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6月20日，杜阿尔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船长乘坐一艘武装精良的中国式帆船，由另一艘马六甲人的帆船陪同到达东涌港。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6月20日，杜阿尔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船长乘坐一艘武装精良的中国式帆船，由另一艘马六甲人的帆船陪同到达东涌港。《若昂•德•巴罗斯亚洲史——旬年史之三》第6篇第2章，第151页。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2月6日─1618年1月25日）6月20日，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爆发后，澳门形势十分紧张。广东巡按田生金会同已升任南京户部尚书尚未离任的两广总督周嘉谟上《条陈六款》，要求加强对澳门的防御：“澳夷去故土数万里，居蠔镜已六十年，生长于斯，庐墓于斯，各有妻孥，各有赀畜，家藏殷厚，轮奂完美。驱之未必能去，歼之则屠戮无辜，故以严法治之和重兵防之为善。”周嘉谟、田生金之管治之法仍沿袭张鸣冈治澳思想，主要是强化对澳门的管治。可归为几点：一、移驻广州海防同知于雍陌，严查海上番舶往来。二、谨守塘基环关闸，限制夷商入广人数，每月开关两次。三、选择武艺精良将士驻扎澳门提调司，防止澳内外勾结。四、要求海道官员每年对澳门巡视一次。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2月6日─1618年1月25日）6月20日，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爆发后，澳门形势十分紧张。广东巡按田生金会同已升任南京户部尚书尚未离任的两广总督周嘉谟上《条陈六款》，要求加强对澳门的防御：“澳夷去故土数万里，居蠔镜已六十年，生长于斯，庐墓于斯，各有妻孥，各有赀畜，家藏殷厚，轮奂完美。驱之未必能去，歼之则屠戮无辜，故以严法治之和重兵防之为善。”周嘉谟、田生金之管治之法仍沿袭张鸣冈治澳思想，主要是强化对澳门的管治。可归为几点：一、移驻广州海防同知于雍陌，严查海上番舶往来。二、谨守塘基环关闸，限制夷商入广人数，每月开关两次。三、选择武艺精良将士驻扎澳门提调司，防止澳内外勾结。四、要求海道官员每年对澳门巡视一次。田生金：《按粤疏稿》卷3《条陈海防疏》。

天启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6月20日，广东游击将军梁鹏升为香山参将。

天启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6月20日，广东游击将军梁鹏升为香山参将。《明熹宗实录》卷22，天启二年五月丁未。

天启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6月20日，日本对天主教的镇压加剧，大批神父及传教士被捕。耶稣会神父弗朗西斯科•帕切科、巴普斯蒂塔•佐拉（João Baptista Zola）、巴尔塔萨•托罗斯（Baltazar de Torres）等3人及另外10余位日本教友被活活烧死。大量欧洲和日本基督徒在日本长崎遭到驱逐，到澳门避难。

天启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6月20日，日本对天主教的镇压加剧，大批神父及传教士被捕。耶稣会神父弗朗西斯科•帕切科、巴普斯蒂塔•佐拉（João Baptista Zola）、巴尔塔萨•托罗斯（Baltazar de Torres）等3人及另外10余位日本教友被活活烧死。大量欧洲和日本基督徒在日本长崎遭到驱逐，到澳门避难。文德泉：《澳门的日本人》，载《文化杂志》第17期，1993年。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Ⅶ, p. 20.

崇祯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1月，新国王若奥四世派遣于1638年离澳回国的菲亚略•费雷拉（António Fialho Ferreira）为使节，去向澳门传达葡萄牙恢复独立的消息。为了防止西班牙人抢先赶到，使当地的市民继续效忠于西班牙，菲亚略•费雷拉作出很大努力，于1642年5月30日率先赶到目的地。31日，澳门议事会为若奥四世举行了盛大的庆典，由方济各会士署理主教本托•克里斯托（Frei Bento de Cristo）主持，并通过了由276人签名的文件。在澳门总督和教会领袖召集的秘密会议上，菲亚略•费雷拉向全体社会名流公布若奥四世即位的消息，作了爱国的演讲。大部分与会者立即表示了对新国王的忠诚，虽然他们明白，承认若奥四世就意味着将失去如今赖以为生命线的澳马贸易。会上，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倒不是反对拥戴若奥四世，而是因几年前菲亚略•费雷拉在澳居留时与他们有利害冲突，因此不愿受他的左右。由于菲亚略•费雷拉的姻亲、屡次出任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的贾罗布等人态度坚决，会议最终作出了决定。6月20日，澳门总督和所有有声望的市民、宗教人士都在公共广场参加效忠于若奥四世的宣誓仪式。宣誓条文有71人签字，包括澳门署理主教本托•克里斯托及各修道院院长。宣誓以后，儿童们向民众表演戏剧，荣誉团的士兵对天鸣枪，所有的炮台鸣放礼炮，使整个庆典进入最高潮。为了表明澳门对若奥四世的效忠，居民们捐赠了一大笔现金20万两白银给国王，还给国王奉献了澳门生产的200门铜炮和各种弹药。由澳门议事会推选的代表菲亚略•费雷拉和贡萨洛•费拉兹（Gonçalo Ferras）送到里斯本，并以该城的名义向国王致敬。此后的10个星期，在澳葡萄牙人为祖国的光复进行了在所有葡萄牙海外居留地中最为热烈的庆祝活动。尽管阴雨连绵，贵族们都穿上华贵的节日盛装，公共建筑、教堂和富裕市民的房屋都悬灯结彩，各个教堂和修道院都举行感恩祈祷、组织化装游行，市民们更是兴高采烈地观赏以葡萄牙农村方式进行的斗牛表演。7月7日，一场由年轻人组织的盛大的化装游行尤为引人注目，甚至居住在澳门的非葡籍居民都加入了这场盛大的庆典：圣保禄学院的中国学生进行了中国式表演，多明我会学校的学生和奥斯定修道院的学生也聚集起来欢庆这一节日。被驱逐到澳门的日本天主教徒表演了日本伞舞，波斯人表演了灯舞，荷兰人也在表演中展示了他们的民族风尚。参与这场盛典的还有澳门的奴隶们，7月10日，圣老楞佐堂区的奴隶们率先向主人要求举办自己的化装舞会得到允许，他们使用主人提供的面具和各种道具表演了非洲舞；8月10日，澳门的大部分奴隶和圣安东尼奥堂区的奴隶举行了自己的游行演出，其规模完全可以和上一次奴隶化装舞会相媲美。

崇祯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1月，新国王若奥四世派遣于1638年离澳回国的菲亚略•费雷拉（António Fialho Ferreira）为使节，去向澳门传达葡萄牙恢复独立的消息。为了防止西班牙人抢先赶到，使当地的市民继续效忠于西班牙，菲亚略•费雷拉作出很大努力，于1642年5月30日率先赶到目的地。31日，澳门议事会为若奥四世举行了盛大的庆典，由方济各会士署理主教本托•克里斯托（Frei Bento de Cristo）主持，并通过了由276人签名的文件。在澳门总督和教会领袖召集的秘密会议上，菲亚略•费雷拉向全体社会名流公布若奥四世即位的消息，作了爱国的演讲。大部分与会者立即表示了对新国王的忠诚，虽然他们明白，承认若奥四世就意味着将失去如今赖以为生命线的澳马贸易。会上，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倒不是反对拥戴若奥四世，而是因几年前菲亚略•费雷拉在澳居留时与他们有利害冲突，因此不愿受他的左右。由于菲亚略•费雷拉的姻亲、屡次出任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的贾罗布等人态度坚决，会议最终作出了决定。6月20日，澳门总督和所有有声望的市民、宗教人士都在公共广场参加效忠于若奥四世的宣誓仪式。宣誓条文有71人签字，包括澳门署理主教本托•克里斯托及各修道院院长。宣誓以后，儿童们向民众表演戏剧，荣誉团的士兵对天鸣枪，所有的炮台鸣放礼炮，使整个庆典进入最高潮。为了表明澳门对若奥四世的效忠，居民们捐赠了一大笔现金20万两白银给国王，还给国王奉献了澳门生产的200门铜炮和各种弹药。由澳门议事会推选的代表菲亚略•费雷拉和贡萨洛•费拉兹（Gonçalo Ferras）送到里斯本，并以该城的名义向国王致敬。此后的10个星期，在澳葡萄牙人为祖国的光复进行了在所有葡萄牙海外居留地中最为热烈的庆祝活动。尽管阴雨连绵，贵族们都穿上华贵的节日盛装，公共建筑、教堂和富裕市民的房屋都悬灯结彩，各个教堂和修道院都举行感恩祈祷、组织化装游行，市民们更是兴高采烈地观赏以葡萄牙农村方式进行的斗牛表演。7月7日，一场由年轻人组织的盛大的化装游行尤为引人注目，甚至居住在澳门的非葡籍居民都加入了这场盛大的庆典：圣保禄学院的中国学生进行了中国式表演，多明我会学校的学生和奥斯定修道院的学生也聚集起来欢庆这一节日。被驱逐到澳门的日本天主教徒表演了日本伞舞，波斯人表演了灯舞，荷兰人也在表演中展示了他们的民族风尚。参与这场盛典的还有澳门的奴隶们，7月10日，圣老楞佐堂区的奴隶们率先向主人要求举办自己的化装舞会得到允许，他们使用主人提供的面具和各种道具表演了非洲舞；8月10日，澳门的大部分奴隶和圣安东尼奥堂区的奴隶举行了自己的游行演出，其规模完全可以和上一次奴隶化装舞会相媲美。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6章，第85页；C. R. Boxer, The Embassy of Captain Gonçalo de Siaueira de Souza to Japan in1644—1647, p. 3; C. R. Boxer,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o, pp. 163—166, p. 170.

崇祯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6月20日，一艘从果阿驶往澳门的葡萄牙船在马六甲以北的卡波拉卡多（Cabo Rachado）被荷兰人截获，船长卡萨翁及船上的15名葡萄牙人（包括2名耶稣会士）、18名混血儿、9名摩尔人、9名异教徒、9名卡菲尔人，全部被俘。

崇祯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6月20日，一艘从果阿驶往澳门的葡萄牙船在马六甲以北的卡波拉卡多（Cabo Rachado）被荷兰人截获，船长卡萨翁及船上的15名葡萄牙人（包括2名耶稣会士）、18名混血儿、9名摩尔人、9名异教徒、9名卡菲尔人，全部被俘。维因克：《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关于葡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协定》，载《文化杂志》第13—14期，1993年。

康熙五年（1666年2月4日－1667年1月23日）6月20日，荷兰巴达维亚政府派范•侯尔恩（Pieter van Hoorn）率船队从福州出发，前往北京，于本日抵达，进献荷兰马4匹，西洋小白牛4匹，及刀、铳、多囉绒、哔叽等西洋物品。25日，康熙帝接见荷兰使团，范•侯尔恩提出“希望能和在广东、漳州、福州、宁波或杭州等地的船只进行贸易”。觐见时，荷兰使臣行三跪九叩之礼。但康熙帝并未答应荷兰使者的要求，而是规定：“荷兰国违例从福建进贡，除今次不议外，嗣后遇进贡之年，务由广东行走，别道不许放入。”

康熙五年（1666年2月4日－1667年1月23日）6月20日，荷兰巴达维亚政府派范•侯尔恩（Pieter van Hoorn）率船队从福州出发，前往北京，于本日抵达，进献荷兰马4匹，西洋小白牛4匹，及刀、铳、多囉绒、哔叽等西洋物品。25日，康熙帝接见荷兰使团，范•侯尔恩提出“希望能和在广东、漳州、福州、宁波或杭州等地的船只进行贸易”。觐见时，荷兰使臣行三跪九叩之礼。但康熙帝并未答应荷兰使者的要求，而是规定：“荷兰国违例从福建进贡，除今次不议外，嗣后遇进贡之年，务由广东行走，别道不许放入。” John E.Wills, "Ching Relations with the Dutch, 1622—1690",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p. 265; 梁廷枏：《海国四说》之《粤道贡国说》卷3《荷兰国》。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2月12日－1688年2月1日）6月20日，两艘暹罗军舰装载36门火炮抵达澳门水域，准备前往柬埔寨剿灭中国海盗，同时还带来了几个被俘的中国海盗。澳门华人聚众闹事，不准暹罗船只进入澳门。议事会召开会议，并邀请澳督毕美达到场，讨论是否让两艘暹罗军舰进入内港的问题。最后，议事会决定，不允许暹罗军舰入港，以避免同清政府官员发生纠纷。[1] [1]Arquivosde Macau, 2a série, Vol.9.№.3, pp. 153—154;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Ⅶ, p.140.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2月12日－1688年2月1日）6月20日，两艘暹罗军舰装载36门火炮抵达澳门水域，准备前往柬埔寨剿灭中国海盗，同时还带来了几个被俘的中国海盗。澳门华人聚众闹事，不准暹罗船只进入澳门。议事会召开会议，并邀请澳督毕美达到场，讨论是否让两艘暹罗军舰进入内港的问题。最后，议事会决定，不允许暹罗军舰入港，以避免同清政府官员发生纠纷。Arquivosde Macau, 2a série, Vol.9.№3, pp. 153—154;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140.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2月19日－1701年2月7日）6月20日，由两广总督批准，中日教区巡视员杜加禄神父在上川岛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墓地建造的教堂落成。该教堂于本年3月19日动工建造，仅用三个月时间即建成。1787年该教堂在教难中被毁。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2月19日－1701年2月7日）6月20日，由两广总督批准，中日教区巡视员杜加禄神父在上川岛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墓地建造的教堂落成。该教堂于本年3月19日动工建造，仅用三个月时间即建成。1787年该教堂在教难中被毁。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69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686—687页。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6月20日，康熙南巡回銮，路过临清，伊大任和6位方济各会士领票在中国永居，教廷传信部教士劳弘仁（António Pacheco）因与铎罗关系密切，亦被驱逐至澳门。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6月20日，康熙南巡回銮，路过临清，伊大任和6位方济各会士领票在中国永居。教廷传信部教士劳弘仁（António Pacheco）因与铎罗关系密切，亦被驱逐至澳门。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22—123页。

雍正十年（1732年1月27日－1733年2月13日）6月20日，由英公司伦敦董事会派出4艘商船参加广州贸易，本日“康普顿(Compton)”号、“理查蒙(Richmond)”号、“温德姆(Windham)”号到达澳门。7月19日，第一大班乔治•阿巴斯诺特(George Arbuthot)乘坐的“林恩(Lynn)”号亦抵澳门（乔治•阿巴斯诺特于抵达前一日逝世）。

雍正十年（1732年1月27日－1733年2月13日）6月20日，由英公司伦敦董事会派出4艘商船参加广州贸易，本日“康普顿(Compton)”号、“理查蒙(Richmond)”号、“温德姆(Windham)”号到达澳门。7月19日，第一大班乔治•阿巴斯诺特(George Arbuthot)乘坐的“林恩(Lynn)”号亦抵澳门（乔治•阿巴斯诺特于抵达前一日逝世）。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08页。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1月31日－1757年2月17日）6月20日，澳门同知魏绾谕澳门理事官费尔南德斯•萨尔嘉多（Manuel Fernandes Salgado），因广东部院递年春贡物有鼻烟一项，故需采办洋鼻烟十五瓶，务须拣选味酸色黄而细的洋烟，并于本年十月送缴。[1] [1]《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澳门同知魏绾为奉宪谕采买春贡鼻烟事下理事官谕》，第181页。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1月31日－1757年2月17日）6月20日，澳门同知魏绾谕澳门理事官费尔南德斯•萨尔嘉多（Manuel Fernandes Salgado），因广东部院递年春贡物有鼻烟一项，故需采办洋鼻烟十五瓶，务须拣选味酸色黄而细的洋烟，并于本年十月送缴。《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澳门同知魏绾为奉宪谕采买春贡鼻烟事下理事官谕》，第181页。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1月31日─1776年2月18日)2月3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会成员10人离开广州前往澳门，在澳门停留4个半月，6月20日乘刚抵达澳门的公司船“莫尔斯(Morse)”号返回广州。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1月31日─1776年2月18日)2月3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会成员10人离开广州前往澳门，在澳门停留4个半月，6月20日乘刚抵达澳门的公司船“莫尔斯(Morse)”号返回广州。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325页。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6月20日，英国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抵达澳门口外老万山大洋面。该使团由三艘船组成，一艘是装有64门大炮的“狮子（Lion）”号炮舰， 一艘为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斯坦（Hin- dustani）”号商船，还有一艘双桅船“豺狼（Jackal）”号。使团除大使马戛尔尼外，尚有副使兼秘书老乔治•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使团成员有50人，由各种专家组成，有哲学家、医生、机械师、画家、制图家、植物学家、 航海家及职业军官，船上水手及仆役共有800余人。英使团副使老乔治•斯当东去澳门，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打听情况。在澳门期间，法国遣使会韩纳庆和南弥德神父上了“印度斯坦” 号船，企图进京为宫廷效力。23日，使团从澳门起航。[1] [1]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200页；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51—57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浙江巡抚长麟奏报查明英国使臣船只人数及改期开行日期折》，第530页；《直隶总督梁肯堂奏复遵旨行知各属务令英贡使于七月二十日后行抵热河折》，第531页。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6月20日，英国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抵达澳门口外老万山大洋面。该使团由三艘船组成，一艘是装有64门大炮的“狮子（Lion）”号炮舰， 一艘为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斯坦（Hin- dustani）”号商船，还有一艘双桅船“豺狼（Jackal）”号。使团除大使马戛尔尼外，尚有副使兼秘书老乔治•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使团成员有50人，由各种专家组成，有哲学家、医生、机械师、画家、制图家、植物学家、 航海家及职业军官，船上水手及仆役共有800余人。英使团副使老乔治•斯当东去澳门，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打听情况。在澳门期间，法国遣使会韩纳庆和南弥德神父上了“印度斯坦” 号船，企图进京为宫廷效力。23日，使团从澳门起航。[1] [1]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200页；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51—57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浙江巡抚长麟奏报查明英国使臣船只人数及改期开行日期折》，第530页；《直隶总督梁肯堂奏复遵旨行知各属务令英贡使于七月二十日后行抵热河折》，第531页。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6月20日，华人容亚骚等在澳门私行煮硝，被查获。先是，香山县沙尾村人容亚骚同其侄容廷满，并顺德县人关亚四合伴，凭澳门人吴亚元引，向澳夷白眼大仔家言明价银100元，承买土库地坭，自雇工匠，携备锅缸等项器具，就借该土库地方，自行煮制售卖清朝严禁买卖的硝磺。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6月20日，华人容亚骚等在澳门私行煮硝，被查获。先是，香山县沙尾村人容亚骚同其侄容廷满，并顺德县人关亚四合伴，凭澳门人吴亚元引，向澳夷白眼大仔家言明价银100元，承买土库地坭，自雇工匠，携备锅缸等项器具，就借该土库地方，自行煮制售卖清朝严禁买卖的硝磺。《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香山县丞丁为民人容亚骚承买土库地泥私行煎硝售卖事下理事官谕》，第160页。

嘉庆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6月20日，帝汶总督苏亚雷斯·维加（João Vicente Soares da Veiga）乘坐“比利萨里奥（Belisario）”号抵达澳门。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6月20日，帝汶总督苏亚雷斯·维加（João Vicente Soares da Veiga）乘坐“比利萨里奥（Belisario）”号抵达澳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8页。

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6月20日，香山知县彭昭麟下理事官若阿金·巴罗斯谕，为缉捕海盗，令澳门葡人将现有夹板船2艘连炮位出售，后因船不合驾驶，只购买夹板船炮位17门。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6月20日，香山知县彭昭麟下理事官若阿金·巴罗斯谕，为缉捕海盗，令澳门葡人将现有夹板船2艘连炮位出售，后因船不合驾驶，只购买夹板船炮位17门。《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彭昭麟为购夹板船捕盗事下理事官谕》，《香山知县彭昭麟等为买炮捕盗事下理事官谕》，第473—474页。

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6月20日，澳门同知和香山知县联合发布告示，禁止华人居民在广场至花王堂街滥挖滥掘，以免引起墙体倒塌，同时也要防止连日雨水浸泡引发疾病。

清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6月20日，澳门同知和香山知县联合发布告示，禁止华人居民在广场至花王堂街滥挖滥掘，以免引起墙体倒塌，同时也要防止连日雨水浸泡引发疾病。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41页。

道光十三年（1833年2月20日─1834年2月8日）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刷厂被澳门政府关闭。澳门总督依德费基致函英国东印度公司委员会称：“我接获本教区代理主教的通知，马礼逊在澳门他的住宅，以印刷机刊印某种与罗马天主教教会相反的教义（指《传教者与中国杂报》）。但由于葡萄牙的领土是禁止使用印刷机的，凡未得陛下亲自核准并在事前严密检查者，一概不准使用。因此，我要求上述马礼逊所属驻中国的不列颠商馆的主管，命令他不得再在澳门使用上述印刷机。”又《中国丛报》报导：我们很吃惊而遗憾地听到在澳门的《英格兰新闻社》（亦称亚本印刷厂，Albion Press）被当地政府禁止继续出版。它出版过当年的中英日历、一份讲道书、四卷名叫《传教者与中国杂报》（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的宗教报纸。它是马礼逊先生的产业。我们听说提出的两个封禁的理由是：首先，上述提到名字的出版物有违反罗马天主教廷的教义；其次，除非拥有葡萄牙国王的批准命令，在所有葡萄牙的领土上禁止拥有报社。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2月20日─1834年2月8日）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刷厂被澳门政府关闭。澳门总督依德费基致函英国东印度公司委员会称：“我接获本教区代理主教的通知，马礼逊在澳门他的住宅，以印刷机刊印某种与罗马天主教教会相反的教义（指《传教者与中国杂报》）。但由于葡萄牙的领土是禁止使用印刷机的，凡未得陛下亲自核准并在事前严密检查者，一概不准使用。因此，我要求上述马礼逊所属驻中国的不列颠商馆的主管，命令他不得再在澳门使用上述印刷机。”又《中国丛报》报导：我们很吃惊而遗憾地听到在澳门的《英格兰新闻社》（亦称亚本印刷厂，Albion Press）被当地政府禁止继续出版。它出版过当年的中英日历、一份讲道书、四卷名叫《传教者与中国杂报》（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的宗教报纸。它是马礼逊先生的产业。我们听说提出的两个封禁的理由是：首先，上述提到名字的出版物有违反罗马天主教廷的教义；其次，除非拥有葡萄牙国王的批准命令，在所有葡萄牙的领土上禁止拥有报社。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卷，第361页。Chinese Repository, Vol.2, No.2, pp.92—93.

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1月3日，法国青年画家奥古斯托·博尔杰（Anguste Borge）抵达澳门，于同年6月20日之后离开澳门赴马尼拉，在澳门居停近半年时间，留下了一批有关澳门题材的美术作品，如《澳门鸟瞰》、《妈阁庙内的小祠》、《澳门妈阁庙牌坊》、《澳门港湾》、《澳门内港——贫民住宅区》等。除美术作品外，博尔杰还写下了其居停澳门时期的日记，其中很多内容都是记录当时的澳门：南湾的南侧有一座很高的山丘，山丘顶上的修道院，与城墙相连。城墙一直延伸到海滩，尽头是一座炮台。我从炮台的另一侧下山，来到沙滩。这儿有一股泉水，中国（人）和葡萄牙人常来这里洗衣服。在澳门周围巡游的中国战船常常在这荒凉的港湾停泊。每当官吏们下船或回到船上时，总要升旗、敲锣、鸣礼炮三声欢迎。这是最为荣耀的时刻。尽管葡萄牙城市的街道也弯弯曲曲，我们仍然无法想像中国居住的那些难以形容的迷宫式的街巷，特别是在内港一带。这里的房舍犹如人们的生活一样，时时变化。昨天看到的小胡同今天变成了大街；昨天你经过时还是大街，今天却变成了胡同。越是走进中国居住的城区，豪华的商店越少，仅有的几家商店充其量说还算干净，货物摆放整齐。斜巷上铺的石块也越来越少，有时候残缺不全，留下一个个小坑。城区再贫穷也难以和水域街道及搭在水上的房舍相比。首先到这里的人们占据了一块地盘，把已经无法再在水上航行的木船放在上面作为住宅。后来的人们则在四周打上木桩，支起他们的木船，没有船就搭上木板，围上草席，上面再盖一张席当屋顶，就算在前一家住宅一面建成了一层阁楼。再后来的人们没有地盘、没有破船、没有木桩，只好挤在别人的棚子中间，架上吊床。当然很难保证全家人都能住下。有时候，一层台阶挤著五六个这样住所。这里不讲究先来者有权占领地盘，也谈不上后来者从属于前者。每家房前都有一小块平地用来晾晒席子和五花入门的破衣烂衫，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下边来往穿行。澳门半岛是澳门的一部分。与之相连的是一条300～400米的堤。堤中间修有一堵不算太高的隔墙，墙中间开了扇任何欧洲人不能通过的门，门的另一侧有清朝官吏的岗哨。离隔墙不远，在围墙中间有座漂亮的庙宇。进入内港那边的庙宇正门便是一个院子，院子的漂亮半墙向两边延伸，人们常常在此来往穿行。寺庙左边靠著一座小山，山上苍松翠柏，枝繁叶茂，我第一次来这里写生，竟没有发现掩映其间的一座小庙。破烂的台阶直通庙门。拾级而上，庙门上往日的铭文依稀可辨。进到庙里只见四根木头柱子支撑著屋顶。里边连祭台都荡然无存，更不要说什么装饰了。在这一无所有的地方，只能看到一些不留辫子一贫如洗的中国人。小庙已变成了罪人的避难所。澳门最大的前地——议事亭前地——把中国人居住区和葡萄牙人居住区分开，当然也是外国人和当地人最混杂的地方。前地的一边是议事局，另一边凹进去的地方是板樟堂。教堂旁是一条中国人的街道的街口。我们走出城门，城门边上有一座教堂和一座欧洲式医院，朝东北方向走去，路经几个花园便来到一座小山顶上。内港和绿葱葱的湾仔山尽收眼底。如果不是那两根顶端有三个全球的旗杆表明庙宇隐匿在树冠下岩石间，我还不知道此地离庙宇很近。道路的尽头，有一排十分宽阔而陡峭的台阶，走下台阶便是庙宇，半道有一幢小屋，住着一户人家，在门口摆卖食品。在那里，人人都能买到自己希望的东西。酒鬼、闲人、干活人都到这里喝酒。有钱人到这里买点心，孩子们买嫩竹笋和甘蔗，凡是到这里来的人都会买些大米。台阶后边岩石附近有三块镶嵌在灰色石头上的黑色墓碑。墓碑上刻着密密麻麻的铭文。离坟墓不远，有一块半圆形的空地，这是高出海面一公尺左右的庙宇地基。在庙前和中央，各有一根红漆旗杆立在六英尺高的旗座上，旗杆上三分之二高处，有一件兵器，旗杆顶端装有三个金球。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1月3日，法国青年画家奥古斯托·博尔杰（Anguste Borge）抵达澳门，于同年6月20日之后离开澳门赴马尼拉，在澳门居停近半年时间，留下了一批有关澳门题材的美术作品，如《澳门鸟瞰》、《妈阁庙内的小祠》、《澳门妈阁庙牌坊》、《澳门港湾》、《澳门内港——贫民住宅区》等。除美术作品外，博尔杰还写下了其居停澳门时期的日记，其中很多内容都是记录当时的澳门：南湾的南侧有一座很高的山丘，山丘顶上的修道院，与城墙相连。城墙一直延伸到海滩，尽头是一座炮台。我从炮台的另一侧下山，来到沙滩。这儿有一股泉水，中国（人）和葡萄牙人常来这里洗衣服。在澳门周围巡游的中国战船常常在这荒凉的港湾停泊。每当官吏们下船或回到船上时，总要升旗、敲锣、鸣礼炮三声欢迎。这是最为荣耀的时刻。尽管葡萄牙城市的街道也弯弯曲曲，我们仍然无法想像中国居住的那些难以形容的迷宫式的街巷，特别是在内港一带。这里的房舍犹如人们的生活一样，时时变化。昨天看到的小胡同今天变成了大街；昨天你经过时还是大街，今天却变成了胡同。越是走进中国居住的城区，豪华的商店越少，仅有的几家商店充其量说还算干净，货物摆放整齐。斜巷上铺的石块也越来越少，有时候残缺不全，留下一个个小坑。城区再贫穷也难以和水域街道及搭在水上的房舍相比。首先到这里的人们占据了一块地盘，把已经无法再在水上航行的木船放在上面作为住宅。后来的人们则在四周打上木桩，支起他们的木船，没有船就搭上木板，围上草席，上面再盖一张席当屋顶，就算在前一家住宅一面建成了一层阁楼。再后来的人们没有地盘、没有破船、没有木桩，只好挤在别人的棚子中间，架上吊床。当然很难保证全家人都能住下。有时候，一层台阶挤著五六个这样住所。这里不讲究先来者有权占领地盘，也谈不上后来者从属于前者。每家房前都有一小块平地用来晾晒席子和五花入门的破衣烂衫，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下边来往穿行。澳门半岛是澳门的一部分。与之相连的是一条300～400米的堤。堤中间修有一堵不算太高的隔墙，墙中间开了扇任何欧洲人不能通过的门，门的另一侧有清朝官吏的岗哨。离隔墙不远，在围墙中间有座漂亮的庙宇。进入内港那边的庙宇正门便是一个院子，院子的漂亮半墙向两边延伸，人们常常在此来往穿行。寺庙左边靠著一座小山，山上苍松翠柏，枝繁叶茂，我第一次来这里写生，竟没有发现掩映其间的一座小庙。破烂的台阶直通庙门。拾级而上，庙门上往日的铭文依稀可辨。进到庙里只见四根木头柱子支撑著屋顶。里边连祭台都荡然无存，更不要说什么装饰了。在这一无所有的地方，只能看到一些不留辫子一贫如洗的中国人。小庙已变成了罪人的避难所。澳门最大的前地——议事亭前地——把中国人居住区和葡萄牙人居住区分开，当然也是外国人和当地人最混杂的地方。前地的一边是议事局，另一边凹进去的地方是板樟堂。教堂旁是一条中国人的街道的街口。我们走出城门，城门边上有一座教堂和一座欧洲式医院，朝东北方向走去，路经几个花园便来到一座小山顶上。内港和绿葱葱的湾仔山尽收眼底。如果不是那两根顶端有三个全球的旗杆表明庙宇隐匿在树冠下岩石间，我还不知道此地离庙宇很近。道路的尽头，有一排十分宽阔而陡峭的台阶，走下台阶便是庙宇，半道有一幢小屋，住着一户人家，在门口摆卖食品。在那里，人人都能买到自己希望的东西。酒鬼、闲人、干活人都到这里喝酒。有钱人到这里买点心，孩子们买嫩竹笋和甘蔗，凡是到这里来的人都会买些大米。台阶后边岩石附近有三块镶嵌在灰色石头上的黑色墓碑。墓碑上刻着密密麻麻的铭文。离坟墓不远，有一块半圆形的空地，这是高出海面一公尺左右的庙宇地基。在庙前和中央，各有一根红漆旗杆立在六英尺高的旗座上，旗杆上三分之二高处，有一件兵器，旗杆顶端装有三个金球。陈继春：《濠江画人掇录》，第56—62页；夏德新：《1839年的澳门：博尔杰的记叙和绘画》，载《文化杂志》第10期，1992年。

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5月4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委派署佛山同知刘开域、署澳门同知蒋立昂、香山知县福三及署香山县丞彭邦晦到澳门，仿照编查保甲之法，将通澳华民一体按户编查，毋许遗漏，并督同议事会理事官搜查葡人楼宇，有无囤贮鸦片。6月20日，上述官员查明户口，造册呈送，计华民1772户，男女7033丁口，西洋葡人720户，男女5612口，英国人居者57户。并查明虎门收烟之时，有英商咽义士将泵船烟土偷运8箱入澳，被葡人首领查获，将烟土押交英国副领事参逊，一体呈缴。葡文资料称：6月20日，澳门进行了人口统计。结果显示：男性2164人，女性2350人；男女奴分别为471人和637人。总数为720户，5612人。6月22日，议事会向清政府呈交了人口资料。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5月4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委派署佛山同知刘开域、署澳门同知蒋立昂、香山知县福三及署香山县丞彭邦晦到澳门，仿照编查保甲之法，将通澳华民一体按户编查，毋许遗漏，并督同议事会理事官搜查葡人楼宇，有无囤贮鸦片。6月20日，上述官员查明户口，造册呈送，计华民1772户，男女7033丁口，西洋葡人720户，男女5612口，英国人居者57户。并查明虎门收烟之时，有英商咽义士将泵船烟土偷运8箱入澳，被葡人首领查获，将烟土押交英国副领事参逊，一体呈缴。葡文资料称：6月20日，澳门进行了人口统计。结果显示：男性2164人，女性2350人；男女奴分别为471人和637人。总数为720户，5612人。6月22日，议事会向清政府呈交了人口资料。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3册《奏折》之《巡阅澳门抽检华夷户口等情形折》，第195—197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72页。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6月16日，葡萄牙全权大臣席尔维拉·边度致信耆英，称他持有葡萄牙女王颁发的全权证书，负责同中国政府谈判有关葡国的事务。同日上午耆英拜访澳督彼亚度，了解到有关情况及边度要上京的事情。是日下午4时，耆英亲临边度府邸拜会，双方会晤历时约一小时。耆英邀请边度参加两天后的一个宴会，届时澳督彼亚度也将光临。边度可能认为总督会坏他的事，要求9时即去，完成任务后再接受款待。20日9时，边度如约而至耆英驻地，耆英因病未能接见，布政使黄恩彤热情相迎。边度因未获耆英接见而感到葡国钦差大臣的身份受到了轻视，大为不满，拂袖而去。总督彼亚度获悉边度的通报后，认为“有人合谋损害葡萄牙人的利益”，但他并未因此不去参加这已预先通知的招待会。澳督午时受到盛情款待，席间双方起立互敬，气氛热烈。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6月16日，葡萄牙全权大臣席尔维拉·边度致信耆英，称他持有葡萄牙女王颁发的全权证书，负责同中国政府谈判有关葡国的事务。同日上午耆英拜访澳督彼亚度，了解到有关情况及边度要上京的事情。是日下午4时，耆英亲临边度府邸拜会，双方会晤历时约一小时。耆英邀请边度参加两天后的一个宴会，届时澳督彼亚度也将光临。边度可能认为总督会坏他的事，要求9时即去，完成任务后再接受款待。20日9时，边度如约而至耆英驻地，耆英因病未能接见，布政使黄恩彤热情相迎。边度因未获耆英接见而感到葡国钦差大臣的身份受到了轻视，大为不满，拂袖而去。总督彼亚度获悉边度的通报后，认为“有人合谋损害葡萄牙人的利益”，但他并未因此不去参加这已预先通知的招待会。澳督午时受到盛情款待，席间双方起立互敬，气氛热烈。《边度致钦差大臣函，告其钦差大臣身份并请赴北京》，载《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62号文件，第222页。《澳门总督致海事暨海外部长及海事暨海外国务秘书之公函，内附与耆英会晤之报告》，载《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71号文件，第232—237页。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6月20日，葡国上谕对澳门政府4月2日所呈递澳门、氹仔、过路湾户口册，“深为俞允”。该户口册系在1878年12月1日所办。并褒美澳门户口册总局主席辅政司噶哋‧唎哑，奖誉该总局及分局各与有力协办者，称他们“于此要件认真办理，实堪嘉尚”。[1] [1]《澳门政府宪报》1881年8月6日第32号。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6月20日，葡国上谕对澳门政府4月2日所呈递澳门、氹仔、过路湾户口册，“深为俞允”。该户口册系在1878年12月1日所办。并褒美澳门户口册总局主席辅政司噶哋‧唎哑，奖誉该总局及分局各与有力协办者，称他们“于此要件认真办理，实堪嘉尚”。《澳门政府宪报》1881年8月6日第32号。

光绪十六年（1890年1月21日─1891年2月8日）6月20日，澳门政府批准王灿承充过路湾番摊抽收规银权利，以两年为期，系自1890年4月1日起，至1892年3月31日止。又澳门抽收猪肉规银权利，准卢九、卢合承充，以一年为期，系自1890年4月1日起，至18911年3月31日止。又氹仔番摊抽收规银权利，准何昆承充，以两年为期，系自1890年5月1日起，至1892年6月30日止。

光绪十六年（1890年1月21日─1891年2月8日）6月20日，澳门政府批准王灿承充过路湾番摊抽收规银权利，以两年为期，系自1890年4月1日起，至1892年3月31日止。又澳门抽收猪肉规银权利，准卢九、卢合承充，以一年为期，系自1890年4月1日起，至18911年3月31日止。又氹仔番摊抽收规银权利，准何昆承充，以两年为期，系自1890年5月1日起，至1892年6月30日止。《澳门政府宪报》1890年6月26日第26号。

光绪十六年（1890年1月21日─1891年2月8日）6月20日，澳门政府正式批准澳门外国人草地网球俱乐部章程。澳门第一个网球俱乐部正式成立。

光绪十六年（1890年1月21日─1891年2月8日）6月20日，澳门政府正式批准澳门外国人草地网球俱乐部章程。澳门第一个网球俱乐部正式成立。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94页。

光绪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6月20日，葡萄牙国王颁布法令，将1888年制定的《葡萄牙商法典》延伸适用于澳门。

光绪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6月20日，葡萄牙国王颁布法令，将1888年制定的《葡萄牙商法典》延伸适用于澳门。郭华成：《澳门法律导论》，第5章第8节。

《知新报》第二十二期刊登《论中国守旧党不如日本》、《复陜西刘古愚山长书》、《犂田利用》、《宝石类攷》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使用。《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1903年1月28日）6月20日，颁布《澳门及属地发卖、出入口火水暂立章程》。澳门火水生意不再专营承充。自7月1日起，无论何人皆可在澳门及属地，或大单，或零卖，或出口，或入口，做火水生意，但必须按照本札谕后开暂立之章程，领取牌照。1. 准将火水出入口及大单卖者，是为第一等牌照。2. 准将火水零星卖者，是为第二等牌照。3. 准将火水沿街贩卖者，是为第三等牌照。牌规列下：第一等牌规，每年600元。第二等牌规，每年60元。第三等牌规，每年30元。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1903年1月28日）6月20日，颁布《澳门及属地发卖、出入口火水暂立章程》。澳门火水生意不再专营承充。自7月1日起，无论何人皆可在澳门及属地，或大单，或零卖，或出口，或入口，做火水生意，但必须按照本札谕后开暂立之章程，领取牌照。1. 准将火水出入口及大单卖者，是为第一等牌照。2. 准将火水零星卖者，是为第二等牌照。3. 准将火水沿街贩卖者，是为第三等牌照。牌规列下：第一等牌规，每年600元。第二等牌规，每年60元。第三等牌规，每年30元。《澳门政府宪报》1902年6月21日第25号。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6月20日，澳门政府颁布法令称：“鉴于澳门人口失业严重，许多人迁居临近城市，澳门总督蒙丁尼路考虑在港务局辖下创建航海学校，按照1905年1月23日法令的规定，使献身航海事业的人能获得领航员的资格证。”法令明确规定学校属港务局管理，并每月给该校教师须发2万厘士奖金。该法令还规定该校航海基础课程分两年完成，完成基础课程后必须进行120天的航海实习。此法令于11月16日获葡萄牙政府通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6月20日，澳门政府颁布法令称：“鉴于澳门人口失业严重，许多人迁居临近城市，澳门总督蒙丁尼路考虑在港务局辖下创建航海学校，按照1905年1月23日法令的规定，使献身航海事业的人能获得领航员的资格证。”法令明确规定学校属港务局管理，并每月给该校教师须发2万厘士奖金。该法令还规定该校航海基础课程分两年完成，完成基础课程后必须进行120天的航海实习。此法令于11月16日获葡萄牙政府通过。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20.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6月20日，居住上海的华商买办徐润，来澳控告现在省城之柯六即柯翼堂（即柯迁善堂）卖房违约。被告系高楼街第1号A屋业主中之一人，因被告应承代各业主将屋卖与原告，言明价银1.7万元。被告已收定银5000元，立有收定单为凭。并声明如有业主反悔，即由被告交还原定5000元，另罚银2000元之语。兹原告屡催被告照约立契交易，而被告均不照办，是以特来控追被告交还原定5000元及认罚之2000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6月20日，居住上海的华商买办徐润，来澳控告现在省城之柯六即柯翼堂（即柯迁善堂）卖房违约。被告系高楼街第1号A屋业主中之一人，因被告应承代各业主将屋卖与原告，言明价银1.7万元。被告已收定银5000元，立有收定单为凭。并声明如有业主反悔，即由被告交还原定5000元，另罚银2000元之语。兹原告屡催被告照约立契交易，而被告均不照办，是以特来控追被告交还原定5000元及认罚之2000元。徐润，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买办。香山县北山岭乡人。1829年生。由于家近澳门，15岁前多在澳门活动。咸丰二年（1852）离澳门赴上海，后成为宝顺洋行买办，并在上海经商，开办钱庄。《澳门政府宪报》1908年6月27日第26号。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6月20日，小巴尔托洛梅乌‧巴雷托（Bartolomeu Barreto Jr.）将域多利影院的土地出让，拉蒙‧拉莫斯（Ramon Ramos）购得。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6月20日，小巴尔托洛梅乌‧巴雷托（Bartolomeu Barreto Jr.）将域多利影院的土地出让，拉蒙‧拉莫斯（Ramon Ramos）购得。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41页。按：小巴尔托洛梅乌‧巴雷托为1845年2月25日去世之土生富商巴尔托洛梅乌‧巴雷托之孙、安东尼奥‧巴雷托（João António Gonçalves Barreto）之第五子。

民国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6月20日， 下午， 孙中山及眷属乘“瑞泰”号轮船由上海抵达澳门， 住在孙眉龙嵩正街寓中。此次来澳， 孙中山主要为了探望病重的长女孙娫，“并无心于政事”。21日下午2时， 陈炯明乘炮舰赶来澳门， 孙中山征得陈氏对“四省独立而广东同时宣布”的同意， 以脱离袁世凯的北方政府， 进行“二次革命”。其时原配夫人卢慕贞、兄孙眉、红颜知己陈粹芬均已在澳门定居。

民国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6月20日， 下午， 孙中山及眷属乘“瑞泰”号轮船由上海抵达澳门， 住在孙眉龙嵩正街寓中。此次来澳， 孙中山主要为了探望病重的长女孙娫，“并无心于政事”。21日下午2时， 陈炯明乘炮舰赶来澳门， 孙中山征得陈氏对“四省独立而广东同时宣布”的同意， 以脱离袁世凯的北方政府， 进行“二次革命”。其时原配夫人卢慕贞、兄孙眉、红颜知己陈粹芬均已在澳门定居。《(广州)民国日报》1913年6月23日；张醁村：《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领导人物的政治分歧及其分裂》， 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 第823页。按《(上海)申报》1913年7月4日载：五月“十八日孙中山到澳门， 陈(炯明)、胡(汉明)二人皆到澳门熟商”。而若昂．哥德斯的《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第21页称：孙中山6月20日抵达澳门。关于孙陈会，《(香港)华字日报》1913年6月23日称：“孙中山十六日下午与眷属乘瑞泰轮船抵澳”， 十七日下午与陈炯明“谈至深夜两旬余钟乃别， 而陈亦即命启轮返省”。而《(广州)民生日报》1913年6月26日报导称：“20号午， 新任粤督陈炯明乘坐江汉兵轮由省启行， 至下午8点钟抵澳， 随命人请孙中山下船谈话。孙赴兵船， 约谈数点钟之久。”《(广州)民国日报》及《(香港)华字日报》的“十六日”均是指旧历五月十六日， 即西历6月20日， 与葡文资料记载相合，《申报》称“(五月)十八日”到澳门， 当误。潘岩的《我岳丈许崇智有关之三事》(载《广州文史资料》第28辑，1983年)称：1917年间许崇智曾随孙中山先生到澳门文第士街探望卢太夫人， 卢太夫人对许氏云其家生活一向艰苦， 连其住处亦属租赁而来。许崇智闻后， 遂出资白银3000元为之买下， 赠给卢太夫人。卢太夫人去世后， 此寓所改为“国父纪念馆”。又卢慕贞1867年生， 广东香山人， 檀香山侨商卢耀显长女。1884年5月26日， 与孙中山在翠亨村完婚， 育有一子(孙科)、两女(孙娫、孙婉)。1913年夏， 孙中山送其前来澳门，寓居风顺堂4号。1915年9月，前往东京协议离婚之事， 结束两人维持32年的婚姻。卢慕贞信奉基督教，长期出任澳门浸信会会佐， 后于1952年9月7日病逝澳门“孙公馆”。(参见《孙国母卢太夫人陵墓重修碑记》， 现存澳门孝思墓园内。)陈粹芬原名香菱， 又名瑞芬， 俗称陈四姑，广东清远人，1873年生于香港屯门。19岁时， 与当时在香港青山红楼策划革命的孙中山相识，并成为其生活伴侣。民国建立后， 陈氏再未露面，1912年移居澳门， 与卢慕贞以姐妹相称。后由孙眉之孙孙干供养于中山县石岐镇。

民国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6月20日，澳门公钞局发布告示，要求所有经营生意或手艺，但非店铺的，不论何国人一律缴纳国家钞银，并要在单据内写明居住何街做何生意。

民国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6月20日，澳门公钞局发布告示，要求所有经营生意或手艺，但非店铺的，不论何国人一律缴纳国家钞银，并要在单据内写明居住何街做何生意。《澳门政府宪报》1916年第26号，第393页。

民国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6月20日，《宗教与祖国》英文副刊《号角》 (The Clarion)由法蒂玛圣母会 (Congregação de Nossa Senhora. de Fátima)创办，至1945年6月24日停办。至1948年5月3日出版同名周刊报纸，1950年7月改为双周刊，1952年3月1日出版周刊《号角》，主编为卢若瑟 (José Lui)神父。1955年9月15日中文《号角》因财政赤字停刊。

民国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6月20日，鉴于当时澳门盛传日本人将入侵澳门的传言，澳督戴思乐向里斯本表明了他的悲观情绪：“如果日本要占领澳门，他们拥有足够的力量这么做。那么，从日本人手里收复澳门的将是中国人。我认为，我们将永远无法返回澳门。如果我们还在澳门立足的话，那么中国一定会在和平会议上提出澳门问题，世界大战的结束和中国内战的爆发之间的间隔不会超过三个月，在这种情况下，澳门尚可支撑下去。”

民国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6月20日，鉴于当时澳门盛传日本人将入侵澳门的传言，澳督戴思乐向里斯本表明了他的悲观情绪：“如果日本要占领澳门，他们拥有足够的力量这么做。那么，从日本人手里收复澳门的将是中国人。我认为，我们将永远无法返回澳门。如果我们还在澳门立足的话，那么中国一定会在和平会议上提出澳门问题，世界大战的结束和中国内战的爆发之间的间隔不会超过三个月，在这种情况下，澳门尚可支撑下去。”廉辉南：《澳门：她的两个过渡》第1章，第51-52页。

民国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6月20日，《宗教与祖国》英文副刊《号角》 (The Clarion)由法蒂玛圣母会 (Congregação de Nossa Senhora. de Fátima)创办，至1945年6月24日停办。至1948年5月3日出版同名周刊报纸，1950年7月改为双周刊，1952年3月1日出版周刊《号角》，主编为卢若瑟 (José Lui)神父。1955年9月15日中文《号角》因财政赤字停刊。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74-175. 按：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2第304页称，1948年5月2日，《号角》报 (O Clarim)由澳门教区主办发行，1948年至1952年为周刊，1952年至1983年为双周刊，其中1955年6月至1956年1月曾一度停刊。

1952年6月20日，海外部长罗瑟文参观新合署大厦，并主持地区法院开幕。

拍摄时间︰1988年6月20日 前排左起：邱成章、许世元、黄汉兴、陶开裕、马万祺、何鸿燊、冯文根、彭彼得、何厚铧； 后排左起：王孝行、何华添、高开贤、徐寿仁、区宗杰、陈炳华、毕漪汶、刘光普、赵汝能、何思谦、崔世安、刘焯华。

1988年6月20日，澳督文礼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与镜湖医院签署协议，政府今年拨款增加350万元。

拍摄时间：1988年6月20日

拍摄时间︰1988年6月20日 前排左起：邱成章、许世元、黄汉兴、陶开裕、马万祺、何鸿燊、冯文根、彭彼得、何厚铧； 后排左起：王孝行、何华添、高开贤、徐寿仁、区宗杰、陈炳华、毕漪汶、刘光普、赵汝能、何思谦、崔世安、刘焯华。

1991年6月20日，葡萄牙国会通过修订《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

1997年6月20日，中葡联合联络小组达成共识，解决东方基金会问题，协议成立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以接受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供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