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4月15日，武宗崩於豹房。不久，閣臣楊廷和奉太后旨意處理葡萄牙使團和馬六甲使臣告難之事。由於馬六甲國王的使臣圖昂(Tuam Nasam Mudeliar)已先於葡人使臣到達中國，圖昂通過中國官員在武宗面前控訴了葡萄牙人攻佔馬六甲的暴行，另外，閣臣們發現葡人國書與使團通事所言不符，大使遞交給武宗的三封信相互矛盾，其中還有翻譯的有意篡改，內閣認為這一使團系偽冒。有大臣建議將葡使團人員作為間諜處死，但最後還是寬恕了這些葡萄牙人，遂決定：“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而葡人帶來的禮物也拒絕接受。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4月15日，武宗崩於豹房。不久，閣臣楊廷和奉太后旨意處理葡萄牙使團和馬六甲使臣告難之事。由於馬六甲國王的使臣圖昂(Tuam Nasam Mudeliar)已先於葡人使臣到達中國，圖昂通過中國官員在武宗面前控訴了葡萄牙人攻佔馬六甲的暴行，另外，閣臣們發現葡人國書與使團通事所言不符，大使遞交給武宗的三封信相互矛盾，其中還有翻譯的有意篡改，內閣認為這一使團系偽冒。有大臣建議將葡使團人員作為間諜處死，但最後還是寬恕了這些葡萄牙人，遂決定：“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而葡人帶來的禮物也拒絕接受。張廷玉：《明史》卷16《武宗紀》。高德勝：《歐洲第一個赴華使節》，第149頁。卡爾沃：《廣州葡囚信》，第80─81頁；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卷62《人物•梁焯傳》；《明武宗實錄》卷197，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卡爾沃：《廣州葡囚信》，第79頁。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1月27日─1561年1月15日)4月15日，僅有4位傳教士的第19批耶穌會遠征隊從里斯本出發。這個由6艘大黑船組成的船隊由若爾熱•索薩(Jorge Sousa)指揮。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1月27日─1561年1月15日)4月15日，僅有4位傳教士的第19批耶穌會遠征隊從里斯本出發。這個由6艘大黑船組成的船隊由若爾熱•索薩(Jorge Sousa)指揮。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5頁。

隆慶五年(1571年1月26日─1572年1月14日)4月15日，菲島總督黎牙實比率兵北上，入侵呂宋島，攻佔馬尼拉，並將此地作為統治菲島的行政首府和通航美洲的唯一港口。在途中，他在民都洛從菲律賓族人手裡贖回50名航行失事的中國人，並把他們送回中國，開始實行善待一切中國商人的政策。他原準備派兩名修士隨船去中國，希望能與中國皇帝締約。但為中國人所拒絕。中國人解釋說，沒有特許證書，修士不得進入中國境內。

隆慶五年(1571年1月26日─1572年1月14日)4月15日，菲島總督黎牙實比率兵北上，入侵呂宋島，攻佔馬尼拉，並將此地作為統治菲島的行政首府和通航美洲的唯一港口。在途中，他在民都洛從菲律賓族人手裡贖回50名航行失事的中國人，並把他們送回中國，開始實行善待一切中國商人的政策。他原準備派兩名修士隨船去中國，希望能與中國皇帝締約。但為中國人所拒絕。中國人解釋說，沒有特許證書，修士不得進入中國境內。博克塞：《16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之《導言》，第19頁。

萬曆十六年（1588年1月28日─1589年2月14日）4月15日，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多明戈斯•蒙地路致函國王稱：一艘滿載墨西哥白銀的西班牙船來到澳門，船上還載來西班牙多明我會士安東尼奧•聖瑪利亞（António de Santa Maria）。多明戈斯•蒙地路還抱怨說：這對澳門十分不利。

萬曆十六年（1588年1月28日─1589年2月14日）4月15日，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多明戈斯•蒙地路致函國王稱：一艘滿載墨西哥白銀的西班牙船來到澳門，船上還載來西班牙多明我會士安東尼奧•聖瑪利亞（António de Santa Maria）。多明戈斯•蒙地路還抱怨說：這對澳門十分不利。Boletim da Filrn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No.15. PP.587—588, p.58.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2月6日─1599年1月26日）4月15日，意大利人弗蘭西斯科•卡萊蒂（Francesco Carletti）及其父安東尼奧•卡萊蒂（António Carletti）來到澳門。卡萊蒂父子是1596年3月25日離開墨西哥城，當年6月初抵達菲律賓，當時他們向西班牙總督表示要前往澳門時，遭到了對方的禁止。於是他們被迫於1597年5月從馬尼拉乘船前往日本長崎，在長崎停留至本年3月3日離開，然後抵達澳門。同船來的還有幾位葡萄牙人。16日，兩父子即被逮捕，並被關押審訊3天。這是為了嚴格執行禁止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貿易的命令，因為他們曾在菲律賓逗留。後來，卡萊蒂父子繳納了一筆保金後，始獲釋放，並規定他們遇到適當船期，須馬上前往葡屬印度。7月20日，安東尼奧•卡萊蒂因患重病逝世，埋葬在澳門主教座堂大祭台對面。弗蘭西斯科•卡萊蒂在澳門逗留了一年多時間，並將他所見到的澳門及廣州交易會記錄在他的著作《周遊世界評說》中： 澳門是一座小城，既無城牆，又無城堡，只有一些葡萄牙人的房屋。它名叫上帝聖名之城，盡管靠近中國，卻由一個葡萄牙首領統管。該首領每年由果阿派遣，攜帶葡萄牙王室的護照及國王的指令，對在那里居住的葡萄牙人執法。澳門除了主教所在的大教堂外，還有聖方濟各會、聖多明我會和聖奧斯定會的教堂與修院，但只有少數兄弟，這是因為滯留在澳門的少數葡萄牙人的每日支出全部要靠捐贈生活。此外還有耶穌會的修道士，他們擁有被稱為學院（colégio）的教堂，那里居住著許多神父和兄弟，他們中的一些人潛入中國大陸，另一些被派遣至日本。我滯留日本時曾聽說，視察員范禮安除了在澳門學院所用的錢外，每年還為維持天主教而消費8000～9000埃斯庫多（escudo）。 廣州交易會每年9月至10月出售送往印度的商品，4月至5月出售送往日本的商品。這些商品主要是生絲，每次航海可運送7萬～8萬雷阿爾（每雷阿爾相當於20盎司）。送往日本的有大量的各種織物和鉛。此外，水銀、鉛丹的數量也同樣很大，還有質量一般的麝香，另外，還有其他大量的物品，例如食料和各種陶制器皿。還往往運送黃金，黃金貿易可以獲得70%～80%的利潤，在發生戰爭時還更多。為滿足我的願望，當葡萄牙人去購買發往印度貨物的廣州（Canton）交易會（feira）或集市（mercato）的時間來臨時，我把我的現金給了代表們。從澳門市民中選出四五人，任命他們以大家的名義去購貨，以便貨物價格不出現變化。代表們乘中國人的船被送往廣州，攜帶著想花或可以動用的錢。一般是相當於250000至300000埃斯庫多的雷阿爾或來自日本及印度的銀錠。這些船名叫舲艇（lantea），舲艇是小船，類同日本的黑船（funee），以槳航行[但日本船大得多，類似我們的大帆船（galere），但更加舒適]。葡萄牙人不得離開這些船隻。只有白天允許他們上岸行走，入廣州城觀看貨物，商討價格。定價稱作“拍板”（dare la pancada）。之後，可以這一價格購買個人欲購的貨物，但在商人代表訂立合同前，任何人不得採購。入夜後，所有人返回龍頭划船上進食休眠。一邊購貨一邊根據葡人的需要將其以龍頭划船或來自印度的大舶運至澳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弗蘭西斯科•卡萊蒂在遊記中也提到了澳門媽祖廟：“在一重大的節日中上供上述東西時，人們在廟宇附近會餐。我在阿媽港（Amacao）曾目睹此情形。於一曠野處，在他們敬拜的廟宇處，有巨石數塊，上面鏤刻鎏金大字，這一廟宇人稱‘Ama’，故本島稱作Amacao島，意即Ama廟宇之地。該節日落在三月新月的第一日，即他們的新年。作為最重要的節日，舉國歡慶之。”弗蘭西斯科•卡萊蒂的親眼所見、親身經歷完全可以證明媽祖廟建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之前。參閱Francesco Carletti, Ragionamenti del mio Viaggio intorino ao mondo（1594—1606）, 加爾西亞：《澳門與菲律賓之歷史關係》，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543—544頁。埃斯庫多（Escudo），葡萄牙貨幣單位，與帕塔卡（pataca）同值。 Francesco Carletti, Ragionamenti del mio Viaggio intorino ao mondo（1594—1606）, pp.181—182.Francesco Carletti, Ragionamenti del mio Viaggio intorino ao mondo（1594—1606）, p.205. 轉自金國平、吳志良：《過十字門》，第83頁。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2月9日－1653年1月28日)4月15日，耶穌會助理修士邱良稟(Domingos Mendes K'ieou)在澳門逝世。邱良稟，字原初，澳門人。1582年生於澳門，其祖籍為浙江。後入耶穌會為助理，先後在廣東、北京、海南及交趾支那傳教，任傳道員達30年。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2月9日－1653年1月28日)4月15日，耶穌會助理修士邱良稟(Domingos Mendes K'ieou)在澳門逝世。邱良稟，字原初，澳門人。1582年生於澳門，其祖籍為浙江。後入耶穌會為助理，先後在廣東、北京、海南及交趾支那傳教，任傳道員達30年。 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427頁。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2月14日－1715年2月3日）4月15日，澳門議事會書記官皮雷斯·莫拉（Manuel Pires de Moura）在執筆寫給東京國王的信中提出在東京建立一個貿易點。派駐若干代表處理商務，並對東京遣使前來重建兩地貿易關係表示歡迎，送信者為維迪卡爾·吉安（Manuel Vidigal Gião）船長。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2月14日－1715年2月3日）4月15日，澳門議事會書記官皮雷斯．莫拉（Manuel Pires de Moura）在執筆寫給東京國王的信中提出在東京建立一個貿易點的建議，派駐若干代表處理商務，並對東京遣使前來重建兩地貿易關係表示歡迎。送信者為維迪卡爾．吉安（Manuel Vidigal Gião）船長。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s.15, p.198; 潘日明：《唐·若奧五世在遠東的外交政策》，載《文化雜誌》第11—12期，1993年。

乾隆六年（1741年2月16日－1742年2月4日）4月15日，葡萄牙海外管理委員會命令葡印總督提供有關澳門各炮台的情況。葡印總督在復信中稱：澳門市的炮台、防衛、軍火和衛隊均處於再糟不過的地步，因為這座無遮攔的城市靠的是四座炮台、二座堡壘和三座稱為要塞的房子。任何一座都沒有水源；聖保祿炮台是最大的一座，多少年前它曾經有一個積水池，但早已成為廢墟，均因無人修繕而落到今天的地步。所有這些建築由七名兵頭、四名少尉、七名軍曹守衛。在這些人中，必須抽出一小部分人兼管總督官邸，以應付急需，負責夜間巡邏，防止任何突發事件。每座炮臺只有十六名士兵、一位兵頭和一名少尉軍官及一名軍曹。只有炮彈還算充足，大炮還算精良。

乾隆六年（1741年2月16日－1742年2月4日）4月15日，葡萄牙海外管理委員會命令葡印總督提供有關澳門各炮台的情況。葡印總督在覆信中稱：澳門市的炮台、防衛、軍火和衛隊均處於再糟不過的地步，因為這座無遮攔的城市靠的是四座炮台、二座堡壘和三座稱為要塞的房子。任何一座都沒有水源；聖保祿炮台是最大的一座，多少年前它曾經有一個積水池，但早已成為廢墟，均因無人修繕而落到今天的地步。所有這些建築由七名兵頭、四名少尉、七名軍曹守衛。在這些人中，必須抽出一小部分人兼管總督官邸，以應付急需，負責夜間巡邏，防止任何突發事件。每座炮台只有十六名士兵、一位兵頭和一名少尉軍官及一名軍曹。只有炮彈還算充足，大炮還算精良。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29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382.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2月9日─1767年1月29日)4月15日，葡印總督通知澳門議事會推遲發放薪俸給主教，直到葡萄牙國王作出決定發放，議事會照做。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2月9日─1767年1月29日)4月15日，葡印總督通知澳門議事會推遲發放薪俸給主教，直到葡萄牙國王作出決定發放，議事會照做。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Ⅷ, p. 553.

嘉慶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4月15日，香山縣丞王某通知澳門議事會理事官安東尼奧‧埃薩稱，香山知縣許乃來已去廣州謁見兩廣總督吉慶，將英軍欲占澳門的情況做了彙報。兩廣總督已下令行商潘致祥下澳，將東印度公司大班帶同進省。行商稱，英國並無謀占澳門之意。並諭令議事會理事官：“不准英咭利兵船 上岸借住，催令該國兵夷船刻日開行。”

清嘉慶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4月15日，香山縣丞王某通知澳門議事會理事官安東尼奧‧埃薩稱，香山知縣許乃來已去廣州謁見兩廣總督吉慶，將英軍欲占澳門的情況做了彙報。兩廣總督已下令行商潘致祥下澳，將東印度公司大班帶同進省。行商稱，英國並無謀占澳門之意。並諭令議事會理事官：“不准英咭利兵船 上岸借住，催令該國兵夷船刻日開行。”《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理事官為英國兵丁欲圖上岸佔據澳門事呈香山縣丞稟》，第744頁。

嘉慶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5月19日，出海協助清水師緝捕海盜的2艘洋船回到澳門。其中1艘在三灶洋面，捕獲海盜船1艘，水手人等7名。5月31日，香山知縣金毓奇下澳門理事官俾利喇諭，犒賞協助捕獲海盜的澳門葡萄牙船。它們在4月15、16日與海盜的戰鬥中，協助殲斃盜匪甚多，並生擒楊朦九等40餘名，後又拿獲林亞旺等7名，發來豬、羊、茶葉、橘餅等物分齎西洋船收領，作為犒賞。

清嘉慶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5月19日，出海協助清水師緝捕海盜的2艘洋船回到澳門。其中1艘在三灶洋面，捕獲海盜船1艘，水手人等7名。5月31日，香山知縣金毓奇下澳門理事官俾利喇諭，犒賞協助捕獲海盜的澳門葡萄牙船。它們在4月15、16日與海盜的戰鬥中，協助殲斃盜匪甚多，並生擒楊朦九等40餘名，後又拿獲林亞旺等7名，發來豬、羊、茶葉、橘餅等物分齎西洋船收領，作為犒賞。《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金毓奇為提解番船所獲海盜事通知澳門理事宮俾利喇》，第484頁。《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金毓奇為犒賞獲盜番船事下理事官諭》，第485頁。

嘉慶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4月15日，西班牙國王卡洛斯四世（Carlos Ⅳ）的御醫沙維爾•巴爾米斯（Francisco Xavier Balmis）攜帶26名墨西哥兒童抵達馬尼拉，在那里建立痘局，推廣牛痘法。當時來自澳門的葡萄牙著名商人啤道路•滑（Pedro Huet）正在馬尼拉貿易。他於5月14日返回澳門前，讓他所有的船員都接種了牛痘，當時馬尼拉至澳門的航程一般為8—10天，即當“希望（Esperanza）”號商船抵達澳門時，船員所接種的牛痘正好是成熟採苗的好時機。牛痘就這樣被成功地傳入澳門。啤道路•滑將牛痘帶到澳門後，引起澳門政府的重視，澳門王室大法官兼仁慈堂董事會審理法官眉額帶曆於5月發佈一項命令：“天花接種的方法已被帶進澳門，本董事會決定在仁慈堂醫院（即貧民醫院）辟出一間屋子以供接種之用。每天從早晨 開始，由議事會醫生向自願前來接種者施種。”仁慈堂即撥出20—25兩銀子，在醫院開闢一間種痘房間，每天接種4人，以保持痘苗不斷，擔任接種者為議事會醫生多明戈斯•戈麥斯（Domingos José Gomes）。 5月，英國商館醫生皮爾遜（Pearson）從馬尼拉開往澳門的葡萄牙船“希望”號得 到牛痘疫苗，對牛痘進行了詳細介紹，並由托瑪斯•司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爵士譯成中文，翻譯是與一個學習醫務的中國人合作的，他當時在澳門，他答應幫助翻譯並以他的行號出名。此即鄭崇謙譯《種痘奇書》。

清嘉慶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4月15日，西班牙國王卡洛斯四世（Carlos Ⅳ）的御醫沙維爾•巴爾米斯（Francisco Xavier Balmis）攜帶26名墨西哥兒童抵達馬尼拉，在那里建立痘局，推廣牛痘法。當時來自澳門的葡萄牙著名商人啤道路•滑（Pedro Huet）正在馬尼拉貿易。他於5月14日返回澳門前，讓他所有的船員都接種了牛痘，當時馬尼拉至澳門的航程一般為8—10天，即當“希望（Esperanza）”號商船抵達澳門時，船員所接種的牛痘正好是成熟採苗的好時機。牛痘就這樣被成功地傳入澳門。啤道路•滑將牛痘帶到澳門後，引起澳門政府的重視，澳門王室大法官兼仁慈堂董事會審理法官眉額帶曆於5月發佈一項命令：“天花接種的方法已被帶進澳門，本董事會決定在仁慈堂醫院（即貧民醫院）辟出一間屋子以供接種之用。每天從早晨 開始，由議事會醫生向自願前來接種者施種。”仁慈堂即撥出20—25兩銀子，在醫院開闢一間種痘房間，每天接種4人，以保持痘苗不斷，擔任接種者為議事會醫生多明戈斯•戈麥斯（Domingos José Gomes）。 5月，英國商館醫生皮爾遜（Pearson）從馬尼拉開往澳門的葡萄牙船“希望”號得 到牛痘疫苗，對牛痘進行了詳細介紹，並由托瑪斯•司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爵士譯成中文，翻譯是與一個學習醫務的中國人合作的，他當時在澳門，他答應幫助翻譯並以他的行號出名。此即鄭崇謙譯《種痘奇書》。Tom Colvin, The Balmis Expeditim: In Quest of the Antidote to Smallpox, paper delivered at　the Fil-Hispano National Day Conference, in Malolos, Bulacan, June 30th, 2003;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o Assistência, pp. 9394, 轉自董少新《牛痘入華：一項由多國多人共同完成的技術交流》，載《文化雜誌》第65期，2007年。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15頁；道光《南海縣誌》卷44《雜錄》。

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4月15日，印度總督貝爾南多·羅雷拉伯爵向澳門商船“印第安納（Indiano）”號和“光榮安東尼奧（António Brilhante）”號船主表示慰問。 兩艘船在上年遭馬尼拉海盜搶劫。他向澳門議事會通報說，為找回這兩艘船，他進行了廣泛的調查。

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4月15日，印度總督貝爾南多·羅雷拉伯爵向澳門商船“印第安納（Indiano）”號和“光榮安東尼奧（António Brilhante）”號船主表示慰問。 兩艘船在上年遭馬尼拉海盜搶劫。他向澳門議事會通報說，為找回這兩艘船，他進行了廣泛的調查。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1頁。

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4月15日，在張保仔投降前夕，意外事件發生。那就是當時出任澳門總督的區華齡嘉是一位來自莫布爾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巴西人。此人對中國與澳門的情況十分不熟悉，且又懶惰好虛榮。他先是反對張保仔投降儀式在澳門舉行，當談判決定投降儀式在香山縣的芙蓉沙舉行時，他又遲遲不下命令撤銷澳門葡萄牙艦隊對海盜船隊的封鎖。故海盜船隊啟動準備赴投降地點時，澳門艦隊總司令阿爾科福拉多·索薩以為海盜們要突圍，故組織艦隊進行了作戰準備。後經過眉額帶曆對區華齡嘉總督的反復說明才使總督恢復理智，下令阿爾科福拉多撤銷對張保仔的包圍。這樣，投降儀式得以在芙蓉沙順利進行。當時有17318名海盜連同226艘帆船，1315門火炮，2798件其他武器交歸清政府。其中張保仔交出105艘帆船和9344名部屬，鄭一嫂交出24艘帆船和1433名部屬，鄭保養交出27艘帆船和1686名部屬，香山二交出59艘帆船和4163名部屬，梁亞康交出10艘帆船和667名部屬，另有1艘帆船和25人歸屬不明。20日，張保仔在投降書上正式簽字，亦被清政府授予千總銜，並允許他保留一支26—30艘帆船的船隊，廣東政府還撥給他一大筆錢，讓他為部下在岸上買地建房安居。約有350名罪惡昭彰的海盜沒被赦免，其中60人被判處流刑兩年，151人被判終身充軍，126人被判死刑。有14人的死刑就在澳門城門外執行。按照嘉慶十四年（1809）十月十六日（11月23日）的協議，清政府應付8萬元船艦費給澳門議事會，因澳門議事會為裝備兵船時已借銀13000元，故實付銀66645.3元, 而海盜戰利品的分配，澳門分得了180艘帆船，600門火炮及大約3500件各類槍械。眉額帶曆作為勝利者一方的代表返回澳門，受到澳門全體市民的熱烈歡迎，澳門為葡萄牙船隊獲得的輝煌勝利而歡呼，炮台鳴炮，教堂敲鐘，通宵燈火輝煌地慶賀澳門的勝利。

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4月15日，在張保仔投降前夕，意外事件發生。那就是當時出任澳門總督的區華齡嘉是一位來自莫布爾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巴西人。此人對中國與澳門的情況十分不熟悉，且又懶惰好虛榮。他先是反對張保仔投降儀式在澳門舉行，當談判決定投降儀式在香山縣的芙蓉沙舉行時，他又遲遲不下命令撤銷澳門葡萄牙艦隊對海盜船隊的封鎖。故海盜船隊啟動準備赴投降地點時，澳門艦隊總司令阿爾科福拉多·索薩以為海盜們要突圍，故組織艦隊進行了作戰準備。後經過眉額帶曆對區華齡嘉總督的反復說明才使總督恢復理智，下令阿爾科福拉多撤銷對張保仔的包圍。這樣，投降儀式得以在芙蓉沙順利進行。當時有17318名海盜連同226艘帆船，1315門火炮，2798件其他武器交歸清政府。其中張保仔交出105艘帆船和9344名部屬，鄭一嫂交出24艘帆船和1433名部屬，鄭保養交出27艘帆船和1686名部屬，香山二交出59艘帆船和4163名部屬，梁亞康交出10艘帆船和667名部屬，另有1艘帆船和25人歸屬不明。20日，張保仔在投降書上正式簽字，亦被清政府授予千總銜，並允許他保留一支26—30艘帆船的船隊，廣東政府還撥給他一大筆錢，讓他為部下在岸上買地建房安居。約有350名罪惡昭彰的海盜沒被赦免，其中60人被判處流刑兩年，151人被判終身充軍，126人被判死刑。有14人的死刑就在澳門城門外執行。按照嘉慶十四年（1809）十月十六日（11月23日）的協議，清政府應付8萬元船艦費給澳門議事會，因澳門議事會為裝備兵船時已借銀13000元，故實付銀66645.3元, 而海盜戰利品的分配，澳門分得了180艘帆船，600門火炮及大約3500件各類槍械。眉額帶曆作為勝利者一方的代表返回澳門，受到澳門全體市民的熱烈歡迎，澳門為葡萄牙船隊獲得的輝煌勝利而歡呼，炮台鳴炮，教堂敲鐘，通宵燈火輝煌地慶賀澳門的勝利。高美士：《張保仔船隊的毀滅》，載《文化雜誌》第3期，1987年。關於張保仔歸降的人數、武器、船隻等，《清實錄》、《上諭檔》、《廣東海防匯覽》及龍思泰《早期澳門史》所載不一，本處采穆黛安《華南海盜：1790—1810》第150頁提供的資料。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140頁稱清政府每月給張保仔1.8萬兩白銀補助金。穆黛安：《華南海盜：1790—1810》，第151頁。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137頁；但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160頁稱：清政府對澳門背信棄義，澳門舊時的特權沒有恢復，在討論分配戰利品時，眉額帶曆僅接受了一些炮獻給葡萄牙攝政王唐·若奧，其餘都交給清政府處理。清政府也沒有支付當初答應的銀兩。高美士的說法又有不同：“至於戰利品的分配，不知什麼使得眉額帶曆大法官那麼慷慨。有人說他要把海盜的1200門火炮送給攝政王對付拿破崙，有人說盡管按協議平分戰利品，但他只給澳門留下50門火炮。”高美士：《張保仔船隊的毀滅》，載《文化雜誌》第3期，1987年。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4月15日，在澳門華人將要舉辦媽祖神誕慶典的前5天，澳門教區沙辛主教發表一份告誡書，由幾位副職神父在他們各自的堂區散發張貼。主教以慈父般的語言勸誡說，所有的基督徒，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在華人遊行隊伍通過時，不能在街上或在家中透過百葉窗偷看，違者革除教籍。但這項懲戒無法實行，因為華人慶典儀式太隆重了，整整持續了3天。晚上，市集上燈火通明，正在表演滑稽而有趣的中國戲，大部分人都將觀看視為一種享樂。在基督徒的總人數中，能抑制誘惑的不到50人。

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4月15日，在澳門華人將要舉辦媽祖神誕慶典的前5天，澳門教區沙辛主教發表一份告誡書，由幾位副職神父在他們各自的堂區散發張貼。主教以慈父般的語言勸誡說，所有的基督徒，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在華人遊行隊伍通過時，不能在街上或在家中透過百葉窗偷看，違者革除教籍。但這項懲戒無法實行，因為華人慶典儀式太隆重了，整整持續了3天。晚上，市集上燈火通明，正在表演滑稽而有趣的中國戲，大部分人都將觀看視為一種享樂。在基督徒的總人數中，能抑制誘惑的不到50人。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184—185頁。

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3月22日，澳門總督席爾維拉·邊度承諾為澳英人提供庇護。查爾斯·義律（Charles Elliot）在澳門發布《給女王陛下臣民們的公告》稱：這個“殖民地”的葡萄牙當局已經保證，只要女王陛下臣民在該“殖民地”的範圍內不進行違背這個帝國的貿易活動，允許他們在此地居住並提供權力範圍內的一切保護。邊度在4月15日重申他“將盡力保護在澳門的英國臣民的生命和財產，但不包括該照會中說明的那個唯一的例外情況”。即是說有走私販賣鴉片行徑的部分英商，不在其保護範圍之內。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3月22日，澳門總督席爾維拉·邊度承諾為澳英人提供庇護。查爾斯·義律（Charles Elliot）在澳門發布《給女王陛下臣民們的公告》稱：這個“殖民地”的葡萄牙當局已經保證，只要女王陛下臣民在該“殖民地”的範圍內不進行違背這個帝國的貿易活動，允許他們在此地居住並提供權力範圍內的一切保護。邊度在4月15日重申他“將盡力保護在澳門的英國臣民的生命和財產，但不包括該照會中說明的那個唯一的例外情況”。即是說有走私販賣鴉片行徑的部分英商，不在其保護範圍之內。 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第375，411頁。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2月5日─1849年1月23日）4月15日，從本日起，澳門城外望廈村、龍田村等處村民開始向澳門政府辦理土地所有權證，申報納稅田畝。計有沈遐齡堂、何積善堂、林蓮號、柯亮華、沈振江及普濟禪院等數十人戶，其中普濟禪院擁有田畝最多，共計29處，189. 36畝。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2月5日─1849年1月23日）4月15日，從本日起，澳門城外望廈村、龍田村等處村民開始向澳門政府辦理土地所有權證，申報納稅田畝。計有沈遐齡堂、何積善堂、林蓮號、柯亮華、沈振江及普濟禪院等數十人戶，其中普濟禪院擁有田畝最多，共計29處，189. 36畝。《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冊127—153號檔，第77—87頁。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1月5日，香港政府組織特別法庭審訊上年12月因劫奪華人船隻而發生的“芬頓案”。審判結果，芬頓無罪，屬下的三名華人被判死刑。澳門政府對此案的判處深感不滿，特派在場目擊刺死米蘭達上尉的證人到港指認兇手，並確定兇手無誤。港府遂於4月15日再次庭訊，芬頓只承認海盜罪，而殺人則為其屬下所為。特別法庭遂以交通海盜罪判處芬頓有期徒刑三年。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1月5日，香港政府組織特別法庭審訊上年12月因劫奪華人船隻而發生的“芬頓案”。審判結果，芬頓無罪，屬下的三名華人被判死刑。澳門政府對此案的判處深感不滿，特派在場目擊刺死米蘭達上尉的證人到港指認兇手，並確定兇手無誤。港府遂於4月15日再次庭訊，芬頓只承認海盜罪，而殺人則為其屬下所為。特別法庭遂以交通海盜罪判處芬頓有期徒刑三年。馬沅：《香港法例匯編》，第20頁。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4月15日，葡文報紙《真理與自由》（Verdade e Liberdade）在廣州出版，逢週四發行，該報為政治、文學及商業性報紙。該報由澳門土生葡人羅郎也印字館印刷。主編為若瑟‧蘇沙（José Maria da Silva e Sousa）。這是澳門葡人在廣州創辦的唯一一份報紙。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4月15日，澳督批示的法令公佈，即日開徵燈火稅。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4月15日，葡文報紙《真理與自由》（Verdade e Liberdade）在廣州出版，逢週四發行，該報為政治、文學及商業性報紙。該報由澳門土生葡人羅郎也印字館印刷。主編為若瑟‧蘇沙（José Maria da Silva e Sousa）。這是澳門葡人在廣州創辦的唯一一份報紙。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 265, p. 290.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4月15日，澳督批示的法令公佈，即日開徵燈火稅。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13頁。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4月15日，澳門政府頒佈的第33號訓令提及有46名兒童失蹤。法令除頒佈尋找失蹤兒童的措施外，還決定將對參與拐賣兒童違法活動的犯罪者予以嚴懲。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4月15日，澳門政府頒佈的第33號訓令提及有46名兒童失蹤。法令除頒佈尋找失蹤兒童的措施外，還決定將對參與拐賣兒童違法活動的犯罪者予以嚴懲。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67頁。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1月，里斯本塞爾納謝神學院畢業的曼努埃爾‧法里尼亞（Manuel José Farinha）神父抵達澳門，任澳門聖若瑟學院教長。4月15日又任命為花王堂區神父。1890年4月因健康原因離澳回國。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1月，里斯本塞爾納謝神學院畢業的曼努埃爾‧法里尼亞（Manuel José Farinha）神父抵達澳門，任澳門聖若瑟學院教長。4月15日又任命為花王堂區神父。1890年4月因健康原因離澳回國。白尼奧：《在遠東的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的神父》，載《文化雜誌》第57期，2005年。

光緒十七年（1891年2月9日─1892年1月29日）4月15日，由於中國政府苛刻稅收，廣州的爆竹廠紛紛遷來澳門。

光緒十七年（1891年2月9日─1892年1月29日）4月15日，由於中國政府苛刻稅收，廣州的爆竹廠紛紛遷來澳門。民政署案卷P組第279號（A.H.M），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65頁。

光緒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3月31日，澳門政府出示嚴禁過路灣番攤賭博。其後華商沈澤英、何顯華獲得批准承充過路灣番攤生意，期限自1892年4月15日起，至1895年6月30日止。該禁令遂於4月15日弛禁。

光緒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3月31日，澳門政府出示嚴禁過路灣番攤賭博。其後華商沈澤英、何顯華獲得批准承充過路灣番攤生意，期限自1892年4月15日起，至1895年6月30日止。該禁令遂於4月15日弛禁。《澳門政府憲報》1892年4月16日第15號。

光緒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2日，澳門政府告示：氹仔番攤生意，准陳槐堂承充，由1892年9月1日起，至1894年6月30日止，並允准承充人在氹仔埠頭之海面，開設攤船四隻。過路灣番攤生意，經准沈進（即沈澤英）、何汝華承充，由1892年4月15日起，至1895年6月30日止。氹仔、過路灣豬肉生意，經准黃廣、黃萬、冼樂等承充，由1892年7月1日起，至1894年6月30日止。據《中西日報》早前的報導，上述幾項專營出投時，曾將氹仔番攤底價額定為5600元、肉碼底價額定為1420元，竟然無人下票。4月29日，複行開投，不再限以底價。番攤餉碼仍然寂然，只有一人下票。投肉票者，每年只認繳餉800元，較現屆已少400元之數。由是可知澳門生意冷淡。

光緒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2日，澳門政府告示：氹仔番攤生意，准陳槐堂承充，由1892年9月1日起，至1894年6月30日止，並允准承充人在氹仔埠頭之海面，開設攤船四隻。過路灣番攤生意，經准沈進（即沈澤英）、何汝華承充，由1892年4月15日起，至1895年6月30日止。氹仔、過路灣豬肉生意，經准黃廣、黃萬、冼樂等承充，由1892年7月1日起，至1894年6月30日止。據《中西日報》早前的報導，上述幾項專營出投時，曾將氹仔番攤底價額定為5600元、肉碼底價額定為1420元，竟然無人下票。4月29日，複行開投，不再限以底價。番攤餉碼仍然寂然，只有一人下票。投肉票者，每年只認繳餉800元，較現屆已少400元之數。由是可知澳門生意冷淡。《中西日報》1892年6月7日《西譯譯錄》。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初九日（1896年3月22日）集院，議本月初三日（4月15日）接省城兩粵廣仁善堂來函所議，廣西省柳州慶遠南寧太平各郡饑荒仰祈助賑災恤憐，此亦善舉如何辦法，祈為定奪。

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初七日（1896年4月19日）集院，議粵西賑捐擬三月初十日（4月22日）繳摺經於初三日（4月15日）先行匯省廣仁善堂銀五佰元彙收代賑以後收齊，除匯項外盈餘多寡可否匯往該堂彙賑，仰祈卓奪。公議收齊然後定奪。

民國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4月15日，面對澳門地區稀少的案件，殖民部第2259號命令決定澳門僅設立一所法院，將民事、商業及刑事合併為一。審計兼平政院由法區法官兼管。

民國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4月15日，面對澳門地區稀少的案件，殖民部第2259號命令決定澳門僅設立一所法院，將民事、商業及刑事合併為一。審計兼平政院由法區法官兼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59頁。

民國二十四年 (1935年1月1日-1935年12月31日)4月15日，澳督美蘭德的一份報告稱，面對世界市場，澳門經濟呈現蕭條局面，澳門商業和貿易至1930年初下降到歷史新低。除政府之外，只有仁慈堂依然如故地從事社會福利事業，為那些社會或政府認為不值得支援或超出其支援能力的人提供安全防護。據官方說明，這次經濟衰退的原因有五點：第一，中國對從澳門進口的魚類產品大幅度地提高了進口稅；第二，中國對灣仔漁場的權利主張使得大批漁船和漁民紛紛離開澳門；第三，澳門賭場所面臨的競爭已經越過了邊境；第四，由於抵押貸款而造成的資本流動困難；第五，華人銀行的糟糕狀況。在大蕭條的年代裡，只有炮竹業狀況良好地倖存下來。美蘭德總督又提到，面對這場經濟危機，只有啟動澳門的公共工程項目，才能通過創造就業機會和減輕危機影響，從而給澳門帶來活力。這樣的公共工程包括：排水系統、游泳池、説明窮人的住宅計畫、修建一個市場以及在外港建造一個“戰略”蓄水池。

民國二十四年 (1935年1月1日-1935年12月31日)4月15日，澳督美蘭德的一份報告稱，面對世界市場，澳門經濟呈現蕭條局面，澳門商業和貿易至1930年初下降到歷史新低。除政府之外，只有仁慈堂依然如故地從事社會福利事業，為那些社會或政府認為不值得支援或超出其支援能力的人提供安全防護。據官方說明，這次經濟衰退的原因有五點：第一，中國對從澳門進口的魚類產品大幅度地提高了進口稅；第二，中國對灣仔漁場的權利主張使得大批漁船和漁民紛紛離開澳門；第三，澳門賭場所面臨的競爭已經越過了邊境；第四，由於抵押貸款而造成的資本流動困難；第五，華人銀行的糟糕狀況。在大蕭條的年代裡，只有炮竹業狀況良好地倖存下來。美蘭德總督又提到，面對這場經濟危機，只有啟動澳門的公共工程項目，才能通過創造就業機會和減輕危機影響，從而給澳門帶來活力。這樣的公共工程包括：排水系統、游泳池、説明窮人的住宅計畫、修建一個市場以及在外港建造一個“戰略”蓄水池。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民政廳檔案：AH/GGM/17，美蘭德總督1935年4月15日報告，轉引自傑弗里．C. 岡恩：《澳門史：1557—1999》第4章，第119頁。

天主教鮑思高慈幼會在1906年創立澳門無原罪工藝學校。原著錄：《母校鐸聲》（1931年始）民國時期澳門無原罪學校（慈幼中學）之校刊，初為季刊，後轉為月刊。為該校之同學會會刊。

民國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4月15日，上午11時，澳門財政總局在本局大堂內將澳門、氹仔、路環開收簽鋪票、白鴿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3年為期，由1937年5月16日起計。底價為60萬元，押票銀6萬元，並列出投章程6款、立實合同章程31款。

民國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4月15日，上午11時，澳門財政總局在本局大堂內將澳門、氹仔、路環開收簽鋪票、白鴿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3年為期，由1937年5月16日起計。底價為60萬元，押票銀6萬元，並列出投章程6款、立實合同章程31款。《澳門政府憲報》1937年第14號，第268—271頁。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十五日值理會三十七次常會會議錄，報告中山第七區社訓隊大隊長蔡棟材函送抗敵受傷隊員梁添到院療治。抗日戰爭初期，中山縣各地都成立自衛隊、游擊隊等抗日組織。其傷員由各部門公函介紹轉送鏡湖醫院協助治療。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4月15日，賭王高可寧捐港幣5000元交澳督，撥作慈善機構經費。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4月15日，市行政局重新規定米價，呼籲商人不得壟斷不得居奇，否則處售價10倍之罰款。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4月15日，市行政局重新規定米價，呼籲商人不得壟斷不得居奇，否則處售價10倍之罰款。傅玉蘭主編：《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第191頁。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4月15日，賭王高可寧捐港幣5000元交澳督，撥作慈善機構經費。傅玉蘭主編：《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第191頁。

拍攝時間：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四月十五日

1993年4月15日，外交部駐澳門簽證辦事處接受台灣同胞申請辦理“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

新口岸，現永利的地段，為澳門商貿城的舊址。

新口岸，現永利的地段，為澳門商貿城的舊址。

新口岸，現永利的地段，為澳門商貿城的舊址。

新口岸，現永利的地段，為澳門商貿城的舊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