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1643年2月19日─1644年2月7日）3月5日，葡印总督阿维拉斯伯爵以国王若奥四世的名义发布指令，命令澳门市享有以前各位国王授予的全部特权，该指令确认了这些特权。

崇祯十六年（1643年2月19日─1644年2月7日）3月5日，葡印总督阿维拉斯伯爵以国王若奥四世的名义发布指令，命令澳门市享有以前各位国王授予的全部特权，该指令确认了这些特权。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50页。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1月23日－1709年2月9日）3月5日，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白日升（Jean Basset）、梁弘仁（François Martin de La Baluère）及华人信徒李安德与党怀仁从四川被驱逐并押送至澳门。当时澳门有五位外方传教士：赫宣、亚历山大•达西、雅克•李霍特（Jacques Lirot）、梁弘仁和白日升。不久白日升病逝。李安德、党怀仁在赫宣的指导下学习神学。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1月23日－1709年2月9日）3月5日，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白日升（Jean Basset）、梁弘仁（François Martin de La Baluère）及华人信徒李安德与党怀仁从四川被驱逐并押送至澳门。当时澳门有五位外方传教士：赫宣、亚历山大•达西、雅克•李霍特（Jacques Lirot）、梁弘仁和白日升。不久白日升病逝。李安德、党怀仁在赫宣的指导下学习神学。按：巴黎外方传教会有两位中文名同为“梁弘仁”的传教士，一个是在福建传教的梁弘仁，法文名为Artus de Lionne；一个是在四川传教的梁弘仁，法文名为François Martin de La Baluère。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Se-Tchoan, p.81; Armand Olichon, Aux Origines du Clergè Chinois: Le Prêtre André Ly，Missionarie au Se-Tchoan（1692—1775）, p.119.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1月25日，澳门议事会讨论有关船只关税的问题。同一天，孤儿院金库司库尼古劳•啡呜味利用自己的职权将议事会3500两闲置的资金交付给孤儿院金库。3月5日，尼古劳•啡呜味被革职，获准乘“福音”号船前往爪哇。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1月25日，澳门议事会讨论有关船只关税的问题。同一天，孤儿院金库司库尼古劳．啡呜味利用自己的职权将议事会3500两闲置的资金交付给孤儿院金库。3月5日，尼古劳．啡呜味被革职，获准乘“福音”号船前往爪哇。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91.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月7日─1770年1月26日)2月初，西班牙多明我会士潘若色(José Lavilla)、赵叶圣多、安多尼可(António Loranco)因知福建福安信教者甚多，此处又是该会传教之旧地，故改装内地服色潜入。安多尼可由在澳门贸易的泉州人夏若敬引路，于3月5日抵达福安县，住教友黄元鼎家。潘若色及赵叶圣多则由在澳门贸易的福州人陈戴仁引路，于3月28日抵达福安，住教友赵泰廉家。潘若色等人拟在福安传教，黄元鼎等人因福安历次禁教，官府管束甚严，无处招人入教。又因潘若色、安多尼可先后患病，故在福安逗留。至7月30日，三人均被福安县抓获并押送福州。安多尼可到省城后病死。10月23日，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崔应阶下令将潘若色、赵叶圣多二人解送澳门，交议事会严加收管。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月7日─1770年1月26日)2月初，西班牙多明我会士潘若色(José Lavilla)、赵叶圣多、安多尼可(António Loranco)因知福建福安信教者甚多，此处又是该会传教之旧地，故改装内地服色潜入。安多尼可由在澳门贸易的泉州人夏若敬引路，于3月5日抵达福安县，住教友黄元鼎家。潘若色及赵叶圣多则由在澳门贸易的福州人陈戴仁引路，于3月28日抵达福安，住教友赵泰廉家。潘若色等人拟在福安传教，黄元鼎等人因福安历次禁教，官府管束甚严，无处招人入教。又因潘若色、安多尼可先后患病，故在福安逗留。至7月30日，三人均被福安县抓获并押送福州。安多尼可到省城后病死。10月23日，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崔应阶下令将潘若色、赵叶圣多二人解送澳门，交议事会严加收管。《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闽浙总督崔应阶奏报拿获潜入内地方欲图行教西洋人潘若色等解送澳门看管折》，第393—394页。据西班牙文多明我会档案史料，潘若色等人向清政府招供的情况不实，他们应是1766年4月离开澳门，5月即抵达福建，到被捕时，已在福安传教三年矣。参见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第2章，第135—137页。

嘉庆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2月12日，澳门有铺户失火延烧，引发火灾。3月5日，署香山县丞李凌翰亲临澳门，押拆墟亭以及关前街、草堆街等处篷寮。

清嘉庆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2月12日，澳门有铺户失火延烧，引发火灾。3月5日，署香山县丞李凌翰亲临澳门，押拆墟亭以及关前街、草堆街等处篷寮。《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香山县丞李凌翰为亲临澳门查验押拆墟亭等处篷寮事下谕理事官谕》，第34页。

嘉庆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3月5日，里斯本元老会检查澳门慈善机构往来帐目和登记本后，赞扬澳门富商若瑟•科英布拉是慈善机构服务人员中出类拔萃的聪明人。

清嘉庆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3月5日，里斯本元老会检查澳门慈善机构往来帐目和登记本后，赞扬澳门富商若瑟•科英布拉是慈善机构服务人员中出类拔萃的聪明人。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7页。

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3月5日，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备忘录称：澳门鸦片贸易的减退，已使雅努阿里奥·阿尔梅达和托玛斯·比尔财产受托人遭到严重的困难。1825年1月，阿尔梅达已经难兑付他的10万元票据。春天，他前往加尔各答，将他的全部实际财产转让给他的债权人，但他又致函澳门称：“他在加尔各答转让财产给他的债权人是违反他的意志而被迫的。”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3月5日，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备忘录称：澳门鸦片贸易的减退，已使雅努阿里奥·阿尔梅达和托玛斯·比尔财产受托人遭到严重的困难。1825年1月，阿尔梅达已经难兑付他的10万元票据。春天，他前往加尔各答，将他的全部实际财产转让给他的债权人，但他又致函澳门称：“他在加尔各答转让财产给他的债权人是违反他的意志而被迫的。”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卷，第113—114页。

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3月5日，内蒙古西湾子人郑保禄（Paul Tcheng）入澳门圣若瑟修院学习。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3月5日，内蒙古西湾子人郑保禄（Paul Tcheng）入澳门圣若瑟修院学习。方立中：《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572页。

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3月5日，一艘商船从马尼拉行至澳门，米格尔·卡德龙（Miguel Calderon）等三名多明我会修士乘该船来澳门传教。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3月5日，一艘商船从马尼拉行至澳门，米格尔·卡德龙（Miguel Calderon）等三名多明我会修士乘该船来澳门传教。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60页；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ⅩⅥ a ⅩⅨ, p.99.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3月5日，澳督亚马留发布文告，声称澳门已经成为自由港，禁止中国海关税馆对自澳门港出口到中国内地的货物征收任何关税，并要求广东巡抚在8日内撤走这些在澳门执行公务的海关人员。此前税馆官员一直在南湾和北湾行使监管权。南湾的税馆作用不很明显，而北湾的税馆衙门由于设立时间长，管辖广而十分有权。3月l2日，在广东巡抚未命令税馆人员撤走的情况下，亚马留总督悍然下令在税馆正门前架设路障，禁止人员出入，衙内人员一律从旁门行走。亚马留还在税馆门前增派了一队哨兵，架设了一尊大炮，以保护所有出口货物、日用品的安全运出。此举结束了中国对该地实施有效管辖的最后一点权利。3月13日，澳门首席翻译公陆霜（João Rodrigues Gonçalves）率一支四人卫队前往中国海关。他向在场的人宣读了这一命令，所有的人收拾了衣服，一声不吭地走了。亚马留又率领数十名士兵钉闭澳门的中国海关，推倒关前悬挂中国旗帜的旗杆。 徐广缙对此威胁说：总而言之，我们应该热爱和平，有理走遍天 下，无理寸步难行，勿谓言之不预。亚马留云：若中国采取武力行动，他将以牙还牙，决不改变决定。至此，亚马留消除了清政府对澳门进行管制的最后象征。有许多学者认为，在亚马留钉闭中国海关的同时，亦将驻居海关附近的香山县丞衙门驱逐，此说似有不妥。

澳城，虽延至一六二三年筑墙完毕后，扩展情形始稍稍停顿下来，很久似已未有继续向外伸张矣。其间澳城之兴衰变迁，亦有很大之影响。盖澳城自来迺中国与外舶贸易之唯一古代泊口，大约由一五七八年至一六四零年期间，为澳城最繁盛时期。当时澳城不独为中国与欧洲各国之贸易枢纽，而日本及菲律宾间之贸易权，亦操诸澳葡之掌握中。但惜迨至一六三九年时，日本则禁止与澳葡贸易。继而一六四零年时，葡萄牙本国与西班牙统治分手后，菲律宾原迺西班牙属地，故菲律宾亦停止与澳葡贸易，所以当时澳城贸易之繁荣，遂一厥不振也。据那华留脱（Nararette）之《支那帝国记》说：“澳葡藉对日本与菲律宾之贸易，而造成其繁荣；自对日之贸易废，而澳城之市况衰；自对菲之买卖断，而澳城之颓歇迺达于极点焉。”加以荷兰，英，法等野心傍侍，频年弄兵，澳城正自固之不暇，而中国更密戒严防，遂使澳城边境，安谥下来矣。如是者历二百余年，迨至清朝道光末年，才又扩展起来而耳。自从一八四二年（清道光二十二），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后，英国割据香港。而世界之帝国主义者，皆馋延禹甸而思染指神洲。何况英国自得香港后，立即宣布为无税的自由港，垄断市舶之贸易。澳城处此严重打击下，市况更为凋零，不得不谋与香港竞争之方，澳城正久静思动，从此便与中国多事起来耳。澳城中，中国本设有税关，故张甄陶《澳门图记》谓：“澳有关税：一主抽税，日小税馆：一主讥察，日南湾税馆；专稽察夷民登岸，及探望番舶出入；曰娘妈关税馆，专稽察广东福建二省寄港渔船只，防透漏，杜奸匪。”《广东图说》亦谓：“万历初，因设海关于此。”自从英人占据香港后，立即宣占香港为无税的自由港。如此，便将澳城仅有的外舶贸易市场，也搀夺而去矣。因当时澳城中，既有中国所设之海关，还有葡人自设之税关，故外舶来中国售货，为轻付税计，皆从此瘆澳而往港耳。澳城市场，遂日渐萧条。澳城既不敢与港英强邻争辩，故祇有反向鸦片战争败绩之满清着手焉。当时为抗衡香港无税自由港起见，澳葡兵头亚马勒（J.M.F.do Amaral）遂于一八四九年三月五日，亦以其自己名义宣布澳门为无税自由港，且自将葡税关封闭，并通知中国之大关行台停止收税。惟因大关行台之官员，不肯接受其通知，于是亚马勒便趁此时机，欲实行摆脱满清官吏的约束，不久，勒令大关关员离澳，钉关逐役，砍断围杆，破虎头牌，并将历来竖立在议事亭内之中国皇帝论敕约束在澳之葡人贸易及居住条例之石碑，亦被拆毁，于是事遂闹大。澳城为着商业来往，及税收问题，尝要求广州准其派驻粤领事，惟遭清朝官吏拒绝，据李燕伯刺史以澳情上书当道有谓：“澳夷兵头欲入京师，乞同英法一体，立和约，设领事，虽不至竟如所请。”云

澳城，虽延至一六二三年筑墙完毕后，扩展情形始稍稍停顿下来，很久似已未有继续向外伸张矣。其间澳城之兴衰变迁，亦有很大之影响。盖澳城自来迺中国与外舶贸易之唯一古代泊口，大约由一五七八年至一六四零年期间，为澳城最繁盛时期。当时澳城不独为中国与欧洲各国之贸易枢纽，而日本及菲律宾间之贸易权，亦操诸澳葡之掌握中。但惜迨至一六三九年时，日本则禁止与澳葡贸易。继而一六四零年时，葡萄牙本国与西班牙统治分手后，菲律宾原迺西班牙属地，故菲律宾亦停止与澳葡贸易，所以当时澳城贸易之繁荣，遂一厥不振也。据那华留脱（Nararette）之《支那帝国记》说：“澳葡藉对日本与菲律宾之贸易，而造成其繁荣；自对日之贸易废，而澳城之市况衰；自对菲之买卖断，而澳城之颓歇迺达于极点焉。”加以荷兰，英，法等野心傍侍，频年弄兵，澳城正自固之不暇，而中国更密戒严防，遂使澳城边境，安谥下来矣。如是者历二百余年，迨至清朝道光末年，才又扩展起来而耳。自从一八四二年（清道光二十二），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后，英国割据香港。而世界之帝国主义者，皆馋延禹甸而思染指神洲。何况英国自得香港后，立即宣布为无税的自由港，垄断市舶之贸易。澳城处此严重打击下，市况更为凋零，不得不谋与香港竞争之方，澳城正久静思动，从此便与中国多事起来耳。澳城中，中国本设有税关，故张甄陶《澳门图记》谓：“澳有关税：一主抽税，日小税馆：一主讥察，日南湾税馆；专稽察夷民登岸，及探望番舶出入；曰娘妈关税馆，专稽察广东福建二省寄港渔船只，防透漏，杜奸匪。”《广东图说》亦谓：“万历初，因设海关于此。”自从英人占据香港后，立即宣占香港为无税的自由港。如此，便将澳城仅有的外舶贸易市场，也搀夺而去矣。因当时澳城中，既有中国所设之海关，还有葡人自设之税关，故外舶来中国售货，为轻付税计，皆从此瘆澳而往港耳。澳城市场，遂日渐萧条。澳城既不敢与港英强邻争辩，故只有反向鸦片战争败绩之满清着手焉。当时为抗衡香港无税自由港起见，澳葡兵头亚马留（J.M.F.do Amaral）遂于一八四九年三月五日，亦以其自己名义宣布澳门为无税自由港，且自将葡税关封闭，并通知中国之大关行台停止收税。惟因大关行台之官员，不肯接受其通知，于是亚马留便趁此时机，欲实行摆脱满清官吏的约束，不久，勒令大关关员离澳，钉关逐役，砍断围杆，破虎头牌，并将历来竖立在议事亭内之中国皇帝论敕约束在澳之葡人贸易及居住条例之石碑，亦被拆毁，于是事遂闹大。澳城为着商业来往，及税收问题，尝要求广州准其派驻粤领事，惟遭清朝官吏拒绝，据李燕伯刺史以澳情上书当道有谓：“澳夷兵头欲入京师，乞同英法一体，立和约，设领事，虽不至竟如所请。”云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3月5日，澳督亚马留宣布澳门已成为自由港，勒令中国在澳门的海关停止办公，遭到海关官员的驳斥后，便派兵封锁中国在澳门的海关大门。3月13日，又率领数十名士兵钉闭澳门的中国海关，推倒关前悬挂中国旗帜的旗杆，驱逐海关官吏、丁役。两广总督徐广缙当时正为广州入城问题与英国人相持不下，又风闻亚马留钉闭中国海关后即赴香港向英国借军的消息，遂与粤海关监督基溥等会商，决定实行“以商制夷”的对策，即将澳门关口移往黄埔，在那里另立码头，并命令在澳门的各大行店和零星小铺全部迁去。澳门各商行接到两广总督的命令，纷纷携带家眷、伙计迁往黄埔。亚马留虽然发公告要挟阻止，但未能制止殷实中国商人的离去，致使澳门街道荒凉、港口空索，出现一片萧条景象。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3月5日，澳督亚马留发布文告，声称澳门已经成为自由港，禁止中国海关税馆对自澳门港出口到中国内地的货物征收任何关税，并要求广东巡抚在8日内撤走这些在澳门执行公务的海关人员。此前税馆官员一直在南湾和北湾行使监管权。南湾的税馆作用不很明显，而北湾的税馆衙门由于设立时间长，管辖广而十分有权。3月l2日，在广东巡抚未命令税馆人员撤走的情况下，亚马留总督悍然下令在税馆正门前架设路障，禁止人员出入，衙内人员一律从旁门行走。亚马留还在税馆门前增派了一队哨兵，架设了一尊大炮，以保护所有出口货物、日用品的安全运出。此举结束了中国对该地实施有效管辖的最后一点权利。3月13日，澳门首席翻译公陆霜（João Rodrigues Gonçalves）率一支四人卫队前往中国海关。他向在场的人宣读了这一命令，所有的人收拾了衣服，一声不吭地走了。亚马留又率领数十名士兵钉闭澳门的中国海关，推倒关前悬挂中国旗帜的旗杆。 徐广缙对此威胁说：总而言之，我们应该热爱和平，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勿谓言之不预。亚马留云：若中国采取武力行动，他将以牙还牙，决不改变决定。至此，亚马留消除了清政府对澳门进行管制的最后象征。有许多学者认为，在亚马留钉闭中国海关的同时，亦将驻居海关附近的香山县丞衙门驱逐，此说似有不妥。葡文为Praia Pequena，原文译作湾仔，但湾仔为今珠海地名，其意应为小海湾，故译作北湾。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98—99页。A. F. Marques Pereira, As Alfândegas Chinesas de Macau, p.63.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99页。两广总督徐广缙于1849年3月5日致澳门总督亚马留公函。附在澳门总督1849年3月27日致海事及海外部公函内，海外历史档案馆，二部，澳门，1849年函盒，转引自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120页。关于澳督亚马留采取武力迫使县丞衙门迁离澳门的观点主要见黄鸿钊：《澳门史》第10章，第241页，刘景莲：《明清澳门涉外案件司法审判制度研究（1553—1848）》，第54页；郭卫东：《论亚吗勒案件与澳门危机》，载《文化杂志》第45期，2002年，其主要文献依据为：杨文骏《查复澳门新旧租界情形》：“今三巴门外租界内，尚有佐堂街名可据。自道光二十九年葡人滋事之后，将该县丞逐出关闸，遂移居前山城内。”厉式金：《香山县志续编》卷6《海防》。徐广缙对香山县丞被赶出澳城之事向朝廷作了这样的奏报：查县丞一员分驻澳门，不过遇有华夷口角细故，排难解纷，诚如圣谕，官卑难恃，耳目恐有不周。惟近处尚有同知都司驻扎前山，距澳门仅二十里，稍远复有香山县，香山协距澳门亦不过一百二十里，足资稽察控制，并非专靠该县丞之弹压也。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 931/799，转引自郭卫东：《论亚吗勒案件与澳门危机》，载《文化杂志》第45期，2002年。但是上述记载明显有误。根据现有文献来看，亚马留在钉闭中国海关时并未驱逐香山县丞。《澳门专档》，第3卷，第22—23页：“哑酋横狡异常，竟于二月二十七日突率夷兵数十人钉闭关门，驱逐丁役……惟有饬知现居澳门县丞汪政勤探秘禀，随时查看情形，妥为处置。”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澳门军人》（Os Militares em Macau），第305页引1873年1月28日《澳门报》之小巴士度（A. Bastos）文称：“粤海关部为亚马留总督所驱逐，但直到这位总督惨遭杀害那天，佐堂仍留在澳门。那天，佐堂前往总督府，亲眼证实了总督已身亡。后因为还怕遭到报复，才逃离澳门。”可知香山县丞汪政离澳是在亚马留遇刺以后。另参见金国平：《佐堂入出澳考》，载《中葡关系史地考证》，第318—319页。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3月5日，亚马留总督禁止中国税馆对自澳门港出口到中国内地的货物征收任何关税，并要求广东巡抚在8日内撤走这些在澳门执行公务的海关人员。3月12日，亚马留总督悍然派兵封闭澳门关口，驱赶中国海关官员。此举结束了中国对澳门有效管辖的最后一点权力。8月22日，亚马留总督在关闸附近遭到沈志亮等七名中国居民袭击身亡。8月25日，葡人攻占北山岭（Passaleão）。攻占北山岭的突出人物是一个土生葡人美士基打（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9月16日，两广总督徐广缙致函澳葡政府委员会，通报杀死亚马留总督的沈志亮被捕获、审判、处决的消息。沈志亮被华人视为英雄。澳葡当局允许在澳门设立“番摊”赌博，开澳门博彩业先河。

光绪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3月5日，经承充人何连旺禀求，前于1886年8月21日获准承充澳门、氹仔、过路湾卖盐生意合同在本日作废，自此以后，所有卖盐之规银暂归公物会收。如载盐之船在澳门湾泊，归船政厅水师巡捕办理；如在氹仔、过路湾湾泊，则归氹仔政务厅办理。同日，公物会出示招人承充澳门、氹仔、过路湾卖盐生意，以一年为期，自本年3月21日起计，至1888年3月20日为止。至10月11日，澳门公物会批准何永康承充澳门、氹仔、过路湾盐生意，自本年10月15日起至1890年10月14日止。

光绪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3月5日，经承充人何连旺禀求，前于1886年8月21日获准承充澳门、氹仔、过路湾卖盐生意合同在本日作废，自此以后，所有卖盐之规银暂归公物会收。如载盐之船在澳门湾泊，归船政厅水师巡捕办理；如在氹仔、过路湾湾泊，则归氹仔政务厅办理。同日，公物会出示招人承充澳门、氹仔、过路湾卖盐生意，以一年为期，自本年3月21日起计，至1888年3月20日为止。至10月11日，澳门公物会批准何永康承充澳门、氹仔、过路湾盐生意，自本年10月15日起至1890年10月14日止。《澳门政府宪报》1887年3月7日第9号附报。《澳门政府宪报》1887年10月20日第42号。

光绪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3月5日，氹仔、过路湾两乡街市开市，其地被命名曰布参政街市。澳门总督布渣以及澳葡官弁、华人绅商六七十余人出席了开市仪式，并签名见证该街市之命名。在过路湾新建街市之处，澳督说：“街市虽小，而立意甚大，将来兴旺大有起色，足征尔等屡显为大西洋所属之良民，可为尔等预贺也。惟愿大西洋大君主卡洛斯一世（Carlos I）万寿，澳门、氹仔、过路湾众黎庶永膺多福，贸易兴隆，是所企望。”

光绪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3月5日，氹仔、过路湾两乡街市开市，其地被命名曰布参政街市。澳门总督布渣以及澳葡官弁、华人绅商六七十余人出席了开市仪式，并签名见证该街市之命名。在过路湾新建街市之处，澳督说：“街市虽小，而立意甚大，将来兴旺大有起色，足征尔等屡显为大西洋所属之良民，可为尔等预贺也。惟愿大西洋大君主卡洛斯一世（Carlos I）万寿，澳门、氹仔、过路湾众黎庶永膺多福，贸易兴隆，是所企望。”《澳门政府宪报》1893年3月11日第10号。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3月5日，因前次未经投成，澳门政府将和隆园空地一段再行出投，招人承批。该地四至：北向西坟马路（Estrada do Cemitério），南向约翰巴地时打街（Rua de João Baptista），东向斐利刺亚美打街（Avenida Conselheiro Ferreira de Almeida）、西向和隆街，共计2278.58平方米。该地只准建造两层楼屋宇及局厂铺户。其批价每年每平方米以3仙为底，出价高者得。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3月5日，因前次未经投成，澳门政府将和隆园空地一段再行出投，招人承批。该地四至：北向西坟马路（Estrada do Cemitério），南向约翰巴地时打街（Rua de João Baptista），东向斐利刺亚美打街（Avenida Conselheiro Ferreira de Almeida）、西向和隆街，共计2278.58平方米。该地只准建造两层楼屋宇及局厂铺户。其批价每年每平方米以3仙为底，出价高者得。《澳门政府宪报》1898年2月26日第9号。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3月5日，两广总督及北京政府要求澳门港务局撤除在暴风时为保障“澳门”号炮艇的安全而在亚婆石与青洲之间设立的一水泡。葡萄牙政府基于其拥有的权利，对此不予理睬。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3月5日，两广总督及北京政府要求澳门港务局撤除在暴风时为保障“澳门”号炮艇的安全而在亚婆石与青洲之间设立的一水泡。葡萄牙政府基于其拥有的权利，对此不予理睬。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39—40页。

1910年（清宣统二年）3月5日，两广总督及北京政府要求澳葡港务局撤除在阿婆石与青洲之间设立的一水炮，未遂。5月27日，在帝汶购买白、黑桉树籽，引植于氹仔及路环山地。7月，海盗在广州与澳门之间一学校内绑架数十名学生并将其劫持至路环躲藏，向受害者家属勒索3万5千澳门元赎金。澳葡政府出动军警救出人质和被俘者。10月5日，葡萄牙宣布成立共和国。10月12日，葡萄牙颁布法令，规定6月24日为澳门节日。11月4日，成立贾梅士博物馆。11月19日，耶稣会会士被逐出澳门。12月10日，新建滨海大马路启用。被命名为民国大马路。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3月5日，著名澳门土生葡人佩雷拉‧马葵士（Lourenço Maria Pereira Marques）逝世于花王堂区白鸽巢前地（Praça de Luís de Camões）家中。马葵士1852年9月27日生于澳门，幼年就读于圣若瑟修院，1871年赴都柏林留学，1877年获爱尔兰外科学院、爱尔兰国王及女王学院医学学士学位，1878年获应用药学证书。次年，返回澳门，后在香港定居，1880年2月，任香港平民医院代理院长，7月，再任骆克医院院长。马葵士1895年退休，同年8月25日，鉴于其在香港地区功勋卓著，居港土生葡人社团专门为之集会以表达感激之情。1896年8月2日，返回澳门，继续开设诊所免费为人治病，提供各种医疗服务，曾三次担任医疗站工作。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2, p.566.

民国六年 (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3月5日，澳门政府在国课衙门大堂将代卖澳门仁慈堂彩票生意，用暗票出投，招人承充，合同以5年为期，自立合同之日起算。

民国六年 (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3月5日，澳门政府在国课衙门大堂将代卖澳门仁慈堂彩票生意，用暗票出投，招人承充，合同以5年为期，自立合同之日起算。《澳门政府宪报》1917年第5号，第65页。

民国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3月5日，广州军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复照葡萄牙总领事，对澳门总督之“觉书”中的荒谬之词据理驳斥，并指出，澳督有关停止青洲工程的态度，不仅前后矛盾，且与葡国政府、领事及其代表之态度互异。

民国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3月5日，广州军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复照葡萄牙总领事，对澳门总督之“觉书”中的荒谬之词据理驳斥，并指出，澳督有关停止青洲工程的态度，不仅前后矛盾，且与葡国政府、领事及其代表之态度互异。Ministério das Colónias(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iplomáticos, Geogrfiácos e de Marinha) ed., Memorandum sobre a Questão de Macau, p. 20.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3月5日，澳门著名报人土生葡人法兰西斯科．飞南第在澳门老楞佐堂区逝世。飞南第又名飞若瑟，俗称飞二，1863年2月13日生于澳门土生葡人家庭，比孙中山年长三岁。父亲尼阁老．飞南第(Nicolau Tolentino Fernandes)在澳门开办一家唯一采用国际先进艺术印刷技术的葡人公司──商务印字馆(Topografia Mercantil)，主要经营出版、印刷业务，负责印制《澳门政府宪报》(Gorerno Boletim do)、葡文报刊等。飞南第自澳门利宵中学毕业后，前往香港定居，一方面和当地葡人开办的出版机构保持联系，以累积办报经验，另一方面利用掌握英、葡、汉三种语言的优势，进入香港最高法院秘书部门担任翻译员。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1887─1892)，因好谈政治，鼓吹革命，被人指责参与暴动、投掷炸弹，卷入一些法律诉讼。在法庭上，孙中山结识了担任法院翻译的飞南第，并得到后者的巨大帮助。1892年7月孙中山自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原拟前往北京任职，不料因两广总督衙门刁难不能成行，为此飞南第遂推荐他进入镜湖医院，成为当时澳门地区第一位华人西医、镜湖医院首位义务西医。1893年，飞南第回到澳门，接手商务印字馆，并创办中文报纸 《镜海丛报》(Ching─Hai Ts'ung─Pao)和葡文报纸《澳门土生回声报》(Echo Macaense)，在澳门当地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两份报纸对孙中山早期的职业及政治活动均有很大的帮助。1895年10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遭清政府通缉，被迫潜入飞南第下环街3号寓中避难。飞南第一方面努力说服澳督高士德(Joze Maria de Souza Horta e Costa)低调处理该事，并最终得到高士德保证，表示澳门警方不会听信孙中山已在澳门的 “谣言”，另一方面迅速用小船将孙中山秘密送往香港，并经香港逃往日本而成功脱险。之后，孙中山还与飞南第有通信往来。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邀请飞南第出任荣誉性质的中华民国部长，却遭到飞南第的婉言谢绝。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3月5日，澳门著名报人土生葡人法兰西斯科．飞南第在澳门老楞佐堂区逝世。飞南第又名飞若瑟，俗称飞二，1863年2月13日生于澳门土生葡人家庭，比孙中山年长三岁。父亲尼阁老．飞南第(Nicolau Tolentino Fernandes)在澳门开办一家唯一采用国际先进艺术印刷技术的葡人公司──商务印字馆(Topografia Mercantil)，主要经营出版、印刷业务，负责印制《澳门政府宪报》(Gorerno Boletim do)、葡文报刊等。飞南第自澳门利宵中学毕业后，前往香港定居，一方面和当地葡人开办的出版机构保持联系，以累积办报经验，另一方面利用掌握英、葡、汉三种语言的优势，进入香港最高法院秘书部门担任翻译员。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1887─1892)，因好谈政治，鼓吹革命，被人指责参与暴动、投掷炸弹，卷入一些法律诉讼。在法庭上，孙中山结识了担任法院翻译的飞南第，并得到后者的巨大帮助。1892年7月孙中山自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原拟前往北京任职，不料因两广总督衙门刁难不能成行，为此飞南第遂推荐他进入镜湖医院，成为当时澳门地区第一位华人西医、镜湖医院首位义务西医。1893年，飞南第回到澳门，接手商务印字馆，并创办中文报纸 《镜海丛报》(Ching─Hai Ts'ung─Pao)和葡文报纸《澳门土生回声报》(Echo Macaense)，在澳门当地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两份报纸对孙中山早期的职业及政治活动均有很大的帮助。1895年10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遭清政府通缉，被迫潜入飞南第下环街3号寓中避难。飞南第一方面努力说服澳督高士德(Joze Maria de Souza Horta e Costa)低调处理该事，并最终得到高士德保证，表示澳门警方不会听信孙中山已在澳门的 “谣言”，另一方面迅速用小船将孙中山秘密送往香港，并经香港逃往日本而成功脱险。之后，孙中山还与飞南第有通信往来。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邀请飞南第出任荣誉性质的中华民国部长，却遭到飞南第的婉言谢绝。杨振雄、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1959年。若昂．哥德斯：《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载《文化杂志》第17期，1993年；卡洛斯．高美士．贝萨：《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第17─22页。Jorge Forjaz, Familias Macaenses, Vol. 3, p. 542；卡洛斯．高．美士．贝萨：《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第17─22页。

民国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3月5日，日军在中山唐家湾登陆，所有石岐、莲塘、隆都各乡男女纷纷赴澳避难，为数2万余人，粮价日趋高涨，且因海道交通断绝，虽有钱财亦难购买。澳督巴波沙特派警厅日夜巡察各处，镜湖医院、商会与侨澳中山同乡会等亦设法收容中山难民。广州事变后，澳门人口陡增至30余万人，现房屋愈加求过于供，无法容纳。

民国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3月5日，日军在中山唐家湾登陆，所有石岐、莲塘、隆都各乡男女纷纷赴澳避难，为数2万余人，粮价日趋高涨，且因海道交通断绝，虽有钱财亦难购买。澳督巴波沙特派警厅日夜巡察各处，镜湖医院、商会与侨澳中山同乡会等亦设法收容中山难民。广州事变后，澳门人口陡增至30余万人，现房屋愈加求过于供，无法容纳。《中山日报》1940年3月10日《澳门谣言四起，物价空前高涨》；1940年3月12日《石岐沦陷后之澳门动态》。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三月五日镜湖医院值理会第二次联席会议第五次常务会议议案录，纪录澳门卫生局长覆函，须依照法律，方得设立手术室，割症时由督宪指派一位葡国医生到场负责。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1月16日、3月5日、4月7日，美国三次派空军第38特遣小分队对澳门进行空袭，理由是美国怀疑澳葡当局将向日本供应部份燃料。它的主要目标是攻击摧毁位于澳门半岛外港的原海军机场的机库。轰炸中，5人身亡，位于机库中的澳门海事博物馆被毁。2月24日，第8期《政府公报》及第41期《政府公报》刊登“澳门妇女会（Assoc iação das Mulheres de Macau）”的章程。8月31日，中国驻布鲁塞尔使馆参赞在涉及“澳门问题”时宣称，必须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主权原则重新确认葡萄牙在澳门地区的主权。11月，国民党第二方面军159师封锁澳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氹仔各炮竹厂先后复业，但几间炮竹厂的生产仍是供不应求，生意兴隆。1947年12月13日《澳门宪报》第五十号刊载，有华人李博山于1947年12月2日申请在氹仔西沙海坦附近地段开设炮竹厂，并于翌年3月5日获批准设厂，这就是谦信炮竹厂，氹仔第五间开立的炮竹厂。

民国三十七年 (1948年1月1日-1948年12月31日)3月5日，国民政府与澳门政府签署《中澳缉私协定》，其后澳门政府规定如有中国内地输出的锑、猪鬃、棉纱、茶叶、锡、钨、植物油等类物品，未经中国海关办妥出口手续，不准输出过境或超载。另一方面，由澳门输入中国内地的货物，如未经澳门经济局检查，并领取中国内地发出的进口许可证，一律不准由澳门输入中国内地境内。所有违例货物，一律予以没收。

民国三十七年 (1948年1月1日-1948年12月31日)3月5日，国民政府与澳门政府签署《中澳缉私协定》，其后澳门政府规定如有中国内地输出的锑、猪鬃、棉纱、茶叶、锡、钨、植物油等类物品，未经中国海关办妥出口手续，不准输出过境或超载。另一方面，由澳门输入中国内地的货物，如未经澳门经济局检查，并领取中国内地发出的进口许可证，一律不准由澳门输入中国内地境内。所有违例货物，一律予以没收。赵国才、谭志强：《国共内战期间之中澳关系》，载《台湾与澳门关系展望论集》，第121—122页。

1948年3月5日第十号《澳门宪报》刊载，批准李博山在氹仔西沙海坦附近开设谦信炮竹厂，列明详细条款及限于六个月设立。

1990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内地委员22人由副主任钱伟长率领，抵澳作13天访问。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称将认真研究各界意见，起草一部符合“一国两制””的基本法。

1992年3月5至8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广州举行，制定出基本法（草案）全部条文。

2000年3月5日，唐星樵任团长，贺一诚、吴仕明任副团长的澳门特区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2001年3月2日，大律师华年达两日前在西湾被绑架。5日，飞虎队拂晓行动，以水力定向炸弹破门成功救出华年达，并拘两疑人，一疑匪疑逃避时堕楼身亡。

2003年3月5日，刘焯华为团长，贺一诚、吴仕明为副团长的澳门特区代表团赴京出席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