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2月4日─1621年8月27日）8月18日，明神宗朱翊钧病逝。28日，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9月26日，光宗崩。10月1日，光宗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翌年改元天启。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2月4日─1621年8月27日）8月18日，明神宗朱翊钧病逝。28日，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9月26日，光宗崩。10月1日，光宗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翌年改元天启。张廷玉：《明史》卷21《神宗纪》。张廷玉：《明史》卷22《光宗纪》。张廷玉：《明史》卷22《熹宗纪》。

天启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2月2日，受教区委派的亚吉乌利诺•巴尔迪诺蒂（Aguiulino Baldinodi）神父率领日本教友山田•马里洪（ゃまだマリコ一）乘坐澳门“加斯帕尔•波尔热斯（Gaspar Borges）”号商船离开澳门，出使东京，并调查东京王国的基督教情况。3月7日，抵达东京（河内）。东京国王对巴尔迪诺蒂的数学与天文学知识很感兴趣，想将其留在身边。但因未获上级的指示，他仍于9月26日返回澳门。

天启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2月2日，受教区委派的亚吉乌利诺•巴尔迪诺蒂（Aguiulino Baldinodi）神父率领日本教友山田•马里洪（ゃまだマリコ一）乘坐澳门“加斯帕尔•波尔热斯（Gaspar Borges）”号商船离开澳门，出使东京，并调查东京王国的基督教情况。3月7日，抵达东京（河内）。东京国王对巴尔迪诺蒂的数学与天文学知识很感兴趣，想将其留在身边。但因未获上级的指示，他仍于9月26日返回澳门。梅迪纳：《耶稣会士亚历山大•德•罗德斯在科钦支那和东京：1591—1660》，载《文化杂志》第45期，2002年。

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国商船到达澳门附近的麦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门区三灶一带），当时澳门的情况十分微妙，尽管英国同葡印总督缔结条约中允许英国商船来澳门，但澳门议事会考虑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因为当时澳门的繁荣全赖于葡萄牙船队的往来贸易，因此澳门议事会坚决反对英商进入澳门参加对华贸易。故议事会采取种种方法拖延时间，阻止英国商船进入内港。英国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门总督邀请若翰•威德尔上校及随行英国商人进入澳门。7月15日，若翰•威德尔不顾澳门葡人的阻挠，率领商船离开澳门，直奔广州，在珠江口勘查广州河口水道，并找到了虎门入口，还调查了珠江口明军防御力量。但是广州官方声明：英商不得在澳门贸易。22日，英国商船返回伶仃洋。29日，若翰•威德尔再次率领船队向广州进发。8月6日抵达珠江口，当时广东官员要求等待上级批复，但是若翰•威德尔没有等待中方批复就率领船队驶进内河，向广州挺进。8月6日，澳门选出四位助理与议事会解决如何对付澳门海岸出现的4艘英国船的问题。8月12日，中英展开炮战。仅仅半个小时，虎门炮台陷落。英军登陆占领炮台，缴获44门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渔船。8月15日，若翰•威德尔派鲁宾逊、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与通事番禺人李叶荣（Pablo Noretti）一起去广州谈判通商。到达广州后，受到广东总兵陈谦的热情接待，“红夷到日，即入总府。见万众喧嚣，即发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叶荣带来海道副使郑觐光和广东总兵陈谦的一封信，称：广东给英国人在国内买卖任何商品的自由，并指定三处为英船的停泊所，还指定由李叶荣为经纪人，派两三个人到广州准备购办货物，并请求英国人将明方的炮和船放还。若翰•威德尔认为这样比较满意，立即将炮及帆船放还。8月24日，李叶荣返回广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鲁宾逊3人陪同前往。他们携带西班牙银元22000八单位雷阿尔（Reais-de-oito）及两小箱日本银，其中10000送给官员们，其他用作投资。到广州后，购买白糖1150担，糖米50担，米85担，酒100坛，并住在华商揭邦俊家。后在琶洲处被明方捕盗船抓获。[11]8月30日，若翰•威德尔命令船只前移两里，到达大虎岛。[12]9月6日，若翰•威德尔接到澳门总督与议事会的书面抗议，要求英方退出中国海域。若翰•威德尔却依仗李叶荣背后的关系表示反对。[13]当时，两广总督张镜心督促广东总兵陈谦出师浪白，9月10日，副总兵黎延庆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对英船进行攻击，“打死夷人数名”。[14]26日，若翰•威德尔将船队退回伶仃岛。27日，船行至距离澳门4里格远的地方。然后，船队委员会向澳门葡萄牙人投递了抗议书，阐述了对在果阿和澳门遭到冷遇而不满的理由，指责澳门葡人向中国纵火船提供军需和装备，对扣押英人一事他们要负责。澳门葡人拒绝承认。[15]同时，张镜心又实行“檄道厅亲至澳门宣示汉法，以法绳澳，以澳驱红，节节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广东市舶司会同香山县差官及驻澳提调、备倭诸官下澳，传唤议事会理事官、通事、揽头到议事会宣谕，要求澳门议事会理事官戎猫州弗黎厨（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揽头吕沈西及通事刘德来广州调停处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几名澳门葡人前往广州调停中英关系。18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会议试图迫使英商达成以下协议：即刻退出广州，永不再来；对中方给予此次在此经商的特权，应先付给酬金28000雷阿尔。但是，英国商人表示反对。[19]在葡人的调停下，广东方面将英商及其款项、货物全部发还，并完成了他们的贸易。直到11月22日，中英双方签订贸易协定：“允许（英商）自由经商，扩大贸易，长久居住，但英方每年应缴付（中国）皇帝2万两白银及4门大铁炮和50支毛瑟枪。”11月26日，英商离开广州，回到碇泊澳门的船队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译为横琴岛，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为“麦子山”。葡语及英语文献中均有出现。英语仅见于《芒迪游记》，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为西班牙语，意即“堆”。西班牙语也有Monte，且与葡语同意。显然，芒迪将Monte误作Montón。有人称芒迪懂葡语与西语，不知所据。仅此一例可知其西语水准实很低劣。否则不会将Monte与Montón混淆。葡语中，有图示[图载“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据图，Monte de Trigo为今三灶岛，但航海资料的文字涉及则是指三灶东侧一小岛。“沿着高澜山航行，可见一圆岛，然后在它的尽处又可见一更长、形成圆湾的大岛。再前面是4个小岛，共中之一便是称为Monte deTrigo的又圆又高的岛屿。（Ms. Cadaval 972, f. 95v°）”这一“又圆又高的岛屿”之汉名暂缺。无论准确度还是可信度，航海资料均高于图籍。前者成于明末，后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图示，不很准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8—19页。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门》，第51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19页；刘鉴唐、张力主编：《中英关系系年要录13世纪—1760》第l卷，第116—117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4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扬帆直入铳台，兵放铳堵御，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径入，泊回原处，打坏小料船一只。”中英双方记录差异甚大。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1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李叶荣带夷目二人进省”，又称“带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称“旧澳夷通事李叶荣往谕，随夷目二名进省投见”，又称“红夷头目三名雇船一只”，又称“其前后羁留夷人五名内，查三名的系头目，一名噧呾缠，一名毛直缠，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则无名可查”。噧呾缠，应即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应为蒙特尼之弟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缠则应为鲁宾逊的译名。可知，他们三人应是分两次进入广州的。[10]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3《参镇压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24页。[16]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1《报镇将驱逐红夷疏》。[17]此处理事官葡文名字据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来，但与“戎猫州弗黎厨”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2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2月5日－1694年1月24日）9月26日，澳门议事会决定每月向外科医生安东尼奥•施利华（António da Silva）的妻子支付三个葡印金币。安东尼奥•施利华由康熙皇帝派来的官吏带到皇宫接替在欧洲人当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巴蒂斯塔•利马。[1] [1]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65页；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ⅩⅦ, p.150.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2月5日－1694年1月24日）9月26日，澳门议事会决定每月向外科医生安东尼奥•施利华（António da Silva）的妻子支付三个葡印金币。安东尼奥•施利华由康熙皇帝派来的官吏带到皇宫接替在欧洲人当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巴蒂斯塔•利马。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65页；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150.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2月8日－1721年1月27日）9月23日，教宗使节嘉乐乘“天使女王”号大船抵达澳门外港。随行西洋人共24人，其中画家2名，做自鸣钟、时辰表者1名，知天文度数者1名，弹琴者2名，内科1名，外科1名，制药料的1名。26日，澳门政府派代表迎宗主教进城。嘉乐宗主教下船后受到了主教先生、总督、市民和其他居民的隆重欢迎，欢迎人群和总督一起前往他下船的大码头迎接。27日，耶稣会会长穆德我和一些曾受铎罗主教“弃绝”重罚的传教士先后来见，请求赦免，嘉乐宗主教一概予以赦免。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2月8日－1721年1月27日）9月23日，教宗使节嘉乐乘“天使女王”号大船抵达澳门外港。随行西洋人共24人，其中画家2名，做自鸣钟、时辰表者1名，知天文度数者1名，弹琴者2名，内科1名，外科1名，制药料的1名。26日，澳门政府派代表迎宗主教进城。嘉乐宗主教下船后受到了主教先生、总督、市民和其他居民的隆重欢迎，欢迎人群和总督一起前往他下船的大码头迎接。27日，耶稣会会长穆德我和一些曾受铎罗主教“弃绝”重罚的传教士先后来见，请求赦免，嘉乐宗主教一概予以赦免。《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杨琳等奏报西洋教化王使臣嘉乐及其随行人员到澳门情形折》，第129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杨琳等奏报到有西洋人三名及年内澳门港进出西洋船只数目折》，第128页；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45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02页。

乾隆十一年（1746年1月22日－1747年2月8日）9月26日，香山知县权澳门同知事张汝霖奉乾隆谕旨，密访澳门天主教事，并下令如有以天主教引诱男妇聚众诵经者，立即查拿，分别首从，按法惩治。[1] [1]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暴煜：《（乾隆）香山县志》卷8《濠镜澳》。

乾隆十一年（1746年1月22日－1747年2月8日）9月26日，香山知县澳门同知事张汝霖奉乾隆谕旨，密访澳门天主教事，并下令如有以天主教引诱男妇聚众诵经者，立即查拿，分别首从，按法惩治。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暴煜：《（乾隆）香山县志》卷8《濠镜澳》。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1月30日─1768年2月17日)9月26日，署澳门同知林某为嗹国(丹麦)商人开吧等上省贸易事下理事官谕，要求查明他们系搭第几号澳船到澳，以便给发牌照。因为嗹国夷商味氏噶称：伊伙伴开吧、燕那氏二名、小厮二名，因船开行，未及同伊国士吻船来广。兹搭澳船到澳，欲上省办理贸易事宜，特申请牌照。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1月30日─1768年2月17日)9月26日，署澳门同知林某为嗹国(丹麦)商人开吧等上省贸易事下理事官谕，要求查明他们系搭第几号澳船到澳，以便给发牌照。因为嗹国夷商味氏噶称：伊伙伴开吧、燕那氏二名、小厮二名，因船开行，未及同伊国士吻船来广。兹搭澳船到澳，欲上省办理贸易事宜，特申请牌照。《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署澳门同知林为嗹国商人开吧等上省贸易事下理事官谕》，第678—679页。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2月3日─1792年1月23日)9月12日，澳门中国海关官员报告，一艘来自马尼拉的西班牙船停泊在十字门外，并不进澳门，但却将船内所载米石用小艇逐日转驳运进夷楼。澳关委员萧声远下令澳门理事官冯塞卡•坎波斯称，凡有船来澳，一 律报明进口，不得停在十字门外私自起贮。各商民亦不得远赴洋面私向夷船售买。26日，澳关委员萧声远飭令议事会理事官刻日押令该小吕宋船，速即进口报明，丈量输钞。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2月3日─1792年1月23日)9月12日，澳门中国海关官员报告，一艘来自马尼拉的西班牙船停泊在十字门外，并不进澳门，但却将船内所载米石用小艇逐日转驳运进夷楼。澳关委员萧声远下令澳门理事官冯塞卡•坎波斯称，凡有船来澳，一 律报明进口，不得停在十字门外私自起贮。各商民亦不得远赴洋面私向夷船售买。26日，澳关委员萧声远飭令议事会理事官刻日押令该小吕宋船，速即进口报明，丈量输钞。《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关委员萧声远为押令小吕宋米船进口报明丈输事下理事官谕》，第654─655页。

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9月26日，被逮捕的巴波沙中校在“火神”号巡洋舰上发表致议事会的申诉书，其中称：我是一贯反对三权集中的政权形式的，但在我执政期间，我还是这样做了，这并不是我的意愿，我曾三次公开提出辞职，只是应公众的要求才留任。我承认现在的政府是合法的，并希望现任政府能给予我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中国之蜂》针对巴波沙的申诉书发表文章进行抨击称：巴波沙把由他所为且被各派人士认定的错误、罪行归咎于澳门人民，令人无法忍受。这是一个卑鄙的阴谋。因为他深知，在当时异常困难、险要的政治环境里，在政府处于混乱状态的情况下，他的辞呈不可能被接受。巴波沙被描述成“叛徒”、“野心家”和“热衷于党派活动的首领”。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9月26日，被逮捕的巴波沙中校在“火神”号巡洋舰上发表致议事会的申诉书，其中称：我是一贯反对三权集中的政权形式的，但在我执政期间，我还是这样做了，这并不是我的意愿，我曾三次公开提出辞职，只是应公众的要求才留任。我承认现在的政府是合法的，并希望现任政府能给予我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中国之蜂》针对巴波沙的申诉书发表文章进行抨击称：巴波沙把由他所为且被各派人士认定的错误、罪行归咎于澳门人民，令人无法忍受。这是一个卑鄙的阴谋。因为他深知，在当时异常困难、险要的政治环境里，在政府处于混乱状态的情况下，他的辞呈不可能被接受。巴波沙被描述成“叛徒”、“野心家”和“热衷于党派活动的首领”。A Abelha da China No.54，4 de Outubro de 1823.

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9月19—26日，河南唐县人陈保禄（Paul Tch'en）、江西龙泉人罗清汉（Florian Lo）、河南南阳人靳天西（Jean-Baptiste Kin）、河南确山人白若翰（Jean Pé）、湖北郧阳人艾彼得（Pedro Ngai）及艾彼得的兄弟Mathias Ngai等6人入澳门圣若瑟修院学习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9月19—26日，河南唐县人陈保禄（Paul Tch'en）、江西龙泉人罗清汉（Florian Lo）、河南南阳人靳天西（Jean-Baptiste Kin）、河南确山人白若翰（Jean Pé）、湖北郧阳人艾彼得（Pedro Ngai）及艾彼得的兄弟Mathias Ngai等6人入澳门圣若瑟修院学习方立中：《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566—567页。

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9月16日，律劳卑在黄埔染病。19日，广州举行由官府、当地商人和英国商人参加的会议，与会者一致赞同请律劳卑离开黄埔，恢复外国在华贸易。21日，律劳卑乘坐一艘由广东秘密提供的船只离开广州。同时，英国军舰也接到了撤离珠江口的命令。26日，律劳卑抵达澳门。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9月16日，律劳卑在黄埔染病。19日，广州举行由官府、当地商人和英国商人参加的会议，与会者一致赞同请律劳卑离开黄埔，恢复外国在华贸易。21日，律劳卑乘坐一艘由广东秘密提供的船只离开广州。同时，英国军舰也接到了撤离珠江口的命令。26日，律劳卑抵达澳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56—58页；Chinese Repository, Vol.3, No.8, pp.346—351.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9月26日，澳门管理华人事务官朱里奥．巴斯托（Júlio Ferreira Pinto Basto）致函香山县令，称澳门政府拟派兵船和士兵攻打大横琴岛（Montanha），以消灭盘踞在那里时常侵扰过往船只的海盗。鉴于岛屿很大，需要很多兵力来完成包围，故澳门方面请求香山县令派出中国兵丁增援。[1] [1]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89页。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9月26日，澳门管理华人事务官朱里奥．巴斯托（Júlio Ferreira Pinto Basto）致函香山县令，称澳门政府拟派兵船和士兵攻打大横琴岛（Montanha），以消灭盘踞在那里时常侵扰过往船只的海盗。鉴于岛屿很大，需要很多兵力来完成包围，故澳门方面请求香山县令派出中国兵丁增援。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89页。

光绪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5月18日，随着闱姓在广州和澳门等地的发展，其规模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澳门闱姓到了第三届，已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在第四届澳门闱姓未出投之前，就已经风闻今年澳门政府“可得洋45万元，观此情形，是赌风竟日炽一日也”[1]。5月18日，澳门公物会将澳门、氹仔、过路湾闱姓出投。华人冯成、何德昌[2]（Hotachiong）以现银401000元，取得三年的承充期。担保人先拿．飞南第。自西纪本年9月27日至1881年9月26日。[3] [1]《申报》1878年5月18日《赌风大炽》。 [2]何德昌，又名何尧阶。澳门近代著名华商。1878年和1881年闱姓承充人，一直有经营闱姓子厂的纪录（澳门兆三元闱姓厂，见《澳门政府宪报》1895年2月16日第7号），生卒不详。子何寿田，又名何福龄，亦是后期著名华商。 [3]AH/F/422, MIC: A0586, p. 95, 澳门历史档案馆；AH/F/431, MIC: A0588, p. 75, 澳门历史档案馆。

光绪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5月18日，随着闱姓在广州和澳门等地的发展，其规模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澳门闱姓到了第三届，已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在第四届澳门闱姓未出投之前，就已经风闻今年澳门政府“可得洋45万元，观此情形，是赌风竟日炽一日也”。5月18日，澳门公物会将澳门、氹仔、过路湾闱姓出投。华人冯成、何德昌（Hotachiong）以现银401000元，取得三年的承充期。担保人先拿．飞南第。自西纪本年9月27日至1881年9月26日。《申报》1878年5月18日《赌风大炽》。何德昌，又名何尧阶。澳门近代著名华商。1878年和1881年闱姓承充人，一直有经营闱姓子厂的纪录（澳门兆三元闱姓厂，见《澳门政府宪报》1895年2月16日第7号），生卒不详。子何寿田，又名何福龄，亦是后期著名华商。AH/F/422, MIC: A0586, p. 95, 澳门历史档案馆；AH/F/431, MIC: A0588, p. 75, 澳门历史档案馆。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9月26日，澳门华人创立“生利公司”，设于大鹏巷。该公司作为友人联谊之所，看报纸、听歌、唱戏及宴饮，并例准之赌博，如：纸牌、骨牌、掷状元筹、捉象棋、逗蟋蟀，但不能开番摊及设团转盘。生利公司本银共1000两，分开50股，每股20两。[1] [1]《澳门政府宪报》1881年10月1日第40号。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9月26日，澳门华人创立“生利公司”，设于大鹏巷。该公司作为友人联谊之所，看报纸、听歌、唱戏及宴饮，并例准之赌博，如：纸牌、骨牌、掷状元筹、捉象棋、逗蟋蟀，但不能开番摊及设团转盘。生利公司本银共1000两，分开50股，每股20两。《澳门政府宪报》1881年10月1日第40号。

光绪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26日，澳门公会公同会议，批准议事公局出示严禁：（1）规定每夜自11时起至翌早7时，严禁烧放烟花起火爆竹等件。本澳华人庙6所，即妈阁庙、康公庙、沙梨头庙、新桥庙、望厦庙、莲峰庙，该6庙不在禁内，无论日夜，不拘时候，均可烧放烟花起火爆竹等。如遇华人过新年，于除夕、初一、初二，该三晚不在禁内，并西人岁暮除夕，亦不在禁内。如华人所居之地或有戏院，或有戏棚演戏时候，均可准其烧烟花爆竹等物。（2）如华人或有时演木头戏，仍准其演，但于城内演木头戏，只限至晚上12时停止。（3）华人无论何屋，或有人身故，自夜11时至翌早7时，亦不准摇钟击鼓、打锣奏乐、诵经喧天等礼，以致扰害邻里，均亦严禁。[1]至1884年1月28日，又加多两庙，亦一体不在禁内：一庙在大街，一庙在下环街之皇家新街。自华正月初三至二十五日，各店铺行商由晨早5时起至晚夜12时止，准华人烧放爆竹。如有酬神建醮教内各事，并娶亲等事，倘先有禀上议事公局求情，方准自早5时至夜12时烧放爆竹，惟要先于24小时之前禀准领照，即将该照转呈巡捕统领查阅画押方可，但所准只一夜。[2] [1]《澳门政府宪报》1883年10月20日第42号。 [2]《澳门政府宪报》1884年1月28日第4号。

光绪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26日，澳门公会公同会议，批准议事公局《管理东洋车条例》，幷定其价钱。其中规定澳门开摆东洋车须领牌，规银1大元，幷领取号数。车夫要将车内外洗扫洁净。晚上每车必须燃灯一盏，悬于车上，方准往来。无论何人雇车，均要承雇装运，其价即照价钱册给发。如果见该人 客醉酒，方得推却。如街上有两车彼来此往，必须彼此均在右便不至相撞。另澳门赁东洋车价钱：每1小时价银3分6；在城内行一次，不过1小时者，亦价银3分6；在城外游行马路，1小时价银7分2；过每半小时加银3分6。如两个人坐车1辆，其价与车夫商允。

光绪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26日，澳门公会公同会议，批准议事公局《管理东洋车条例》，幷定其价钱。其中规定澳门开摆东洋车须领牌，规银1大元，幷领取号数。车夫要将车内外洗扫洁净。晚上每车必须燃灯一盏，悬于车上，方准往来。无论何人雇车，均要承雇装运，其价即照价钱册给发。如果见该人 客醉酒，方得推却。如街上有两车彼来此往，必须彼此均在右便不至相撞。另澳门赁东洋车价钱：每1小时价银3分6；在城内行一次，不过1小时者，亦价银3分6；在城外游行马路，1小时价银7分2；过每半小时加银3分6。如两个人坐车1辆，其价与车夫商允。《澳门政府宪报》1883年10月20日第42号。

光绪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26日，澳门公会公同会议，批准议事公局出示严禁：（1）规定每夜自11时起至翌早7时，严禁烧放烟花起火爆竹等件。本澳华人庙6所，即妈阁庙、康公庙、沙梨头庙、新桥庙、望厦庙、莲峰庙，该6庙不在禁内，无论日夜，不拘时候，均可烧放烟花起火爆竹等。如遇华人过新年，于除夕、初一、初二，该三晚不在禁内，并西人岁暮除夕，亦不在禁内。如华人所居之地或有戏院，或有戏棚演戏时候，均可准其烧烟花爆竹等物。（2）如华人或有时演木头戏，仍准其演，但于城内演木头戏，只限至晚上12时停止。（3）华人无论何屋，或有人身故，自夜11时至翌早7时，亦不准摇钟击鼓、打锣奏乐、诵经喧天等礼，以致扰害邻里，均亦严禁。至1884年1月28日，又加多两庙，亦一体不在禁内：一庙在大街，一庙在下环街之皇家新街。自华正月初三至二十五日，各店铺行商由晨早5时起至晚夜12时止，准华人烧放爆竹。如有酬神建醮教内各事，并娶亲等事，倘先有禀上议事公局求情，方准自早5时至夜12时烧放爆竹，惟要先于24小时之前禀准领照，即将该照转呈巡捕统领查阅画押方可，但所准只一夜。《澳门政府宪报》1883年10月20日第42号。《澳门政府宪报》1884年1月28日第4号。

光绪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9月26日，澳门绅商卢焯之（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曹子基等人为孙逸仙医生在《镜海丛报》上刊登“春满镜湖”的行医广告；称誉孙逸仙为“大国手”，“我华人而业西医者”，并称其“学识精明，向从英美名师游，洞窥秘奥，现在镜湖医院赠医数月，甚著功效”。极力鼓吹孙逸仙之医术。

光绪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9月26日，澳门绅商卢焯之（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曹子基等人为孙逸仙医生在《镜海丛报》上刊登“春满镜湖”的行医广告；称誉孙逸仙为“大国手”，“我华人而业西医者”，并称其“学识精明，向从英美名师游，洞窥秘奥，现在镜湖医院赠医数月，甚著功效”。极力鼓吹孙逸仙之医术。《镜海丛报》1893年9月26日《春满镜湖》。

葡籍医生见孙中山先生医术高超，在澳门行医数月求医者日众，不但华人信仰，甚至葡人及外侨亦多延请孙医生诊治，因此葡国医生大为忌嫉，极力排挤。因葡人法例，凡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医学文凭，他们以在澳门行医须有葡萄牙医学文凭为借口，始则禁止他为葡萄牙人治病，继而不许各药房为他处方配药。按孙先生回忆录的话，使他“猝遭顿挫”。孙中山先生离开澳门及镜湖医院的原因，应以孙中山先生的话为准。此事在孙先生自传中有如下记述：“设医馆于澳门，为葡医所忌，遂迁广州。”孙先生在其《伦敦被难记》中有更详细的说明：“予既任事于医局，求治者颇众，而尤以外科为繁。然亚东闭塞，甫见开通。而欧西之妒燄，已起而相迫。盖葡人定律，凡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文凭。澳门葡医以此相为难，始则禁阻予不得为葡人治病，继则飭令药房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不得为之配合。因此予之医业，进行猝遭顿挫。虽极力运动，终归无效。但予赴澳时，初不料其如是，资本损失不少，乃即迁至广州。”另一资料也佐证孙先生离澳原因：28年后，即1921年4月7日在广州举行的国会参众两院非常会议上，孙中山先生当选大总统。澳门政府对此非常关注，一份澳督内部备忘录记载澳葡政府的对策，其中提及1893年孙中山先生离开澳门的原因：“许多年前，澳门政府在来自欧洲医生的压力下，决定禁止他在澳门执业行医。”1893年9月26日（光绪十九年八月十六日）《镜海丛报》刊登“声明告白”，孙中山先生晋省有事。说明孙医生约于1893年9月26日以后，离开澳门前往广州开设东西药局。但在该日及10月7日复登“春满镜湖”告白，详列孙医生在镜湖、孙医馆、中西药局三处应诊的时间及收费标准等细节，显示孙先生赴穗后，可能仍有时回澳应诊。以往的历史资料认为孙中山先生在澳门及镜湖行医约为3-4个月。但据1893年9月连续在《镜海丛报》刊登的广告显示，孙中山先生在澳门及镜湖行医有近一年时间。

《知新报》第三十二期刊登《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整顿福建船厂议》、《饭牛者说》、《照相新法》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使用。《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3月24日，澳门政府再次出示严禁运米出口。因粤东地方所植禾稻情势恐下造难望丰收，两广总督再次示禁运米出口，并饬设立仓厂贮积米谷，以备赈济。澳门业户、富商二百余人联名禀呈澳内贫黎困苦情状，恳请保全8万生灵口食，俾免再受重累。查澳内每日食米约500担，若仍听金山等处米商载运出口，不日即行告罄。现澳门米价暴涨，即至粗粝亦较平时贵至两倍，民食艰辛，自不待言。澳督遂出示称：自后无论由何处载来各等米谷，概行严禁由澳转运出口，俟时势迁转，再行弛禁。4月1日，澳门政府又将所有面粉、糠秕及以米制造之各物，亦一律禁止出口。后直至9月26日方予以弛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3月24日，澳门政府再次出示严禁运米出口。因粤东地方所植禾稻情势恐下造难望丰收，两广总督再次示禁运米出口，并饬设立仓厂贮积米谷，以备赈济。澳门业户、富商二百余人联名禀呈澳内贫黎困苦情状，恳请保全8万生灵口食，俾免再受重累。查澳内每日食米约500担，若仍听金山等处米商载运出口，不日即行告罄。现澳门米价暴涨，即至粗粝亦较平时贵至两倍，民食艰辛，自不待言。澳督遂出示称：自后无论由何处载来各等米谷，概行严禁由澳转运出口，俟时势迁转，再行弛禁。4月1日，澳门政府又将所有面粉、糠秕及以米制造之各物，亦一律禁止出口。后直至9月26日方予以弛禁。《澳门政府宪报》1898年3月26日第13号。《澳门政府宪报》1898年4月2日第14号。《澳门政府宪报》1898年9月24日第39号。

《知新报》第六十六期刊登《华京办理银行铁路述闻》、《土匪倡乱汇纪》、《逃犯轰毁火药局》、《墨西哥土人称乱》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使用。《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被推许为“华南地区保存最好、最具工业文物遗迹意义”的氹仔益隆炮竹厂，由东主邓璧堂于1925年6月17日向政府申请开设炮竹厂，同年9月26日《澳门宪报》第三十九号刊登批准邓璧堂创设益隆炮竹厂为期一年。出生于清光绪初年的邓璧堂是广东南海九江人，早于清末民初在佛山、南海盐步设有广隆、均益及益隆等各号，经营炮竹生意，到1925年获澳门政府发出炮竹牌照后，开始逐步将国内炮竹生意转移至澳、氹、随之大事扩充。

被推许为“华南地区保存最好、最具工业文物遗迹意义”的氹仔益隆炮竹厂，由东主邓璧堂于1925年6月17日向政府申请开设炮竹厂，同年9月26日《澳门宪报》第三十九号刊登批准邓璧堂创设益隆炮竹厂为期一年。出生于清光绪初年的邓璧堂是广东南海九江人，早于清末民初在佛山、南海盐步设有广隆、均益及益隆等各号，经营炮竹生意，到1925年获澳门政府发出炮竹牌照后，开始逐步将国内炮竹生意转移至澳、氹、随之大事扩充。

民国十九年 (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9月26日，澳门财政总局在本局大堂内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4年为期，即自1931年1月1日起至1934年12月31日止，并列13项章程。

民国十九年 (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9月26日，澳门财政总局在本局大堂内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4年为期，即自1931年1月1日起至1934年12月31日止，并列13项章程。《澳门政府宪报》1930年第19号，第374页；第35号，第684页。

民国三十年（1941年）九月二十六日值理会第二十六次常会议案录，镜湖医院认领美麦十吨回澳施济一案，有关由港运澳费用由镜湖医院付与，美麦由同善堂代为煮粥施赈、柴炭费由镜湖医院值理负担。

徐悲鸿，生于江苏宜兴屺亭桥（今江苏省宜兴市屺亭桥镇）。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画家和美术教育家。[1] 祖父是镇上裁缝，兼种田地。父亲，字达章，是自学成才的画家，除经营瓜田外，兼教私塾；善绘人物、走兽，兼长翎毛、花卉。悲鸿自幼随父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临摹吴友如的界画人物等。[2]1912年，悲鸿在宜兴女子初级师范等学校任图画教员；1916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学习，半工半读，并自修素描。1917年，他留学日本学习美术；1919年，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西方美术。 1924年，悲鸿在油画上进入成熟境界，创作《自画像》、《老人像》及素描人体等油画。 1925年，除一系列人体习作外，他创作油画《箫声》、《蜜月》、《远闻》、《怅望》、《抚猫人像》，尤以《箫声》和《远闻》最受赞扬，《怅望》被达仰挚友收购。同年，悲鸿见到巴黎一间画店陈列达仰油画《奥菲丽娅》，流连忘返，欲购无款。 适值新加坡华侨黄孟圭在巴黎倦游思归，见到悲鸿的困境，劝他前往新加坡卖画。悲鸿接受建议，独自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经黄孟圭介绍，悲鸿认识华侨钜贾陈嘉庚，为他画一幅油画像，陈嘉庚以2500元现洋赠给悲鸿。悲鸿得此款即汇往巴黎，购下《奥菲丽娅》。他又为陈嘉庚画《马克思与托尔斯泰》一幅，赠其所办的厦门大学。 逗留期间，悲鸿为华侨画了些肖像，获得钜款，足以在巴黎生活几年。同年秋，他想念祖国，从新加坡回到上海。遇到田汉，田汉为悲鸿举行“消寒会”，将他介绍给在上海的郭沫若和其他文艺界进步人士。悲鸿为康有为、黄震之画油画肖像。1926年春，悲鸿返回巴黎。夏天，他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临摹约尔丹的《丰盛》、普吕东的《正义与复仇女神追赶凶手》等。10月返法国，作油画《睡》及中国画、素描人体等。[2] 1927年，悲鸿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并兼职于孔德学院，历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起，他先后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画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悲鸿在香港、新加坡、印度举办义卖画展，宣传支援抗日。后来，重返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1]创作油画《青城山风景》、《读》、《徐悲鸿夫人像》及国画《鸲鹆》、《山鬼》、《孔子讲学》、《梅花通景》、素描《画家夫人》等作品。 1944年，悲鸿患上高血压和慢性肾炎，住医院近半年，创作锐减，仅作些国画。1945年，他大病未愈，坚持任教于中大艺术系。年初，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文化界以郭沫若为首掀起争取民主的签名运动，呼吁取消特务组织，废除国民党一党独裁，成立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悲鸿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受国民党特务多次威胁，收到三封恐吓信，都被他撕碎，坚持不撤销自己的签名。 1946年，抗战胜利后，悲鸿应聘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团结一批有教学能力的教师，建立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从事教学改革。赴北平途中，经上海时，他见到周恩来、郭沫若等同志，得到周恩来的勉励。北平进步的美术工作者发起组织美术家协会，推选悲鸿为会长，期间，他创作国画《奔马》、《各得其所》、《鹰》等。 1947年10月15日，悲鸿举行记者招待会，阐明教育与艺术的主张，当时著有《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批驳受国民党控制的北平市美术协会对他的攻击和诬蔑。他们印发所谓“徐悲鸿摧残国画”的传单，到处张贴。 悲鸿向各报记者发表书面谈话，阐述自己的国画主张，即“吸取古代艺术之精华，剔除其糟粕”，而“师法造化”是古代画家的创造精神。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组织“战乱委员会”，企图拉悲鸿参加，被他拒绝。他又拒绝国民党委派他出国参加在印度举行的“泛亚洲会议”作油画《徐悲鸿夫人像》及一些国画。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悲鸿拒乘国民党飞机离北平去南京。12月7日，他与吴作人、李桦、艾中信、董希文、冯法祀等成立“一二‧七”艺术学会，准备迎接解放。他创作国画《天马行空》等，常有题款“山河百战归民主，铲除崎岖大道平”、“百载沉屙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等。 1949年4月，悲鸿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7月，他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代表和北京市人民政协委员；同月，当选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2月，政务院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并任中苏友协理事；创作油画《慰劳》及一些新国画等。 1950年4月1日，悲鸿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9至10月，在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他为英模代表作油画、素描肖像多幅，构思创作《毛主席在人民中》；出席北京市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著有《剪纸艺术家陈志农先生》。 1951年，悲鸿抱病前往山东“整沭导沂”水利工程工地生活两个月，创作多幅民工、劳模肖像；构思创作《鲁迅与瞿秋白》。 7月，悲鸿患上脑溢血症，半身瘫痪。他仍创作国画《奔马》、《雄鸡》及一些劳模肖像素描等；撰文《我对于敦煌艺术之看法》。 1952年，悲鸿卧病。秋后，逐步好转，1953年初，病情好转，扶病指导教学。这一年上半年，他画了两幅极有历史意义的《奔马》，一幅是献给毛泽东主席的，题“百载沉屙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热爱之情。另一幅《奔马》题有“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这是画家对新中国的正确理解，也是他毕生追求的理想。 9月23日，悲鸿出席第二次文代会，担任执行主席。当晚，他脑溢血复发，26日晨逝世，年仅58岁。 9月28日，文代会为徐悲鸿举行公祭，其遗体安葬于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于12月11日举行徐悲鸿先生纪念会，12日举办“徐悲鸿遗作展览会”。[2] 1915年，徐悲鸿在上海结识高剑父兄弟。他真正与澳门结缘，却是因为与中华书局南中国业务负责人郑子健、郑子展交往的缘故。1938年，徐悲鸿应邀前往印度讲学，同年秋到达澳门，目的是为了寻找清静的地方作画。另外，他将两箱珍贵的书画寄存在中华书局澳门支局。徐悲鸿在郑氏兄弟在澳门沙嘉都喇贾罢丽街37号房子中住了一个多月，此宅院设有画室供徐悲鸿使用。徐悲鸿在一张《无题》的画马立轴上题下长跋，叙述居住期间生活趣事。他给郑氏的子侄郑国璋绘速写，仅以毛笔聊聊数笔，勾勒了出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 徐悲鸿在澳门期间，创作了不少绘画作品，与高剑父相聚，在高剑父下塌的普济禅院，今日仍藏有徐悲鸿的水墨画《漓江春水》。[1] 2000年6月16日下午，“徐悲鸿艺术回顾展”在澳门旅游活动中心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澳门特区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等出席了开幕式。 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和澳门特区文化局联合主办这个展览，展出徐悲鸿具有代表性的珍贵油画、国画、素描等画作71幅，其中九幅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些创作于20世纪20至50年代的作品，与徐悲鸿生平图片同时展出，对这位举世闻名的中国绘画大师艺术生涯的一次全面回顾。这次展览持续至7月30日，展览期间，并举办“徐悲鸿的艺术历程及对中国画坛的影响”专题讲座。[3] [1]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11月1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2]戈巴：《徐悲鸿PK徐志摩》，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第8-17页。 [3]《徐悲鸿艺术回顾展在澳门开幕》，载“人民网＂，2005年8月11日，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6/492/20000616/107165.html。

徐悲鸿，生于江苏宜兴屺亭桥（今江苏省宜兴市屺亭桥镇）。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画家和美术教育家。[1] 祖父是镇上裁缝，兼种田地。父亲，字达章，是自学成才的画家，除经营瓜田外，兼教私塾；善绘人物、走兽，兼长翎毛、花卉。悲鸿自幼随父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临摹吴友如的界画人物等。[2]1912年，悲鸿在宜兴女子初级师范等学校任图画教员；1916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学习，半工半读，并自修素描。1917年，他留学日本学习美术；1919年，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西方美术。 1924年，悲鸿在油画上进入成熟境界，创作《自画像》、《老人像》及素描人体等油画。 1925年，除一系列人体习作外，他创作油画《箫声》、《蜜月》、《远闻》、《怅望》、《抚猫人像》，尤以《箫声》和《远闻》最受赞扬，《怅望》被达仰挚友收购。同年，悲鸿见到巴黎一间画店陈列达仰油画《奥菲丽娅》，流连忘返，欲购无款。 适值新加坡华侨黄孟圭在巴黎倦游思归，见到悲鸿的困境，劝他前往新加坡卖画。悲鸿接受建议，独自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经黄孟圭介绍，悲鸿认识华侨钜贾陈嘉庚，为他画一幅油画像，陈嘉庚以2500元现洋赠给悲鸿。悲鸿得此款即汇往巴黎，购下《奥菲丽娅》。他又为陈嘉庚画《马克思与托尔斯泰》一幅，赠其所办的厦门大学。逗留期间，悲鸿为华侨画了些肖像，获得钜款，足以在巴黎生活几年。同年秋，他想念祖国，从新加坡回到上海。遇到田汉，田汉为悲鸿举行“消寒会”，将他介绍给在上海的郭沫若和其他文艺界进步人士。悲鸿为康有为、黄震之画油画肖像。1926年春，悲鸿返回巴黎。夏天，他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临摹约尔丹的《丰盛》、普吕东的《正义与复仇女神追赶凶手》等。10月返法国，作油画《睡》及中国画、素描人体等。[2] 1927年，悲鸿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并兼职于孔德学院，历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起，他先后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画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悲鸿在香港、新加坡、印度举办义卖画展，宣传支援抗日。后来，重返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1]创作油画《青城山风景》、《读》、《徐悲鸿夫人像》及国画《鸲鹆》、《山鬼》、《孔子讲学》、《梅花通景》、素描《画家夫人》等作品。 1944年，悲鸿患上高血压和慢性肾炎，住医院近半年，创作锐减，仅作些国画。1945年，他大病未愈，坚持任教于中大艺术系。年初，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文化界以郭沫若为首掀起争取民主的签名运动，呼吁取消特务组织，废除国民党一党独裁，成立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悲鸿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受国民党特务多次威胁，收到三封恐吓信，都被他撕碎，坚持不撤销自己的签名。 1946年，抗战胜利后，悲鸿应聘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团结一批有教学能力的教师，建立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从事教学改革。赴北平途中，经上海时，他见到周恩来、郭沫若等同志，得到周恩来的勉励。北平进步的美术工作者发起组织美术家协会，推选悲鸿为会长，期间，他创作国画《奔马》、《各得其所》、《鹰》等。 1947年10月15日，悲鸿举行记者招待会，阐明教育与艺术的主张，当时著有《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批驳受国民党控制的北平市美术协会对他的攻击和诬蔑。他们印发所谓“徐悲鸿摧残国画”的传单，到处张贴。悲鸿向各报记者发表书面谈话，阐述自己的国画主张，即“吸取古代艺术之精华，剔除其糟粕”，而“师法造化”是古代画家的创造精神。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组织“战乱委员会”，企图拉悲鸿参加，被他拒绝。他又拒绝国民党委派他出国参加在印度举行的“泛亚洲会议”作油画《徐悲鸿夫人像》及一些国画。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悲鸿拒乘国民党飞机离北平去南京。12月7日，他与吴作人、李桦、艾中信、董希文、冯法祀等成立“一二‧七”艺术学会，准备迎接解放。他创作国画《天马行空》等，常有题款“山河百战归民主，铲除崎岖大道平”、“百载沉屙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等。 1949年4月，悲鸿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7月，他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代表和北京市人民政协委员；同月，当选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2月，政务院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并任中苏友协理事；创作油画《慰劳》及一些新国画等。 1950年4月1日，悲鸿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9至10月，在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他为英模代表作油画、素描肖像多幅，构思创作《毛主席在人民中》；出席北京市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著有《剪纸艺术家陈志农先生》。 1951年，悲鸿抱病前往山东“整沭导沂”水利工程工地生活两个月，创作多幅民工、劳模肖像；构思创作《鲁迅与瞿秋白》。 7月，悲鸿患上脑溢血症，半身瘫痪。他仍创作国画《奔马》、《雄鸡》及一些劳模肖像素描等；撰文《我对于敦煌艺术之看法》。 1952年，悲鸿卧病。秋后，逐步好转，1953年初，病情好转，扶病指导教学。这一年上半年，他画了两幅极有历史意义的《奔马》，一幅是献给毛泽东主席的，题“百载沉屙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热爱之情。另一幅《奔马》题有“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这是画家对新中国的正确理解，也是他毕生追求的理想。 9月23日，悲鸿出席第二次文代会，担任执行主席。当晚，他脑溢血复发，26日晨逝世，年仅58岁。 9月28日，文代会为徐悲鸿举行公祭，其遗体安葬于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于12月11日举行徐悲鸿先生纪念会，12日举办“徐悲鸿遗作展览会”。[2] 1915年，徐悲鸿在上海结识高剑父兄弟。他真正与澳门结缘，却是因为与中华书局南中国业务负责人郑子健、郑子展交往的缘故。1938年，徐悲鸿应邀前往印度讲学，同年秋到达澳门，目的是为了寻找清静的地方作画。另外，他将两箱珍贵的书画寄存在中华书局澳门支局。徐悲鸿在郑氏兄弟在澳门沙嘉都喇贾罢丽街37号房子中住了一个多月，此宅院设有画室供徐悲鸿使用。徐悲鸿在一张《无题》的画马立轴上题下长跋，叙述居住期间生活趣事。他给郑氏的子侄郑国璋绘速写，仅以毛笔聊聊数笔，勾勒了出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徐悲鸿在澳门期间，创作了不少绘画作品，与高剑父相聚，在高剑父下塌的普济禅院，今日仍藏有徐悲鸿的水墨画《漓江春水》。[1] 2000年6月16日下午，“徐悲鸿艺术回顾展”在澳门旅游活动中心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澳门特区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等出席了开幕式。 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和澳门特区文化局联合主办这个展览，展出徐悲鸿具有代表性的珍贵油画、国画、素描等画作71幅，其中九幅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些创作于20世纪20至50年代的作品，与徐悲鸿生平图片同时展出，对这位举世闻名的中国绘画大师艺术生涯的一次全面回顾。这次展览持续至7月30日，展览期间，并举办“徐悲鸿的艺术历程及对中国画坛的影响”专题讲座。[3] [1]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11月1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2]戈巴：《徐悲鸿PK徐志摩》，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第8-17页。 [3]《徐悲鸿艺术回顾展在澳门开幕》，载“人民网＂，2005年8月11日，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6/492/20000616/107165.html。

1990年9月26日，澳督文礼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突然返葡，2日后，文礼治因受贿传闻在葡萄牙宣布辞职。

1992年9月26日，亚洲第一所欧洲资讯中心在澳门开幕。

1992年9月26日，峰景酒店复业。

1997年9月26日，中葡大型基建协调组在澳举行会议，对兴建澳珠大桥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