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六年（1643年2月19日─1644年2月7日）3月5日，葡印總督阿維拉斯伯爵以國王若奧四世的名義發佈指令，命令澳門市享有以前各位國王授予的全部特權，該指令確認了這些特權。

崇禎十六年（1643年2月19日─1644年2月7日）3月5日，葡印總督阿維拉斯伯爵以國王若奧四世的名義發佈指令，命令澳門市享有以前各位國王授予的全部特權，該指令確認了這些特權。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50頁。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1月23日－1709年2月9日）3月5日，巴黎外方傳教會神父白日昇（Jean Basset）、梁弘仁（François Martin de La Baluère）及華人信徒李安德與黨懷仁從四川被驅逐並押送至澳門。當時澳門有五位外方傳教士：赫宣、亞歷山大•達西、雅克•李霍特（Jacques Lirot）、梁弘仁和白日昇。不久白日昇病逝。李安德、黨懷仁在赫宣的指導下學習神學。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1月23日－1709年2月9日）3月5日，巴黎外方傳教會神父白日昇（Jean Basset）、梁弘仁（François Martin de La Baluère）及華人信徒李安德與黨懷仁從四川被驅逐並押送至澳門。當時澳門有五位外方傳教士：赫宣、亞歷山大•達西、雅克•李霍特（Jacques Lirot）、梁弘仁和白日昇。不久白日昇病逝。李安德、黨懷仁在赫宣的指導下學習神學。按：巴黎外方傳教會有兩位中文名同為“梁弘仁”的傳教士，一個是在福建傳教的梁弘仁，法文名為Artus de Lionne；一個是在四川傳教的梁弘仁，法文名為François Martin de La Baluère。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Se-Tchoan, p.81; Armand Olichon, Aux Origines du Clergè Chinois: Le Prêtre André Ly，Missionarie au Se-Tchoan（1692—1775）, p.119.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1月25日，澳門議事會討論有關船隻關稅的問題。同一天，孤兒院金庫司庫尼古勞•啡嗚味利用自己的職權將議事會3500兩閑置的資金交付給孤兒院金庫。3月5日，尼古勞•啡嗚味被革職，獲准乘“福音”號船前往爪哇。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1月25日，澳門議事會討論有關船隻關稅的問題。同一天，孤兒院金庫司庫尼古勞．啡嗚味利用自己的職權將議事會3500兩閑置的資金交付給孤兒院金庫。3月5日，尼古勞．啡嗚味被革職，獲准乘“福音”號船前往爪哇。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91.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月7日─1770年1月26日)2月初，西班牙多明我會士潘若色(José Lavilla)、趙葉聖多、安多尼可(António Loranco)因知福建福安信教者甚多，此處又是該會傳教之舊地，故改裝內地服色潛入。安多尼可由在澳門貿易的泉州人夏若敬引路，於3月5日抵達福安縣，住教友黃元鼎家。潘若色及趙葉聖多則由在澳門貿易的福州人陳戴仁引路，於3月28日抵達福安，住教友趙泰廉家。潘若色等人擬在福安傳教，黃元鼎等人因福安歷次禁教，官府管束甚嚴，無處招人入教。又因潘若色、安多尼可先後患病，故在福安逗留。至7月30日，三人均被福安縣抓獲並押送福州。安多尼可到省城後病死。10月23日，福建巡撫兼閩浙總督崔應階下令將潘若色、趙葉聖多二人解送澳門，交議事會嚴加收管。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月7日─1770年1月26日)2月初，西班牙多明我會士潘若色(José Lavilla)、趙葉聖多、安多尼可(António Loranco)因知福建福安信教者甚多，此處又是該會傳教之舊地，故改裝內地服色潛入。安多尼可由在澳門貿易的泉州人夏若敬引路，於3月5日抵達福安縣，住教友黃元鼎家。潘若色及趙葉聖多則由在澳門貿易的福州人陳戴仁引路，於3月28日抵達福安，住教友趙泰廉家。潘若色等人擬在福安傳教，黃元鼎等人因福安歷次禁教，官府管束甚嚴，無處招人入教。又因潘若色、安多尼可先後患病，故在福安逗留。至7月30日，三人均被福安縣抓獲並押送福州。安多尼可到省城後病死。10月23日，福建巡撫兼閩浙總督崔應階下令將潘若色、趙葉聖多二人解送澳門，交議事會嚴加收管。《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1冊《閩浙總督崔應階奏報拿獲潛入內地方欲圖行教西洋人潘若色等解送澳門看管摺》，第393—394頁。據西班牙文多明我會檔案史料，潘若色等人向清政府招供的情況不實，他們應是1766年4月離開澳門，5月即抵達福建，到被捕時，已在福安傳教三年矣。參見張先清：《官府、宗族與天主教：17—19世紀福安鄉村教會的歷史敘事》第2章，第135—137頁。

嘉慶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2月12日，澳門有鋪戶失火延燒，引發火災。3月5日，署香山縣丞李淩翰親臨澳門，押拆墟亭以及關前街、草堆街等處篷寮。

清嘉慶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2月12日，澳門有鋪戶失火延燒，引發火災。3月5日，署香山縣丞李淩翰親臨澳門，押拆墟亭以及關前街、草堆街等處篷寮。《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署香山縣丞李淩翰為親臨澳門查驗押拆墟亭等處篷寮事下諭理事官諭》，第34頁。

嘉慶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3月5日，里斯本元老會檢查澳門慈善機構往來帳目和登記本後，讚揚澳門富商若瑟•科英布拉是慈善機構服務人員中出類拔萃的聰明人。

清嘉慶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3月5日，里斯本元老會檢查澳門慈善機構往來帳目和登記本後，讚揚澳門富商若瑟•科英布拉是慈善機構服務人員中出類拔萃的聰明人。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7頁。

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3月5日，東印度公司特選委員會備忘錄稱：澳門鴉片貿易的減退，已使雅努阿里奧·阿爾梅達和托瑪斯·比爾財產受託人遭到嚴重的困難。1825年1月，阿爾梅達已經難兌付他的10萬元票據。春天，他前往加爾各答，將他的全部實際財產轉讓給他的債權人，但他又致函澳門稱：“他在加爾各答轉讓財產給他的債權人是違反他的意志而被迫的。”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3月5日，東印度公司特選委員會備忘錄稱：澳門鴉片貿易的減退，已使雅努阿里奧·阿爾梅達和托瑪斯·比爾財產受託人遭到嚴重的困難。1825年1月，阿爾梅達已經難兌付他的10萬元票據。春天，他前往加爾各答，將他的全部實際財產轉讓給他的債權人，但他又致函澳門稱：“他在加爾各答轉讓財產給他的債權人是違反他的意志而被迫的。”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113—114頁。

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3月5日，內蒙古西灣子人鄭保祿（Paul Tcheng）入澳門聖若瑟修院學習。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3月5日，內蒙古西灣子人鄭保祿（Paul Tcheng）入澳門聖若瑟修院學習。方立中：《1697—1935年在華遣使會士列傳》，第572頁。

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3月5日，一艘商船從馬尼拉行至澳門，米格爾·卡德龍（Miguel Calderon）等三名多明我會修士乘該船來澳門傳教。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3月5日，一艘商船從馬尼拉行至澳門，米格爾·卡德龍（Miguel Calderon）等三名多明我會修士乘該船來澳門傳教。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60頁；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ⅩⅥ a ⅩⅨ, p.99.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3月5日，澳督亞馬留發佈文告，聲稱澳門已經成為自由港，禁止中國海關稅館對自澳門港出口到中國內地的貨物徵收任何關稅，並要求廣東巡撫在8日內撤走這些在澳門執行公務的海關人員。此前稅館官員一直在南灣和北灣行使監管權。南灣的稅館作用不很明顯，而北灣的稅館衙門由於設立時間長，管轄廣而十分有權。3月l2日，在廣東巡撫未命令稅館人員撤走的情況下，亞馬留總督悍然下令在稅館正門前架設路障，禁止人員出入，衙內人員一律從旁門行走。亞馬留還在稅館門前增派了一隊哨兵，架設了一尊大炮，以保護所有出口貨物、日用品的安全運出。此舉結束了中國對該地實施有效管轄的最後一點權利。3月13日，澳門首席翻譯公陸霜（João Rodrigues Gonçalves）率一支四人衛隊前往中國海關。他向在場的人宣讀了這一命令，所有的人收拾了衣服，一聲不吭地走了。亞馬留又率領數十名士兵釘閉澳門的中國海關，推倒關前懸掛中國旗幟的旗杆。 徐廣縉對此威脅說：總而言之，我們應該熱愛和平，有理走遍天 下，無理寸步難行，勿謂言之不預。亞馬留云：若中國採取武力行動，他將以牙還牙，決不改變決定。至此，亞馬留消除了清政府對澳門進行管制的最後象徵。有許多學者認為，在亞馬留釘閉中國海關的同時，亦將駐居海關附近的香山縣丞衙門驅逐，此說似有不妥。

澳城，雖延至一六二三年築牆完畢後，擴展情形始稍稍停頓下來，很久似已未有繼續向外伸張矣。其間澳城之興衰變遷，亦有很大之影響。蓋澳城自來迺中國與外舶貿易之唯一古代泊口，大約由一五七八年至一六四零年期間，為澳城最繁盛時期。當時澳城不獨為中國與歐洲各國之貿易樞紐，而日本及菲律賓間之貿易權，亦操諸澳葡之掌握中。但惜迨至一六三九年時，日本則禁止與澳葡貿易。繼而一六四零年時，葡萄牙本國與西班牙統治分手後，菲律賓原迺西班牙屬地，故菲律賓亦停止與澳葡貿易，所以當時澳城貿易之繁榮，遂一厥不振也。據那華留脫（Nararette）之《支那帝國記》說：“澳葡藉對日本與菲律賓之貿易，而造成其繁榮；自對日之貿易廢，而澳城之市況衰；自對菲之買賣斷，而澳城之頹歇迺達於極點焉。”加以荷蘭，英，法等野心傍侍，頻年弄兵，澳城正自固之不暇，而中國更密戒嚴防，遂使澳城邊境，安謚下來矣。如是者歷二百餘年，迨至清朝道光末年，纔又擴展起來而耳。自從一八四二年（清道光二十二），鴉片戰爭中國失敗後，英國割據香港。而世界之帝國主義者，皆饞延禹甸而思染指神洲。何況英國自得香港後，立即宣佈為無稅的自由港，壟斷市舶之貿易。澳城處此嚴重打擊下，市況更為凋零，不得不謀與香港競爭之方，澳城正久靜思動，從此便與中國多事起來耳。澳城中，中國本設有稅關，故張甄陶《澳門圖記》謂：“澳有關稅：一主抽稅，日小稅館：一主譏察，日南灣稅館；專稽察夷民登岸，及探望番舶出入；曰娘媽關稅館，專稽察廣東福建二省寄港漁船隻，防透漏，杜奸匪。”《廣東圖說》亦謂：“萬曆初，因設海關於此。”自從英人佔據香港後，立即宣佔香港為無稅的自由港。如此，便將澳城僅有的外舶貿易市場，也攙奪而去矣。因當時澳城中，既有中國所設之海關，還有葡人自設之稅關，故外舶來中國售貨，為輕付稅計，皆從此瘮澳而往港耳。澳城市場，遂日漸蕭條。澳城既不敢與港英強鄰爭辯，故祇有反向鴉片戰爭敗績之滿清着手焉。當時為抗衡香港無稅自由港起見，澳葡兵頭亞馬勒（J.M.F.do Amaral）遂於一八四九年三月五日，亦以其自己名義宣佈澳門為無稅自由港，且自將葡稅關封閉，並通知中國之大關行臺停止收稅。惟因大關行臺之官員，不肯接受其通知，於是亞馬勒便趁此時機，欲實行擺脫滿清官吏的約束，不久，勒令大關關員離澳，釘關逐役，砍斷圍杆，破虎頭牌，並將歷來竪立在議事亭內之中國皇帝論敕約束在澳之葡人貿易及居住條例之石碑，亦被拆毀，於是事遂鬧大。澳城為着商業來往，及稅收問題，嘗要求廣州准其派駐粵領事，惟遭清朝官吏拒絕，據李燕伯刺史以澳情上書當道有謂：“澳夷兵頭欲入京師，乞同英法一體，立和約，設領事，雖不至竟如所請。”云

澳城，雖延至一六二三年築牆完畢後，擴展情形始稍稍停頓下來，很久似已未有繼續向外伸張矣。其間澳城之興衰變遷，亦有很大之影響。蓋澳城自來迺中國與外舶貿易之唯一古代泊口，大約由一五七八年至一六四零年期間，為澳城最繁盛時期。當時澳城不獨為中國與歐洲各國之貿易樞紐，而日本及菲律賓間之貿易權，亦操諸澳葡之掌握中。但惜迨至一六三九年時，日本則禁止與澳葡貿易。繼而一六四零年時，葡萄牙本國與西班牙統治分手後，菲律賓原迺西班牙屬地，故菲律賓亦停止與澳葡貿易，所以當時澳城貿易之繁榮，遂一厥不振也。據那華留脫（Nararette）之《支那帝國記》說：“澳葡藉對日本與菲律賓之貿易，而造成其繁榮；自對日之貿易廢，而澳城之市況衰；自對菲之買賣斷，而澳城之頹歇迺達於極點焉。”加以荷蘭，英，法等野心傍侍，頻年弄兵，澳城正自固之不暇，而中國更密戒嚴防，遂使澳城邊境，安謚下來矣。如是者歷二百餘年，迨至清朝道光末年，才又擴展起來而耳。自從一八四二年（清道光二十二），鴉片戰爭中國失敗後，英國割據香港。而世界之帝國主義者，皆饞延禹甸而思染指神洲。何況英國自得香港後，立即宣佈為無稅的自由港，壟斷市舶之貿易。澳城處此嚴重打擊下，市況更為凋零，不得不謀與香港競爭之方，澳城正久靜思動，從此便與中國多事起來耳。澳城中，中國本設有稅關，故張甄陶《澳門圖記》謂：“澳有關稅：一主抽稅，日小稅館：一主譏察，日南灣稅館；專稽察夷民登岸，及探望番舶出入；曰娘媽關稅館，專稽察廣東福建二省寄港漁船隻，防透漏，杜奸匪。”《廣東圖說》亦謂：“萬曆初，因設海關於此。”自從英人佔據香港後，立即宣佔香港為無稅的自由港。如此，便將澳城僅有的外舶貿易市場，也攙奪而去矣。因當時澳城中，既有中國所設之海關，還有葡人自設之稅關，故外舶來中國售貨，為輕付稅計，皆從此瘮澳而往港耳。澳城市場，遂日漸蕭條。澳城既不敢與港英強鄰爭辯，故只有反向鴉片戰爭敗績之滿清着手焉。當時為抗衡香港無稅自由港起見，澳葡兵頭亞馬留（J.M.F.do Amaral）遂於一八四九年三月五日，亦以其自己名義宣佈澳門為無稅自由港，且自將葡稅關封閉，並通知中國之大關行台停止收稅。惟因大關行台之官員，不肯接受其通知，於是亞馬留便趁此時機，欲實行擺脫滿清官吏的約束，不久，勒令大關關員離澳，釘關逐役，砍斷圍杆，破虎頭牌，並將歷來竪立在議事亭內之中國皇帝論敕約束在澳之葡人貿易及居住條例之石碑，亦被拆毀，於是事遂鬧大。澳城為着商業來往，及稅收問題，嘗要求廣州准其派駐粵領事，惟遭清朝官吏拒絕，據李燕伯刺史以澳情上書當道有謂：“澳夷兵頭欲入京師，乞同英法一體，立和約，設領事，雖不至竟如所請。”云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3月5日，澳督亞馬留宣佈澳門已成為自由港，勒令中國在澳門的海關停止辦公，遭到海關官員的駁斥後，便派兵封鎖中國在澳門的海關大門。3月13日，又率領數十名士兵釘閉澳門的中國海關，推倒關前懸掛中國旗幟的旗杆，驅逐海關官吏、丁役。兩廣總督徐廣縉當時正為廣州入城問題與英國人相持不下，又風聞亞馬留釘閉中國海關後即赴香港向英國借軍的消息，遂與粵海關監督基溥等會商，決定實行“以商制夷”的對策，即將澳門關口移往黃埔，在那裡另立碼頭，並命令在澳門的各大行店和零星小鋪全部遷去。澳門各商行接到兩廣總督的命令，紛紛攜帶家眷、伙計遷往黃埔。亞馬留雖然發公告要挾阻止，但未能制止殷實中國商人的離去，致使澳門街道荒涼、港口空索，出現一片蕭條景象。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3月5日，澳督亞馬留發佈文告，聲稱澳門已經成為自由港，禁止中國海關稅館對自澳門港出口到中國內地的貨物徵收任何關稅，並要求廣東巡撫在8日內撤走這些在澳門執行公務的海關人員。此前稅館官員一直在南灣和北灣行使監管權。南灣的稅館作用不很明顯，而北灣的稅館衙門由於設立時間長，管轄廣而十分有權。3月l2日，在廣東巡撫未命令稅館人員撤走的情況下，亞馬留總督悍然下令在稅館正門前架設路障，禁止人員出入，衙內人員一律從旁門行走。亞馬留還在稅館門前增派了一隊哨兵，架設了一尊大炮，以保護所有出口貨物、日用品的安全運出。此舉結束了中國對該地實施有效管轄的最後一點權利。3月13日，澳門首席翻譯公陸霜（João Rodrigues Gonçalves）率一支四人衛隊前往中國海關。他向在場的人宣讀了這一命令，所有的人收拾了衣服，一聲不吭地走了。亞馬留又率領數十名士兵釘閉澳門的中國海關，推倒關前懸掛中國旗幟的旗杆。 徐廣縉對此威脅說：總而言之，我們應該熱愛和平，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勿謂言之不預。亞馬留云：若中國採取武力行動，他將以牙還牙，決不改變決定。至此，亞馬留消除了清政府對澳門進行管制的最後象徵。有許多學者認為，在亞馬留釘閉中國海關的同時，亦將駐居海關附近的香山縣丞衙門驅逐，此說似有不妥。葡文為Praia Pequena，原文譯作灣仔，但灣仔為今珠海地名，其意應為小海灣，故譯作北灣。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98—99頁。A. F. Marques Pereira, As Alfândegas Chinesas de Macau, p.63.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99頁。兩廣總督徐廣縉於1849年3月5日致澳門總督亞馬留公函。附在澳門總督1849年3月27日致海事及海外部公函內，海外歷史檔案館，二部，澳門，1849年函盒，轉引自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120頁。關於澳督亞馬留採取武力迫使縣丞衙門遷離澳門的觀點主要見黃鴻釗：《澳門史》第10章，第241頁，劉景蓮：《明清澳門涉外案件司法審判制度研究（1553—1848）》，第54頁；郭衛東：《論亞嗎勒案件與澳門危機》，載《文化雜誌》第45期，2002年，其主要文獻依據為：楊文駿《查複澳門新舊租界情形》：“今三巴門外租界內，尚有佐堂街名可據。自道光二十九年葡人滋事之後，將該縣丞逐出關閘，遂移居前山城內。”厲式金：《香山縣誌續編》卷6《海防》。徐廣縉對香山縣丞被趕出澳城之事向朝廷作了這樣的奏報：查縣丞一員分駐澳門，不過遇有華夷口角細故，排難解紛，誠如聖諭，官卑難恃，耳目恐有不周。惟近處尚有同知都司駐紮前山，距澳門僅二十里，稍遠復有香山縣，香山協距澳門亦不過一百二十里，足資稽察控制，並非專靠該縣丞之彈壓也。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 931/799，轉引自郭衛東：《論亞嗎勒案件與澳門危機》，載《文化雜誌》第45期，2002年。但是上述記載明顯有誤。根據現有文獻來看，亞馬留在釘閉中國海關時並未驅逐香山縣丞。《澳門專檔》，第3卷，第22—23頁：“啞酋橫狡異常，竟於二月二十七日突率夷兵數十人釘閉關門，驅逐丁役……惟有飭知現居澳門縣丞汪政勤探秘稟，隨時查看情形，妥為處置。”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澳門軍人》（Os Militares em Macau），第305頁引1873年1月28日《澳門報》之小巴士度（A. Bastos）文稱：“粵海關部為亞馬留總督所驅逐，但直到這位總督慘遭殺害那天，佐堂仍留在澳門。那天，佐堂前往總督府，親眼證實了總督已身亡。後因為還怕遭到報復，才逃離澳門。”可知香山縣丞汪政離澳是在亞馬留遇刺以後。另參見金國平：《佐堂入出澳考》，載《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318—319頁。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3月5日，亞馬留總督禁止中國税館對自澳門港出口到中國內地的貨物徵收任何關税，並要求廣東巡撫在8日內撤走這些在澳門執行公務的海關人員。3月12日，亞馬留總督悍然派兵封閉澳門關口，驅趕中國海關官員。此舉結束了中國對澳門有效管轄的最後一點權力。8月22日，亞馬留總督在關閘附近遭到沈志亮等七名中國居民襲擊身亡。8月25日，葡人攻佔北山嶺（Passaleão）。攻佔北山嶺的突出人物是一個土生葡人美士基打（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9月16日，兩廣總督徐廣縉致函澳葡政府委員會，通報殺死亞馬留總督的沈志亮被捕獲、審判、處決的消息。沈志亮被華人視為英雄。澳葡當局允許在澳門設立“番攤”賭博，開澳門博彩業先河。

光緒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3月5日，經承充人何連旺稟求，前於1886年8月21日獲准承充澳門、氹仔、過路灣賣鹽生意合同在本日作廢，自此以後，所有賣鹽之規銀暫歸公物會收。如載鹽之船在澳門灣泊，歸船政廳水師巡捕辦理；如在氹仔、過路灣灣泊，則歸氹仔政務廳辦理。同日，公物會出示招人承充澳門、氹仔、過路灣賣鹽生意，以一年為期，自本年3月21日起計，至1888年3月20日為止。至10月11日，澳門公物會批准何永康承充澳門、氹仔、過路灣鹽生意，自本年10月15日起至1890年10月14日止。

光緒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3月5日，經承充人何連旺稟求，前於1886年8月21日獲准承充澳門、氹仔、過路灣賣鹽生意合同在本日作廢，自此以後，所有賣鹽之規銀暫歸公物會收。如載鹽之船在澳門灣泊，歸船政廳水師巡捕辦理；如在氹仔、過路灣灣泊，則歸氹仔政務廳辦理。同日，公物會出示招人承充澳門、氹仔、過路灣賣鹽生意，以一年為期，自本年3月21日起計，至1888年3月20日為止。至10月11日，澳門公物會批准何永康承充澳門、氹仔、過路灣鹽生意，自本年10月15日起至1890年10月14日止。《澳門政府憲報》1887年3月7日第9號附報。《澳門政府憲報》1887年10月20日第42號。

光緒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3月5日，氹仔、過路灣兩鄉街市開市，其地被命名曰布參政街市。澳門總督布渣以及澳葡官弁、華人紳商六七十餘人出席了開市儀式，並簽名見證該街市之命名。在過路灣新建街市之處，澳督說：“街市雖小，而立意甚大，將來興旺大有起色，足征爾等屢顯為大西洋所屬之良民，可為爾等預賀也。惟願大西洋大君主卡洛斯一世（Carlos I）萬壽，澳門、氹仔、過路灣眾黎庶永膺多福，貿易興隆，是所企望。”

光緒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3月5日，氹仔、過路灣兩鄉街市開市，其地被命名曰布參政街市。澳門總督布渣以及澳葡官弁、華人紳商六七十餘人出席了開市儀式，並簽名見證該街市之命名。在過路灣新建街市之處，澳督說：“街市雖小，而立意甚大，將來興旺大有起色，足征爾等屢顯為大西洋所屬之良民，可為爾等預賀也。惟願大西洋大君主卡洛斯一世（Carlos I）萬壽，澳門、氹仔、過路灣眾黎庶永膺多福，貿易興隆，是所企望。”《澳門政府憲報》1893年3月11日第10號。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3月5日，因前次未經投成，澳門政府將和隆園空地一段再行出投，招人承批。該地四至：北向西墳馬路（Estrada do Cemitério），南向約翰巴地時打街（Rua de João Baptista），東向斐利刺亞美打街（Avenida Conselheiro Ferreira de Almeida）、西向和隆街，共計2278.58平方米。該地只准建造兩層樓屋宇及局廠鋪戶。其批價每年每平方米以3仙為底，出價高者得。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3月5日，因前次未經投成，澳門政府將和隆園空地一段再行出投，招人承批。該地四至：北向西墳馬路（Estrada do Cemitério），南向約翰巴地時打街（Rua de João Baptista），東向斐利刺亞美打街（Avenida Conselheiro Ferreira de Almeida）、西向和隆街，共計2278.58平方米。該地只准建造兩層樓屋宇及局廠鋪戶。其批價每年每平方米以3仙為底，出價高者得。《澳門政府憲報》1898年2月26日第9號。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3月5日，兩廣總督及北京政府要求澳門港務局撤除在暴風時為保障“澳門”號炮艇的安全而在亞婆石與青洲之間設立的一水泡。葡萄牙政府基於其擁有的權利，對此不予理睬。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3月5日，兩廣總督及北京政府要求澳門港務局撤除在暴風時為保障“澳門”號炮艇的安全而在亞婆石與青洲之間設立的一水泡。葡萄牙政府基於其擁有的權利，對此不予理睬。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39—40頁。

1910年（清宣統二年）3月5日，兩廣總督及北京政府要求澳葡港務局撤除在阿婆石與青洲之間設立的一水炮，未遂。5月27日，在帝汶購買白、黑桉樹籽，引植於氹仔及路環山地。7月，海盜在廣州與澳門之間一學校內綁架數十名學生並將其劫持至路環躲藏，向受害者家屬勒索3萬5千澳門元贖金。澳葡政府出動軍警救出人質和被俘者。10月5日，葡萄牙宣佈成立共和國。10月12日，葡萄牙頒佈法令，規定6月24日為澳門節日。11月4日，成立賈梅士博物館。11月19日，耶穌會會士被逐出澳門。12月10日，新建濱海大馬路啟用。被命名為民國大馬路。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3月5日，著名澳門土生葡人佩雷拉‧馬葵士（Lourenço Maria Pereira Marques）逝世於花王堂區白鴿巢前地（Praça de Luís de Camões）家中。馬葵士1852年9月27日生於澳門，幼年就讀於聖若瑟修院，1871年赴都柏林留學，1877年獲愛爾蘭外科學院、愛爾蘭國王及女王學院醫學學士學位，1878年獲應用藥學證書。次年，返回澳門，後在香港定居，1880年2月，任香港平民醫院代理院長，7月，再任駱克醫院院長。馬葵士1895年退休，同年8月25日，鑒於其在香港地區功勳卓著，居港土生葡人社團專門為之集會以表達感激之情。1896年8月2日，返回澳門，繼續開設診所免費為人治病，提供各種醫療服務，曾三次擔任醫療站工作。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2, p.566.

民國六年 (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3月5日，澳門政府在國課衙門大堂將代賣澳門仁慈堂彩票生意，用暗票出投，招人承充，合同以5年為期，自立合同之日起算。

民國六年 (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3月5日，澳門政府在國課衙門大堂將代賣澳門仁慈堂彩票生意，用暗票出投，招人承充，合同以5年為期，自立合同之日起算。《澳門政府憲報》1917年第5號，第65頁。

民國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3月5日，廣州軍政府外交次長伍朝樞複照葡萄牙總領事，對澳門總督之“覺書”中的荒謬之詞據理駁斥，並指出，澳督有關停止青洲工程的態度，不僅前後矛盾，且與葡國政府、領事及其代表之態度互異。

民國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3月5日，廣州軍政府外交次長伍朝樞複照葡萄牙總領事，對澳門總督之“覺書”中的荒謬之詞據理駁斥，並指出，澳督有關停止青洲工程的態度，不僅前後矛盾，且與葡國政府、領事及其代表之態度互異。Ministério das Colónias(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iplomáticos, Geogrfiácos e de Marinha) ed., Memorandum sobre a Questão de Macau, p. 20.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3月5日，澳門著名報人土生葡人法蘭西斯科．飛南第在澳門老楞佐堂區逝世。飛南第又名飛若瑟，俗稱飛二，1863年2月13日生於澳門土生葡人家庭，比孫中山年長三歲。父親尼閣老．飛南第(Nicolau Tolentino Fernandes)在澳門開辦一家唯一採用國際先進藝術印刷技術的葡人公司──商務印字館(Topografia Mercantil)，主要經營出版、印刷業務，負責印製《澳門政府憲報》(Gorerno Boletim do)、葡文報刊等。飛南第自澳門利宵中學畢業後，前往香港定居，一方面和當地葡人開辦的出版機構保持聯繫，以累積辦報經驗，另一方面利用掌握英、葡、漢三種語言的優勢，進入香港最高法院秘書部門擔任翻譯員。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期間(1887─1892)，因好談政治，鼓吹革命，被人指責參與暴動、投擲炸彈，捲入一些法律訴訟。在法庭上，孫中山結識了擔任法院翻譯的飛南第，並得到後者的巨大幫助。1892年7月孫中山自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原擬前往北京任職，不料因兩廣總督衙門刁難不能成行，為此飛南第遂推薦他進入鏡湖醫院，成為當時澳門地區第一位華人西醫、鏡湖醫院首位義務西醫。1893年，飛南第回到澳門，接手商務印字館，並創辦中文報紙 《鏡海叢報》(Ching─Hai Ts'ung─Pao)和葡文報紙《澳門土生回聲報》(Echo Macaense)，在澳門當地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這兩份報紙對孫中山早期的職業及政治活動均有很大的幫助。1895年10月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遭清政府通緝，被迫潛入飛南第下環街3號寓中避難。飛南第一方面努力說服澳督高士德(Joze Maria de Souza Horta e Costa)低調處理該事，並最終得到高士德保證，表示澳門警方不會聽信孫中山已在澳門的 “謠言”，另一方面迅速用小船將孫中山秘密送往香港，並經香港逃往日本而成功脫險。之後，孫中山還與飛南第有通信往來。民國成立後，孫中山邀請飛南第出任榮譽性質的中華民國部長，卻遭到飛南第的婉言謝絕。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3月5日，澳門著名報人土生葡人法蘭西斯科．飛南第在澳門老楞佐堂區逝世。飛南第又名飛若瑟，俗稱飛二，1863年2月13日生於澳門土生葡人家庭，比孫中山年長三歲。父親尼閣老．飛南第(Nicolau Tolentino Fernandes)在澳門開辦一家唯一採用國際先進藝術印刷技術的葡人公司──商務印字館(Topografia Mercantil)，主要經營出版、印刷業務，負責印製《澳門政府憲報》(Gorerno Boletim do)、葡文報刊等。飛南第自澳門利宵中學畢業後，前往香港定居，一方面和當地葡人開辦的出版機構保持聯繫，以累積辦報經驗，另一方面利用掌握英、葡、漢三種語言的優勢，進入香港最高法院秘書部門擔任翻譯員。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期間(1887─1892)，因好談政治，鼓吹革命，被人指責參與暴動、投擲炸彈，捲入一些法律訴訟。在法庭上，孫中山結識了擔任法院翻譯的飛南第，並得到後者的巨大幫助。1892年7月孫中山自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原擬前往北京任職，不料因兩廣總督衙門刁難不能成行，為此飛南第遂推薦他進入鏡湖醫院，成為當時澳門地區第一位華人西醫、鏡湖醫院首位義務西醫。1893年，飛南第回到澳門，接手商務印字館，並創辦中文報紙 《鏡海叢報》(Ching─Hai Ts'ung─Pao)和葡文報紙《澳門土生回聲報》(Echo Macaense)，在澳門當地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這兩份報紙對孫中山早期的職業及政治活動均有很大的幫助。1895年10月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遭清政府通緝，被迫潛入飛南第下環街3號寓中避難。飛南第一方面努力說服澳督高士德(Joze Maria de Souza Horta e Costa)低調處理該事，並最終得到高士德保證，表示澳門警方不會聽信孫中山已在澳門的 “謠言”，另一方面迅速用小船將孫中山秘密送往香港，並經香港逃往日本而成功脫險。之後，孫中山還與飛南第有通信往來。民國成立後，孫中山邀請飛南第出任榮譽性質的中華民國部長，卻遭到飛南第的婉言謝絕。楊振雄、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革命史系．盧公怡若傳》，1959年。若昂．哥德斯：《孫逸仙與澳門和革命》，載《文化雜誌》第17期，1993年；卡洛斯．高美士．貝薩：《澳門與共和體制在中國的建立》，第17─22頁。Jorge Forjaz, Familias Macaenses, Vol. 3, p. 542；卡洛斯．高．美士．貝薩：《澳門與共和體制在中國的建立》，第17─22頁。

民國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3月5日，日軍在中山唐家灣登陸，所有石岐、蓮塘、隆都各鄉男女紛紛赴澳避難，為數2萬餘人，糧價日趨高漲，且因海道交通斷絕，雖有錢財亦難購買。澳督巴波沙特派警廳日夜巡察各處，鏡湖醫院、商會與僑澳中山同鄉會等亦設法收容中山難民。廣州事變後，澳門人口陡增至30餘萬人，現房屋愈加求過於供，無法容納。

民國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3月5日，日軍在中山唐家灣登陸，所有石岐、蓮塘、隆都各鄉男女紛紛赴澳避難，為數2萬餘人，糧價日趨高漲，且因海道交通斷絕，雖有錢財亦難購買。澳督巴波沙特派警廳日夜巡察各處，鏡湖醫院、商會與僑澳中山同鄉會等亦設法收容中山難民。廣州事變後，澳門人口陡增至30餘萬人，現房屋愈加求過於供，無法容納。《中山日報》1940年3月10日《澳門謠言四起，物價空前高漲》；1940年3月12日《石岐淪陷後之澳門動態》。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三月五日鏡湖醫院值理會第二次聯席會議第五次常務會議議案錄，紀錄澳門衛生局長覆函，須依照法律，方得設立手術室，割症時由督憲指派一位葡國醫生到場負責。

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1月16日、3月5日、4月7日，美國三次派空軍第38特遣小分隊對澳門進行空襲，理由是美國懷疑澳葡當局將向日本供應部份燃料。它的主要目標是攻擊摧毀位於澳門半島外港的原海軍機場的機庫。轟炸中，5人身亡，位於機庫中的澳門海事博物館被毀。2月24日，第8期《政府公報》及第41期《政府公報》刊登“澳門婦女會（Assoc iação das Mulheres de Macau）”的章程。8月31日，中國駐布魯塞爾使館參贊在涉及“澳門問題”時宣稱，必須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確立的主權原則重新確認葡萄牙在澳門地區的主權。11月，國民黨第二方面軍159師封鎖澳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氹仔各炮竹廠先後復業，但幾間炮竹廠的生產仍是供不應求，生意興隆。1947年12月13日《澳門憲報》第五十號刊載，有華人李博山於1947年12月2日申請在氹仔西沙海坦附近地段開設炮竹廠，並於翌年3月5日獲批准設廠，這就是謙信炮竹廠，氹仔第五間開立的炮竹廠。

民國三十七年 (1948年1月1日-1948年12月31日)3月5日，國民政府與澳門政府簽署《中澳緝私協定》，其後澳門政府規定如有中國內地輸出的銻、豬鬃、棉紗、茶葉、錫、鎢、植物油等類物品，未經中國海關辦妥出口手續，不准輸出過境或超載。另一方面，由澳門輸入中國內地的貨物，如未經澳門經濟局檢查，並領取中國內地發出的進口許可證，一律不准由澳門輸入中國內地境內。所有違例貨物，一律予以沒收。

民國三十七年 (1948年1月1日-1948年12月31日)3月5日，國民政府與澳門政府簽署《中澳緝私協定》，其後澳門政府規定如有中國內地輸出的銻、豬鬃、棉紗、茶葉、錫、鎢、植物油等類物品，未經中國海關辦妥出口手續，不准輸出過境或超載。另一方面，由澳門輸入中國內地的貨物，如未經澳門經濟局檢查，並領取中國內地發出的進口許可證，一律不准由澳門輸入中國內地境內。所有違例貨物，一律予以沒收。趙國才、譚志強：《國共內戰期間之中澳關係》，載《台灣與澳門關係展望論集》，第121—122頁。

1948年3月5日第十號《澳門憲報》刊載，批准李博山在氹仔西沙海坦附近開設謙信炮竹廠，列明詳細條款及限於六個月設立。

1990年3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內地委員22人由副主任錢偉長率領，抵澳作13天訪問。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稱將認真研究各界意見，起草一部符合“一國兩制””的基本法。

1992年3月5至8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廣州舉行，制定出基本法（草案）全部條文。

2000年3月5日，唐星樵任團長，賀一誠、吳仕明任副團長的澳門特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出席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2001年3月2日，大律師華年達兩日前在西灣被綁架。5日，飛虎隊拂曉行動，以水力定向炸彈破門成功救出華年達，並拘兩疑人，一疑匪疑逃避時墮樓身亡。

2003年3月5日，劉焯華為團長，賀一誠、吳仕明為副團長的澳門特區代表團赴京出席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首次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