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亞太區世界遺產培訓與研究中心在第四十六屆世界遺產大會舉辦期間,揭曉2024年《全球世界遺產教育創新案例獎》獲獎名單,“澳門記憶”獲“卓越之星獎”。
“澳門記憶”推出“浮光百年 承載輝煌──新馬路街區圖片徵集”,聯乘新馬路街區內的多個商戶,誠邀市民分享有關新馬路的老照片和相關回憶,徵集期由即日至2024年9月30日。
有獎問答遊戲的得獎結果出爐!每位得獎者可獲珍藏版古地圖澳門通乙張。澳門記憶團隊已透過得獎者註冊會員時登記之流動電話號碼,以短訊形式發送得獎通知,再次感謝會員們的支持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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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元年(1522年1月28日─1523年1月16日)8月7日,末儿丁•多•灭儿船队驶入东涌港,杜阿尔特•科埃略因与华人结仇,他的船未入港,而在该港外约7里格处停泊。当时广东政府发布命令,不准华人与葡人接触,中国战船一旦遇上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只,即将其击毁。末儿丁•多•灭儿虽然在马六甲已经知道中国对东涌港的葡萄牙人发动了战争,有葡萄牙人被杀的情况,但他对这些消息始终认为是真假参半。因此,他入泊东涌之后,还派人捎信给广州官员,希望与中方议和通商。当时升任广东按察使的汪鋐不仅不允许议和,还下命令新任海道副使胡琏率军准备出击葡萄牙人。胡琏则以“新来乍到,不知旧情”为由,而托病不出。《末儿丁•甫思•多•灭儿致函国王汇报中国之行情况》,葡萄牙国家档案馆,编年档1-30-40;卡尔沃:《广州葡囚信》,第102─104页及汪梅鼎:《(嘉靖)海州直隶州志》卷23《胡琏传》;汤开建、张中鹏:《胡琏其人与西草湾之战》,载《澳门历史研究》第5期,2006年。
万历十年(1582年1月24日─1583年1月23日)8月7日,应范礼安神父的要求,耶稣会士利玛窦、巴范济(Francesco Pasio)等8人于7月3日从马六甲动身,于本日抵达澳门,同船来澳者还有耶稣会著名画家尼阁老•乔万尼神父。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来澳门不久,即在他的意大利文本日记中记录了澳门的妈阁庙,其文称:那里敬奉一座庙宇(Pagoda),叫Ama。因此,称此地为Amacao,在澳门的语言中,意即“阿妈港”。《利玛窦书信集》下册附录了《罗明坚神父致麦尔古里亚诺神父书》,第439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42—143页。《利玛窦中国札记》均将Pagoda一词译为“雕像”或“偶像”。金国平据意大利原文译作“庙宇”,并称:意大利文中的Pagoda仅作“庙宇”解,无他义。《利玛窦全集》,第1卷,第151—152页。此句十分关键,特将原文转录备查:“…dove era venerate una pagoda, che chiamano Ama, Per questo chiamavano quel luogo Amacao, che vuol dire in nostra lingual Seno de Ama.”德礼贤注释如下:“… dove era venerate una pagoda, che chiamano Ama[阿妈]. Per questo chiamavano quel luogo Amacao[阿妈澳], che vuol dire in nostra lingua Seno de Area.”转引金国平、吴志良的《过十字门》,第78 页。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1月31日─1605年2月17日)6月27日,荷兰船队在韦麻郎司令的指挥下从大泥(Patane)启航。7月25日航至广东附近之澳门,因警惕澳门葡人袭击,遂漂泊于附近海岸。他们要求到广州互市,由于葡萄牙人对广东的影响,要求被拒绝。28日,海上飓风骤起,更无法在澳门靠岸,遂改变航向向东。于8月7日抵达澎湖,并派华人李锦返漳州,要求通商。福建当局得知韦麻郎占领澎湖后,遂让李锦返回,告知荷兰人撤出澎湖。开始荷兰人抗命不从,福建巡抚徐学聚下令总兵施德政与浯屿把总沈有容驱逐荷兰人。最后,在明廷的压力下,韦麻郎不得已于12月15日率船队撤离澎湖。韦麻郎:《航海日记》,转自廖汉臣:《韦麻郎入据澎湖考》,载《文献专刊》创刊号。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2月14日─1620年2月3日)8月7日,因明军在萨尔浒之役惨败,几乎全军覆没,辽东形势危急。信奉天主教时任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的徐光启上疏,主张应立刻访求闽、广、浙、直等处精巧工匠以铸造大炮,不久,晋职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并管练兵事务的徐光启又上疏,应从广东“募送能造西洋大小神铳巧匠数十名,买解西洋大小诸色铳炮各数十具”,并称“福建监生伍继彩自言同乡有能造海洋极大铳炮者”,请求其“星夜前来,听候委用”。由于当时闽粤地区的冶铸技术冠于全国,故徐光启建议应访求南方巧匠至京仿制西洋大炮,并首次提出购买“西洋大小诸色铳炮”,当时能买到西洋铳炮的地方当非澳门莫属。[1] [1]徐光启:《徐光启集》卷3《练兵疏稿》1《辽左阽危已甚疏》及《恭承新命谨陈急切事宜疏》;黄一农:《欧洲沉船与明末传华的西洋大炮》,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3分册,2004年。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2月14日─1620年2月3日)8月7日,因明军在萨尔浒之役惨败,几乎全军覆没,辽东形势危急。信奉天主教时任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的徐光启上疏,主张应立刻访求闽、广、浙、直等处精巧工匠以铸造大炮,不久,晋职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并管练兵事务的徐光启又上疏,应从广东“募送能造西洋大小神铳巧匠数十名,买解西洋大小诸色铳炮各数十具”,并称“福建监生伍继彩自言同乡有能造海洋极大铳炮者”,请求其“星夜前来,听候委用”。由于当时闽粤地区的冶铸技术冠于全国,故徐光启建议应访求南方巧匠至京仿制西洋大炮,并首次提出购买“西洋大小诸色铳炮”,当时能买到西洋铳炮的地方当非澳门莫属。[1] [1]徐光启:《徐光启集》卷3《练兵疏稿》1《辽左阽危已甚疏》及《恭承新命谨陈急切事宜疏》;黄一农:《欧洲沉船与明末传华的西洋大炮》,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3分册,2004年。
康熙元年(1662年2月7日-1663年2月7日)6月23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对郑成功攻占台湾进行报复,决定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前往中国沿海,企图恢复他们在台湾地区失去的一切,用武力对付郑氏,并与清政府建立贸易关系。为此,组织12艘战船,配备756名水手、528名士兵及充足的武器弹药给养,并任命巴城第二高级商务员巴尔萨尔•包尔特(Balthasar Bort)为舰队司令。该舰队于8月7日抵达中国沿海,船上树有“助大清”字样旗帜。14日,抵达福州五虎门外。10月,靖南王耿精忠和福建总督李率泰从漳州赶回,表示荷兰人要求“协助大清国剿灭郑逆”之事,必须请示清廷,但荷兰人在福州居住到次年3月时,北京的谕旨仍不见下来,巴尔萨尔•包尔特决定率船队返回,并与闽安镇总兵韩尚亮约定“六月间再来”。荷兰方面同时提出要进攻澳门,但遭清朝政府严词拒绝。
康熙元年(1662年2月7日-1663年2月7日)6月23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对郑成功攻占台湾进行报复,决定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前往中国沿海,企图恢复他们在台湾地区失去的一切,用武力对付郑氏,并与清政府建立贸易关系。为此,荷方组织12艘战船,配备756名水手、528名士兵及充足的武器弹药给养,并任命巴城第二高级商务员巴尔萨尔•包尔特(Balthasar Bort)为舰队司令。该舰队于8月7日抵达中国沿海,船上树有“助大清”字样旗帜。14日,抵达福州五虎门外。10月,靖南王耿精忠和福建总督李率泰从漳州赶回,表示荷兰人要求“协助大清国剿灭郑逆”之事,必须请示清廷,但荷兰人在福州居住到次年3月时,北京的谕旨仍不见下来,巴尔萨尔•包尔特决定率船队返回,并与闽安镇总兵韩尚亮约定“六月间再来”。荷兰方面同时提出要进攻澳门,但遭清朝政府严词拒绝。 满文档:《礼部尚书沙澄等为赏赐荷兰船兵事题本》称这支舰队的负责人为“荷兰国出海王苗焦沙乌”,转引安双成:《康熙初年荷兰船队来华贸易史料》,载《历史档案》2006年第7期。 程绍刚译:《荷兰人在福尔摩沙:1624-1662》,第562-565页;《靖南王耿继茂等为报荷兰船助攻金门等处情形事题本》,转引安双成:《康熙初年荷兰船队来华贸易史料》,载《历史档案》2006年第7期。 卫思韩(John E. Wills):《1662-1690年期间清朝与荷兰的关系》,载《中国史研究动态》第9期,1985年。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2月5日-1705年1月24日)8月7日,英国东印度公司3艘商船即“斯特雷塞姆(Stretham)”号、“肯特(Kent)”号及“伊顿(Eaton)”号到达澳门,“斯特雷塞姆”号大班布鲁斯特(Brewster)和“肯特”号大班爱德华•赫里斯(Edward Herris)去广州商讨丈量船只之事,并请来了粤海关监督官员和行商黎安官前来对船进行丈量。当时粤海关官员提出交纳船钞1500两,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同意只需900两。18日,布鲁斯特将船驶进黄埔进行贸易。“斯特雷塞姆”号从马德拉斯塔往中国的途中,运了一些鸦片到亚齐出卖,每巴赫(bahar)售银220两,截至此时,尚无鸦片运到中国的记载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2月5日-1705年1月24日)8月7日,英国东印度公司3艘商船即“斯特雷塞姆(Stretham)”号、“肯特(Kent)”号及“伊顿(Eaton)”号到达澳门,“斯特雷塞姆”号大班布鲁斯特(Brewster)和“肯特”号大班爱德华•赫里斯(Edward Herris)去广州商讨丈量船只之事,并请来了粤海关监督官员和行商黎安官前来对船进行丈量。当时粤海关官员提出交纳船钞1500两,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同意只需900两。18日,布鲁斯特将船驶进黄埔进行贸易。“斯特雷塞姆”号从马德拉斯塔往中国的途中,运了一些鸦片到亚齐出卖,每巴赫(bahar)售银220两。截至此时,尚无鸦片运到中国的记载。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33—134页。
乾隆三年(1738年2月19日-1739年2月7日)8月5日,德国籍耶稣会士鲍友管(Antoine Gogeisl)神父、魏继晋(Florian Bahr)神父和奥地利籍耶稣会士刘松龄(Augustin de Hallerstein)、南怀仁(Godefroid-Xavier de Limbeckhoven)及席伯尔神父乘“圣安娜”船抵达澳门。7日,法国籍耶稣会士嘉类思(Louis du Gad)神父、王致诚(又译王之臣,Jean-Denis Attiret)修士及杨自新(Gilles Thébault)修士抵达澳门。刘松龄、鲍友管能知天文历法,魏继晋能知律吕之学,王致诚善画喜容人物,杨自新能于钟表。10月,内务府将以上五人姓名交与广东督抚,令其派人伴送进京。
乾隆三年(1738年2月19日-1739年2月7日)8月5日,德国籍耶稣会士鲍友管(Antoine Gogeisl)神父、魏继晋(Florian Bahr)神父和奥地利籍耶稣会士刘松龄(Augustin de Hallerstein)、南怀仁(Godefroid-Xavier de Limbeckhoven)及席伯尔神父乘“圣安娜”船抵达澳门。7日,法国籍耶稣会士嘉类思(Louis du Gad)神父、王致诚(又译王之臣,Jean-Denis Attiret)修士及杨自新(Gilles Thébault)修士抵达澳门。刘松龄、鲍友管能知天文历法,魏继晋能知律吕之学,王致诚善画喜容人物,杨自新能于钟表。10月,内务府将以上五人姓名交与广东督抚,令其派人伴送进京。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26《西洋人徐懋德等奏报新到澳门之刘松龄等有技艺西洋人》,第58页;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775、778、792、811、820、826页。唯席伯尔为何人?待考。费赖之书及荣振华书均称三位法国教士同抵中国,未言他们至澳门。但《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4卷第287页王致诚的信称他们至澳门。
嘉庆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8月7日,华工石保致函澳门铺户南兄等,叙述在巴西种茶生活情形。华工亚腾等亦曾致信澳门铺户南兄,叙述在巴西王家花园种茶情形并托带茶种及制茶工具。先是,第一批茶种和种茶的中国移民从澳门一起被送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王家花园。通过澳门市政议员拉法尔·阿尔梅达的帮助,从印度洋法属岛屿取得的第一批外国植物,于1809年运到里约热内卢。1811年3月1日,摄政王唐·若奥颁发特许令,建立里约热内卢植物园。1812年,拉法尔又从澳门寄出了茶种。来自澳门的第一批茶种和种茶的中国移民一同被送到植物园。1817年,德国人斯皮克斯(Spix)和马修斯(Maturius)到达里约热内卢,参观了植物园。后来在其《巴西游记》中称:“园中主要种植中国茶树。目前有6000株茶树,这里种植、采摘和烘焙茶叶的方法与中国的完全一样。葡萄牙政府特别重视种茶。中国每年向英国出口的茶叶价值达3000万雷阿尔。前部长利尼雷亚斯伯爵命人从中国找来数百名中国种植者,据说这些人是来自中国内地,种茶经验丰富。”里约热内卢另一处有中国人种茶的地方是圣克鲁斯皇家农场,为葡国宫廷的夏宫。许多华工被送到这里。
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8月7日,华工石保致函澳门铺户南兄等,叙述在巴西种茶生活情形。华工亚腾等亦曾致信澳门铺户南兄,叙述在巴西王家花园种茶情形并托带茶种及制茶工具。先是,第一批茶种和种茶的中国移民从澳门一起被送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王家花园。通过澳门市政议员拉法尔·阿尔梅达的帮助,从印度洋法属岛屿取得的第一批外国植物,于1809年运到里约热内卢。1811年3月1日,摄政王唐·若奥颁发特许令,建立里约热内卢植物园。1812年,拉法尔又从澳门寄出了茶种。来自澳门的第一批茶种和种茶的中国移民一同被送到植物园。1817年,德国人斯皮克斯(Spix)和马修斯(Maturius)到达里约热内卢,参观了植物园。后来在其《巴西游记》中称:“园中主要种植中国茶树。目前有6000株茶树,这里种植、采摘和烘焙茶叶的方法与中国的完全一样。葡萄牙政府特别重视种茶。中国每年向英国出口的茶叶价值达3000万雷阿尔。前部长利尼雷亚斯伯爵命人从中国找来数百名中国种植者,据说这些人是来自中国内地,种茶经验丰富。”里约热内卢另一处有中国人种茶的地方是圣克鲁斯皇家农场,为葡国宫廷的夏宫。许多华工被送到这里。《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华工亚腾等致澳门铺户南兄叙述在巴西王家花园种茶情形并托带茶种及制茶工具书信》,第123页。莫拉:《l9世纪上半叶澳门与巴西的关系》,载《文化杂志》第22期,1995年;据J.C.Fletcher and D.P.Kidder, Brazil and the Brazilians, 第418—419页称,1810年,葡萄牙人从澳门运载几百名种茶华工到巴西,后因天气酷热而全部死光。这一记录是否属实,与其他文献相悖。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1月26日─1839年2月13日)8月7日,已去世的澳门巨富俾利喇之幼女玛丽亚•俾利喇(D. Maria Arm Josefa Pereira)与澳门出生世家马葵士家族的劳伦索•马葵士(Lourenço Caetano Cortela Marques)在花王堂结婚。玛丽亚•俾利喇,1825年4月21日生于大堂,精通法文、德文和义大利文,在音乐和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她热衷于教区事业,由于她继承了其父的大量遗产,她经常以其财富帮助穷人,被公认为澳门的大善人。1901年8月23日逝世。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988.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4月5日,《公正报》(O Imparcial)出版发行。其主要编辑及撰稿人员有律师小若阿金.巴士度(António Joaquim Bastos Jr. )、小梅洛、维森特.保禄(Dr. Vicente de Paulo)和萨拉维齐.皮特(Vicente de Paulo Salawitchy Pitter)。该报的主要撰稿人均为澳门社会名流,故该报又称为当地上流社会人士交流的园地。该报于1880年8月7日停刊。[1] [1]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46─47.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4月5日,《公正报》(O Imparcial)出版发行。其主要编辑及撰稿人员有律师小若阿金.巴士度(António Joaquim Bastos Jr. )、小梅洛、维森特.保禄(Dr. Vicente de Paulo)和萨拉维齐.皮特(Vicente de Paulo Salawitchy Pitter)。该报的主要撰稿人均为澳门社会名流,故该报又称为当地上流社会人士交流的园地。该报于1880年8月7日停刊。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46─47.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8月7日,因香港饱受长洲和大屿山周围海盗绑架勒索的折磨,英国政府派外务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到澳门,与澳门政府协商中葡联合清剿海盗事宜,同时香港方面认为这些海盗的总部就在大横琴岛:“毫无疑问,澳门本身就是一个海盗出没之地-长洲事件中所使用的舢板就是在那里找到的,这一事证明了此言不虚-而且,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之间尚在争议的三座小岛,即湾仔、大横琴和小横琴,眼下处在两国政府都不管的状态,没有警察和军队把那些不受欢迎的家伙拒之门外,成了亡命之徒的一个便利而安全的庇护所。”而葡萄牙人并不愿意承认海盗的大本营即在大横琴岛,因为如果中国军队前往横琴岛征讨,葡萄牙人担心损害自己对这几座岛屿的主权。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8月7日,因香港饱受长洲和大屿山周围海盗绑架勒索的折磨,英国政府派外务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到澳门,与澳门政府协商中葡联合清剿海盗事宜,同时香港方面认为这些海盗的总部就在大横琴岛:“毫无疑问,澳门本身就是一个海盗出没之地-长洲事件中所使用的舢板就是在那里找到的,这一事证明了此言不虚-而且,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之间尚在争议的三座小岛,即湾仔、大横琴和小横琴,眼下处在两国政府都不管的状态,没有警察和军队把那些不受欢迎的家伙拒之门外,成了亡命之徒的一个便利而安全的庇护所。”而葡萄牙人并不愿意承认海盗的大本营即在大横琴岛,因为如果中国军队前往横琴岛征讨,葡萄牙人担心损害自己对这几座岛屿的主权。英国档案局:CO129/392,1912年9月2日,转引自杰弗里.C. 冈恩:《澳门史:1557-1999》第5章,第130-131页。
民国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8月7日,葡萄牙第1005号法律首次将详细的海外政治行政章程引入宪法内,该法律废止1911年宪法第67条及第87条,取而代之的是以“葡萄牙殖民地”为标题的第五编。该编共有六条。借本次修宪所制定的海外政治行政组织,赋予各殖民地本身的管理机关高度自治。这些机关基本上有三个,包括总督、立法委员会(Conselho Legislativo,又称议例局)及执行委员会(Conselho Executivo,又称议政局)。而过往的政务委员会按职责被划分成两个独立机关,其中立法委员会由澳督任主席,成员包括议事公局主席、一名市政议员代表、一名由30位纳税最多的人士选举的市民代表,再由总督委任两位华人代表。立法委员会为立法咨询机构,本身并无立法权,仅有立法动议权,目的在于“有当地代表参与,以配合各殖民地本身的发展”。简言之,第1005号法律这次革新只涉及海外殖民地的政治行政组织,而并不涉及基本权利。有关基本权利的事宜全部由共同适用的宪法所规范。其中1920年11月19日第7151号命令重申此点,并赋予居住于葡萄牙殖民地的“欧洲人”及“当地人”同等权利。
民国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8月7日,葡萄牙第1005号法律首次将详细的海外政治行政章程引入宪法内,该法律废止1911年宪法第67条及第87条,取而代之的是以“葡萄牙殖民地”为标题的第五编。该编共有六条。借本次修宪所制定的海外政治行政组织,赋予各殖民地本身的管理机关高度自治。这些机关基本上有三个,包括总督、立法委员会(Conselho Legislativo,又称议例局)及执行委员会(Conselho Executivo,又称议政局)。而过往的政务委员会按职责被划分成两个独立机关,其中立法委员会由澳督任主席,成员包括议事公局主席、一名市政议员代表、一名由30位纳税最多的人士选举的市民代表,再由总督委任两位华人代表。立法委员会为立法咨询机构,本身并无立法权,仅有立法动议权,目的在于“有当地代表参与,以配合各殖民地本身的发展”。简言之,第1005号法律这次革新只涉及海外殖民地的政治行政组织,而并不涉及基本权利。有关基本权利的事宜全部由共同适用的宪法所规范。其中1920年11月19日第7151号命令重申此点,并赋予居住于葡萄牙殖民地的“欧洲人”及“当地人”同等权利。萧伟华(Jorge Noronha e Silveira):《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1820─1974)》,第45─47页。
民国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8月7日,葡国政府官报发表,决定任命戴思乐少校为澳门总督。10月29日,正式履任。戴思乐生于马德拉岛,毕业于科英布拉大学。一战期间加入葡军,官至少尉,专责赴法葡军运输任务,后升任护航等军职。1929-1934年,调赴葡属非洲殖民地,擢升莫桑比克德尔加杜角省 (Provincia de Cabo Delgado)省长。1935年,再次返回葡萄牙于参谋部供职,继任“沙忌利士”号练习舰长,曾奉派赴英参加英皇乔治五世 (George V)奉安大典。1939年,改任莫桑比克洛伦索‧马贵斯新港 (Lourenço Marques)航政局长,专责东菲葡属海岸全线航线标及灯塔。因成绩卓著,旋即升任澳门总督。
民国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8月7日,葡国政府官报发表,决定任命戴思乐少校为澳门总督。10月29日,正式履任。戴思乐生于马德拉岛,毕业于科英布拉大学。一战期间加入葡军,官至少尉,专责赴法葡军运输任务,后升任护航等军职。1929-1934年,调赴葡属非洲殖民地,擢升莫桑比克德尔加杜角省 (Provincia de Cabo Delgado)省长。1935年,再次返回葡萄牙于参谋部供职,继任“沙忌利士”号练习舰长,曾奉派赴英参加英皇乔治五世 (George V)奉安大典。1939年,改任莫桑比克洛伦索‧马贵斯新港 (Lourenço Marques)航政局长,专责东菲葡属海岸全线航线标及灯塔。因成绩卓著,旋即升任澳门总督。《关于任命新澳门总督件》,载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 (下册),第2090页;《华商报》1941年5月9日;《市民日报》1944年10月29日《澳督莅任4周年纪念特刊》;《西南日报》1942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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