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4月15日，武宗崩于豹房。不久，阁臣杨廷和奉太后旨意处理葡萄牙使团和马六甲使臣告难之事。由于马六甲国王的使臣图昂(Tuam Nasam Mudeliar)已先于葡人使臣到达中国，图昂通过中国官员在武宗面前控诉了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的暴行，另外，阁臣们发现葡人国书与使团通事所言不符，大使递交给武宗的三封信相互矛盾，其中还有翻译的有意篡改，内阁认为这一使团系伪冒。有大臣建议将葡使团人员作为间谍处死，但最后还是宽恕了这些葡萄牙人，遂决定：“佛郎机等处进贡夷人，俱给赏，令还国。”而葡人带来的礼物也拒绝接受。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4月15日，武宗崩于豹房。不久，阁臣杨廷和奉太后旨意处理葡萄牙使团和马六甲使臣告难之事。由于马六甲国王的使臣图昂(Tuam Nasam Mudeliar)已先于葡人使臣到达中国，图昂通过中国官员在武宗面前控诉了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的暴行，另外，阁臣们发现葡人国书与使团通事所言不符，大使递交给武宗的三封信相互矛盾，其中还有翻译的有意篡改，内阁认为这一使团系伪冒。有大臣建议将葡使团人员作为间谍处死，但最后还是宽恕了这些葡萄牙人，遂决定：“佛郎机等处进贡夷人，俱给赏，令还国。”而葡人带来的礼物也拒绝接受。张廷玉：《明史》卷16《武宗纪》。高德胜：《欧洲第一个赴华使节》，第149页。卡尔沃：《广州葡囚信》，第80─81页；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62《人物•梁焯传》；《明武宗实录》卷197，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卡尔沃：《广州葡囚信》，第79页。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1月27日─1561年1月15日)4月15日，仅有4位传教士的第19批耶稣会远征队从里斯本出发。这个由6艘大黑船组成的船队由若尔热•索萨(Jorge Sousa)指挥。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1月27日─1561年1月15日)4月15日，仅有4位传教士的第19批耶稣会远征队从里斯本出发。这个由6艘大黑船组成的船队由若尔热•索萨(Jorge Sousa)指挥。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5页。

隆庆五年(1571年1月26日─1572年1月14日)4月15日，菲岛总督黎牙实比率兵北上，入侵吕宋岛，攻占马尼拉，并将此地作为统治菲岛的行政首府和通航美洲的唯一港口。在途中，他在民都洛从菲律宾族人手里赎回50名航行失事的中国人，并把他们送回中国，开始实行善待一切中国商人的政策。他原准备派两名修士随船去中国，希望能与中国皇帝缔约。但为中国人所拒绝。中国人解释说，没有特许证书，修士不得进入中国境内。

隆庆五年(1571年1月26日─1572年1月14日)4月15日，菲岛总督黎牙实比率兵北上，入侵吕宋岛，攻占马尼拉，并将此地作为统治菲岛的行政首府和通航美洲的唯一港口。在途中，他在民都洛从菲律宾族人手里赎回50名航行失事的中国人，并把他们送回中国，开始实行善待一切中国商人的政策。他原准备派两名修士随船去中国，希望能与中国皇帝缔约。但为中国人所拒绝。中国人解释说，没有特许证书，修士不得进入中国境内。博克塞：《16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之《导言》，第19页。

万历十六年（1588年1月28日─1589年2月14日）4月15日，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多明戈斯•蒙地路致函国王称：一艘满载墨西哥白银的西班牙船来到澳门，船上还载来西班牙多明我会士安东尼奥•圣玛利亚（António de Santa Maria）。多明戈斯•蒙地路还抱怨说：这对澳门十分不利。

万历十六年（1588年1月28日─1589年2月14日）4月15日，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多明戈斯•蒙地路致函国王称：一艘满载墨西哥白银的西班牙船来到澳门，船上还载来西班牙多明我会士安东尼奥•圣玛利亚（António de Santa Maria）。多明戈斯•蒙地路还抱怨说：这对澳门十分不利。Boletim da Filrn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No.15. PP.587—588, p.58.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2月6日─1599年1月26日）4月15日，意大利人弗兰西斯科•卡莱蒂（Francesco Carletti）及其父安东尼奥•卡莱蒂（António Carletti）来到澳门。卡莱蒂父子是1596年3月25日离开墨西哥城，当年6月初抵达菲律宾，当时他们向西班牙总督表示要前往澳门时，遭到了对方的禁止。于是他们被迫于1597年5月从马尼拉乘船前往日本长崎，在长崎停留至本年3月3日离开，然后抵达澳门。同船来的还有几位葡萄牙人。16日，两父子即被逮捕，并被关押审讯3天。这是为了严格执行禁止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贸易的命令，因为他们曾在菲律宾逗留。后来，卡莱蒂父子缴纳了一笔保金后，始获释放，并规定他们遇到适当船期，须马上前往葡属印度。7月20日，安东尼奥•卡莱蒂因患重病逝世，埋葬在澳门主教座堂大祭台对面。弗兰西斯科•卡莱蒂在澳门逗留了一年多时间，并将他所见到的澳门及广州交易会记录在他的著作《周游世界评说》中： 澳门是一座小城，既无城墙，又无城堡，只有一些葡萄牙人的房屋。它名叫上帝圣名之城，尽管靠近中国，却由一个葡萄牙首领统管。该首领每年由果阿派遣，携带葡萄牙王室的护照及国王的指令，对在那里居住的葡萄牙人执法。澳门除了主教所在的大教堂外，还有圣方济各会、圣多明我会和圣奥斯定会的教堂与修院，但只有少数兄弟，这是因为滞留在澳门的少数葡萄牙人的每日支出全部要靠捐赠生活。此外还有耶稣会的修道士，他们拥有被称为学院（colégio）的教堂，那里居住着许多神父和兄弟，他们中的一些人潜入中国大陆，另一些被派遣至日本。我滞留日本时曾听说，视察员范礼安除了在澳门学院所用的钱外，每年还为维持天主教而消费8000～9000埃斯库多（escudo）。 广州交易会每年9月至10月出售送往印度的商品，4月至5月出售送往日本的商品。这些商品主要是生丝，每次航海可运送7万～8万雷阿尔（每雷阿尔相当于20盎司）。送往日本的有大量的各种织物和铅。此外，水银、铅丹的数量也同样很大，还有质量一般的麝香，另外，还有其他大量的物品，例如食料和各种陶制器皿。还往往运送黄金，黄金贸易可以获得70%～80%的利润，在发生战争时还更多。为满足我的愿望，当葡萄牙人去购买发往印度货物的广州（Canton）交易会（feira）或集市（mercato）的时间来临时，我把我的现金给了代表们。从澳门市民中选出四五人，任命他们以大家的名义去购货，以便货物价格不出现变化。代表们乘中国人的船被送往广州，携带着想花或可以动用的钱。一般是相当于250000至300000埃斯库多的雷阿尔或来自日本及印度的银锭。这些船名叫舲艇（lantea），舲艇是小船，类同日本的黑船（funee），以桨航行[但日本船大得多，类似我们的大帆船（galere），但更加舒适]。葡萄牙人不得离开这些船只。只有白天允许他们上岸行走，入广州城观看货物，商讨价格。定价称作“拍板”（dare la pancada）。之后，可以这一价格购买个人欲购的货物，但在商人代表订立合同前，任何人不得采购。入夜后，所有人返回龙头划船上进食休眠。一边购货一边根据葡人的需要将其以龙头划船或来自印度的大舶运至澳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弗兰西斯科•卡莱蒂在游记中也提到了澳门妈祖庙：“在一重大的节日中上供上述东西时，人们在庙宇附近会餐。我在阿妈港（Amacao）曾目睹此情形。于一旷野处，在他们敬拜的庙宇处，有巨石数块，上面镂刻鎏金大字，这一庙宇人称‘Ama’，故本岛称作Amacao岛，意即Ama庙宇之地。该节日落在三月新月的第一日，即他们的新年。作为最重要的节日，举国欢庆之。”弗兰西斯科•卡莱蒂的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完全可以证明妈祖庙建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之前。参阅Francesco Carletti, Ragionamenti del mio Viaggio intorino ao mondo（1594—1606）, 加尔西亚：《澳门与菲律宾之历史关系》，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543—544页。埃斯库多（Escudo），葡萄牙货币单位，与帕塔卡（pataca）同值。 Francesco Carletti, Ragionamenti del mio Viaggio intorino ao mondo（1594—1606）, pp.181—182.Francesco Carletti, Ragionamenti del mio Viaggio intorino ao mondo（1594—1606）, p.205. 转自金国平、吴志良：《过十字门》，第83页。

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2月9日－1653年1月28日)4月15日，耶稣会助理修士邱良禀(Domingos Mendes K'ieou)在澳门逝世。邱良禀，字原初，澳门人。1582年生于澳门，其祖籍为浙江。后入耶稣会为助理，先后在广东、北京、海南及交趾支那传教，任传道员达30年。

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2月9日－1653年1月28日)4月15日，耶稣会助理修士邱良禀(Domingos Mendes K'ieou)在澳门逝世。邱良禀，字原初，澳门人。1582年生于澳门，其祖籍为浙江。后入耶稣会为助理，先后在广东、北京、海南及交趾支那传教，任传道员达30年。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427页。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2月14日－1715年2月3日）4月15日，澳门议事会书记官皮雷斯·莫拉（Manuel Pires de Moura）在执笔写给东京国王的信中提出在东京建立一个贸易点。派驻若干代表处理商务，并对东京遣使前来重建两地贸易关系表示欢迎，送信者为维迪卡尔·吉安（Manuel Vidigal Gião）船长。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2月14日－1715年2月3日）4月15日，澳门议事会书记官皮雷斯．莫拉（Manuel Pires de Moura）在执笔写给东京国王的信中提出在东京建立一个贸易点的建议，派驻若干代表处理商务，并对东京遣使前来重建两地贸易关系表示欢迎。送信者为维迪卡尔．吉安（Manuel Vidigal Gião）船长。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s.15, p.198; 潘日明：《唐·若奥五世在远东的外交政策》，载《文化杂志》第11—12期，1993年。

乾隆六年（1741年2月16日－1742年2月4日）4月15日，葡萄牙海外管理委员会命令葡印总督提供有关澳门各炮台的情况。葡印总督在复信中称：澳门市的炮台、防卫、军火和卫队均处于再糟不过的地步，因为这座无遮拦的城市靠的是四座炮台、二座堡垒和三座称为要塞的房子。任何一座都没有水源；圣保禄炮台是最大的一座，多少年前它曾经有一个积水池，但早已成为废墟，均因无人修缮而落到今天的地步。所有这些建筑由七名兵头、四名少尉、七名军曹守卫。在这些人中，必须抽出一小部分人兼管总督官邸，以应付急需，负责夜间巡逻，防止任何突发事件。每座炮台只有十六名士兵、一位兵头和一名少尉军官及一名军曹。只有炮弹还算充足，大炮还算精良。

乾隆六年（1741年2月16日－1742年2月4日）4月15日，葡萄牙海外管理委员会命令葡印总督提供有关澳门各炮台的情况。葡印总督在覆信中称：澳门市的炮台、防卫、军火和卫队均处于再糟不过的地步，因为这座无遮拦的城市靠的是四座炮台、二座堡垒和三座称为要塞的房子。任何一座都没有水源；圣保禄炮台是最大的一座，多少年前它曾经有一个积水池，但早已成为废墟，均因无人修缮而落到今天的地步。所有这些建筑由七名兵头、四名少尉、七名军曹守卫。在这些人中，必须抽出一小部分人兼管总督官邸，以应付急需，负责夜间巡逻，防止任何突发事件。每座炮台只有十六名士兵、一位兵头和一名少尉军官及一名军曹。只有炮弹还算充足，大炮还算精良。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29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382.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2月9日─1767年1月29日)4月15日，葡印总督通知澳门议事会推迟发放薪俸给主教，直到葡萄牙国王作出决定发放，议事会照做。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2月9日─1767年1月29日)4月15日，葡印总督通知澳门议事会推迟发放薪俸给主教，直到葡萄牙国王作出决定发放，议事会照做。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Ⅷ, p. 553.

嘉庆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4月15日，香山县丞王某通知澳门议事会理事官安东尼奥‧埃萨称，香山知县许乃来已去广州谒见两广总督吉庆，将英军欲占澳门的情况做了汇报。两广总督已下令行商潘致祥下澳，将东印度公司大班带同进省。行商称，英国并无谋占澳门之意。并谕令议事会理事官：“不准英咭利兵船 上岸借住，催令该国兵夷船刻日开行。”

清嘉庆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4月15日，香山县丞王某通知澳门议事会理事官安东尼奥‧埃萨称，香山知县许乃来已去广州谒见两广总督吉庆，将英军欲占澳门的情况做了汇报。两广总督已下令行商潘致祥下澳，将东印度公司大班带同进省。行商称，英国并无谋占澳门之意。并谕令议事会理事官：“不准英咭利兵船 上岸借住，催令该国兵夷船刻日开行。”《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理事官为英国兵丁欲图上岸占据澳门事呈香山县丞禀》，第744页。

嘉庆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5月19日，出海协助清水师缉捕海盗的2艘洋船回到澳门。其中1艘在三灶洋面，捕获海盗船1艘，水手人等7名。5月31日，香山知县金毓奇下澳门理事官俾利喇谕，犒赏协助捕获海盗的澳门葡萄牙船。它们在4月15、16日与海盗的战斗中，协助歼毙盗匪甚多，并生擒杨朦九等40余名，后又拿获林亚旺等7名，发来猪、羊、茶叶、橘饼等物分赍西洋船收领，作为犒赏。

清嘉庆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5月19日，出海协助清水师缉捕海盗的2艘洋船回到澳门。其中1艘在三灶洋面，捕获海盗船1艘，水手人等7名。5月31日，香山知县金毓奇下澳门理事官俾利喇谕，犒赏协助捕获海盗的澳门葡萄牙船。它们在4月15、16日与海盗的战斗中，协助歼毙盗匪甚多，并生擒杨朦九等40余名，后又拿获林亚旺等7名，发来猪、羊、茶叶、橘饼等物分赍西洋船收领，作为犒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金毓奇为提解番船所获海盗事通知澳门理事宫俾利喇》，第484页。《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金毓奇为犒赏获盗番船事下理事官谕》，第485页。

嘉庆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4月15日，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Carlos Ⅳ）的御医沙维尔•巴尔米斯（Francisco Xavier Balmis）携带26名墨西哥儿童抵达马尼拉，在那里建立痘局，推广牛痘法。当时来自澳门的葡萄牙著名商人啤道路•滑（Pedro Huet）正在马尼拉贸易。他于5月14日返回澳门前，让他所有的船员都接种了牛痘，当时马尼拉至澳门的航程一般为8—10天，即当“希望（Esperanza）”号商船抵达澳门时，船员所接种的牛痘正好是成熟采苗的好时机。牛痘就这样被成功地传入澳门。啤道路•滑将牛痘带到澳门后，引起澳门政府的重视，澳门王室大法官兼仁慈堂董事会审理法官眉额带历于5月发布一项命令：“天花接种的方法已被带进澳门，本董事会决定在仁慈堂医院（即贫民医院）辟出一间屋子以供接种之用。每天从早晨 开始，由议事会医生向自愿前来接种者施种。”仁慈堂即拨出20—25两银子，在医院开辟一间种痘房间，每天接种4人，以保持痘苗不断，担任接种者为议事会医生多明戈斯•戈麦斯（Domingos José Gomes）。 5月，英国商馆医生皮尔逊（Pearson）从马尼拉开往澳门的葡萄牙船“希望”号得 到牛痘疫苗，对牛痘进行了详细介绍，并由托玛斯•司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爵士译成中文，翻译是与一个学习医务的中国人合作的，他当时在澳门，他答应帮助翻译并以他的行号出名。此即郑崇谦译《种痘奇书》。

清嘉庆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4月15日，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Carlos Ⅳ）的御医沙维尔•巴尔米斯（Francisco Xavier Balmis）携带26名墨西哥儿童抵达马尼拉，在那里建立痘局，推广牛痘法。当时来自澳门的葡萄牙著名商人啤道路•滑（Pedro Huet）正在马尼拉贸易。他于5月14日返回澳门前，让他所有的船员都接种了牛痘，当时马尼拉至澳门的航程一般为8—10天，即当“希望（Esperanza）”号商船抵达澳门时，船员所接种的牛痘正好是成熟采苗的好时机。牛痘就这样被成功地传入澳门。啤道路•滑将牛痘带到澳门后，引起澳门政府的重视，澳门王室大法官兼仁慈堂董事会审理法官眉额带历于5月发布一项命令：“天花接种的方法已被带进澳门，本董事会决定在仁慈堂医院（即贫民医院）辟出一间屋子以供接种之用。每天从早晨 开始，由议事会医生向自愿前来接种者施种。”仁慈堂即拨出20—25两银子，在医院开辟一间种痘房间，每天接种4人，以保持痘苗不断，担任接种者为议事会医生多明戈斯•戈麦斯（Domingos José Gomes）。 5月，英国商馆医生皮尔逊（Pearson）从马尼拉开往澳门的葡萄牙船“希望”号得 到牛痘疫苗，对牛痘进行了详细介绍，并由托玛斯•司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爵士译成中文，翻译是与一个学习医务的中国人合作的，他当时在澳门，他答应帮助翻译并以他的行号出名。此即郑崇谦译《种痘奇书》。Tom Colvin, The Balmis Expeditim: In Quest of the Antidote to Smallpox, paper delivered at　the Fil-Hispano National Day Conference, in Malolos, Bulacan, June 30th, 2003;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o Assistência, pp. 9394, 转自董少新《牛痘入华：一项由多国多人共同完成的技术交流》，载《文化杂志》第65期，2007年。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15页；道光《南海县志》卷44《杂录》。

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4月15日，印度总督贝尔南多·罗雷拉伯爵向澳门商船“印第安纳（Indiano）”号和“光荣安东尼奥（António Brilhante）”号船主表示慰问。 两艘船在上年遭马尼拉海盗抢劫。他向澳门议事会通报说，为找回这两艘船，他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4月15日，印度总督贝尔南多·罗雷拉伯爵向澳门商船“印第安纳（Indiano）”号和“光荣安东尼奥（António Brilhante）”号船主表示慰问。 两艘船在上年遭马尼拉海盗抢劫。他向澳门议事会通报说，为找回这两艘船，他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1页。

嘉庆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4月15日，在张保仔投降前夕，意外事件发生。那就是当时出任澳门总督的区华龄嘉是一位来自莫布尔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巴西人。此人对中国与澳门的情况十分不熟悉，且又懒惰好虚荣。他先是反对张保仔投降仪式在澳门举行，当谈判决定投降仪式在香山县的芙蓉沙举行时，他又迟迟不下命令撤销澳门葡萄牙舰队对海盗船队的封锁。故海盗船队启动准备赴投降地点时，澳门舰队总司令阿尔科福拉多·索萨以为海盗们要突围，故组织舰队进行了作战准备。后经过眉额带历对区华龄嘉总督的反复说明才使总督恢复理智，下令阿尔科福拉多撤销对张保仔的包围。这样，投降仪式得以在芙蓉沙顺利进行。当时有17318名海盗连同226艘帆船，1315门火炮，2798件其他武器交归清政府。其中张保仔交出105艘帆船和9344名部属，郑一嫂交出24艘帆船和1433名部属，郑保养交出27艘帆船和1686名部属，香山二交出59艘帆船和4163名部属，梁亚康交出10艘帆船和667名部属，另有1艘帆船和25人归属不明。20日，张保仔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亦被清政府授予千总衔，并允许他保留一支26—30艘帆船的船队，广东政府还拨给他一大笔钱，让他为部下在岸上买地建房安居。约有350名罪恶昭彰的海盗没被赦免，其中60人被判处流刑两年，151人被判终身充军，126人被判死刑。有14人的死刑就在澳门城门外执行。按照嘉庆十四年（1809）十月十六日（11月23日）的协议，清政府应付8万元船舰费给澳门议事会，因澳门议事会为装备兵船时已借银13000元，故实付银66645.3元, 而海盗战利品的分配，澳门分得了180艘帆船，600门火炮及大约3500件各类枪械。眉额带历作为胜利者一方的代表返回澳门，受到澳门全体市民的热烈欢迎，澳门为葡萄牙船队获得的辉煌胜利而欢呼，炮台鸣炮，教堂敲钟，通宵灯火辉煌地庆贺澳门的胜利。

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4月15日，在张保仔投降前夕，意外事件发生。那就是当时出任澳门总督的区华龄嘉是一位来自莫布尔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巴西人。此人对中国与澳门的情况十分不熟悉，且又懒惰好虚荣。他先是反对张保仔投降仪式在澳门举行，当谈判决定投降仪式在香山县的芙蓉沙举行时，他又迟迟不下命令撤销澳门葡萄牙舰队对海盗船队的封锁。故海盗船队启动准备赴投降地点时，澳门舰队总司令阿尔科福拉多·索萨以为海盗们要突围，故组织舰队进行了作战准备。后经过眉额带历对区华龄嘉总督的反复说明才使总督恢复理智，下令阿尔科福拉多撤销对张保仔的包围。这样，投降仪式得以在芙蓉沙顺利进行。当时有17318名海盗连同226艘帆船，1315门火炮，2798件其他武器交归清政府。其中张保仔交出105艘帆船和9344名部属，郑一嫂交出24艘帆船和1433名部属，郑保养交出27艘帆船和1686名部属，香山二交出59艘帆船和4163名部属，梁亚康交出10艘帆船和667名部属，另有1艘帆船和25人归属不明。20日，张保仔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亦被清政府授予千总衔，并允许他保留一支26—30艘帆船的船队，广东政府还拨给他一大笔钱，让他为部下在岸上买地建房安居。约有350名罪恶昭彰的海盗没被赦免，其中60人被判处流刑两年，151人被判终身充军，126人被判死刑。有14人的死刑就在澳门城门外执行。按照嘉庆十四年（1809）十月十六日（11月23日）的协议，清政府应付8万元船舰费给澳门议事会，因澳门议事会为装备兵船时已借银13000元，故实付银66645.3元, 而海盗战利品的分配，澳门分得了180艘帆船，600门火炮及大约3500件各类枪械。眉额带历作为胜利者一方的代表返回澳门，受到澳门全体市民的热烈欢迎，澳门为葡萄牙船队获得的辉煌胜利而欢呼，炮台鸣炮，教堂敲钟，通宵灯火辉煌地庆贺澳门的胜利。高美士：《张保仔船队的毁灭》，载《文化杂志》第3期，1987年。关于张保仔归降的人数、武器、船只等，《清实录》、《上谕档》、《广东海防汇览》及龙思泰《早期澳门史》所载不一，本处采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第150页提供的资料。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140页称清政府每月给张保仔1.8万两白银补助金。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第151页。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137页；但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60页称：清政府对澳门背信弃义，澳门旧时的特权没有恢复，在讨论分配战利品时，眉额带历仅接受了一些炮献给葡萄牙摄政王唐·若奥，其余都交给清政府处理。清政府也没有支付当初答应的银两。高美士的说法又有不同：“至于战利品的分配，不知什么使得眉额带历大法官那么慷慨。有人说他要把海盗的1200门火炮送给摄政王对付拿破仑，有人说尽管按协议平分战利品，但他只给澳门留下50门火炮。”高美士：《张保仔船队的毁灭》，载《文化杂志》第3期，1987年。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4月15日，在澳门华人将要举办妈祖神诞庆典的前5天，澳门教区沙辛主教发表一份告诫书，由几位副职神父在他们各自的堂区散发张贴。主教以慈父般的语言劝诫说，所有的基督徒，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在华人游行队伍通过时，不能在街上或在家中透过百叶窗偷看，违者革除教籍。但这项惩戒无法实行，因为华人庆典仪式太隆重了，整整持续了3天。晚上，市集上灯火通明，正在表演滑稽而有趣的中国戏，大部分人都将观看视为一种享乐。在基督徒的总人数中，能抑制诱惑的不到50人。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4月15日，在澳门华人将要举办妈祖神诞庆典的前5天，澳门教区沙辛主教发表一份告诫书，由几位副职神父在他们各自的堂区散发张贴。主教以慈父般的语言劝诫说，所有的基督徒，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在华人游行队伍通过时，不能在街上或在家中透过百叶窗偷看，违者革除教籍。但这项惩戒无法实行，因为华人庆典仪式太隆重了，整整持续了3天。晚上，市集上灯火通明，正在表演滑稽而有趣的中国戏，大部分人都将观看视为一种享乐。在基督徒的总人数中，能抑制诱惑的不到50人。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184—185页。

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3月22日，澳门总督席尔维拉·边度承诺为澳英人提供庇护。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在澳门发布《给女王陛下臣民们的公告》称：这个“殖民地”的葡萄牙当局已经保证，只要女王陛下臣民在该“殖民地”的范围内不进行违背这个帝国的贸易活动，允许他们在此地居住并提供权力范围内的一切保护。边度在4月15日重申他“将尽力保护在澳门的英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但不包括该照会中说明的那个唯一的例外情况”。即是说有走私贩卖鸦片行径的部分英商，不在其保护范围之内。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3月22日，澳门总督席尔维拉·边度承诺为澳英人提供庇护。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在澳门发布《给女王陛下臣民们的公告》称：这个“殖民地”的葡萄牙当局已经保证，只要女王陛下臣民在该“殖民地”的范围内不进行违背这个帝国的贸易活动，允许他们在此地居住并提供权力范围内的一切保护。边度在4月15日重申他“将尽力保护在澳门的英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但不包括该照会中说明的那个唯一的例外情况”。即是说有走私贩卖鸦片行径的部分英商，不在其保护范围之内。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第375，411页。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2月5日─1849年1月23日）4月15日，从本日起，澳门城外望厦村、龙田村等处村民开始向澳门政府办理土地所有权证，申报纳税田亩。计有沈遐龄堂、何积善堂、林莲号、柯亮华、沈振江及普济禅院等数十人户，其中普济禅院拥有田亩最多，共计29处，189. 36亩。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2月5日─1849年1月23日）4月15日，从本日起，澳门城外望厦村、龙田村等处村民开始向澳门政府办理土地所有权证，申报纳税田亩。计有沈遐龄堂、何积善堂、林莲号、柯亮华、沈振江及普济禅院等数十人户，其中普济禅院拥有田亩最多，共计29处，189. 36亩。《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127—153号档，第77—87页。

咸丰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1月5日，香港政府组织特别法庭审讯上年12月因劫夺华人船只而发生的“芬顿案”。审判结果，芬顿无罪，属下的三名华人被判死刑。澳门政府对此案的判处深感不满，特派在场目击刺死米兰达上尉的证人到港指认凶手，并确定凶手无误。港府遂于4月15日再次庭讯，芬顿只承认海盗罪，而杀人则为其属下所为。特别法庭遂以交通海盗罪判处芬顿有期徒刑三年。

咸丰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1月5日，香港政府组织特别法庭审讯上年12月因劫夺华人船只而发生的“芬顿案”。审判结果，芬顿无罪，属下的三名华人被判死刑。澳门政府对此案的判处深感不满，特派在场目击刺死米兰达上尉的证人到港指认凶手，并确定凶手无误。港府遂于4月15日再次庭讯，芬顿只承认海盗罪，而杀人则为其属下所为。特别法庭遂以交通海盗罪判处芬顿有期徒刑三年。马沅：《香港法例汇编》，第20页。

咸丰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4月15日，葡文报纸《真理与自由》（Verdade e Liberdade）在广州出版，逢周四发行，该报为政治、文学及商业性报纸。该报由澳门土生葡人罗郎也印字馆印刷。主编为若瑟‧苏沙（José Maria da Silva e Sousa）。这是澳门葡人在广州创办的唯一一份报纸。

咸丰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4月15日，澳督批示的法令公布，即日开征灯火税。

咸丰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4月15日，葡文报纸《真理与自由》（Verdade e Liberdade）在广州出版，逢周四发行，该报为政治、文学及商业性报纸。该报由澳门土生葡人罗郎也印字馆印刷。主编为若瑟‧苏沙（José Maria da Silva e Sousa）。这是澳门葡人在广州创办的唯一一份报纸。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 265, p. 290.

咸丰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4月15日，澳督批示的法令公布，即日开征灯火税。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13页。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4月15日，澳门政府颁布的第33号训令提及有46名儿童失踪。法令除颁布寻找失踪儿童的措施外，还决定将对参与拐卖儿童违法活动的犯罪者予以严惩。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4月15日，澳门政府颁布的第33号训令提及有46名儿童失踪。法令除颁布寻找失踪儿童的措施外，还决定将对参与拐卖儿童违法活动的犯罪者予以严惩。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67页。

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1月，里斯本塞尔纳谢神学院毕业的曼努埃尔‧法里尼亚（Manuel José Farinha）神父抵达澳门，任澳门圣若瑟学院教长。4月15日又任命为花王堂区神父。1890年4月因健康原因离澳回国。

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1月，里斯本塞尔纳谢神学院毕业的曼努埃尔‧法里尼亚（Manuel José Farinha）神父抵达澳门，任澳门圣若瑟学院教长。4月15日又任命为花王堂区神父。1890年4月因健康原因离澳回国。白尼奥：《在远东的塞尔纳谢‧多‧邦雅尔丁学院的神父》，载《文化杂志》第57期，2005年。

光绪十七年（1891年2月9日─1892年1月29日）4月15日，由于中国政府苛刻税收，广州的爆竹厂纷纷迁来澳门。

光绪十七年（1891年2月9日─1892年1月29日）4月15日，由于中国政府苛刻税收，广州的爆竹厂纷纷迁来澳门。民政署案卷P组第279号（A.H.M），转引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65页。

光绪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3月31日，澳门政府出示严禁过路湾番摊赌博。其后华商沈泽英、何显华获得批准承充过路湾番摊生意，期限自1892年4月15日起，至1895年6月30日止。该禁令遂于4月15日弛禁。

光绪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3月31日，澳门政府出示严禁过路湾番摊赌博。其后华商沈泽英、何显华获得批准承充过路湾番摊生意，期限自1892年4月15日起，至1895年6月30日止。该禁令遂于4月15日弛禁。《澳门政府宪报》1892年4月16日第15号。

光绪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2日，澳门政府告示：氹仔番摊生意，准陈槐堂承充，由1892年9月1日起，至1894年6月30日止，并允准承充人在氹仔埠头之海面，开设摊船四只。过路湾番摊生意，经准沈进（即沈泽英）、何汝华承充，由1892年4月15日起，至1895年6月30日止。氹仔、过路湾猪肉生意，经准黄广、黄万、冼乐等承充，由1892年7月1日起，至1894年6月30日止。据《中西日报》早前的报导，上述几项专营出投时，曾将氹仔番摊底价额定为5600元、肉码底价额定为1420元，竟然无人下票。4月29日，复行开投，不再限以底价。番摊饷码仍然寂然，只有一人下票。投肉票者，每年只认缴饷800元，较现届已少400元之数。由是可知澳门生意冷淡。

光绪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2日，澳门政府告示：氹仔番摊生意，准陈槐堂承充，由1892年9月1日起，至1894年6月30日止，并允准承充人在氹仔埠头之海面，开设摊船四只。过路湾番摊生意，经准沈进（即沈泽英）、何汝华承充，由1892年4月15日起，至1895年6月30日止。氹仔、过路湾猪肉生意，经准黄广、黄万、冼乐等承充，由1892年7月1日起，至1894年6月30日止。据《中西日报》早前的报导，上述几项专营出投时，曾将氹仔番摊底价额定为5600元、肉码底价额定为1420元，竟然无人下票。4月29日，复行开投，不再限以底价。番摊饷码仍然寂然，只有一人下票。投肉票者，每年只认缴饷800元，较现届已少400元之数。由是可知澳门生意冷淡。《中西日报》1892年6月7日《西译译录》。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九日（1896年3月22日）集院，议本月初三日（4月15日）接省城两粤广仁善堂来函所议，广西省柳州庆远南宁太平各郡饥荒仰祈助赈灾恤怜，此亦善举如何办法，祈为定夺。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七日（1896年4月19日）集院，议粤西赈捐拟三月初十日（4月22日）缴折经于初三日（4月15日）先行汇省广仁善堂银五佰元汇收代赈以后收齐，除汇项外盈余多寡可否汇往该堂汇赈，仰祈卓夺。公议收齐然后定夺。

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4月15日，面对澳门地区稀少的案件，殖民部第2259号命令决定澳门仅设立一所法院，将民事、商业及刑事合并为一。审计兼平政院由法区法官兼管。

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4月15日，面对澳门地区稀少的案件，殖民部第2259号命令决定澳门仅设立一所法院，将民事、商业及刑事合并为一。审计兼平政院由法区法官兼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259页。

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1月1日-1935年12月31日)4月15日，澳督美兰德的一份报告称，面对世界市场，澳门经济呈现萧条局面，澳门商业和贸易至1930年初下降到历史新低。除政府之外，只有仁慈堂依然如故地从事社会福利事业，为那些社会或政府认为不值得支援或超出其支援能力的人提供安全防护。据官方说明，这次经济衰退的原因有五点：第一，中国对从澳门进口的鱼类产品大幅度地提高了进口税；第二，中国对湾仔渔场的权利主张使得大批渔船和渔民纷纷离开澳门；第三，澳门赌场所面临的竞争已经越过了边境；第四，由于抵押贷款而造成的资本流动困难；第五，华人银行的糟糕状况。在大萧条的年代里，只有炮竹业状况良好地幸存下来。美兰德总督又提到，面对这场经济危机，只有启动澳门的公共工程项目，才能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和减轻危机影响，从而给澳门带来活力。这样的公共工程包括：排水系统、游泳池、说明穷人的住宅计画、修建一个市场以及在外港建造一个“战略”蓄水池。

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1月1日-1935年12月31日)4月15日，澳督美兰德的一份报告称，面对世界市场，澳门经济呈现萧条局面，澳门商业和贸易至1930年初下降到历史新低。除政府之外，只有仁慈堂依然如故地从事社会福利事业，为那些社会或政府认为不值得支援或超出其支援能力的人提供安全防护。据官方说明，这次经济衰退的原因有五点：第一，中国对从澳门进口的鱼类产品大幅度地提高了进口税；第二，中国对湾仔渔场的权利主张使得大批渔船和渔民纷纷离开澳门；第三，澳门赌场所面临的竞争已经越过了边境；第四，由于抵押贷款而造成的资本流动困难；第五，华人银行的糟糕状况。在大萧条的年代里，只有炮竹业状况良好地幸存下来。美兰德总督又提到，面对这场经济危机，只有启动澳门的公共工程项目，才能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和减轻危机影响，从而给澳门带来活力。这样的公共工程包括：排水系统、游泳池、说明穷人的住宅计画、修建一个市场以及在外港建造一个“战略”蓄水池。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民政厅档案：AH/GGM/17，美兰德总督1935年4月15日报告，转引自杰弗里．C. 冈恩：《澳门史：1557—1999》第4章，第119页。

天主教鲍思高慈幼会在1906年创立澳门无原罪工艺学校。原著录：《母校铎声》（1931年始）民国时期澳门无原罪学校（慈幼中学）之校刊，初为季刊，后转为月刊。为该校之同学会会刊。

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4月15日，上午11时，澳门财政总局在本局大堂内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白鸽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3年为期，由1937年5月16日起计。底价为60万元，押票银6万元，并列出投章程6款、立实合同章程31款。

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4月15日，上午11时，澳门财政总局在本局大堂内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白鸽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3年为期，由1937年5月16日起计。底价为60万元，押票银6万元，并列出投章程6款、立实合同章程31款。《澳门政府宪报》1937年第14号，第268—271页。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十五日值理会三十七次常会会议录，报告中山第七区社训队大队长蔡栋材函送抗敌受伤队员梁添到院疗治。抗日战争初期，中山县各地都成立自卫队、游击队等抗日组织。其伤员由各部门公函介绍转送镜湖医院协助治疗。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4月15日，赌王高可宁捐港币5000元交澳督，拨作慈善机构经费。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4月15日，市行政局重新规定米价，呼吁商人不得垄断不得居奇，否则处售价10倍之罚款。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4月15日，市行政局重新规定米价，呼吁商人不得垄断不得居奇，否则处售价10倍之罚款。傅玉兰主编：《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191页。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4月15日，赌王高可宁捐港币5000元交澳督，拨作慈善机构经费。傅玉兰主编：《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191页。

拍摄时间：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四月十五日

1993年4月15日，外交部驻澳门签证办事处接受台湾同胞申请办理“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新口岸，现永利的地段，为澳门商贸城的旧址。

新口岸，现永利的地段，为澳门商贸城的旧址。

新口岸，现永利的地段，为澳门商贸城的旧址。

新口岸，现永利的地段，为澳门商贸城的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