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1月31日─1605年2月17日）8月30日，果阿大主教任命西班牙多明我会士平托•比埃达德（D. Joāo Pinto de Piedade）为澳门主教区主教，平托•比埃达德主教于1608年履澳。这位主教曾力图将澳门多明我会修道院的葡萄牙势力清除，将修院归还给圣玫瑰教区的西班牙多明我会士。但耶稣会士阻止西班牙多明我会士居住澳门，更反对他们获得修道院的所有权。因此，平托•比埃达德计划未能成功。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1月31日─1605年2月17日）8月30日，果阿大主教任命西班牙多明我会士平托•比埃达德（D. Joāo Pinto de Piedade）为澳门主教区主教，平托•比埃达德主教于1608年履澳。这位主教曾力图将澳门多明我会修道院的葡萄牙势力清除，将修院归还给圣玫瑰教区的西班牙多明我会士。但耶稣会士阻止西班牙多明我会士居住澳门，更反对他们获得修道院的所有权。因此，平托•比埃达德计划未能成功。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p.613—617.

万历四十年（1612年2月2日─1613年2月18日）8月30日，耶稣会远东巡视员意大利巴范济神父于4月从日本返回澳门，抵澳后于本日病逝。巴范济，字庸乐, 意大利人, 为中国传教区最早的创始者之一。

万历四十年（1612年2月2日─1613年2月18日）8月30日，耶稣会远东巡视员意大利巴范济神父于4月从日本返回澳门，抵澳后于本日病逝。巴范济，字庸乐, 意大利人, 为中国传教区最早的创始者之一。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486页。

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国商船到达澳门附近的麦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门区三灶一带），当时澳门的情况十分微妙，尽管英国同葡印总督缔结条约中允许英国商船来澳门，但澳门议事会考虑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因为当时澳门的繁荣全赖于葡萄牙船队的往来贸易，因此澳门议事会坚决反对英商进入澳门参加对华贸易。故议事会采取种种方法拖延时间，阻止英国商船进入内港。英国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门总督邀请若翰•威德尔上校及随行英国商人进入澳门。7月15日，若翰•威德尔不顾澳门葡人的阻挠，率领商船离开澳门，直奔广州，在珠江口勘查广州河口水道，并找到了虎门入口，还调查了珠江口明军防御力量。但是广州官方声明：英商不得在澳门贸易。22日，英国商船返回伶仃洋。29日，若翰•威德尔再次率领船队向广州进发。8月6日抵达珠江口，当时广东官员要求等待上级批复，但是若翰•威德尔没有等待中方批复就率领船队驶进内河，向广州挺进。8月6日，澳门选出四位助理与议事会解决如何对付澳门海岸出现的4艘英国船的问题。8月12日，中英展开炮战。仅仅半个小时，虎门炮台陷落。英军登陆占领炮台，缴获44门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渔船。8月15日，若翰•威德尔派鲁宾逊、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与通事番禺人李叶荣（Pablo Noretti）一起去广州谈判通商。到达广州后，受到广东总兵陈谦的热情接待，“红夷到日，即入总府。见万众喧嚣，即发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叶荣带来海道副使郑觐光和广东总兵陈谦的一封信，称：广东给英国人在国内买卖任何商品的自由，并指定三处为英船的停泊所，还指定由李叶荣为经纪人，派两三个人到广州准备购办货物，并请求英国人将明方的炮和船放还。若翰•威德尔认为这样比较满意，立即将炮及帆船放还。8月24日，李叶荣返回广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鲁宾逊3人陪同前往。他们携带西班牙银元22000八单位雷阿尔（Reais-de-oito）及两小箱日本银，其中10000送给官员们，其他用作投资。到广州后，购买白糖1150担，糖米50担，米85担，酒100坛，并住在华商揭邦俊家。后在琶洲处被明方捕盗船抓获。[11]8月30日，若翰•威德尔命令船只前移两里，到达大虎岛。[12]9月6日，若翰•威德尔接到澳门总督与议事会的书面抗议，要求英方退出中国海域。若翰•威德尔却依仗李叶荣背后的关系表示反对。[13]当时，两广总督张镜心督促广东总兵陈谦出师浪白，9月10日，副总兵黎延庆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对英船进行攻击，“打死夷人数名”。[14]26日，若翰•威德尔将船队退回伶仃岛。27日，船行至距离澳门4里格远的地方。然后，船队委员会向澳门葡萄牙人投递了抗议书，阐述了对在果阿和澳门遭到冷遇而不满的理由，指责澳门葡人向中国纵火船提供军需和装备，对扣押英人一事他们要负责。澳门葡人拒绝承认。[15]同时，张镜心又实行“檄道厅亲至澳门宣示汉法，以法绳澳，以澳驱红，节节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广东市舶司会同香山县差官及驻澳提调、备倭诸官下澳，传唤议事会理事官、通事、揽头到议事会宣谕，要求澳门议事会理事官戎猫州弗黎厨（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揽头吕沈西及通事刘德来广州调停处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几名澳门葡人前往广州调停中英关系。18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会议试图迫使英商达成以下协议：即刻退出广州，永不再来；对中方给予此次在此经商的特权，应先付给酬金28000雷阿尔。但是，英国商人表示反对。[19]在葡人的调停下，广东方面将英商及其款项、货物全部发还，并完成了他们的贸易。直到11月22日，中英双方签订贸易协定：“允许（英商）自由经商，扩大贸易，长久居住，但英方每年应缴付（中国）皇帝2万两白银及4门大铁炮和50支毛瑟枪。”11月26日，英商离开广州，回到碇泊澳门的船队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译为横琴岛，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为“麦子山”。葡语及英语文献中均有出现。英语仅见于《芒迪游记》，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为西班牙语，意即“堆”。西班牙语也有Monte，且与葡语同意。显然，芒迪将Monte误作Montón。有人称芒迪懂葡语与西语，不知所据。仅此一例可知其西语水准实很低劣。否则不会将Monte与Montón混淆。葡语中，有图示[图载“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据图，Monte de Trigo为今三灶岛，但航海资料的文字涉及则是指三灶东侧一小岛。“沿着高澜山航行，可见一圆岛，然后在它的尽处又可见一更长、形成圆湾的大岛。再前面是4个小岛，共中之一便是称为Monte deTrigo的又圆又高的岛屿。（Ms. Cadaval 972, f. 95v°）”这一“又圆又高的岛屿”之汉名暂缺。无论准确度还是可信度，航海资料均高于图籍。前者成于明末，后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图示，不很准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8—19页。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门》，第51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19页；刘鉴唐、张力主编：《中英关系系年要录13世纪—1760》第l卷，第116—117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4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扬帆直入铳台，兵放铳堵御，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径入，泊回原处，打坏小料船一只。”中英双方记录差异甚大。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1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李叶荣带夷目二人进省”，又称“带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称“旧澳夷通事李叶荣往谕，随夷目二名进省投见”，又称“红夷头目三名雇船一只”，又称“其前后羁留夷人五名内，查三名的系头目，一名噧呾缠，一名毛直缠，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则无名可查”。噧呾缠，应即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应为蒙特尼之弟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缠则应为鲁宾逊的译名。可知，他们三人应是分两次进入广州的。[10]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3《参镇压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24页。[16]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1《报镇将驱逐红夷疏》。[17]此处理事官葡文名字据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来，但与“戎猫州弗黎厨”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2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1月24日－1717年2月10日）8月30日，“圣安娜”号抵达澳门，该船从里斯本出发；随船而来的有14位耶稣会传教士，包括几位杰出的数学家，即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懋德（André Pereira）、德国耶稣会士戴进贤（Ignace Kögler）和捷克耶稣会士严嘉乐。严嘉乐还是一名音乐家。其他还有葡萄牙耶稣会士托梅·阿拉尼亚（Tomé Aranha）、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Francisco Álvares）、弗朗西斯科·莫雷拉（Francisco Moreira）、费利什·佩雷拉（Fé1ix-José Pereira）、秉多（Manuel Pinto）、弗莱雷（António Freire）及葡萄牙国王若奥五世的特使曼努埃尔·瓦雷拉（Manuel Varella）神父，曼努埃尔·瓦雷拉带来了葡萄牙国王若奥五世致交趾国王的信及礼物。但曼努埃尔·瓦雷拉不幸于9月27日在澳门病逝。曼努埃尔·瓦雷拉神父的使命后由同船抵澳的另一位修道士安东尼奥·弗莱雷完成。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1月24日－1717年2月10日）8月30日，“圣安娜”号抵达澳门，该船从里斯本出发；随船而来的有14位耶稣会传教士，包括几位杰出的数学家，即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懋德（André Pereira）、德国耶稣会士戴进贤（Ignace Kögler）和捷克耶稣会士严嘉乐。严嘉乐还是一名音乐家。其他还有葡萄牙耶稣会士托梅．阿拉尼亚（Tomé Aranha）、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Francisco Álvares）、弗朗西斯科．莫雷拉（Francisco Moreira）、费利什．佩雷拉（Fé1ix-José Pereira）、秉多（Manuel Pinto）、弗莱雷（António Freire）及葡萄牙国王若奥五世的特使曼努埃尔．瓦雷拉（Manuel Varella）神父，曼努埃尔．瓦雷拉带来了葡萄牙国王若奥五世致交趾国王的信及礼物。但曼努埃尔．瓦雷拉不幸于9月27日在澳门病逝。曼努埃尔．瓦雷拉神父的使命后由同船抵澳的另一位修道士安东尼奥．弗莱雷完成。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21、33、247、448、490、491、510页及第706页称，阿拉尼亚、弗莱雷、莫雷拉、费利什、徐懋德、瓦雷拉及秉多等人是1716年8月31日到达澳门，而在第336页及第634页分别称戴进贤1716年8月30日到达澳门，1716年8月31日到达北京，似乎这些传教士是分几批来到澳门。据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6）》，第17页及第21页严嘉乐本人的信称，他们是14位耶稣会士一起于1716年8月30日凌晨抵达澳门，故应以严信为准。这14位耶稣会士除上述10人外，葡萄牙人李国成（又译作罗佩思，Cajetan Lopes）、房日升（François de Corder）、德梅洛（又译麦安东，Antoine de Mello）也应是这一批来澳门的耶稣会士，还有一人不知为谁。文德泉：《耶稣会士于澳门开教四百周年》，第55页称徐懋德1715年8月30日到澳门，并在圣保禄学院读完神学后到广州。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61；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6）》，第17—21页。潘日明：《唐·若奥五世在远东的外交政策》，载《文化杂志》第11—12期，1993年。

雍正元年（1723年2月5日－1724年1月25日）8月30日至10月7日，据说：“中国开放海上贸易，仅这一季风季节就有近40艘中国船到巴达维亚港口；消息称有同样数目的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葡印总督已禁止葡萄牙人的船从巴达维亚运来檀香木，原因是“中国人的船只被禁止出海航行”。现在，既然他们可以出海并把货物运回广州、漳州和宁波，那么葡萄牙人的船只也应当开到那里去，因为总督的禁令只会造成澳门的衰落和崩溃。这项禁令存在期间一直遭到非议。为避免澳门城的毁灭，澳门议事会决定请求总督废除此禁令。

雍正元年（1723年2月5日－1724年1月25日）8月30日至10月7日，据说：“中国开放海上贸易，仅这一季风季节就有近40艘中国船到巴达维亚港口；消息称有同样数目的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葡印总督已禁止葡萄牙人的船从巴达维亚运来檀香木，原因是“中国人的船只被禁止出海航行”。现在，既然他们可以出海并把货物运回广州、漳州和宁波，那么葡萄牙人的船只也应当开到那里去。因为总督的禁令只会造成澳门的衰落和崩溃，这项禁令存在期间一直遭到非议。为避免澳门城的毁灭，澳门议事会决定请求总督废除此禁令。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07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61.

乾隆十一年（1746年1月22日－1747年2月8日）8月30日，两位法国籍耶稣会士尚若翰（Jean-Gaspard Chanseaume） 及傅安德（André-Nicolas Forgeot），抵达澳门。因全国教难，两人均无法进入内地，遂留居澳门至1752年。[1] [1]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868—869页。

乾隆十一年（1746年1月22日－1747年2月8日）8月30日，两位法国籍耶稣会士尚若翰（Jean-Gaspard Chanseaume） 及傅安德（André-Nicolas Forgeot），抵达澳门。因全国教难，两人均无法进入内地，遂留居澳门至1752年。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868—869页。

乾隆十二年（1747年2月9日－1748年1月29日）8月30日，文东尼（又译若些，António José Teles de Menezes）出任澳门总督。他履任后，十分不满议事会对清政府的顺从态度，在他看来这是一种道德沦丧，他决心要刹住这股“歪风邪气”。故他上任不久就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迫切需要的改革。他强调政治统治的暴力威慑，就任一星期后，就在大炮台的高墙上架起了一座吊架，以示对犯罪者将按军法处以吊刑。他出入大炮台，随身总是12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不讲礼仪，一切以皮鞭说话。一位叫佩雷拉．布拉加（António Pereira Braga）的法官经常怠忽职守，而被人投诉，若些将其召到城堡，拿开他的手杖和剑，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他。不仅葡萄牙人，就连中国人也怕他三分，送他一个绰号，名叫“老虎”。[1] [1]C.R.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p.274;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216页；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13页。

乾隆十二年（1747年2月9日－1748年1月29日）8月30日，文东尼（又译若些，António José Teles de Menezes）出任澳门总督。他履任后，十分不满议事会对清政府的顺从态度，在他看来这是一种道德沦丧，他决心要刹住这股“歪风邪气”。故他上任不久就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迫切需要的改革。他强调政治统治的暴力威慑，就任一星期后，就在大炮台的高墙上架起了一座吊架，以示对犯罪者将按军法处以吊刑。他出入大炮台，随身总是12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不讲礼仪，一切以皮鞭说话。一位叫佩雷拉．布拉加（António Pereira Braga）的法官经常怠忽职守，而被人投诉，若些将其召到城堡，拿开他的手杖和剑，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他。不仅葡萄牙人，就连中国人也怕他三分，送他一个绰号，名叫“老虎”。C.R.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p.274;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216页；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13页。

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1月21日─1766年2月8日)4月24日，葡印总督埃加伯爵(Conde de Ega)致函澳门助理，委托他出售属于圣若瑟修院的房子，并告知总督有两间属于耶稣会士的宿舍，现在已经破损，重修或保存需要大量费用，但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重修，而且学校有足够的房子供使用，因此通过拍卖卖掉了这些房间，但仍在修院的教堂里保留了神圣的文化。澳门议事会于8月30日贴出布告出售毗邻修院的房子：一间对着寡妇伊利亚斯(Elias Marçal Garcez)的房子；另一间用于耶稣会代理人的房间，对着圣老楞佐堂圣器室的一个房门。

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1月21日─1766年2月8日)4月24日，葡印总督埃加伯爵(Conde de Ega)致函澳门助理，委托他出售属于圣若瑟修院的房子，并告知总督有两间属于耶稣会士的宿舍，现在已经破损，重修或保存需要大量费用，但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重修，而且学校有足够的房子供使用，因此通过拍卖卖掉了这些房间，但仍在修院的教堂里保留了神圣的文化。澳门议事会于8月30日贴出布告出售毗邻修院的房子：一间对着寡妇伊利亚斯(Elias Marçal Garcez)的房子；另一间用于耶稣会代理人的房间，对着圣老楞佐堂圣器室的一个房门。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Ⅷ, p. 529.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月7日─1770年1月26日)8月30日，马尼拉多明我会又派传教士埃斯特班•罗萨里奥(Esteban del Rosario)前往澳门。罗萨里奥是一名华籍修士，其中文名不详。罗萨里奥于9月19日抵达澳门，在澳门仅停留10天左右，于10月1日离澳赴闽。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月7日─1770年1月26日)8月30日，马尼拉多明我会又派传教士埃斯特班•罗萨里奥(Esteban del Rosario)前往澳门。罗萨里奥是一名华籍修士，其中文名不详。罗萨里奥于9月19日抵达澳门，在澳门仅停留10天左右，于10月1日离澳赴闽。张先清：《16—18世纪西班牙多明我会士与澳门关系考述》，载《澳门在天主教东进中的地位与作用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9年11月，第507页。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1月26日─1790年2月13日)8月30日，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主任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收广东政府的谕帖称，由于新海关监督未到任，广东巡抚又不在，欧洲人事务由两广总督管理。两广总督制定了一些新的规条，命令今后各国商船进入广州必须向澳门议事会理事官申请，理事官可以为外国船只向澳门同知领取往广州的许可证。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1月26日─1790年2月13日)8月30日，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主任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收广东政府的谕帖称，由于新海关监督未到任，广东巡抚又不在，欧洲人事务由两广总督管理。两广总督制定了一些新的规条，命令今后各国商船进入广州必须向澳门议事会理事官申请，理事官可以为外国船只向澳门同知领取往广州的许可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494页。

乾隆六十年（1795年1月21日─1796年2月8日）7月1日，一艘小吕宋国船，船主噧喴，装载洋米4500石来澳门发卖，并无其他货物。因查澳门额船当年还有第十九、二十二号均未回澳， 署香山县丞王朝彦令该小吕宋噧喴船作速顶补澳额营生。如该船不愿顶号，亦即飭令开行进埔，毋许在澳湾泊。8月30日，澳门同知韦协中行理事官牌，令噧喴船，载来米石催令起清，著即开行回国，毋许在澳湾泊，亦不得夹带饷货出口。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1月21日─1796年2月8日）7月1日，一艘小吕宋国船，船主噧喴，装载洋米4500石来澳门发卖，并无其他货物。因查澳门额船当年还有第十九、二十二号均未回澳， 署香山县丞王朝彦令该小吕宋噧喴船作速顶补澳额营生。如该船不愿顶号，亦即飭令开行进埔，毋许在澳湾泊。8月30日，澳门同知韦协中行理事官牌，令噧喴船，载来米石催令起清，著即开行回国，毋许在澳湾泊，亦不得夹带饷货出口。《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署香山县丞王朝彦为饬将小吕宋米船顶额营生事行理事官牌》，第656页；《澳门同知韦协中为催令小吕宋米船将米石起清即开行回国事行理事官牌》，第657页。

嘉庆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8月30日，有英国商人马见多（Market）船一艘，装载棉花等货，来到潭仔洋面湾泊。

清嘉庆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8月30日，有英国商人马见多（Market）船一艘，装载棉花等货，来到潭仔洋面湾泊。《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摄理澳门同知叶慧业为饬查入澳之英商马见多船事下理事官谕》，第754页。

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8月30日，澳门第十三号、二十号及八号额船回澳。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8月30日，澳门第十三号、二十号及八号额船回澳。《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香山县丞郑为饬查十三号等3船回澳不报事下理事官谕》，第201页。

嘉庆十八年（1813年2月1日─1814年1月20日）8月30日，澳门主教沙辛赴广东省上川岛朝拜弗兰西斯科·沙勿略墓，9月3日返回澳门。

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2月1日─1814年1月20日）8月30日，澳门主教沙辛赴广东省上川岛朝拜弗兰西斯科·沙勿略墓，9月3日返回澳门。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第64页；《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第524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6页。

嘉庆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5月7日，及9月8日、17日，朱梅官（即朱作宁）、朱哲堂、郑怀魁、陈荣禧、许鸣乔、徐秀官各贩茶叶、布匹赴澳门售卖，有西洋人咹哆唎（Adélio）等以胡椒、海参等货，与朱梅官等兑换茶布，以货抵兑外，咹哆唎尚应找朱梅官番银3480元、朱哲堂番银2300元、陈荣禧番银1220元、许鸣乔番银3400元。又郑怀魁、徐举业（即徐秀官），于8月30日，合运冰糖等货至澳门，由葡人咹哆唎收买，赊欠货价番银1200元。咹哆唎于是年九月底载运各货回国，船泊香山县属外洋，朱梅官等闻信赶至咹哆唎船内，逼索欠银。适有西洋不识姓名洋船驶到，咹哆唎当向借银还欠。因无现银，只有鸦片烟泥，如可抵欠，情愿问借鸦片烟泥作银抵清欠项。朱梅官等因咹哆唎即须回国，虑及欠项无著，当各应允。咹哆唎随给朱梅官鸦片烟泥120个，每个约重2斤七八两，给朱哲堂80个，给陈荣禧41个，给郑怀魁、徐秀官共40个，给许鸣乔80个，抵清前欠。朱梅官等因内地查拿严禁，不敢载入口岸，各在洋面将鸦片烟泥陆续卖给不识姓名过往船户，朱梅官共得价银3840元，朱哲堂共得价银2560元，陈荣禧共得价银1380元，郑怀魁、徐秀官共得价银1320元，许鸣乔共得价银3500元。朱梅官等人贩卖鸦片并非秘密，亦多有人向清政府举报。负责此事的官员曾向朱梅官等人索贿8万元不得，遂兴发事端，以私贩鸦片开始缉捕朱氏等人。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5月7日，及9月8日、17日，朱梅官（即朱作宁）、朱哲堂、郑怀魁、陈荣禧、许鸣乔、徐秀官各贩茶叶、布匹赴澳门售卖，有西洋人咹哆唎（Adélio）等以胡椒、海参等货，与朱梅官等兑换茶布，以货抵兑外，咹哆唎尚应找朱梅官番银3480元、朱哲堂番银2300元、陈荣禧番银1220元、许鸣乔番银3400元。又郑怀魁、徐举业（即徐秀官），于8月30日，合运冰糖等货至澳门，由葡人咹哆唎收买，赊欠货价番银1200元。咹哆唎于是年九月底载运各货回国，船泊香山县属外洋，朱梅官等闻信赶至咹哆唎船内，逼索欠银。适有西洋不识姓名洋船驶到，咹哆唎当向借银还欠。因无现银，只有鸦片烟泥，如可抵欠，情愿问借鸦片烟泥作银抵清欠项。朱梅官等因咹哆唎即须回国，虑及欠项无著，当各应允。咹哆唎随给朱梅官鸦片烟泥120个，每个约重2斤七八两，给朱哲堂80个，给陈荣禧41个，给郑怀魁、徐秀官共40个，给许鸣乔80个，抵清前欠。朱梅官等因内地查拿严禁，不敢载入口岸，各在洋面将鸦片烟泥陆续卖给不识姓名过往船户，朱梅官共得价银3840元，朱哲堂共得价银2560元，陈荣禧共得价银1380元，郑怀魁、徐秀官共得价银1320元，许鸣乔共得价银3500元。朱梅官等人贩卖鸦片并非秘密，亦多有人向清政府举报。负责此事的官员曾向朱梅官等人索贿8万元不得，遂兴发事端，以私贩鸦片开始缉捕朱氏等人。《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两广总督蒋攸铦等奏报查获贩卖鸦片烟人犯朱作宁等审明定拟情形折》，第41页。井上裕正：《关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鸦片问题》，载费正清等著：《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册，第65页。另有一说是朱梅官案之揭发是张保仔投降清政府后，负责福建沿海的驻防，由于他是海盗出身，对鸦片走私的内情十分熟悉，所以缉获若干鸦片走私船，审讯后招供鸦片来自澳门，并探知澳门有一个鸦片贩卖团伙，福建遂将情报送至广东，朱梅官事遂发。参见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第156页。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8月29日，英威廉·阿美士德使团进北京，因行礼叩头之争，英使团第二天即被赶出北京，从内河南下，一路派兵护送至澳门。这次出使之失败，嘉庆皇帝尤对托玛斯·司当东进行了严词训斥，并不准他再充任英国对华贸易之“大班”，“至司当东，当严词责，伊曾在粤充任大班，熟知中国礼节，又非他贡使之比，此次即不能成礼而返，将来不准再来粤仍充大班”。拒绝行礼叩头主张保持尊严的主要是副使司当东，他认为“在中国，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都可以取胜”。拿破仑事后对此事的批评是：“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们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地位平等的人。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的不敬。”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8月29日，英威廉·阿美士德使团进北京，因行礼叩头之争，英使团第二天即被赶出北京，从内河南下，一路派兵护送至澳门。这次出使之失败，嘉庆皇帝尤对托玛斯·司当东进行了严词训斥，并不准他再充任英国对华贸易之“大班”，“至司当东，当严词责，伊曾在粤充任大班，熟知中国礼节，又非他贡使之比，此次即不能成礼而返，将来不准再来粤仍充大班”。拒绝行礼叩头主张保持尊严的主要是副使司当东，他认为“在中国，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都可以取胜”。拿破仑事后对此事的批评是：“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们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地位平等的人。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的不敬。”《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寄谕直鲁江浙闽粤各省督抚英贡使狡诈无体已遣令归国沿途恐有窥伺即各饬知沿海文武员弁留心严防》，第74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寄谕两广总督蒋攸铦英贡使到澳照例筵宴免税嗣后再来不准驶行各省再充大班》，第107—108页。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85章，第588、594页。

道光十一年（1831年2月13日─1832年2月1日）8月30日，香山县丞沈继祖发出布告，禁止鸦片交易，违者将被鞭笞100，流放3000里。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2月13日─1832年2月1日）8月30日，香山县丞沈继祖发出布告，禁止鸦片交易，违者将被鞭笞100，流放3000里。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51页。

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8月30日，船长为史密斯（H.Smith）的英国皇家军舰“窝拉疑（Volage）”号抵达澳门街。9月1日，查尔斯·义律写信给澳门总督席尔维拉·边度，通知他英国军舰“窝拉疑”号携来在抵御中国进攻时进行合作的命令，边度婉言谢绝。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8月30日，船长为史密斯（H.Smith）的英国皇家军舰“窝拉疑（Volage）”号抵达澳门街。9月1日，查尔斯·义律写信给澳门总督席尔维拉·边度，通知他英国军舰“窝拉疑”号携来在抵御中国进攻时进行合作的命令，边度婉言谢绝。Chinese Repository, Vol.8, No.4, p.224.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95页。

咸丰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8月30日，澳门公物会为公共工程筹集款项，发行彩票2000条，每条2元。头彩为1000元，定于11月底抽彩。

咸丰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8月30日，澳门公物会为公共工程筹集款项，发行彩票2000条，每条2元。头彩为1000元，定于11月底抽彩。《澳门政府宪报》1856年10月18日第52号。

咸丰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8月30日，一队300名葡萄牙士兵到达澳门。

咸丰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8月30日，一队300名葡萄牙士兵到达澳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31页。

咸丰十年（1860年1月23日─1861年2月9日）4月23日，海军上校马托斯‧科雷亚（Joaquim José Gonçalves de Matos Correia）被澳门选为国会议员。1863年8月9日，科雷亚以189票再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865年8月30日，科雷亚舰长再度被选为国会议员。1869年1月31日，澳门选区在议事公局选出了代表本地参加葡萄牙议会的代表，科雷亚海军上校第四次当选。

咸丰十年（1860年1月23日─1861年2月9日）4月23日，海军上校马托斯‧科雷亚（Joaquim José Gonçalves de Matos Correia）被澳门选为国会议员。1863年8月9日，科雷亚以189票再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865年8月30日，科雷亚舰长再度被选为国会议员。1869年1月31日，澳门选区在议事公局选出了代表本地参加葡萄牙议会的代表，科雷亚海军上校第四次当选。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41页、152页、160页、174页。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8月30日，澳门童子出洋，前经官禁，今则此禁已弛，盖缘澳督接夏湾拿及卑鲁（秘鲁）埠领事来文，谓凡童子至其地，衣食栖处，概无刻云云。故澳门督宪从所请而准童子出洋也。[1]闻每月有幼童五六十名潜匿各船出洋，每年不下五六百名。[2] [1]《申报》1872年8月30日《童子出洋》。 [2]《中西闻见录》1872年9月2日《澳门近事》。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8月30日，澳门童子出洋，前经官禁，今则此禁已弛，盖缘澳督接夏湾拿及卑鲁（秘鲁）埠领事来文，谓凡童子至其地，衣食栖处，概无刻云云。故澳门督宪从所请而准童子出洋也。闻每月有幼童五六十名潜匿各船出洋，每年不下五六百名。《申报》1872年8月30日《童子出洋》。《中西闻见录》1872年9月2日《澳门近事》。

光绪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8月11日，澳督颁布第77号谕札，对澳门博彩业的承充方式进行改革，将澳门番摊馆12间出投领牌，一改过去类似揽头的承充形式。至1879年8月30日招人领牌之期，澳督以为现日多有商人欲行全盘领取，且领牌不若承充竞取增益更多，故又将番摊承充经营重返故辙。[1] [1]《澳门政府宪报》1880年8月19日第33号附报。

光绪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8月11日，澳督颁布第77号谕札，对澳门博彩业的承充方式进行改革，将澳门番摊馆12间出投领牌，一改过去类似揽头的承充形式。至1879年8月30日招人领牌之期，澳督以为现日多有商人欲行全盘领取，且领牌不若承充竞取增益更多，故又将番摊承充经营重返故辙。《澳门政府宪报》1880年8月19日第33号附报。

光绪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8月30日，四名澳门葡萄牙人擅入前山近邻射猎，被清政府军队包围，缴去猎枪，并将猎枪充公，送交省城。此事在澳门引起极大的不满，许多报刊纷纷刊登文章指责清政府。此后射猎之事清政府官员不再予以干涉，禁猎令遂予以撤销。

光绪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8月30日，四名澳门葡萄牙人擅入前山近邻射猎，被清政府军队包围，缴去猎枪，并将猎枪充公，送交省城。此事在澳门引起极大的不满，许多报刊纷纷刊登文章指责清政府。此后射猎之事清政府官员不再予以干涉，禁猎令遂予以撤销。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42—43页。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8月30日，下午5点52分，澳门地震。连作两次，惟未一分钟即便停止，且不甚烈，居人亦多有未知者，屋内所悬洋灯亦摇摇欲倾。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8月30日，下午5点52分，澳门地震。连作两次，惟未一分钟即便停止，且不甚烈，居人亦多有未知者，屋内所悬洋灯亦摇摇欲倾。《镜海丛报》1895年9月4日《澳门地震》。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1896年8月30日）集院，议前三月初十日（4月22日）由西宪臬宪解来雷州难妇十余人、小孩婴十余口交镜湖医院留养，经数月未曾着落，欲请列位绅董总协理到西宪讨情，祈官发落以免逗留有阻医房，祈为卓夺，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8月25日，广东政府照会澳门政府，要求立即停止疏浚工程。30日，各国驻广州领事联合访问两广总督张鸣岐，请求中方从前山撤军。但张鸣岐坚决反对，并严正表示：“新军驻澳门交界，国防所系，属我主权，断难撤退。”澳门政府无奈，遂决定停止疏浚工程。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8月25日，广东政府照会澳门政府，要求立即停止疏浚工程。30日，各国驻广州领事联合访问两广总督张鸣岐，请求中方从前山撤军。但张鸣岐坚决反对，并严正表示：“新军驻澳门交界，国防所系，属我主权，断难撤退。”澳门政府无奈，遂决定停止疏浚工程。郑勉刚辑：《澳门界务录》卷5《黄士龙禀陈澳界情形》、《澳界片片录》。

1911年（清宣统三年）澳葡当局大规模强行疏浚河道工程引发的事件。澳葡当局疏浚河道工程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就已开始，凡是已经疏浚过的海面，均设置浮标，表示该水段为其占领。由于当地群众的激烈反对，其疏浚河道工程才被迫中断。1911年3月，澳葡当局又派出军舰两艘，快艇10艘，载100多名工人，进入中国水域前山内河，掘毁田基，测量地段，树立标木，进行疏浚，并与英国商人订立委托，疏浚氹仔以北海面，这样大规模的疏浚工程引起了广东群众的强烈不满。两广总督张鸣岐于7月派人与澳葡当局交涉，要求停止疏浚；并加强前山防务，动员澳门商民迁移其他地方开业，抵制澳门商务。澳葡当局十分担心，忙从葡国增调军舰，从非洲属地调来军队，加强实力，还不断恳请列强支援。8月30日，各国驻广州领事联合访问张鸣岐，要求“调停”。张鸣岐态度十分坚决。8月底，澳葡当局被迫停止疏浚工程。

1994年8月30日，澳督韦奇立应邀官式访问北京。

1999年8月30日，国务院港澳办公布澳门特区护照及旅行证件式样。

“聚源米铺”是一间已结业的传统米店，相传店内有存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米桶，这米桶中间以隔板分离开上层以存放米粮，下层空心，因当时缺粮情况严重，用此以安定民心。

“聚源米铺”是一间已结业的传统米店，相传店内存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米桶，这米桶中间以隔板分离上层以存放米粮，下层空心，因当时缺粮情况严重，用此以安定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