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亞太區世界遺產培訓與研究中心在第四十六屆世界遺產大會舉辦期間,揭曉2024年《全球世界遺產教育創新案例獎》獲獎名單,“澳門記憶”獲“卓越之星獎”。
“澳門記憶”推出“浮光百年 承載輝煌──新馬路街區圖片徵集”,聯乘新馬路街區內的多個商戶,誠邀市民分享有關新馬路的老照片和相關回憶,徵集期由即日至2024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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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10月31日,澳門葡萄牙遠征軍在陸若漢的率領下乘上明朝政府準備的l9艘豪華官船離開澳門經廣州北上,約在11月中抵達江西南昌。突然接到聖旨,命“停取回澳”。因這一次有澳門新獻給明帝的一批軍火,故陸若漢及其他若干人得以繼續前行,北上入都。這一次入澳募兵計劃的失敗又同天啟元年(1621)第一次招募100名葡萄牙精兵失敗的原因一樣,主要是來自朝中以盧兆龍為代表的廣東籍官員的極力反對。過去,廣東商人同葡人交易,從中獲得巨大利益。他們現在開始感到葡人這次進入中國,肯定會取得成效,他們將輕易得到進入中國的特權,並進行貿易,售賣自己的貨物,從而損害廣東華商的利益。因此,在葡人出發前,他們極力阻止葡人成行,呈遞許多奏疏反對此事。
崇禎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10月31日,澳門葡萄牙遠征軍在陸若漢的率領下乘上明朝政府準備的l9艘豪華官船離開澳門經廣州北上,約在11月中抵達江西南昌。突然接到聖旨,命“停取回澳”。因這一次有澳門新獻給明帝的一批軍火,故陸若漢及其他若干人得以繼續前行,北上入都。這一次入澳募兵計劃的失敗又同天啟元年(1621)第一次招募100名葡萄牙精兵失敗的原因一樣,主要是來自朝中以盧兆龍為代表的廣東籍官員的極力反對。過去,廣東商人同葡人交易,從中獲得巨大利益。他們現在開始感到葡人這次進入中國,肯定會取得成效,他們將輕易得到進入中國的特權,並進行貿易,售賣自己的貨物,從而損害廣東華商的利益。因此,在葡人出發前,他們極力阻止葡人成行,呈遞許多奏疏反對此事。マィケルク一パ一著,松本たま訳:《通辭口ドリゲス》第17章,第329頁。《崇禎長編》卷44,崇禎四年三月己卯。巴篤里:《中華耶穌會史》,第970頁,轉引自方豪:《明末西洋流入我國之史料》,載《東方雜誌》第40卷第1期,1944年。曾德昭(Álvaro Semedo):《大中國志》第1部第21章,第126頁。
1644年(清順治元年),崇禎帝自盡,明王朝傾覆後,澳門葡萄牙人仍全力支持殘存的南明政權的抗清事業。1645年3月,耶穌會士畢方濟(François Sambias, 1582-1649)奉南明福王之命前往澳門求援,受到澳葡當局的隆重接待。由於福王政府旋即覆亡,畢方濟又向建立在福州的唐王政府表示忠誠,與信奉天主教的太監龐天壽一起去澳門購炮請兵。葡萄牙人予以積極的支持,給他們提供了一批大炮,還選派了300名士兵。唐王政府則同意將對面山下的一塊地方作為耶穌會士陸若漢的墓地,開始了葡人居留對面山的歷史。不久,唐王政府被清軍消滅,龐天壽就帶這支葡萄牙軍隊去投奔建在桂林的桂王政府。葡萄牙的軍事援助對於桂王政府的抗清起了很大的作用,多次擊退清軍,同時,耶穌會士也積極地在南明君主中傳播天主教,南明君主紛紛皈依天主,太后、皇后及太子均入教。1648年(南明永曆二年),久病的太子在受洗後恰好病愈,王太后還派龐天壽前往澳門,請求耶穌會的司鐸們舉行彌撒大祭。10月17日,龐天壽入澳,各炮台鳴炮致敬,修道士們列隊出迎。10月31日,聖保羅教堂為南明王室隆重地舉行彌撒,彌撒結束,澳門總督又設宴款待使者,還贈送火槍100支作為給桂王政府的禮物。桂王政府也因之答應永遠豁免每年500兩的地租銀,並豁免澳葡數年的船舶餉税。澳葡政府與南明政權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關係,直至桂王政權的最後滅亡。
順治十八年(1661年1月30-1662年2月17日)1月26日,鑒於數年來有關鄭成功將東渡攻打大員(臺灣)的謠傳不斷,荷蘭人先後於1660年4月23日和7月17日派出強大的船隊和士兵,準備聯合大員的軍隊痛擊敵人。巴城總督馬特索科爾於本日的報告中稱:“我們不能容忍這樣一支強大而寶貴的船隊到達大員後發現無所事事,一無所獲地返回巴城,這樣做將使公司遭受巨大損失。評議會因此決定,派最強大的陣容和600名士兵,於10月31日在北風狂起時前往澳門,在那裡突襲(葡人),佔領那座城市及工事。因為葡人在澳門境況不佳,勢力削弱,對我們來說機會難得。多年來我們一直忙於對印度的葡萄牙人作戰,無暇顧及澳門。若非借此派強大艦隊前往大員的機會,這一計劃將不會在短期內予以實施。我們認為,攻取澳門時機已到,對這一行動我們盼望已久,特別是如果這一計劃繼續推遲,公司恐怕難以達到將葡人從北部地方趕出去的目的。因為澳門的葡人將尋求英國人或其他外族人的保護,繼續佔領澳門,養精蓄銳,使衰落的澳門復興,很可能重新使之成為葡人在東印度的基地。以上種種原因促使我們攻打澳門。為此,我們指派範•德•蘭(Joan van der Laen)先生統率這支艦隊,並派對廣州與澳門極為熟悉的商務員雅各布•凱瑟爾為副手去實施這一行動。”據范•德•蘭先生報告,9月2日和3日之間,船隊在與澳門同緯度的地方遇到一場風暴,使遠征船隊受到損失,遂決定將進攻澳門計劃向後推遲。
順治十八年(1661年1月30-1662年2月17日)1月26日,鑒於數年來有關鄭成功將東渡攻打大員(台灣)的謠傳不斷,荷蘭人先後於1660年4月23日和7月17日派出強大的船隊和士兵,準備聯合大員的軍隊痛擊敵人。巴城總督馬特索科爾於本日的報告中稱:“我們不能容忍這樣一支強大而寶貴的船隊到達大員後發現無所事事,一無所獲地返回巴城,這樣做將使公司遭受巨大損失。評議會因此決定,派最強大的陣容和600名士兵,於10月31日在北風狂起時前往澳門,在那裡突襲(葡人),佔領那座城市及工事。因為葡人在澳門境況不佳,勢力削弱,對我們來說機會難得。多年來我們一直忙於對印度的葡萄牙人作戰,無暇顧及澳門。若非藉此派強大艦隊前往大員的機會,這一計劃將不會在短期內予以實施。我們認為,攻取澳門時機已到,對這一行動我們盼望已久,特別是如果這一計劃繼續推遲,公司恐怕難以達到將葡人從北部地方趕出去的目的。因為澳門的葡人將尋求英國人或其他外族人的保護,繼續佔領澳門,養精蓄銳,使衰落的澳門復興,很可能重新使之成為葡人在東印度的基地。以上種種原因促使我們攻打澳門。為此,我們指派範•德•蘭(Joan van der Laen)先生統率這支艦隊,並派對廣州與澳門極為熟悉的商務員雅各布•凱瑟爾為副手去實施這一行動。”據范•德•蘭先生報告,9月2日和3日之間,船隊在與澳門同緯度的地方遇到一場風暴,使遠征船隊受到損失,遂決定將進攻澳門計劃向後推遲。 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沙:1624-1662》,第525-527頁。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1月24日-1717年2月10日)10月31日,康熙帝命伊都立、王道化、趙昌將一項兼用滿、漢、西洋文字及由廣東巡撫印的“紅票”文書刊印150份,交給西洋人帶回,交予教宗,催促此前兩次差去的龍安國、艾若瑟等人回信。1715年3月19日,教宗格勒孟十一世“自那一日”詔諭,重申對敬孔敬祖的禁令。康熙帝得訊大怒,於1716年10月31日命以朱筆寫一紅票,印刻後送往歐洲。票文稱:“於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龍安國、薄賢士,四十七年,又差艾若瑟、陸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數年,不但沒有信來,所以難辨真假,又有亂來之信。因此,與俄羅斯的人又帶信去,想是到去了。畢竟我等差去人回時,事情都明白之後,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無真憑據,雖有什麼書信,總信不得。惟恐書信不通,寫上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廣東巡撫院印,書不封緘,凡來的眾西洋人多發與帶去。”羅馬傳信部檔案處“東方文獻”內第13卷,藏有木刻,很精細,龍邊,右為拉丁文,有16位內廷供職之西洋人;中為漢文,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蓋有關防;左為滿文,形如票,故稱“紅票”(閻宗臨:《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第153—154頁)。此紅票與康熙四十年發行的“印票”無關,僅指西洋人回國的一種憑證。有不少學者將“紅票”與“印票”混淆,在此應予以指出。另楊伯達:《清宮廷畫家郎世寧年譜——兼在華耶穌會士史事稽年》,載《故宮博物院院刊》第2期,1988年。
雍正十一年(1733年2月14日-1734年2月3日)6月28日,澳門議事會處於絕望境地,內部爭吵不休,外面中國官員不斷找麻煩,財源短缺,饑餓的幽靈已經出現。像以往一樣,只得求助於耶穌會。這一天,他們致函北京省區會長陳善策(Domingos Pinheiro)神父:在澳門經受的諸多不幸之中,最大的不幸是缺少一座米倉。中國人哄抬米價,而且不論葡萄牙人的奴隸發生什麼問題,他們動輒關閉糧店,“使這塊土地因缺少食品而受盡苦難”。要想避免這類困擾,議事會唯一的辦法是請求省區會長准許聖若瑟修院的神父們出資建造一座米倉並由他們管理,因為議事會沒有這筆資金。陳善策於7月28日從北京致信阿馬拉爾•梅內塞斯總督:“該城市面臨被中國人佔領的危險。”有鑑於此,議事會在1733年10月31日決定設立一座糧倉,由於沒有錢,“預審法官蘭薩•瓦斯貢塞羅斯(António da Lança Vasconcelos)自願想辦法使這一重大事項獲得成功。”
雍正十一年(1733年2月14日-1734年2月3日)6月28日,澳門議事會處於絕望境地,內部爭吵不休,外面中國官員不斷找麻煩,財源短缺,饑餓的幽靈已經出現。像以往一樣,只得求助於耶穌會。這一天,他們致函北京省區會長陳善策(Domingos Pinheiro)神父:在澳門經受的諸多不幸之中,最大的不幸是缺少一座米倉。中國人哄抬米價,而且不論葡萄牙人的奴隸發生什麼問題,他們動輒關閉糧店,“使這塊土地因缺少食品而受盡苦難”。要想避免這類困擾,議事會唯一的辦法是請求省區會長准許聖若瑟修院的神父們出資建造一座米倉並由他們管理,因為議事會沒有這筆資金。陳善策於7月28日從北京致信阿馬拉爾•梅內塞斯總督:“該城市面臨被中國人佔領的危險。”有鑑於此,議事會在1733年10月31日決定設立一座糧倉,由於沒有錢,“預審法官蘭薩•瓦斯貢塞羅斯(António da Lança Vasconcelos)自願想辦法使這一重大事項獲得成功。”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21頁。
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10月31日,香山知縣彭昭麟行判事官劄,批准澳門葡人購買白鉛的申請,同意其於70萬斤的出口限額中,購買30萬斤。先是,澳門判事官眉額帶曆稟稱,澳門額船二十五號船隻,置貨往趁外洋各埠貿易,歷年所買貨物,首重白鉛,為大小西洋各埠所必需,皆由澳商代夷接辦,前往佛山采買,到省報明關憲,輸稅給照,運回澳門。嘉慶十四年(1809)清政府新例,廣東省洋船買運白鉛,止許70萬斤。省城貼近佛山,遞年盡歸洋商收買,轉售黃埔各國夷船,致令澳夷欲買不得,殊失公平之道,稟請將每年額定白鉛70萬斤中撥出30萬斤供澳門葡商采買,澳商承接往佛山置辦到省,報明關憲,輸稅給照下澳。其40萬斤留為洋商代黃埔各國洋船采買,以昭平允。
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10月31日,香山知縣彭昭麟行判事官劄,批准澳門葡人購買白鉛的申請,同意其於70萬斤的出口限額中,購買30萬斤。先是,澳門判事官眉額帶曆稟稱,澳門額船二十五號船隻,置貨往趁外洋各埠貿易,歷年所買貨物,首重白鉛,為大小西洋各埠所必需,皆由澳商代夷接辦,前往佛山采買,到省報明關憲,輸稅給照,運回澳門。嘉慶十四年(1809)清政府新例,廣東省洋船買運白鉛,止許70萬斤。省城貼近佛山,遞年盡歸洋商收買,轉售黃埔各國夷船,致令澳夷欲買不得,殊失公平之道,稟請將每年額定白鉛70萬斤中撥出30萬斤供澳門葡商采買,澳商承接往佛山置辦到省,報明關憲,輸稅給照下澳。其40萬斤留為洋商代黃埔各國洋船采買,以昭平允。《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彭昭麟為奉憲牌批覆原稟請撥額鉛三十萬斤歸澳商采買下澳等事行判事官劄》,第108頁。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2月17日─1837年2月4日)10月31日晚9時,英商羅伯特·英格利斯(Bobert Inglis)在澳門舉辦了一場盛大的舞會,這場舞會在廣州和澳門的外商社團中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大多數澳門居民都參加了舞會,氣氛熱烈,一直持續到半夜,中間進行夜宵,桌上擺滿了豐富的食物和美酒。餐後觀看焰火,為了女士們更好地欣賞,焰火在離房間不遠的花園由中國人燃放。之後舞會繼續進行,約淩晨5點才結束。這次舞會服飾之爭奇鬥豔,房間裝飾之風格迥異,焰火之絢麗燦爛,每一樣都讓人難忘。這不僅對於那些參與者,而且對於沒參加舞會的人們,都是一項深刻的記憶。The Canton Register, Vol.9, November 15th, 1836, No.46.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10月31日,葡國國王誕辰紀念日,澳門華人紳商推舉華商沈成、沈旺、德豐、歐陽懋四人為代表向葡萄牙國王劉易斯一世賀電祝壽:“具稟華商沈成、沈旺、德豐、歐陽懋等。切商等澳門樂業,久荷帡幪,貿易具有規條,經營並皆利益。此悉賴大西洋國大君主恩及遐取所致也。茲日恭逢大西洋國大君主萬壽之辰,商等奚勝雀躍。但輸誠有志,叩賀無由,是以稟叩台階,求飭電線以通傳,代達商等遙賀之忱。惟願貴國越千秋而永治,慶萬壽之無疆。是商等愚誠之祝頌也。臨稟不勝祇栗之至。切赴西洋總督大人霽鑒。”[1] [1]阿儒達宮圖書館手抄古籍54-VIII-32,第39頁C,見《葡萄牙圖書館檔案館藏中文文獻:1668-1871》第l冊,第52頁。按:從此賀電來看,1871年時,澳門即有電報通訊。1870年及1871年丹麥大北電報公司及英國大東電報公司即在香港設立分公司,電報業務在香港開通。是否同時亦在澳門開設分公司呢?尚需查閱有關資料佐證。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10月31日,葡國國王誕辰紀念日,澳門華人紳商推舉華商沈成、沈旺、德豐、歐陽懋四人為代表向葡萄牙國王劉易斯一世賀電祝壽:“具稟華商沈成、沈旺、德豐、歐陽懋等。切商等澳門樂業,久荷帡幪,貿易具有規條,經營並皆利益。此悉賴大西洋國大君主恩及遐取所致也。茲日恭逢大西洋國大君主萬壽之辰,商等奚勝雀躍。但輸誠有志,叩賀無由,是以稟叩台階,求飭電線以通傳,代達商等遙賀之忱。惟願貴國越千秋而永治,慶萬壽之無疆。是商等愚誠之祝頌也。臨稟不勝祇栗之至。切赴西洋總督大人霽鑒。”阿儒達宮圖書館手抄古籍54-VIII-32,第39頁C,見《葡萄牙圖書館檔案館藏中文文獻:1668-1871》第l冊,第52頁。按:從此賀電來看,1871年時,澳門即有電報通訊。1870年及1871年丹麥大北電報公司及英國大東電報公司即在香港設立分公司,電報業務在香港開通。是否同時亦在澳門開設分公司呢?尚需查閱有關資料佐證。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10月31日,澳門總督歐美德為慶祝劉易斯一世國王誕辰,舉辦全澳盛大的慶祝晚會。從燒灰爐廣場(即後來的亞馬留廣場)到嘉思欄炮台,直至南灣,千姿百態、五顏六色的燈籠連成一條熠熠閃光的長帶,耀眼的燈光和華麗多姿的裝飾使住宅臨街的一面極為富麗堂皇。塞爾卡爾男爵私邸(今澳督府)陽台上閃耀著一盞點燈,這在當時是極為稀罕之事,色彩燦爛的燈籠一直連到意大利領事館的旗杆頂端。暹羅領事先拿.飛南第私邸(協和學校樓上)的陽台上裝飾有“V. L. I. ”(劉易斯一世萬歲)三個字母,上面還鑲嵌著一顆星。海面上,政府大廈對面的海面上,移民局汽艇上兩盞大吊燈的燈光從威尼斯式軟百葉窗的縫隙中透射而出。馬路上,車來人往,擁擠不堪。新近擴建的政府大廈燈火輝煌,70對舞伴參加的四人舞由歐美德總督與港督堅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的夫人、港督堅尼地與卡洛斯.亞松桑(Carlos Correia Pais de Ascensão)公爵的夫人配對開舞。參加派對的有身穿燕尾服或華美軍服的220位男士及服裝高雅、佩戴貴重珠寶飾品的79位貴夫人。這是澳門一場盛況空前的舞會,也是澳門上流社會罕見的壯麗社交場面。[1] [1]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第165-167頁。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10月31日,澳門總督歐美德為慶祝劉易斯一世國王誕辰,舉辦全澳盛大的慶祝晚會。從燒灰爐廣場(即後來的亞馬留廣場)到嘉思欄炮台,直至南灣,千姿百態、五顏六色的燈籠連成一條熠熠閃光的長帶,耀眼的燈光和華麗多姿的裝飾使住宅臨街的一面極為富麗堂皇。塞爾卡爾男爵私邸(今澳督府)陽台上閃耀著一盞點燈,這在當時是極為稀罕之事,色彩燦爛的燈籠一直連到意大利領事館的旗杆頂端。暹羅領事先拿.飛南第私邸(協和學校樓上)的陽台上裝飾有“V. L. I. ”(劉易斯一世萬歲)三個字母,上面還鑲嵌著一顆星。海面上,政府大廈對面的海面上,移民局汽艇上兩盞大吊燈的燈光從威尼斯式軟百葉窗的縫隙中透射而出。馬路上,車來人往,擁擠不堪。新近擴建的政府大廈燈火輝煌,70對舞伴參加的四人舞由歐美德總督與港督堅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的夫人、港督堅尼地與卡洛斯.亞松桑(Carlos Correia Pais de Ascensão)公爵的夫人配對開舞。參加派對的有身穿燕尾服或華美軍服的220位男士及服裝高雅、佩戴貴重珠寶飾品的79位貴夫人。這是澳門一場盛況空前的舞會,也是澳門上流社會罕見的壯麗社交場面。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第165-167頁。
光緒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3月2日,青洲灰泥公司舉行股份人會議,以總理伊文斯(Creasy Ewens)為主席,聲言增廣公司一事。青洲灰泥公司股本銀25萬元,分1萬股,每股銀25元。公司每月可製造泥4000桶,現時每桶泥價值4.5元,或有時沽3.5元至3.75元不等,成本每桶銀約2元。據管機器人勸增廣公司,以便每月可造泥四倍之多,是以再創一公司,湊本銀100萬元,分作2萬股,每股銀50元。將撥銀50萬元以為購買舊公司之機器物業等,其舊股份人應將欠舊股本之銀交足,其餘1萬股,每股應交銀50元。派股份之時,先交出5元,至本年10月31日交出20元,至本年12月31日交銀15元,其餘所剩之銀於來年3月31日交足。所有溢息,無論新舊股份,一體均沾。所有舊公司現存物業、物料、煤炭、灰泥灰等,並現銀約5萬元,一概交與新公司。據稱,新公司每年可沽出泥50萬桶,內有30萬桶,每桶可賺得2元至2.5元之譜,其餘20萬桶付往小呂宋(Manila)、般鳥(Borneo)、新洲府(Singapura)、印度(Índia)、啞美利咖(América)等埠,所賺之錢,不能若是之多,惟啞美利咖太平海沿途地方可銷售25萬桶,但每桶所賺至多0.5元之譜,因英國有貨來頂售,不得不減價發賣也。至於分派新股份之法,凡有舊股兩份則派一新股,已派去5000股;又有3000股早已應承分派與人,尚剩2000股,以1000股份派與澳門人。其舊股份之銀,限15日交足,然後派新股份。其後,經眾股東議定,同意新創公司,所派新股份交權與伊文斯分派,並規定每人至少有100股方可充當公司董事。
光緒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3月2日,青洲灰泥公司舉行股份人會議,以總理伊文斯(Creasy Ewens)為主席,聲言增廣公司一事。青洲灰泥公司股本銀25萬元,分1萬股,每股銀25元。公司每月可製造泥4000桶,現時每桶泥價值4.5元,或有時沽3.5元至3.75元不等,成本每桶銀約2元。據管機器人勸增廣公司,以便每月可造泥四倍之多,是以再創一公司,湊本銀100萬元,分作2萬股,每股銀50元。將撥銀50萬元以為購買舊公司之機器物業等,其舊股份人應將欠舊股本之銀交足,其餘1萬股,每股應交銀50元。派股份之時,先交出5元,至本年10月31日交出20元,至本年12月31日交銀15元,其餘所剩之銀於來年3月31日交足。所有溢息,無論新舊股份,一體均沾。所有舊公司現存物業、物料、煤炭、灰泥灰等,並現銀約5萬元,一概交與新公司。據稱,新公司每年可沽出泥50萬桶,內有30萬桶,每桶可賺得2元至2.5元之譜,其餘20萬桶付往小呂宋(Manila)、般鳥(Borneo)、新洲府(Singapura)、印度(Índia)、啞美利咖(América)等埠,所賺之錢,不能若是之多,惟啞美利咖太平海沿途地方可銷售25萬桶,但每桶所賺至多0.5元之譜,因英國有貨來頂售,不得不減價發賣也。至於分派新股份之法,凡有舊股兩份則派一新股,已派去5000股;又有3000股早已應承分派與人,尚剩2000股,以1000股份派與澳門人。其舊股份之銀,限15日交足,然後派新股份。其後,經眾股東議定,同意新創公司,所派新股份交權與伊文斯分派,並規定每人至少有100股方可充當公司董事。《澳門政府憲報》1889年3月7日第10號。
氹仔市政廳自1923年發牌照給李兆林經營廣興炮竹廠之後,又於1924至1930年期間多次在氹仔拍賣及出租多幅炮竹廠用地,各間炮竹廠更於上世紀30及40年代積極擴充廠房,自此,炮竹已成為氹仔的主要工業。根據1940年《澳門年鑑》記錄,當年氹仔的炮竹廠有謙源、益隆及廣興泰三家,其實還遺漏了光遠炮竹廠。而日本侵華期間因原料缺乏,炮竹業曾經停滯一段時間,到1945年戰爭結束,各地經濟開始復甦,氹仔的炮竹業才又重新進入騰飛期。謙信於1948年開業,是氹仔第五間炮竹廠。踏入50年代的氹仔炮竹業,由於當時中國還未開放,歐美主要國家又對中國實施禁運、連製成品內的原料也不能有中國成分(如圖所示),國內與世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沒有貿易往來,加上期間又經歷了多場政治運動,對外經濟發展停滯。鑑於澳、氹的特殊政治環境,藉機承接大量訂單,令氹仔炮竹業得以獨領風騷,蓬勃發展。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氹仔炮竹業發展的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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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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