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6月20日，杜阿爾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船長乘坐一艘武裝精良的中國式帆船，由另一艘馬六甲人的帆船陪同到達東涌港。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6月20日，杜阿爾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船長乘坐一艘武裝精良的中國式帆船，由另一艘馬六甲人的帆船陪同到達東涌港。《若昂•德•巴羅斯亞洲史——旬年史之三》第6篇第2章，第151頁。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2月6日─1618年1月25日）6月20日，萬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爆發後，澳門形勢十分緊張。廣東巡按田生金會同已升任南京戶部尚書尚未離任的兩廣總督周嘉謨上《條陳六款》，要求加強對澳門的防禦：“澳夷去故土數萬里，居蠔鏡已六十年，生長於斯，廬墓於斯，各有妻孥，各有貲畜，家藏殷厚，輪奐完美。驅之未必能去，殲之則屠戮無辜，故以嚴法治之和重兵防之為善。”周嘉謨、田生金之管治之法仍沿襲張鳴岡治澳思想，主要是強化對澳門的管治。可歸為幾點：一、移駐廣州海防同知於雍陌，嚴查海上番舶往來。二、謹守塘基環關閘，限制夷商入廣人數，每月開關兩次。三、選擇武藝精良將士駐紮澳門提調司，防止澳內外勾結。四、要求海道官員每年對澳門巡視一次。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2月6日─1618年1月25日）6月20日，萬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爆發後，澳門形勢十分緊張。廣東巡按田生金會同已升任南京戶部尚書尚未離任的兩廣總督周嘉謨上《條陳六款》，要求加強對澳門的防禦：“澳夷去故土數萬里，居蠔鏡已六十年，生長於斯，廬墓於斯，各有妻孥，各有貲畜，家藏殷厚，輪奐完美。驅之未必能去，殲之則屠戮無辜，故以嚴法治之和重兵防之為善。”周嘉謨、田生金之管治之法仍沿襲張鳴岡治澳思想，主要是強化對澳門的管治。可歸為幾點：一、移駐廣州海防同知於雍陌，嚴查海上番舶往來。二、謹守塘基環關閘，限制夷商入廣人數，每月開關兩次。三、選擇武藝精良將士駐紮澳門提調司，防止澳內外勾結。四、要求海道官員每年對澳門巡視一次。田生金：《按粵疏稿》卷3《條陳海防疏》。

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6月20日，廣東遊擊將軍梁鵬升為香山參將。

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6月20日，廣東遊擊將軍梁鵬升為香山參將。《明熹宗實錄》卷22，天啟二年五月丁未。

天啟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6月20日，日本對天主教的鎮壓加劇，大批神父及傳教士被捕。耶穌會神父弗朗西斯科•帕切科、巴普斯蒂塔•佐拉（João Baptista Zola）、巴爾塔薩•托羅斯（Baltazar de Torres）等3人及另外10餘位日本教友被活活燒死。大量歐洲和日本基督徒在日本長崎遭到驅逐，到澳門避難。

天啟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6月20日，日本對天主教的鎮壓加劇，大批神父及傳教士被捕。耶穌會神父弗朗西斯科•帕切科、巴普斯蒂塔•佐拉（João Baptista Zola）、巴爾塔薩•托羅斯（Baltazar de Torres）等3人及另外10餘位日本教友被活活燒死。大量歐洲和日本基督徒在日本長崎遭到驅逐，到澳門避難。文德泉：《澳門的日本人》，載《文化雜誌》第17期，1993年。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Ⅶ, p. 20.

崇禎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1月，新國王若奧四世派遣於1638年離澳回國的菲亞略•費雷拉（António Fialho Ferreira）為使節，去向澳門傳達葡萄牙恢復獨立的消息。為了防止西班牙人搶先趕到，使當地的市民繼續效忠於西班牙，菲亞略•費雷拉作出很大努力，於1642年5月30日率先趕到目的地。31日，澳門議事會為若奧四世舉行了盛大的慶典，由方濟各會士署理主教本托•克里斯托（Frei Bento de Cristo）主持，並通過了由276人簽名的文件。在澳門總督和教會領袖召集的秘密會議上，菲亞略•費雷拉向全體社會名流公佈若奧四世即位的消息，作了愛國的演講。大部分與會者立即表示了對新國王的忠誠，雖然他們明白，承認若奧四世就意味著將失去如今賴以為生命線的澳馬貿易。會上，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意見。他們倒不是反對擁戴若奧四世，而是因幾年前菲亞略•費雷拉在澳居留時與他們有利害衝突，因此不願受他的左右。由於菲亞略•費雷拉的姻親、屢次出任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的賈羅布等人態度堅決，會議最終作出了決定。6月20日，澳門總督和所有有聲望的市民、宗教人士都在公共廣場參加效忠於若奧四世的宣誓儀式。宣誓條文有71人簽字，包括澳門署理主教本托•克里斯托及各修道院院長。宣誓以後，兒童們向民眾表演戲劇，榮譽團的士兵對天鳴槍，所有的炮台鳴放禮炮，使整個慶典進入最高潮。為了表明澳門對若奧四世的效忠，居民們捐贈了一大筆現金20萬兩白銀給國王，還給國王奉獻了澳門生產的200門銅炮和各種彈藥。由澳門議事會推選的代表菲亞略•費雷拉和貢薩洛•費拉茲（Gonçalo Ferras）送到里斯本，並以該城的名義向國王致敬。此後的10個星期，在澳葡萄牙人為祖國的光復進行了在所有葡萄牙海外居留地中最為熱烈的慶祝活動。儘管陰雨連綿，貴族們都穿上華貴的節日盛裝，公共建築、教堂和富裕市民的房屋都懸燈結彩，各個教堂和修道院都舉行感恩祈禱、組織化裝遊行，市民們更是興高采烈地觀賞以葡萄牙農村方式進行的鬥牛表演。7月7日，一場由年輕人組織的盛大的化裝遊行尤為引人注目，甚至居住在澳門的非葡籍居民都加入了這場盛大的慶典：聖保祿學院的中國學生進行了中國式表演，多明我會學校的學生和奧斯定修道院的學生也聚集起來歡慶這一節日。被驅逐到澳門的日本天主教徒表演了日本傘舞，波斯人表演了燈舞，荷蘭人也在表演中展示了他們的民族風尚。參與這場盛典的還有澳門的奴隸們，7月10日，聖老楞佐堂區的奴隸們率先向主人要求舉辦自己的化裝舞會得到允許，他們使用主人提供的面具和各種道具表演了非洲舞；8月10日，澳門的大部分奴隸和聖安東尼奧堂區的奴隸舉行了自己的遊行演出，其規模完全可以和上一次奴隸化裝舞會相媲美。

崇禎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1月，新國王若奧四世派遣於1638年離澳回國的菲亞略•費雷拉（António Fialho Ferreira）為使節，去向澳門傳達葡萄牙恢復獨立的消息。為了防止西班牙人搶先趕到，使當地的市民繼續效忠於西班牙，菲亞略•費雷拉作出很大努力，於1642年5月30日率先趕到目的地。31日，澳門議事會為若奧四世舉行了盛大的慶典，由方濟各會士署理主教本托•克里斯托（Frei Bento de Cristo）主持，並通過了由276人簽名的文件。在澳門總督和教會領袖召集的秘密會議上，菲亞略•費雷拉向全體社會名流公佈若奧四世即位的消息，作了愛國的演講。大部分與會者立即表示了對新國王的忠誠，雖然他們明白，承認若奧四世就意味著將失去如今賴以為生命線的澳馬貿易。會上，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意見。他們倒不是反對擁戴若奧四世，而是因幾年前菲亞略•費雷拉在澳居留時與他們有利害衝突，因此不願受他的左右。由於菲亞略•費雷拉的姻親、屢次出任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的賈羅布等人態度堅決，會議最終作出了決定。6月20日，澳門總督和所有有聲望的市民、宗教人士都在公共廣場參加效忠於若奧四世的宣誓儀式。宣誓條文有71人簽字，包括澳門署理主教本托•克里斯托及各修道院院長。宣誓以後，兒童們向民眾表演戲劇，榮譽團的士兵對天鳴槍，所有的炮台鳴放禮炮，使整個慶典進入最高潮。為了表明澳門對若奧四世的效忠，居民們捐贈了一大筆現金20萬兩白銀給國王，還給國王奉獻了澳門生產的200門銅炮和各種彈藥。由澳門議事會推選的代表菲亞略•費雷拉和貢薩洛•費拉茲（Gonçalo Ferras）送到里斯本，並以該城的名義向國王致敬。此後的10個星期，在澳葡萄牙人為祖國的光復進行了在所有葡萄牙海外居留地中最為熱烈的慶祝活動。儘管陰雨連綿，貴族們都穿上華貴的節日盛裝，公共建築、教堂和富裕市民的房屋都懸燈結彩，各個教堂和修道院都舉行感恩祈禱、組織化裝遊行，市民們更是興高采烈地觀賞以葡萄牙農村方式進行的鬥牛表演。7月7日，一場由年輕人組織的盛大的化裝遊行尤為引人注目，甚至居住在澳門的非葡籍居民都加入了這場盛大的慶典：聖保祿學院的中國學生進行了中國式表演，多明我會學校的學生和奧斯定修道院的學生也聚集起來歡慶這一節日。被驅逐到澳門的日本天主教徒表演了日本傘舞，波斯人表演了燈舞，荷蘭人也在表演中展示了他們的民族風尚。參與這場盛典的還有澳門的奴隸們，7月10日，聖老楞佐堂區的奴隸們率先向主人要求舉辦自己的化裝舞會得到允許，他們使用主人提供的面具和各種道具表演了非洲舞；8月10日，澳門的大部分奴隸和聖安東尼奧堂區的奴隸舉行了自己的遊行演出，其規模完全可以和上一次奴隸化裝舞會相媲美。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6章，第85頁；C. R. Boxer, The Embassy of Captain Gonçalo de Siaueira de Souza to Japan in1644—1647, p. 3; C. R. Boxer,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o, pp. 163—166, p. 170.

崇禎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6月20日，一艘從果阿駛往澳門的葡萄牙船在馬六甲以北的卡波拉卡多（Cabo Rachado）被荷蘭人截獲，船長卡薩翁及船上的15名葡萄牙人（包括2名耶穌會士）、18名混血兒、9名摩爾人、9名異教徒、9名卡菲爾人，全部被俘。

崇禎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6月20日，一艘從果阿駛往澳門的葡萄牙船在馬六甲以北的卡波拉卡多（Cabo Rachado）被荷蘭人截獲，船長卡薩翁及船上的15名葡萄牙人（包括2名耶穌會士）、18名混血兒、9名摩爾人、9名異教徒、9名卡菲爾人，全部被俘。維因克：《荷屬東印度公司和葡萄牙關於葡船通過馬六甲海峽的協定》，載《文化雜誌》第13—14期，1993年。

康熙五年（1666年2月4日－1667年1月23日）6月20日，荷蘭巴達維亞政府派范•侯爾恩（Pieter van Hoorn）率船隊從福州出發，前往北京，於本日抵達，進獻荷蘭馬4匹，西洋小白牛4匹，及刀、銃、多囉絨、嗶嘰等西洋物品。25日，康熙帝接見荷蘭使團，范•侯爾恩提出“希望能和在廣東、漳州、福州、寧波或杭州等地的船隻進行貿易”。覲見時，荷蘭使臣行三跪九叩之禮。但康熙帝並未答應荷蘭使者的要求，而是規定：“荷蘭國違例從福建進貢，除今次不議外，嗣後遇進貢之年，務由廣東行走，別道不許放入。”

康熙五年（1666年2月4日－1667年1月23日）6月20日，荷蘭巴達維亞政府派范•侯爾恩（Pieter van Hoorn）率船隊從福州出發，前往北京，於本日抵達，進獻荷蘭馬4匹，西洋小白牛4匹，及刀、銃、多囉絨、嗶嘰等西洋物品。25日，康熙帝接見荷蘭使團，范•侯爾恩提出“希望能和在廣東、漳州、福州、寧波或杭州等地的船隻進行貿易”。覲見時，荷蘭使臣行三跪九叩之禮。但康熙帝並未答應荷蘭使者的要求，而是規定：“荷蘭國違例從福建進貢，除今次不議外，嗣後遇進貢之年，務由廣東行走，別道不許放入。” John E.Wills, "Ching Relations with the Dutch, 1622—1690",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p. 265; 梁廷枏：《海國四說》之《粵道貢國說》卷3《荷蘭國》。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2月12日－1688年2月1日）6月20日，兩艘暹羅軍艦裝載36門火炮抵達澳門水域，準備前往柬埔寨剿滅中國海盜，同時還帶來了幾個被俘的中國海盜。澳門華人聚眾鬧事，不准暹羅船隻進入澳門。議事會召開會議，並邀請澳督畢美達到場，討論是否讓兩艘暹羅軍艦進入內港的問題。最後，議事會決定，不允許暹羅軍艦入港，以避免同清政府官員發生糾紛。[1] [1]Arquivosde Macau, 2a série, Vol.9.№.3, pp. 153—154;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Ⅶ, p.140.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2月12日－1688年2月1日）6月20日，兩艘暹羅軍艦裝載36門火炮抵達澳門水域，準備前往柬埔寨剿滅中國海盜，同時還帶來了幾個被俘的中國海盜。澳門華人聚眾鬧事，不准暹羅船隻進入澳門。議事會召開會議，並邀請澳督畢美達到場，討論是否讓兩艘暹羅軍艦進入內港的問題。最後，議事會決定，不允許暹羅軍艦入港，以避免同清政府官員發生糾紛。Arquivosde Macau, 2a série, Vol.9.№3, pp. 153—154;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140.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2月19日－1701年2月7日）6月20日，由兩廣總督批准，中日教區巡視員杜加祿神父在上川島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墓地建造的教堂落成。該教堂於本年3月19日動工建造，僅用三個月時間即建成。1787年該教堂在教難中被毀。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2月19日－1701年2月7日）6月20日，由兩廣總督批准，中日教區巡視員杜加祿神父在上川島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墓地建造的教堂落成。該教堂於本年3月19日動工建造，僅用三個月時間即建成。1787年該教堂在教難中被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69頁；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686—687頁。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6月20日，康熙南巡迴鑾，路過臨清，伊大任和6位方濟各會士領票在中國永居，教廷傳信部教士勞弘仁（António Pacheco）因與鐸羅關係密切，亦被驅逐至澳門。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6月20日，康熙南巡迴鑾，路過臨清，伊大任和6位方濟各會士領票在中國永居。教廷傳信部教士勞弘仁（António Pacheco）因與鐸羅關係密切，亦被驅逐至澳門。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第122—123頁。

雍正十年（1732年1月27日－1733年2月13日）6月20日，由英公司倫敦董事會派出4艘商船參加廣州貿易，本日“康普頓(Compton)”號、“理查蒙(Richmond)”號、“溫德姆(Windham)”號到達澳門。7月19日，第一大班喬治•阿巴斯諾特(George Arbuthot)乘坐的“林恩(Lynn)”號亦抵澳門（喬治•阿巴斯諾特於抵達前一日逝世）。

雍正十年（1732年1月27日－1733年2月13日）6月20日，由英公司倫敦董事會派出4艘商船參加廣州貿易，本日“康普頓(Compton)”號、“理查蒙(Richmond)”號、“溫德姆(Windham)”號到達澳門。7月19日，第一大班喬治•阿巴斯諾特(George Arbuthot)乘坐的“林恩(Lynn)”號亦抵澳門（喬治•阿巴斯諾特於抵達前一日逝世）。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08頁。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1月31日－1757年2月17日）6月20日，澳門同知魏綰諭澳門理事官費爾南德斯•薩爾嘉多（Manuel Fernandes Salgado），因廣東部院遞年春貢物有鼻煙一項，故需採辦洋鼻煙十五瓶，務須揀選味酸色黃而細的洋煙，並於本年十月送繳。[1] [1]《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澳門同知魏綰為奉憲諭採買春貢鼻煙事下理事官諭》，第181頁。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1月31日－1757年2月17日）6月20日，澳門同知魏綰諭澳門理事官費爾南德斯•薩爾嘉多（Manuel Fernandes Salgado），因廣東部院遞年春貢物有鼻煙一項，故需採辦洋鼻煙十五瓶，務須揀選味酸色黃而細的洋煙，並於本年十月送繳。《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澳門同知魏綰為奉憲諭採買春貢鼻煙事下理事官諭》，第181頁。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1月31日─1776年2月18日)2月3日，英國東印度公司管理會成員10人離開廣州前往澳門，在澳門停留4個半月，6月20日乘剛抵達澳門的公司船“莫爾斯(Morse)”號返回廣州。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1月31日─1776年2月18日)2月3日，英國東印度公司管理會成員10人離開廣州前往澳門，在澳門停留4個半月，6月20日乘剛抵達澳門的公司船“莫爾斯(Morse)”號返回廣州。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325頁。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6月20日，英國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團抵達澳門口外老萬山大洋面。該使團由三艘船組成，一艘是裝有64門大炮的“獅子（Lion）”號炮艦， 一艘為東印度公司的“印度斯坦（Hin- dustani）”號商船，還有一艘雙桅船“豺狼（Jackal）”號。使團除大使馬戛爾尼外，尚有副使兼秘書老喬治•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使團成員有50人，由各種專家組成，有哲學家、醫生、機械師、畫家、製圖家、植物學家、 航海家及職業軍官，船上水手及僕役共有800餘人。英使團副使老喬治•斯當東去澳門，向英國東印度公司代理人打聽情況。在澳門期間，法國遣使會韓納慶和南彌德神父上了“印度斯坦” 號船，企圖進京為宮廷效力。23日，使團從澳門起航。[1] [1]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第200頁；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第51—57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浙江巡撫長麟奏報查明英國使臣船隻人數及改期開行日期折》，第530頁；《直隸總督梁肯堂奏複遵旨行知各屬務令英貢使於七月二十日後行抵熱河折》，第531頁。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6月20日，英國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團抵達澳門口外老萬山大洋面。該使團由三艘船組成，一艘是裝有64門大炮的“獅子（Lion）”號炮艦， 一艘為東印度公司的“印度斯坦（Hin- dustani）”號商船，還有一艘雙桅船“豺狼（Jackal）”號。使團除大使馬戛爾尼外，尚有副使兼秘書老喬治•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使團成員有50人，由各種專家組成，有哲學家、醫生、機械師、畫家、製圖家、植物學家、 航海家及職業軍官，船上水手及僕役共有800餘人。英使團副使老喬治•斯當東去澳門，向英國東印度公司代理人打聽情況。在澳門期間，法國遣使會韓納慶和南彌德神父上了“印度斯坦” 號船，企圖進京為宮廷效力。23日，使團從澳門起航。[1] [1]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第200頁；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第51—57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浙江巡撫長麟奏報查明英國使臣船隻人數及改期開行日期折》，第530頁；《直隸總督梁肯堂奏複遵旨行知各屬務令英貢使於七月二十日後行抵熱河折》，第531頁。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6月20日，華人容亞騷等在澳門私行煮硝，被查獲。先是，香山縣沙尾村人容亞騷同其侄容廷滿，並順德縣人關亞四合伴，憑澳門人吳亞元引，向澳夷白眼大仔家言明價銀100元，承買土庫地坭，自雇工匠，攜備鍋缸等項器具，就借該土庫地方，自行煮制售賣清朝嚴禁買賣的硝磺。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6月20日，華人容亞騷等在澳門私行煮硝，被查獲。先是，香山縣沙尾村人容亞騷同其侄容廷滿，並順德縣人關亞四合伴，憑澳門人吳亞元引，向澳夷白眼大仔家言明價銀100元，承買土庫地坭，自雇工匠，攜備鍋缸等項器具，就借該土庫地方，自行煮制售賣清朝嚴禁買賣的硝磺。《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冊《署香山縣丞丁為民人容亞騷承買土庫地泥私行煎硝售賣事下理事官諭》，第160頁。

嘉慶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6月20日，帝汶總督蘇亞雷斯·維加（João Vicente Soares da Veiga）乘坐“比利薩里奧（Belisario）”號抵達澳門。

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6月20日，帝汶總督蘇亞雷斯·維加（João Vicente Soares da Veiga）乘坐“比利薩里奧（Belisario）”號抵達澳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8頁。

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6月20日，香山知縣彭昭麟下理事官若阿金·巴羅斯諭，為緝捕海盜，令澳門葡人將現有夾板船2艘連炮位出售，後因船不合駕駛，只購買夾板船炮位17門。

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6月20日，香山知縣彭昭麟下理事官若阿金·巴羅斯諭，為緝捕海盜，令澳門葡人將現有夾板船2艘連炮位出售，後因船不合駕駛，只購買夾板船炮位17門。《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彭昭麟為購夾板船捕盜事下理事官諭》，《香山知縣彭昭麟等為買炮捕盜事下理事官諭》，第473—474頁。

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6月20日，澳門同知和香山知縣聯合發布告示，禁止華人居民在廣場至花王堂街濫挖濫掘，以免引起牆體倒塌，同時也要防止連日雨水浸泡引發疾病。

清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6月20日，澳門同知和香山知縣聯合發布告示，禁止華人居民在廣場至花王堂街濫挖濫掘，以免引起牆體倒塌，同時也要防止連日雨水浸泡引發疾病。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41頁。

道光十三年（1833年2月20日─1834年2月8日）6月20日，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印刷廠被澳門政府關閉。澳門總督依德費基致函英國東印度公司委員會稱：“我接獲本教區代理主教的通知，馬禮遜在澳門他的住宅，以印刷機刊印某種與羅馬天主教教會相反的教義（指《傳教者與中國雜報》）。但由於葡萄牙的領土是禁止使用印刷機的，凡未得陛下親自核准並在事前嚴密檢查者，一概不准使用。因此，我要求上述馬禮遜所屬駐中國的不列顛商館的主管，命令他不得再在澳門使用上述印刷機。”又《中國叢報》報導：我們很吃驚而遺憾地聽到在澳門的《英格蘭新聞社》（亦稱亞本印刷廠，Albion Press）被當地政府禁止繼續出版。它出版過當年的中英日曆、一份講道書、四卷名叫《傳教者與中國雜報》（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的宗教報紙。它是馬禮遜先生的產業。我們聽說提出的兩個封禁的理由是：首先，上述提到名字的出版物有違反羅馬天主教廷的教義；其次，除非擁有葡萄牙國王的批准命令，在所有葡萄牙的領土上禁止擁有報社。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2月20日─1834年2月8日）6月20日，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印刷廠被澳門政府關閉。澳門總督依德費基致函英國東印度公司委員會稱：“我接獲本教區代理主教的通知，馬禮遜在澳門他的住宅，以印刷機刊印某種與羅馬天主教教會相反的教義（指《傳教者與中國雜報》）。但由於葡萄牙的領土是禁止使用印刷機的，凡未得陛下親自核准並在事前嚴密檢查者，一概不准使用。因此，我要求上述馬禮遜所屬駐中國的不列顛商館的主管，命令他不得再在澳門使用上述印刷機。”又《中國叢報》報導：我們很吃驚而遺憾地聽到在澳門的《英格蘭新聞社》（亦稱亞本印刷廠，Albion Press）被當地政府禁止繼續出版。它出版過當年的中英日曆、一份講道書、四卷名叫《傳教者與中國雜報》（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的宗教報紙。它是馬禮遜先生的產業。我們聽說提出的兩個封禁的理由是：首先，上述提到名字的出版物有違反羅馬天主教廷的教義；其次，除非擁有葡萄牙國王的批准命令，在所有葡萄牙的領土上禁止擁有報社。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361頁。Chinese Repository, Vol.2, No.2, pp.92—93.

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1月3日，法國青年畫家奧古斯托·博爾傑（Anguste Borge）抵達澳門，於同年6月20日之後離開澳門赴馬尼拉，在澳門居停近半年時間，留下了一批有關澳門題材的美術作品，如《澳門鳥瞰》、《媽閣廟內的小祠》、《澳門媽閣廟牌坊》、《澳門港灣》、《澳門內港——貧民住宅區》等。除美術作品外，博爾傑還寫下了其居停澳門時期的日記，其中很多內容都是記錄當時的澳門：南灣的南側有一座很高的山丘，山丘頂上的修道院，與城牆相連。城牆一直延伸到海灘，盡頭是一座炮台。我從炮台的另一側下山，來到沙灘。這兒有一股泉水，中國（人）和葡萄牙人常來這里洗衣服。在澳門周圍巡遊的中國戰船常常在這荒涼的港灣停泊。每當官吏們下船或回到船上時，總要升旗、敲鑼、鳴禮炮三聲歡迎。這是最為榮耀的時刻。盡管葡萄牙城市的街道也彎彎曲曲，我們仍然無法想像中國居住的那些難以形容的迷宮式的街巷，特別是在內港一帶。這里的房舍猶如人們的生活一樣，時時變化。昨天看到的小胡同今天變成了大街；昨天你經過時還是大街，今天卻變成了胡同。越是走進中國居住的城區，豪華的商店越少，僅有的幾家商店充其量說還算乾淨，貨物擺放整齊。斜巷上鋪的石塊也越來越少，有時候殘缺不全，留下一個個小坑。城區再貧窮也難以和水域街道及搭在水上的房舍相比。首先到這里的人們占據了一塊地盤，把已經無法再在水上航行的木船放在上面作為住宅。後來的人們則在四周打上木樁，支起他們的木船，沒有船就搭上木板，圍上草席，上面再蓋一張席當屋頂，就算在前一家住宅一面建成了一層閣樓。再後來的人們沒有地盤、沒有破船、沒有木樁，只好擠在別人的棚子中間，架上吊床。當然很難保證全家人都能住下。有時候，一層台階擠著五六個這樣住所。這里不講究先來者有權占領地盤，也談不上後來者從屬於前者。每家房前都有一小塊平地用來晾曬席子和五花入門的破衣爛衫，人們可以毫不費力地在下邊來往穿行。澳門半島是澳門的一部分。與之相連的是一條300～400米的堤。堤中間修有一堵不算太高的隔牆，牆中間開了扇任何歐洲人不能通過的門，門的另一側有清朝官吏的崗哨。離隔牆不遠，在圍牆中間有座漂亮的廟宇。進入內港那邊的廟宇正門便是一個院子，院子的漂亮半牆向兩邊延伸，人們常常在此來往穿行。寺廟左邊靠著一座小山，山上蒼松翠柏，枝繁葉茂，我第一次來這里寫生，竟沒有發現掩映其間的一座小廟。破爛的台階直通廟門。拾級而上，廟門上往日的銘文依稀可辨。進到廟里只見四根木頭柱子支撐著屋頂。里邊連祭台都蕩然無存，更不要說什麼裝飾了。在這一無所有的地方，只能看到一些不留辮子一貧如洗的中國人。小廟已變成了罪人的避難所。澳門最大的前地——議事亭前地——把中國人居住區和葡萄牙人居住區分開，當然也是外國人和當地人最混雜的地方。前地的一邊是議事局，另一邊凹進去的地方是板樟堂。教堂旁是一條中國人的街道的街口。我們走出城門，城門邊上有一座教堂和一座歐洲式醫院，朝東北方向走去，路經幾個花園便來到一座小山頂上。內港和綠蔥蔥的灣仔山盡收眼底。如果不是那兩根頂端有三個全球的旗杆表明廟宇隱匿在樹冠下岩石間，我還不知道此地離廟宇很近。道路的盡頭，有一排十分寬闊而陡峭的台階，走下台階便是廟宇，半道有一幢小屋，住著一戶人家，在門口擺賣食品。在那里，人人都能買到自己希望的東西。酒鬼、閒人、幹活人都到這里喝酒。有錢人到這里買點心，孩子們買嫩竹筍和甘蔗，凡是到這里來的人都會買些大米。台階後邊岩石附近有三塊鑲嵌在灰色石頭上的黑色墓碑。墓碑上刻著密密麻麻的銘文。離墳墓不遠，有一塊半圓形的空地，這是高出海面一公尺左右的廟宇地基。在廟前和中央，各有一根紅漆旗杆立在六英尺高的旗座上，旗杆上三分之二高處，有一件兵器，旗杆頂端裝有三個金球。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1月3日，法國青年畫家奧古斯托·博爾傑（Anguste Borge）抵達澳門，於同年6月20日之後離開澳門赴馬尼拉，在澳門居停近半年時間，留下了一批有關澳門題材的美術作品，如《澳門鳥瞰》、《媽閣廟內的小祠》、《澳門媽閣廟牌坊》、《澳門港灣》、《澳門內港——貧民住宅區》等。除美術作品外，博爾傑還寫下了其居停澳門時期的日記，其中很多內容都是記錄當時的澳門：南灣的南側有一座很高的山丘，山丘頂上的修道院，與城牆相連。城牆一直延伸到海灘，盡頭是一座炮台。我從炮台的另一側下山，來到沙灘。這兒有一股泉水，中國（人）和葡萄牙人常來這里洗衣服。在澳門周圍巡遊的中國戰船常常在這荒涼的港灣停泊。每當官吏們下船或回到船上時，總要升旗、敲鑼、鳴禮炮三聲歡迎。這是最為榮耀的時刻。盡管葡萄牙城市的街道也彎彎曲曲，我們仍然無法想像中國居住的那些難以形容的迷宮式的街巷，特別是在內港一帶。這里的房舍猶如人們的生活一樣，時時變化。昨天看到的小胡同今天變成了大街；昨天你經過時還是大街，今天卻變成了胡同。越是走進中國居住的城區，豪華的商店越少，僅有的幾家商店充其量說還算乾淨，貨物擺放整齊。斜巷上鋪的石塊也越來越少，有時候殘缺不全，留下一個個小坑。城區再貧窮也難以和水域街道及搭在水上的房舍相比。首先到這里的人們占據了一塊地盤，把已經無法再在水上航行的木船放在上面作為住宅。後來的人們則在四周打上木樁，支起他們的木船，沒有船就搭上木板，圍上草席，上面再蓋一張席當屋頂，就算在前一家住宅一面建成了一層閣樓。再後來的人們沒有地盤、沒有破船、沒有木樁，只好擠在別人的棚子中間，架上吊床。當然很難保證全家人都能住下。有時候，一層台階擠著五六個這樣住所。這里不講究先來者有權占領地盤，也談不上後來者從屬於前者。每家房前都有一小塊平地用來晾曬席子和五花入門的破衣爛衫，人們可以毫不費力地在下邊來往穿行。澳門半島是澳門的一部分。與之相連的是一條300～400米的堤。堤中間修有一堵不算太高的隔牆，牆中間開了扇任何歐洲人不能通過的門，門的另一側有清朝官吏的崗哨。離隔牆不遠，在圍牆中間有座漂亮的廟宇。進入內港那邊的廟宇正門便是一個院子，院子的漂亮半牆向兩邊延伸，人們常常在此來往穿行。寺廟左邊靠著一座小山，山上蒼松翠柏，枝繁葉茂，我第一次來這里寫生，竟沒有發現掩映其間的一座小廟。破爛的台階直通廟門。拾級而上，廟門上往日的銘文依稀可辨。進到廟里只見四根木頭柱子支撐著屋頂。里邊連祭台都蕩然無存，更不要說什麼裝飾了。在這一無所有的地方，只能看到一些不留辮子一貧如洗的中國人。小廟已變成了罪人的避難所。澳門最大的前地——議事亭前地——把中國人居住區和葡萄牙人居住區分開，當然也是外國人和當地人最混雜的地方。前地的一邊是議事局，另一邊凹進去的地方是板樟堂。教堂旁是一條中國人的街道的街口。我們走出城門，城門邊上有一座教堂和一座歐洲式醫院，朝東北方向走去，路經幾個花園便來到一座小山頂上。內港和綠蔥蔥的灣仔山盡收眼底。如果不是那兩根頂端有三個全球的旗杆表明廟宇隱匿在樹冠下岩石間，我還不知道此地離廟宇很近。道路的盡頭，有一排十分寬闊而陡峭的台階，走下台階便是廟宇，半道有一幢小屋，住著一戶人家，在門口擺賣食品。在那里，人人都能買到自己希望的東西。酒鬼、閒人、幹活人都到這里喝酒。有錢人到這里買點心，孩子們買嫩竹筍和甘蔗，凡是到這里來的人都會買些大米。台階後邊岩石附近有三塊鑲嵌在灰色石頭上的黑色墓碑。墓碑上刻著密密麻麻的銘文。離墳墓不遠，有一塊半圓形的空地，這是高出海面一公尺左右的廟宇地基。在廟前和中央，各有一根紅漆旗杆立在六英尺高的旗座上，旗杆上三分之二高處，有一件兵器，旗杆頂端裝有三個金球。陳繼春：《濠江畫人掇錄》，第56—62頁；夏德新：《1839年的澳門：博爾傑的記敘和繪畫》，載《文化雜誌》第10期，1992年。

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5月4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委派署佛山同知劉開域、署澳門同知蔣立昂、香山知縣福三及署香山縣丞彭邦晦到澳門，仿照編查保甲之法，將通澳華民一體按戶編查，毋許遺漏，並督同議事會理事官搜查葡人樓宇，有無囤貯鴉片。6月20日，上述官員查明戶口，造冊呈送，計華民1772戶，男女7033丁口，西洋葡人720戶，男女5612口，英國人居者57戶。並查明虎門收煙之時，有英商咽義士將泵船煙土偷運8箱入澳，被葡人首領查獲，將煙土押交英國副領事參遜，一體呈繳。葡文資料稱：6月20日，澳門進行了人口統計。結果顯示：男性2164人，女性2350人；男女奴分別為471人和637人。總數為720戶，5612人。6月22日，議事會向清政府呈交了人口資料。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5月4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委派署佛山同知劉開域、署澳門同知蔣立昂、香山知縣福三及署香山縣丞彭邦晦到澳門，仿照編查保甲之法，將通澳華民一體按戶編查，毋許遺漏，並督同議事會理事官搜查葡人樓宇，有無囤貯鴉片。6月20日，上述官員查明戶口，造冊呈送，計華民1772戶，男女7033丁口，西洋葡人720戶，男女5612口，英國人居者57戶。並查明虎門收煙之時，有英商咽義士將泵船煙土偷運8箱入澳，被葡人首領查獲，將煙土押交英國副領事參遜，一體呈繳。葡文資料稱：6月20日，澳門進行了人口統計。結果顯示：男性2164人，女性2350人；男女奴分別為471人和637人。總數為720戶，5612人。6月22日，議事會向清政府呈交了人口資料。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3冊《奏摺》之《巡閱澳門抽檢華夷戶口等情形折》，第195—197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72頁。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6月16日，葡萄牙全權大臣席爾維拉·邊度致信耆英，稱他持有葡萄牙女王頒發的全權證書，負責同中國政府談判有關葡國的事務。同日上午耆英拜訪澳督彼亞度，了解到有關情況及邊度要上京的事情。是日下午4時，耆英親臨邊度府邸拜會，雙方會晤歷時約一小時。耆英邀請邊度參加兩天后的一個宴會，屆時澳督彼亞度也將光臨。邊度可能認為總督會壞他的事，要求9時即去，完成任務後再接受款待。20日9時，邊度如約而至耆英駐地，耆英因病未能接見，布政使黃恩彤熱情相迎。邊度因未獲耆英接見而感到葡國欽差大臣的身份受到了輕視，大為不滿，拂袖而去。總督彼亞度獲悉邊度的通報後，認為“有人合謀損害葡萄牙人的利益”，但他並未因此不去參加這已預先通知的招待會。澳督午時受到盛情款待，席間雙方起立互敬，氣氛熱烈。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6月16日，葡萄牙全權大臣席爾維拉·邊度致信耆英，稱他持有葡萄牙女王頒發的全權證書，負責同中國政府談判有關葡國的事務。同日上午耆英拜訪澳督彼亞度，了解到有關情況及邊度要上京的事情。是日下午4時，耆英親臨邊度府邸拜會，雙方會晤歷時約一小時。耆英邀請邊度參加兩天后的一個宴會，屆時澳督彼亞度也將光臨。邊度可能認為總督會壞他的事，要求9時即去，完成任務後再接受款待。20日9時，邊度如約而至耆英駐地，耆英因病未能接見，布政使黃恩彤熱情相迎。邊度因未獲耆英接見而感到葡國欽差大臣的身份受到了輕視，大為不滿，拂袖而去。總督彼亞度獲悉邊度的通報後，認為“有人合謀損害葡萄牙人的利益”，但他並未因此不去參加這已預先通知的招待會。澳督午時受到盛情款待，席間雙方起立互敬，氣氛熱烈。《邊度致欽差大臣函，告其欽差大臣身份並請赴北京》，載《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第1卷第62號文件，第222頁。《澳門總督致海事暨海外部長及海事暨海外國務秘書之公函，內附與耆英會晤之報告》，載《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第1卷第71號文件，第232—237頁。

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6月20日，葡國上諭對澳門政府4月2日所呈遞澳門、氹仔、過路灣戶口冊，“深為俞允”。該戶口冊系在1878年12月1日所辦。並褒美澳門戶口冊總局主席輔政司噶哋‧唎啞，獎譽該總局及分局各與有力協辦者，稱他們“於此要件認真辦理，實堪嘉尚”。[1] [1]《澳門政府憲報》1881年8月6日第32號。

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6月20日，葡國上諭對澳門政府4月2日所呈遞澳門、氹仔、過路灣戶口冊，“深為俞允”。該戶口冊系在1878年12月1日所辦。並褒美澳門戶口冊總局主席輔政司噶哋‧唎啞，獎譽該總局及分局各與有力協辦者，稱他們“於此要件認真辦理，實堪嘉尚”。《澳門政府憲報》1881年8月6日第32號。

光緒十六年（1890年1月21日─1891年2月8日）6月20日，澳門政府批准王燦承充過路灣番攤抽收規銀權利，以兩年為期，系自1890年4月1日起，至1892年3月31日止。又澳門抽收豬肉規銀權利，准盧九、盧合承充，以一年為期，系自1890年4月1日起，至18911年3月31日止。又氹仔番攤抽收規銀權利，准何昆承充，以兩年為期，系自1890年5月1日起，至1892年6月30日止。

光緒十六年（1890年1月21日─1891年2月8日）6月20日，澳門政府批准王燦承充過路灣番攤抽收規銀權利，以兩年為期，系自1890年4月1日起，至1892年3月31日止。又澳門抽收豬肉規銀權利，准盧九、盧合承充，以一年為期，系自1890年4月1日起，至18911年3月31日止。又氹仔番攤抽收規銀權利，准何昆承充，以兩年為期，系自1890年5月1日起，至1892年6月30日止。《澳門政府憲報》1890年6月26日第26號。

光緒十六年（1890年1月21日─1891年2月8日）6月20日，澳門政府正式批准澳門外國人草地網球俱樂部章程。澳門第一個網球俱樂部正式成立。

光緒十六年（1890年1月21日─1891年2月8日）6月20日，澳門政府正式批准澳門外國人草地網球俱樂部章程。澳門第一個網球俱樂部正式成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94頁。

光緒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6月20日，葡萄牙國王頒佈法令，將1888年制定的《葡萄牙商法典》延伸適用於澳門。

光緒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6月20日，葡萄牙國王頒佈法令，將1888年制定的《葡萄牙商法典》延伸適用於澳門。郭華成：《澳門法律導論》，第5章第8節。

《知新報》第二十二期刊登《論中國守舊黨不如日本》、《復陜西劉古愚山長書》、《犂田利用》、《寶石類攷》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使用。《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1903年1月28日）6月20日，頒佈《澳門及屬地發賣、出入口火水暫立章程》。澳門火水生意不再專營承充。自7月1日起，無論何人皆可在澳門及屬地，或大單，或零賣，或出口，或入口，做火水生意，但必須按照本札諭後開暫立之章程，領取牌照。1. 準將火水出入口及大單賣者，是為第一等牌照。2. 準將火水零星賣者，是為第二等牌照。3. 準將火水沿街販賣者，是為第三等牌照。牌規列下：第一等牌規，每年600元。第二等牌規，每年60元。第三等牌規，每年30元。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1903年1月28日）6月20日，頒佈《澳門及屬地發賣、出入口火水暫立章程》。澳門火水生意不再專營承充。自7月1日起，無論何人皆可在澳門及屬地，或大單，或零賣，或出口，或入口，做火水生意，但必須按照本札諭後開暫立之章程，領取牌照。1. 準將火水出入口及大單賣者，是為第一等牌照。2. 準將火水零星賣者，是為第二等牌照。3. 準將火水沿街販賣者，是為第三等牌照。牌規列下：第一等牌規，每年600元。第二等牌規，每年60元。第三等牌規，每年30元。《澳門政府憲報》1902年6月21日第25號。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6月20日，澳門政府頒佈法令稱：“鑒於澳門人口失業嚴重，許多人遷居臨近城市，澳門總督蒙丁尼路考慮在港務局轄下創建航海學校，按照1905年1月23日法令的規定，使獻身航海事業的人能獲得領航員的資格證。”法令明確規定學校屬港務局管理，並每月給該校教師鬚髮2萬厘士獎金。該法令還規定該校航海基礎課程分兩年完成，完成基礎課程後必須進行120天的航海實習。此法令於11月16日獲葡萄牙政府通過。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6月20日，澳門政府頒佈法令稱：“鑒於澳門人口失業嚴重，許多人遷居臨近城市，澳門總督蒙丁尼路考慮在港務局轄下創建航海學校，按照1905年1月23日法令的規定，使獻身航海事業的人能獲得領航員的資格證。”法令明確規定學校屬港務局管理，並每月給該校教師鬚髮2萬厘士獎金。該法令還規定該校航海基礎課程分兩年完成，完成基礎課程後必須進行120天的航海實習。此法令於11月16日獲葡萄牙政府通過。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20.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6月20日，居住上海的華商買辦徐潤，來澳控告現在省城之柯六即柯翼堂（即柯遷善堂）賣房違約。被告系高樓街第1號A屋業主中之一人，因被告應承代各業主將屋賣與原告，言明價銀1.7萬元。被告已收定銀5000元，立有收定單為憑。並聲明如有業主反悔，即由被告交還原定5000元，另罰銀2000元之語。茲原告屢催被告照約立契交易，而被告均不照辦，是以特來控追被告交還原定5000元及認罰之2000元。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6月20日，居住上海的華商買辦徐潤，來澳控告現在省城之柯六即柯翼堂（即柯遷善堂）賣房違約。被告系高樓街第1號A屋業主中之一人，因被告應承代各業主將屋賣與原告，言明價銀1.7萬元。被告已收定銀5000元，立有收定單為憑。並聲明如有業主反悔，即由被告交還原定5000元，另罰銀2000元之語。茲原告屢催被告照約立契交易，而被告均不照辦，是以特來控追被告交還原定5000元及認罰之2000元。徐潤，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買辦。香山縣北山嶺鄉人。1829年生。由於家近澳門，15歲前多在澳門活動。咸豐二年（1852）離澳門赴上海，後成為寶順洋行買辦，並在上海經商，開辦錢莊。《澳門政府憲報》1908年6月27日第26號。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6月20日，小巴爾托洛梅烏‧巴雷托（Bartolomeu Barreto Jr.）將域多利影院的土地出讓，拉蒙‧拉莫斯（Ramon Ramos）購得。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6月20日，小巴爾托洛梅烏‧巴雷托（Bartolomeu Barreto Jr.）將域多利影院的土地出讓，拉蒙‧拉莫斯（Ramon Ramos）購得。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41頁。按：小巴爾托洛梅烏‧巴雷托為1845年2月25日去世之土生富商巴爾托洛梅烏‧巴雷托之孫、安東尼奧‧巴雷托（João António Gonçalves Barreto）之第五子。

民國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6月20日， 下午， 孫中山及眷屬乘“瑞泰”號輪船由上海抵達澳門， 住在孫眉龍嵩正街寓中。此次來澳， 孫中山主要為了探望病重的長女孫娫，“並無心於政事”。21日下午2時， 陳炯明乘炮艦趕來澳門， 孫中山徵得陳氏對“四省獨立而廣東同時宣佈”的同意， 以脫離袁世凱的北方政府， 進行“二次革命”。其時原配夫人盧慕貞、兄孫眉、紅顏知己陳粹芬均已在澳門定居。

民國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6月20日， 下午， 孫中山及眷屬乘“瑞泰”號輪船由上海抵達澳門， 住在孫眉龍嵩正街寓中。此次來澳， 孫中山主要為了探望病重的長女孫娫，“並無心於政事”。21日下午2時， 陳炯明乘炮艦趕來澳門， 孫中山徵得陳氏對“四省獨立而廣東同時宣佈”的同意， 以脫離袁世凱的北方政府， 進行“二次革命”。其時原配夫人盧慕貞、兄孫眉、紅顏知己陳粹芬均已在澳門定居。《(廣州)民國日報》1913年6月23日；張醁村：《辛亥革命前後同盟會領導人物的政治分歧及其分裂》， 轉引自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 第823頁。按《(上海)申報》1913年7月4日載：五月“十八日孫中山到澳門， 陳(炯明)、胡(漢明)二人皆到澳門熟商”。而若昂．哥德斯的《孫逸仙與澳門和革命》第21頁稱：孫中山6月20日抵達澳門。關於孫陳會，《(香港)華字日報》1913年6月23日稱：“孫中山十六日下午與眷屬乘瑞泰輪船抵澳”， 十七日下午與陳炯明“談至深夜兩旬餘鐘乃別， 而陳亦即命啟輪返省”。而《(廣州)民生日報》1913年6月26日報導稱：“20號午， 新任粵督陳炯明乘坐江漢兵輪由省啟行， 至下午8點鐘抵澳， 隨命人請孫中山下船談話。孫赴兵船， 約談數點鐘之久。”《(廣州)民國日報》及《(香港)華字日報》的“十六日”均是指舊曆五月十六日， 即西曆6月20日， 與葡文資料記載相合，《申報》稱“(五月)十八日”到澳門， 當誤。潘岩的《我岳丈許崇智有關之三事》(載《廣州文史資料》第28輯，1983年)稱：1917年間許崇智曾隨孫中山先生到澳門文第士街探望盧太夫人， 盧太夫人對許氏云其家生活一向艱苦， 連其住處亦屬租賃而來。許崇智聞後， 遂出資白銀3000元為之買下， 贈給盧太夫人。盧太夫人去世後， 此寓所改為“國父紀念館”。又盧慕貞1867年生， 廣東香山人， 檀香山僑商盧耀顯長女。1884年5月26日， 與孫中山在翠亨村完婚， 育有一子(孫科)、兩女(孫娫、孫婉)。1913年夏， 孫中山送其前來澳門，寓居風順堂4號。1915年9月，前往東京協議離婚之事， 結束兩人維持32年的婚姻。盧慕貞信奉基督教，長期出任澳門浸信會會佐， 後於1952年9月7日病逝澳門“孫公館”。(參見《孫國母盧太夫人陵墓重修碑記》， 現存澳門孝思墓園內。)陳粹芬原名香菱， 又名瑞芬， 俗稱陳四姑，廣東清遠人，1873年生於香港屯門。19歲時， 與當時在香港青山紅樓策劃革命的孫中山相識，並成為其生活伴侶。民國建立後， 陳氏再未露面，1912年移居澳門， 與盧慕貞以姐妹相稱。後由孫眉之孫孫乾供養於中山縣石岐鎮。

民國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6月20日，澳門公鈔局發佈告示，要求所有經營生意或手藝，但非店鋪的，不論何國人一律繳納國家鈔銀，並要在單據內寫明居住何街做何生意。

民國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6月20日，澳門公鈔局發佈告示，要求所有經營生意或手藝，但非店鋪的，不論何國人一律繳納國家鈔銀，並要在單據內寫明居住何街做何生意。《澳門政府憲報》1916年第26號，第393頁。

民國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6月20日，《宗教與祖國》英文副刊《號角》 (The Clarion)由法蒂瑪聖母會 (Congregação de Nossa Senhora. de Fátima)創辦，至1945年6月24日停辦。至1948年5月3日出版同名週刊報紙，1950年7月改為雙週刊，1952年3月1日出版週刊《號角》，主編為盧若瑟 (José Lui)神父。1955年9月15日中文《號角》因財政赤字停刊。

民國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6月20日，鑒於當時澳門盛傳日本人將入侵澳門的傳言，澳督戴思樂向里斯本表明了他的悲觀情緒：“如果日本要佔領澳門，他們擁有足夠的力量這麼做。那麼，從日本人手裡收復澳門的將是中國人。我認為，我們將永遠無法返回澳門。如果我們還在澳門立足的話，那麼中國一定會在和平會議上提出澳門問題，世界大戰的結束和中國內戰的爆發之間的間隔不會超過三個月，在這種情況下，澳門尚可支撐下去。”

民國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6月20日，鑒於當時澳門盛傳日本人將入侵澳門的傳言，澳督戴思樂向里斯本表明了他的悲觀情緒：“如果日本要佔領澳門，他們擁有足夠的力量這麼做。那麼，從日本人手裡收復澳門的將是中國人。我認為，我們將永遠無法返回澳門。如果我們還在澳門立足的話，那麼中國一定會在和平會議上提出澳門問題，世界大戰的結束和中國內戰的爆發之間的間隔不會超過三個月，在這種情況下，澳門尚可支撐下去。”廉輝南：《澳門：她的兩個過渡》第1章，第51-52頁。

民國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6月20日，《宗教與祖國》英文副刊《號角》 (The Clarion)由法蒂瑪聖母會 (Congregação de Nossa Senhora. de Fátima)創辦，至1945年6月24日停辦。至1948年5月3日出版同名週刊報紙，1950年7月改為雙週刊，1952年3月1日出版週刊《號角》，主編為盧若瑟 (José Lui)神父。1955年9月15日中文《號角》因財政赤字停刊。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74-175. 按：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2第304頁稱，1948年5月2日，《號角》報 (O Clarim)由澳門教區主辦發行，1948年至1952年為週刊，1952年至1983年為雙週刊，其中1955年6月至1956年1月曾一度停刊。

1952年6月20日，海外部長羅瑟文參觀新合署大廈，並主持地區法院開幕。

拍攝時間︰1988年6月20日 前排左起：邱成章、許世元、黃漢興、陶開裕、馬萬祺、何鴻燊、馮文根、彭彼得、何厚鏵； 後排左起：王孝行、何華添、高開賢、徐壽仁、區宗傑、陳炳華、畢漪汶、劉光普、趙汝能、何思謙、崔世安、劉焯華。

1988年6月20日，澳督文禮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與鏡湖醫院簽署協議，政府今年撥款增加350萬元。

拍攝時間：1988年6月20日

拍攝時間︰1988年6月20日 前排左起：邱成章、許世元、黃漢興、陶開裕、馬萬祺、何鴻燊、馮文根、彭彼得、何厚鏵； 後排左起：王孝行、何華添、高開賢、徐壽仁、區宗傑、陳炳華、畢漪汶、劉光普、趙汝能、何思謙、崔世安、劉焯華。

1991年6月20日，葡萄牙國會通過修訂《澳門司法組織綱要法》。

1997年6月20日，中葡聯合聯絡小組達成共識，解決東方基金會問題，協議成立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會以接受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的供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