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六年（1578年2月7日─1579年1月26日）9月6日，范礼安正式任命葡萄牙籍神父安德烈•平托为首任耶稣会驻澳门代理人（Procurador）。并为之制定工作手册。范礼安将驻澳门司库的主要职责归纳为三条：第一，按照上司的来信，补给日本管区与住院的共同必需品和个别住院所需的特别必需品；第二，小心并忠实地尽力于每年的投资，应该送往日本的全部资金，包括来自印度与马六甲的钱，由日本送来的钱，以及向属于日本耶稣会的房屋和店铺征收的钱；第三，投送所有由印度送往日本，或由日本送往其他地区的书信等物品。同时，使中国前往日本的神父与修士在航船上得到优待，不要欠缺必要的食粮。

万历六年（1578年2月7日─1579年1月26日）9月6日，中国—日本传教区巡视员范礼安神父抵达澳门，在澳门居停10个月，于翌年7月7日启程赴日本。在澳门居停期间，他见扩建后的耶稣会住院及圣母堂已有一定的规模，并称赞澳门天主圣母堂是远东地区最好的住院之一。范礼安滞留澳门期间，做了两件对耶稣会远东传教事业极具影响的大事：一是由于范礼安受耶稣会总会长埃韦拉尔多•莫库瑞安（Everardo Mercurian）之命，调查日本耶稣会士进行生丝贸易是否必要，并赋予他决定继续或禁止这一贸易的权力。范礼安经调查后，遂与澳门阿尔玛萨（Armação）的同业行会签订有关生丝贸易份额的协议：在澳门大船每年运入日本的1600公担生丝中，拨90公担给耶稣会（其中固定份额为40公担，附加份额为50公担），将售后所得资金作为耶稣会的传教经费。这批生丝每年可为耶稣会提供4000～6000杜卡多的稳定收入。二是将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调来澳门，为进入中国内地做语言学习的必要准备。

万历六年（1578年2月7日─1579年1月26日）9月6日，中国—日本传教区巡视员范礼安神父抵达澳门，在澳门居停10个月，于翌年7月7日启程赴日本。在澳门居停期间，他见扩建后的耶稣会住院及圣母堂已有一定的规模，并称赞澳门天主圣母堂是远东地区最好的住院之一。范礼安滞留澳门期间，做了两件对耶稣会远东传教事业极具影响的大事：一是由于范礼安受耶稣会总会长埃韦拉尔多•莫库瑞安（Everardo Mercurian）之命，调查日本耶稣会士进行生丝贸易是否必要，并赋予他决定继续或禁止这一贸易的权力。范礼安经调查后，遂与澳门阿尔玛萨（Armação）的同业行会签订有关生丝贸易份额的协议：在澳门大船每年运入日本的1600公担生丝中，拨90公担给耶稣会（其中固定份额为40公担，附加份额为50公担），将售后所得资金作为耶稣会的传教经费。这批生丝每年可为耶稣会提供4000～6000杜卡多的稳定收入。二是将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调来澳门，为进入中国内地做语言学习的必要准备。范礼安：《耶稣会教士在远东主要经过的历史》，第444页，转引自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rmo-Oriente, p. 8.高瀬泓一郎：《日本イェズス会の生丝贸易にっぃて》，载《基督教研究》第13辑，第148—149页。然1583年10月5日卡布拉尔于澳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称，范礼安与澳门商人签订的契约称，日本神父们每年可载搭不超过70公担的生丝，还采购其他必需品与这70公担一起装运上船。又称：在根据与澳门市民缔结契约的70公担之外，又将其他30公担，总共100公担的生丝装上船。上引书，第185—187页。范礼安：《东印度巡察记》，第162—163页。

万历六年（1578年2月7日─1579年1月26日）9月6日，范礼安正式任命葡萄牙籍神父安德烈•平托为首任耶稣会驻澳门代理人（Procurador）。并为之制定工作手册。范礼安将驻澳门司库的主要职责归纳为三条：第一，按照上司的来信，补给日本管区与住院的共同必需品和个别住院所需的特别必需品；第二，小心并忠实地尽力于每年的投资，应该送往日本的全部资金，包括来自印度与马六甲的钱，由日本送来的钱，以及向属于日本耶稣会的房屋和店铺征收的钱；第三，投送所有由印度送往日本，或由日本送往其他地区的书信等物品。同时，使中国前往日本的神父与修士在航船上得到优待，不要欠缺必要的食粮。高瀬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时代対外関系の研究》，第378页；戚印平：《关于耶稣会驻澳门管区代表及其商业活动的若干问题》（载戚氏：《远东耶稣会史研究》，第348页）一文根据海外（日本）学者的习惯称呼，将“Procurador”一词译为“管区代表”。“Procurador”在《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之《澳译》对音译字为“备喇故路多卢”，译为“管库”。清代中文文献和档案中则多译为“司库”或“账房”。但“Procurador”一词含义比“司库”或“账房”内容广，“司库”或“账房”仅为其职能之一，故清代档案中又有称其为“当家”者，今台湾耶稣会即称其为“理家神父”。故译为“代理人”可能最接近此词之含义。本书在处理此词翻译时，为了不改变中文文献和档案的原始记录，故作灵活处理，即代理人、司库、账房三词并用。有关研究可参考韦羽：《鸦片战争前巴黎外方传教会驻广州和澳门账房之探析》，载《澳门研究》第51期，2009年。高瀬泓一郎：《イェズス会と日本》卷1，第606页。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2月19日─1614年2月8日）9月6日，刑科给事中广东南海郭尚宾上《防澳防黎疏》。他认为：近年明廷处理澳门问题有四处失策： 夫濠镜距香山邑治不百里，香山距会城百五十里耳。有陆路总经塘基湾，径达澳中，其三面俱环以海。在广州以澳为肘腋近地，在夷人佛朗机以番舶易达，故百计求澳而居之。查夷人市易，原在浪白外洋，后当事许其移入濠镜，失一。原止搭茅暂住，后容其筑庐而处，失二。既已室庐完固，复容其增缮周垣，加以铳台，隐然敌国，失三。每年括饷金二万于夷货，往岁丈抽之际，有执其抗丈之端，求多召侮，哄然与夷人相争，失四。又指出闽粤奸商在澳门走私猖獗及澳门葡人与明政府抗衡之严重情况： 闽广亡命之徒，因之为利，遂乘以肆奸，有见夷人之粮米牲菜等物尽仰于广州，则不特官澳运济，而私澳之贩米于夷者更多焉。有见广州之刀环、硝磺、铳弹等物，尽中于夷用，则不特私买往贩，而投入为夷人制造者更多焉。有拐掠城市之男妇人口，卖夷以取赀，每岁不知其数，而藏身于澳夷之市，画策于夷人之幕者更多焉。夷人忘我与市之恩，多方于抗衡自固之术，我设官澳以济彼饔飧，彼设小艇于澳门海口，护我私济之船以入澳，其不容官兵盘诘若此。我设提调司以稍示临驭，彼纵夷丑于提调衙门，明为玩弄之态以自恣，其不服职官约束若此。番夷无杂居中国之理，彼蓄聚倭奴若而人，黑番若而人，亡命若而人，以逼处此土，夷人负固怀奸之罪，不可掩也。抽饷有每年难亏之额，彼乃能役我兵船数只，兵数百名，护货如许以入澳，夷人善匿亏饷之罪，不可掩也。不顾汉官法度，彼所当尊，动曰：红毛夷鬼，我所首防。特别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后澳门增加的20000两税，葡人更是抗拒不交。因此，郭尚宾提出要求明廷蠲免“澳货二万金”。最后，他提出一个温和的“徙夷”办法： 夫室庐之固，夷种之繁，非有大故，不据加兵，殊方异产，航海而来，仍与流通，未遽阻绝，此王者柔远，道自宜然尔。但夷人多蓄倭番，彼自滋中国之疑，中国自宜解之使徙。故宜体悉其情，随申以内夏外夷之义。先免抽饷一二年，以抵其营缮垣室等费，谕令先遣回倭奴黑番，尽散所纳亡命，亦不得潜匿老万山中，仍立一限，令夷人尽携妻子离澳。其互市之处，许照泊浪白外洋，得贸易如初。郭尚宾比王以宁提出了更加强硬的措施，要将葡萄牙人驱逐出澳门，回到以前贸易的海岛浪白滘去。这一建议亦未为明廷采纳。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2月19日─1614年2月8日）9月6日，刑科给事中广东南海郭尚宾上《防澳防黎疏》。他认为：近年明廷处理澳门问题有四处失策： 夫濠镜距香山邑治不百里，香山距会城百五十里耳。有陆路总经塘基湾，径达澳中，其三面俱环以海。在广州以澳为肘腋近地，在夷人佛朗机以番舶易达，故百计求澳而居之。查夷人市易，原在浪白外洋，后当事许其移入濠镜，失一。原止搭茅暂住，后容其筑庐而处，失二。既已室庐完固，复容其增缮周垣，加以铳台，隐然敌国，失三。每年括饷金二万于夷货，往岁丈抽之际，有执其抗丈之端，求多召侮，哄然与夷人相争，失四。又指出闽粤奸商在澳门走私猖獗及澳门葡人与明政府抗衡之严重情况： 闽广亡命之徒，因之为利，遂乘以肆奸，有见夷人之粮米牲菜等物尽仰于广州，则不特官澳运济，而私澳之贩米于夷者更多焉。有见广州之刀环、硝磺、铳弹等物，尽中于夷用，则不特私买往贩，而投入为夷人制造者更多焉。有拐掠城市之男妇人口，卖夷以取赀，每岁不知其数，而藏身于澳夷之市，画策于夷人之幕者更多焉。夷人忘我与市之恩，多方于抗衡自固之术，我设官澳以济彼饔飧，彼设小艇于澳门海口，护我私济之船以入澳，其不容官兵盘诘若此。我设提调司以稍示临驭，彼纵夷丑于提调衙门，明为玩弄之态以自恣，其不服职官约束若此。番夷无杂居中国之理，彼蓄聚倭奴若而人，黑番若而人，亡命若而人，以逼处此土，夷人负固怀奸之罪，不可掩也。抽饷有每年难亏之额，彼乃能役我兵船数只，兵数百名，护货如许以入澳，夷人善匿亏饷之罪，不可掩也。不顾汉官法度，彼所当尊，动曰：红毛夷鬼，我所首防。特别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后澳门增加的20000两税，葡人更是抗拒不交。因此，郭尚宾提出要求明廷蠲免“澳货二万金”。最后，他提出一个温和的“徙夷”办法： 夫室庐之固，夷种之繁，非有大故，不据加兵，殊方异产，航海而来，仍与流通，未遽阻绝，此王者柔远，道自宜然尔。但夷人多蓄倭番，彼自滋中国之疑，中国自宜解之使徙。故宜体悉其情，随申以内夏外夷之义。先免抽饷一二年，以抵其营缮垣室等费，谕令先遣回倭奴黑番，尽散所纳亡命，亦不得潜匿老万山中，仍立一限，令夷人尽携妻子离澳。其互市之处，许照泊浪白外洋，得贸易如初。郭尚宾比王以宁提出了更加强硬的措施，要将葡萄牙人驱逐出澳门，回到以前贸易的海岛浪白滘去。这一建议亦未为明廷采纳。郭尚宾：《郭给谏疏稿》卷1《防澳防黎疏》。

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国商船到达澳门附近的麦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门区三灶一带），当时澳门的情况十分微妙，尽管英国同葡印总督缔结条约中允许英国商船来澳门，但澳门议事会考虑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因为当时澳门的繁荣全赖于葡萄牙船队的往来贸易，因此澳门议事会坚决反对英商进入澳门参加对华贸易。故议事会采取种种方法拖延时间，阻止英国商船进入内港。英国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门总督邀请若翰•威德尔上校及随行英国商人进入澳门。7月15日，若翰•威德尔不顾澳门葡人的阻挠，率领商船离开澳门，直奔广州，在珠江口勘查广州河口水道，并找到了虎门入口，还调查了珠江口明军防御力量。但是广州官方声明：英商不得在澳门贸易。22日，英国商船返回伶仃洋。29日，若翰•威德尔再次率领船队向广州进发。8月6日抵达珠江口，当时广东官员要求等待上级批复，但是若翰•威德尔没有等待中方批复就率领船队驶进内河，向广州挺进。8月6日，澳门选出四位助理与议事会解决如何对付澳门海岸出现的4艘英国船的问题。8月12日，中英展开炮战。仅仅半个小时，虎门炮台陷落。英军登陆占领炮台，缴获44门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渔船。8月15日，若翰•威德尔派鲁宾逊、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与通事番禺人李叶荣（Pablo Noretti）一起去广州谈判通商。到达广州后，受到广东总兵陈谦的热情接待，“红夷到日，即入总府。见万众喧嚣，即发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叶荣带来海道副使郑觐光和广东总兵陈谦的一封信，称：广东给英国人在国内买卖任何商品的自由，并指定三处为英船的停泊所，还指定由李叶荣为经纪人，派两三个人到广州准备购办货物，并请求英国人将明方的炮和船放还。若翰•威德尔认为这样比较满意，立即将炮及帆船放还。8月24日，李叶荣返回广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鲁宾逊3人陪同前往。他们携带西班牙银元22000八单位雷阿尔（Reais-de-oito）及两小箱日本银，其中10000送给官员们，其他用作投资。到广州后，购买白糖1150担，糖米50担，米85担，酒100坛，并住在华商揭邦俊家。后在琶洲处被明方捕盗船抓获。[11]8月30日，若翰•威德尔命令船只前移两里，到达大虎岛。[12]9月6日，若翰•威德尔接到澳门总督与议事会的书面抗议，要求英方退出中国海域。若翰•威德尔却依仗李叶荣背后的关系表示反对。[13]当时，两广总督张镜心督促广东总兵陈谦出师浪白，9月10日，副总兵黎延庆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对英船进行攻击，“打死夷人数名”。[14]26日，若翰•威德尔将船队退回伶仃岛。27日，船行至距离澳门4里格远的地方。然后，船队委员会向澳门葡萄牙人投递了抗议书，阐述了对在果阿和澳门遭到冷遇而不满的理由，指责澳门葡人向中国纵火船提供军需和装备，对扣押英人一事他们要负责。澳门葡人拒绝承认。[15]同时，张镜心又实行“檄道厅亲至澳门宣示汉法，以法绳澳，以澳驱红，节节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广东市舶司会同香山县差官及驻澳提调、备倭诸官下澳，传唤议事会理事官、通事、揽头到议事会宣谕，要求澳门议事会理事官戎猫州弗黎厨（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揽头吕沈西及通事刘德来广州调停处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几名澳门葡人前往广州调停中英关系。18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会议试图迫使英商达成以下协议：即刻退出广州，永不再来；对中方给予此次在此经商的特权，应先付给酬金28000雷阿尔。但是，英国商人表示反对。[19]在葡人的调停下，广东方面将英商及其款项、货物全部发还，并完成了他们的贸易。直到11月22日，中英双方签订贸易协定：“允许（英商）自由经商，扩大贸易，长久居住，但英方每年应缴付（中国）皇帝2万两白银及4门大铁炮和50支毛瑟枪。”11月26日，英商离开广州，回到碇泊澳门的船队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译为横琴岛，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为“麦子山”。葡语及英语文献中均有出现。英语仅见于《芒迪游记》，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为西班牙语，意即“堆”。西班牙语也有Monte，且与葡语同意。显然，芒迪将Monte误作Montón。有人称芒迪懂葡语与西语，不知所据。仅此一例可知其西语水准实很低劣。否则不会将Monte与Montón混淆。葡语中，有图示[图载“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据图，Monte de Trigo为今三灶岛，但航海资料的文字涉及则是指三灶东侧一小岛。“沿着高澜山航行，可见一圆岛，然后在它的尽处又可见一更长、形成圆湾的大岛。再前面是4个小岛，共中之一便是称为Monte deTrigo的又圆又高的岛屿。（Ms. Cadaval 972, f. 95v°）”这一“又圆又高的岛屿”之汉名暂缺。无论准确度还是可信度，航海资料均高于图籍。前者成于明末，后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图示，不很准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8—19页。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门》，第51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19页；刘鉴唐、张力主编：《中英关系系年要录13世纪—1760》第l卷，第116—117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4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扬帆直入铳台，兵放铳堵御，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径入，泊回原处，打坏小料船一只。”中英双方记录差异甚大。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1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李叶荣带夷目二人进省”，又称“带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称“旧澳夷通事李叶荣往谕，随夷目二名进省投见”，又称“红夷头目三名雇船一只”，又称“其前后羁留夷人五名内，查三名的系头目，一名噧呾缠，一名毛直缠，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则无名可查”。噧呾缠，应即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应为蒙特尼之弟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缠则应为鲁宾逊的译名。可知，他们三人应是分两次进入广州的。[10]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3《参镇压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24页。[16]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1《报镇将驱逐红夷疏》。[17]此处理事官葡文名字据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来，但与“戎猫州弗黎厨”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2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2月3日－1697年1月22日）9月6日，葡萄牙传教士托梅•瓦斯（Tomé Vaz）神父在澳门去世。托梅•瓦斯，1628年出生于埃武拉教区。1676年到达澳门，任副本堂神父。自1682年9月21日至1684年7月25日任本堂神父。1684年7月25日至1687年7月25日任日本省会长。1685年起兼任澳门的副本堂神父、本堂神父，直到去世。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2月3日－1697年1月22日）9月6日，葡萄牙传教士托梅•瓦斯（Tomé Vaz）神父在澳门去世。托梅•瓦斯，1628年出生于埃武拉教区。1676年到达澳门，任副本堂神父。自1682年9月21日至1684年7月25日任本堂神父。1684年7月25日至1687年7月25日任日本省会长。1685年起兼任澳门的副本堂神父、本堂神父，直到去世。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709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378.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2月11日－1699年1月30日）9月6日，公萨维斯·山度士（Manuel Gonçalves dos Santos）出任澳门王室大法官。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2月11日－1699年1月30日）9月6日，公萨维斯．山度士（Manuel Gonçalves dos Santos）出任澳门王室大法官。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46.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1月23日－1709年2月9日）9月6日，澳门举行拥戴若奥五世即位的庆祝仪式。议事会举著标语、旗帜参加在主教堂举行的弥撒，然后前往大三巴炮台，戴冰玉总督在那里等候。在该炮台和其他炮台一齐响起的炮声中升起了王家旗帜。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1月23日－1709年2月9日）9月6日，澳门举行拥戴若奥五世即位的庆祝仪式。议事会举著标语、旗帜参加在主教堂举行的弥撒，然后前往大三巴炮台，戴冰玉总督在那里等候。在该炮台和其他炮台一齐响起的炮声中升起了王家旗帜。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76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56.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2月19日－1720年2月7日）9月6日，理事官莱依特·佩雷拉说，香山县官员席安山（Hi-Am-San）向何大经神父抱怨，1艘来自巴达维亚的澳门船上载有64名中国人，每人收取船费20澳门元；要求船主弗朗西斯科·多乌特尔退还这笔钱，遭到拒绝。在扬言将其关押的威胁下，弗朗西斯科·多乌特尔才妥协。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2月19日－1720年2月7日）9月6日，理事官莱依特．佩雷拉说，香山县官员席安山（Hi-Am-San）向何大经神父抱怨，1艘来自巴达维亚的澳门船上载有64名中国人，每人收取船费20澳门元；要求船主弗朗西斯科．多乌特尔退还这笔钱，遭到拒绝。在扬言将其关押的威胁下，弗朗西斯科．多乌特尔才妥协。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10.

康熙六十年（1721年1月28日－1722年2月15日）9月6日，意大利耶稣会士法良（又译傅方济，François Folleri）和利博明（又译利白明，Ferdinand-Bonaventure Moggi）修士乘“纳•斯拉•多加博”号船抵达澳门。法良能刻铜板，利博明能造炮位。两人后来被康熙帝征召，作为工程师和建筑师进入北京。

康熙六十年（1721年1月28日－1722年2月15日）9月6日，意大利耶稣会士法良（又译傅方济，François Folleri）和利博明（又译利白明，Ferdinand-Bonaventure Moggi）修士乘“纳．斯拉．多加博”号船抵达澳门。法良能刻铜板，利博明能造炮位。两人后来被康熙帝征召，作为工程师和建筑师进入北京。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319页；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684—685页；杨伯达：《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兼在华耶稣会士史事稽年》，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2期。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9月6日，澳门议事会通知总督，请求富商弗朗西斯科•多乌特尔派他的船只运送特使前往果阿，但弗朗西斯科•多乌特尔予以拒绝，因为他不可能派一艘空船航行。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9月6日，澳门议事会通知总督，请求富商弗朗西斯科．多乌特尔派他的船只运送特使前往果阿，但弗朗西斯科．多乌特尔予以拒绝，因为他不可能派一艘空船航行。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93.

乾隆六年（1741年2月16日－1742年2月4日）9月6日，据本日议事会会议记录，澳门贫困至极，饥饿的公务员甚至典卖议事会的银器及标牌。

乾隆六年（1741年2月16日－1742年2月4日）9月6日，据本日议事会会议记录，澳门贫困至极，饥饿的公务员甚至典卖议事会的银器及标牌。1743年9月6日澳门议事会会议记录，转自莱萨：《澳门人口：一个混合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载《文化杂志》第20期，1994年。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9月6日，澳门第二号船主安多尼•古鲁苏(António Grosso)船，运载槟榔507担返回澳门。13日，澳门第三号船主万威•必都卢(Manuel Pedro)船，运载槟榔1095担返回澳门。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9月6日，澳门第二号船主安多尼•古鲁苏(António Grosso)船，运载槟榔507担返回澳门。13日，澳门第三号船主万威•必都卢(Manuel Pedro)船，运载槟榔1095担返回澳门。《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许敦元为二号船开报货物错漏事下理事官谕》，第194页。《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许敦元为二号三号船开报货物错漏事下理事官谕》，第195页。

嘉庆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9月6日，香山知县金毓奇下理事官俾利喇谕，发还为水师船配铁炮，而借用澳门葡人的大小生铁炮29门。20日，又一艘英国“当臣”号船至氹仔洋面湾泊，系带信给英国大班之船。

清嘉庆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9月6日，香山知县金毓奇下理事官俾利喇谕，发还为水师船配铁炮，而借用澳门葡人的大小生铁炮29门。20日，又一艘英国“当臣”号船至氹仔洋面湾泊，系带信给英国大班之船。《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金毓奇为发还师船原配铁炮事下理事官谕》，第465页。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2月5日─1819年1月25日）9月4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皇家乔治（Royal George）”号船抵达伶仃，5日，该船五副去世。6日，因获澳门总督批准，准备将死者尸首运往澳门，葬于新教坟场。然而，抵达澳门准备上岸时，一群中国人站在码头岸边，手持刀剑，不准英国人将尸体抬上岸。很可能是冲犯了华人讲究的风水，或者是“犯煞”。英方表现出了极度的忍耐，马礼逊见此情况，赶紧将船驶离码头，在另一处地方上岸，并平安地抵达墓地，再没受到骚扰。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2月5日─1819年1月25日）9月4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皇家乔治（Royal George）”号船抵达伶仃，5日，该船五副去世。6日，因获澳门总督批准，准备将死者尸首运往澳门，葬于新教坟场。然而，抵达澳门准备上岸时，一群中国人站在码头岸边，手持刀剑，不准英国人将尸体抬上岸。很可能是冲犯了华人讲究的风水，或者是“犯煞”。英方表现出了极度的忍耐，马礼逊见此情况，赶紧将船驶离码头，在另一处地方上岸，并平安地抵达墓地，再没受到骚扰。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315页。

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9月5—8日，粤海关监督豫坤巡视澳门，澳门与内地贸易即于当时恢复。豫坤进出澳门时受到在大炮台的礼炮声迎送。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9月5—8日，粤海关监督豫坤巡视澳门，澳门与内地贸易即于当时恢复。豫坤进出澳门时受到在大炮台的礼炮声迎送。广东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第110页。

咸丰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9月6日，澳督任命梅洛‧桑巴约（Ricardo de Melo Sampaio）上尉为消防监督。他当时正在澳门炮兵营服役，同时又担任租借地丈量负责人。他是澳门第一位消防负责人。

咸丰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9月6日，澳督任命梅洛‧桑巴约（Ricardo de Melo Sampaio）上尉为消防监督。他当时正在澳门炮兵营服役，同时又担任租借地丈量负责人。他是澳门第一位消防负责人。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221.

光绪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9月3日，广东巡抚吴大澂带兵船五只，亲赴澳门，周历各村各岛，查勘界址。先拜访澳督高若瑟，并与高若瑟面谈，且告以划清租界之意，隐示以收回占地之图。4—5日，巡视附近各村各岛并晓谕该处居民，勿因从前受欺受侮，辄与葡人口角争殴，致生枝节。同时澳督高若瑟回拜，礼节甚恭，吴大澂亦优礼之。至6日回省。吴大澂此行，意在表明对澳门事务的关切。据其致总理衙门电文中称：“澳门关闸以外数十年无人过问，葡遂以为粤省不甚爱惜之地，肆意侵占。”此事在澳门引起一阵恐慌，据葡使言：“此非和平议约之象，请撤减兵船。”澳门政府为此添设军兵，急修马角炮台，以为防御，遂使澳门商民骚动不安，谣言纷纷。经华商禀请，华政衙门出示严禁，称因近来查办缉私严密，无赖游民流为盗贼，日益众多，恐匪人欲借谣言，乘机抢夺，扰害本国保护之居民。督宪添设军兵，实为防御澳内贼匪起见。现下本澳安靖，必无意外之虞。

光绪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9月3日，广东巡抚吴大澂带兵船五只，亲赴澳门，周历各村各岛，查勘界址。先拜访澳督高若瑟，并与高若瑟面谈，且告以划清租界之意，隐示以收回占地之图。4—5日，巡视附近各村各岛并晓谕该处居民，勿因从前受欺受侮，辄与葡人口角争殴，致生枝节。同时澳督高若瑟回拜，礼节甚恭，吴大澂亦优礼之。至6日回省。吴大澂此行，意在表明对澳门事务的关切。据其致总理衙门电文中称：“澳门关闸以外数十年无人过问，葡遂以为粤省不甚爱惜之地，肆意侵占。”此事在澳门引起一阵恐慌，据葡使言：“此非和平议约之象，请撤减兵船。”澳门政府为此添设军兵，急修马角炮台，以为防御，遂使澳门商民骚动不安，谣言纷纷。经华商禀请，华政衙门出示严禁，称因近来查办缉私严密，无赖游民流为盗贼，日益众多，恐匪人欲借谣言，乘机抢夺，扰害本国保护之居民。督宪添设军兵，实为防御澳内贼匪起见。现下本澳安靖，必无意外之虞。原文作高士达，根据澳督在位时间来看，当为高若瑟。《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广东巡抚吴大澂为亲往澳门勘察事致总理衙门电文》，第300—301页；《总理衙门为请撤减兵船往澳事致广东巡抚吴大澂电文》，第304页。《澳门政府宪报》1887年10月6日第40号。

光绪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9月6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委派幕客候选训导、无为州人程佐衡抵澳查地。程佐衡，讲求舆地之学，亦能究心洋务，前曾只身赴闽台观看战事，颇有志略。前后用时几近一个月，周历各岛，详细缜密，倍极辛勤，就所闻见，著为《勘地十说》、《游历答问八则》及《风土记》，于各岛形势，居民多少，以及墓田、税碑，并有名姓，尤事详确可凭，历历如画。其中，《勘地十说》一文载澳门情况甚详：关闸居莲花茎适中之地，明万历二年建，设闸官司启闭，康熙十三年增设官厅于旁，把总戍之，今为葡人所占，住兵暸望，设德律风（电话）通澳。从关闸南行莲花茎沙堤，西为菜畦，东为沙滩，约一千余步。莲花峰峰北麓，庙甚古，光绪二年重修，香山县令许乃来书撰联额。从莲花峰西行，南转约四千五百余步，至澳门西南尽头外娘娘角。从莲花峰南行至割狗湾，过大围墙，为英人坟墓，在望厦村后面。以土墙外七村而论，望厦介居莲峰、割狗两山之间，村中约四百户，南北横列，从澳门远望，广厦云连，故名望厦。村中赵、张、沈、何四姓居多，其余黄、李、陈、余共十数姓，殷实者多。道光二十七年戕杀葡酋于关闸旁高沙地方，即居望厦之福建寄籍者也，故世与葡人为仇，似当申明旧章，仍驻县丞，以资弹压，否则终恐激成衅端。村北头，有观音古庙，光绪二年重修，碑记系戊辰进士里人吴应扬书撰，另详《风土记》。村南普济禅院，规模巨集敞，粤府吴巡边至村，入庙一座。望厦对面为塔石村，约四五千家，山上西洋坟，有石桥一围。望厦之左为龙田村，约七八十家，其东为龙环村，约三四十家，盖东望洋山形蜿蜒如龙，两村适居其侧故名。望厦之右为沙冈堡，铺户、船厂、灰炉约六七十家，居蓬屋甚多。此五村四方排列，当中空地尽属田园，若新桥、沙梨头两村居诸山之西北隅，与墙内大街相连，非若望厦诸村罗罗可数矣。东望洋山与三巴大炮台之间，为水坑尾门，花王庙旁有三巴门，同治二年葡人毁拆旧基，尚约略可指。自三巴、水坑以内，皆旧日租界矣。今界内华民约十数万，葡人不过数百，华人剪发执葡役者，亦不过千余人。租界内大街曰关闸、曰草堆、曰关前、曰泗孟，而葡酋居住，则在南环，近来望洋山之侧，又有罗沙前为澳督时所名，其余街巷纷歧，不能缕述。葡人居澳，无一经商者，英人自开香港以来，居澳者亦寥寥，澳中市房虽皆西式，均为华民自建，转租于人者，葡人按每年租价值百抽二，华民建屋自居者，则按房间之大小，索抽地租。昔日葡人纳租于中国，故华民缴租于葡人，今葡人欠税不交，而苛索华民之租，民心不甘，故有迁徙而去湾仔与新咸鱼埠者。澳内停葡国兵船一艘，不及渡船之大，闻兵船至多时，不过两三只。葡人码头近娘马角，宽仅二三尺，长二三丈而已，外洋公司船终年无至此者，洋药皆自香港运来，澳无拆卸之言，千真万确。访之妇孺，众喙同声。盖澳门水浅，大船不来，且亦无多材善贾者。港七澳二，恐系英人间言，或疑葡国兵船间有由印度夹私来港漏越，香港税银亦未可知。英人渡轮二，曰白云，走广省，曰河南，走香港。中国渡轮一，曰江平，专走广州省城。澳中东洋车稍（较）上海稍大，无电气灯，无自来水火，无马车，所云马路者，不过铲宽草地，填沙使平，远不及上海之坚洁，有名无实，并无一马行走，所有六炮台露居山顶，最易受敌，且不过旧屋数间，形如破庙而已。此履勘关闸以南，望厦诸村，以及土墙租界内之实在情形也。程佐衡所著诸书，不仅是当时中葡议约的重要参考材料，亦是现在研究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历史地理不可或缺的史料。

光绪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9月6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委派幕客候选训导、无为州人程佐衡抵澳查地。程佐衡，讲求舆地之学，亦能究心洋务，前曾只身赴闽台观看战事，颇有志略。前后用时几近一个月，周历各岛，详细缜密，倍极辛勤，就所闻见，著为《勘地十说》、《游历答问八则》及《风土记》，于各岛形势，居民多少，以及墓田、税碑，并有名姓，尤事详确可凭，历历如画。其中，《勘地十说》一文载澳门情况甚详：关闸居莲花茎适中之地，明万历二年建，设闸官司启闭，康熙十三年增设官厅于旁，把总戍之，今为葡人所占，住兵暸望，设德律风（电话）通澳。从关闸南行莲花茎沙堤，西为菜畦，东为沙滩，约一千余步。莲花峰峰北麓，庙甚古，光绪二年重修，香山县令许乃来书撰联额。从莲花峰西行，南转约四千五百余步，至澳门西南尽头外娘娘角。从莲花峰南行至割狗湾，过大围墙，为英人坟墓，在望厦村后面。以土墙外七村而论，望厦介居莲峰、割狗两山之间，村中约四百户，南北横列，从澳门远望，广厦云连，故名望厦。村中赵、张、沈、何四姓居多，其余黄、李、陈、余共十数姓，殷实者多。道光二十七年戕杀葡酋于关闸旁高沙地方，即居望厦之福建寄籍者也，故世与葡人为仇，似当申明旧章，仍驻县丞，以资弹压，否则终恐激成衅端。村北头，有观音古庙，光绪二年重修，碑记系戊辰进士里人吴应扬书撰，另详《风土记》。村南普济禅院，规模巨集敞，粤府吴巡边至村，入庙一座。望厦对面为塔石村，约四五千家，山上西洋坟，有石桥一围。望厦之左为龙田村，约七八十家，其东为龙环村，约三四十家，盖东望洋山形蜿蜒如龙，两村适居其侧故名。望厦之右为沙冈堡，铺户、船厂、灰炉约六七十家，居蓬屋甚多。此五村四方排列，当中空地尽属田园，若新桥、沙梨头两村居诸山之西北隅，与墙内大街相连，非若望厦诸村罗罗可数矣。东望洋山与三巴大炮台之间，为水坑尾门，花王庙旁有三巴门，同治二年葡人毁拆旧基，尚约略可指。自三巴、水坑以内，皆旧日租界矣。今界内华民约十数万，葡人不过数百，华人剪发执葡役者，亦不过千余人。租界内大街曰关闸、曰草堆、曰关前、曰泗孟，而葡酋居住，则在南环，近来望洋山之侧，又有罗沙前为澳督时所名，其余街巷纷歧，不能缕述。葡人居澳，无一经商者，英人自开香港以来，居澳者亦寥寥，澳中市房虽皆西式，均为华民自建，转租于人者，葡人按每年租价值百抽二，华民建屋自居者，则按房间之大小，索抽地租。昔日葡人纳租于中国，故华民缴租于葡人，今葡人欠税不交，而苛索华民之租，民心不甘，故有迁徙而去湾仔与新咸鱼埠者。澳内停葡国兵船一艘，不及渡船之大，闻兵船至多时，不过两三只。葡人码头近娘马角，宽仅二三尺，长二三丈而已，外洋公司船终年无至此者，洋药皆自香港运来，澳无拆卸之言，千真万确。访之妇孺，众喙同声。盖澳门水浅，大船不来，且亦无多材善贾者。港七澳二，恐系英人间言，或疑葡国兵船间有由印度夹私来港漏越，香港税银亦未可知。英人渡轮二，曰白云，走广省，曰河南，走香港。中国渡轮一，曰江平，专走广州省城。澳中东洋车稍（较）上海稍大，无电气灯，无自来水火，无马车，所云马路者，不过铲宽草地，填沙使平，远不及上海之坚洁，有名无实，并无一马行走，所有六炮台露居山顶，最易受敌，且不过旧屋数间，形如破庙而已。此履勘关闸以南，望厦诸村，以及土墙租界内之实在情形也。程佐衡所著诸书，不仅是当时中葡议约的重要参考材料，亦是现在研究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历史地理不可或缺的史料。《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寄送幕客程佐衡巡澳说略事复总理衙门文》，第332—333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幕客程佐衡著〈勘地十说〉》，第347—349页。

字学华，号铁庵，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91年9月6日生于夏威夷，其父杨著昆为夏威夷富商。1910年加入同盟会。先后入读夏威夷大学及加州哈里大学机械专科。毕业后，为响应孙中山“航空救国”号召，再入读纽约迦弥斯航空大学，精研飞机制造与驾驶技术，以优异成绩获万国飞行会水陆飞行执照。1917年回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为建立革命武装，再次赴美与蔡司度、陈应权、高廷槐等华侨飞行家及工商业家，共同创办图强飞机有限公司，制造飞机，培训飞行、航空工程技术人员。1917年组成飞机队参加护法战争，被孙中山任命为飞机队队长。1919年，在福建漳州组建援闽粤军飞机队，任总指挥。1922年去美洲向华侨募捐，购买飞机12架（包括其父杨著昆捐献的四架）经澳门运回国内。同年12月由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任为航空局局长兼广东飞机制造厂厂长。次年7月制成中国自行设计生产的以乐士文（宋庆龄英文名）命名的第一架军用飞机。杨仙逸曾多次指挥和驾机参与平定军阀叛乱。1923年9月20日前往博罗之梅湖检查水雷改装炸弹时，因意外爆炸而殉难，时年32岁。后被追赠为陆军中将。杨夫人程度纯于1925年在中山石岐创办仙逸小学以为纪念，即今之仙逸中学前身。杨夫人曾长期在澳门居住，1973年去世。

字学华，号铁庵，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91年9月6日生于夏威夷，其父杨著昆为夏威夷富商。1910年加入同盟会。先后入读夏威夷大学及加州哈里大学机械专科。毕业后，为响应孙中山“航空救国”号召，再入读纽约迦弥斯航空大学，精研飞机制造与驾驶技术，以优异成绩获万国飞行会水陆飞行执照。1917年回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为建立革命武装，再次赴美与蔡司度、陈应权、高廷槐等华侨飞行家及工商业家，共同创办图强飞机有限公司，制造飞机，培训飞行、航空工程技术人员。1917年组成飞机队参加护法战争，被孙中山任命为飞机队队长。1919年，在福建漳州组建援闽粤军飞机队，任总指挥。1922年去美洲向华侨募捐，购买飞机12架（包括其父杨著昆捐献的四架）经澳门运回国内。同年12月由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任为航空局局长兼广东飞机制造厂厂长。次年7月制成中国自行设计生产的以乐士文（宋庆龄英文名）命名的第一架军用飞机。杨仙逸曾多次指挥和驾机参与平定军阀叛乱。1923年9月20日前往博罗之梅湖检查水雷改装炸弹时，因意外爆炸而殉难，时年32岁。后被追赠为陆军中将。杨夫人程度纯于1925年在中山石岐创办仙逸小学以为纪念，即今之仙逸中学前身。杨夫人曾长期在澳门居住，1973年去世。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1896年9月6日）集院，议难民女叶亚妹经由西臬宪允准著镜湖医院招人择配，兹药局司药陈松叶求领为其子华锦配婚为正室可否定夺。

《知新报》第六十四期刊登《西人纷图中国铁道》、《日本增置学位》、《美人议开通两洋》、《万国保护商业会集议》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使用。《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9月6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电称：“惟近来，康梁布散党徒，暗结广东著匪区新，三合会首领潘新贵、刘福等，联合省会匪徒约在两湖、三江起事，名为保国，实为扰乱。粤省乱党尤多，均在香港余育之花园、澳门《知新报》报馆密谋拜会。最著者有何连旺、何懋龄、徐勤、刘桢麟、麦孟华、陈宗俨、容闳，往来港澳，勾结盗匪，订期起事。枪炮由南洋用棺装运入粤。若不查办，必为北方之续，有碍东南商务大局，速密商英政府，电饬新嘉坡、香港总督严密查拿拘禁，以遏乱萌，中外同受其福。”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9月6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电称：“惟近来，康梁布散党徒，暗结广东著匪区新，三合会首领潘新贵、刘福等，联合省会匪徒约在两湖、三江起事，名为保国，实为扰乱。粤省乱党尤多，均在香港余育之花园、澳门《知新报》报馆密谋拜会。最著者有何连旺、何懋龄、徐勤、刘桢麟、麦孟华、陈宗俨、容闳，往来港澳，勾结盗匪，订期起事。枪炮由南洋用棺装运入粤。若不查办，必为北方之续，有碍东南商务大局，速密商英政府，电饬新嘉坡、香港总督严密查拿拘禁，以遏乱萌，中外同受其福。”栾兆鹏等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1册《电稿》卷25《寄伦敦罗使并转江鄂都》。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7月30日，根据宗主国葡萄牙政府的指示，制定在澳门设立无线电的计划。9月6日，香港威廉‧杰克公司（Willian Jack & Co.）提供了在澳门设立无线电的设备。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7月30日，根据宗主国葡萄牙政府的指示，制定在澳门设立无线电的计划。9月6日，香港威廉‧杰克公司（Willian Jack & Co.）提供了在澳门设立无线电的设备。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43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44页。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9月6日，具有独立倾向的周刊《进步报》 (O Progresso)问世，创办人卢义士．施利华 (Luís Gonzaga Nolasco da Silva)同时担任主编。该报设于白马行街7号，逢星期日出版，分四栏排印，宗旨在于捍卫远东葡人利益，至1918年7月28日停刊，共出版48期。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9月6日，具有独立倾向的周刊《进步报》 (O Progresso)问世，创办人卢义士．施利华 (Luís Gonzaga Nolasco da Silva)同时担任主编。该报设于白马行街7号，逢星期日出版，分四栏排印，宗旨在于捍卫远东葡人利益，至1918年7月28日停刊，共出版48期。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 77；李长森：《近代澳门外报史稿》，第83页。

民国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9月6日，高可宁澳门大井头高德成堂大厦落成，同日乔迁新居，建筑费共计双毫109900元。初来澳门时，高氏暂居林家围租借赵鉴持之屋，后迁至司打口裕贞公司内。后从土生葡人哥利哈素后裔处购得现址的一处屋宇，并委托香港建筑公司设计拆建为高宅。楼高三层，外形采用20年代港澳盛行的“罗马式”风格，表面华贵典雅，屋内则全用中式，装饰美轮美奂，大堂正中雕刻百寿图，由100个木雕烫真金粉的“寿”字构成，全屋置百多幅刻花玻璃，均从北京特意订制而来，雕刻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神话故事等。

民国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9月6日，高可宁澳门大井头高德成堂大厦落成，同日乔迁新居，建筑费共计双毫109900元。初来澳门时，高氏暂居林家围租借赵鉴持之屋，后迁至司打口裕贞公司内。后从土生葡人哥利哈素后裔处购得现址的一处屋宇，并委托香港建筑公司设计拆建为高宅。楼高三层，外形采用20年代港澳盛行的“罗马式”风格，表面华贵典雅，屋内则全用中式，装饰美轮美奂，大堂正中雕刻百寿图，由100个木雕烫真金粉的“寿”字构成，全屋置百多幅刻花玻璃，均从北京特意订制而来，雕刻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神话故事等。高福成笔录：《家慈叙述》，载高福耀等笔录：《高可宁先生言行录》；李鹏翥：《澳门古今》，第99─100页。按：李鹏翥前引书称本年10月购得该处屋宇，此处则依据《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民国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9月6日，澳门政府颁布训令，宣布裁撤华政厅，其人员归属市政厅。

民国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9月6日，澳门政府颁布训令，宣布裁撤华政厅，其人员归属市政厅。《澳门政府宪报》1919年9月6日第36号。

民国十四年（1925年）九月六日议案，卢值仲兼任镜湖医院护校校长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12月，原设于南海之益隆炮竹厂迁入澳门氹仔飞能便度街(Rua Fernão Mendes Pinto)和施督宪正街(Rua Direita Carlos Eugénio)建厂。该厂东主邓璧棠，占地高达11公顷，为澳门最大的炮竹厂。迁澳初期，由于熟练技工短缺，即到东莞、高要、南海一带招人。当时仲介招人，一人可得50元仲介费。1926年9月6日，益隆炮竹厂东主向政府申请，继续将经营牌照续期一 年，获准。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12月，原设于南海之益隆炮竹厂迁入澳门氹仔飞能便度街(Rua Fernão Mendes Pinto)和施督宪正街(Rua Direita Carlos Eugénio)建厂。该厂东主邓璧棠，占地高达11公顷，为澳门最大的炮竹厂。迁澳初期，由于熟练技工短缺，即到东莞、高要、南海一带招人。当时仲介招人，一人可得50元仲介费。1926年9月6日，益隆炮竹厂东主向政府申请，继续将经营牌照续期一 年，获准。澳门历史档案馆第53卷12号F；转自陈炜恒：《从益隆炮竹厂的兴衰看氹仔炮竹业变迁》，载《海岛回澜》创刊号，第38─49页，2009年。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9月6日，半月刊《新思潮》(Ideia Nova)创刊，至1929年3月31日停刊，若奥．费尔南德斯少校(João Gregório Fernandes)担任社长，编辑为帕谢克．施利华(Piedade Pacheco e Silva)、若阿斯．洛佩斯(Joas Lopes)和贝尔纳多．维迪高(Bernardo da Silva Vidigal)。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9月6日，半月刊《新思潮》(Ideia Nova)创刊，至1929年3月31日停刊，若奥．费尔南德斯少校(João Gregório Fernandes)担任社长，编辑为帕谢克．施利华(Piedade Pacheco e Silva)、若阿斯．洛佩斯(Joas Lopes)和贝尔纳多．维迪高(Bernardo da Silva Vidigal)。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30─131.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月六日例会，主席提议此次筹赈汉口水灾，经前期议定召开联席会议集商一切办法，唯同善堂方面今日未有值理列席，似难得有具体办法，而前方灾情奇重，则筹赈实不容缓，应如何办理请公议，随由崔君诺枝提议同善堂现有年前赈余款项六千元有奇，似可拨出六千元，以充此次赈款再由镜湖医院垫交四千以足一万元之数，则可随时汇往散赈，将来募捐所得祗除回镜湖医院垫款四千元，如有余数尚可续行汇往灾方，以惠灾民至向同善堂提款弟愿负责办理等语，主席以崔君之议付表决众赞成通过。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9月6日，因战事关系，火柴原料来源多已告绝，澳门各厂暂停制造，火柴价格猛涨。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9月6日，因战事关系，火柴原料来源多已告绝，澳门各厂暂停制造，火柴价格猛涨。傅玉兰主编：《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191页。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9月6日，《葡萄牙东方报》创办人卡洛斯‧黎登 (Carlos de Mello Leitão)在澳门逝世。黎登1879年生于葡萄牙维塞岛省，毕业于科英布拉大学法律系。1906年入澳，任澳门公证员及律师。其本人极其富有，拥有澳门著名的利为旅酒店、Majestic酒店和国华电影院 (Cinema Capitó1io)等标志性物业。黎登在葡国拥有妻室，在澳门亦有三位夫人，共有24名子女。其中排行第14的安琪拉‧梅洛‧黎登 (Clementina Ângela de Melo Leitão，中文名为黎婉华)为现任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主席何鸿燊先生的夫人。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9月6日，《葡萄牙东方报》创办人卡洛斯‧黎登 (Carlos de Mello Leitão)在澳门逝世。黎登1879年生于葡萄牙维塞岛省，毕业于科英布拉大学法律系。1906年入澳，任澳门公证员及律师。其本人极其富有，拥有澳门著名的利为旅酒店、Majestic酒店和国华电影院 (Cinema Capitó1io)等标志性物业。黎登在葡国拥有妻室，在澳门亦有三位夫人，共有24名子女。其中排行第14的安琪拉‧梅洛‧黎登 (Clementina Ângela de Melo Leitão，中文名为黎婉华)为现任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主席何鸿燊先生的夫人。Jorge Forg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311；李长森：《近代澳门外报史稿》，第138页，福尔加斯书称黎登拥有峰景酒店股份，实际应为Majestic酒店。

2004年9月6日，澳门特区政府争取多时的更方便的“澳门居民入出境香港”措施终与香港特区政府达成共识，澳门成为首个获允许不用持护照或旅游证件入出香港的地方，澳门永久性居民可从10月18日起持智能身份证赴港。

“恒丰”家俬，其店铺前址为酒厂，后来由现今老板顶手而变为傢俬店，其特色招牌是以木制雕刻而成，但可惜的是因街号不合规定而已被拆卸。

“恒丰”傢俬，其店铺前址为酒厂，后来由现今老板顶手而变为傢俬店，其特色招牌是以木制雕刻而成，但可惜的是因街号不合规定而被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