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一年(1498年1月22日─1499年2月9日)8月29日，瓦斯科•伽瑪船隊滿載香料及東方珍寶回國。直到第二年8月底，瓦斯科•伽瑪的船隻才駛入特茹河。隨後，里斯本為此舉行了盛大的凱旋儀式。這次遠征，歷時兩年多，行程37500公里，雖然損失了一半船隻和80餘名船員，包括瓦斯科•伽瑪的胞兄保祿•伽瑪(Paulo da Gama)，但是葡萄牙與東方的聯繫正式建立。曼努埃爾一世更獲得“埃塞俄比亞、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航海和貿易之主”稱號。伽斯帕爾，戈雷亞(Gaspar Correia)：《印度傳奇》載，瓦斯科，伽瑪從印度帶回給王室大量的禮物，其中多件是在印度古里(Qualecut)購買的中國瓷器，深得王后賞識，這更刺激了曼努埃爾一世國王從海路發現中國的強烈願望。

弘治十一年(1498年1月22日─1499年2月9日)8月29日，瓦斯科•伽瑪船隊滿載香料及東方珍寶回國。直到第二年8月底，瓦斯科•伽瑪的船隻才駛入特茹河。隨後，里斯本為此舉行了盛大的凱旋儀式。這次遠征，歷時兩年多，行程37500公里，雖然損失了一半船隻和80餘名船員，包括瓦斯科•伽瑪的胞兄保祿•伽瑪(Paulo da Gama)，但是葡萄牙與東方的聯繫正式建立。曼努埃爾一世更獲得“埃塞俄比亞、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航海和貿易之主”稱號。伽斯帕爾，戈雷亞(Gaspar Correia)：《印度傳奇》載，瓦斯科，伽瑪從印度帶回給王室大量的禮物，其中多件是在印度古里(Qualecut)購買的中國瓷器，深得王后賞識，這更刺激了曼努埃爾一世國王從海路發現中國的強烈願望。諾埃爾(Charles E. Nowell)：《葡萄牙史》第5章，第123頁；科爾特桑：《葡萄牙的發現》第3卷第9章，第877頁。蘇拉馬尼亞姆(Sanjay Subrahmanyam)：《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第3章，第86頁。Gaspar Correia, Lendas da Índia, Vol. 1, pp. 225—226.

順治十二年(永曆九年/1655年2月6日－1656年1月25日)8月29日，荷蘭使團進入廣州。10月15日，平南王、靖南王在城外搭起的營帳中設宴招待荷蘭使臣。在廣州期間，荷蘭使臣一面等待清廷的批復，一面銷售他們帶來的貨物。這一次兩艘船帶來的貨物共賣得78736荷蘭盾。

順治十二年(永曆九年/1655年2月6日－1656年1月25日)8月29日，荷蘭使團進入廣州。10月15日，平南王、靖南王在城外搭起的營帳中設宴招待荷蘭使臣。在廣州期間，荷蘭使臣一面等待清廷的批覆，一面銷售他們帶來的貨物。這一次兩艘船帶來的貨物共賣得78736荷蘭盾。 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莊國土：《研究》，第50－51頁；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沙：1624－1662》，第49頁。

雍正元年（1723年2月5日－1724年1月25日）8月29日，閩浙總督滿保、福建巡撫黃國才上奏稱：查得兩名西洋傳教士在福建福安縣傳教，入天主教的監生、生員有十余人，城鄉男女入教者有數百人之眾，城內、大鄉建有男女天主堂十五處。兩位傳教士隱居生員家中，不為人見，不懼知縣禁令。每逢誦經禮拜之日，便聚數百之眾傳教。閩浙總督滿保已飭令地方文武官員將兩位傳教士解送廣東澳門，十五處天主堂或改作書院，或為義學，或各作民間祠堂，並諭令該十余名生員、監生，誘導入教男女改正邪教，若再有奉行西洋教者，則將該十餘名監生、生員盡數黜免治罪。又稱：西洋人在各省大府縣俱建天主堂居住，此等西洋人留居京城尚可編修黃曆，今其恣意於各省大府縣建天主堂或豪宅居住，于地方百姓力行其教，蠱惑人心，經年日久地方毫無益處。因此，建議將西洋人許其照舊在京居住外，其餘各省所設天主堂，盡行改換別用，不得再建。雍正皇帝朱批曰：“爾此奏甚是，極為可嘉。著照此辦理，如此繕本具奏。”先是，康雍之際東南沿海“海中匪類往往竊發”，臣僚敦請雍正帝於沿海各地速行保甲法。福建向來“民情剽悍，窮黎眾多”、“聚眾為匪”，為甫登極之雍正的心患。是年初，閩浙總督滿保因剿捕福建、台灣兩地匪盜，浮孚聖望，並擢拔滿保兄長馮泰為起居注館講官，以示獎掖。滿保是以被雍正帝譽為“省臣能吏”。故而，雖然部院六科法敏等人啟奏請求禁止天主教而不得批復，反而遙在福建的封疆大吏的意見速速得以採納，一則因為福建的特殊地位與近來形勢，二則無疑出自于雍正對滿保能力的信任與賞識。為此，迅速下令禁傳天主教。

雍正元年（1723年2月5日－1724年1月25日）8月29日，閩浙總督滿保、福建巡撫黃國才上奏稱：查得兩名西洋傳教士在福建福安縣傳教，入天主教的監生、生員有十餘人，城鄉男女入教者有數百人之眾，城內、大鄉建有男女天主堂十五處。兩位傳教士隱居生員家中，不為人見，不懼知縣禁令。每逢誦經禮拜之日，便聚數百之眾傳教。閩浙總督滿保已飭令地方文武官員將兩位傳教士解送廣東澳門，十五處天主堂或改作書院，或為義學，或各作民間祠堂，並諭令該十餘名生員、監生，誘導入教男女改正邪教，若再有奉行西洋教者，則將該十餘名監生、生員盡數黜免治罪。又稱：西洋人在各省大府縣俱建天主堂居住，此等西洋人留居京城尚可編修黃曆，今其恣意於各省大府縣建天主堂或豪宅居住，於地方百姓力行其教，蠱惑人心，經年日久地方毫無益處。因此，建議將西洋人許其照舊在京居住外，其餘各省所設天主堂，盡行改換別用，不得再建。雍正皇帝朱批曰：“爾此奏甚是，極為可嘉。著照此辦理，如此繕本具奏。”先是，康雍之際東南沿海“海中匪類往往竊發”，臣僚敦請雍正帝於沿海各地速行保甲法。福建向來“民情剽悍，窮黎眾多”、“聚眾為匪”，為甫登極之雍正的心患。是年初，閩浙總督滿保因剿捕福建、台灣兩地匪盜，浮孚聖望，並擢拔滿保兄長馮泰為起居注館講官，以示獎掖。滿保是以被雍正帝譽為“省臣能吏”。故而，雖然部院六科法敏等人啟奏請求禁止天主教而不得批覆，反而遙在福建的封疆大吏的意見速速得以採納，一則因為福建的特殊地位與近來形勢，二則無疑出自於雍正對滿保能力的信任與賞識。為此，迅速下令禁傳天主教。此兩名西洋教士即西班牙多明我會士白多祿和華敬（又稱華若亞敬，Joaquim Royo）神父。白多祿康熙五十五年（1716）來福安，住穆洋村郭惠人家；華敬雍正元年（1723）來福安，居穆洋村郭近人家。見吳旻、韓琦編校《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彙編》32《福建諸縣會審福安天主教案審語》，第75—76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閩浙總督滿保奏聞西洋人在福安縣傳教惑眾送往澳門安插外省嚴禁西洋人居留傳教摺》，第134頁。《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上冊）219《奏陳籌海事宜摺》，第115頁。《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上冊）163《閩浙總督滿保等奏報拿獲福州名賊高頌祥等情形事折》，第58頁。《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上冊）298《閩浙總督滿保奏謝將其兄馮泰簡任起居注館講官摺》，第157頁。

乾隆十五年（1750年2月7日－1751年1月26日）8月29日，由於安南國王阮福淍厲行禁教，迫害傳教士之風突起。本日淩晨2時，27名傳教士搭乘曼努埃爾．馬托烏斯（Manuel Mateus）船長的“聖路易斯（S. Luís）”號船前往澳門，其中有8名耶穌會士、8名方濟各會士和9名法國人，只有來自布拉加（Braga）的在國王身邊擔任御醫的若奧．科夫勒（João Koffler）安然無恙。[1] [1]潘日明：《唐．若奧五世在遠東的外交政策》，在《文化雜誌》第11/12期，1993年。

乾隆十五年（1750年2月7日－1751年1月26日）8月29日，由於安南國王阮福淍厲行禁教，迫害傳教士之風突起。本日淩晨2時，27名傳教士搭乘曼努埃爾．馬托烏斯（Manuel Mateus）船長的“聖路易斯（S. Luís）”號船前往澳門，其中有8名耶穌會士、8名方濟各會士和9名法國人，只有來自布拉加（Braga）的在國王身邊擔任御醫的若奧．科夫勒（João Koffler）安然無恙。潘日明：《唐．若奧五世在遠東的外交政策》，在《文化雜誌》第11/12期，1993年。

乾隆六十年（1795年1月21日─1796年2月8日）8月29日，據澳門理事官甘博亞稱，澳門第八號額船返回澳門，船上搭附源三良等9名遇難日本人，即日護送到縣，聽候委員送省，給船回國。他們是源三良、清七、幸吉、已之松、仲吉、關藏、羊五良、幸大良、門次良。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1月21日─1796年2月8日）8月29日，據澳門理事官甘博亞稱，澳門第八號額船返回澳門，船上搭附源三良等9名遇難日本人，即日護送到縣，聽候委員送省，給船回國。他們是源三良、清七、幸吉、已之松、仲吉、關藏、羊五良、幸大良、門次良。《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下冊《署香山縣丞黎為護送日本難民源三良等上省回國事行理事官牌》，第637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1冊《廣東巡撫朱矽奏報日本國遭風難民附船到澳門送往浙江搭船回國折》，第618頁。

嘉慶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8月29日，在京欽天監供職的葡萄牙傳教士索德超、湯士選收到澳門議事會關於英船欲占澳門的信，因他們並不知道此時英人已返回印度，又通過內務府大臣蘇楞額上奏嘉慶帝。兩人均站在葡萄牙人立場上指責“英咭利凶狡”，並提醒嘉慶帝，就在4年前，英國就是以借地暫住為名而侵佔了孟加拉(Bengal)，此乃前車之鑒。

清嘉慶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8月29日，在京欽天監供職的葡萄牙傳教士索德超、湯士選收到澳門議事會關於英船欲占澳門的信，因他們並不知道此時英人已返回印度，又通過內務府大臣蘇楞額上奏嘉慶帝。兩人均站在葡萄牙人立場上指責“英咭利凶狡”，並提醒嘉慶帝，就在4年前，英國就是以借地暫住為名而侵佔了孟加拉(Bengal)，此乃前車之鑒。《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內務府大臣蘇楞額奏據西洋人索德超呈有英國戰船逼近澳門蓄謀叵測折》，第625頁。

嘉慶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7月，區華齡嘉再次搭船來到澳門，準備就任澳門總督。原總督花利亞認為他沒有收到葡國國王的任命文檔，拒絕交權。這引起了清政府的關注。8月29日，香山知縣馬德滋下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諭：本縣訪得澳門有夷商“噎噎喱架”船往小西洋貿易回帆，搭載該國新來兵頭嚕咖（即區華齡嘉）至擔杆洲東遠洋，相遇英咭唎罷盡仁巡船，當將該兵頭接過船上，一起護送而來，換坐澳門小船進澳。惟該兵頭嚕咖曾於嘉慶十三年（1808）來澳，因不安分，即令撤回西洋，此次舊兵頭問唎喱咧時未接到該國王文憑，是以不肯交盤。並聞嚕咖所帶文憑，即前十三年舊憑，所以舊兵頭不肯相信。令其查明該兵頭嚕咖何以又複來澳？既令來澳換班，何以又無文憑確據?10月4日，他又下理事官諭令其讓該兵頭嚕咖迅速遣送回國。

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7月，區華齡嘉再次搭船來到澳門，準備就任澳門總督。原總督花利亞認為他沒有收到葡國國王的任命文檔，拒絕交權。這引起了清政府的關注。8月29日，香山知縣馬德滋下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諭：本縣訪得澳門有夷商“噎噎喱架”船往小西洋貿易回帆，搭載該國新來兵頭嚕咖（即區華齡嘉）至擔杆洲東遠洋，相遇英咭唎罷盡仁巡船，當將該兵頭接過船上，一起護送而來，換坐澳門小船進澳。惟該兵頭嚕咖曾於嘉慶十三年（1808）來澳，因不安分，即令撤回西洋，此次舊兵頭問唎喱咧時未接到該國王文憑，是以不肯交盤。並聞嚕咖所帶文憑，即前十三年舊憑，所以舊兵頭不肯相信。令其查明該兵頭嚕咖何以又複來澳？既令來澳換班，何以又無文憑確據?10月4日，他又下理事官諭令其讓該兵頭嚕咖迅速遣送回國。《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馬德滋為查明新兵頭嚕咖來澳事下理事官諭》；《香山知縣馬德滋為奉憲諭飭遣新兵頭嚕咖回國事下理事官諭》，第347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7、313頁。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8月29日，英威廉·阿美士德使團進北京，因行禮叩頭之爭，英使團第二天即被趕出北京，從內河南下，一路派兵護送至澳門。這次出使之失敗，嘉慶皇帝尤對托瑪斯·司當東進行了嚴詞訓斥，並不准他再充任英國對華貿易之“大班”，“至司當東，當嚴詞責，伊曾在粵充任大班，熟知中國禮節，又非他貢使之比，此次即不能成禮而返，將來不准再來粵仍充大班”。拒絕行禮叩頭主張保持尊嚴的主要是副使司當東，他認為“在中國，屈服只能導致恥辱，而只要捍衛的立場是合理的，態度堅決都可以取勝”。拿破崙事後對此事的批評是：“把使臣等同於他們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由他們簽署的協定如無派遣他們當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從來也不會把使臣當作與他地位平等的人。外交官拒絕叩頭就是對皇帝的不敬。”

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8月29日，英威廉·阿美士德使團進北京，因行禮叩頭之爭，英使團第二天即被趕出北京，從內河南下，一路派兵護送至澳門。這次出使之失敗，嘉慶皇帝尤對托瑪斯·司當東進行了嚴詞訓斥，並不准他再充任英國對華貿易之“大班”，“至司當東，當嚴詞責，伊曾在粵充任大班，熟知中國禮節，又非他貢使之比，此次即不能成禮而返，將來不准再來粵仍充大班”。拒絕行禮叩頭主張保持尊嚴的主要是副使司當東，他認為“在中國，屈服只能導致恥辱，而只要捍衛的立場是合理的，態度堅決都可以取勝”。拿破崙事後對此事的批評是：“把使臣等同於他們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由他們簽署的協定如無派遣他們當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從來也不會把使臣當作與他地位平等的人。外交官拒絕叩頭就是對皇帝的不敬。”《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寄諭直魯江浙閩粵各省督撫英貢使狡詐無體已遣令歸國沿途恐有窺伺即各飭知沿海文武員弁留心嚴防》，第74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寄諭兩廣總督蔣攸銛英貢使到澳照例筵宴免稅嗣後再來不准駛行各省再充大班》，第107—108頁。阿蘭·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第85章，第588、594頁。

1828年（清道光八年）1月7日，澳葡《政府公報》即日起更名為《殖民地澳門官報》。8月29日，廣東總督再次頒佈吿示，禁止外國人攜帶物品上岸， 除非此前向設在南灣的税館申報。9月9日，澳門海防軍民同知以公告形式嚴令中國人不許買賣鴉片。10月28日，香山縣令發告示，要求澳門的葡萄牙人不得增加建房造屋，只允許對破舊或已倒塌的房屋進行修繕。

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8月29日，法國遣使會士秦噶嗶（Joseph Gabet）神父、蘇神父（Joseph Perry）及董文學（Jean-Gabriel Perboyre）神父抵達澳門。董文學是澳門聖若瑟修院江沙維教授的學生之一，在此學習漢語，又學習葡萄牙語。12月下旬乘船離開澳門，潛入內地，後在湖北傳教。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8月29日，法國遣使會士秦噶嗶（Joseph Gabet）神父、蘇神父（Joseph Perry）及董文學（Jean-Gabriel Perboyre）神父抵達澳門。董文學是澳門聖若瑟修院江沙維教授的學生之一，在此學習漢語，又學習葡萄牙語。12月下旬乘船離開澳門，潛入內地，後在湖北傳教。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61頁；樊國陰：《遣使會在華傳教史》，第150—151頁。

道光十七年（1837年2月5日─1838年1月25日）7月4日，由在澳門的美國人組織的、兼具商務與傳道目的的赴日本航行的“馬禮遜”號啟航。該船同行者有伯駕、衛三畏及能幹的東方語言學家郭實獵牧師，並攜帶兩艘日本失事船隻上的7名日本水手返回日本。由於奉行鎖國政策的德川幕府，為切實防範外國船隻駛入日本，故向各大名下達了炮擊外國船的命令，“馬禮遜”號還未進入日本港口，即遭到猛烈的炮擊。又轉駛鹿兒島，亦遭日本炮火攻擊。8月29日，他們決定返回澳門。船隻上攜帶的日本人亦隨他們返回了澳門，後這批日本人移居香港。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2月5日─1838年1月25日）7月4日，由在澳門的美國人組織的、兼具商務與傳道目的的赴日本航行的“馬禮遜”號啟航。該船同行者有伯駕、衛三畏及能幹的東方語言學家郭實獵牧師，並攜帶兩艘日本失事船隻上的7名日本水手返回日本。由於奉行鎖國政策的德川幕府，為切實防範外國船隻駛入日本，故向各大名下達了炮擊外國船的命令，“馬禮遜”號還未進入日本港口，即遭到猛烈的炮擊。又轉駛鹿兒島，亦遭日本炮火攻擊。8月29日，他們決定返回澳門。船隻上攜帶的日本人亦隨他們返回了澳門，後這批日本人移居香港。衛斐列：《衛三畏生平及書信》，第45—48頁；陳湛頤：《日本人與香港：19世紀見聞錄》，第7頁。

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8月29日，法國遣使會士謝神父（Pierre Peschaud）抵達澳門，不久入江西傳教。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8月29日，法國遣使會士謝神父（Pierre Peschaud）抵達澳門，不久入江西傳教。樊國陰：《遣使會在華傳教史》，第192頁。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月10日─1843年1月29日）8月29日，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香港被英國佔領，並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岸通商。葡萄牙史家英索（Jaime de Inso）稱：“盡管澳門在它坎坷的歷史上經歷了許多危機，但1842年才是它真正衰落的日子。”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月10日─1843年1月29日）8月29日，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香港被英國佔領，並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岸通商。葡萄牙史家英索（Jaime de Inso）稱：“盡管澳門在它坎坷的歷史上經歷了許多危機，但1842年才是它真正衰落的日子。”Jaime de Inso, Macau: A Mais Antiga Colónia Europeia no Extremo Oriente, p.25.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8月29日，中英簽訂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香港被英國佔領，並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岸通商。此後澳門對外貿易全面衰落。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8月29日，香港立法局與行政局議員馬儒翰在澳門逝世。馬儒翰為馬禮遜牧師次子，1814年4月17日在澳門出生，一直在其父親指導下學習漢語，有“小中國通”之稱。先為在華英商之中文翻譯，後作為英方首席代表參加中英南京談判。香港政府建立後，又出任代理輔政司。1843年8月，任香港行政局及立法局議員。8月20日病重，送澳門醫治，9天后逝世，下葬澳門新教墳場，年29歲。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8月29日，香港立法局與行政局議員馬儒翰在澳門逝世。馬儒翰為馬禮遜牧師次子，1814年4月17日在澳門出生，一直在其父親指導下學習漢語，有“小中國通”之稱。先為在華英商之中文翻譯，後作為英方首席代表參加中英南京談判。香港政府建立後，又出任代理輔政司。1843年8月，任香港行政局及立法局議員。8月20日病重，送澳門醫治，9天后逝世，下葬澳門新教墳場，年29歲。蘇精：《馬儒翰》，載《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第197—200頁。

光緒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12月26日，澳門總督賈拉沙發布告示： 據氹仔、過路灣各行鋪戶及居民人等稟稱：氹仔、過路灣魚生意，今准人攬頭承充，在公物會定立合同，於1880年1月1日起行。此雖似有利於國課，而實有損於兩灣各項生理之人等情。據此，查該承充人必定折磨漁戶，以抽規銀填足應納之價，該漁戶等無力完繳，業有捨棄氹仔、過路灣，遷徙大西洋不轄地方營生，致不協助興旺兩灣各項生理。蓋此兩灣各鋪戶，所特賴者，系漁戶交易為最。若使漁戶失散，該鋪戶必致歇業，捨棄兩灣而遷徙別處營生求食耳。至該兩灣規項公鈔，大約出自各項生意之人，如或各項生意之人歇業，該二處必然失其興旺，變為無用之區。今查承充人所應納規價，雖大損於己，亦須繳納，明見此規必有進入，惟別項之規銀公鈔定有減少，則其害者多而利者寡。立睹其害之將至，必須籌躇杜絕，或與承充人酌量，或用嚴法蠲免。查今承充抽收氹仔、過路灣鮮魚、鹹魚規銀之人稟稱：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與公物會所立合同，有窒礙於百姓，並於承充人獲利無多，求將合同銷廢等語。又查，凡有地方之責，其最要者使百姓平安而興其利，並非以百姓受累亦獨圖國課之裕，況加增此規項，屢非能久遠耳。據與公物會商議，無創出銷廢合同之意，惟如承充人稟求，將合同銷廢，自應准行等因。今據承充人稟請銷廢合同，本大臣擬以氹仔、過路灣抽收魚規，著仍照經擬章程辦理，所有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公物會立定於1880年1月1日起行之合同，今即銷廢。[1] [1]《澳門政府憲報》1879年12月27日第52號。

光緒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12月26日，澳門總督賈拉沙發布告示：據氹仔、過路灣各行鋪戶及居民人等稟稱：氹仔、過路灣魚生意，今准人攬頭承充，在公物會定立合同，於1880年1月1日起行。此雖似有利於國課，而實有損於兩灣各項生理之人等情。據此，查該承充人必定折磨漁戶，以抽規銀填足應納之價，該漁戶等無力完繳，業有捨棄氹仔、過路灣，遷徙大西洋不轄地方營生，致不協助興旺兩灣各項生理。蓋此兩灣各鋪戶，所特賴者，系漁戶交易為最。若使漁戶失散，該鋪戶必致歇業，捨棄兩灣而遷徙別處營生求食耳。至該兩灣規項公鈔，大約出自各項生意之人，如或各項生意之人歇業，該二處必然失其興旺，變為無用之區。今查承充人所應納規價，雖大損於己，亦須繳納，明見此規必有進入，惟別項之規銀公鈔定有減少，則其害者多而利者寡。立睹其害之將至，必須籌躇杜絕，或與承充人酌量，或用嚴法蠲免。查今承充抽收氹仔、過路灣鮮魚、鹹魚規銀之人稟稱：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與公物會所立合同，有窒礙於百姓，並於承充人獲利無多，求將合同銷廢等語。又查，凡有地方之責，其最要者使百姓平安而興其利，並非以百姓受累亦獨圖國課之裕，況加增此規項，屢非能久遠耳。據與公物會商議，無創出銷廢合同之意，惟如承充人稟求，將合同銷廢，自應准行等因。今據承充人稟請銷廢合同，本大臣擬以氹仔、過路灣抽收魚規，著仍照經擬章程辦理，所有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公物會立定於1880年1月1日起行之合同，今即銷廢。《澳門政府憲報》1879年12月27日第52號。

光緒十七年（1891年2月9日─1892年1月29日）8月29日，離島市行政長官在該日提出申請填海以延長該市政府前的現有碼頭。

光緒十七年（1891年2月9日─1892年1月29日）8月29日，離島市行政長官在該日提出申請填海以延長該市政府前的現有碼頭。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66頁。

民國九年（1920年）八月二十九日議案，提議女士李紀年前警廳送來就醫，愈後以無家可歸留院服役以俟擇配，茲有麥奴願具保領出為妻節經詢明李紀亦情願隨麥奴回家，應如何辦理請公議。

民國二十三年 (1934年1月1日-1934年12月31日)8月29日，孫中山生前好友，“四大寇”之一的楊鶴齡突發腦溢血在澳門病逝，享年67歲。當時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西南執行部特批l萬元治喪費，並派秘書處第一股長黃泳台前往治喪，遺骸運往故鄉中山翠亨金檳榔山安葬。楊鶴齡1864年生於中山翠亨村，與孫中山、陸皓東同鄉。早年曾在港澳、廣州算學館讀書，1887—1892年孫中山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期間，二人與陳少白、尤列好談政治，合稱為“四大寇”。興中會成立後，楊鶴齡成為早期興中會成員之一，參加了1895年廣州起義等革命運動。辛亥革命後，楊鶴齡來澳寓居水坑尾斜巷14號，後曾一度移居廣州總統府三老樓。1921年，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聘請當時在澳門定居的楊鶴齡為總統府顧問。1923年孫中山就任海陸軍大元帥，親筆手令委任楊鶴齡為港澳特務調查員。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楊鶴齡退隱澳門，深居簡出，直至離世。

民國二十三年 (1934年1月1日-1934年12月31日)8月29日，孫中山生前好友，“四大寇”之一的楊鶴齡突發腦溢血在澳門病逝，享年67歲。當時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西南執行部特批l萬元治喪費，並派秘書處第一股長黃泳台前往治喪，遺骸運往故鄉中山翠亨金檳榔山安葬。楊鶴齡1864年生於中山翠亨村，與孫中山、陸皓東同鄉。早年曾在港澳、廣州算學館讀書，1887—1892年孫中山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期間，二人與陳少白、尤列好談政治，合稱為“四大寇”。興中會成立後，楊鶴齡成為早期興中會成員之一，參加了1895年廣州起義等革命運動。辛亥革命後，楊鶴齡來澳寓居水坑尾斜巷14號，後曾一度移居廣州總統府三老樓。1921年，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聘請當時在澳門定居的楊鶴齡為總統府顧問。1923年孫中山就任海陸軍大元帥，親筆手令委任楊鶴齡為港澳特務調查員。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楊鶴齡退隱澳門，深居簡出，直至離世。《回憶父親楊鶴齡》，載《中山文史》第10輯《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20周年專輯》，廣東中山政協文史委員會，1986年。

民國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8月29日，澳門總督頒佈2167號訓令，嘉獎澳門公共救援隊在8月17日強颱風吹襲澳門時所表現的忘我奉公及不怕犧牲的高尚品德。

民國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8月29日，澳門總督頒佈2167號訓令，嘉獎澳門公共救援隊在8月17日強颱風吹襲澳門時所表現的忘我奉公及不怕犧牲的高尚品德。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260.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8月29日，同善堂施粥濟貧，改在鏡湖義莊施派，貧民5000人到場領粥，秩序井然；婦女會發起賣花，為鏡湖醫院籌款。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8月29日，市政局重訂米價：一等白米每擔20元5毫，二等白米每擔17元4毫，三等白米每擔16元，零沽亦不得加價。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8月29日，同善堂施粥濟貧，改在鏡湖義莊施派，貧民5000人到場領粥，秩序井然；婦女會發起賣花，為鏡湖醫院籌款。傅玉蘭主編：《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第191頁。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8月29日，市政局重訂米價：一等白米每擔20元5毫，二等白米每擔17元4毫，三等白米每擔16元，零沽亦不得加價。傅玉蘭主編：《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第191頁。

2000年8月29日，特首何厚鏵官式訪問新加坡。

2004年8月29日，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二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會議上，何厚鏵以99%的得票率順利當選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二屆行政長官。

舊書百貨為主要售賣及回收二手書籍(包括有教科書及漫畫等)，老闆為吳先生。

“美興昌”鐵器，於1918年開業，開業時以製造木盆木桶，後來轉業主要製造及售賣碼頭鏟車，現交由第三代老闆岑君如先生繼續經營，現主要負責製造手推車、碼頭鏟車等等。

“朱聯新”儀杖是澳門舊式殯儀店鋪，30年代由石歧開店至澳門，開店店主為兩兄弟。

“德利祥”雜貨店為澳門老字號雜貨店。因第二代老闆坤哥去世，於2013年結業。

位於十六浦附近一帶的當鋪。

“美興昌”鐵器，於1918年開業，開業時主要製造木盆木桶，後來轉業主要製造及售賣碼頭鏟車，現交由第三代老闆岑君如先生繼續經營，主要負責製造手推車、碼頭鏟車等等。

“朱聯新”儀杖是澳門舊式殯儀店鋪，30年代由石歧開店至澳門，開店店主為兩兄弟。

“德利祥”雜貨店為澳門老字號雜貨店。因第二代老闆坤哥去世，於2013年結業。

舊書百貨主要售賣及回收二手書籍（包括教科書及漫畫等），老闆為吳先生。

位於十六浦附近一帶的當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