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七年（1589年2月15日─1590年2月4日）2月6日，葡西联合国王菲利浦二世致函葡印总督杜阿尔特•梅内塞斯，任命马查多•巴波沙（Francisco Machado Barbosa）出任澳门王室大法官。当时澳门党派纷争激烈，本希望此人能使澳门恢复平静，但他却颁布了更多的繁琐法令，结果招致更大的不满。破坏法令的人反而比奉公守法者更受尊敬。澳门市民遂选派基尔•马塔（Gil de Mata）赴果阿向杜阿尔特•梅内塞斯总督递交抗议书，要求撤销马查多•巴波沙颁布的法令，但未获批准。

万历十七年（1589年2月15日─1590年2月4日）2月6日，葡西联合国王菲利浦二世致函葡印总督杜阿尔特•梅内塞斯，任命马查多•巴波沙（Francisco Machado Barbosa）出任澳门王室大法官。当时澳门党派纷争激烈，本希望此人能使澳门恢复平静，但他却颁布了更多的繁琐法令，结果招致更大的不满。破坏法令的人反而比奉公守法者更受尊敬。澳门市民遂选派基尔•马塔（Gil de Mata）赴果阿向杜阿尔特•梅内塞斯总督递交抗议书，要求撤销马查多•巴波沙颁布的法令，但未获批准。 Artur Basílio de Sá, Documentação para o história das missões do padroado português do Oriente, Vol.5, pp.132—133.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29页。

崇祯八年（1635年2月17日─1636年2月6日）2月6日，澳门市民请求议事会向澳督申请足够的船只，以便把其货物运往马尼拉，否则他们会彻底破产，因为在此之前，议事会根据印度总督的命令已决定每年派出船只不多于一艘。

崇祯八年（1635年2月17日─1636年2月6日）2月6日，澳门市民请求议事会向澳督申请足够的船只，以便把其货物运往马尼拉，否则他们会彻底破产，因为在此之前，议事会根据印度总督的命令已决定每年派出船只不多于一艘。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2页。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2月17日－1693年2月4日）2月6日，鉴于卡菲尔人[1]和华人之间的骚乱及他们的偷盗行为，于本日，澳门议事会决定：“议事会敲钟后，在没有路灯的街上闲逛的任何中国人或奴隶都将被抓起来。在1691年设立之登记簿上未登姓名的任何在城里的中国人也将被抓起来送交清朝官员。”当时只有30名苦力在澳门城内工作。议事会还决定，无论卡菲尔人、帝汶人，如果与华人发生动乱，将遭到处罚，其他人不得参与，反之，华人亦是如此。华人出于畏惧，夜间出行都成群结队，但仍有卡菲尔人攻击他们。议事会决定对所有携带武器的黑人予以逮捕和处罚。[2] [1]又作咖呋哩人，葡文作Cafre，源自阿拉伯语Kãfir，意即“异教徒”，原指东非海岸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黑人。在葡萄牙语中失去了“异教徒”的含义，仅作黑人解。 [2]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Ⅶ, p.150； 《澳门档案》1964年3月， 第83页， 转自文德泉：《关于澳门土生葡人起源的传说》，载《文化杂志》第20期，1994年。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2月17日－1693年2月4日）2月6日，鉴于卡菲尔人和华人之间的骚乱及他们的偷盗行为，澳门议事会于本日决定：“议事会敲钟后，在没有路灯的街上闲逛的任何中国人或奴隶都将被抓起来。在1691年设立之登记簿上未登姓名的任何在城里的中国人也将被抓起来送交清朝官员。”当时只有30名苦力在澳门城内工作。议事会还决定，无论卡菲尔人、帝汶人，如果与华人发生动乱，将遭到处罚，其他人不得参与，反之，华人亦是如此。华人出于畏惧，夜间出行都成群结队，但仍有卡菲尔人攻击他们。议事会决定对所有携带武器的黑人予以逮捕和处罚。又作咖呋哩人，葡文作Cafre，源自阿拉伯语Kãfir，意即“异教徒”，原指东非海岸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黑人。在葡萄牙语中失去了“异教徒”的含义，仅作黑人解。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150；《澳门档案》1964年3月，第83页，转自文德泉：《关于澳门土生葡人起源的传说》，载《文化杂志》第20期，1994年。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2月7日－1713年1月25日）2月6日，澳门议事会致函澳门总督：“鉴于本市公民随船出海。单由市巡逻队士兵巡夜无法防止习惯于夜间出没的中国小偷为非作歹。本议事会故请求阁下下令派你的士兵在每天后半夜到天亮帮助巡逻，因为这段时间最令人担心，但星期天则仍由市巡逻队负责。”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2月7日－1713年1月25日）2月6日，澳门议事会致函澳门总督：“鉴于本市公民随船出海。单由市巡逻队士兵巡夜无法防止习惯于夜间出没的中国小偷为非作歹。本议事会故请求阁下下令派你的士兵在每天后半夜到天亮帮助巡逻，因为这段时间最令人担心，但星期天则仍由市巡逻队负责。”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84页。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2月14日－1715年2月3日）2月6日，保禄·科斯塔上校在马六甲遭遇海盗亨利·布洛（Henri Bouynot）的船只“圣路易斯（Le Saint-Louis）”号和“弗朗索瓦（Le Francois）”号，双方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了三天，海盗亨利·布洛被击退。“圣路易斯”号被彻底摧毁，“弗朗索瓦”号修复后返回法国。战争中，保禄·科斯塔的人员中三死八伤；敌方损失80人，许多人受伤。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2月14日－1715年2月3日）2月6日，保禄．科斯塔上校在马六甲遭遇海盗亨利．布洛（Henri Bouynot）的船只“圣路易斯（Le Saint-Louis）”号和“弗朗索瓦（Le Francois）”号，双方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了三天，海盗亨利．布洛被击退。“圣路易斯”号被彻底摧毁，“弗朗索瓦”号修复后返回法国。战争中，保禄．科斯塔的人员中三死八伤；敌方损失80人，许多人受伤。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p.137—138.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2月6日，葡西和约签订。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2月6日，葡西和约签订。雷戈：《澳门与巴西的直接关系：一个不可实现的梦想》，载《文化杂志》第22期，1995年。

雍正四年（1726年2月2日－1727年1月21日）2月6日，澳门议事会通知弗朗西斯科•多乌特尔派遣“无染受孕圣母”号船前往巴达维亚。9日弗朗西斯科•多乌特尔要求“圣克鲁斯（S.Cruz）”号代替“无染受孕圣母”号出航得到同意。

雍正四年（1726年2月2日－1727年1月21日）2月6日，澳门议事会通知弗朗西斯科．多乌特尔派遣“无染受孕圣母”号船前往巴达维亚。9日弗朗西斯科．多乌特尔要求“圣克鲁斯（S.Cruz）”号代替“无染受孕圣母”号出航得到同意。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73.

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1月21日─1766年2月8日)2月6日，澳门议事会主席、富商米兰达•索萨在拍卖会上买了两间小店铺，这两个店铺原来属于圣保禄学院，现在用来建造海滩小别墅。

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1月21日─1766年2月8日)2月6日，安东尼奥•里贝罗(António Ribeiro)请求澳门议事会允许他的商船“顺航圣母和圣安娜(Nossa Senhora da Boa Viagem e Santa Ana)”号领证航行马尼拉和巴达维亚，获得准许。

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1月21日─1766年2月8日)2月6日，澳门议事会主席、富商米兰达•索萨在拍卖会上买了两间小店铺，这两个店铺原来属于圣保禄学院，现在用来建造海滩小别墅。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Ⅷ, p. 529.

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1月21日─1766年2月8日)2月6日，安东尼奥•里贝罗(António Ribeiro)请求澳门议事会允许他的商船“顺航圣母和圣安娜(Nossa Senhora da Boa Viagem e Santa Ana)”号领证航行马尼拉和巴达维亚，获得准许。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da Marítima de Macau no Século XⅧ, p. 45.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2月8日─1778年1月27日)2月6日，法国籍外科医生佩德罗•莱内(又称巴里时，Pedro Laine)被任命担任澳门议事会医生，年薪400两白银。为澳门历史上第一位外科主治医生。但澳门居民人人都厌恶他，因为他既不礼貌，又不好好为病人治疗。他曾有一年时间从未为任何人治疗，最后，在佩德罗萨•吉马良斯主教的支持下，仁慈堂医院将其解雇。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2月8日─1778年1月27日)2月6日，法国籍外科医生佩德罗•莱内(又称巴里时，Pedro Laine)被任命担任澳门议事会医生，年薪400两白银。为澳门历史上第一位外科主治医生。但澳门居民人人都厌恶他，因为他既不礼貌，又不好好为病人治疗。他曾有一年时间从未为任何人治疗，最后，在佩德罗萨•吉马良斯主教的支持下，仁慈堂医院将其解雇。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73，178页；阿马罗：《澳门医学、名医、药房、流行病及医务治疗》，载《澳门史新编》第3册，第993—994页。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2月6日，广东海面海盗活动日益猖獗，香山知县许敦元再次向澳门议事会提出要求，武装两艘船帮助广东政府消灭海盗。议事会理事官谏咧炉提出，可以答应香山知县的要求，但先决条件是：清廷承认葡人在澳门半岛直至关闸的权利；承认葡人对湾仔和马骝洲岛的权利；承认澳门政府 对行为不检的居澳华人有驱逐他们的权利；承认澳门政府有没收负债华人的货物和财产的权利；承认澳门政府有惩罚犯罪华人和处决谋杀基督徒的权利；承认澳门葡人凭议事会的许可即自由赴广州做生意的权利。2月 13日，香山知县许敦元称：派船协助清朝水师剿除海盗，属善后之策，功成可论赏，事前未便要恩。现在兵船已集，你们澳门葡人如愿效力，可即 日随同出海，果能捕盗有功，所请之事中可行之者，香山县自当禀求大 宪，量为允行。而洋面肃清，澳门葡人既无惊扰，且有奖赏利益，是一举两得之事。倘或挟此要恩，不必你们葡人劳动了。澳门葡人提出的九项要求，许敦元逐条给以回复：1．据禀请，自关栅外起，至澳外岛屿等处，可得耑缉奸匪出没， 及驱逐外国夷船湾泊。查关栅至澳门一带，民居错杂。各处岛屿，亦有渔船农舍。应由内地兵役巡查，非尔等所能越分稽察。若有盗船贼艘潜驾至澳窥伺，则尔等世居边土，自应为天朝捍卫，当禀知地方文武衙门，协同缉拿防御。至于外国夷船来澳，尔等本应稽查。倘或逗留，更应随时驱逐。此系尔等分内之事，毋庸另行求请。2．据禀请，在澳华人查系闲游匪类，即驱逐出境。有来贸易营生者，查系殷实，方许住居。查地方匪棍，原应查拿驱逐，以免扰害良民。但华夷各有官司，不能越分管理，中华有不安分之人，尔等之不敢擅自驱逐，亦犹澳内有不安分之夷，天朝不肯迳自勾问，必须饬知尔等夷目查究也。嗣后如有匪徒扰害地方，尔等应仍遵向例，禀知文武衙门拿究。至于贸易之人，来向尔等租赁房屋，查明若非殷实，即 不必租与居住，此可听尔等自便。如华人住居内地房屋，自与华人贸 易，尔等无从过问，毋庸另为置议。3．据禀请，民夷帐目彼此有欠，准将货物家伙搬至亭上，发卖补还。查负欠固应偿还，而华夷各有管束。尔等系夷人头目，夷人欠华 人之债，尔等可以便宜行事。若华人欠夷人之债，尔等亦擅将货物搬赴亭上变抵，华人不能输服，必且滋生事端，仍应禀知就近衙门，严 追给领，毋庸另议更张。4．据禀请，除人命大案禀县定夺，其余汉人倘有过犯，尔等自行责罚。查华夷自有攸分，冠履不容倒置。尔等西洋夷人世居内地数百余年，践土食毛，与齐民无二。遇有罪犯，原可照天朝法律惩治，然我大皇帝犹复重念尔等究系外夷，除人命至重，杀人者抵偿外，其余军徒杖笞等罪，均听尔等自行发落。岂尔等外国夷人反可管束华人擅加责罚耶？华人如有过犯，自应由地方官问理，尔等未便干预。5．据禀请，华人杀死夷人，亦如夷人杀死华人一样填抵，要在澳地明正典刑，使内外共知警戒。查杀人必须抵命，而天朝法度亦不容稍有纷更。定例杀人犯先由县勘实，收监议罪，招解至省，由府司， 由院层层覆审，情真罪当，然后奏闻大皇帝。俟命下之日，即于监内 提出该犯正法，所以昭慎重也。因从前夷人杀死华人奏免收监解勘。 是以复原情定法，即在澳地审讯，仍交尔等收管，俟详奉宪行到日， 就近正法。原所以顺尔等夷情，而防凶犯之兔脱也。若华人杀死夷 人，则自应遵照常经，收监解勘，俟题奉谕旨勾到，然后正法，岂敢擅改旧章？况杀人重于抵偿，只须将凶犯明正典刑，以昭炯戒。尔等所请在澳正法之处，本属不关紧要，毋庸置议。6．据禀请，住澳洋人能雇船往还省城，置买货物，凭用亭上文 据，税饷照内地规例输纳，关口不得多索使费，及额外加征。查尔等澳夷，原不禁省中来往，关津隘口，亦复例应稽查。但尔等一经报明，立即验放，不许留难掯勒。至于货物输税，自有一定规则，亦当移知关口，严查额外加征。7．据禀请，丈量洋船，照从前颁行则例，不得另外征输。查洋船丈量，既有旧定规则，岂能另外征输？当转禀大宪，查明应行则例， 照额征收，以示体恤远人之意。8．据禀请，修盖房屋，免受泥水匠禀照批准使费之苦。查尔等澳夷，虽例禁添造房屋，其随常修葺，并不禁阻，泥水匠役只应禀明兴工，何得借口使费，从中需索，自当查明饬禁。9．据禀请，遇有受屈负冤，官府不为伸理者，恳制宪准赴辕门陈诉。我大皇帝怀柔远人，凡所以惠保抚绥者，无微不至。历来尔等从 无受屈含冤，地方官不为伸理之事，未便无由无故，妄请准赴大宪陈诉，致干告讦挟制之愆。这一次谈判的结果同上年一样以失败而告终。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2月6日，广东海面海盗活动日益猖獗，香山知县许敦元再次向澳门议事会提出要求，武装两艘船帮助广东政府消灭海盗。议事会理事官谏咧炉提出，可以答应香山知县的要求，但先决条件是：清廷承认葡人在澳门半岛直至关闸的权利；承认葡人对湾仔和马骝洲岛的权利；承认澳门政府 对行为不检的居澳华人有驱逐他们的权利；承认澳门政府有没收负债华人的货物和财产的权利；承认澳门政府有惩罚犯罪华人和处决谋杀基督徒的权利；承认澳门葡人凭议事会的许可即自由赴广州做生意的权利。2月 13日，香山知县许敦元称：派船协助清朝水师剿除海盗，属善后之策，功成可论赏，事前未便要恩。现在兵船已集，你们澳门葡人如愿效力，可即 日随同出海，果能捕盗有功，所请之事中可行之者，香山县自当禀求大 宪，量为允行。而洋面肃清，澳门葡人既无惊扰，且有奖赏利益，是一举两得之事。倘或挟此要恩，不必你们葡人劳动了。澳门葡人提出的九项要求，许敦元逐条给以回复：1．据禀请，自关栅外起，至澳外岛屿等处，可得耑缉奸匪出没， 及驱逐外国夷船湾泊。查关栅至澳门一带，民居错杂。各处岛屿，亦有渔船农舍。应由内地兵役巡查，非尔等所能越分稽察。若有盗船贼艘潜驾至澳窥伺，则尔等世居边土，自应为天朝捍卫，当禀知地方文武衙门，协同缉拿防御。至于外国夷船来澳，尔等本应稽查。倘或逗留，更应随时驱逐。此系尔等分内之事，毋庸另行求请。2．据禀请，在澳华人查系闲游匪类，即驱逐出境。有来贸易营生者，查系殷实，方许住居。查地方匪棍，原应查拿驱逐，以免扰害良民。但华夷各有官司，不能越分管理，中华有不安分之人，尔等之不敢擅自驱逐，亦犹澳内有不安分之夷，天朝不肯迳自勾问，必须饬知尔等夷目查究也。嗣后如有匪徒扰害地方，尔等应仍遵向例，禀知文武衙门拿究。至于贸易之人，来向尔等租赁房屋，查明若非殷实，即 不必租与居住，此可听尔等自便。如华人住居内地房屋，自与华人贸 易，尔等无从过问，毋庸另为置议。3．据禀请，民夷帐目彼此有欠，准将货物家伙搬至亭上，发卖补还。查负欠固应偿还，而华夷各有管束。尔等系夷人头目，夷人欠华 人之债，尔等可以便宜行事。若华人欠夷人之债，尔等亦擅将货物搬赴亭上变抵，华人不能输服，必且滋生事端，仍应禀知就近衙门，严 追给领，毋庸另议更张。4．据禀请，除人命大案禀县定夺，其余汉人倘有过犯，尔等自行责罚。查华夷自有攸分，冠履不容倒置。尔等西洋夷人世居内地数百余年，践土食毛，与齐民无二。遇有罪犯，原可照天朝法律惩治，然我大皇帝犹复重念尔等究系外夷，除人命至重，杀人者抵偿外，其余军徒杖笞等罪，均听尔等自行发落。岂尔等外国夷人反可管束华人擅加责罚耶？华人如有过犯，自应由地方官问理，尔等未便干预。5．据禀请，华人杀死夷人，亦如夷人杀死华人一样填抵，要在澳地明正典刑，使内外共知警戒。查杀人必须抵命，而天朝法度亦不容稍有纷更。定例杀人犯先由县勘实，收监议罪，招解至省，由府司， 由院层层覆审，情真罪当，然后奏闻大皇帝。俟命下之日，即于监内 提出该犯正法，所以昭慎重也。因从前夷人杀死华人奏免收监解勘。 是以复原情定法，即在澳地审讯，仍交尔等收管，俟详奉宪行到日， 就近正法。原所以顺尔等夷情，而防凶犯之兔脱也。若华人杀死夷 人，则自应遵照常经，收监解勘，俟题奉谕旨勾到，然后正法，岂敢擅改旧章？况杀人重于抵偿，只须将凶犯明正典刑，以昭炯戒。尔等所请在澳正法之处，本属不关紧要，毋庸置议。6．据禀请，住澳洋人能雇船往还省城，置买货物，凭用亭上文 据，税饷照内地规例输纳，关口不得多索使费，及额外加征。查尔等澳夷，原不禁省中来往，关津隘口，亦复例应稽查。但尔等一经报明，立即验放，不许留难掯勒。至于货物输税，自有一定规则，亦当移知关口，严查额外加征。7．据禀请，丈量洋船，照从前颁行则例，不得另外征输。查洋船丈量，既有旧定规则，岂能另外征输？当转禀大宪，查明应行则例， 照额征收，以示体恤远人之意。8．据禀请，修盖房屋，免受泥水匠禀照批准使费之苦。查尔等澳夷，虽例禁添造房屋，其随常修葺，并不禁阻，泥水匠役只应禀明兴工，何得借口使费，从中需索，自当查明饬禁。9．据禀请，遇有受屈负冤，官府不为伸理者，恳制宪准赴辕门陈诉。我大皇帝怀柔远人，凡所以惠保抚绥者，无微不至。历来尔等从 无受屈含冤，地方官不为伸理之事，未便无由无故，妄请准赴大宪陈诉，致干告讦挟制之愆。这一次谈判的结果同上年一样以失败而告终。高美士：《张保仔船队的毁灭》，载《文化杂志》第3期，1987年。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p. 684—688; 《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许敦元为澳蕃禀请备船捕盗以九事要恩事下理事官谕》，第409页；祝淮：《新修香山县志》卷4《海防•附澳门》，将香山知县许敦元驳澳门议事亭九请之事系于嘉庆六年至七年间香山知县许乃来之身。两次情形完全一致，当是嘉庆时，葡人复以九请告许乃来，许乃来予以拒绝，但拒绝批驳之词应出自许敦元。

嘉庆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11月20日，晨，历史上第一艘俄罗斯船“希望（Надежде ）”号驶入澳门洋面，停泊在氹仔。次日晨，为等待携带货物的另一艘俄船“涅瓦（Неве）”号，准备在华贸易，“希望”号船长克鲁森什坦恩（中文档案称鲁臣顿，И. Φ. Крузеищтерн）以“巡船”为名在澳门同知衙门报验。通事当时将他们译成“路臣国”人。路臣究系何国，粤海关无从得知，即饬澳门同知及关澳委员会同行商等确查。12月3日傍晚，里相斯基（中文称尔赞时，Ю. Φ. Лисянский）驾驶满载皮张、银子的“涅瓦”号由科迪亚克岛抵达澳门，亦泊于氹仔，后经查明，路臣即俄罗斯。克鲁森什坦恩与里相斯基会合后，想同“希望”号一同前往黄埔，但此前已以“巡船”报验， 故未获准允，只好将“希望”号留在氹仔，自己驾“涅瓦”号前往黄埔，并去广州。在广州，克氏经过斡旋，为“希望”号作为货船交纳了关税，粤海关监督亲赴澳门对“希望”号上的炮位、人员查察后，“希望”号获准于十一月初五驶往黄埔。与克鲁森什坦恩相识的英商帮助他们找到了西城黎彦裕作“保商”，并经十三行总商潘启臣从中协调，黎彦裕向粤海关监督延丰行贿7000西班牙币使其批准起卸货物并亲自到港量船课税。最后，黎彦裕买下了船上的皮货，俄船得货金176605皮阿斯特（货币单位），用此银通过黎彦裕购置了茶叶、瓷器、丝绸、南京棉布，准备返俄。十二月（阳历1月下旬）出省巡阅的两广总督那彦成认为对于俄船“应俟朱批到日，方准放行”，两俄船顿时一筹莫展。克鲁森什坦恩和里相斯基通过广州英商德鲁蒙德与广州洋行辗转周旋，商议对策。致使嘉庆十年十二月十八日（1806年2月6日）两广总督吴熊光以“该商等远赴重洋贸易，货物业经起卸，海洋风信非常，若候奉到谕旨方准开放，设致船只阻隔经年，既非体恤远夷之道，并恐该国阻其贸易，心生疑畏，亦多未便”之由同意放行，并于次日下令准俄船起航归国。两俄船得命迅速启航，海上航行近半年后先后平安返回俄国。在俄船抵澳之后，粤海关监督延丰于十月二十九日奏俄罗斯船来澳贸易，请旨办理。嘉庆十年十二月初九（1806年1月28日），军机处对俄船来粤贸易一事寄谕吴熊光，同时理藩院向俄枢密院发文责备俄国违反旧章擅令商船前往广州。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与清廷的意愿完全相反，因擅令俄船卸货贸易和放行俄船，内阁奉上谕将粤海关监督延丰革职，两广总督吴熊光、广东巡抚孙玉庭、新任粤海关监督阿克当阿交部议处。最终，理藩院严厉照会俄枢密院，双方应遵守旧章，并以恰克图闭市相要胁，明确拒绝俄国对华贸易。

清嘉庆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11月20日，晨，历史上第一艘俄罗斯船“希望（Надежде ）”号驶入澳门洋面，停泊在氹仔。次日晨，为等待携带货物的另一艘俄船“涅瓦（Неве）”号，准备在华贸易，“希望”号船长克鲁森什坦恩（中文档案称鲁臣顿，И. Φ. Крузеищтерн）以“巡船”为名在澳门同知衙门报验。通事当时将他们译成“路臣国”人。路臣究系何国，粤海关无从得知，即饬澳门同知及关澳委员会同行商等确查。12月3日傍晚，里相斯基（中文称尔赞时，Ю. Φ. Лисянский）驾驶满载皮张、银子的“涅瓦”号由科迪亚克岛抵达澳门，亦泊于氹仔，后经查明，路臣即俄罗斯。克鲁森什坦恩与里相斯基会合后，想同“希望”号一同前往黄埔，但此前已以“巡船”报验， 故未获准允，只好将“希望”号留在氹仔，自己驾“涅瓦”号前往黄埔，并去广州。在广州，克氏经过斡旋，为“希望”号作为货船交纳了关税，粤海关监督亲赴澳门对“希望”号上的炮位、人员查察后，“希望”号获准于十一月初五驶往黄埔。与克鲁森什坦恩相识的英商帮助他们找到了西城黎彦裕作“保商”，并经十三行总商潘启臣从中协调，黎彦裕向粤海关监督延丰行贿7000西班牙币使其批准起卸货物并亲自到港量船课税。最后，黎彦裕买下了船上的皮货，俄船得货金176605皮阿斯特（货币单位），用此银通过黎彦裕购置了茶叶、瓷器、丝绸、南京棉布，准备返俄。十二月（阳历1月下旬）出省巡阅的两广总督那彦成认为对于俄船“应俟朱批到日，方准放行”，两俄船顿时一筹莫展。克鲁森什坦恩和里相斯基通过广州英商德鲁蒙德与广州洋行辗转周旋，商议对策。致使嘉庆十年十二月十八日（1806年2月6日）两广总督吴熊光以“该商等远赴重洋贸易，货物业经起卸，海洋风信非常，若候奉到谕旨方准开放，设致船只阻隔经年，既非体恤远夷之道，并恐该国阻其贸易，心生疑畏，亦多未便”之由同意放行，并于次日下令准俄船起航归国。两俄船得命迅速启航，海上航行近半年后先后平安返回俄国。在俄船抵澳之后，粤海关监督延丰于十月二十九日奏俄罗斯船来澳贸易，请旨办理。嘉庆十年十二月初九（1806年1月28日），军机处对俄船来粤贸易一事寄谕吴熊光，同时理藩院向俄枢密院发文责备俄国违反旧章擅令商船前往广州。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与清廷的意愿完全相反，因擅令俄船卸货贸易和放行俄船，内阁奉上谕将粤海关监督延丰革职，两广总督吴熊光、广东巡抚孙玉庭、新任粤海关监督阿克当阿交部议处。最终，理藩院严厉照会俄枢密院，双方应遵守旧章，并以恰克图闭市相要胁，明确拒绝俄国对华贸易。Н. Φ. Крузеищтерн,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в 1803, 1804, 1805и1806 годахна кораблях “Нацежде”и“Неве”, cc. 249—257;《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粤海关监督延丰奏报俄罗斯船只来粤贸易请旨办理折》，第648页；《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香山知县彭昭麟为尊奉询问俄船来广贸易谕旨事行理事官谕》，《香山知县彭昭麟为恭录关于俄船来广贸易谕旨饬遵事下理事官谕抄稿》，《香山知县彭昭麟为恭录前任粤海关监督延丰奏俄船来广贸易折札遵事行理事宫札》，《香山知县彭昭麟为恭录路臣国再有夷船来澳严行饬驳不得擅与通市上谕札遵事下理事官谕》，第696─700页；丁则良：《俄国人第一次环球航行与中国》，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12期。近有学者提出，俄国“希望”号和“涅瓦”号两船于1805年11月到达澳门并入广州贸易，“俄国商人运来价值19万西班牙银元的毛皮货在广州销售，然后购买价值11万西班牙银元的中国茶叶、生丝等商品，于2月7日离开黄埔港返航。从此，打开了广州到俄罗斯的海上贸易商路”。（黄启臣：《广东开放海外贸易两年——明清以澳门为转运港》，载《文化杂志》第65期，2007年）此说甚误，这一次俄船来粤本来就是违反中俄贸易协定的行为，清政府予以坚决抵制，船被扣押，人员被监禁，擅自批准其贸易的粤海关监督延丰被撤职查办，擅自批准俄船返航的两广总督吴熊光亦被“交部议处”。当时清政府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顷奉圣上谕旨，据广东海关征收关税武官杨峰报称，本年十月有卢钦国名为卢钦东与尼赞石者二人随同自己商船来到广东澳门地方，当将二人严加查究。查约章规定俄罗斯国通商只准在恰克图进行贸易，从未准许在其它各地通商，今名卢钦东与尼赞石者二人竟随同自己商船前来广东澳门地方进行贸易，俄国是否知晓此事。盖因贸易应在恰克图进行，而今则无异于贵国欲禁止在恰克图地方进行贸易也。必须依照睦谊关系及已订约章行事，所属人等以任何方法通过国界前来我国任何地方擅自进行贸易，都不准许，即请贵枢密院认真查明函复为荷。”（《故宫俄文史料》第138号《大清国理藩院致俄罗斯国枢密院函》，第267页）明明是一次非法而又被禁止的贸易，也仅仅是唯一的一次，从此，俄国商船再无至广东、澳门贸易者，怎么可以说成“从此，打开了广州到俄罗斯的海上贸易商路”呢？

嘉庆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2月6日，香山知县彭昭麟下理事官若阿金·巴罗斯谕，令其传知英国护货船只毋许驶入澳门。先是，该国大班两桅巡船二艘，停泊在澳门外洋面。后复在黄埔添买三桅船一艘，驶回澳门外洋面。又往香城附近送该国夷商、什物。香山知县令立将三桅等船押令驶在澳外鸡颈、伶仃等洋面湾泊，毋得藉护送为名，驶入澳门内洋面。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2月6日，香山知县彭昭麟下理事官若阿金·巴罗斯谕，令其传知英国护货船只毋许驶入澳门。先是，该国大班两桅巡船二艘，停泊在澳门外洋面。后复在黄埔添买三桅船一艘，驶回澳门外洋面。又往香城附近送该国夷商、什物。香山知县令立将三桅等船押令驶在澳外鸡颈、伶仃等洋面湾泊，毋得藉护送为名，驶入澳门内洋面。《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香山知县彭昭麟为饬传知英国护货船只毋许驶入澳内事下理事官谕》，第769页。

嘉庆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2月6日，由于禁教，北京圣若瑟神学院关闭，该院的几名华人学生张托玛斯（Tomás Chang Pinheiro）、张绍台（Simão Chang Pires）、金逸云（Paulo Kin da Costa）、沈经纶（Mateus Chen de Sequeira）等人先后来到澳门，在圣若瑟神学院继续学习。1817—1818年晋铎，之后，均返回内地传教。

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2月6日，由于禁教，北京圣若瑟神学院关闭，该院的几名华人学生张托玛斯（Tomás Chang Pinheiro）、张绍台（Simão Chang Pires）、金逸云（Paulo Kin da Costa）、沈经纶（Mateus Chen de Sequeira）等人先后来到澳门，在圣若瑟神学院继续学习。1817—1818年晋铎，之后，均返回内地传教。Manuel Teixeira , Macau e a Sua Diocese , Vol.8, pp.317—318; 方立中：《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565—566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4页将此事置于1820年，当误，且4人名亦不同。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2月5日─1819年1月25日）2月6日，营地街夜里篷寮失火，殃及铺户大小共100余间。澳门蕃差督率夷兵、黑奴，周围赴救，将夷人铺屋数间，拆通火路，才将大火扑灭，否则将漫延全澳门。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2月5日─1819年1月25日）2月6日，当葡国摄政王子废除宪法，继承王位后，激起了澳门葡人的热情，由议事会派出皮奥·马葵士（Domingos Pio Marques）去祝贺摄政王子继承王位。故葡萄牙国王若奥六世在里约热内卢颁布特许令称：“本国王由此令公告天下，为褒扬澳门市政厅多年来在执行其使命过程中的出色服务以及从如此遥远的地方派一名议员来参加此加冕仪式，并在仪式上宣誓效忠，所显示出的对国王的热爱、诚挚的忠实感情，特授予其‘阁下（Vossa Senhoria）’称号，谨遵执行。”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2月5日─1819年1月25日）2月6日，营地街夜里篷寮失火，殃及铺户大小共100余间。澳门蕃差督率夷兵、黑奴，周围赴救，将夷人铺屋数间，拆通火路，才将大火扑灭，否则将漫延全澳门。《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判事官眉额带历为劝拆毁关前等处篷寮事告阖澳民人书抄件》，第36页。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2月5日─1819年1月25日）2月6日，当葡国摄政王子废除宪法，继承王位后，激起了澳门葡人的热情，由议事会派出皮奥·马葵士（Domingos Pio Marques）去祝贺摄政王子继承王位。故葡萄牙国王若奥六世在里约热内卢颁布特许令称：“本国王由此令公告天下，为褒扬澳门市政厅多年来在执行其使命过程中的出色服务以及从如此遥远的地方派一名议员来参加此加冕仪式，并在仪式上宣誓效忠，所显示出的对国王的热爱、诚挚的忠实感情，特授予其‘阁下（Vossa Senhoria）’称号，谨遵执行。”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81页。莫拉：《19世纪上半叶澳门与巴西的关系》，载《文化杂志》第22期，1995年。

道光十一年（1831年2月13日─1832年2月1日）2月6日，英国东印度公司三桅帆船“红色流浪者（Red Rover）”号从加尔各答驶抵澳门，航期39天。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2月13日─1832年2月1日）2月6日，英国东印度公司三桅帆船“红色流浪者（Red Rover）”号从加尔各答驶抵澳门，航期39天。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卷，第268页。

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2月6日，菲律宾总督特别代表阿尔孔（J.M. Halcorn, R.N.）上尉抵达澳门。3月24日，他与粤省官员交涉西班牙双桅船“比尔巴诺（Bilbaino）”号被误焚一案。在澳门理事官在场的情况下，特别代表与澳门县丞和其他中国官员举行了会见。随后，被拘捕的该船大副梅内泽斯·费德里库（Federico Gimenes）和男仆雅森西奥·罗萨里奥（Yacencio de Rozario），由中国官员负责从广州带到澳门，交给了澳门理事官维森特·佐治。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2月6日，菲律宾总督特别代表阿尔孔（J.M. Halcorn, R.N.）上尉抵达澳门。3月24日，他与粤省官员交涉西班牙双桅船“比尔巴诺（Bilbaino）”号被误焚一案。在澳门理事官在场的情况下，特别代表与澳门县丞和其他中国官员举行了会见。随后，被拘捕的该船大副梅内泽斯·费德里库（Federico Gimenes）和男仆雅森西奥·罗萨里奥（Yacencio de Rozario），由中国官员负责从广州带到澳门，交给了澳门理事官维森特·佐治。Chinese Repository, Vol.8, No.11, p.600; Vol.8, No.12, pp.647—648.

咸丰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2月21日，葡萄牙国王佩得罗五世与教宗庇护九世（Pius Ⅸ）就葡萄牙在远东圣职授予权的行使等问题达成共识，并签署协定。双方谈判的全权代表教廷方面为卡米洛．皮特罗（Camillo di Pietro），葡萄牙方面为外交国务秘书罗德里戈．冯塞卡（Rodrigo da Fonseca）。葡萄牙于1860年2月6日批准。协议将葡国对澳门教区的管治扩展到广东省及其周边岛屿，香港除外。

咸丰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2月21日，葡萄牙国王佩得罗五世与教宗庇护九世（Pius Ⅸ）就葡萄牙在远东圣职授予权的行使等问题达成共识，并签署协定。双方谈判的全权代表教廷方面为卡米洛．皮特罗（Camillo di Pietro），葡萄牙方面为外交国务秘书罗德里戈．冯塞卡（Rodrigo da Fonseca）。葡萄牙于1860年2月6日批准。协议将葡国对澳门教区的管治扩展到广东省及其周边岛屿，香港除外。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29页为皮奥三世，误。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卷第720页载1857年在位教宗为庇护九世（1846—1878年在位），此处当为庇护九世。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29—130页。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2月6日，发布氹仔、过路湾往采各船及载客船只船头金及挂号规费新章程。氹仔、过路湾往来各船及载客船只，向纳船头金及挂号规费，业经通行历久，未有明定章程，惟凭文书所定而已，故船户多有未知此规及有故佯未知者。相应定实章程，以便各人得知。并查前时所收此项过重，是以船只无成群回该二湾。船只分别数等，每六个月所应纳规银（其船头金挂号费统归此规银内），第一等船规银3元，第二等船规银2元，第三等船规银1元，第四等船规银0. 5元。艇仔并艇仔之类小船规银2毫。[1] [1]《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2月8日第6号。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2月6日，考虑到澳门并澳门所属之地华民，庶乎均不识西洋文字，澳门宪报刊印官出军令札谕章程各事，凡是不翻译华字，则华人不得而知。近澳之英国属地香港，凡有印出宪报，皆译华字，以所属华人得知。是以澳督札谕第25号决定：“自今以后，澳门宪报要用大西洋及中国二样文字颁行，由翻译官公所译华文校对办理，并正翻译官画押为凭。”[1] [1]《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2月8日第6号。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2月6日，考虑到澳门并澳门所属之地华民，庶乎均不识西洋文字，澳门宪报刊印官出军令札谕章程各事，凡是不翻译华字，则华人不得而知。近澳之英国属地香港，凡有印出宪报，皆译华字，以所属华人得知。是以澳督札谕第25号决定：“自今以后，澳门宪报要用大西洋及中国二样文字颁行，由翻译官公所译华文校对办理，并正翻译官画押为凭。”《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2月8日第6号。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2月6日，发布氹仔、过路湾往采各船及载客船只船头金及挂号规费新章程。氹仔、过路湾往来各船及载客船只，向纳船头金及挂号规费，业经通行历久，未有明定章程，惟凭文书所定而已，故船户多有未知此规及有故佯未知者。相应定实章程，以便各人得知。并查前时所收此项过重，是以船只无成群回该二湾。船只分别数等，每六个月所应纳规银（其船头金挂号费统归此规银内），第一等船规银3元，第二等船规银2元，第三等船规银1元，第四等船规银0. 5元。艇仔并艇仔之类小船规银2毫。《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2月8日第6号。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4月30日，澳督科雷亚．施利华为晓谕氹仔、过路湾民人之告示： 照得现有出氹仔、过路湾数人之名呈禀几张，内或求减现定之税饷，或以无理之词谓现定轻税为不合等情。查本大臣愿所有到氹仔、过路湾居住托赖大西洋旗号保护者，仍然照常平安贸易营艺，安居乐业。查氹仔、过路湾，原属僻小地方，始初管理制度原非依常规而办，所征收税饷亦非依常规而定，该村渐渐盛旺，村中之人方与西洋官酌定如何输饷之法。至于氹仔，酌定鱼铺纳规银500元，并纳公钞银600元，其后又议定点街灯130枝，其费用银704元。该上两项，由铺户几间藉捐银送给之名，将银一单交出，该铺户必然向别铺任意抽收矣。至点街灯一事，有捐油者、有捐灯心者、有捐点街灯工人之工项者，此等物件，乃逐门问取，如丐求施舍无异。另氹仔有供兵丁厨房所用之柴等费。至于过路湾，藉捐银供给为名，酌定鱼铺纳银160元，另公钞银100元，又点街灯50枝，其点街灯费银必系272元，所点街灯物件，俱由逐门问取，另过路湾供兵丁所用之柴及别项使费。以此可见，氹仔纳银1804元，过路湾纳银532元，另有兵丁所用柴等费。查此办法丑陋，不依常规，似如施舍哀矜，以报所蒙大西洋保护之恩。如此而行，于大西洋地方实不成事体，必要杜绝之也。查1878年11月30日，出有新例，议定各铺俱要领牌，其牌内包生意公钞、街灯公钞，另要纳该牌之盖戳银而已。除此之外，并无别项输纳。其牌上盖戳银，每年只纳一次，其领牌公钞银，年内分四季交纳。该新例内载，以澳门同样生意之铺，在氹仔、过路湾照额减半输纳在案。后经本大臣亦有减轻。先听该地方多人所论后，将领牌额数减轻，分定以致氹仔领牌公钞，统计该银1771元，而过路湾领牌公钞统计该银564元。查氹仔原日纳银供物共值银1804元，过路湾纳银供物共值银532元。今以现定新例之银比对原日纳银，分别无几，毋庸论矣。此事尽诚办理，实为该村有裨。原昔或有重输，或有不纳，不得公平。惟今新例平允，必要比比俱纳。而该村人原日事繁，有时要输公钞，有时捐银供给，又有点街灯作工程之事，又有供给兵丁之柴，及有供给别项之物。今此繁扰，一切停止，省去事累，惟要纳领牌公钞，并盖戳之规而已，尽可在铺安乐营生，无事系累矣。查有等滋事之人，不肯究明事之道理，在外讹言增钞，联人缮禀，求将事照旧而行。此等背信之人、滋事之辈，谋以水浊图鱼之心，欲谋照旧办理，冀望守分良民当重输之苦，俾掩其自己得不纳之逸。 查本大臣体恤该村之民匪鲜，今年2月6日，出示减轻该处船只规银，以冀该处生意兴旺在案。至于禀数张内言，丐头现无银收，无银赈济穷人，其粪料银及埋人之银，一概丐头不收，全归政务厅收等语。查此禀言系虚词，该粪料银及埋人银俱归公局收，该公局系耆老绅衿二位任事，该政务厅为局之首矣。公局贮银箱归该耆老绅衿一位掌管收支银两，于该政务厅无涉。该政务厅不过于议论之时，说出其本意而已。至于埋葬人之规银，仍要葬每人规银2元，此银入在丐子银箱，但由此箱应支出土工之工项，并巡查人之工项，旧日修整水车，亦由此箱出银支理。今公局耆老绅衿，如欲由此箱支银修整水车，亦任其便。但今可以不必因救火之事、点街灯并公众工程，俱已归官管理矣。至于船艇家眷，欲建棚居住，亦准起建，惟要离村远处，以免火烛之险。至于有喜庆，欲在船上盖棚，亦准其盖，但当纳规领准纸。此项规银现定微少矣。至于乞食人之艇，照本年华正月十六日告示，已定无纳规之举。至于街灯公钞，系铺店行口等所应输纳，其穷人葵棚，并挑物行街发卖之小贩，俱免其纳。以上所论，系为各禀诸情批示解明。自今以后，如有因此事联名再禀，本大臣不收其禀矣。戊寅年十一月初七日所定新例，应要遵行。该例所定办法，系照常规且有益于民人，凡属良民明理心正卓识者，必知有官办事，必有税饷当输，而征收之法，愈照常规而且公平，则百姓所输愈轻。查所定氹仔、过路湾征收税饷新例，原属情善法良，因此必要遵行毋违。 查在大西洋地方，如有不欲恭顺大西洋律例而行，大西洋国家必不愿其在所属居住。所有氹仔、过路湾之人，其意以新定收税饷之例为不良，则任其迁出他太，必不强留也。或有欲往中国乡间，任其所往。在该乡下并非有公平定章，使各人得知每人应输多寡，必屈受华官任性施行矣。是以有人愿去，无不任之，无人哭挽也。凡有本心良民，知大西洋国家公道体恤民人，此项之人在该村安居可也，其余任其去而已。凡歹徒滋事之辈，机谋混乱，妄想不输应纳之银，惟此项人骚扰地方，播讪讹言，以致百姓惊惶，此等歹徒，国有明条，必严治之，国家无畏也。该例甚公，务必遵行。今欲各民人周知，是以将情恺切示谕，各宜凛遵毋违。特示。[1] [1]《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5月3日第18号。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4月30日，澳督科雷亚．施利华为晓谕氹仔、过路湾民人之告示：照得现有出氹仔、过路湾数人之名呈禀几张，内或求减现定之税饷，或以无理之词谓现定轻税为不合等情。查本大臣愿所有到氹仔、过路湾居住托赖大西洋旗号保护者，仍然照常平安贸易营艺，安居乐业。查氹仔、过路湾，原属僻小地方，始初管理制度原非依常规而办，所征收税饷亦非依常规而定，该村渐渐盛旺，村中之人方与西洋官酌定如何输饷之法。至于氹仔，酌定鱼铺纳规银500元，并纳公钞银600元，其后又议定点街灯130枝，其费用银704元。该上两项，由铺户几间藉捐银送给之名，将银一单交出，该铺户必然向别铺任意抽收矣。至点街灯一事，有捐油者、有捐灯心者、有捐点街灯工人之工项者，此等物件，乃逐门问取，如丐求施舍无异。另氹仔有供兵丁厨房所用之柴等费。至于过路湾，藉捐银供给为名，酌定鱼铺纳银160元，另公钞银100元，又点街灯50枝，其点街灯费银必系272元，所点街灯物件，俱由逐门问取，另过路湾供兵丁所用之柴及别项使费。以此可见，氹仔纳银1804元，过路湾纳银532元，另有兵丁所用柴等费。查此办法丑陋，不依常规，似如施舍哀矜，以报所蒙大西洋保护之恩。如此而行，于大西洋地方实不成事体，必要杜绝之也。查1878年11月30日，出有新例，议定各铺俱要领牌，其牌内包生意公钞、街灯公钞，另要纳该牌之盖戳银而已。除此之外，并无别项输纳。其牌上盖戳银，每年只纳一次，其领牌公钞银，年内分四季交纳。该新例内载，以澳门同样生意之铺，在氹仔、过路湾照额减半输纳在案。后经本大臣亦有减轻。先听该地方多人所论后，将领牌额数减轻，分定以致氹仔领牌公钞，统计该银1771元，而过路湾领牌公钞统计该银564元。查氹仔原日纳银供物共值银1804元，过路湾纳银供物共值银532元。今以现定新例之银比对原日纳银，分别无几，毋庸论矣。此事尽诚办理，实为该村有裨。原昔或有重输，或有不纳，不得公平。惟今新例平允，必要比比俱纳。而该村人原日事繁，有时要输公钞，有时捐银供给，又有点街灯作工程之事，又有供给兵丁之柴，及有供给别项之物。今此繁扰，一切停止，省去事累，惟要纳领牌公钞，并盖戳之规而已，尽可在铺安乐营生，无事系累矣。查有等滋事之人，不肯究明事之道理，在外讹言增钞，联人缮禀，求将事照旧而行。此等背信之人、滋事之辈，谋以水浊图鱼之心，欲谋照旧办理，冀望守分良民当重输之苦，俾掩其自己得不纳之逸。查本大臣体恤该村之民匪鲜，今年2月6日，出示减轻该处船只规银，以冀该处生意兴旺在案。至于禀数张内言，丐头现无银收，无银赈济穷人，其粪料银及埋人之银，一概丐头不收，全归政务厅收等语。查此禀言系虚词，该粪料银及埋人银俱归公局收，该公局系耆老绅衿二位任事，该政务厅为局之首矣。公局贮银箱归该耆老绅衿一位掌管收支银两，于该政务厅无涉。该政务厅不过于议论之时，说出其本意而已。至于埋葬人之规银，仍要葬每人规银2元，此银入在丐子银箱，但由此箱应支出土工之工项，并巡查人之工项，旧日修整水车，亦由此箱出银支理。今公局耆老绅衿，如欲由此箱支银修整水车，亦任其便。但今可以不必因救火之事、点街灯并公众工程，俱已归官管理矣。至于船艇家眷，欲建棚居住，亦准起建，惟要离村远处，以免火烛之险。至于有喜庆，欲在船上盖棚，亦准其盖，但当纳规领准纸。此项规银现定微少矣。至于乞食人之艇，照本年华正月十六日告示，已定无纳规之举。至于街灯公钞，系铺店行口等所应输纳，其穷人葵棚，并挑物行街发卖之小贩，俱免其纳。以上所论，系为各禀诸情批示解明。自今以后，如有因此事联名再禀，本大臣不收其禀矣。戊寅年十一月初七日所定新例，应要遵行。该例所定办法，系照常规且有益于民人，凡属良民明理心正卓识者，必知有官办事，必有税饷当输，而征收之法，愈照常规而且公平，则百姓所输愈轻。查所定氹仔、过路湾征收税饷新例，原属情善法良，因此必要遵行毋违。查在大西洋地方，如有不欲恭顺大西洋律例而行，大西洋国家必不愿其在所属居住。所有氹仔、过路湾之人，其意以新定收税饷之例为不良，则任其迁出他太，必不强留也。或有欲往中国乡间，任其所往。在该乡下并非有公平定章，使各人得知每人应输多寡，必屈受华官任性施行矣。是以有人愿去，无不任之，无人哭挽也。凡有本心良民，知大西洋国家公道体恤民人，此项之人在该村安居可也，其余任其去而已。凡歹徒滋事之辈，机谋混乱，妄想不输应纳之银，惟此项人骚扰地方，播讪讹言，以致百姓惊惶，此等歹徒，国有明条，必严治之，国家无畏也。该例甚公，务必遵行。今欲各民人周知，是以将情恺切示谕，各宜凛遵毋违。特示。《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5月3日第18号。

光绪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2月6日，卸任两广总督刘岘庄于本日乘中国炮船往澳。澳督闻信，即遣员往埔头迎迓，并发差役清道辟人，所过炮台，均照例20炮。上午9时30分抵澳，澳督及文武员弁，一路摆列队伍马步兵役以迎。刘制军官舆直赴澳门督署，相见时在座者，除二督宪外，有各国领事官，亦与接见之列。彼此叙谈一小时之久，刘制军方行告别。临去时，澳督亲自送至炮船，方始旋辕，礼甚优渥。[1] [1]《申报》1880年2月6日《江督游澳》。

光绪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2月6日，卸任两广总督刘岘庄于本日乘中国炮船往澳。澳督闻信，即遣员往埔头迎迓，并发差役清道辟人，所过炮台，均照例20炮。上午9时30分抵澳，澳督及文武员弁，一路摆列队伍马步兵役以迎。刘制军官舆直赴澳门督署，相见时在座者，除二督宪外，有各国领事官，亦与接见之列。彼此叙谈一小时之久，刘制军方行告别。临去时，澳督亲自送至炮船，方始旋辕，礼甚优渥。《申报》1880年2月6日《江督游澳》。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2月6日，由华商何穗田观察倡设的澳门大同女学堂开学。大同女学堂定额约容学童40人，教习、提调等人俱用妇女为之。《博闻报》上登载有《立堂办事章程》10条，《学堂内课学章程》5条，《筹办章程》4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2月6日，由华商何穗田观察倡设的澳门大同女学堂开学。大同女学堂定额约容学童40人，教习、提调等人俱用妇女为之。《博闻报》上登载有《立堂办事章程》10条，《学堂内课学章程》5条，《筹办章程》4条。《博闻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澳门大同女学堂章程》，何穗田倡办此校是否成功，并无其他资料证明。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1月20日，从莫桑比克抵达澳门的二等邮务员阿尔图．告努士(Artur Correia Barata da Cruz)出任邮政局长。2月6日即公布关于邮政局运作的报告，报告对澳门邮政局以往的运作情况及公务员不称职的行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1月20日，从莫桑比克抵达澳门的二等邮务员阿尔图．告努士(Artur Correia Barata da Cruz)出任邮政局长。2月6日即公布关于邮政局运作的报告，报告对澳门邮政局以往的运作情况及公务员不称职的行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â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Ⅱ, História Postal de Macau(1884-1999), p. 453.

民国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2月6日，澳门政府向辛普利西奥．阿尔梅达(Simplício António de Almeida)及其亲戚收购位于南湾街19号及摆华巷3号的房屋，作为政府大楼，将辅政司署、华政厅及官印局设立其中。

民国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2月6日，澳门政府向辛普利西奥．阿尔梅达(Simplício António de Almeida)及其亲戚收购位于南湾街19号及摆华巷3号的房屋，作为政府大楼，将辅政司署、华政厅及官印局设立其中。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第78号卷宗，第S-C号文件，转引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25页。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2月6日，《葡萄牙政治宪法》（时称大西洋民国宪法）及《殖民地宪章》（时称属地自治条例）颁布。8月25日，《澳门消息日报》（Notícias de Macau）创刊。从是日起发行至1960年2月20日，共出版3710期。9月，新总督访问广州，受到国民党民政、军事当局接待。广东省参议会通电全国，敦促政府收回澳门。

民国三十七年 (1948年1月1日-1948年12月31日)2月6日，澳门市行政局长武地士度 (Augusto César de Oliveira e Castro Rodrigues)少校、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澳专员郭则范、中山县政府驻澳代表陈以志及已故朱文彬之遗孀朱杨氏连同其未成年之一子朱玉财、一女朱玉兰在澳门仁慈堂大堂内签约。武地士度将恤金1万元亲自交给朱文彬妻朱杨氏具领，另给治丧费600元，并签立抚恤协约，以资遵守，即：澳门政府给一次恤金币1万元，并担任教养朱文彬遗孤衣食住学各费至中学毕业或至20岁为止。而澳门总督面谕将已故朱文彬之未成年之二子女即交澳门公共救济会教养，可能送至该会所辖团体收容，由小学以至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其期限计至满20岁为止。

民国三十七年 (1948年1月1日-1948年12月31日)2月6日，澳门市行政局长武地士度 (Augusto César de Oliveira e Castro Rodrigues)少校、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澳专员郭则范、中山县政府驻澳代表陈以志及已故朱文彬之遗孀朱杨氏连同其未成年之一子朱玉财、一女朱玉兰在澳门仁慈堂大堂内签约。武地士度将恤金1万元亲自交给朱文彬妻朱杨氏具领，另给治丧费600元，并签立抚恤协约，以资遵守，即：澳门政府给一次恤金币1万元，并担任教养朱文彬遗孤衣食住学各费至中学毕业或至20岁为止。而澳门总督面谕将已故朱文彬之未成年之二子女即交澳门公共救济会教养，可能送至该会所辖团体收容，由小学以至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其期限计至满20岁为止。《澳门葡警殴毙华人朱文彬交涉案》，澳门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卷：全宗号35J-175／案卷号2 (2)／盘号2256／影像号429-445；《世界日报》1948年2月7日。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5月，澳门土生葡人贡萨加．佩雷拉 (José Maria Gonzaga Pereira)在香港创办葡文教会月刊《宗教与祖国》 (Religião e Pátria)，编辑部设于香港跑马地坚道 (Caine Road)19号地下，并于中环干诺道25号诺罗尼亚印刷厂印刷出版。该刊1920年4月宣布停刊，同年11月重办。1927年11月28日，创办人贡萨加去世，该刊遂与《肇庆传教团之声》 (Ecosda Missão de Shiu-Hing)合并继续出版。1931年5月，该刊脱离《肇庆传教团之声》，改为周刊独立在澳门出版，负责人为耶稣会士埃利亚斯．马尔萨 (Elias Marcal)神父，由圣若瑟修院编辑和管理，圣母无原罪印刷厂印制。1955年2月6日，潘日明 (Benjamin Videira Pires)神父出任该刊负责人和主编。至1965年，该报彻底停刊，历时51年，这在澳门民办报刊中是独一无二的。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5月，澳门土生葡人贡萨加．佩雷拉 (José Maria Gonzaga Pereira)在香港创办葡文教会月刊《宗教与祖国》 (Religião e Pátria)，编辑部设于香港跑马地坚道 (Caine Road)19号地下，并于中环干诺道25号诺罗尼亚印刷厂印刷出版。该刊1920年4月宣布停刊，同年11月重办。1927年11月28日，创办人贡萨加去世，该刊遂与《肇庆传教团之声》 (Ecosda Missão de Shiu-Hing)合并继续出版。1931年5月，该刊脱离《肇庆传教团之声》，改为周刊独立在澳门出版，负责人为耶稣会士埃利亚斯．马尔萨 (Elias Marcal)神父，由圣若瑟修院编辑和管理，圣母无原罪印刷厂印制。1955年2月6日，潘日明 (Benjamin Videira Pires)神父出任该刊负责人和主编。至1965年，该报彻底停刊，历时51年，这在澳门民办报刊中是独一无二的。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77─95. 按：天主教教会月刊《肇庆传教团之声》 (Ecos da Missão de Shiu-Hing)由罗若望 (João de Deus Ramalho)神父 (注：罗神父后升任澳门主教)1925年1月在香港创办，先后在香港 (1925年至1938年)、上海 (1940年2月至1941年7月)、澳门 (1941年12月)三地发行。1938年底至1940年初因抗日战争被迫停刊，1941年12月起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得不再次停刊。

展览由中国牡丹花展览委员会及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主办，于1978年春节期间（2月6日至2月14日），在葡京酒店对面的铜马广场上展出牡丹、兰花、桔果等。

展览由中国牡丹花展览委员会及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主办，于1978年春节期间（2月6日至2月14日），在葡京酒店对面的铜马广场上展出牡丹、兰花、桔果等。

1987年2月6日，葡国“沙利士”号小型飞机抵澳，比原定日期迟逾大半月。

饶宗颐，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又号固庵，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城（今潮州市湘桥区）。著名国学大师。[1] 父亲是工商金融界名流饶锷，家中的天啸楼是当时粤东最大的藏书楼，藏书数以万计。宗颐是长子，幼承庭学，饱览群书，自小被父亲训练写诗、填词，写骈文及散文。[2] 1929年，宗颐随金陵杨械习画，攻山水及宋人行草，开始抵壁作大幅山水及人物；1932年续修父亲的《潮州艺文志》；1933年咏优昙花诗，一时惊诸老宿。1935年，受詹安泰先生委托，他在韩山师范学校代授国文课；被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纂修；同年加入禹贡学会。 1938年中山大学迁云南，他因病滞留香港； 1943年赴广西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1946年任广东文理学院教授，复任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潮州志》总编纂；被推选为广东文献委员会委员；1948年赴台考察高雄县潮州镇。 1949年，宗颐移居香港，之后绘画渐多。1952年，他被聘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1952-1968年，任教于香港大学期间，赴台参观故宫博物院馆藏书画。 1954年初，宗颐赴日本，结识吉川幸次朗教授，在东京大学教养部讲授甲骨文；在广岛会见斯波六朗、小尾郊一教授，谈文选学；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从事甲骨学研究。 1956年，宗颐出席巴黎国际汉学会；1958年游意大利，在贝鲁特会晤高岁佩。1962年，他获法国法兰西远东学院颁授“汉学儒莲奖”；主编《文心雕龙研究专号》，首次将敦煌本《文心雕龙》印刊。 1963年，应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之邀，他与汪德曼同赴天竺作学术研究，成为永久会员；归途游锡兰等国，兼作写生；1964年再赴日访问，结识林谦之，与水原琴窗、水原江渭父子谈词，到京都大原山听梵呗，听多纪颖信演奏日本雅乐。 秋后，他赴哈佛大学访问；年底至法国同立科学中心从事研究工作，复至伦敦研究巴黎及伦敦所藏敦煌书稿；著有《敦煌白画》；1966年在法国国立科学中心研究敦煌写卷，与戴密微教授同游瑞士；著有诗集《黑湖集》记游，后由戴密微教授译为法文；1968-1973年，担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首位讲座教授、系主任，期间，创作大量山水画，多师法元代黄公望、倪云林两家。 1970-1971年，宗颐担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期间到美国、加拿大各地写生。1971年，他与戴密微合著《敦煌曲》，分中、法两种文字在巴黎出版。 1972年，宗颐担任法国法兰西远东学院院士；1972-1973年任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发表《词与画》论文；1973-1978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系主任；连续四年参加日本南书院书画年展；1978年1月，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在香港大会堂主办“饶宗颐书画展”。8月，他在曼谷举办个人书画展。宗颐在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应聘为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部客座教授，主讲《中国古代宗教》； 1978-1979年任教于法国高等实用研究院，期间创作《青天歌论书》长卷；1979年应中山大学之邀，首次回内地参加中国古文字学会议，会后赴湖南考察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成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4月游瑞士，过阿尔卑斯山入意大利，创作《古村词》记游； 1980年在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北海道大学讲学；日本二玄社在东京主办“饶宗颐教授个人书画展”；日本近代书道研究所《书道俱乐部》月刊出版《饶宗颐教授个展作品》特辑。他获选为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 1980年，宗颐受聘为澳门东亚大学（1991年改为澳门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10月，他在武昌参加全国语言学讨论会后，参观祖国大陆博物馆33所，足迹遍及14个省市，历时三个月。 1981年，宗颐参加太原古文字学讨论会；在新加坡举办个人书画展；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 1983年日本二玄社请为其出版的《虚白斋书画录》作解题；编纂《敦煌书法丛刊》，由二玄社出版，全书29册，1986年完成。他出席在兰州市举行的首次全国敦煌吐鲁番研讨学会，被聘为顾问。 宗颐为澳门东亚大学研究院创办中国文史学部，并担任该学部主任。他应聘为敦煌研究院荣誉研究员、台湾“文哲研究所”咨询委员、浙江省温州师范学院名誉教授。香港三联书店主办“饶宗颐书画展”；香港芥子居出版《选堂扇面册》；韩国东方研究会于韩国首尔利马美术馆主办“选堂韩国书画展览”。他在马来西亚吉隆玻举办个人书画展。 1986年，宗颐赴汕头市出席汕头大学、韩山师范专科学校、潮州韩愈研究会联办的“首届国际韩愈学术讨论会”。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主办“饶宗颐教授从事艺术、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七十大寿书画展”。他担任香港艺术馆名誉顾问；为澳门东亚大学罗忼烈教授撰写《东亚大学创建记》。1987年，他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香港《书谱》杂志出版《饶宗颐专辑》。 1991年“饶宗颐书画展”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举行。10月，宗颐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之邀，作《广州南越王墓的发现及其重要价值》和《香港与广东大陆的历史关系》演讲；11月，参加浙江省温州市举办的“谢灵运与山水文学国际研讨会”；12月，赴越南河内参加越南远东学院九十周年庆典，介绍牙璋在国内外的分布情况，引起越南考古界的兴趣。 1992年5月，宗颐受聘为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个人书画展；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举办个人书画展； 1993年受聘为广州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兼名誉教授、广州美术学院名誉教授、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应邀任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张大千、溥心畬诗书画国际学术讨论会”主席；2月，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第二次国际学术会议，作《由牙璋分布论古史地域扩张问题》专题演讲； 担任北京广播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研究院于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展览馆联合举办“饶宗颐书画展”。 12月，由宗颐倡议召开的“潮州学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同月赴法国接受巴黎索邦高等研究院人文科学荣誉国家博士学位和法国文化部文化艺术骑士勋章；台湾时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出版饶宗颐国画史论集《画宁》；广东美术家协会、广州美术学院、岭南美术出版社、广东书法家协会、广东画院及广东《画廊》杂志社于广东书院联合主办“1993广州饶宗颐书画展”。 1995年3月，他参加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举办的“东南亚考古学术研讨会”；受聘为北京《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全明文》编委会顾问；11月，潮州市“饶宗颐学术馆”落成；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泰国潮州会馆联合举办“饶宗颐书画展”。1996年1月，他参加由港穗澳三家博物馆联合举办之“南海贸易二千年展览”学术研讨会。8月，由广东韩山师范学院主办，潮州市教育局、文化局协办“饶宗颐八十回顾展”，展出32尺宽巨幅《荷花》。 1997年，宗颐创办《华学》大型学术刊物，由中山大学出版；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第一届终身成就奖；1998年获“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和“当代国学大师”荣誉；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首位荣誉院务委员会委员。 1999年，宗颐先后受聘为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名誉教授；9月，香港艺术馆举办“澄心选萃——饶宗颐的艺术展”，同时出版《澄心选萃》书画集；11月，澳门基金会主办“清凉世界——饶宗颐书画展”在澳门教科文中心举行，并出版书画集；12月，获授香港公开大学荣誉人文科学博士；担任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名誉主席。 2000年3月，宗颐受聘为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顾问、北京大学客座教授。7月，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获国家文物局、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 2001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成立，宗颐被聘为学术顾问；4月，出席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文物馆主办的“中国碑帖与书法国际研讨会”，作《泛论三国碑刻书法》主题演讲。7月，澳门市政局、澳门艺术博物馆主办“选堂雅聚——饶宗颐书画艺术展”，并出版书画集及明信片；10月，北京历史博物馆主办“古韵今情——饶宗颐书画展览”，成为该馆首次举办现代画家个人展，并致赠该馆22尺巨幅墨荷，出版《古韵今情——饶宗颐书画集》。12月，他应邀为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汉学讲座作三场上古史研究学术讲座。 2002年，宗颐编订增修20世纪的著作及论文；5月，美国哈佛大学邀请作“杨联升教授讲座”演讲；7月，香港国际创价学会主办“学艺双携——饶宗颐书画展”，出版《学艺双携》画册；2003年11月，获香港科技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正式成立、开幕。12月，他获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2004年3月，宗颐获潮州市荣誉市民称号。4月，由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与广州艺术博物馆及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广州炎黄文化研究会合办“造化心源——饶宗颐书画展暨学术座谈会”在广州举行，并出版展览图表；11月初至2005年1月底，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举办“象外环中——饶宗颐教授甲申书画创作展”，并出版书画册；12月，获澳门大学授予荣誉人文科学博士及荣誉教授。 2005年4月至5月底（香港），8月初至9月初（广州），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联合主办“岭海风韵——岭南四家与饶宗颐教授合作作品展”，并出版展览图录。9月，《饶宗颐艺术创作汇集》（12册）出版；10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展出饶宗颐捐赠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的艺术作品选萃；11月，香港大学图书馆展出饶宗颐与香港大学有关的照片、题字、书籍、艺术作品等；设于学术馆“选堂文库”的饶宗颐藏书以参考书库形式开放。 在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展出“普荷天地——饶宗颐九十华诞荷花特展”。12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展出宗颐的山水画配法国摄影师Paul Maurer的山水照片；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展出饶宗颐丙戌年的书画作品；香港中央图书馆展出饶宗颐在学术及艺术上的成就，展品包括他的学术著作、艺术作品、艺术画册、照片、手稿及相关文物；潮州饶宗颐学术馆展出他捐赠潮州饶宗颐学术馆的艺术作品；由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岭南大学、香港公开大学与香港教育学院等联合举办“学术兼修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 宗颐著有：《广东易学考》、《尚书地理辩证》、《说文古文考》、《金六平议》、《古史新证》、《西汉节义伟》、《古史辩》、《潮州丛著初稿》、《瑶山诗草》、《楚词地理考》、《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海南岛之石器》、《明器图录》、《日本所见甲骨录》、《潮瓷说略》、《人间词话平议》、《楚辞书录》、《巴黎所见甲骨录》、《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战国楚简笺证》、《楚辞与词曲音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九龙与宋季史科》、《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敦煌书谱》、《佛国集》、《词籍考》、《潮州志汇编》、《景宋本淮海居士长短句》、《白山集》、《星马华文碑刻系年》、《固庵词》、《黑湖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录》、《欧美亚所见甲骨文录存》、《唏周集》、《选堂赋语》、《黄公望及富春山居图临本》、《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选堂诗词集》、《敦煌白画》、《远东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选堂集林史林》、《云梦秦简日书研究》（与曾宪通合作）、《楚帛书》、《随县曾侯乙墓绅磐铭辞研究》（与曾宪通合作）、《固庵文录》、《甲骨文通检》（一至五）、《饶宗颐书画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词学秘笈之一——李卫公望江南》、《敦煌琵琶谱》、《近东开辞史诗》（编译）、《敦煌琵琶论文集》、《老子想尔注校证》、《文辙——文学史论集》（中国精神史研究之一）、《词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编》、《选堂书楹联初集》、《饶宗颐翰墨》、《梵学集》、《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与曾宪通合作）、《法藏敦煌书苑精华》、《饶宗颐史学论著选》、《新加坡古事纪》、《饶宗颐书画》、《澄心论萃》、《饶宗颐潮学论文集》、《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选堂书画》、《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韩文版，孙睿彻译）、《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饶宗颐五体书法》、《悉昙经传——赵宦光及其（悉昙经传）》、《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全集分14卷、共20册），《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日文版）、《古史之断代与编年》等。[1] 宗颐与妻子陈若侬（1916-2013）生育女儿饶清绮、饶清芬。[2] 2013年7月11日，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代表特区政府接收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捐赠一批艺术及学术作品，作为未来以饶宗颐教授命名的展馆的馆藏。崔世安感谢饶教授对特区艺术和学术建设的支持。[3] [1]施志咏：《饶宗颐学术年表》，载《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252-264页。 [2]《饶宗颐》，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2月15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5%92%E5%AE%97%E9%A0%A4。 [3]《国学大师饶宗颐向澳门特区捐赠珍贵作品》，载“国际线上＂网，2013年9月30日，http://gb.cri.cn/42071/2013/07/12/5892s4180499.htm。

饶宗颐，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又号固庵，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城（今潮州市湘桥区）。著名国学大师。[1] 父亲是工商金融界名流饶锷，家中的天啸楼是当时粤东最大的藏书楼，藏书数以万计。宗颐是长子，幼承庭学，饱览群书，自小被父亲训练写诗、填词，写骈文及散文。[2] 1929年，宗颐随金陵杨械习画，攻山水及宋人行草，开始抵壁作大幅山水及人物；1932年续修父亲的《潮州艺文志》；1933年咏优昙花诗，一时惊诸老宿。1935年，受詹安泰先生委托，他在韩山师范学校代授国文课；被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纂修；同年加入禹贡学会。1938年中山大学迁云南，他因病滞留香港；1943年赴广西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1946年任广东文理学院教授，复任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潮州志》总编纂；被推选为广东文献委员会委员；1948年赴台考察高雄县潮州镇。 1949年，宗颐移居香港，之后绘画渐多。1952年，他被聘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1952-1968年，任教于香港大学期间，赴台参观故宫博物院馆藏书画。 1954年初，宗颐赴日本，结识吉川幸次朗教授，在东京大学教养部讲授甲骨文；在广岛会见斯波六朗、小尾郊一教授，谈文选学；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从事甲骨学研究。 1956年，宗颐出席巴黎国际汉学会；1958年游意大利，在贝鲁特会晤高岁佩。1962年，他获法国法兰西远东学院颁授“汉学儒莲奖”；主编《文心雕龙研究专号》，首次将敦煌本《文心雕龙》印刊。1963年，应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之邀，他与汪德曼同赴天竺作学术研究，成为永久会员；归途游锡兰等国，兼作写生；1964年再赴日访问，结识林谦之，与水原琴窗、水原江渭父子谈词，到京都大原山听梵呗，听多纪颖信演奏日本雅乐。秋后，他赴哈佛大学访问；年底至法国同立科学中心从事研究工作，复至伦敦研究巴黎及伦敦所藏敦煌书稿；著有《敦煌白画》；1966年在法国国立科学中心研究敦煌写卷，与戴密微教授同游瑞士；著有诗集《黑湖集》记游，后由戴密微教授译为法文；1968-1973年，担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首位讲座教授、系主任，期间，创作大量山水画，多师法元代黄公望、倪云林两家。 1970-1971年，宗颐担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期间到美国、加拿大各地写生。1971年，他与戴密微合著《敦煌曲》，分中、法两种文字在巴黎出版。 1972年，宗颐担任法国法兰西远东学院院士；1972-1973年任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发表《词与画》论文；1973-1978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系主任；连续四年参加日本南书院书画年展；1978年1月，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在香港大会堂主办“饶宗颐书画展”。8月，他在曼谷举办个人书画展。 宗颐在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应聘为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部客座教授，主讲《中国古代宗教》；1978-1979年任教于法国高等实用研究院，期间创作《青天歌论书》长卷；1979年应中山大学之邀，首次回内地参加中国古文字学会议，会后赴湖南考察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成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4月游瑞士，过阿尔卑斯山入意大利，创作《古村词》记游；1980年在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北海道大学讲学；日本二玄社在东京主办“饶宗颐教授个人书画展”；日本近代书道研究所《书道俱乐部》月刊出版《饶宗颐教授个展作品》特辑。他获选为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 1980年，宗颐受聘为澳门东亚大学（1991年改为澳门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10月，他在武昌参加全国语言学讨论会后，参观祖国大陆博物馆33所，足迹遍及14个省市，历时三个月。 1981年，宗颐参加太原古文字学讨论会；在新加坡举办个人书画展；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1983年日本二玄社请为其出版的《虚白斋书画录》作解题；编纂《敦煌书法丛刊》，由二玄社出版，全书29册，1986年完成。他出席在兰州市举行的首次全国敦煌吐鲁番研讨学会，被聘为顾问。宗颐为澳门东亚大学研究院创办中国文史学部，并担任该学部主任。他应聘为敦煌研究院荣誉研究员、台湾“文哲研究所”咨询委员、浙江省温州师范学院名誉教授。香港三联书店主办“饶宗颐书画展”；香港芥子居出版《选堂扇面册》；韩国东方研究会于韩国首尔利马美术馆主办“选堂韩国书画展览”。他在马来西亚吉隆玻举办个人书画展。 1986年，宗颐赴汕头市出席汕头大学、韩山师范专科学校、潮州韩愈研究会联办的“首届国际韩愈学术讨论会”。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主办“饶宗颐教授从事艺术、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七十大寿书画展”。他担任香港艺术馆名誉顾问；为澳门东亚大学罗忼烈教授撰写《东亚大学创建记》。1987年，他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香港《书谱》杂志出版《饶宗颐专辑》。 1991年“饶宗颐书画展”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举行。10月，宗颐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之邀，作《广州南越王墓的发现及其重要价值》和《香港与广东大陆的历史关系》演讲；11月，参加浙江省温州市举办的“谢灵运与山水文学国际研讨会”；12月，赴越南河内参加越南远东学院九十周年庆典，介绍牙璋在国内外的分布情况，引起越南考古界的兴趣。 1992年5月，宗颐受聘为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个人书画展；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举办个人书画展；1993年受聘为广州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兼名誉教授、广州美术学院名誉教授、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应邀任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张大千、溥心畬诗书画国际学术讨论会”主席；2月，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第二次国际学术会议，作《由牙璋分布论古史地域扩张问题》专题演讲；担任北京广播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研究院于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展览馆联合举办“饶宗颐书画展”。12月，由宗颐倡议召开的“潮州学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同月赴法国接受巴黎索邦高等研究院人文科学荣誉国家博士学位和法国文化部文化艺术骑士勋章；台湾时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出版饶宗颐国画史论集《画宁》；广东美术家协会、广州美术学院、岭南美术出版社、广东书法家协会、广东画院及广东《画廊》杂志社于广东书院联合主办“1993广州饶宗颐书画展”。1995年3月，他参加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举办的“东南亚考古学术研讨会”；受聘为北京《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全明文》编委会顾问；11月，潮州市“饶宗颐学术馆”落成；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泰国潮州会馆联合举办“饶宗颐书画展”。1996年1月，他参加由港穗澳三家博物馆联合举办之“南海贸易二千年展览”学术研讨会。8月，由广东韩山师范学院主办，潮州市教育局、文化局协办“饶宗颐八十回顾展”，展出32尺宽巨幅《荷花》。 1997年，宗颐创办《华学》大型学术刊物，由中山大学出版；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第一届终身成就奖；1998年获“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和“当代国学大师”荣誉；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首位荣誉院务委员会委员。 1999年，宗颐先后受聘为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名誉教授；9月，香港艺术馆举办“澄心选萃——饶宗颐的艺术展”，同时出版《澄心选萃》书画集；11月，澳门基金会主办“清凉世界——饶宗颐书画展”在澳门教科文中心举行，并出版书画集；12月，获授香港公开大学荣誉人文科学博士；担任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名誉主席。 2000年3月，宗颐受聘为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顾问、北京大学客座教授。7月，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获国家文物局、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 2001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成立，宗颐被聘为学术顾问；4月，出席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文物馆主办的“中国碑帖与书法国际研讨会”，作《泛论三国碑刻书法》主题演讲。7月，澳门市政局、澳门艺术博物馆主办“选堂雅聚——饶宗颐书画艺术展”，并出版书画集及明信片；10月，北京历史博物馆主办“古韵今情——饶宗颐书画展览”，成为该馆首次举办现代画家个人展，并致赠该馆22尺巨幅墨荷，出版《古韵今情——饶宗颐书画集》。12月，他应邀为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汉学讲座作三场上古史研究学术讲座。 2002年，宗颐编订增修20世纪的著作及论文；5月，美国哈佛大学邀请作“杨联升教授讲座”演讲；7月，香港国际创价学会主办“学艺双携——饶宗颐书画展”，出版《学艺双携》画册；2003年11月，获香港科技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正式成立、开幕。12月，他获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2004年3月，宗颐获潮州市荣誉市民称号。4月，由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与广州艺术博物馆及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广州炎黄文化研究会合办“造化心源——饶宗颐书画展暨学术座谈会”在广州举行，并出版展览图表；11月初至2005年1月底，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举办“象外环中——饶宗颐教授甲申书画创作展”，并出版书画册；12月，获澳门大学授予荣誉人文科学博士及荣誉教授。 2005年4月至5月底（香港），8月初至9月初（广州），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联合主办“岭海风韵——岭南四家与饶宗颐教授合作作品展”，并出版展览图录。9月，《饶宗颐艺术创作汇集》（12册）出版；10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展出饶宗颐捐赠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的艺术作品选萃；11月，香港大学图书馆展出饶宗颐与香港大学有关的照片、题字、书籍、艺术作品等；设于学术馆“选堂文库”的饶宗颐藏书以参考书库形式开放。 在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展出“普荷天地——饶宗颐九十华诞荷花特展”。12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展出宗颐的山水画配法国摄影师Paul Maurer的山水照片；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展出饶宗颐丙戌年的书画作品；香港中央图书馆展出饶宗颐在学术及艺术上的成就，展品包括他的学术著作、艺术作品、艺术画册、照片、手稿及相关文物；潮州饶宗颐学术馆展出他捐赠潮州饶宗颐学术馆的艺术作品；由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岭南大学、香港公开大学与香港教育学院等联合举办“学术兼修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 宗颐著有：《广东易学考》、《尚书地理辩证》、《说文古文考》、《金六平议》、《古史新证》、《西汉节义伟》、《古史辩》、《潮州丛著初稿》、《瑶山诗草》、《楚词地理考》、《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海南岛之石器》、《明器图录》、《日本所见甲骨录》、《潮瓷说略》、《人间词话平议》、《楚辞书录》、《巴黎所见甲骨录》、《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战国楚简笺证》、《楚辞与词曲音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九龙与宋季史科》、《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敦煌书谱》、《佛国集》、《词籍考》、《潮州志汇编》、《景宋本淮海居士长短句》、《白山集》、《星马华文碑刻系年》、《固庵词》、《黑湖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录》、《欧美亚所见甲骨文录存》、《唏周集》、《选堂赋语》、《黄公望及富春山居图临本》、《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选堂诗词集》、《敦煌白画》、《远东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选堂集林史林》、《云梦秦简日书研究》（与曾宪通合作）、《楚帛书》、《随县曾侯乙墓绅磐铭辞研究》（与曾宪通合作）、《固庵文录》、《甲骨文通检》（一至五）、《饶宗颐书画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词学秘笈之一——李卫公望江南》、《敦煌琵琶谱》、《近东开辞史诗》（编译）、《敦煌琵琶论文集》、《老子想尔注校证》、《文辙——文学史论集》（中国精神史研究之一）、《词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编》、《选堂书楹联初集》、《饶宗颐翰墨》、《梵学集》、《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与曾宪通合作）、《法藏敦煌书苑精华》、《饶宗颐史学论著选》、《新加坡古事纪》、《饶宗颐书画》、《澄心论萃》、《饶宗颐潮学论文集》、《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选堂书画》、《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韩文版，孙睿彻译）、《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饶宗颐五体书法》、《悉昙经传——赵宦光及其（悉昙经传）》、《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全集分14卷、共20册），《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日文版）、《古史之断代与编年》等。[1] 宗颐与妻子陈若侬（1916-2013）生育女儿饶清绮、饶清芬。[2] 2013年7月11日，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代表特区政府接收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捐赠一批艺术及学术作品，作为未来以饶宗颐教授命名的展馆的馆藏。崔世安感谢饶教授对特区艺术和学术建设的支持。[3] [1]施志咏：《饶宗颐学术年表》，载《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252-264页。 [2]《饶宗颐》，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2月15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5%92%E5%AE%97%E9%A0%A4。 [3]《国学大师饶宗颐向澳门特区捐赠珍贵作品》，载“国际线上＂网，2013年9月30日，http://gb.cri.cn/42071/2013/07/12/5892s418049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