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一年(1498年1月22日─1499年2月9日)8月29日，瓦斯科•伽玛船队满载香料及东方珍宝回国。直到第二年8月底，瓦斯科•伽玛的船只才驶入特茹河。随后，里斯本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这次远征，历时两年多，行程37500公里，虽然损失了一半船只和80余名船员，包括瓦斯科•伽玛的胞兄保禄•伽玛(Paulo da Gama)，但是葡萄牙与东方的联系正式建立。曼努埃尔一世更获得“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航海和贸易之主”称号。伽斯帕尔，戈雷亚(Gaspar Correia)：《印度传奇》载，瓦斯科，伽玛从印度带回给王室大量的礼物，其中多件是在印度古里(Qualecut)购买的中国瓷器，深得王后赏识，这更刺激了曼努埃尔一世国王从海路发现中国的强烈愿望。

弘治十一年(1498年1月22日─1499年2月9日)8月29日，瓦斯科•伽玛船队满载香料及东方珍宝回国。直到第二年8月底，瓦斯科•伽玛的船只才驶入特茹河。随后，里斯本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这次远征，历时两年多，行程37500公里，虽然损失了一半船只和80余名船员，包括瓦斯科•伽玛的胞兄保禄•伽玛(Paulo da Gama)，但是葡萄牙与东方的联系正式建立。曼努埃尔一世更获得“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航海和贸易之主”称号。伽斯帕尔，戈雷亚(Gaspar Correia)：《印度传奇》载，瓦斯科，伽玛从印度带回给王室大量的礼物，其中多件是在印度古里(Qualecut)购买的中国瓷器，深得王后赏识，这更刺激了曼努埃尔一世国王从海路发现中国的强烈愿望。诺埃尔(Charles E. Nowell)：《葡萄牙史》第5章，第123页；科尔特桑：《葡萄牙的发现》第3卷第9章，第877页。苏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第3章，第86页。Gaspar Correia, Lendas da Índia, Vol. 1, pp. 225—226.

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2月6日－1656年1月25日)8月29日，荷兰使团进入广州。10月15日，平南王、靖南王在城外搭起的营帐中设宴招待荷兰使臣。在广州期间，荷兰使臣一面等待清廷的批复，一面销售他们带来的货物。这一次两艘船带来的货物共卖得78736荷兰盾。

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2月6日－1656年1月25日)8月29日，荷兰使团进入广州。10月15日，平南王、靖南王在城外搭起的营帐中设宴招待荷兰使臣。在广州期间，荷兰使臣一面等待清廷的批覆，一面销售他们带来的货物。这一次两艘船带来的货物共卖得78736荷兰盾。 包乐史(Leonard Blussé)、庄国土：《研究》，第50－51页；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沙：1624－1662》，第49页。

雍正元年（1723年2月5日－1724年1月25日）8月29日，闽浙总督满保、福建巡抚黄国才上奏称：查得两名西洋传教士在福建福安县传教，入天主教的监生、生员有十余人，城乡男女入教者有数百人之众，城内、大乡建有男女天主堂十五处。两位传教士隐居生员家中，不为人见，不惧知县禁令。每逢诵经礼拜之日，便聚数百之众传教。闽浙总督满保已飭令地方文武官员将两位传教士解送广东澳门，十五处天主堂或改作书院，或为义学，或各作民间祠堂，并谕令该十余名生员、监生，诱导入教男女改正邪教，若再有奉行西洋教者，则将该十余名监生、生员尽数黜免治罪。又称：西洋人在各省大府县俱建天主堂居住，此等西洋人留居京城尚可编修黄历，今其恣意于各省大府县建天主堂或豪宅居住，于地方百姓力行其教，蛊惑人心，经年日久地方毫无益处。因此，建议将西洋人许其照旧在京居住外，其余各省所设天主堂，尽行改换别用，不得再建。雍正皇帝朱批曰：“尔此奏甚是，极为可嘉。著照此办理，如此缮本具奏。”先是，康雍之际东南沿海“海中匪类往往窃发”，臣僚敦请雍正帝于沿海各地速行保甲法。福建向来“民情剽悍，穷黎众多”、“聚众为匪”，为甫登极之雍正的心患。是年初，闽浙总督满保因剿捕福建、台湾两地匪盗，浮孚圣望，并擢拔满保兄长冯泰为起居注馆讲官，以示奖掖。满保是以被雍正帝誉为“省臣能吏”。故而，虽然部院六科法敏等人启奏请求禁止天主教而不得批复，反而遥在福建的封疆大吏的意见速速得以采纳，一则因为福建的特殊地位与近来形势，二则无疑出自于雍正对满保能力的信任与赏识。为此，迅速下令禁传天主教。

雍正元年（1723年2月5日－1724年1月25日）8月29日，闽浙总督满保、福建巡抚黄国才上奏称：查得两名西洋传教士在福建福安县传教，入天主教的监生、生员有十余人，城乡男女入教者有数百人之众，城内、大乡建有男女天主堂十五处。两位传教士隐居生员家中，不为人见，不惧知县禁令。每逢诵经礼拜之日，便聚数百之众传教。闽浙总督满保已飭令地方文武官员将两位传教士解送广东澳门，十五处天主堂或改作书院，或为义学，或各作民间祠堂，并谕令该十余名生员、监生，诱导入教男女改正邪教，若再有奉行西洋教者，则将该十余名监生、生员尽数黜免治罪。又称：西洋人在各省大府县俱建天主堂居住，此等西洋人留居京城尚可编修黄历，今其恣意于各省大府县建天主堂或豪宅居住，于地方百姓力行其教，蛊惑人心，经年日久地方毫无益处。因此，建议将西洋人许其照旧在京居住外，其余各省所设天主堂，尽行改换别用，不得再建。雍正皇帝朱批曰：“尔此奏甚是，极为可嘉。著照此办理，如此缮本具奏。”先是，康雍之际东南沿海“海中匪类往往窃发”，臣僚敦请雍正帝于沿海各地速行保甲法。福建向来“民情剽悍，穷黎众多”、“聚众为匪”，为甫登极之雍正的心患。是年初，闽浙总督满保因剿捕福建、台湾两地匪盗，浮孚圣望，并擢拔满保兄长冯泰为起居注馆讲官，以示奖掖。满保是以被雍正帝誉为“省臣能吏”。故而，虽然部院六科法敏等人启奏请求禁止天主教而不得批覆，反而遥在福建的封疆大吏的意见速速得以采纳，一则因为福建的特殊地位与近来形势，二则无疑出自于雍正对满保能力的信任与赏识。为此，迅速下令禁传天主教。此两名西洋教士即西班牙多明我会士白多禄和华敬（又称华若亚敬，Joaquim Royo）神父。白多禄康熙五十五年（1716）来福安，住穆洋村郭惠人家；华敬雍正元年（1723）来福安，居穆洋村郭近人家。见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32《福建诸县会审福安天主教案审语》，第75—76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闽浙总督满保奏闻西洋人在福安县传教惑众送往澳门安插外省严禁西洋人居留传教折》，第134页。《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219《奏陈筹海事宜折》，第115页。《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163《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拿获福州名贼高颂祥等情形事折》，第58页。《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298《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将其兄冯泰简任起居注馆讲官折》，第157页。

乾隆十五年（1750年2月7日－1751年1月26日）8月29日，由于安南国王阮福淍厉行禁教，迫害传教士之风突起。本日凌晨2时，27名传教士搭乘曼努埃尔．马托乌斯（Manuel Mateus）船长的“圣路易斯（S. Luís）”号船前往澳门，其中有8名耶稣会士、8名方济各会士和9名法国人，只有来自布拉加（Braga）的在国王身边担任御医的若奥．科夫勒（João Koffler）安然无恙。[1] [1]潘日明：《唐．若奥五世在远东的外交政策》，在《文化杂志》第11/12期，1993年。

乾隆十五年（1750年2月7日－1751年1月26日）8月29日，由于安南国王阮福淍厉行禁教，迫害传教士之风突起。本日凌晨2时，27名传教士搭乘曼努埃尔．马托乌斯（Manuel Mateus）船长的“圣路易斯（S. Luís）”号船前往澳门，其中有8名耶稣会士、8名方济各会士和9名法国人，只有来自布拉加（Braga）的在国王身边担任御医的若奥．科夫勒（João Koffler）安然无恙。潘日明：《唐．若奥五世在远东的外交政策》，在《文化杂志》第11/12期，1993年。

乾隆六十年（1795年1月21日─1796年2月8日）8月29日，据澳门理事官甘博亚称，澳门第八号额船返回澳门，船上搭附源三良等9名遇难日本人，即日护送到县，听候委员送省，给船回国。他们是源三良、清七、幸吉、已之松、仲吉、关藏、羊五良、幸大良、门次良。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1月21日─1796年2月8日）8月29日，据澳门理事官甘博亚称，澳门第八号额船返回澳门，船上搭附源三良等9名遇难日本人，即日护送到县，听候委员送省，给船回国。他们是源三良、清七、幸吉、已之松、仲吉、关藏、羊五良、幸大良、门次良。《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署香山县丞黎为护送日本难民源三良等上省回国事行理事官牌》，第637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广东巡抚朱矽奏报日本国遭风难民附船到澳门送往浙江搭船回国折》，第618页。

嘉庆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8月29日，在京钦天监供职的葡萄牙传教士索德超、汤士选收到澳门议事会关于英船欲占澳门的信，因他们并不知道此时英人已返回印度，又通过内务府大臣苏楞额上奏嘉庆帝。两人均站在葡萄牙人立场上指责“英咭利凶狡”，并提醒嘉庆帝，就在4年前，英国就是以借地暂住为名而侵占了孟加拉(Bengal)，此乃前车之鉴。

清嘉庆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8月29日，在京钦天监供职的葡萄牙传教士索德超、汤士选收到澳门议事会关于英船欲占澳门的信，因他们并不知道此时英人已返回印度，又通过内务府大臣苏楞额上奏嘉庆帝。两人均站在葡萄牙人立场上指责“英咭利凶狡”，并提醒嘉庆帝，就在4年前，英国就是以借地暂住为名而侵占了孟加拉(Bengal)，此乃前车之鉴。《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内务府大臣苏楞额奏据西洋人索德超呈有英国战船逼近澳门蓄谋叵测折》，第625页。

嘉庆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7月，区华龄嘉再次搭船来到澳门，准备就任澳门总督。原总督花利亚认为他没有收到葡国国王的任命文档，拒绝交权。这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8月29日，香山知县马德滋下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谕：本县访得澳门有夷商“噎噎喱架”船往小西洋贸易回帆，搭载该国新来兵头噜咖（即区华龄嘉）至担杆洲东远洋，相遇英咭唎罢尽仁巡船，当将该兵头接过船上，一起护送而来，换坐澳门小船进澳。惟该兵头噜咖曾于嘉庆十三年（1808）来澳，因不安分，即令撤回西洋，此次旧兵头问唎喱咧时未接到该国王文凭，是以不肯交盘。并闻噜咖所带文凭，即前十三年旧凭，所以旧兵头不肯相信。令其查明该兵头噜咖何以又复来澳？既令来澳换班，何以又无文凭确据?10月4日，他又下理事官谕令其让该兵头噜咖迅速遣送回国。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7月，区华龄嘉再次搭船来到澳门，准备就任澳门总督。原总督花利亚认为他没有收到葡国国王的任命文档，拒绝交权。这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8月29日，香山知县马德滋下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谕：本县访得澳门有夷商“噎噎喱架”船往小西洋贸易回帆，搭载该国新来兵头噜咖（即区华龄嘉）至担杆洲东远洋，相遇英咭唎罢尽仁巡船，当将该兵头接过船上，一起护送而来，换坐澳门小船进澳。惟该兵头噜咖曾于嘉庆十三年（1808）来澳，因不安分，即令撤回西洋，此次旧兵头问唎喱咧时未接到该国王文凭，是以不肯交盘。并闻噜咖所带文凭，即前十三年旧凭，所以旧兵头不肯相信。令其查明该兵头噜咖何以又复来澳？既令来澳换班，何以又无文凭确据?10月4日，他又下理事官谕令其让该兵头噜咖迅速遣送回国。《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马德滋为查明新兵头噜咖来澳事下理事官谕》；《香山知县马德滋为奉宪谕饬遣新兵头噜咖回国事下理事官谕》，第347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7、313页。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8月29日，英威廉·阿美士德使团进北京，因行礼叩头之争，英使团第二天即被赶出北京，从内河南下，一路派兵护送至澳门。这次出使之失败，嘉庆皇帝尤对托玛斯·司当东进行了严词训斥，并不准他再充任英国对华贸易之“大班”，“至司当东，当严词责，伊曾在粤充任大班，熟知中国礼节，又非他贡使之比，此次即不能成礼而返，将来不准再来粤仍充大班”。拒绝行礼叩头主张保持尊严的主要是副使司当东，他认为“在中国，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都可以取胜”。拿破仑事后对此事的批评是：“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们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地位平等的人。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的不敬。”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8月29日，英威廉·阿美士德使团进北京，因行礼叩头之争，英使团第二天即被赶出北京，从内河南下，一路派兵护送至澳门。这次出使之失败，嘉庆皇帝尤对托玛斯·司当东进行了严词训斥，并不准他再充任英国对华贸易之“大班”，“至司当东，当严词责，伊曾在粤充任大班，熟知中国礼节，又非他贡使之比，此次即不能成礼而返，将来不准再来粤仍充大班”。拒绝行礼叩头主张保持尊严的主要是副使司当东，他认为“在中国，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都可以取胜”。拿破仑事后对此事的批评是：“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们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地位平等的人。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的不敬。”《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寄谕直鲁江浙闽粤各省督抚英贡使狡诈无体已遣令归国沿途恐有窥伺即各饬知沿海文武员弁留心严防》，第74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寄谕两广总督蒋攸铦英贡使到澳照例筵宴免税嗣后再来不准驶行各省再充大班》，第107—108页。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85章，第588、594页。

1828年（清道光八年）1月7日，澳葡《政府公报》即日起更名为《殖民地澳门官报》。8月29日，广东总督再次颁布吿示，禁止外国人携带物品上岸， 除非此前向设在南湾的税馆申报。9月9日，澳门海防军民同知以公告形式严令中国人不许买卖鸦片。10月28日，香山县令发告示，要求澳门的葡萄牙人不得增加建房造屋，只允许对破旧或已倒塌的房屋进行修缮。

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8月29日，法国遣使会士秦噶哔（Joseph Gabet）神父、苏神父（Joseph Perry）及董文学（Jean-Gabriel Perboyre）神父抵达澳门。董文学是澳门圣若瑟修院江沙维教授的学生之一，在此学习汉语，又学习葡萄牙语。12月下旬乘船离开澳门，潜入内地，后在湖北传教。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8月29日，法国遣使会士秦噶哔（Joseph Gabet）神父、苏神父（Joseph Perry）及董文学（Jean-Gabriel Perboyre）神父抵达澳门。董文学是澳门圣若瑟修院江沙维教授的学生之一，在此学习汉语，又学习葡萄牙语。12月下旬乘船离开澳门，潜入内地，后在湖北传教。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61页；樊国阴：《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150—151页。

道光十七年（1837年2月5日─1838年1月25日）7月4日，由在澳门的美国人组织的、兼具商务与传道目的的赴日本航行的“马礼逊”号启航。该船同行者有伯驾、卫三畏及能干的东方语言学家郭实猎牧师，并携带两艘日本失事船只上的7名日本水手返回日本。由于奉行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为切实防范外国船只驶入日本，故向各大名下达了炮击外国船的命令，“马礼逊”号还未进入日本港口，即遭到猛烈的炮击。又转驶鹿儿岛，亦遭日本炮火攻击。8月29日，他们决定返回澳门。船只上携带的日本人亦随他们返回了澳门，后这批日本人移居香港。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2月5日─1838年1月25日）7月4日，由在澳门的美国人组织的、兼具商务与传道目的的赴日本航行的“马礼逊”号启航。该船同行者有伯驾、卫三畏及能干的东方语言学家郭实猎牧师，并携带两艘日本失事船只上的7名日本水手返回日本。由于奉行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为切实防范外国船只驶入日本，故向各大名下达了炮击外国船的命令，“马礼逊”号还未进入日本港口，即遭到猛烈的炮击。又转驶鹿儿岛，亦遭日本炮火攻击。8月29日，他们决定返回澳门。船只上携带的日本人亦随他们返回了澳门，后这批日本人移居香港。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第45—48页；陈湛颐：《日本人与香港：19世纪见闻录》，第7页。

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8月29日，法国遣使会士谢神父（Pierre Peschaud）抵达澳门，不久入江西传教。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8月29日，法国遣使会士谢神父（Pierre Peschaud）抵达澳门，不久入江西传教。樊国阴：《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192页。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月10日─1843年1月29日）8月29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香港被英国占领，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岸通商。葡萄牙史家英索（Jaime de Inso）称：“尽管澳门在它坎坷的历史上经历了许多危机，但1842年才是它真正衰落的日子。”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月10日─1843年1月29日）8月29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香港被英国占领，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岸通商。葡萄牙史家英索（Jaime de Inso）称：“尽管澳门在它坎坷的历史上经历了许多危机，但1842年才是它真正衰落的日子。”Jaime de Inso, Macau: A Mais Antiga Colónia Europeia no Extremo Oriente, p.25.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8月29日，中英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香港被英国占领，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岸通商。此后澳门对外贸易全面衰落。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8月29日，香港立法局与行政局议员马儒翰在澳门逝世。马儒翰为马礼逊牧师次子，1814年4月17日在澳门出生，一直在其父亲指导下学习汉语，有“小中国通”之称。先为在华英商之中文翻译，后作为英方首席代表参加中英南京谈判。香港政府建立后，又出任代理辅政司。1843年8月，任香港行政局及立法局议员。8月20日病重，送澳门医治，9天后逝世，下葬澳门新教坟场，年29岁。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8月29日，香港立法局与行政局议员马儒翰在澳门逝世。马儒翰为马礼逊牧师次子，1814年4月17日在澳门出生，一直在其父亲指导下学习汉语，有“小中国通”之称。先为在华英商之中文翻译，后作为英方首席代表参加中英南京谈判。香港政府建立后，又出任代理辅政司。1843年8月，任香港行政局及立法局议员。8月20日病重，送澳门医治，9天后逝世，下葬澳门新教坟场，年29岁。苏精：《马儒翰》，载《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第197—200页。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12月26日，澳门总督贾拉沙发布告示： 据氹仔、过路湾各行铺户及居民人等禀称：氹仔、过路湾鱼生意，今准人揽头承充，在公物会定立合同，于1880年1月1日起行。此虽似有利于国课，而实有损于两湾各项生理之人等情。据此，查该承充人必定折磨渔户，以抽规银填足应纳之价，该渔户等无力完缴，业有舍弃氹仔、过路湾，迁徙大西洋不辖地方营生，致不协助兴旺两湾各项生理。盖此两湾各铺户，所特赖者，系渔户交易为最。若使渔户失散，该铺户必致歇业，舍弃两湾而迁徙别处营生求食耳。至该两湾规项公钞，大约出自各项生意之人，如或各项生意之人歇业，该二处必然失其兴旺，变为无用之区。今查承充人所应纳规价，虽大损于己，亦须缴纳，明见此规必有进入，惟别项之规银公钞定有减少，则其害者多而利者寡。立睹其害之将至，必须筹躇杜绝，或与承充人酌量，或用严法蠲免。查今承充抽收氹仔、过路湾鲜鱼、咸鱼规银之人禀称：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与公物会所立合同，有窒碍于百姓，并于承充人获利无多，求将合同销废等语。又查，凡有地方之责，其最要者使百姓平安而兴其利，并非以百姓受累亦独图国课之裕，况加增此规项，屡非能久远耳。据与公物会商议，无创出销废合同之意，惟如承充人禀求，将合同销废，自应准行等因。今据承充人禀请销废合同，本大臣拟以氹仔、过路湾抽收鱼规，著仍照经拟章程办理，所有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公物会立定于1880年1月1日起行之合同，今即销废。[1] [1]《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12月27日第52号。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12月26日，澳门总督贾拉沙发布告示：据氹仔、过路湾各行铺户及居民人等禀称：氹仔、过路湾鱼生意，今准人揽头承充，在公物会定立合同，于1880年1月1日起行。此虽似有利于国课，而实有损于两湾各项生理之人等情。据此，查该承充人必定折磨渔户，以抽规银填足应纳之价，该渔户等无力完缴，业有舍弃氹仔、过路湾，迁徙大西洋不辖地方营生，致不协助兴旺两湾各项生理。盖此两湾各铺户，所特赖者，系渔户交易为最。若使渔户失散，该铺户必致歇业，舍弃两湾而迁徙别处营生求食耳。至该两湾规项公钞，大约出自各项生意之人，如或各项生意之人歇业，该二处必然失其兴旺，变为无用之区。今查承充人所应纳规价，虽大损于己，亦须缴纳，明见此规必有进入，惟别项之规银公钞定有减少，则其害者多而利者寡。立睹其害之将至，必须筹躇杜绝，或与承充人酌量，或用严法蠲免。查今承充抽收氹仔、过路湾鲜鱼、咸鱼规银之人禀称：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与公物会所立合同，有窒碍于百姓，并于承充人获利无多，求将合同销废等语。又查，凡有地方之责，其最要者使百姓平安而兴其利，并非以百姓受累亦独图国课之裕，况加增此规项，屡非能久远耳。据与公物会商议，无创出销废合同之意，惟如承充人禀求，将合同销废，自应准行等因。今据承充人禀请销废合同，本大臣拟以氹仔、过路湾抽收鱼规，著仍照经拟章程办理，所有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公物会立定于1880年1月1日起行之合同，今即销废。《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12月27日第52号。

光绪十七年（1891年2月9日─1892年1月29日）8月29日，离岛市行政长官在该日提出申请填海以延长该市政府前的现有码头。

光绪十七年（1891年2月9日─1892年1月29日）8月29日，离岛市行政长官在该日提出申请填海以延长该市政府前的现有码头。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66页。

民国九年（1920年）八月二十九日议案，提议女士李纪年前警厅送来就医，愈后以无家可归留院服役以俟择配，兹有麦奴愿具保领出为妻节经询明李纪亦情愿随麦奴回家，应如何办理请公议。

民国二十三年 (1934年1月1日-1934年12月31日)8月29日，孙中山生前好友，“四大寇”之一的杨鹤龄突发脑溢血在澳门病逝，享年67岁。当时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西南执行部特批l万元治丧费，并派秘书处第一股长黄泳台前往治丧，遗骸运往故乡中山翠亨金槟榔山安葬。杨鹤龄1864年生于中山翠亨村，与孙中山、陆皓东同乡。早年曾在港澳、广州算学馆读书，1887—1892年孙中山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二人与陈少白、尤列好谈政治，合称为“四大寇”。兴中会成立后，杨鹤龄成为早期兴中会成员之一，参加了1895年广州起义等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杨鹤龄来澳寓居水坑尾斜巷14号，后曾一度移居广州总统府三老楼。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聘请当时在澳门定居的杨鹤龄为总统府顾问。1923年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亲笔手令委任杨鹤龄为港澳特务调查员。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杨鹤龄退隐澳门，深居简出，直至离世。

民国二十三年 (1934年1月1日-1934年12月31日)8月29日，孙中山生前好友，“四大寇”之一的杨鹤龄突发脑溢血在澳门病逝，享年67岁。当时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西南执行部特批l万元治丧费，并派秘书处第一股长黄泳台前往治丧，遗骸运往故乡中山翠亨金槟榔山安葬。杨鹤龄1864年生于中山翠亨村，与孙中山、陆皓东同乡。早年曾在港澳、广州算学馆读书，1887—1892年孙中山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二人与陈少白、尤列好谈政治，合称为“四大寇”。兴中会成立后，杨鹤龄成为早期兴中会成员之一，参加了1895年广州起义等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杨鹤龄来澳寓居水坑尾斜巷14号，后曾一度移居广州总统府三老楼。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聘请当时在澳门定居的杨鹤龄为总统府顾问。1923年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亲笔手令委任杨鹤龄为港澳特务调查员。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杨鹤龄退隐澳门，深居简出，直至离世。《回忆父亲杨鹤龄》，载《中山文史》第10辑《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专辑》，广东中山政协文史委员会，1986年。

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8月29日，澳门总督颁布2167号训令，嘉奖澳门公共救援队在8月17日强台风吹袭澳门时所表现的忘我奉公及不怕牺牲的高尚品德。

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8月29日，澳门总督颁布2167号训令，嘉奖澳门公共救援队在8月17日强台风吹袭澳门时所表现的忘我奉公及不怕牺牲的高尚品德。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260.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8月29日，同善堂施粥济贫，改在镜湖义庄施派，贫民5000人到场领粥，秩序井然；妇女会发起卖花，为镜湖医院筹款。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8月29日，市政局重订米价：一等白米每担20元5毫，二等白米每担17元4毫，三等白米每担16元，零沽亦不得加价。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8月29日，同善堂施粥济贫，改在镜湖义庄施派，贫民5000人到场领粥，秩序井然；妇女会发起卖花，为镜湖医院筹款。傅玉兰主编：《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191页。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8月29日，市政局重订米价：一等白米每担20元5毫，二等白米每担17元4毫，三等白米每担16元，零沽亦不得加价。傅玉兰主编：《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191页。

2000年8月29日，特首何厚铧官式访问新加坡。

2004年8月29日，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届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会议上，何厚铧以99%的得票率顺利当选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届行政长官。

旧书百货为主要售卖及回收二手书籍(包括有教科书及漫画等)，老板为吴先生。

“美兴昌”铁器，于1918年开业，开业时以制造木盆木桶，后来转业主要制造及售卖码头铲车，现交由第三代老板岑君如先生继续经营，现主要负责制造手推车、码头铲车等等。

“朱联新”仪杖是澳门旧式殡仪店铺，30年代由石歧开店至澳门，开店店主为两兄弟。

“德利祥”杂货店为澳门老字号杂货店。因第二代老板坤哥去世，于2013年结业。

位于十六浦附近一带的当铺。

“美兴昌”铁器，于1918年开业，开业时主要制造木盆木桶，后来转业主要制造及售卖码头铲车，现交由第三代老板岑君如先生继续经营，主要负责制造手推车、码头铲车等等。

“朱联新”仪杖是澳门旧式殡仪店铺，30年代由石歧开店至澳门，开店店主为两兄弟。

“德利祥”杂货店为澳门老字号杂货店。因第二代老板坤哥去世，于2013年结业。

旧书百货主要售卖及回收二手书籍（包括教科书及漫画等），老板为吴先生。

位于十六浦附近一带的当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