京，接管耶穌會撤退後在那裡留下的物業。他們也順便來到澳門。1784年9月9日葡廷命令，聖若瑟修院改為王家修院，由遣使會管理，重新開辦。

對於修院，人們可能只知道這是一個培養神父的地方。由於修士的生活與世隔絕，深居簡出，始終給外界留下一種神秘的感覺。修院是教會內一種有嚴格組織紀律的團體。早在5世紀，西方的土地上就出現了修士的身影。進入修院的人必須首先發三項誓願：獨身，守貧，服從。修生每日的生活也只是祈禱、勞動和誦讀，在樸素艱苦的環境中，陶冶性情，淨化靈魂，服務子民，奉獻上帝。這多像中國“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的古訓。看來，全體人類，不分東西，不分彼此，踏上神聖彼岸的道路只有一條。

當然，根據實際的情況和時代的需求，這些西方中世紀的嚴格規定，在東方已經做了不少修改。根據西方古代天主教“自由七藝”內容（文法、修辭、邏輯、幾何、數學、天文、音樂），聖若瑟修院恢復開辦之後，設置了下列課程：文法、拉丁文、中文、哲學、神學、數學。

聖若瑟修院恢復了往昔的生機，成為小城之中唯一的教育機構。一些學問深厚的遣使會士，如畢學源（後來去北京擔任了欽天監監正）等，也紛紛從歐洲來到此院擔任教職。修生不僅有本澳青年，還有來自中國內地以及外國的學生。特別是因為天主教在中國被禁，外國傳教士被逐，培養盡可能多的來自中國的青年修士，便於日後以各種方式進入內地進行傳教活動，就成為聖若瑟修院的重要使命。

1835年，一位自歐洲來澳的法國神父寫道：

澳門史學家瑞典人龍格斯泰寫道：

19世紀下半葉，清朝的頹勢已現。1858年，咸豐皇帝在外國列強的壓力下，被迫准許傳教自由。從康熙皇帝1720年底的諭旨下達以來，中國一百三十八年的禁教歷史到此結束。

不知是否天意，正好在這個時候，耶穌會士返回了修院。在讀的修生和學生人數驟然大增，修院教學走入軌道。此時，寄宿生（修士）有四十一名，走讀生一百五十名。1870年，學生人數竟又翻了一番。

若看到1914年的課程設置，你會感覺就像置身於一所當代正規的教會學院。這些課程有：神學、哲學、法律、教會史、宗教儀式、格里高利聖歌詠嘆、基督教義、算術、地理、打字簿記、商業書信、數學、物理、化學、自然史、文學、葡文、法文、拉丁文、中文/廣東話、古漢語、英文、教育學、體育、繪畫、鋼琴、交響樂/軍樂、歌詠等等近三十門，畢業生的水準甚至可以考入當時的香港大學。從1860年起的七八十年間，是修院在教學方面最興盛的時期。

1938年，在聖若瑟修院開辦了兩個多世紀後，根據教皇旨意，修道院只准向獻身神職的修生開放。從此，學生人數陡跌，昔日的繁喧又變為一片冷清。1966年，澳門北方的天空燒得一片火紅，教會的神經再次緊張起來，修士們紛紛避走葡萄牙。其後，修院只開辦過一些短期班，訓練那些來自本澳、香港、帝汶、新加坡等地的神職人員。

自20世紀90年代，修院暫停一切神職人員的培訓工作。沉重的鐵門又一次關上了，不過，這次是從裡面。只有教堂，仍然堅持每月一次的彌撒。

聖若瑟教堂，連同澳門其它的大小教堂，構成了天主教遠東傳播的基地，給澳門帶來了“東方梵蒂岡”的稱譽。

這裡不妨簡單地回顧一下澳門教會和教堂的歷史起源。1576年，澳門成立了遠東的第一個主教區，管轄着中國、日本、朝鮮、安南以及東南半島的傳教事務（現在，澳門教區僅管理自身地區的教會事務，其他國家和地區早已成立了獨立的教區來自我管理）。試想一下，一個僅十幾平方公里的小城，竟管轄着比她大成千上萬倍的廣袤區域的教會事務，能不像梵蒂岡？

當然，管轄如此大面積的國家和地區的教會事務，千頭萬緒，工作繁忙。為了提供足夠的物質和精神上的支持，如星羅棋佈一般，在澳門建起了二十多座教堂，其中著名的有：聖保祿教堂（今天只餘下“大三巴牌坊”），主教座堂，“三大教堂”，還有聖若瑟教堂等。

1555年，隨着葡萄牙人來到澳門，第一批耶穌會士也在這塊遠東的土地登陸，宣傳上帝的福音。1568年，當第一位主教賈尼路（D. Melchior Carneiro Leitão）神父到達時，他即已發現，“三大教堂”——望德聖母堂、聖安多尼堂以及聖老楞佐堂，經已存在。不過，它們只是一些簡陋的木屋。跟着，1603年，聖保祿教堂建成。1623年，聖母聖誕堂（即大堂）建成，正式成為澳門的主教座堂。“三大教堂”也陸續予以加固擴建。除此之外，澳門還有兩座由外來教派興建的教堂，它們分別是：1586年建的聖奧斯定堂和1587年建的玫瑰聖母堂。隨後，澳門教區即分別以大堂、聖安多尼堂和聖老楞佐堂為中心，劃分為三個堂區，正式開始了教務和傳教活動。聖若瑟教堂於1746年開始興建，用了十二年，至1758年建成。

由位於三巴仔街的西門進入，迎面而來是一列長長的寬闊石階，共五十四級。經過數百年的風雨侵蝕，堅硬的花崗石質地，經已變得像牡蠣外殼一樣粗糙不平。拾級而上，一種朝聖的心態不禁油然而生。視線的前方，一座宏偉的教堂聳立高坡之上，在陽光輝映之下，熠熠生輝，明亮耀眼。這就是聖若瑟教堂。

教堂樓高三層，橫寬而縱短，中間為正門，兩旁有側門，二層為窗，三層中央為耶穌會徽誌，左右兩側分別為鐘樓。教堂通體淺黃，白色為飾，明亮的主色突出了貞潔、純淨和神聖。

這是一座形式上模仿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的建築，整體形狀呈十字架形。從正門進入，向前走二十餘米，便來到“十字架”的頂端，這裡是主祭台，供奉着手捧小耶穌的聖若瑟像。聖若瑟相傳是耶穌的養父，故此可以享受如此崇高的待遇。聖若瑟像左前邊是聖伊納爵．羅耀拉的雕像，他是耶穌會的創始人；右前邊是聖方濟各．沙勿略，是第一位踏上中國土地的耶穌會士。

今天，在教堂主祭台旁邊，可以看到一塊四面鑲有十字架的奠基石，這是1999年對教堂進行大規模維修時發現的。奠基石上附有銅板，正面用拉丁文鐫刻着：“於主耶穌基督降生1746年10月10日，耶穌會聖方濟各．波爾日亞的瞻禮日，羅馬聖座在位者為本篤十四世，在葡萄牙若翰五世之贊助下，此石碑，作為奉獻給大聖若瑟聖堂之第一塊基石，由澳門主教Rosa祝聖，聖堂工程由耶穌會中華省副省長Luis神父開始及由耶穌會Folleri修士監督。”背面用中文寫着：大清皇朝第四代皇帝乾隆十一年八月廿三日。

教堂的兩側，即“十字架”的左右兩翼，也各有一個祭台。左側供奉聖母無原罪像，雕像在葡國波爾圖製，手工精細，栩栩如生。右側供奉耶穌聖心像，以真心顯靈的耶穌，向世人展示其深厚的誠意。

耶穌像的下方，在一個用玻璃鑲嵌的格內，供奉着聖方濟各．沙勿略的一段手骨。這位耶穌會的忠實會士，踏遍東方數國，終生期盼可以進入中國傳播天主福音，可惜只到達中國台山的上川島，就蒙主寵召，年僅四十六嵗。其後，教廷封他為聖人，其骨骸分別供奉於果阿、東京和羅馬等處，而上川島也留下一座小教堂，以為紀念。

在教堂“十字架”交匯處的頂部，即整個教堂的中心位置，與梵蒂岡聖彼得教堂相似，是一個穹隆拱頂，這是兩千年前古羅馬建築的遺風。拱頂離地面高十九米，中心之處是耶穌會徽號，周圍以三十二塊透光的玻璃天窗相隔排列。無論四季來去，明晦變化，這裡都充滿着天堂的光芒。

教堂後側，正對着主祭台的，是唱經台。置身靜謐的教堂之中，微合雙目，遐思浮想，眼前彷彿出現了那些整齊列隊的詠經修生。他們站在台上，用那美妙純真的童音唱出，“吾主啊，我要在萬民中稱謝您，要在列邦中歌頌您”；主祭台的兩側，傳出和聲的呼應，“願您的崇高在諸天之上，願您的光榮超乎天地”。重音疊律，樂韻飛揚，在教堂的穹頂，縈繞迴盪，直入心靈，直上天際。

由於設計修造者均為耶穌會士和葡萄牙人，教堂因此充滿了南歐的巴洛克風格：主祭台和兩旁側祭台上方，均由拱券支撐，再加上中心穹隆拱頂的組合，給人一種強烈的天圓地方的和諧之感。再看主祭台，上方用三角楣及拱券雙疊為頂，兩側各有兩條金葉纏繞的螺旋狀圓柱支撐，華麗莊嚴，典雅高貴。無獨有偶，唱經台那邊，也是四條款式類似的圓柱，據說是從已不復存在的聖方濟各修院移來。

教堂建築的左右兩側，各有一座鐘樓。左邊鐘樓昔日有七口大小不同的銅鐘，均在澳門鑄造。銅鐘依大小排列成七個音階。每逢節慶，各口銅鐘便互相配合，奏出一首首動聽的聖曲，給南國的天空大地帶來一派歡樂的氣氛。現在，修院不再有修生了，剩餘的兩三口大鐘也只在聖誕節和復活節等重大節日才會象徵式地敲響。

天主教昔日的光輝和影響還會回來嗎？今天，不知還有多少人為此關心。然而，讀者可能更想知道的是“禮儀之爭”的結果如何。欣慰地告訴你，1939年，教皇宣佈，允許中國教徒祭祖祭孔，延續了三百多年的“禮儀之爭”，終於有了明確的答案。東西文明，像兩個不時爭吵的戀人，彼此又多了一次擁抱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