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亚太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在第四十六届世界遗产大会举办期间,揭晓2024年《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案例奖》获奖名单,“澳门记忆”获“卓越之星奖”。
“澳门记忆”推出“浮光百年 承载辉煌──新马路街区图片征集”,联乘新马路街区内的多个商户,诚邀市民分享有关新马路的老照片和相关回忆,征集期由即日至2024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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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年(1740年1月29日-1741年2月15日)4月20日,葡萄牙国王顺应澳门民情,撤销王室大法官职位,有关职责交由澳门议事会普通法官行使。议事会对来自印度的王室法官有怨言,要求将其职权合并到年长的市调解员的职能上,甚至提出取消王室法官职位。理由是澳门地方小,普通法官完全可以胜任办案工作,有需要时再向果阿法院提出上诉。没有王室法官在澳门的结果是议事会势力日益坐大。António Manuel Hespanha,Panorama da História Institucion e Jurídica de Macau, p.130,参见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第101页。
乾隆十二年(1747年2月9日-1748年1月29日)4月20日,法国耶稣会士黄明凤(Jean-François Beuth)在澳门病故。黄明凤,番名毕的里,1704年10月生,其祖父若韩(João)、父亲汝流(Julia)均先后来华在澳门居住,并在内地传教。黄明凤本人1744年来华,1745年以贩倭缎为名赴湖北荆州传教,1746年9月又贩倭缎至沙市,被清官府抓捕,1747年2月28日押送澳门。由于身染重病,经西洋医生索素.多罗(Sousa Dora)医治无效,遂于本日身故。[1] [1]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62《广东广州府香山县查黄明凤染患病故缘由无异》,第180页;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及荣振华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72页均将黄明凤译为杨若望,并称其逝世于1747年 4月18日,应以中文档案为准,因为这都是当时人确查以后上报清政府的。
乾隆十二年(1747年2月9日-1748年1月29日)4月20日,法国耶稣会士黄明凤(Jean-François Beuth)在澳门病故。黄明凤,番名毕的里,1704年10月生,其祖父若韩(João)、父亲汝流(Julia)均先后来华在澳门居住,并在内地传教。黄明凤本人1744年来华,1745年以贩倭缎为名赴湖北荆州传教,1746年9月又贩倭缎至沙市,被清官府抓捕,1747年2月28日押送澳门。由于身染重病,经西洋医生索素.多罗(Sousa Dora)医治无效,遂于本日身故。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62《广东广州府香山县查黄明凤染患病故缘由无异》,第180页;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及荣振华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72页均将黄明凤译为杨若望,并称其逝世于1747年 4月18日,应以中文档案为准,因为这都是当时人确查以后上报清政府的。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2月17日─1761年2月4日)2—4月,乾隆帝颁发一连串广州对外贸易的管理条例,其中最使英国大班们震动的,是广州商馆的生活将受到限制。其中规定有5条,第一条即是:船货如已卸清,大班等应立即回国,不得逗留广州。但商船必须依季候风行驶,往来有定期,故大班亦只有在此期间内回国。如有交易未了、账项未清者,得留居澳门,不必返回欧洲,以免奔波劳顿。4月12日,收到上述规定,20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即派南海县飭令行商及通事通知全体在广州的外国人(除瑞典人外,他们仍有一艘船碇泊黄埔),限5日内前往澳门。马士(H. B. Mors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5卷,第503—504页,李侍尧:《防夷五事规条》,载《史料旬刊》第9期,第307—310页。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2月18日─1769年2月6日)4月18日晚,一伙窃贼在基督徒住宅前溜门撬锁。五名巡逻队巡捕上前盘问,他们拔腿就跑,其中一个窃贼方亚贵在其躲藏地草屋里被捕,不肯就范,年龄较小的巡捕咹哆呢•迪亚斯(António Dias Caldeira)就朝他头上猛击一拳,又重重地抽了一记耳光。另一位巡捕黄弗兰西时咕(João Francisco)也上来帮忙,殴打方亚贵。拳打脚踢之后,将其押往附近的巡捕所。由于方亚贵本来身体就有病,再加上这一顿殴打,几小时后就死去。后地保向中国官员报案并验尸,发现在左耳处留有伤疤。20日,议事会收到前山寨与香山县的来函,说要亲自来验尸并审讯凶手。议事会当时即会同总督开会,要理事官米兰达•索萨不要判被告死刑,理由是尚未经葡萄牙法律审议。会议决定赠予前山寨与香山县2300两白银作为酬金,请他们协助圆满解决此案。4月20日香山县丞坚持要交出凶手,议事会想用钱来结束这个事件。4月21日,香山县丞继续坚持,议事会决定让咹哆呢和黄弗兰西时咕两位士兵抓阉决定哪位是凶手。在多次会议之后,议事会给了香山县官员400两,他们仍不能平静,议事会将那位抽到的士兵交给他们处置。4月28日,理事官米兰达•索萨通知委员会通过每月给予被判处的咹哆呢妻子二两的补助,这个决定将持续,没有人提出异议。5月10日,理事官出示了广州和香山县官员的命令,他们要在五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之中做新的审问;犯人们并没有承认,将他们交给这些官员审问。5月12日据说又来了两个中国官员。21日,召开议事会第三次会议。香山知县宋锦亲临澳门,并扬言,如果中午之前不交出凶犯,则要把议事会的通事逮走。常住法官初步调查后向议事会报告说,无法查明谁是真正的凶手。于是请通事佩德罗•彼加多(Pedro de Gouveia Bicardo)协同常住法官和立契官重新调查。他们一致认为咹哆呢•迪亚斯和黄弗兰西时咕均同死亡事件有牵连,但两人均未被判为充分有罪,只好抽签决定命运。第一次得分相同,不分胜负,第二次黄弗兰西时咕得10分,咹哆呢得6分,澳督沙丹耶下令,将咹哆呢罚款6两白银,并送交香山知县审讯。咹哆呢承认,他对方亚贵击了一拳并抽了一记耳光。22日,召开第四次会议,香山知县提出要审讯巡逻队的五名队员。理事官来回奔波,从中斡旋,又给知县腰包塞满后,并要求知县不要判咹哆呢死刑,知县答应在两广总督面前为凶手说情。5月10日,香山知县宋锦再次来澳,还是要求提审五名巡逻巡捕。议事会不同意,也不同意重新提审咹哆呢。并称,即使真将咹哆呢判死刑,也要根据葡萄牙法律执行。12日,理事官和其他议员继续同香山知县交涉。6月3日,粤海关监督强烈要求交出五名士兵。议事会成员与澳关委员在望厦村的县丞衙署会晤,议事会又赠给海关监督1200两白银,又给其他官员400两。最后仍决定把咹哆呢交出处死,其他人员不交。议员们提醒清朝官员说,1748年两名巡逻巡捕将两名华人打死,并没有判死刑,只判处流放。澳关委员回答称:上次因判罪太轻,处理此案的官员已被撤职,受到乾隆帝的惩罚。议事会成员要求两广总督向乾隆提出减刑,但海关监督回答说,两广总督的判决是不得上诉的。代表团带着坏消息返回澳门。澳督沙丹耶说,由他向葡印总督负责,将巡捕咹哆呢交给清朝处理,他将如实向葡印总督汇报。最后,清朝官员判决于6月4日将咹哆呢“照例用绳勒毙”。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2月18日─1769年2月6日)4月18日晚,一伙窃贼在基督徒住宅前溜门撬锁。五名巡逻队巡捕上前盘问,他们拔腿就跑,其中一个窃贼方亚贵在其躲藏地草屋里被捕,不肯就范,年龄较小的巡捕咹哆呢•迪亚斯(António Dias Caldeira)就朝他头上猛击一拳,又重重地抽了一记耳光。另一位巡捕黄弗兰西时咕(João Francisco)也上来帮忙,殴打方亚贵。拳打脚踢之后,将其押往附近的巡捕所。由于方亚贵本来身体就有病,再加上这一顿殴打,几小时后就死去。后地保向中国官员报案并验尸,发现在左耳处留有伤疤。20日,议事会收到前山寨与香山县的来函,说要亲自来验尸并审讯凶手。议事会当时即会同总督开会,要理事官米兰达•索萨不要判被告死刑,理由是尚未经葡萄牙法律审议。会议决定赠予前山寨与香山县2300两白银作为酬金,请他们协助圆满解决此案。4月20日香山县丞坚持要交出凶手,议事会想用钱来结束这个事件。4月21日,香山县丞继续坚持,议事会决定让咹哆呢和黄弗兰西时咕两位士兵抓阉决定哪位是凶手。在多次会议之后,议事会给了香山县官员400两,他们仍不能平静,议事会将那位抽到的士兵交给他们处置。4月28日,理事官米兰达•索萨通知委员会通过每月给予被判处的咹哆呢妻子二两的补助,这个决定将持续,没有人提出异议。5月10日,理事官出示了广州和香山县官员的命令,他们要在五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之中做新的审问;犯人们并没有承认,将他们交给这些官员审问。5月12日据说又来了两个中国官员。21日,召开议事会第三次会议。香山知县宋锦亲临澳门,并扬言,如果中午之前不交出凶犯,则要把议事会的通事逮走。常住法官初步调查后向议事会报告说,无法查明谁是真正的凶手。于是请通事佩德罗•彼加多(Pedro de Gouveia Bicardo)协同常住法官和立契官重新调查。他们一致认为咹哆呢•迪亚斯和黄弗兰西时咕均同死亡事件有牵连,但两人均未被判为充分有罪,只好抽签决定命运。第一次得分相同,不分胜负,第二次黄弗兰西时咕得10分,咹哆呢得6分,澳督沙丹耶下令,将咹哆呢罚款6两白银,并送交香山知县审讯。咹哆呢承认,他对方亚贵击了一拳并抽了一记耳光。22日,召开第四次会议,香山知县提出要审讯巡逻队的五名队员。理事官来回奔波,从中斡旋,又给知县腰包塞满后,并要求知县不要判咹哆呢死刑,知县答应在两广总督面前为凶手说情。5月10日,香山知县宋锦再次来澳,还是要求提审五名巡逻巡捕。议事会不同意,也不同意重新提审咹哆呢。并称,即使真将咹哆呢判死刑,也要根据葡萄牙法律执行。12日,理事官和其他议员继续同香山知县交涉。6月3日,粤海关监督强烈要求交出五名士兵。议事会成员与澳关委员在望厦村的县丞衙署会晤,议事会又赠给海关监督1200两白银,又给其他官员400两。最后仍决定把咹哆呢交出处死,其他人员不交。议员们提醒清朝官员说,1748年两名巡逻巡捕将两名华人打死,并没有判死刑,只判处流放。澳关委员回答称:上次因判罪太轻,处理此案的官员已被撤职,受到乾隆帝的惩罚。议事会成员要求两广总督向乾隆提出减刑,但海关监督回答说,两广总督的判决是不得上诉的。代表团带着坏消息返回澳门。澳督沙丹耶说,由他向葡印总督负责,将巡捕咹哆呢交给清朝处理,他将如实向葡印总督汇报。最后,清朝官员判决于6月4日将咹哆呢“照例用绳勒毙”。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41.指乾隆十三年(1748)的“李廷富、简亚二案”。 潘日明:《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第113—114页。中文资料记此事与葡文资料有很大的差距。《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李侍尧等奏报咹哆呢殴死民人方亚贵按律拟绞折》,第390—391页。中文记案件经过为:方亚贵腹泻,年夜去临铺讨火,适遇巡夜警察咹哆呢,被按住,并殴打,伤重殒命,援引乾隆八年(1743)陈千辉例,将案犯用绳勒毙。《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李侍尧等奏报咹哆呢殴死民人方亚贵按律拟绞折》,第390—391页。
嘉庆八年(1803年1月23日─1804年2月10日)4月20日,署香山知县杨时行发出告示,严禁外国人到关闸游玩:近来关兵每有借端滋弊,善诱夷人进关,因图索诈银两。即如二月初一日,有西洋新到夷人咈啷哂•咹哆呢(Francisco António)及咱存二人偶至关闸前游玩。据说当时关兵举手招其入关,当汛官又叫上城楼观看,他们一心只贪游玩,以为好意,谁想该兵役则将关门紧闭,斥他们逃关犯例,索诈他们取银赎放。该夷只得寄托过关华人报其家小,随同奔投前来。理事官派人到关查讯,恳将其原情释放,但守汛官毛老爷不允,他们被迫交银,当夜才放回。兹本年闰二月十一日,又有咖呞兰和尚数人闲游至关闸前,经守关兵役批准至神庙前观看。随后入关,当听到兵役声叫,将门谨闭,实图索诈夷银,幸遇他们之内有识话之人情知被陷,许多嗔殴,始得逃回。示谕澳门外国人及关闸汛兵丁,嗣后外国人恪遵定例,不许至关闸游玩,兵役亦不得诱其进关,讹诈滋事。
清嘉庆八年(1803年1月23日─1804年2月10日)4月20日,署香山知县杨时行发出告示,严禁外国人到关闸游玩:近来关兵每有借端滋弊,善诱夷人进关,因图索诈银两。即如二月初一日,有西洋新到夷人咈啷哂•咹哆呢(Francisco António)及咱存二人偶至关闸前游玩。据说当时关兵举手招其入关,当汛官又叫上城楼观看,他们一心只贪游玩,以为好意,谁想该兵役则将关门紧闭,斥他们逃关犯例,索诈他们取银赎放。该夷只得寄托过关华人报其家小,随同奔投前来。理事官派人到关查讯,恳将其原情释放,但守汛官毛老爷不允,他们被迫交银,当夜才放回。兹本年闰二月十一日,又有咖呞兰和尚数人闲游至关闸前,经守关兵役批准至神庙前观看。随后入关,当听到兵役声叫,将门谨闭,实图索诈夷银,幸遇他们之内有识话之人情知被陷,许多嗔殴,始得逃回。示谕澳门外国人及关闸汛兵丁,嗣后外国人恪遵定例,不许至关闸游玩,兵役亦不得诱其进关,讹诈滋事。《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香山知县杨时行为严禁蕃人至关闸游玩事示》,第429页。
清嘉庆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6月22日,一艘随清水师船出洋缉捕海盗的澳门葡船—澳门第十二号额船,回到澳门。它于上年10月16日夜,在电白县放鸡洋寄泊时,被风飘至硇洲洋面湾泊。18日见硇洲港内有贼船数十号,因水浅不能向前擒捕,随后贼船二只放出海外,伊等师船即著三板赶上,拿获贼人11名。22日,忽有飓风,将船漂至安南口湾泊,因收口不住,随漂至红毛骂嘑格(即马六甲)地方。至本年4月20日,始开船回来,其贼人已死3名,尚存8名。《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香山知县彭昭麟为饬将番船获盗解究事行理事官札》,第496页;《香山县丞衙关于捕盗遭风番船回澳等事禀稿》,第498页。
嘉庆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4月15日,在张保仔投降前夕,意外事件发生。那就是当时出任澳门总督的区华龄嘉是一位来自莫布尔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巴西人。此人对中国与澳门的情况十分不熟悉,且又懒惰好虚荣。他先是反对张保仔投降仪式在澳门举行,当谈判决定投降仪式在香山县的芙蓉沙举行时,他又迟迟不下命令撤销澳门葡萄牙舰队对海盗船队的封锁。故海盗船队启动准备赴投降地点时,澳门舰队总司令阿尔科福拉多·索萨以为海盗们要突围,故组织舰队进行了作战准备。后经过眉额带历对区华龄嘉总督的反复说明才使总督恢复理智,下令阿尔科福拉多撤销对张保仔的包围。这样,投降仪式得以在芙蓉沙顺利进行。当时有17318名海盗连同226艘帆船,1315门火炮,2798件其他武器交归清政府。其中张保仔交出105艘帆船和9344名部属,郑一嫂交出24艘帆船和1433名部属,郑保养交出27艘帆船和1686名部属,香山二交出59艘帆船和4163名部属,梁亚康交出10艘帆船和667名部属,另有1艘帆船和25人归属不明。20日,张保仔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亦被清政府授予千总衔,并允许他保留一支26—30艘帆船的船队,广东政府还拨给他一大笔钱,让他为部下在岸上买地建房安居。约有350名罪恶昭彰的海盗没被赦免,其中60人被判处流刑两年,151人被判终身充军,126人被判死刑。有14人的死刑就在澳门城门外执行。按照嘉庆十四年(1809)十月十六日(11月23日)的协议,清政府应付8万元船舰费给澳门议事会,因澳门议事会为装备兵船时已借银13000元,故实付银66645.3元, 而海盗战利品的分配,澳门分得了180艘帆船,600门火炮及大约3500件各类枪械。眉额带历作为胜利者一方的代表返回澳门,受到澳门全体市民的热烈欢迎,澳门为葡萄牙船队获得的辉煌胜利而欢呼,炮台鸣炮,教堂敲钟,通宵灯火辉煌地庆贺澳门的胜利。
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4月15日,在张保仔投降前夕,意外事件发生。那就是当时出任澳门总督的区华龄嘉是一位来自莫布尔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巴西人。此人对中国与澳门的情况十分不熟悉,且又懒惰好虚荣。他先是反对张保仔投降仪式在澳门举行,当谈判决定投降仪式在香山县的芙蓉沙举行时,他又迟迟不下命令撤销澳门葡萄牙舰队对海盗船队的封锁。故海盗船队启动准备赴投降地点时,澳门舰队总司令阿尔科福拉多·索萨以为海盗们要突围,故组织舰队进行了作战准备。后经过眉额带历对区华龄嘉总督的反复说明才使总督恢复理智,下令阿尔科福拉多撤销对张保仔的包围。这样,投降仪式得以在芙蓉沙顺利进行。当时有17318名海盗连同226艘帆船,1315门火炮,2798件其他武器交归清政府。其中张保仔交出105艘帆船和9344名部属,郑一嫂交出24艘帆船和1433名部属,郑保养交出27艘帆船和1686名部属,香山二交出59艘帆船和4163名部属,梁亚康交出10艘帆船和667名部属,另有1艘帆船和25人归属不明。20日,张保仔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亦被清政府授予千总衔,并允许他保留一支26—30艘帆船的船队,广东政府还拨给他一大笔钱,让他为部下在岸上买地建房安居。约有350名罪恶昭彰的海盗没被赦免,其中60人被判处流刑两年,151人被判终身充军,126人被判死刑。有14人的死刑就在澳门城门外执行。按照嘉庆十四年(1809)十月十六日(11月23日)的协议,清政府应付8万元船舰费给澳门议事会,因澳门议事会为装备兵船时已借银13000元,故实付银66645.3元, 而海盗战利品的分配,澳门分得了180艘帆船,600门火炮及大约3500件各类枪械。眉额带历作为胜利者一方的代表返回澳门,受到澳门全体市民的热烈欢迎,澳门为葡萄牙船队获得的辉煌胜利而欢呼,炮台鸣炮,教堂敲钟,通宵灯火辉煌地庆贺澳门的胜利。高美士:《张保仔船队的毁灭》,载《文化杂志》第3期,1987年。关于张保仔归降的人数、武器、船只等,《清实录》、《上谕档》、《广东海防汇览》及龙思泰《早期澳门史》所载不一,本处采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第150页提供的资料。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140页称清政府每月给张保仔1.8万两白银补助金。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第151页。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137页;但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60页称:清政府对澳门背信弃义,澳门旧时的特权没有恢复,在讨论分配战利品时,眉额带历仅接受了一些炮献给葡萄牙摄政王唐·若奥,其余都交给清政府处理。清政府也没有支付当初答应的银两。高美士的说法又有不同:“至于战利品的分配,不知什么使得眉额带历大法官那么慷慨。有人说他要把海盗的1200门火炮送给摄政王对付拿破仑,有人说尽管按协议平分战利品,但他只给澳门留下50门火炮。”高美士:《张保仔船队的毁灭》,载《文化杂志》第3期,1987年。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1月27日─1847年2月14日)4月20日,澳门土生阿塔纳西亚.丰塞卡(Atanásio Agostinho da Fonseca)向澳门议事公局申请要求批准其创办一份名为《世界主义者周报》(Cosmopolita)的报纸,并请费力西安诺.克鲁斯(Félix Feliciano da Cruz)为担保人。议事公局认为其提出的担保金额不足,未予批准。后又以担保人的亚美尼亚印字馆为担保,议事公局拖至5月23日才回复,要其向总督申请。当时正值亚马留上任,故将审批权收归总督,在这种情况下,该报胎死腹中。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 36.
光绪十四年(1888年2月12日─1889年1月30日)4月20日,因澳门新桥坊红花里、千日红里(Pátio das Perpétuas)两围华人聚居,移疍家艇于岸上居住,于洁净之事,大有干碍。且多是匪人居住,而巡捕难于稽查,遂使该处成为贼巢,澳门政府限30日内,将澳门新桥坊之红花里、干日红里两围内所有住家之疍家艇一概拆迁。倘其中见有十分坏烂不堪水面用者,则用火焚毁,并将该两围之围墙拆去。5月30日,又规定凡有在本澳内外所属地方(包括氹仔、过路湾),不论何处,将疍家艇移在陆地居住者,只由本告示颁行宪报之日起计,限15日内,尽行搬迁。并不准搭盖葵寮。《澳门政府宪报》1888年4月26日第17号。《澳门政府宪报》1888年6月7日第23号。
光绪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4月20日,澳门商民因澳门政府执意将料半酒出投招人承充专营,举行罢市。所谓的料半酒,是一种廉价的米酒,多为工人和穷人饮食。先是在1891年10月10日,澳门政府称应华商禀求承充专营料半酒,得到里斯本批准。澳门沽酒等行闻知,迭经禀请澳督免投酒饷,澳督答复不能准免,须俟葡国朝廷降旨。其后招人承充,并未投成,显见这一局面系为澳门华人抵制所造成。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二十二日,阖澳绅商暨各行铺店再次为此具禀请求停止,收回成命,以纾商困而安民心。但是阖澳绅商的这一禀文,并没有打消澳门政府的念头。三月初六日,料半酒再次开投,香港商人陈耀山以每年缴纳规银7810元获得承充专营权,自1892年5月1日起到1894年6月30日止。按合同规定每斤征税5分钱,致使酒价平均增加16﹪。当时还盛传,从此以后,所有生活必需品均须一一征税,正是这一传言,导致料半酒承充在澳门激起轩然大波。华人或在三街会馆,或在镜湖医院聚集商议抗逆投充料半酒饷事宜,亦有华人张贴匿名揭帖,号召罢市抵制。5月5日,澳门政府出示,威胁如有集众搅扰滋乱抗违官命等事,为首之人拿交衙门惩治;严禁张贴匿名揭帖;澳内各行生意及手艺人如无端闭门,立将该行店生意牌缴销,并将其人交衙门从严惩办。然而,吓阻无效。5月20日,澳门商铺几乎全部关门罢市,无从购物,无人工作,船舶也停航,据称如此大罢市为澳门开埠300多年来所未有。官方致电香港购米,雇用犯人卸船,开仓售与贫穷葡人。21日,罢市持续进行。因察觉商铺存货搬走一空,兼闻三合会歹徒大批涌入澳门,澳门政府出动水陆士兵强迫商铺开市。这一愚蠢的举措激起民众更大的骚动。据说当晚三合会将火烧澳门,威胁要取澳门华商巨富的性命。次日,在先拿.飞南第子爵的居间调处下,他愿意承担支付承投入要求的费用,并负责此项包税,为期6个月,以便里斯本的完全许可。澳门政府于是妥协退却,各商铺才得重新开市。5月28日,前包税商获得8000元,放弃了专营包税权。
光绪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4月20日,澳门商民因澳门政府执意将料半酒出投招人承充专营,举行罢市。所谓的料半酒,是一种廉价的米酒,多为工人和穷人饮食。先是在1891年10月10日,澳门政府称应华商禀求承充专营料半酒,得到里斯本批准。澳门沽酒等行闻知,迭经禀请澳督免投酒饷,澳督答复不能准免,须俟葡国朝廷降旨。其后招人承充,并未投成,显见这一局面系为澳门华人抵制所造成。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二十二日,阖澳绅商暨各行铺店再次为此具禀请求停止,收回成命,以纾商困而安民心。但是阖澳绅商的这一禀文,并没有打消澳门政府的念头。三月初六日,料半酒再次开投,香港商人陈耀山以每年缴纳规银7810元获得承充专营权,自1892年5月1日起到1894年6月30日止。按合同规定每斤征税5分钱,致使酒价平均增加16﹪。当时还盛传,从此以后,所有生活必需品均须一一征税,正是这一传言,导致料半酒承充在澳门激起轩然大波。华人或在三街会馆,或在镜湖医院聚集商议抗逆投充料半酒饷事宜,亦有华人张贴匿名揭帖,号召罢市抵制。5月5日,澳门政府出示,威胁如有集众搅扰滋乱抗违官命等事,为首之人拿交衙门惩治;严禁张贴匿名揭帖;澳内各行生意及手艺人如无端闭门,立将该行店生意牌缴销,并将其人交衙门从严惩办。然而,吓阻无效。5月20日,澳门商铺几乎全部关门罢市,无从购物,无人工作,船舶也停航,据称如此大罢市为澳门开埠300多年来所未有。官方致电香港购米,雇用犯人卸船,开仓售与贫穷葡人。21日,罢市持续进行。因察觉商铺存货搬走一空,兼闻三合会歹徒大批涌入澳门,澳门政府出动水陆士兵强迫商铺开市。这一愚蠢的举措激起民众更大的骚动。据说当晚三合会将火烧澳门,威胁要取澳门华商巨富的性命。次日,在先拿.飞南第子爵的居间调处下,他愿意承担支付承投入要求的费用,并负责此项包税,为期6个月,以便里斯本的完全许可。澳门政府于是妥协退却,各商铺才得重新开市。5月28日,前包税商获得8000元,放弃了专营包税权。据1892年4月6日商人陈耀山承充的澳门、毯仔、过路湾抽收料半酒规银合同中说:“凡有用米蒸酒者,无论何项何名,及由何处运来,均作料半酒论,并均照此章程抽收办理。”AH/F/424, MIC:A0586—587, 澳门历史档案馆档案。“具公禀阖澳绅商暨各行铺店等禀为酒饷既未投成乞恩奏请停止以纾商困而安民心事”,载于Formulários de Requerimentos(1894), p.75. 《澳门政府宪报》1892年4月6日第13号附报。又见Formulários de Requerimentos, pp.48—50.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40—41页。
《知新报》第八十四期刊登《庆亲王等奏覆查办事件折》、《福建侯官刘明府谕饬遵办章程示》、《乌拉圭新举总统》、《保险公司新章》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使用。《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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