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2月4日─1621年8月27日）8月18日，明神宗朱翊鈞病逝。28日，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為光宗。9月26日，光宗崩。10月1日，光宗長子朱由校即位，是為熹宗，翌年改元天啟。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2月4日─1621年8月27日）8月18日，明神宗朱翊鈞病逝。28日，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為光宗。9月26日，光宗崩。10月1日，光宗長子朱由校即位，是為熹宗，翌年改元天啟。張廷玉：《明史》卷21《神宗紀》。張廷玉：《明史》卷22《光宗紀》。張廷玉：《明史》卷22《熹宗紀》。

天啟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2月2日，受教區委派的亞吉烏利諾•巴爾迪諾蒂（Aguiulino Baldinodi）神父率領日本教友山田•馬里洪（ゃまだマリコ一）乘坐澳門“加斯帕爾•波爾熱斯（Gaspar Borges）”號商船離開澳門，出使東京，並調查東京王國的基督教情況。3月7日，抵達東京（河內）。東京國王對巴爾迪諾蒂的數學與天文學知識很感興趣，想將其留在身邊。但因未獲上級的指示，他仍於9月26日返回澳門。

天啟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2月2日，受教區委派的亞吉烏利諾•巴爾迪諾蒂（Aguiulino Baldinodi）神父率領日本教友山田•馬里洪（ゃまだマリコ一）乘坐澳門“加斯帕爾•波爾熱斯（Gaspar Borges）”號商船離開澳門，出使東京，並調查東京王國的基督教情況。3月7日，抵達東京（河內）。東京國王對巴爾迪諾蒂的數學與天文學知識很感興趣，想將其留在身邊。但因未獲上級的指示，他仍於9月26日返回澳門。梅迪納：《耶穌會士亞歷山大•德•羅德斯在科欽支那和東京：1591—1660》，載《文化雜誌》第45期，2002年。

崇禎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國商船到達澳門附近的麥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門區三灶一帶），當時澳門的情況十分微妙，儘管英國同葡印總督締結條約中允許英國商船來澳門，但澳門議事會考慮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因為當時澳門的繁榮全賴於葡萄牙船隊的往來貿易，因此澳門議事會堅決反對英商進入澳門參加對華貿易。故議事會採取種種方法拖延時間，阻止英國商船進入內港。英國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門總督邀請若翰•威德爾上校及隨行英國商人進入澳門。7月15日，若翰•威德爾不顧澳門葡人的阻撓，率領商船離開澳門，直奔廣州，在珠江口勘查廣州河口水道，並找到了虎門入口，還調查了珠江口明軍防禦力量。但是廣州官方聲明：英商不得在澳門貿易。22日，英國商船返回伶仃洋。29日，若翰•威德爾再次率領船隊向廣州進發。8月6日抵達珠江口，當時廣東官員要求等待上級批復，但是若翰•威德爾沒有等待中方批復就率領船隊駛進內河，向廣州挺進。8月6日，澳門選出四位助理與議事會解決如何對付澳門海岸出現的4艘英國船的問題。8月12日，中英展開炮戰。僅僅半個小時，虎門炮台陷落。英軍登陸佔領炮台，繳獲44門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漁船。8月15日，若翰•威德爾派魯賓遜、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與通事番禺人李葉榮（Pablo Noretti）一起去廣州談判通商。到達廣州後，受到廣東總兵陳謙的熱情接待，“紅夷到日，即入總府。見萬眾喧囂，即發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葉榮帶來海道副使鄭覲光和廣東總兵陳謙的一封信，稱：廣東給英國人在國內買賣任何商品的自由，並指定三處為英船的停泊所，還指定由李葉榮為經紀人，派兩三個人到廣州準備購辦貨物，並請求英國人將明方的炮和船放還。若翰•威德爾認為這樣比較滿意，立即將炮及帆船放還。8月24日，李葉榮返回廣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魯賓遜3人陪同前往。他們攜帶西班牙銀元22000八單位雷阿爾（Reais-de-oito）及兩小箱日本銀，其中10000送給官員們，其他用作投資。到廣州後，購買白糖1150擔，糖米50擔，米85擔，酒100壇，並住在華商揭邦俊家。後在琶洲處被明方捕盜船抓獲。[11]8月30日，若翰•威德爾命令船隻前移兩里，到達大虎島。[12]9月6日，若翰•威德爾接到澳門總督與議事會的書面抗議，要求英方退出中國海域。若翰•威德爾卻依仗李葉榮背後的關係表示反對。[13]當時，兩廣總督張鏡心督促廣東總兵陳謙出師浪白，9月10日，副總兵黎延慶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對英船進行攻擊，“打死夷人數名”。[14]26日，若翰•威德爾將船隊退回伶仃島。27日，船行至距離澳門4里格遠的地方。然後，船隊委員會向澳門葡萄牙人投遞了抗議書，闡述了對在果阿和澳門遭到冷遇而不滿的理由，指責澳門葡人向中國縱火船提供軍需和裝備，對扣押英人一事他們要負責。澳門葡人拒絕承認。[15]同時，張鏡心又實行“檄道廳親至澳門宣示漢法，以法繩澳，以澳驅紅，節節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廣東市舶司會同香山縣差官及駐澳提調、備倭諸官下澳，傳喚議事會理事官、通事、攬頭到議事會宣諭，要求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戎貓州弗黎廚（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攬頭呂沈西及通事劉德來廣州調停處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幾名澳門葡人前往廣州調停中英關係。18日，召開了一次會議。當時會議試圖迫使英商達成以下協議：即刻退出廣州，永不再來；對中方給予此次在此經商的特權，應先付給酬金28000雷阿爾。但是，英國商人表示反對。[19]在葡人的調停下，廣東方面將英商及其款項、貨物全部發還，並完成了他們的貿易。直到11月22日，中英雙方簽訂貿易協定：“允許（英商）自由經商，擴大貿易，長久居住，但英方每年應繳付（中國）皇帝2萬兩白銀及4門大鐵炮和50支毛瑟槍。”11月26日，英商離開廣州，回到碇泊澳門的船隊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譯為橫琴島，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為“麥子山”。葡語及英語文獻中均有出現。英語僅見於《芒迪遊記》，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為西班牙語，意即“堆”。西班牙語也有Monte，且與葡語同意。顯然，芒迪將Monte誤作Montón。有人稱芒迪懂葡語與西語，不知所據。僅此一例可知其西語水準實很低劣。否則不會將Monte與Montón混淆。葡語中，有圖示[圖載“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據圖，Monte de Trigo為今三灶島，但航海資料的文字涉及則是指三灶東側一小島。“沿著高瀾山航行，可見一圓島，然後在它的盡處又可見一更長、形成圓灣的大島。再前面是4個小島，共中之一便是稱為Monte deTrigo的又圓又高的島嶼。（Ms. Cadaval 972, f. 95v°）”這一“又圓又高的島嶼”之漢名暫缺。無論準確度還是可信度，航海資料均高於圖籍。前者成於明末，後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圖示，不很準確。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8—19頁。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門》，第51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19頁；劉鑒唐、張力主編：《中英關係系年要錄13世紀—1760》第l卷，第116—117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4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揚帆直入銃台，兵放銃堵禦，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徑入，泊回原處，打壞小料船一隻。”中英雙方記錄差異甚大。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1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李葉榮帶夷目二人進省”，又稱“帶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稱“舊澳夷通事李葉榮往諭，隨夷目二名進省投見”，又稱“紅夷頭目三名雇船一隻”，又稱“其前後羈留夷人五名內，查三名的系頭目，一名噧呾纏，一名毛直纏，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則無名可查”。噧呾纏，應即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應為蒙特尼之弟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纏則應為魯賓遜的譯名。可知，他們三人應是分兩次進入廣州的。[10]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3《參鎮壓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2]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4]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5]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24頁。[16]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1《報鎮將驅逐紅夷疏》。[17]此處理事官葡文名字據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來，但與“戎貓州弗黎廚”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9]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20]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2月5日－1694年1月24日）9月26日，澳門議事會決定每月向外科醫生安東尼奧•施利華（António da Silva）的妻子支付三個葡印金幣。安東尼奧•施利華由康熙皇帝派來的官吏帶到皇宮接替在歐洲人當中成長起來的中國人巴蒂斯塔•利馬。[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65頁；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ⅩⅦ, p.150.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2月5日－1694年1月24日）9月26日，澳門議事會決定每月向外科醫生安東尼奧•施利華（António da Silva）的妻子支付三個葡印金幣。安東尼奧•施利華由康熙皇帝派來的官吏帶到皇宮接替在歐洲人當中成長起來的中國人巴蒂斯塔•利馬。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65頁；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150.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2月8日－1721年1月27日）9月23日，教宗使節嘉樂乘“天使女王”號大船抵達澳門外港。隨行西洋人共24人，其中畫家2名，做自鳴鐘、時辰表者1名，知天文度數者1名，彈琴者2名，內科1名，外科1名，製藥料的1名。26日，澳門政府派代表迎宗主教進城。嘉樂宗主教下船後受到了主教先生、總督、市民和其他居民的隆重歡迎，歡迎人群和總督一起前往他下船的大碼頭迎接。27日，耶穌會會長穆德我和一些曾受鐸羅主教“棄絕”重罰的傳教士先後來見，請求赦免，嘉樂宗主教一概予以赦免。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2月8日－1721年1月27日）9月23日，教宗使節嘉樂乘“天使女王”號大船抵達澳門外港。隨行西洋人共24人，其中畫家2名，做自鳴鐘、時辰表者1名，知天文度數者1名，彈琴者2名，內科1名，外科1名，製藥料的1名。26日，澳門政府派代表迎宗主教進城。嘉樂宗主教下船後受到了主教先生、總督、市民和其他居民的隆重歡迎，歡迎人群和總督一起前往他下船的大碼頭迎接。27日，耶穌會會長穆德我和一些曾受鐸羅主教“棄絕”重罰的傳教士先後來見，請求赦免，嘉樂宗主教一概予以赦免。《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兩廣總督楊琳等奏報西洋教化王使臣嘉樂及其隨行人員到澳門情形折》，第129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兩廣總督楊琳等奏報到有西洋人三名及年內澳門港進出西洋船隻數目折》，第128頁；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第145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02頁。

乾隆十一年（1746年1月22日－1747年2月8日）9月26日，香山知縣權澳門同知事張汝霖奉乾隆諭旨，密訪澳門天主教事，並下令如有以天主教引誘男婦聚眾誦經者，立即查拿，分別首從，按法懲治。[1] [1]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上《官守篇》；暴煜：《（乾隆）香山縣誌》卷8《濠鏡澳》。

乾隆十一年（1746年1月22日－1747年2月8日）9月26日，香山知縣澳門同知事張汝霖奉乾隆諭旨，密訪澳門天主教事，並下令如有以天主教引誘男婦聚眾誦經者，立即查拿，分別首從，按法懲治。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上《官守篇》；暴煜：《（乾隆）香山縣誌》卷8《濠鏡澳》。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1月30日─1768年2月17日)9月26日，署澳門同知林某為嗹國(丹麥)商人開吧等上省貿易事下理事官諭，要求查明他們係搭第幾號澳船到澳，以便給發牌照。因為嗹國夷商味氏噶稱：伊夥伴開吧、燕那氏二名、小廝二名，因船開行，未及同伊國士吻船來廣。茲搭澳船到澳，欲上省辦理貿易事宜，特申請牌照。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1月30日─1768年2月17日)9月26日，署澳門同知林某為嗹國(丹麥)商人開吧等上省貿易事下理事官諭，要求查明他們係搭第幾號澳船到澳，以便給發牌照。因為嗹國夷商味氏噶稱：伊夥伴開吧、燕那氏二名、小廝二名，因船開行，未及同伊國士吻船來廣。茲搭澳船到澳，欲上省辦理貿易事宜，特申請牌照。《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下冊《署澳門同知林為嗹國商人開吧等上省貿易事下理事官諭》，第678—679頁。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2月3日─1792年1月23日)9月12日，澳門中國海關官員報告，一艘來自馬尼拉的西班牙船停泊在十字門外，並不進澳門，但卻將船內所載米石用小艇逐日轉駁運進夷樓。澳關委員蕭聲遠下令澳門理事官馮塞卡•坎波斯稱，凡有船來澳，一 律報明進口，不得停在十字門外私自起貯。各商民亦不得遠赴洋面私向夷船售買。26日，澳關委員蕭聲遠飭令議事會理事官刻日押令該小呂宋船，速即進口報明，丈量輸鈔。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2月3日─1792年1月23日)9月12日，澳門中國海關官員報告，一艘來自馬尼拉的西班牙船停泊在十字門外，並不進澳門，但卻將船內所載米石用小艇逐日轉駁運進夷樓。澳關委員蕭聲遠下令澳門理事官馮塞卡•坎波斯稱，凡有船來澳，一 律報明進口，不得停在十字門外私自起貯。各商民亦不得遠赴洋面私向夷船售買。26日，澳關委員蕭聲遠飭令議事會理事官刻日押令該小呂宋船，速即進口報明，丈量輸鈔。《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下冊《澳關委員蕭聲遠為押令小呂宋米船進口報明丈輸事下理事官諭》，第654─655頁。

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9月26日，被逮捕的巴波沙中校在“火神”號巡洋艦上發表致議事會的申訴書，其中稱：我是一貫反對三權集中的政權形式的，但在我執政期間，我還是這樣做了，這並不是我的意願，我曾三次公開提出辭職，只是應公眾的要求才留任。我承認現在的政府是合法的，並希望現任政府能給予我為自己辯護的機會。《中國之蜂》針對巴波沙的申訴書發表文章進行抨擊稱：巴波沙把由他所為且被各派人士認定的錯誤、罪行歸咎於澳門人民，令人無法忍受。這是一個卑鄙的陰謀。因為他深知，在當時異常困難、險要的政治環境里，在政府處於混亂狀態的情況下，他的辭呈不可能被接受。巴波沙被描述成“叛徒”、“野心家”和“熱衷於黨派活動的首領”。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9月26日，被逮捕的巴波沙中校在“火神”號巡洋艦上發表致議事會的申訴書，其中稱：我是一貫反對三權集中的政權形式的，但在我執政期間，我還是這樣做了，這並不是我的意願，我曾三次公開提出辭職，只是應公眾的要求才留任。我承認現在的政府是合法的，並希望現任政府能給予我為自己辯護的機會。《中國之蜂》針對巴波沙的申訴書發表文章進行抨擊稱：巴波沙把由他所為且被各派人士認定的錯誤、罪行歸咎於澳門人民，令人無法忍受。這是一個卑鄙的陰謀。因為他深知，在當時異常困難、險要的政治環境里，在政府處於混亂狀態的情況下，他的辭呈不可能被接受。巴波沙被描述成“叛徒”、“野心家”和“熱衷於黨派活動的首領”。A Abelha da China No.54，4 de Outubro de 1823.

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9月19—26日，河南唐縣人陳保祿（Paul Tch'en）、江西龍泉人羅清漢（Florian Lo）、河南南陽人靳天西（Jean-Baptiste Kin）、河南確山人白若翰（Jean Pé）、湖北鄖陽人艾彼得（Pedro Ngai）及艾彼得的兄弟Mathias Ngai等6人入澳門聖若瑟修院學習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9月19—26日，河南唐縣人陳保祿（Paul Tch'en）、江西龍泉人羅清漢（Florian Lo）、河南南陽人靳天西（Jean-Baptiste Kin）、河南確山人白若翰（Jean Pé）、湖北鄖陽人艾彼得（Pedro Ngai）及艾彼得的兄弟Mathias Ngai等6人入澳門聖若瑟修院學習方立中：《1697—1935年在華遣使會士列傳》，第566—567頁。

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9月16日，律勞卑在黃埔染病。19日，廣州舉行由官府、當地商人和英國商人參加的會議，與會者一致贊同請律勞卑離開黃埔，恢複外國在華貿易。21日，律勞卑乘坐一艘由廣東秘密提供的船隻離開廣州。同時，英國軍艦也接到了撤離珠江口的命令。26日，律勞卑抵達澳門。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9月16日，律勞卑在黃埔染病。19日，廣州舉行由官府、當地商人和英國商人參加的會議，與會者一致贊同請律勞卑離開黃埔，恢複外國在華貿易。21日，律勞卑乘坐一艘由廣東秘密提供的船隻離開廣州。同時，英國軍艦也接到了撤離珠江口的命令。26日，律勞卑抵達澳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56—58頁；Chinese Repository, Vol.3, No.8, pp.346—351.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9月26日，澳門管理華人事務官朱里奧．巴斯托（Júlio Ferreira Pinto Basto）致函香山縣令，稱澳門政府擬派兵船和士兵攻打大橫琴島（Montanha），以消滅盤踞在那裡時常侵擾過往船隻的海盜。鑒於島嶼很大，需要很多兵力來完成包圍，故澳門方面請求香山縣令派出中國兵丁增援。[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89頁。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9月26日，澳門管理華人事務官朱里奧．巴斯托（Júlio Ferreira Pinto Basto）致函香山縣令，稱澳門政府擬派兵船和士兵攻打大橫琴島（Montanha），以消滅盤踞在那裡時常侵擾過往船隻的海盜。鑒於島嶼很大，需要很多兵力來完成包圍，故澳門方面請求香山縣令派出中國兵丁增援。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89頁。

光緒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5月18日，隨著闈姓在廣州和澳門等地的發展，其規模和影響也越來越大。澳門闈姓到了第三屆，已出現了一個小高潮。在第四屆澳門闈姓未出投之前，就已經風聞今年澳門政府“可得洋45萬元，觀此情形，是賭風竟日熾一日也”[1]。5月18日，澳門公物會將澳門、氹仔、過路灣闈姓出投。華人馮成、何德昌[2]（Hotachiong）以現銀401000元，取得三年的承充期。擔保人先拿．飛南第。自西紀本年9月27日至1881年9月26日。[3] [1]《申報》1878年5月18日《賭風大熾》。 [2]何德昌，又名何堯階。澳門近代著名華商。1878年和1881年闈姓承充人，一直有經營闈姓子廠的紀錄（澳門兆三元闈姓廠，見《澳門政府憲報》1895年2月16日第7號），生卒不詳。子何壽田，又名何福齡，亦是後期著名華商。 [3]AH/F/422, MIC: A0586, p. 95, 澳門歷史檔案館；AH/F/431, MIC: A0588, p. 75, 澳門歷史檔案館。

光緒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5月18日，隨著闈姓在廣州和澳門等地的發展，其規模和影響也越來越大。澳門闈姓到了第三屆，已出現了一個小高潮。在第四屆澳門闈姓未出投之前，就已經風聞今年澳門政府“可得洋45萬元，觀此情形，是賭風竟日熾一日也”。5月18日，澳門公物會將澳門、氹仔、過路灣闈姓出投。華人馮成、何德昌（Hotachiong）以現銀401000元，取得三年的承充期。擔保人先拿．飛南第。自西紀本年9月27日至1881年9月26日。《申報》1878年5月18日《賭風大熾》。何德昌，又名何堯階。澳門近代著名華商。1878年和1881年闈姓承充人，一直有經營闈姓子廠的紀錄（澳門兆三元闈姓廠，見《澳門政府憲報》1895年2月16日第7號），生卒不詳。子何壽田，又名何福齡，亦是後期著名華商。AH/F/422, MIC: A0586, p. 95, 澳門歷史檔案館；AH/F/431, MIC: A0588, p. 75, 澳門歷史檔案館。

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9月26日，澳門華人創立“生利公司”，設於大鵬巷。該公司作為友人聯誼之所，看報紙、聽歌、唱戲及宴飲，並例准之賭博，如：紙牌、骨牌、擲狀元籌、捉象棋、逗蟋蟀，但不能開番攤及設團轉盤。生利公司本銀共1000兩，分開50股，每股20兩。[1] [1]《澳門政府憲報》1881年10月1日第40號。

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9月26日，澳門華人創立“生利公司”，設於大鵬巷。該公司作為友人聯誼之所，看報紙、聽歌、唱戲及宴飲，並例准之賭博，如：紙牌、骨牌、擲狀元籌、捉象棋、逗蟋蟀，但不能開番攤及設團轉盤。生利公司本銀共1000兩，分開50股，每股20兩。《澳門政府憲報》1881年10月1日第40號。

光緒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26日，澳門公會公同會議，批准議事公局出示嚴禁：（1）規定每夜自11時起至翌早7時，嚴禁燒放煙花起火爆竹等件。本澳華人廟6所，即媽閣廟、康公廟、沙梨頭廟、新橋廟、望廈廟、蓮峰廟，該6廟不在禁內，無論日夜，不拘時候，均可燒放煙花起火爆竹等。如遇華人過新年，於除夕、初一、初二，該三晚不在禁內，並西人歲暮除夕，亦不在禁內。如華人所居之地或有戲院，或有戲棚演戲時候，均可准其燒煙花爆竹等物。（2）如華人或有時演木頭戲，仍准其演，但於城內演木頭戲，只限至晚上12時停止。（3）華人無論何屋，或有人身故，自夜11時至翌早7時，亦不准搖鐘擊鼓、打鑼奏樂、誦經喧天等禮，以致擾害鄰里，均亦嚴禁。[1]至1884年1月28日，又加多兩廟，亦一體不在禁內：一廟在大街，一廟在下環街之皇家新街。自華正月初三至二十五日，各店鋪行商由晨早5時起至晚夜12時止，准華人燒放爆竹。如有酬神建醮教內各事，並娶親等事，倘先有稟上議事公局求情，方准自早5時至夜12時燒放爆竹，惟要先於24小時之前稟准領照，即將該照轉呈巡捕統領查閱畫押方可，但所准只一夜。[2] [1]《澳門政府憲報》1883年10月20日第42號。 [2]《澳門政府憲報》1884年1月28日第4號。

光緒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26日，澳門公會公同會議，批准議事公局《管理東洋車條例》，幷定其價錢。其中規定澳門開擺東洋車須領牌，規銀1大元，幷領取號數。車夫要將車內外洗掃潔淨。晚上每車必須燃燈一盞，懸於車上，方准往來。無論何人雇車，均要承雇裝運，其價即照價錢册給發。如果見該人 客醉酒，方得推却。如街上有兩車彼來此往，必須彼此均在右便不至相撞。另澳門賃東洋車價錢：每1小時價銀3分6；在城內行一次，不過1小時者，亦價銀3分6；在城外游行馬路，1小時價銀7分2；過每半小時加銀3分6。如兩個人坐車1輛，其價與車夫商允。

光緒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26日，澳門公會公同會議，批准議事公局《管理東洋車條例》，幷定其價錢。其中規定澳門開擺東洋車須領牌，規銀1大元，幷領取號數。車夫要將車內外洗掃潔淨。晚上每車必須燃燈一盞，懸於車上，方准往來。無論何人雇車，均要承雇裝運，其價即照價錢册給發。如果見該人 客醉酒，方得推却。如街上有兩車彼來此往，必須彼此均在右便不至相撞。另澳門賃東洋車價錢：每1小時價銀3分6；在城內行一次，不過1小時者，亦價銀3分6；在城外游行馬路，1小時價銀7分2；過每半小時加銀3分6。如兩個人坐車1輛，其價與車夫商允。《澳門政府憲報》1883年10月20日第42號。

光緒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26日，澳門公會公同會議，批准議事公局出示嚴禁：（1）規定每夜自11時起至翌早7時，嚴禁燒放煙花起火爆竹等件。本澳華人廟6所，即媽閣廟、康公廟、沙梨頭廟、新橋廟、望廈廟、蓮峰廟，該6廟不在禁內，無論日夜，不拘時候，均可燒放煙花起火爆竹等。如遇華人過新年，於除夕、初一、初二，該三晚不在禁內，並西人歲暮除夕，亦不在禁內。如華人所居之地或有戲院，或有戲棚演戲時候，均可准其燒煙花爆竹等物。（2）如華人或有時演木頭戲，仍准其演，但於城內演木頭戲，只限至晚上12時停止。（3）華人無論何屋，或有人身故，自夜11時至翌早7時，亦不准搖鐘擊鼓、打鑼奏樂、誦經喧天等禮，以致擾害鄰里，均亦嚴禁。至1884年1月28日，又加多兩廟，亦一體不在禁內：一廟在大街，一廟在下環街之皇家新街。自華正月初三至二十五日，各店鋪行商由晨早5時起至晚夜12時止，准華人燒放爆竹。如有酬神建醮教內各事，並娶親等事，倘先有稟上議事公局求情，方准自早5時至夜12時燒放爆竹，惟要先於24小時之前稟准領照，即將該照轉呈巡捕統領查閱畫押方可，但所准只一夜。《澳門政府憲報》1883年10月20日第42號。《澳門政府憲報》1884年1月28日第4號。

光緒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9月26日，澳門紳商盧焯之（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曹子基等人為孫逸仙醫生在《鏡海叢報》上刊登“春滿鏡湖”的行醫廣告；稱譽孫逸仙為“大國手”，“我華人而業西醫者”，並稱其“學識精明，向從英美名師游，洞窺秘奧，現在鏡湖醫院贈醫數月，甚著功效”。極力鼓吹孫逸仙之醫術。

光緒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9月26日，澳門紳商盧焯之（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曹子基等人為孫逸仙醫生在《鏡海叢報》上刊登“春滿鏡湖”的行醫廣告；稱譽孫逸仙為“大國手”，“我華人而業西醫者”，並稱其“學識精明，向從英美名師游，洞窺秘奧，現在鏡湖醫院贈醫數月，甚著功效”。極力鼓吹孫逸仙之醫術。《鏡海叢報》1893年9月26日《春滿鏡湖》。

葡籍醫生見孫中山先生醫術高超，在澳門行醫數月求醫者日眾，不但華人信仰，甚至葡人及外僑亦多延請孫醫生診治，因此葡國醫生大為忌嫉，極力排擠。因葡人法例，凡行醫於葡境內者必須持有葡國醫學文憑，他們以在澳門行醫須有葡萄牙醫學文憑為藉口，始則禁止他為葡萄牙人治病，繼而不許各藥房為他處方配藥。按孫先生回憶錄的話，使他“猝遭頓挫”。孫中山先生離開澳門及鏡湖醫院的原因，應以孫中山先生的話為準。此事在孫先生自傳中有如下記述：“設醫館於澳門，為葡醫所忌，遂遷廣州。”孫先生在其《倫敦被難記》中有更詳細的說明：“予既任事於醫局，求治者頗眾，而尤以外科為繁。然亞東閉塞，甫見開通。而歐西之妒燄，已起而相迫。蓋葡人定律，凡行醫於葡境內者，必須持有葡國文憑。澳門葡醫以此相為難，始則禁阻予不得為葡人治病，繼則飭令藥房見有他國醫生所定藥方，不得為之配合。因此予之醫業，進行猝遭頓挫。雖極力運動，終歸無效。但予赴澳時，初不料其如是，資本損失不少，乃即遷至廣州。”另一資料也佐證孫先生離澳原因：28年後，即1921年4月7日在廣州舉行的國會參眾兩院非常會議上，孫中山先生當選大總統。澳門政府對此非常關注，一份澳督內部備忘錄記載澳葡政府的對策，其中提及1893年孫中山先生離開澳門的原因：“許多年前，澳門政府在來自歐洲醫生的壓力下，決定禁止他在澳門執業行醫。”1893年9月26日（光緒十九年八月十六日）《鏡海叢報》刊登“聲明告白”，孫中山先生晉省有事。說明孫醫生約於1893年9月26日以後，離開澳門前往廣州開設東西藥局。但在該日及10月7日復登“春滿鏡湖”告白，詳列孫醫生在鏡湖、孫醫館、中西藥局三處應診的時間及收費標準等細節，顯示孫先生赴穗後，可能仍有時回澳應診。以往的歷史資料認為孫中山先生在澳門及鏡湖行醫約為3-4個月。但據1893年9月連續在《鏡海叢報》刊登的廣告顯示，孫中山先生在澳門及鏡湖行醫有近一年時間。

《知新報》第三十二期刊登《論中國之衰由於士氣不振》、《整頓福建船廠議》、《飯牛者説》、《照相新法》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使用。《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3月24日，澳門政府再次出示嚴禁運米出口。因粵東地方所植禾稻情勢恐下造難望豐收，兩廣總督再次示禁運米出口，並飭設立倉廠貯積米穀，以備賑濟。澳門業戶、富商二百餘人聯名稟呈澳內貧黎困苦情狀，懇請保全8萬生靈口食，俾免再受重累。查澳內每日食米約500擔，若仍聽金山等處米商載運出口，不日即行告罄。現澳門米價暴漲，即至粗糲亦較平時貴至兩倍，民食艱辛，自不待言。澳督遂出示稱：自後無論由何處載來各等米穀，概行嚴禁由澳轉運出口，俟時勢遷轉，再行弛禁。4月1日，澳門政府又將所有麵粉、糠秕及以米製造之各物，亦一律禁止出口。後直至9月26日方予以弛禁。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3月24日，澳門政府再次出示嚴禁運米出口。因粵東地方所植禾稻情勢恐下造難望豐收，兩廣總督再次示禁運米出口，並飭設立倉廠貯積米穀，以備賑濟。澳門業戶、富商二百餘人聯名稟呈澳內貧黎困苦情狀，懇請保全8萬生靈口食，俾免再受重累。查澳內每日食米約500擔，若仍聽金山等處米商載運出口，不日即行告罄。現澳門米價暴漲，即至粗糲亦較平時貴至兩倍，民食艱辛，自不待言。澳督遂出示稱：自後無論由何處載來各等米穀，概行嚴禁由澳轉運出口，俟時勢遷轉，再行弛禁。4月1日，澳門政府又將所有麵粉、糠秕及以米製造之各物，亦一律禁止出口。後直至9月26日方予以弛禁。《澳門政府憲報》1898年3月26日第13號。《澳門政府憲報》1898年4月2日第14號。《澳門政府憲報》1898年9月24日第39號。

《知新報》第六十六期刊登《華京辦理銀行鐵路述聞》、《土匪倡亂彙紀》、《逃犯轟毀火藥局》、《墨西哥土人稱亂》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使用。《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被推許為“華南地區保存最好、最具工業文物遺跡意義”的氹仔益隆炮竹廠，由東主鄧璧堂於1925年6月17日向政府申請開設炮竹廠，同年9月26日《澳門憲報》第三十九號刊登批准鄧璧堂創設益隆炮竹廠為期一年。出生於清光緒初年的鄧璧堂是廣東南海九江人，早於清末民初在佛山、南海鹽步設有廣隆、均益及益隆等各號，經營炮竹生意，到1925年獲澳門政府發出炮竹牌照後，開始逐步將國內炮竹生意轉移至澳、氹、隨之大事擴充。

被推許為“華南地區保存最好、最具工業文物遺跡意義”的氹仔益隆炮竹廠，由東主鄧璧堂於1925年6月17日向政府申請開設炮竹廠，同年9月26日《澳門憲報》第三十九號刊登批准鄧璧堂創設益隆炮竹廠為期一年。出生於清光緒初年的鄧璧堂是廣東南海九江人，早於清末民初在佛山、南海鹽步設有廣隆、均益及益隆等各號，經營炮竹生意，到1925年獲澳門政府發出炮竹牌照後，開始逐步將國內炮竹生意轉移至澳、氹、隨之大事擴充。

民國十九年 (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9月26日，澳門財政總局在本局大堂內將澳門、氹仔、路環開收簽鋪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4年為期，即自1931年1月1日起至1934年12月31日止，並列13項章程。

民國十九年 (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9月26日，澳門財政總局在本局大堂內將澳門、氹仔、路環開收簽鋪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4年為期，即自1931年1月1日起至1934年12月31日止，並列13項章程。《澳門政府憲報》1930年第19號，第374頁；第35號，第684頁。

民國三十年（1941年）九月二十六日值理會第二十六次常會議案錄，鏡湖醫院認領美麥十噸回澳施濟一案，有關由港運澳費用由鏡湖醫院付與，美麥由同善堂代為煮粥施賑、柴炭費由鏡湖醫院值理負擔。

徐悲鴻，生於江蘇宜興屺亭橋（今江蘇省宜興市屺亭橋鎮）。中國現代美術事業的奠基者、傑出畫家和美術教育家。[1] 祖父是鎮上裁縫，兼種田地。父親，字達章，是自學成才的畫家，除經營瓜田外，兼教私塾；善繪人物、走獸，兼長翎毛、花卉。悲鴻自幼隨父徐達章學習詩文書畫，臨摹吳友如的界畫人物等。[2]1912年，悲鴻在宜興女子初級師範等學校任圖畫教員；1916年進入上海復旦大學法文系學習，半工半讀，並自修素描。1917年，他留學日本學習美術；1919年，赴法國留學，考入巴黎國立美術學校學習油畫、素描，並遊歷西歐諸國，觀摩研究西方美術。 1924年，悲鴻在油畫上進入成熟境界，創作《自畫像》、《老人像》及素描人體等油畫。 1925年，除一系列人體習作外，他創作油畫《簫聲》、《蜜月》、《遠聞》、《悵望》、《撫貓人像》，尤以《簫聲》和《遠聞》最受讚揚，《悵望》被達仰摯友收購。同年，悲鴻見到巴黎一間畫店陳列達仰油畫《奧菲麗婭》，流連忘返，欲購無款。 適值新加坡華僑黃孟圭在巴黎倦遊思歸，見到悲鴻的困境，勸他前往新加坡賣畫。悲鴻接受建議，獨自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經黃孟圭介紹，悲鴻認識華僑鉅賈陳嘉庚，為他畫一幅油畫像，陳嘉庚以2500元現洋贈給悲鴻。悲鴻得此款即匯往巴黎，購下《奧菲麗婭》。他又為陳嘉庚畫《馬克思與托爾斯泰》一幅，贈其所辦的廈門大學。 逗留期間，悲鴻為華僑畫了些肖像，獲得鉅款，足以在巴黎生活幾年。同年秋，他想念祖國，從新加坡回到上海。遇到田漢，田漢為悲鴻舉行“消寒會”，將他介紹給在上海的郭沫若和其他文藝界進步人士。悲鴻為康有為、黃震之畫油畫肖像。1926年春，悲鴻返回巴黎。夏天，他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臨摹約爾丹的《豐盛》、普呂東的《正義與復仇女神追趕兇手》等。10月返法國，作油畫《睡》及中國畫、素描人體等。[2] 1927年，悲鴻回國，擔任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導師，並兼職於孔德學院，歷任上海南國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1933年起，他先後在法國、比利時、意大利、英國、德國、蘇聯舉辦中國美術展覽和個人畫展。 抗日戰爭爆發後，悲鴻在香港、新加坡、印度舉辦義賣畫展，宣傳支援抗日。後來，重返中央大學藝術系任教。[1]創作油畫《青城山風景》、《讀》、《徐悲鴻夫人像》及國畫《鴝鵒》、《山鬼》、《孔子講學》、《梅花通景》、素描《畫家夫人》等作品。 1944年，悲鴻患上高血壓和慢性腎炎，住醫院近半年，創作銳減，僅作些國畫。1945年，他大病未癒，堅持任教於中大藝術系。年初，國民黨反動派鎮壓民主運動，文化界以郭沫若為首掀起爭取民主的簽名運動，呼籲取消特務組織，廢除國民黨一黨獨裁，成立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民主聯合政府。悲鴻在《文化界對時局進言》上簽名，受國民黨特務多次威脅，收到三封恐嚇信，都被他撕碎，堅持不撤銷自己的簽名。 1946年，抗戰勝利後，悲鴻應聘任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團結一批有教學能力的教師，建立較為完整的教學體系，從事教學改革。赴北平途中，經上海時，他見到周恩來、郭沫若等同志，得到周恩來的勉勵。北平進步的美術工作者發起組織美術家協會，推選悲鴻為會長，期間，他創作國畫《奔馬》、《各得其所》、《鷹》等。 1947年10月15日，悲鴻舉行記者招待會，闡明教育與藝術的主張，當時著有《新國畫建立之步驟》、《當前中國之藝術問題》，批駁受國民黨控制的北平市美術協會對他的攻擊和誣衊。他們印發所謂“徐悲鴻摧殘國畫”的傳單，到處張貼。 悲鴻向各報記者發表書面談話，闡述自己的國畫主張，即“吸取古代藝術之精華，剔除其糟粕”，而“師法造化”是古代畫家的創造精神。國共談判破裂，國民黨組織“戰亂委員會”，企圖拉悲鴻參加，被他拒絕。他又拒絕國民黨委派他出國參加在印度舉行的“泛亞洲會議”作油畫《徐悲鴻夫人像》及一些國畫。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悲鴻拒乘國民黨飛機離北平去南京。12月7日，他與吳作人、李樺、艾中信、董希文、馮法祀等成立“一二‧七”藝術學會，準備迎接解放。他創作國畫《天馬行空》等，常有題款“山河百戰歸民主，剷除崎嶇大道平”、“百載沉屙終自起，首之瞻處即光明”等。 1949年4月，悲鴻出席在布拉格舉行的保衛世界和平大會。7月，他出席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當選為全國文聯常務委員，並被推選為全國政協代表和北京市人民政協委員；同月，當選為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主席。9月，他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2月，政務院任命為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並任中蘇友協理事；創作油畫《慰勞》及一些新國畫等。 1950年4月1日，悲鴻擔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9至10月，在全國戰鬥英雄、勞動模範代表大會上，他為英模代表作油畫、素描肖像多幅，構思創作《毛主席在人民中》；出席北京市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著有《剪紙藝術家陳志農先生》。 1951年，悲鴻抱病前往山東“整沭導沂”水利工程工地生活兩個月，創作多幅民工、勞模肖像；構思創作《魯迅與瞿秋白》。 7月，悲鴻患上腦溢血症，半身癱瘓。他仍創作國畫《奔馬》、《雄雞》及一些勞模肖像素描等；撰文《我對於敦煌藝術之看法》。 1952年，悲鴻臥病。秋後，逐步好轉，1953年初，病情好轉，扶病指導教學。這一年上半年，他畫了兩幅極有歷史意義的《奔馬》，一幅是獻給毛澤東主席的，題“百載沉屙終自起，首之瞻處即光明”，表達了他對共產黨的熱愛之情。另一幅《奔馬》題有“山河百戰歸民主，鏟盡崎嶇大道平”，這是畫家對新中國的正確理解，也是他畢生追求的理想。 9月23日，悲鴻出席第二次文代會，擔任執行主席。當晚，他腦溢血復發，26日晨逝世，年僅58歲。 9月28日，文代會為徐悲鴻舉行公祭，其遺體安葬於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央美術學院於12月11日舉行徐悲鴻先生紀念會，12日舉辦“徐悲鴻遺作展覽會”。[2] 1915年，徐悲鴻在上海結識高劍父兄弟。他真正與澳門結緣，卻是因為與中華書局南中國業務負責人鄭子健、鄭子展交往的緣故。1938年，徐悲鴻應邀前往印度講學，同年秋到達澳門，目的是為了尋找清靜的地方作畫。另外，他將兩箱珍貴的書畫寄存在中華書局澳門支局。徐悲鴻在鄭氏兄弟在澳門沙嘉都喇賈罷麗街37號房子中住了一個多月，此宅院設有畫室供徐悲鴻使用。徐悲鴻在一張《無題》的畫馬立軸上題下長跋，敘述居住期間生活趣事。他給鄭氏的子侄鄭國璋繪速寫，僅以毛筆聊聊數筆，勾勒了出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 徐悲鴻在澳門期間，創作了不少繪畫作品，與高劍父相聚，在高劍父下塌的普濟禪院，今日仍藏有徐悲鴻的水墨畫《灕江春水》。[1] 2000年6月16日下午，“徐悲鴻藝術回顧展”在澳門旅遊活動中心開幕。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澳門特區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等出席了開幕式。 北京徐悲鴻紀念館和澳門特區文化局聯合主辦這個展覽，展出徐悲鴻具有代表性的珍貴油畫、國畫、素描等畫作71幅，其中九幅為國家一級文物。這些創作於20世紀20至50年代的作品，與徐悲鴻生平圖片同時展出，對這位舉世聞名的中國繪畫大師藝術生涯的一次全面回顧。這次展覽持續至7月30日，展覽期間，並舉辦“徐悲鴻的藝術歷程及對中國畫壇的影響”專題講座。[3] [1]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11月1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2]戈巴：《徐悲鴻PK徐志摩》，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0，第8-17頁。 [3]《徐悲鴻藝術回顧展在澳門開幕》，載“人民網＂，2005年8月11日，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6/492/20000616/107165.html。

徐悲鴻，生於江蘇宜興屺亭橋（今江蘇省宜興市屺亭橋鎮）。中國現代美術事業的奠基者、傑出畫家和美術教育家。[1] 祖父是鎮上裁縫，兼種田地。父親，字達章，是自學成才的畫家，除經營瓜田外，兼教私塾；善繪人物、走獸，兼長翎毛、花卉。悲鴻自幼隨父徐達章學習詩文書畫，臨摹吳友如的界畫人物等。[2]1912年，悲鴻在宜興女子初級師範等學校任圖畫教員；1916年進入上海復旦大學法文系學習，半工半讀，並自修素描。1917年，他留學日本學習美術；1919年，赴法國留學，考入巴黎國立美術學校學習油畫、素描，並遊歷西歐諸國，觀摩研究西方美術。 1924年，悲鴻在油畫上進入成熟境界，創作《自畫像》、《老人像》及素描人體等油畫。 1925年，除一系列人體習作外，他創作油畫《簫聲》、《蜜月》、《遠聞》、《悵望》、《撫貓人像》，尤以《簫聲》和《遠聞》最受讚揚，《悵望》被達仰摯友收購。同年，悲鴻見到巴黎一間畫店陳列達仰油畫《奧菲麗婭》，流連忘返，欲購無款。 適值新加坡華僑黃孟圭在巴黎倦遊思歸，見到悲鴻的困境，勸他前往新加坡賣畫。悲鴻接受建議，獨自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經黃孟圭介紹，悲鴻認識華僑鉅賈陳嘉庚，為他畫一幅油畫像，陳嘉庚以2500元現洋贈給悲鴻。悲鴻得此款即匯往巴黎，購下《奧菲麗婭》。他又為陳嘉庚畫《馬克思與托爾斯泰》一幅，贈其所辦的廈門大學。逗留期間，悲鴻為華僑畫了些肖像，獲得鉅款，足以在巴黎生活幾年。同年秋，他想念祖國，從新加坡回到上海。遇到田漢，田漢為悲鴻舉行“消寒會”，將他介紹給在上海的郭沫若和其他文藝界進步人士。悲鴻為康有為、黃震之畫油畫肖像。1926年春，悲鴻返回巴黎。夏天，他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臨摹約爾丹的《豐盛》、普呂東的《正義與復仇女神追趕兇手》等。10月返法國，作油畫《睡》及中國畫、素描人體等。[2] 1927年，悲鴻回國，擔任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導師，並兼職於孔德學院，歷任上海南國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1933年起，他先後在法國、比利時、意大利、英國、德國、蘇聯舉辦中國美術展覽和個人畫展。 抗日戰爭爆發後，悲鴻在香港、新加坡、印度舉辦義賣畫展，宣傳支援抗日。後來，重返中央大學藝術系任教。[1]創作油畫《青城山風景》、《讀》、《徐悲鴻夫人像》及國畫《鴝鵒》、《山鬼》、《孔子講學》、《梅花通景》、素描《畫家夫人》等作品。 1944年，悲鴻患上高血壓和慢性腎炎，住醫院近半年，創作銳減，僅作些國畫。1945年，他大病未癒，堅持任教於中大藝術系。年初，國民黨反動派鎮壓民主運動，文化界以郭沫若為首掀起爭取民主的簽名運動，呼籲取消特務組織，廢除國民黨一黨獨裁，成立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民主聯合政府。悲鴻在《文化界對時局進言》上簽名，受國民黨特務多次威脅，收到三封恐嚇信，都被他撕碎，堅持不撤銷自己的簽名。 1946年，抗戰勝利後，悲鴻應聘任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團結一批有教學能力的教師，建立較為完整的教學體系，從事教學改革。赴北平途中，經上海時，他見到周恩來、郭沫若等同志，得到周恩來的勉勵。北平進步的美術工作者發起組織美術家協會，推選悲鴻為會長，期間，他創作國畫《奔馬》、《各得其所》、《鷹》等。 1947年10月15日，悲鴻舉行記者招待會，闡明教育與藝術的主張，當時著有《新國畫建立之步驟》、《當前中國之藝術問題》，批駁受國民黨控制的北平市美術協會對他的攻擊和誣衊。他們印發所謂“徐悲鴻摧殘國畫”的傳單，到處張貼。悲鴻向各報記者發表書面談話，闡述自己的國畫主張，即“吸取古代藝術之精華，剔除其糟粕”，而“師法造化”是古代畫家的創造精神。國共談判破裂，國民黨組織“戰亂委員會”，企圖拉悲鴻參加，被他拒絕。他又拒絕國民黨委派他出國參加在印度舉行的“泛亞洲會議”作油畫《徐悲鴻夫人像》及一些國畫。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悲鴻拒乘國民黨飛機離北平去南京。12月7日，他與吳作人、李樺、艾中信、董希文、馮法祀等成立“一二‧七”藝術學會，準備迎接解放。他創作國畫《天馬行空》等，常有題款“山河百戰歸民主，剷除崎嶇大道平”、“百載沉屙終自起，首之瞻處即光明”等。 1949年4月，悲鴻出席在布拉格舉行的保衛世界和平大會。7月，他出席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當選為全國文聯常務委員，並被推選為全國政協代表和北京市人民政協委員；同月，當選為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主席。9月，他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2月，政務院任命為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並任中蘇友協理事；創作油畫《慰勞》及一些新國畫等。 1950年4月1日，悲鴻擔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9至10月，在全國戰鬥英雄、勞動模範代表大會上，他為英模代表作油畫、素描肖像多幅，構思創作《毛主席在人民中》；出席北京市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著有《剪紙藝術家陳志農先生》。 1951年，悲鴻抱病前往山東“整沭導沂”水利工程工地生活兩個月，創作多幅民工、勞模肖像；構思創作《魯迅與瞿秋白》。 7月，悲鴻患上腦溢血症，半身癱瘓。他仍創作國畫《奔馬》、《雄雞》及一些勞模肖像素描等；撰文《我對於敦煌藝術之看法》。 1952年，悲鴻臥病。秋後，逐步好轉，1953年初，病情好轉，扶病指導教學。這一年上半年，他畫了兩幅極有歷史意義的《奔馬》，一幅是獻給毛澤東主席的，題“百載沉屙終自起，首之瞻處即光明”，表達了他對共產黨的熱愛之情。另一幅《奔馬》題有“山河百戰歸民主，鏟盡崎嶇大道平”，這是畫家對新中國的正確理解，也是他畢生追求的理想。 9月23日，悲鴻出席第二次文代會，擔任執行主席。當晚，他腦溢血復發，26日晨逝世，年僅58歲。 9月28日，文代會為徐悲鴻舉行公祭，其遺體安葬於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央美術學院於12月11日舉行徐悲鴻先生紀念會，12日舉辦“徐悲鴻遺作展覽會”。[2] 1915年，徐悲鴻在上海結識高劍父兄弟。他真正與澳門結緣，卻是因為與中華書局南中國業務負責人鄭子健、鄭子展交往的緣故。1938年，徐悲鴻應邀前往印度講學，同年秋到達澳門，目的是為了尋找清靜的地方作畫。另外，他將兩箱珍貴的書畫寄存在中華書局澳門支局。徐悲鴻在鄭氏兄弟在澳門沙嘉都喇賈罷麗街37號房子中住了一個多月，此宅院設有畫室供徐悲鴻使用。徐悲鴻在一張《無題》的畫馬立軸上題下長跋，敘述居住期間生活趣事。他給鄭氏的子侄鄭國璋繪速寫，僅以毛筆聊聊數筆，勾勒了出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徐悲鴻在澳門期間，創作了不少繪畫作品，與高劍父相聚，在高劍父下塌的普濟禪院，今日仍藏有徐悲鴻的水墨畫《灕江春水》。[1] 2000年6月16日下午，“徐悲鴻藝術回顧展”在澳門旅遊活動中心開幕。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澳門特區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等出席了開幕式。 北京徐悲鴻紀念館和澳門特區文化局聯合主辦這個展覽，展出徐悲鴻具有代表性的珍貴油畫、國畫、素描等畫作71幅，其中九幅為國家一級文物。這些創作於20世紀20至50年代的作品，與徐悲鴻生平圖片同時展出，對這位舉世聞名的中國繪畫大師藝術生涯的一次全面回顧。這次展覽持續至7月30日，展覽期間，並舉辦“徐悲鴻的藝術歷程及對中國畫壇的影響”專題講座。[3] [1]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11月1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2]戈巴：《徐悲鴻PK徐志摩》，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0，第8-17頁。 [3]《徐悲鴻藝術回顧展在澳門開幕》，載“人民網＂，2005年8月11日，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6/492/20000616/107165.html。

1990年9月26日，澳督文禮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突然返葡，2日後，文禮治因受賄傳聞在葡萄牙宣佈辭職。

1992年9月26日，亞洲第一所歐洲資訊中心在澳門開幕。

1992年9月26日，峰景酒店復業。

1997年9月26日，中葡大型基建協調組在澳舉行會議，對興建澳珠大橋達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