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二年(1568年1月29日─1569年1月16日)7月5日，曾一本复率贼众进攻广州，拒伤官军于赤湾、东灞等处，杀害知县刘师颜。由于广州新修外城，曾一本又在郊外肆掠，并夺获泊于珠江的明船100余艘，围省城达二十日。26日，又有曾一本属下白艚贼船20余艘突至香山唐家湾九洲口一带打劫。29日，明军与曾贼白艚船大战于虎头门外，夺获大白艚船9只，冲沉大船3只，贼众死伤数百人。这一仗，“香山澳商自请欲助兵灭贼”，当时参战的澳商号称“二千名”(葡文资料为50个葡萄牙人和当地基督教徒及他们的奴隶)。华商头目林弘仲、何中行(即当地的基督徒)也参加了这一次战争。7月，曾一本海盗的袭澳，增加了澳门葡人的军事防御意识，居民们都认为，应当在澳门修建工事以自卫。在贾尼劳主教及耶稣会神父们的支持下，瓦兹•维依加船长下令开始在澳门修建一道土坯围墙。他将澳门葡人分成5人或6人一组，并将这些组编为20个连队，每个连队负责建一段土墙，另外还将本地华人基督徒组成10个连队，每个连队负责建一段土墙。耶稣会的神父们也参加了建墙工作。只花了16天时间，一条长217英寻，底部厚6柞，上面宽5. 5柞，高15柞的土坯墙即在靠近西湾的烧灰炉(Chunambo)地建成。该墙有4个正方形碉堡，以作军事防御。由于担心明朝政府的反对，瓦兹•维依加船长并没有将澳门岛上的围墙全部建完，临海部分没有修建，而是让每位商家在自己的门口建造码头。有了那些建好的围墙，码头也就足以自卫。这是澳门首次筑城。

隆庆二年(1568年1月29日─1569年1月16日)7月5日，曾一本复率贼众进攻广州，拒伤官军于赤湾、东灞等处，杀害知县刘师颜。由于广州新修外城，曾一本又在郊外肆掠，并夺获泊于珠江的明船100余艘，围省城达二十日。26日，又有曾一本属下白艚贼船20余艘突至香山唐家湾九洲口一带打劫。29日，明军与曾贼白艚船大战于虎头门外，夺获大白艚船9只，冲沉大船3只，贼众死伤数百人。这一仗，“香山澳商自请欲助兵灭贼”，当时参战的澳商号称“二千名”(葡文资料为50个葡萄牙人和当地基督教徒及他们的奴隶)。华商头目林弘仲、何中行(即当地的基督徒)也参加了这一次战争。7月，曾一本海盗的袭澳，增加了澳门葡人的军事防御意识，居民们都认为，应当在澳门修建工事以自卫。在贾尼劳主教及耶稣会神父们的支持下，瓦兹•维依加船长下令开始在澳门修建一道土坯围墙。他将澳门葡人分成5人或6人一组，并将这些组编为20个连队，每个连队负责建一段土墙，另外还将本地华人基督徒组成10个连队，每个连队负责建一段土墙。耶稣会的神父们也参加了建墙工作。只花了16天时间，一条长217英寻，底部厚6柞，上面宽5. 5柞，高15柞的土坯墙即在靠近西湾的烧灰炉(Chunambo)地建成。该墙有4个正方形碉堡，以作军事防御。由于担心明朝政府的反对，瓦兹•维依加船长并没有将澳门岛上的围墙全部建完，临海部分没有修建，而是让每位商家在自己的门口建造码头。有了那些建好的围墙，码头也就足以自卫。这是澳门首次筑城。张瀚：《台省疏稿》卷5《查参失事将官疏》、卷6《海上擒获捷音疏》。英寻，即葡文braça，长度单位，每英寻约合2. 2米。福鲁图奥佐：《怀念故土(第二编手稿)》，载《16和17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第157—163页。

隆庆六年(1572年1月15日─1573年2月1日)7月5日，明穆宗朱载垕崩于乾清宫。19日，太子朱翊钧立，是为神宗，次年改元万历。

隆庆六年(1572年1月15日─1573年2月1日)7月5日，明穆宗朱载垕崩于乾清宫。19日，太子朱翊钧立，是为神宗，次年改元万历。张廷玉：《明史》卷19《穆宗纪》；张廷玉：《明史》卷20《神宗纪》1。

万历三年（1575年2月11日─1576年1月30日）7月5日，王望高船队及西班牙使团抵达厦门中左所，18日至福州，谒见福建巡抚刘尧诲。刘尧诲对西班牙使臣给予了优厚的接待，但对使臣提出的两项要求——通商与传教，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又因当时林凤并未被完全剿灭。故刘尧诲覆命王望高等率领一支拥有10艘中国战船的舰队，同番僧、番使返回马尼拉，要求“荡灭余寇林凤”，方可谈其他事宜。8月23日，马力陈使团离开福州，并从这里带走了100余种中文书。9月14日，马力陈一行从厦门返回时，中国官员在甲板上指给他们看可能划给西班牙人作为贸易点的地方，或为浯屿，或为南太武。10月28日返回马尼拉。当王望高一行返回马尼拉时，即闻林凤已于8月4日在玳瑁港突围，并率船37艘返回澎湖。林凤的突围完全出乎当时人的意料，前线指挥作战的若翰•撒示度司令轻敌，完全低估了对手的机智与大胆。林凤采用巧妙的伪装，暗中在城寨内修造33艘小船，并乘夜色从河道逃往大海。待西人知晓，追击已为时过晚。

万历三年（1575年2月11日─1576年1月30日）7月5日，王望高船队及西班牙使团抵达厦门中左所，18日至福州，谒见福建巡抚刘尧诲。刘尧诲对西班牙使臣给予了优厚的接待，但对使臣提出的两项要求——通商与传教，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又因当时林凤并未被完全剿灭。故刘尧诲覆命王望高等率领一支拥有10艘中国战船的舰队，同番僧、番使返回马尼拉，要求“荡灭余寇林凤”，方可谈其他事宜。8月23日，马力陈使团离开福州，并从这里带走了100余种中文书。9月14日，马力陈一行从厦门返回时，中国官员在甲板上指给他们看可能划给西班牙人作为贸易点的地方，或为浯屿，或为南太武。10月28日返回马尼拉。当王望高一行返回马尼拉时，即闻林凤已于8月4日在玳瑁港突围，并率船37艘返回澎湖。林凤的突围完全出乎当时人的意料，前线指挥作战的若翰•撒示度司令轻敌，完全低估了对手的机智与大胆。林凤采用巧妙的伪装，暗中在城寨内修造33艘小船，并乘夜色从河道逃往大海。待西人知晓，追击已为时过晚。陈荆和：《16世纪之菲律宾华侨》第2章，第45—46页；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第2部第1卷，第181—237页。

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国商船到达澳门附近的麦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门区三灶一带），当时澳门的情况十分微妙，尽管英国同葡印总督缔结条约中允许英国商船来澳门，但澳门议事会考虑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因为当时澳门的繁荣全赖于葡萄牙船队的往来贸易，因此澳门议事会坚决反对英商进入澳门参加对华贸易。故议事会采取种种方法拖延时间，阻止英国商船进入内港。英国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门总督邀请若翰•威德尔上校及随行英国商人进入澳门。7月15日，若翰•威德尔不顾澳门葡人的阻挠，率领商船离开澳门，直奔广州，在珠江口勘查广州河口水道，并找到了虎门入口，还调查了珠江口明军防御力量。但是广州官方声明：英商不得在澳门贸易。22日，英国商船返回伶仃洋。29日，若翰•威德尔再次率领船队向广州进发。8月6日抵达珠江口，当时广东官员要求等待上级批复，但是若翰•威德尔没有等待中方批复就率领船队驶进内河，向广州挺进。8月6日，澳门选出四位助理与议事会解决如何对付澳门海岸出现的4艘英国船的问题。8月12日，中英展开炮战。仅仅半个小时，虎门炮台陷落。英军登陆占领炮台，缴获44门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渔船。8月15日，若翰•威德尔派鲁宾逊、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与通事番禺人李叶荣（Pablo Noretti）一起去广州谈判通商。到达广州后，受到广东总兵陈谦的热情接待，“红夷到日，即入总府。见万众喧嚣，即发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叶荣带来海道副使郑觐光和广东总兵陈谦的一封信，称：广东给英国人在国内买卖任何商品的自由，并指定三处为英船的停泊所，还指定由李叶荣为经纪人，派两三个人到广州准备购办货物，并请求英国人将明方的炮和船放还。若翰•威德尔认为这样比较满意，立即将炮及帆船放还。8月24日，李叶荣返回广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鲁宾逊3人陪同前往。他们携带西班牙银元22000八单位雷阿尔（Reais-de-oito）及两小箱日本银，其中10000送给官员们，其他用作投资。到广州后，购买白糖1150担，糖米50担，米85担，酒100坛，并住在华商揭邦俊家。后在琶洲处被明方捕盗船抓获。[11]8月30日，若翰•威德尔命令船只前移两里，到达大虎岛。[12]9月6日，若翰•威德尔接到澳门总督与议事会的书面抗议，要求英方退出中国海域。若翰•威德尔却依仗李叶荣背后的关系表示反对。[13]当时，两广总督张镜心督促广东总兵陈谦出师浪白，9月10日，副总兵黎延庆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对英船进行攻击，“打死夷人数名”。[14]26日，若翰•威德尔将船队退回伶仃岛。27日，船行至距离澳门4里格远的地方。然后，船队委员会向澳门葡萄牙人投递了抗议书，阐述了对在果阿和澳门遭到冷遇而不满的理由，指责澳门葡人向中国纵火船提供军需和装备，对扣押英人一事他们要负责。澳门葡人拒绝承认。[15]同时，张镜心又实行“檄道厅亲至澳门宣示汉法，以法绳澳，以澳驱红，节节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广东市舶司会同香山县差官及驻澳提调、备倭诸官下澳，传唤议事会理事官、通事、揽头到议事会宣谕，要求澳门议事会理事官戎猫州弗黎厨（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揽头吕沈西及通事刘德来广州调停处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几名澳门葡人前往广州调停中英关系。18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会议试图迫使英商达成以下协议：即刻退出广州，永不再来；对中方给予此次在此经商的特权，应先付给酬金28000雷阿尔。但是，英国商人表示反对。[19]在葡人的调停下，广东方面将英商及其款项、货物全部发还，并完成了他们的贸易。直到11月22日，中英双方签订贸易协定：“允许（英商）自由经商，扩大贸易，长久居住，但英方每年应缴付（中国）皇帝2万两白银及4门大铁炮和50支毛瑟枪。”11月26日，英商离开广州，回到碇泊澳门的船队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译为横琴岛，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为“麦子山”。葡语及英语文献中均有出现。英语仅见于《芒迪游记》，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为西班牙语，意即“堆”。西班牙语也有Monte，且与葡语同意。显然，芒迪将Monte误作Montón。有人称芒迪懂葡语与西语，不知所据。仅此一例可知其西语水准实很低劣。否则不会将Monte与Montón混淆。葡语中，有图示[图载“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据图，Monte de Trigo为今三灶岛，但航海资料的文字涉及则是指三灶东侧一小岛。“沿着高澜山航行，可见一圆岛，然后在它的尽处又可见一更长、形成圆湾的大岛。再前面是4个小岛，共中之一便是称为Monte deTrigo的又圆又高的岛屿。（Ms. Cadaval 972, f. 95v°）”这一“又圆又高的岛屿”之汉名暂缺。无论准确度还是可信度，航海资料均高于图籍。前者成于明末，后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图示，不很准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8—19页。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门》，第51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19页；刘鉴唐、张力主编：《中英关系系年要录13世纪—1760》第l卷，第116—117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4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扬帆直入铳台，兵放铳堵御，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径入，泊回原处，打坏小料船一只。”中英双方记录差异甚大。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1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李叶荣带夷目二人进省”，又称“带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称“旧澳夷通事李叶荣往谕，随夷目二名进省投见”，又称“红夷头目三名雇船一只”，又称“其前后羁留夷人五名内，查三名的系头目，一名噧呾缠，一名毛直缠，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则无名可查”。噧呾缠，应即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应为蒙特尼之弟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缠则应为鲁宾逊的译名。可知，他们三人应是分两次进入广州的。[10]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3《参镇压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24页。[16]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1《报镇将驱逐红夷疏》。[17]此处理事官葡文名字据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来，但与“戎猫州弗黎厨”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2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

崇祯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7月5日，在日本的葡国人奉禁令全部被逐出日本后，澳门圣保禄学院内的日本圣依纳爵修院因缺乏圣召而被迫关门。

崇祯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7月，由瓦斯科•阿尔梅达（Vasco Palha de Almeida）指挥的4艘澳门桨帆船离澳赴日，途中遇风暴，l艘沉溺，l艘折返澳门，其余2艘桨帆船载150万两银的货物于31日抵达长崎，他们遇到了很多阻拦，不准卸货，不许进行贸易。并接到日本幕府驱逐葡人出境的命令。8月4日，这位幕府代表宣布了将军7月5日签署的命令：禁止葡萄牙人在日本经商。原因是：第一，澳门商船违反了本国禁天主教的敕令，偷运传教士进入日本；第二，澳门商船为传教士运送各种供应品；第三，澳门商船走私运来人及钱财，促成了岛原叛乱。出于上述理由，你们这些人是该死的。天皇陛下本可公正地处死你们，但皇恩浩荡，饶你们不死。现特命令你们离开日本，永远不得返回，以后你们若违背这一命令，必将受到你们现在罪有应得的惩罚。苏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第6章，第181页；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p. 384.

崇祯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7月5日，在日本的葡国人奉禁令全部被逐出日本后，澳门圣保禄学院内的日本圣依纳爵修院因缺乏圣召而被迫关门。文德泉：《耶稣会于澳门开教四百周年》，第27页。

康熙三年(1664年1月28日－1665年2月14日)6月12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苏拉特(Surat)”号离开万丹港驶往澳门。船上载有蓝靛、胡椒、铅和木香，总价值为9573八单位雷阿尔。7月5日，在路上与新委任的葡萄牙澳门总督施万奴(Manuel Coelho da Silva)相遇，在他的陪同下，7月12日到达澳门。但在广州地方官来征收船钞、签发入港许可证之前，葡萄牙当局禁止“苏拉特”号在澳门的一切行动，并要征收船上货物价值的6%作为关税。同时还要求补交五年前“国王费迪南(King Fernandes Reformation)”号和“理查一马萨(Richard and Martha)”号潜逃致使中国人罚澳门重税的款项。商船大班拒绝了这一要求，不得不滞留澳门。

康熙三年(1664年1月28日－1665年2月14日)6月12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苏拉特(Surat)”号离开万丹港驶往澳门。船上载有蓝靛、胡椒、铅和木香，总价值为9573八单位雷阿尔。7月5日，在路上与新委任的葡萄牙澳门总督施万奴(Manuel Coelho da Silva)相遇，在他的陪同下于7月12日到达澳门。但在广州地方官来征收船钞、签发入港许可证之前，葡萄牙当局禁止“苏拉特”号在澳门的一切行动，并要征收船上货物价值的6%作为关税。同时还要求补交五年前“国王费迪南(King Fernandes Reformation)”号和“理查一马萨(Richard and Martha)”号潜逃致使中国人罚澳门重税的款项。商船大班拒绝了这一要求，不得不滞留澳门。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33—35页。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2月3日－1686年1月23日）7月5日，澳门土生葡人毕美达（António de Mesquita Pimentel）就任澳门总督。他曾于1663年任马尼拉海上贸易船队队长，于1678年任议事会议员。他是湾仔岛上一座庄园的庄园主，后来于1695年任帝汶和索洛兵头和总督，但被控在统治澳门和帝汶期间滥用职权，犯下许多过错。[1] [1]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62页。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2月3日－1686年1月23日）7月5日，澳门土生葡人毕美达（António de Mesquita Pimentel）就任澳门总督。他曾于1663年任马尼拉海上贸易船队队长，于1678年任议事会议员。他是湾仔岛上一座庄园的庄园主，后来于1695年任帝汶和索洛兵头和总督，但被控在统治澳门和帝汶期间滥用职权，犯下许多过错。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62页。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7月5日，耶稣会被驱逐后，澳门的一切西医治疗均请外科医生佩德罗•费尔南德斯(Pedro António Fernandes)进行，并聘请他到医院工作。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7月5日，葡萄牙首相庞巴尔侯爵逮捕耶稣会士的命令在澳门执行。凌晨3时，澳门政府派军队包围圣保禄学院与圣若瑟修院。在圣若瑟修院逮捕了13名耶稣会士，在圣保禄学院逮捕了11名。他们有：属中国副省，驻圣若瑟堂的葡萄牙籍神父纪类思(Luís de Sequeira)、费德尼(Denis Ferreira)、归玛诺(Manuel de Aguiar)、西方济(François da Silva)、西若瑟(José da Silva)、法安东(António Falcão)、习安东 (António Simões)、甘玛诺(Manuel de Carvalho)，葡萄牙籍修士麦西蒙 (Simão de Almeida)，意大利籍神父穆安东(Antoine Xavier Morabito)、 傅方济(François Folleri)，中国籍修士许方济(François da Cunha)、杜兴福(Symphorien Duart)；属日本教区，驻圣保禄堂的有葡萄牙籍郭方济 (Francisco da Costa)、贡西夫(Silvestre Gonçalves)、西多默(Thomas de Silva)，贡玛诺(Manuel Gonçalves)、若奥•欧华利斯(João Álvares)、罗历西(Alexandre Rodrigues)修士；德国籍雅克•格拉夫(Jacque Tiago Graff)、柯约翰(João Coffe Kogler)神父；属法国耶稣会，驻圣保禄堂的有嘉类思(Louis du Gad)、赵加彼(Gabriel Boussel)、纽若翰(Jean Sylvain de Neuvialle)神父。圣若瑟堂的神父先被拘禁于方济各会修道院中，8日被押赴圣保禄堂，与前此拘禁于多明我会修道院的会士合禁一处。由哨兵日夜把守，不许与外间通消息。9月初将中国、日本两教区与法国传教会的杂物悉数拍卖。各修院关闭。1762年11月5日耶稣会士们被关押到“圣路易斯(S. Luís)”号船上，并离开澳门，1763年3月22日，驶抵果阿，又被关押在莫尔莫高(Mormogao)炮台10个月。直到1764年10月16日才抵达里斯本，取缔耶稣会对澳门天主教打击很大，也加速了澳门天主教的衰弱。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7月5日，葡萄牙首相庞巴尔侯爵逮捕耶稣会士的命令在澳门执行。凌晨3时，澳门政府派军队包围圣保禄学院与圣若瑟修院。在圣若瑟修院逮捕了13名耶稣会士，在圣保禄学院逮捕了11名。他们有：属中国副省，驻圣若瑟堂的葡萄牙籍神父纪类思(Luís de Sequeira)、费德尼(Denis Ferreira)、归玛诺(Manuel de Aguiar)、西方济(François da Silva)、西若瑟(José da Silva)、法安东(António Falcão)、习安东 (António Simões)、甘玛诺(Manuel de Carvalho)，葡萄牙籍修士麦西蒙 (Simão de Almeida)，意大利籍神父穆安东(Antoine Xavier Morabito)、 傅方济(François Folleri)，中国籍修士许方济(François da Cunha)、杜兴福(Symphorien Duart)；属日本教区，驻圣保禄堂的有葡萄牙籍郭方济 (Francisco da Costa)、贡西夫(Silvestre Gonçalves)、西多默(Thomas de Silva)，贡玛诺(Manuel Gonçalves)、若奥•欧华利斯(João Álvares)、罗历西(Alexandre Rodrigues)修士；德国籍雅克•格拉夫(Jacque Tiago Graff)、柯约翰(João Coffe Kogler)神父；属法国耶稣会，驻圣保禄堂的有嘉类思(Louis du Gad)、赵加彼(Gabriel Boussel)、纽若翰(Jean Sylvain de Neuvialle)神父。圣若瑟堂的神父先被拘禁于方济各会修道院中，8日被押赴圣保禄堂，与前此拘禁于多明我会修道院的会士合禁一处。由哨兵日夜把守，不许与外间通消息。9月初将中国、日本两教区与法国传教会的杂物悉数拍卖。各修院关闭。1762年11月5日耶稣会士们被关押到“圣路易斯(S. Luís)”号船上，并离开澳门，1763年3月22日，驶抵果阿，又被关押在莫尔莫高(Mormogao)炮台10个月。直到1764年10月16日才抵达里斯本，取缔耶稣会对澳门天主教打击很大，也加速了澳门天主教的衰弱。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725—727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58页；《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香山知县张德洄为催令查报清乾隆二十七年捉拿大小三巴寺僧下理事官谕》，第514页。香山知县张德洄在这一事件发生五年之后才派人来调查情况，并希望了解这些被抓的传教士与刚到省城的“邓类思”有何关系，此事反映：1. 清政府在澳门设立的机构对澳葡情况不清；2. 是证明当时的抓捕为秘密进行。卡拉云：《庞巴尔侯爵之监狱》，转自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813—815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p. 510—512.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7月5日，耶稣会被驱逐后，澳门的一切西医治疗均请外科医生佩德罗•费尔南德斯(Pedro António Fernandes)进行，并聘请他到医院工作。阿马罗(Ana Maria Amaro)：《澳门医学、名医、药房、流行病及医务治疗》，载《澳门史新编》第3册，第993页。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2月8日─1778年1月27日)7月5日，布里托•亚鹏(João Diogo Gregório Camacho de Brito Aboim)以调查员的身份从果阿前往澳门，但是在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遇难，损失惨重，在这里待了近一年时间等待季风季节的来临，这一年开销很大。澳门议事会议员高士德提议给他们4000两。里贝罗•吉马良斯(João Ribeiro Guimarães)、卡洛斯•迪亚斯(João Carlos Dias)、公萨尔维斯•葛拉(António de Gonçãlves Guerra)、劳伦索•马托斯(José Lourenço de Matos)、平托•卡斯特罗(João Pinto de Castro)也同意这样做。其他的市政府议员投票表决只给3000两。最后，高士德说，议事会从4000两中扣下1000两，这是经过议事会财务委员会表决同意的，议事会大多数人投票赞成只给3000两。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2月8日─1778年1月27日)7月5日，布里托•亚鹏(João Diogo Gregório Camacho de Brito Aboim)以调查员的身份从果阿前往澳门，但是在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遇难，损失惨重，在这里待了近一年时间等待季风季节的来临，这一年开销很大。澳门议事会议员高士德提议给他们4000两。里贝罗•吉马良斯(João Ribeiro Guimarães)、卡洛斯•迪亚斯(João Carlos Dias)、公萨尔维斯•葛拉(António de Gonçãlves Guerra)、劳伦索•马托斯(José Lourenço de Matos)、平托•卡斯特罗(João Pinto de Castro)也同意这样做。其他的市政府议员投票表决只给3000两。最后，高士德说，议事会从4000两中扣下1000两，这是经过议事会财务委员会表决同意的，议事会大多数人投票赞成只给3000两。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90.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2月3日─1792年1月23日)7月5日，广州海防营把总金下谕理事官，令其速将湾泊氹仔进行修整、超逾期限的英国“嫁呖”船严押开行回国。该船由英咭唎国港脚开行，欲往吕宋贸易。不料被风漂压前来，船上并无货物，船帆缆具均被打坏。它获清政府批准，泊入氹仔洋面修整，限时20天完成。但它并未按时完工。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2月3日─1792年1月23日)7月5日，广州海防营把总金下谕理事官，令其速将湾泊氹仔进行修整、超逾期限的英国“嫁呖”船严押开行回国。该船由英咭唎国港脚开行，欲往吕宋贸易。不料被风漂压前来，船上并无货物，船帆缆具均被打坏。它获清政府批准，泊入氹仔洋面修整，限时20天完成。但它并未按时完工。《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广州海防营把总金为押令湾泊潭仔修整之英国嫁呖船开行事下理事官谕》，第757页。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7月5日，粤海关监督盛佳批准广州十三行外洋行之一的同昌行行商许永清在广州承充澳行经理澳门贸易的申请。“查从前因无澳商统理其事，是以难责成。嗣后一切上下省澳货物，俱归澳商代为报输，无论大单、小单，随时俱可酌办，以便该夷商上下省澳货物，不致阻滞”。澳行在广州设立后，遭到澳门议事会的反对，“该夷目禀称，不用澳行”。当时虽然被海关监督盛佳批评，但一个月后，8月17日，粤海关监督盛佳又批准同昌 行商许永清退办澳行，一切贸易，仍各照旧办理。理由是“因同昌行事务殷繁，不能兼顾，情愿告退”。实际上还是澳门葡商习惯遵照旧规，不与行商开展贸易，而是与在澳铺商或香山县牙行互市。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7月5日，粤海关监督盛佳批准广州十三行外洋行之一的同昌行行商许永清在广州承充澳行经理澳门贸易的申请。“查从前因无澳商统理其事，是以难责成。嗣后一切上下省澳货物，俱归澳商代为报输，无论大单、小单，随时俱可酌办，以便该夷商上下省澳货物，不致阻滞”。澳行在广州设立后，遭到澳门议事会的反对，“该夷目禀称，不用澳行”。当时虽然被海关监督盛佳批评，但一个月后，8月17日，粤海关监督盛佳又批准同昌 行商许永清退办澳行，一切贸易，仍各照旧办理。理由是“因同昌行事务殷繁，不能兼顾，情愿告退”。实际上还是澳门葡商习惯遵照旧规，不与行商开展贸易，而是与在澳铺商或香山县牙行互市。《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粤海关监督盛佳为由同昌行商许永清办理上下省澳货物事下理事官谕》；《粤海关监督盛佳为复禀请不用澳行经理省澳货物下理事官谕》；《粤海关监督盛佳为准同昌行商许永清退办澳行事下理事官谕》，第631—632页。

嘉庆八年（1803年1月23日─1804年2月10日）7月5日，香山县丞吴兆晋行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札，向澳门夷人管库借炮4门和其他军用物资。

清嘉庆八年（1803年1月23日─1804年2月10日）7月5日，香山县丞吴兆晋行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札，向澳门夷人管库借炮4门和其他军用物资。《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县丞吴兆晋为借炮位捕盗事行理事官札》，第463页。

嘉庆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7月5—6日，7艘英国兵船驶至九澳洋面寄泊。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7月5—6日，7艘英国兵船驶至九澳洋面寄泊。《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香山知县彭昭麟为饬查明寄泊九澳之英国兵船事下理事官谕》，第770页。

嘉庆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7月5日，至少有11艘英轮自孟买来到澳门，他们带来了葡王室举家迁往巴西的惊人消息。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7月5日，至少有11艘英轮自孟买来到澳门，他们带来了葡王室举家迁往巴西的惊人消息。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9页。

道光十八年（1838年1月26日─1839年2月13日）7月5日，由中华医药传教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Soceiety）在澳门建立、由美国医生伯驾主持的医院（俗称美国医院）开张。伯驾花了5000美金在花王堂街或大三巴街购买了一座两层楼的房产，是一座砖结构的漂亮建筑，十分宽敞，可容病人200人。在二楼，有19间通风良好的大房间；在一楼，有许多对应的房间。在院舍的后面，有一座相当复杂的花园，其内掘有三口水井。前面有一个院子。该建筑物由砖头建成，很坚固。它占地三分之一英亩，四周有围墙围住。它位于一处俯瞰内港的、卫生的地点，能从水陆两路方便地到达。10月，由于广州眼科医院重新开张，而澳门医院又无人能接替伯驾的工作，故不得不将医院暂时关闭。在这个时期，医院接收了700名病人。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1月26日─1839年2月13日）7月5日，由中华医药传教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Soceiety）在澳门建立、由美国医生伯驾主持的医院（俗称美国医院）开张。伯驾花了5000美金在花王堂街或大三巴街购买了一座两层楼的房产，是一座砖结构的漂亮建筑，十分宽敞，可容病人200人。在二楼，有19间通风良好的大房间；在一楼，有许多对应的房间。在院舍的后面，有一座相当复杂的花园，其内掘有三口水井。前面有一个院子。该建筑物由砖头建成，很坚固。它占地三分之一英亩，四周有围墙围住。它位于一处俯瞰内港的、卫生的地点，能从水陆两路方便地到达。10月，由于广州眼科医院重新开张，而澳门医院又无人能接替伯驾的工作，故不得不将医院暂时关闭。在这个时期，医院接收了700名病人。Chinese Repository, Vol.7, No.8, pp.411—412; 爱德华·V. 吉利克：《伯驾与中国的开放》第5章，第68—69页。

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7月5日，美部会同意伯驾回国，遂于本日同罗伯特·福士（Kobert B.Forbes）一起乘“尼安蒂克（Niantic）”号船从澳门启航于12月抵达。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7月5日，美部会同意伯驾回国，遂于本日同罗伯特·福士（Kobert B.Forbes）一起乘“尼安蒂克（Niantic）”号船从澳门启航于12月抵达。爱德华·V. 吉利克：《伯驾与中国的开放》第6章，第85—88页。

咸丰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7月5日，葡萄牙政府以葡萄牙宪章附加条款形式废除了肉刑以及对政治犯适用死刑的规定。

咸丰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7月5日，葡萄牙政府以葡萄牙宪章附加条款形式废除了肉刑以及对政治犯适用死刑的规定。米健等著：《澳门法律》，第144页。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0日─1863年2月17日）7月5日，根据葡萄牙王室法令，为取代皇家航海学校，澳门在圣若瑟修院设立“航海学”课程，并开设“贸易”课程，学制两年，聘请海军军官和商船驾驶员负责管理。该校附属于圣若瑟修院学校。此举系临时性措施。11月18日，颁布《航海课程条例》。1863年11月20日正式开课。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0日─1863年2月17日）7月5日，根据葡萄牙王室法令，为取代皇家航海学校，澳门在圣若瑟修院设立“航海学”课程，并开设“贸易”课程，学制两年，聘请海军军官和商船驾驶员负责管理。该校附属于圣若瑟修院学校。此举系临时性措施。11月18日，颁布《航海课程条例》。1863年11月20日正式开课。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p. 31—32; A. H. de Oliveira Marques, 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 Vol. 3, p. 504.

同治四年（1865年1月27日─1866年2月14日）7月5日，葡萄牙国王颁布敕令，澳门管理华人事务官的人选改由国王任命，并有确认商务方面的仲裁裁决。

同治四年（1865年1月27日─1866年2月14日）7月5日，葡萄牙国王颁布敕令，澳门管理华人事务官的人选改由国王任命，并有确认商务方面的仲裁裁决。叶士朋：《澳门法制史概论》，第52页。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11月20日，《澳门政府公报》第47号公布澳督苏沙委派梅洛．巴拉乔（Francisco de Melo Barachau）上尉为澳门全职行政委员的任命。总督是根据1842年的行政法作出上述决定的。而此前（根据1865年7月5日的法令），出于对澳门非华裔居民的尊重，行政管理职务通常由华人事务检察官兼任，实际效果很不明显。[1] [1]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85页。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11月20日，《澳门政府公报》第47号公布澳督苏沙委派梅洛．巴拉乔（Francisco de Melo Barachau）上尉为澳门全职行政委员的任命。总督是根据1842年的行政法作出上述决定的。而此前（根据1865年7月5日的法令），出于对澳门非华裔居民的尊重，行政管理职务通常由华人事务检察官兼任，实际效果很不明显。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85页。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2月2日─1898年1月21日）7月5日，里斯本塞尔纳谢神学院毕业的阿尔维斯‧巴波沙（José Alves Barbosa）抵达澳门，29日即赴海南传教。1900年4月25日调回澳门，又派往帝汶，1904年回国。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2月2日─1898年1月21日）7月5日，里斯本塞尔纳谢神学院毕业的阿尔维斯‧巴波沙（José Alves Barbosa）抵达澳门，29日即赴海南传教。1900年4月25日调回澳门，又派往帝汶，1904年回国。白尼奥：《在远东的塞尔纳谢‧多‧邦雅尔丁学院的神父》，载《文化杂志》第57期，2005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7月2日至5日，澳门政府举行军事演习。每日早5点半钟起至7点半钟止，嘉思栏炮台及嘉思栏小炮台用大码子操演炮兵，在对面鸡颈山及氹仔山竖立白靶演炮时候，该氹仔炮台、妈阁炮台、嘉思栏炮台、东望洋炮台及船政厅署旗杆之上悬挂红旗一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7月2日至5日，澳门政府举行军事演习。每日早5点半钟起至7点半钟止，嘉思栏炮台及嘉思栏小炮台用大码子操演炮兵，在对面鸡颈山及氹仔山竖立白靶演炮时候，该氹仔炮台、妈阁炮台、嘉思栏炮台、东望洋炮台及船政厅署旗杆之上悬挂红旗一面。《澳门政府宪报》1900年6月27日第25号。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7月5日，澳门总督公会饬将疯堂坊及附近塔石坊之地，官价购置改建，以期清洁而利公用。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7月5日，澳门总督公会饬将疯堂坊及附近塔石坊之地，官价购置改建，以期清洁而利公用。《澳门政府宪报》1900年7月7日第27号。

民国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7月5日，任命康斯坦修．施利华重组并领导市政厅乐队。26日，颁布《市政乐队章程》。

民国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7月5日，任命康斯坦修．施利华重组并领导市政厅乐队。26日，颁布《市政乐队章程》。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30页及第131页。

民国二十七年 (1938年1月1日-1938年12月31日)7月5日，澳门洋务工友赈灾会、花界救灾会、淘声音乐社和蝴蝶音乐社联合举办筹赈广州受难同胞游艺会，一连两天于清平戏院举行，共筹得善款国币1590元，于7月28日寄出。

民国二十七年 (1938年1月1日-1938年12月31日)7月5日，澳门洋务工友赈灾会、花界救灾会、淘声音乐社和蝴蝶音乐社联合举办筹赈广州受难同胞游艺会，一连两天于清平戏院举行，共筹得善款国币1590元，于7月28日寄出。傅玉兰主编：《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189页。

民国三十年（1941年）各地难民来澳日增，尤其是中山县境内之难民。镜湖医院及在澳各慈善团体尽力救济，负担繁重，后美红十字会运来赈麦，第一、二批先运到中山海外同乡会，分赈中山县各地和青洲一带难民。在澳各慈善团体分头向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领取赈麦，这样使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感到纷乱，不好处理。在第三批赈麦未运到之前，民国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及七月五日、十五日，前后致函镜湖医院，请镜湖医院发动澳门各慈善团体，统一组织，直接向红十字会申请，并称可协助办理。

朱希祖，字逖先，绰号“朱胡子”、“吾要”，浙江省海盐县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家。[1] 先世系出吴郡，后一迁歙县，再迁婺源。希祖生于尚胥里上水村。[2]自幼家贫，父亲在乡下教书，父亲去世时，正教他学习《左传》，他才十四五岁。从此，希祖不翻《左传》。父亲病重时，他还割过股。 1905年，希祖考取官费留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历史。回国后，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并担任历史系主任，成为近代中国大学文科中有历史系以来的首任系主任；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 希祖治学领域广泛，从先秦至近代，无不通晓，而尤精南明史。一是南明史料的搜集。二是南明史料的辨析，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史料题跋中。他制定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史学课程体系，使史学成为独立学科，创建中国第一个多所大学史学系师生组成的“中国史学会”；参与制定的历史档案整理三步法成为其他学术机构整理档案的准绳。他参与规划史馆制度；撰文论述国史体例问题；重视对历史遗迹的调查，对南京周边六朝陵墓实地调查。 1919年，希祖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学，并鼓吹民主与科学等革命思潮。他以为历史学是一种社会科学，必须用科学方法从事研究。研究历史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科学。考证史事须以原始史料与实物为依据，决不可轻信坊间辗转复制的次等材料。他主持北大史学系时，把课程分为六系：一，史学的基本科学，二，史学的辅助科学，三，史学史及史学原理，四，中外通史及断代史，五，专门史，六，第一、第二外国语都是必修科。这种制度施行后，国内公私大学历史系，一致采用。他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进步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之一。 “九一八”之前，希祖觉得要研究日本人的历史，要研究明代倭寇侵华的历史，他认为日本人一直有侵华野心。他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开这个课，别人不理解，没多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战前，日本人想花重金买希祖的地方志，被他拒绝。 希祖是章太炎的学生，是鲁迅等人的师兄。章太炎对希祖的评价是“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希祖是研究南明史专家，喜欢收集方志，捐出《石匮书》、《启桢遗诗选》、《十愿斋集》、《流寇志》等珍贵史料。他做学问功夫下得很深，爱书成痴。他节衣缩食，不买田不买地，只买书。他的日记上有他的书帐。有人算过，有时他竟花一半的收入买书。他也赊帐，他也嫌书贵买不起。一个大年三十下午，家里来了一大批要书帐的，他一一付清。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他又带着全家一起去逛书店。 希祖夫妇生育六个子女。长子朱偰是经济学家，也是历史学家。次女朱倓对南明史颇有研究，写过《班昭》；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担任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女中英杰”，建立广州首个妇女联合会，是著名史学家罗香林的夫人。朱侃、朱侨、朱倞三个儿子学了物理、化学、经贸等，都与文史无关。长女朱倩学问非常好，15岁时因肺结核病夭折。 1944年7月5日，希祖去世，终年65岁。[1] 1922年，朱希祖在《葡萄牙人背约、侵略我国土、杀戮我国民、拟废约收回澳门意见书》（以下简称《收回澳门意见书》）中说：“葡萄牙人自清光绪十三年与吾国缔结条约以来，常不遵守约章，侵略我国土，杀戮我国民，剥夺我主权，蔑视我人种，暴横无道，至今日而尤烈。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我国民宜群起驱除，以完我疆土，保我民命。兹将宣布葡人之罪恶，收回澳门之理由，一一陈述，以告我国人。” 朱希祖共列举了十二个方面，分别论说：一，葡人割据澳门史略。二，葡人背约侵略我国土概略。三，葡人背约杀戮我国民概略。四至八，废约（收回澳门理由）。九，葡人应自知无统治澳门的体统及能力，宜速归还退出。十，欧美、东亚各友邦勿误会我国为排斥外人，收回利权，而袒护葡人，横生阻力，须知违约在葡人而不在吾国。十一，国人宜勿顾虑葡人兴兵报复，不敢发难。十二，国人应群起请愿，速向葡方声明，废去光绪十三年中葡条约第二、三款，檄使葡人退出澳门。如果不听，则虽出于武力解决，亦所不辞。据1915年统计，葡萄牙在澳门防兵488名，其中华人占164名。 朱希祖说，国人根本不必害怕葡萄牙会打中国，因为当时的葡萄牙刚经过国内革命，像中国一样，也是一团乱局，所以葡萄牙根本不可能对中国用兵。而且即使是打也打不赢。朱希祖分析其中的原因：首先，葡萄牙与中国相隔万里，如远涉重洋来打中国，显然是犯了兵家大忌，必败无疑。其次，葡萄牙远道而来，中间没有中转站，没有歇脚的地方，所以无喘息之机。第三，葡萄牙的兵力情况是，在印度西部有兵1082名，在澳洲北有323名，如果打中国，葡萄牙就会顾此失彼。第四，葡萄牙占领澳门，从商业上来说本不发达，又没有修铁路，所以葡萄牙从澳门得不到多少巨大的经济利益。即使澳门丢了，对葡萄牙也没甚么损失，还不如还给中国。第五，葡萄牙失去澳门后，中国仍然准许葡萄牙在各口通商，葡萄牙还可以从中国赚取很多利润，有了好处，它就犯不著报复了，所以葡萄牙不会兴兵报复。第六，如果说要报复，那么葡萄牙首先会报复印度、东南亚各地。因为几百年来，葡萄牙在那些地方丢了不少领地。但是也没听说葡萄牙兴兵报复，夺回旧有属地。可见葡萄牙不会报复中国。所以，国人尽可放心大胆果断行动，宜勿过虑。如果开打，“即以广东之兵力，亦足以驱逐之而有余。”[3] 朱希祖著有《海盐文献源流》、《明海盐小瀛洲诗社考》、主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等文献。[1] 现录朱希祖的诗一首： 《登澳门西望洋山》[4] 驱车西望洋，揽胜造其巅。 烟螺如美人，俯窥双镜圆。 左顾南屏翠，右盼濠澳妍。 神山当面起，楼阁缥缈连。 直疑海市幻，还恐蜃气缠。 蓬莱不可即，此地胜登仙。 惜哉沦异域，使我意绵绵。 [1]陈苏：《朱希祖后人：一门儿女各专家》，载《嘉兴日报》，2012年10月12日。 [2]《朱希祖生平简介》，载“中华文史网＂，2010年2月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xlmb/xzsl/zhuxizzs/2009-11-14/15440.shtml。 [3]朱希祖：《葡萄牙人背约侵略我国土杀戮我国民拟废约收回澳门意见书》，载《东方杂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1期。 [4]《魂牵梦萦澳门行之二》，载《联合时报》，2012年12月21日，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4810/node4851/dcsj/u1ai55011.html。

朱希祖，字逖先，绰号“朱胡子”、“吾要”，浙江省海盐县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家。[1] 先世系出吴郡，后一迁歙县，再迁婺源。希祖生于尚胥里上水村。[2]自幼家贫，父亲在乡下教书，父亲去世时，正教他学习《左传》，他才十四五岁。从此，希祖不翻《左传》。父亲病重时，他还割过股。 1905年，希祖考取官费留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历史。回国后，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并担任历史系主任，成为近代中国大学文科中有历史系以来的首任系主任；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 希祖治学领域广泛，从先秦至近代，无不通晓，而尤精南明史。一是南明史料的搜集。二是南明史料的辨析，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史料题跋中。他制定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史学课程体系，使史学成为独立学科，创建中国第一个多所大学史学系师生组成的“中国史学会”；参与制定的历史档案整理三步法成为其他学术机构整理档案的准绳。他参与规划史馆制度；撰文论述国史体例问题；重视对历史遗迹的调查，对南京周边六朝陵墓实地调查。 1919年，希祖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学，并鼓吹民主与科学等革命思潮。他以为历史学是一种社会科学，必须用科学方法从事研究。研究历史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科学。考证史事须以原始史料与实物为依据，决不可轻信坊间辗转复制的次等材料。 他主持北大史学系时，把课程分为六系：一，史学的基本科学，二，史学的辅助科学，三，史学史及史学原理，四，中外通史及断代史，五，专门史，六，第一、第二外国语都是必修科。这种制度施行后，国内公私大学历史系，一致采用。他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进步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之一。 “九一八”之前，希祖觉得要研究日本人的历史，要研究明代倭寇侵华的历史，他认为日本人一直有侵华野心。他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开这个课，别人不理解，没多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战前，日本人想花重金买希祖的地方志，被他拒绝。 希祖是章太炎的学生，是鲁迅等人的师兄。章太炎对希祖的评价是“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希祖是研究南明史专家，喜欢收集方志，捐出《石匮书》、《启桢遗诗选》、《十愿斋集》、《流寇志》等珍贵史料。他做学问功夫下得很深，爱书成痴。他节衣缩食，不买田不买地，只买书。 他的日记上有他的书帐。有人算过，有时他竟花一半的收入买书。他也赊帐，他也嫌书贵买不起。一个大年三十下午，家里来了一大批要书帐的，他一一付清。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他又带着全家一起去逛书店。 希祖夫妇生育六个子女。长子朱偰是经济学家，也是历史学家。次女朱倓对南明史颇有研究，写过《班昭》；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担任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女中英杰”，建立广州首个妇女联合会，是著名史学家罗香林的夫人。朱侃、朱侨、朱倞三个儿子学了物理、化学、经贸等，都与文史无关。长女朱倩学问非常好，15岁时因肺结核病夭折。 1944年7月5日，希祖去世，终年65岁。[1] 1922年，朱希祖在《葡萄牙人背约、侵略我国土、杀戮我国民、拟废约收回澳门意见书》（以下简称《收回澳门意见书》）中说：“葡萄牙人自清光绪十三年与吾国缔结条约以来，常不遵守约章，侵略我国土，杀戮我国民，剥夺我主权，蔑视我人种，暴横无道，至今日而尤烈。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我国民宜群起驱除，以完我疆土，保我民命。兹将宣布葡人之罪恶，收回澳门之理由，一一陈述，以告我国人。” 朱希祖共列举了十二个方面，分别论说：一，葡人割据澳门史略。二，葡人背约侵略我国土概略。三，葡人背约杀戮我国民概略。四至八，废约（收回澳门理由）。九，葡人应自知无统治澳门的体统及能力，宜速归还退出。十，欧美、东亚各友邦勿误会我国为排斥外人，收回利权，而袒护葡人，横生阻力，须知违约在葡人而不在吾国。十一，国人宜勿顾虑葡人兴兵报复，不敢发难。十二，国人应群起请愿，速向葡方声明，废去光绪十三年中葡条约第二、三款，檄使葡人退出澳门。如果不听，则虽出于武力解决，亦所不辞。据1915年统计，葡萄牙在澳门防兵488名，其中华人占164名。 朱希祖说，国人根本不必害怕葡萄牙会打中国，因为当时的葡萄牙刚经过国内革命，像中国一样，也是一团乱局，所以葡萄牙根本不可能对中国用兵。而且即使是打也打不赢。 朱希祖分析其中的原因：首先，葡萄牙与中国相隔万里，如远涉重洋来打中国，显然是犯了兵家大忌，必败无疑。 其次，葡萄牙远道而来，中间没有中转站，没有歇脚的地方，所以无喘息之机。 第三，葡萄牙的兵力情况是，在印度西部有兵1082名，在澳洲北有323名，如果打中国，葡萄牙就会顾此失彼。 第四，葡萄牙占领澳门，从商业上来说本不发达，又没有修铁路，所以葡萄牙从澳门得不到多少巨大的经济利益。即使澳门丢了，对葡萄牙也没甚么损失，还不如还给中国。 第五，葡萄牙失去澳门后，中国仍然准许葡萄牙在各口通商，葡萄牙还可以从中国赚取很多利润，有了好处，它就犯不著报复了，所以葡萄牙不会兴兵报复。 第六，如果说要报复，那么葡萄牙首先会报复印度、东南亚各地。因为几百年来，葡萄牙在那些地方丢了不少领地。但是也没听说葡萄牙兴兵报复，夺回旧有属地。可见葡萄牙不会报复中国。所以，国人尽可放心大胆果断行动，宜勿过虑。如果开打，“即以广东之兵力，亦足以驱逐之而有余。”[3] 朱希祖著有《海盐文献源流》、《明海盐小瀛洲诗社考》、主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等文献。[1] 现录朱希祖的诗一首： 《登澳门西望洋山》[4] 驱车西望洋，揽胜造其巅。 烟螺如美人，俯窥双镜圆。 左顾南屏翠，右盼濠澳妍。 神山当面起，楼阁缥缈连。 直疑海市幻，还恐蜃气缠。 蓬莱不可即，此地胜登仙。 惜哉沦异域，使我意绵绵。 [1]陈苏：《朱希祖后人：一门儿女各专家》，载《嘉兴日报》，2012年10月12日。 [2]《朱希祖生平简介》，载“中华文史网＂，2010年2月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xlmb/xzsl/zhuxizzs/2009-11-14/15440.shtml。 [3]朱希祖：《葡萄牙人背约侵略我国土杀戮我国民拟废约收回澳门意见书》，载《东方杂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1期。 [4]《魂牵梦萦澳门行之二》，载《联合时报》，2012年12月21日，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4810/node4851/dcsj/u1ai55011.html。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7月5日，美国飞机再次对澳门实施轰炸，导致几名平民伤亡，且给澳门济贫院造成严重损毁。尽管美国政府声称，这次轰炸是意外事故，但葡萄牙政府还是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赔款要求。据葡文档案称，美国参议院后来承认轰炸中立国的错误，并支付葡萄牙20255952美元的赔款。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7月5日，美国飞机再次对澳门实施轰炸，导致几名平民伤亡，且给澳门济贫院造成严重损毁。尽管美国政府声称，这次轰炸是意外事故，但葡萄牙政府还是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赔款要求。据葡文档案称，美国参议院后来承认轰炸中立国的错误，并支付葡萄牙20255952美元的赔款。KW\Z87\52，转引自杰弗里‧C. 冈恩：《澳门史：1557-1999》第6章，第186页。

原著录：粤华中学刊物数种（1948年-1958年）校刊内记载了有关粤华中学的校史资料，甚具参考价值。

此为1958年私立孔教中学附属小学幼稚园学生操行优良奖状。从下款可见其时校长为何贤先生。

随着自由行开放政策的推行，CTM电讯门市开始以1:1汇率收取人民币。

随着自由行开放政策的推行，CTM澳门电讯门市开始以1:1汇率收取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