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1月27日─1600年2月13日）7月30日，孟三德神父在澳門逝世。孟三德神父生於葡萄牙的吉馬朗伊希（Guimarães），早年加入耶穌會。大學畢業，在科英布拉大學教授哲學。1578年前往印度，後在印度巴塞姆學院任院長及教區本堂神父。1585年到澳門，受范禮安之命，協助羅明堅、利瑪竇開闢中國教區。聖保祿學院創辦後，孟三德擔任首任院長。憑著他的熱情、經驗和能力，將學院辦得十分成功，受到澳門社會的一致好評。孟神父十分受人愛戴，他逝世時，澳門教區所有神職人員都出席了葬禮，還有許多世俗人士懷著深厚的感情，流著眼淚為他送行。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1月27日─1600年2月13日）7月30日，孟三德神父在澳門逝世。孟三德神父生於葡萄牙的吉馬朗伊希（Guimarães），早年加入耶穌會。大學畢業，在科英布拉大學教授哲學。1578年前往印度，後在印度巴塞姆學院任院長及教區本堂神父。1585年到澳門，受范禮安之命，協助羅明堅、利瑪竇開闢中國教區。聖保祿學院創辦後，孟三德擔任首任院長。憑著他的熱情、經驗和能力，將學院辦得十分成功，受到澳門社會的一致好評。孟神父十分受人愛戴，他逝世時，澳門教區所有神職人員都出席了葬禮，還有許多世俗人士懷著深厚的感情，流著眼淚為他送行。阿儒達宮圖書館藏《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轉引自李向玉的《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第102頁。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2月11日─1604年1月30日）7月1日，荷蘭商船至北大年，有荷蘭商人與一位華人相約，同往廣州貿易，乃於11日啟程，30日抵達澳門。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2月11日─1604年1月30日）7月1日，荷蘭商船至北大年，有荷蘭商人與一位華人相約，同往廣州貿易，乃於11日啟程，30日抵達澳門。許雲樵：《北大年史》，第55頁。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2月11日─1604年1月30日）7月30日晚，一艘由貢薩洛•索薩船長指揮的從中國前往日本貿易的葡萄牙大黑船在啟航前被韋麻郎率領的兩艘荷蘭商船“伊萊斯姆斯（Erasmus）”號、“奈索（Nassau）”號和一艘中型艦在澳門港乘虛截獲，船上載有1400擔生絲和大量黃金，還有其他貨品。因為當時人們都在岸上忙於出海前的準備工作，船上空無一人。荷蘭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奪得該船。這樣澳門人就先後失去了這兩艘大船的所有資本，每一艘都值1科托（Conto）黃金。他們此時還欠日本人巨額貨款，日本人賒賬把貨物賣給了這兩艘船。澳門耶穌會士在這兩次事故中損失巨大，他們再也無力救濟他人反要靠救濟為生。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第136頁稱荷蘭截獲的這批貨物生絲有2800包，每包價值500盾，總值140萬盾。C.R.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50.

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7月30日，根據同年4月22日葡印總督指令，由多明我會士署理主教弗雷•羅薩里奧（Frei António do Rosário）擔任主席，和澳門市民佩德羅•卡瓦略（Pedro Fernandes de Carvalho）及奧古斯丁略•戈麥斯（Agostinho Gomes）組成的執政委員會於本日成立，不再受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管轄。

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7月30日，根據同年4月22日葡印總督指令，由多明我會士署理主教弗雷•羅薩里奧（Frei António do Rosário）擔任主席，和澳門市民佩德羅•卡瓦略（Pedro Fernandes de Carvalho）及奧古斯丁略•戈麥斯（Agostinho Gomes）組成的執政委員會於本日成立，不再受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管轄。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35頁。

天啟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7月30日，菲律賓主教費爾南多•席爾瓦（Don Fernando de Silva）給國王菲利浦四世的信稱，今年有6艘船從澳門抵達馬尼拉，運來了大量的貨物，僅1艘船的貨物價值就超過50萬比索。

天啟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7月30日，菲律賓主教費爾南多•席爾瓦（Don Fernando de Silva）給國王菲利浦四世的信稱，今年有6艘船從澳門抵達馬尼拉，運來了大量的貨物，僅1艘船的貨物價值就超過50萬比索。William L.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p. 132.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2月17日－1693年2月4日）7月30日，馬丁斯•索薩（Martins Afonso de Sousa）出任澳門王室大法官。[1] [1]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46.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2月17日－1693年2月4日）7月30日，馬丁斯•索薩（Martins Afonso de Sousa）出任澳門王室大法官。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46.

雍正二年（1724年1月26日－1725年2月12日）7月21日，英國東印度公司“麥士里菲爾德（Macclesfield）”號抵達澳門；30日，大班與秀官簽訂生絲、絲織品及茶葉合約。8月7日，簽訂大部分粗貨合約。同時，亦將他們運來的毛織品售給秀官。合約簽訂後，“麥士里菲爾德”號駛入黃埔。因康熙皇帝的逝世，東印度公司董事部擔心中國會出現混亂，故只派1艘船來廣州，廣州管理會成員由皮特（G.M.Pitt）、理查德•尼科爾森（Richard Nicholson）及羅伯特•哈德森（Capt.Robert Hudson）船長3人組成。

雍正二年（1724年1月26日－1725年2月12日）7月21日，英國東印度公司“麥士里菲爾德（Macclesfield）”號抵達澳門；30日，大班與秀官簽訂生絲、絲織品及茶葉合約。8月7日，簽訂大部分粗貨合約。同時，亦將他們運來的毛織品售給秀官。合約簽訂後，“麥士里菲爾德”號駛入黃埔。因康熙皇帝逝世，東印度公司董事部擔心中國會出現混亂，故只派1艘船來廣州，廣州管理會成員由皮特（G. M. Pitt）、理查德．尼科爾森（Richard Nicholson）及羅伯特．哈德森（Capt. Robert Hudson）船長3人組成。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77—180頁。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月7日─1770年1月26日)2月初，西班牙多明我會士潘若色(José Lavilla)、趙葉聖多、安多尼可(António Loranco)因知福建福安信教者甚多，此處又是該會傳教之舊地，故改裝內地服色潛入。安多尼可由在澳門貿易的泉州人夏若敬引路，於3月5日抵達福安縣，住教友黃元鼎家。潘若色及趙葉聖多則由在澳門貿易的福州人陳戴仁引路，於3月28日抵達福安，住教友趙泰廉家。潘若色等人擬在福安傳教，黃元鼎等人因福安歷次禁教，官府管束甚嚴，無處招人入教。又因潘若色、安多尼可先後患病，故在福安逗留。至7月30日，三人均被福安縣抓獲並押送福州。安多尼可到省城後病死。10月23日，福建巡撫兼閩浙總督崔應階下令將潘若色、趙葉聖多二人解送澳門，交議事會嚴加收管。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月7日─1770年1月26日)2月初，西班牙多明我會士潘若色(José Lavilla)、趙葉聖多、安多尼可(António Loranco)因知福建福安信教者甚多，此處又是該會傳教之舊地，故改裝內地服色潛入。安多尼可由在澳門貿易的泉州人夏若敬引路，於3月5日抵達福安縣，住教友黃元鼎家。潘若色及趙葉聖多則由在澳門貿易的福州人陳戴仁引路，於3月28日抵達福安，住教友趙泰廉家。潘若色等人擬在福安傳教，黃元鼎等人因福安歷次禁教，官府管束甚嚴，無處招人入教。又因潘若色、安多尼可先後患病，故在福安逗留。至7月30日，三人均被福安縣抓獲並押送福州。安多尼可到省城後病死。10月23日，福建巡撫兼閩浙總督崔應階下令將潘若色、趙葉聖多二人解送澳門，交議事會嚴加收管。《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1冊《閩浙總督崔應階奏報拿獲潛入內地方欲圖行教西洋人潘若色等解送澳門看管摺》，第393—394頁。據西班牙文多明我會檔案史料，潘若色等人向清政府招供的情況不實，他們應是1766年4月離開澳門，5月即抵達福建，到被捕時，已在福安傳教三年矣。參見張先清：《官府、宗族與天主教：17—19世紀福安鄉村教會的歷史敘事》第2章，第135—137頁。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2月11日─1775年1月30日)7月30日，三位中國內地官員持兩廣總督的命令來到澳門，要求拆除澳督官邸前的一個門衛設施，議事會保證不再開工，但出於澳門總督方面考慮，暫時沒有拆除。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2月11日─1775年1月30日)7月30日，三位中國內地官員持兩廣總督的命令來到澳門，要求拆除澳督官邸前的一個門衛設施，議事會保證不再開工，但出於澳門總督方面考慮，暫時沒有拆除。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69.

道光十六年（1836年2月17日─1837年2月4日）7月30日，澳門遭受強颱風襲擊。澳門三桅帆船“蘇珊娜（Susana）”號和西班牙船“布格斯克上將（Admiral Bugskes）”號失事，部分船員遇難。還有許多船隻在風暴中受損。在這次風暴中，一艘英國鴉片船被毀壞，“煙土漂至瀕海村”。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2月17日─1837年2月4日）7月30日，澳門遭受強颱風襲擊。澳門三桅帆船“蘇珊娜（Susana）”號和西班牙船“布格斯克上將（Admiral Bugskes）”號失事，部分船員遇難。還有許多船隻在風暴中受損。在這次風暴中，一艘英國鴉片船被毀壞，“煙土漂至瀕海村”。Chinese Repository, Vol.5, No.4, p.192; 田明曜：《重修香山縣誌》卷22《紀事》。

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7月30日，馬丁斯‧馬德拉中尉強使島上一些逃稅者向財政署繳納牌照費和稅款，因為他們擁有銀灣的松樹林、碼頭、水井及氹仔窪地內一塊填海地和七眼水塘。他聲稱自從葡萄牙人佔領氹仔起，小橫琴、夏灣和石嶺等村就已屬葡國。雖然在1860年委任一名“地保”為代理人，但村民仍不繳納稅款，我行我素。為強制執行法律，他叫來這些村的主要人物，命令其推選一名新“地保”。規定“地保”每年向氹仔據點繳納9. 50元。[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1頁。

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7月30日，馬丁斯‧馬德拉中尉強使島上一些逃稅者向財政署繳納牌照費和稅款，因為他們擁有銀灣的松樹林、碼頭、水井及氹仔窪地內一塊填海地和七眼水塘。他聲稱自從葡萄牙人佔領氹仔起，小橫琴、夏灣和石嶺等村就已屬葡國。雖然在1860年委任一名“地保”為代理人，但村民仍不繳納稅款，我行我素。為強制執行法律，他叫來這些村的主要人物，命令其推選一名新“地保”。規定“地保”每年向氹仔據點繳納9. 50元。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1頁。

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7月30日，傍晚約7時，有匪徒10余人，持火槍器械闖入澳門一攤館，將聚賭之人拘在一隅，而以火槍擬之，禁其聲張，乃搜括銀櫃，劫去洋400元。幸該賭館適有人在房，亟將房門緊閉，匪徒不能闖入，故僅掠場上之洋，倏忽散去，而房中所儲洋2. 5萬元，依然無恙。聞此等匪徒，均系同場賭博者，因偵知館中存項頗多，起意謀劫。[1] [1]《申報》1881年8月15日《闈姓賭事近聞》。

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7月30日，傍晚約7時，有匪徒10余人，持火槍器械闖入澳門一攤館，將聚賭之人拘在一隅，而以火槍擬之，禁其聲張，乃搜括銀櫃，劫去洋400元。幸該賭館適有人在房，亟將房門緊閉，匪徒不能闖入，故僅掠場上之洋，倏忽散去，而房中所儲洋2. 5萬元，依然無恙。聞此等匪徒，均系同場賭博者，因偵知館中存項頗多，起意謀劫。《申報》1881年8月15日《闈姓賭事近聞》。

光緒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7月30日，里斯本塞爾納謝神學院畢業的安東尼奧‧貝爾納多（António Bernardo）神父從里斯本啟程來澳門，抵澳後不久即派往帝汶傳教。1900年1月返回澳門，負責大堂和風順堂兩個堂區，1902年回國。

光緒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7月30日，里斯本塞爾納謝神學院畢業的安東尼奧‧貝爾納多（António Bernardo）神父從里斯本啟程來澳門，抵澳後不久即派往帝汶傳教。1900年1月返回澳門，負責大堂和風順堂兩個堂區，1902年回國。白尼奧：《在遠東的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的神父》，載《文化雜誌》第57期，2005年。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7月30日，根據宗主國葡萄牙政府的指示，制定在澳門設立無線電的計劃。9月6日，香港威廉‧傑克公司（Willian Jack & Co.）提供了在澳門設立無線電的設備。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7月30日，根據宗主國葡萄牙政府的指示，制定在澳門設立無線電的計劃。9月6日，香港威廉‧傑克公司（Willian Jack & Co.）提供了在澳門設立無線電的設備。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43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44頁。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7月30日，從黎登別墅(Vila Leitão)海灘向東望洋儲水塘用提水機器供水施工完成並交付使用。此水源為鹹水，用來沖洗街道及消防。它是目前所知澳門最早的供水系統。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7月30日，從黎登別墅(Vila Leitão)海灘向東望洋儲水塘用提水機器供水施工完成並交付使用。此水源為鹹水，用來沖洗街道及消防。它是目前所知澳門最早的供水系統。此黎登當即國家律師曼努埃爾．黎登(Manuel Francisco Leitão)。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69頁。

民國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7月30日， 澳門鴉片公司合同行將屆滿， 乃於7月16日重新招人投充， 以5年為期， 底價為每年洋銀46萬元， 比往年合同增加三倍， 但並未顧及新訂章程限制洋藥運進的規定。該日投票請承者共19人， 最終以每年1056666元中標。

民國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7月30日， 澳門鴉片公司合同行將屆滿， 乃於7月16日重新招人投充， 以5年為期， 底價為每年洋銀46萬元， 比往年合同增加三倍， 但並未顧及新訂章程限制洋藥運進的規定。該日投票請承者共19人， 最終以每年1056666元中標。《中華民國二年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1914年3月30日)， 載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 第287─288頁。

民國七年(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7月30日，澳門議事公局監督電燈委員稱：本委員接准澳門電燈公司知會，稱自本月22日起每晨日出後至9點鐘之電線一律開放，概不停止，但若經本委員請求，將一部分地方電線停電時則可停電，以便在該線路附近有所興作，免生窒礙。

民國七年(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7月30日，澳門議事公局監督電燈委員稱：本委員接准澳門電燈公司知會，稱自本月22日起每晨日出後至9點鐘之電線一律開放，概不停止，但若經本委員請求，將一部分地方電線停電時則可停電，以便在該線路附近有所興作，免生窒礙。《澳門政府憲報》1918年第31號，第579頁。

民國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7月30日，澳門救濟難民兼管理糧食委員會改組，以救濟因國難來澳、食宿無依之難民為宗旨，推定葡籍官紳羅保為主席，由澳門政府選出羅保等五人為該會委員，華籍紳商徐偉卿、畢侶儉、陸電明、戴恩賽、劉玉麟等為常務委員，所有給養難民及建設辦公費用均由中葡委員平均分擔，即雙方各籌半數。據統計，當天，收容難民即高達270人。

民國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7月30日，澳門救濟難民兼管理糧食委員會改組，以救濟因國難來澳、食宿無依之難民為宗旨，推定葡籍官紳羅保為主席，由澳門政府選出羅保等五人為該會委員，華籍紳商徐偉卿、畢侶儉、陸電明、戴恩賽、劉玉麟等為常務委員，所有給養難民及建設辦公費用均由中葡委員平均分擔，即雙方各籌半數。據統計，當天，收容難民即高達270人。《澳門救濟難民委員會組織大綱及難民人數表》，澳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膠捲：全宗號35J-175/案卷號116/盤號909/影像號214-231。

在眾多教堂中，九澳七苦聖母小堂是一座建築別具風格的教堂，三角外形，右側附建長方形的尖頂鐘樓，高出小堂屋脊，頗為別致。全座以白色為主調，在青山綠樹碧海的環境襯托，特別矚目。這座教堂在路環九澳聖母村，背海面山，環境寧靜。聖母村往昔建有痳瘋病院，有五幢回廊式平房房舍，因地處海濱崖上，頗為偏僻，仿如隔離病院，雖然風景絕佳，也少人到來遊覽。病人留院治療，甚至闢地種菜，因此被稱為“痳瘋村”。該院由聖母領報天主教女青年志願服務團敎友參與日常行政、護理工作，有關方面供應醫藥食物；其後慈幼會胡子義神父因致力九澳村的傳教和社會事務，接管痳瘋病院，改名“聖母村”。他建議在村內興建教堂，供病人及附近村民舉行宗教儀式，獲澳門主教保祿戴維斯支持，並捐贈五萬元作為興建費用，意大利天主敎團體也有捐款。七苦聖母小堂於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動工，至八月廿日落成。教堂門窗特多，堂內光線充足，設置椅櫈、祭台，供信徒祈禱之用，牆壁懸掛多幅宗教畫，莊嚴肅穆，尤其是斜陽從門窗射進來，形成一束束光柱，更顯氣氛祥和。小堂正門頂上，樹立一座青銅色耶穌釘在十字架的苦像，高二點五米，這是意大利名雕刻家米辛耶捐獻的。而今聖母村雖然病院仍在，但已空置，附近也興建老人中心了，環境適宜長者安居。

1995年7月30日，中國銀行即將發行的新鈔由內地運抵中國銀行澳門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