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年(1664年1月28日－1665年2月14日)6月16日，马亚(Sebastião da Maia)神父在圣保禄学院逝世。马亚神父，葡萄牙人，1597年生于里斯本，1611年加入耶稣会，获神学博士学位，曾教授《圣经》及修辞学。先在印度和锡兰(Ceylon)传教，1646年到澳门，任圣保禄学院院长及日本省教区长，1650—1658年担任中日教区巡视员。

康熙三年(1664年1月28日－1665年2月14日)6月16日，马亚(Sebastião da Maia)神父在圣保禄学院逝世。马亚神父，葡萄牙人，1597年生于里斯本，1611年加入耶稣会，获神学博士学位，曾教授《圣经》及修辞学。先在印度和锡兰(Ceylon)传教，1646年到澳门，任圣保禄学院院长及日本省教区长，1650—1658年担任中日教区巡视员。 Manuel Teixeira, Macaue no Séc. XVII, p. 107.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6月16日，7艘广东大船满载货物抵澳门，主要货物是2000多担大米，每担售价1.3两银，还有面粉、糖、花生油、日常杂货、布匹、白铅、麝香等等。商船到来的目的是运回广州商人曾购买并滞留在澳门的一半货物。香山官员说，旧有货物抽取40%，新购货物加抽10%，在澳门出售的货物抽30%。据中文档案《刑部残题本》，这次下澳的官员有香山县令姚启圣、照磨詹其祯、南海县丞张远台、吏目谷某、卢兴祖之管家师泰、旗鼓陈得功。随之下澳的官商有程之复、李之凤、徐忠、潘鼎臣、沈献明；私商则有吴培宇、黄拔华、程启文、方玉、李启、程万里、胡六、王庆台等。姚启圣是带一船瓷器下澳，商人们买回的货物主要有檀香、胡椒、木香、儿茶、铁丝、迦南香及缎子，其中缎子就有17柜。可以反映这次下澳规模不小。这是5年来第一次广东与澳门方面展开的大规模公开贸易。此后，澳门关闸定期开启，并可得到足够的粮食供应。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6月16日，7艘广东大船满载货物抵澳门，主要货物是2000多担大米，每担售价1.3两银，还有面粉、糖、花生油、日常杂货、布匹、白铅、麝香等等。商船到来的目的是运回广州商人曾购买并滞留在澳门的一半货物。香山官员说，旧有货物抽取40%，新购货物加抽10%，在澳门出售的货物抽30%。据中文档案《刑部残题本》，这次下澳的官员有香山县令姚启圣、照磨詹其祯、南海县丞张远台、吏目谷某、卢兴祖之管家师泰、旗鼓陈得功。随之下澳的官商有程之复、李之凤、徐忠、潘鼎臣、沈献明；私商则有吴培宇、黄拔华、程启文、方玉、李启、程万里、胡六、王庆台等。姚启圣是带一船瓷器下澳，商人们买回的货物主要有檀香、胡椒、木香、儿茶、铁丝、迦南香及缎子，其中缎子就有17柜。由此可以反映这次下澳规模不小。这是5年来第一次广东与澳门方面展开的大规模公开贸易。此后，澳门关闸定期开启，并可得到足够的粮食供应。 TA-SSI-YANG-KUO, Sériel, Vol. 1—2, p. 694. 《明清史料》己编下册第6本《刑部残题本》。 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 99.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2月16日－1704年2月4日）6月16日，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Joseph Marie 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彭加德（Claude Jacquemin）及庞克修（Jean Testard）神父抵达澳门。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2月16日－1704年2月4日）6月16日，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Joseph Marie 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彭加德（Claude Jacquemin）及庞克修（Jean Testard）神父抵达澳门。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402—403页；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605—615页。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2月14日－1715年2月3日）5月23日，议事会向主教控诉大堂区佩德罗·塔沃拉（Pedro Teixeira de Távora）神父没有亲自邀请议事会参加基督圣体节、圣若奥·巴普蒂斯塔（S.João Baptista）节和守护天使节。6月16日，议事会通知大堂区神父，议事会不参加基督圣体节、圣若奥节和守护天使节。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2月14日－1715年2月3日）5月23日，议事会向主教控诉大堂区佩德罗．塔沃拉（Pedro Teixeira de Távora）神父没有亲自邀请议事会参加基督圣体节、圣若奥．巴普蒂斯塔（S.João Baptista）节和守护天使节。6月16日，议事会通知大堂区神父，议事会不参加基督圣体节、圣若奥节和守护天使节。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41.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6月16日，议事会同意多明戈斯·托雷斯（Domingos Torres）辞去船长一职，由法里亚（Manuel Pessoa de Faria）接任。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6月16日，议事会同意多明戈斯．托雷斯（Domingos Torres）辞去船长一职，由法里亚（Manuel Pessoa de Faria）接任。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55.

雍正三年（1725年2月13日－1726年2月1日）6月16日，为筹集欠香山知县的款项和应支付士兵的饷银共300两，澳门议事会出资200两。

雍正三年（1725年2月13日－1726年2月1日）6月16日，为筹集欠香山知县的款项和应支付士兵的饷银共300两，澳门议事会出资200两。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10页。

嘉庆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6月l6日，葡萄牙国王敕令在澳门多明我会修道院开办宗教教育班。 首期培训5名学生。他们学习合格后，将被派往帝汶传教。直到1820年，《人民回声报》（O Echo do Povo）还称多明我会修士在澳门支持了一所秩序良好的学校。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6月l6日，葡萄牙国王敕令在澳门多明我会修道院开办宗教教育班。 首期培训5名学生。他们学习合格后，将被派往帝汶传教。直到1820年，《人民回声报》（O Echo do Povo）还称多明我会修士在澳门支持了一所秩序良好的学校。潘日明：《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第154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3.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1月26日─1820年2月13日）6月16日，遣使会刘方济神父在河南南阳被捕，同时被捕者有孙瑞锦等十几名教众，在北京的南弥德神父也牵入案中，后均被解入武昌审讯。刘方济被判处绞刑，南弥德被判定无罪，解送广东澳门。南弥德从广州来到澳门。之后，他在澳门成立了遣使会修道院。1831年7月5日在澳门病逝。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1月26日─1820年2月13日）6月16日，遣使会刘方济神父在河南南阳被捕，同时被捕者有孙瑞锦等十几名教众，在北京的南弥德神父也牵入案中，后均被解入武昌审讯。刘方济被判处绞刑，南弥德被判定无罪，解送广东澳门。南弥德从广州来到澳门。之后，他在澳门成立了遣使会修道院。1831年7月5日在澳门病逝。Joseph van den Brandt Frére, Lettres du Bienheureux François-Régis Clet, p.201; 成和德（Odoric Cheng）：《湖北襄郧属教史记略》，第16—17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湖北巡抚张映汉奏报遵旨审明刘方济各等传习天主教案分别定拟折》，第149—156页。另参阅康志杰：《上主的葡萄园——鄂西北磨盘山天主教社区研究（1636—2005）》第2章，第77—79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3页。

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6月16日，“火神（Salamandra）”号军舰白果阿来到澳门，寄泊鸡颈外洋，该舰外观整洁，装备很差，配备20门大炮，载来葡国士兵200余人，准备在澳门登陆。同时几乎所有被押送果阿受审的官员全都返回，这些人兴高采烈地喊著“复仇，复仇，复仇”，或是“死亡，死亡，死亡”。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6月16日，“火神（Salamandra）”号军舰白果阿来到澳门，寄泊鸡颈外洋，该舰外观整洁，装备很差，配备20门大炮，载来葡国士兵200余人，准备在澳门登陆。同时几乎所有被押送果阿受审的官员全都返回，这些人兴高采烈地喊著“复仇，复仇，复仇”，或是“死亡，死亡，死亡”。A Abelha da China，No.41，转自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第57页，程曼丽译“火神”为“火蛇”；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79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两广总督阮元等奏报查办大小西洋争派澳门地方之番差兵头情形折》，第173页称：“五月初八日，有小西洋船一只，船内夷兵连水梢共二百余名，寄泊鸡颈外洋，遣通事询问。据称：因上年澳夷驱逐番差、兵头之事，小西洋总管官给发牌照，派令来澳查办。”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6月16日，葡萄牙全权大臣席尔维拉·边度致信耆英，称他持有葡萄牙女王颁发的全权证书，负责同中国政府谈判有关葡国的事务。同日上午耆英拜访澳督彼亚度，了解到有关情况及边度要上京的事情。是日下午4时，耆英亲临边度府邸拜会，双方会晤历时约一小时。耆英邀请边度参加两天后的一个宴会，届时澳督彼亚度也将光临。边度可能认为总督会坏他的事，要求9时即去，完成任务后再接受款待。20日9时，边度如约而至耆英驻地，耆英因病未能接见，布政使黄恩彤热情相迎。边度因未获耆英接见而感到葡国钦差大臣的身份受到了轻视，大为不满，拂袖而去。总督彼亚度获悉边度的通报后，认为“有人合谋损害葡萄牙人的利益”，但他并未因此不去参加这已预先通知的招待会。澳督午时受到盛情款待，席间双方起立互敬，气氛热烈。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6月16日，葡萄牙全权大臣席尔维拉·边度致信耆英，称他持有葡萄牙女王颁发的全权证书，负责同中国政府谈判有关葡国的事务。同日上午耆英拜访澳督彼亚度，了解到有关情况及边度要上京的事情。是日下午4时，耆英亲临边度府邸拜会，双方会晤历时约一小时。耆英邀请边度参加两天后的一个宴会，届时澳督彼亚度也将光临。边度可能认为总督会坏他的事，要求9时即去，完成任务后再接受款待。20日9时，边度如约而至耆英驻地，耆英因病未能接见，布政使黄恩彤热情相迎。边度因未获耆英接见而感到葡国钦差大臣的身份受到了轻视，大为不满，拂袖而去。总督彼亚度获悉边度的通报后，认为“有人合谋损害葡萄牙人的利益”，但他并未因此不去参加这已预先通知的招待会。澳督午时受到盛情款待，席间双方起立互敬，气氛热烈。《边度致钦差大臣函，告其钦差大臣身份并请赴北京》，载《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62号文件，第222页。《澳门总督致海事暨海外部长及海事暨海外国务秘书之公函，内附与耆英会晤之报告》，载《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71号文件，第232—237页。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月15日─1848年2月4日）6月16日，澳门议事公局创办的议事公局小学在志愿者委员会操办下，在得到英国商人马地臣离澳返欧前捐赠的5000银币和募集到4000银币后正式开学。课程是早日商定的英语和法语。同年9月起由于接受免费教育的孤儿太多，议事公局无力承担，该校改由彩票收益资助。第一任校长是澳门土生葡人洛佩斯．席尔瓦（Jorge António Lopes da Silva）神父， 他还兼葡萄牙教语文，年薪350澳门元，学校开始设在圣罗萨．利马收容院。学校共开三门课程。基础教育由吉尔．佩雷拉（Joaquim Gil Pereira） 教授，英文和法文由若瑟．比喇喇（José Vicente Pereira）教授，葡萄牙语则由校长兼。后于1849年4月迁到圣方济各修道院，但由于果阿援军的抵达，学校年内又搬回原址。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月15日─1848年2月4日）6月16日，澳门议事公局创办的议事公局小学在志愿者委员会操办下，在得到英国商人马地臣离澳返欧前捐赠的5000银币和募集到4000银币后正式开学。课程是早日商定的英语和法语。同年9月起由于接受免费教育的孤儿太多，议事公局无力承担，该校改由彩票收益资助。第一任校长是澳门土生葡人洛佩斯．席尔瓦（Jorge António Lopes da Silva）神父， 他还兼教葡萄牙语文，年薪350澳门元，学校开始设在圣罗萨．利马收容院。学校共开三门课程。基础教育由吉尔．佩雷拉（Joaquim Gil Pereira）教授，英文和法文由若瑟．比喇喇（José Vicente Pereira）教授，葡萄牙语则由校长兼教。后于1849年4月迁到圣方济各修道院，但由于果阿援军的抵达，学校年内又搬回原址。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40;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95页。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6月16日，议事公局发布澳督贾多素颁布《澳门华人铺户照准牌纳公钞规条》，该规定首称：“照得华人各铺户向以照例输钞在案，兹查设给准牌，照牌输钞。”该规定9款，规定了铺户缴纳公钞的流程和手续。要求澳门铺户要在政府等级备案，由专人负责“号簿”。每个铺户每年领一次准牌（营业执照），然后三个月纳一次钞，一年四次。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6月16日，议事公局发布澳督贾多素颁布《澳门华人铺户照准牌纳公钞规条》，该规定首称：“照得华人各铺户向以照例输钞在案，兹查设给准牌，照牌输钞。”该规定9款，规定了铺户缴纳公钞的流程和手续。要求澳门铺户要在政府等级备案，由专人负责“号簿”。每个铺户每年领一次准牌（营业执照），然后三个月纳一次钞，一年四次。《澳门政府宪报》1851年6月21日第31号。

咸丰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6月l6日，首位来华的英国循道会（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牧师俾士（George Piercy）在澳门写信称：由于健康原因，他已来到澳门养病，在广州创办的学校，则交由毕治（W. B. Beach）和郭修信（Josiah Cox）管理。

咸丰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6月16日，首位来华的英国循道会（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牧师俾士（George Piercy）在澳门写信称：由于健康原因，他已来到澳门养病，在广州创办的学校，则交由毕治（W. B. Beach）和郭修信（Josiah Cox）管理。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藏：中华循道会档案胶片第一盒：1851-1872，俾士1854年6月16日在澳门的信。

光绪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6月16日，澳门政府更改1877年10月18日实施的《国家火药仓贮顿商人火药之章程》，新章程共计22款，自1892年8月1日开始施行。其中规定，军装分有数种，即散火药、火药包或俗话逼码，并爆药。军械包括大炮并手带之枪，鸟枪、六口连、对面笑，均在其内。凡有造军装器械生意，必须赴辅政司衙门领牌，方准买卖。商人所有军装军械，须要听官宪指定地方，设立官仓，以便各商人存贮，并须缴纳租银等费用。

光绪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6月16日，澳门政府更改1877年10月18日实施的《国家火药仓贮顿商人火药之章程》，新章程共计22款，自1892年8月1日开始施行。其中规定，军装分有数种，即散火药、火药包或俗话逼码，并爆药。军械包括大炮并手带之枪，鸟枪、六口连、对面笑，均在其内。凡有造军装器械生意，必须赴辅政司衙门领牌，方准买卖。商人所有军装军械，须要听官宪指定地方，设立官仓，以便各商人存贮，并须缴纳租银等费用。《澳门政府宪报》1892年7月18日第28号附报。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98年6月16日），总督部堂巡抚部院，院照发给镜湖分院值理何丰年，湾仔三湾烂湴塘熟田、草白坦共壹坵，壹顷正。（院字第伍百壹拾伍号，加盖民国广东财政厅验讫章。）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98年6月16日），总督部堂巡抚部院，院照发给镜湖分局值理何丰年，湾仔熟田、草白坦共壹坵，陆拾柒亩伍分正。（院字第伍百壹拾玖号，加盖民国广东财政厅验讫章。）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98年6月16日），总督部堂巡抚部院，院照发给镜湖医院分局值理何丰年，湾仔三湾烂湴塘熟田、草白坦共壹坵，伍拾亩正。（院字第伍百壹拾肆号）

民国四年(1915年1月1日─1915年12月31日)6月16日，国家印字馆迁往澳门龙嵩正街77号。28日，澳门所有马路、街口、斜坡、前地、街巷、园、石级、里村、山径装置街牌，共900个。29日，在路环新建尿房一所。

民国四年(1915年1月1日─1915年12月31日)6月16日，国家印字馆迁往澳门龙嵩正街77号。28日，澳门所有马路、街口、斜坡、前地、街巷、园、石级、里村、山径装置街牌，共900个。29日，在路环新建尿房一所。《澳门政府宪报》1915年第24号，第380页；第26号，第422页。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6月16日，下午4时30分，孙科乘省澳轮船来澳门省亲。18日，返回广州。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6月16日，下午4时30分，孙科乘省澳轮船来澳门省亲。18日，返回广州。《(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17日。

拍摄时间︰庚辰年五月十一日（1940年6月16日） 前排左起：容炳文、曹子珊、梁孟鸿、周介眉、梁彦明、徐伟卿、李雁云、姚笃周、区万胜、刘耀墀、李宝书； 中排左起：周岂凡、周藻、陈亦伯、姚应江、姚满、姚标、陈雨廷、梁钰兴、戴显荣； 后排左二起：陈少巖、曾锡祺、曹维聪（右四）。

拍摄时间︰庚辰年五月十一日（1940年6月16日） 前排左起：容炳文、曹子珊、梁孟鸿、周介眉、梁彦明、徐伟卿、李雁云、姚笃周、区万胜、刘耀墀、李宝书； 中排左起：周岂凡、周藻、陈亦伯、姚应江、姚满、姚标、陈雨廷、梁钰兴、戴显荣； 后排左二起：陈少巖、曾锡祺、曹维聪（右四）。

民国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6月16日，粤华中学举行毕业典礼暨创校纪念碑揭幕典礼，并请澳督戴思乐亲临颁发毕业证书。校董会主席李际唐随即宣布学校易手，今后转由鲍斯高慈幼会接办。因校长廖奉基返回内地工作，遂协议将粤华中学交给慈幼会管理。慈幼会为了节省人力、财力，遂将鲍斯高学校中学部并入粤华中学。这是慈幼会接办之始，由廖荣福出任校长。而原来的圣母无原罪工艺学校仍在原址开办，并改名为“鲍斯高职业学校”。

民国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6月16日，粤华中学举行毕业典礼暨创校纪念碑揭幕典礼，并请澳督戴思乐亲临颁发毕业证书。校董会主席李际唐随即宣布学校易手，今后转由鲍斯高慈幼会接办。因校长廖奉基返回内地工作，遂协议将粤华中学交给慈幼会管理。慈幼会为了节省人力、财力，遂将鲍斯高学校中学部并入粤华中学。这是慈幼会接办之始，由廖荣福出任校长。而原来的圣母无原罪工艺学校仍在原址开办，并改名为“鲍斯高职业学校”。《粤华中学建校60周年纪念特刊》之《粤华60年》，第16页；林家骏：《澳门教区历史掌故文摘》，第33页。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1月，1947年12月14日香港报界报道，中国及澳门葡萄牙当局在广州已签订“大米协议”。据此，广东政府向澳门供应大米，停止对澳门的经济禁运威胁。3月4日，澳门总督柯维纳与中国中央银行代表签订一项金融协定。该协议于3月13日生效。4月，罗保（Pedro José Lobo）与梁昌组建的“澳门航空运输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首架双引擎水陆两用飞机命名为“澳门小姐号”。6月16日“澳门小姐号”遭劫持，机长遇害，飞机坠毁。5月2日，由澳门教区主办的《号角报》（O Clarim）再次出版。1948～1952年间为周刊，1952～1983年间为双周刊。1983年起恢复周刊至今。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何贤将“八角亭”捐为公众阅读室。

工联“支斗委会”于1967年6月16日下午六时，在（南湾）工人体育场举行“澳门各业工人声讨英帝罪行支援港九同胞抗暴斗争大会”。与会各业工人八千人之众，由下午四时半开始入场，直至接近六时，方完全入场。

澳门各业工人声讨英帝罪行支援港九同胞抗暴斗争大会会后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情形。

澳门各业工人声讨英帝罪行支援港九同胞抗暴斗争大会会后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情形。

澳门各业工人声讨英帝罪行支援港九同胞抗暴斗争大会会后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情形。

澳门各业工人声讨英帝罪行支援港九同胞抗暴斗争大会会后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情形。民众高举写着“中国人民宣判英帝死刑”的宣传画。

王家祯，又名王福寿，浙江省东阳市佐村镇桑梓村人。《澳门日报》创办人。[1] 家祯七岁时入读私塾，15岁时毕业于东阳县第三完全小学，当时名师李福臻，对他影响很大。因为家贫，难以维持他上学。翌年，得到李福臻老师的鼓励和帮助，家祯远赴丽水，考取公费生。1938年，作为丽水处州中学公费生，他进入福建沙县福州高级中学读三年。 1941年，日寇大举进犯浙南，处州中学被迫解散。离校后，家祯举目无亲，身无分文，背着学校发给的六斤大米，开始艰苦的逃难生活。他先到龙泉，后到闽北沙溪，不久进入沙县的福州高级中学，辗转到江西瑞金、赣州。经余姚一位国文老师高铃钿介绍，他进入《青年日报》当助理编辑。该报是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有很多进步人士在此工作。 家祯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勤奋读书，白天读大学先修班，晚上到报社工作，期间，开始接触到中共党组织和进步书刊及马列著作。1943年夏，他前往江西省龙南县创办《新力日报》；1944年南下广东；1945年参加韩江抗日游击队，在大南山、大北山一带活动，创办《团结报》（今《汕头日报》），宣传抗日。 1946年3月，家祯奉命前往香港《华商报》工作，当时《华商报》是一份与重庆《新华日报》一样重要的报纸。他在报社工作三年，从校对、资料室组长，一直升任社务委员会委员。在繁忙工作中，他经常挤出时间，为当时《群众杂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撰稿；参加全国学联同京、沪、杭、宁、穗等地流亡到香港的大学生一起，编印大量刊物，输送内地，支援解放战争。报社定期邀请郭沫若、茅盾、翦伯赞、邓初民等著名人士发表演说，号召民众迎接全国解放。 1950年，家祯在香港工作活跃，引起香港政府不满，准备递解出境。幸好，他及时收到风声，避进新华社香港分社，后从事研究港澳宣传工作。 1952年3月1日，香港居民与港英当局发生严重冲突，引发“三一”事件，许多爱国人士被递解出境。《文汇报》、《大公报》、《新华晚报》面临关门威胁。家祯和新华社社长黄作梅、国际问题专家张铁生、小说家司马文森、杂文作家聂绀弩被调出新华社，筹备另出新报。后经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干预，港英当局被迫退让。因此，新华社仅出版了一份周末报。 1958年，家祯调任澳门，筹备创办《澳门日报》，担任首任总编，训练编辑，培养记者，营建报馆。澳门办报条件比香港差，从编辑训练组班、技工、记者、筹建厂房，都是家祯一手操办，并与澳门各报社及社会各界搞好关系，广交社会各界朋友，被大家戏称为“澳门王”。 1981年1月，廖承志主持召开中央港澳新闻工作会议后，家祯出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1982年初升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后来，家祯与社长一起改革宣传，拓宽业务，增加经济收入，改善报纸的发行条件和职工的福利待遇，创办《中国机械》、《中国石油》杂志和《国际经济行情》旬刊；使《文汇报》成为一家在海内外许多地方发行并派驻记者的综合性大报，报社成为一个综合性的企业集团。 家祯年过花甲后，身体多病，他经过考虑和多次申请，获得批准，1986年底退居二线。 家祯向来喜爱书画，藏画不少。他利用空余时间，游戏于翰墨中。退休后，他积极发挥余热，担任香港《文汇报》董事、《中国石油杂志》总编辑、湖南省经济顾问、浙江大学客座教授、杭州经济发展总公司顾问、金华市经济顾问、南京市政府属下深南公司顾问、山东省康有为基金会顾问等职。他日夜为祖国建设操劳，经常奔波于世界各地及祖国之间，出谋划策，传递经济信息，牵线搭桥，不遗余力。 1989年4月，家祯偶患感冒，5月初锁骨上出现淋巴结，经拍片检查，突然发现右肺有肿瘤，并已扩散，马上请港澳名医诊治和特邀福建著名治癌中医提润进行治疗。 6月16日下午8时40分，家祯在香港圣保禄医院不幸逝世，终年67岁。 香港《文汇报》社长李子诵担任王家祯治丧委员会主任，《澳门日报》社长李成俊主持丧事，参加追悼会来宾500余人，包括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澳门分社及社长周鼎先生、浙江省人民政府、金华市人民政府、东阳市委及人民政府，还有著名画家刘海粟、黄胄、黄永玉先生等人，收到花圈400多个、各处唁电30多份。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张雪枫先生致悼辞，称赞王家祯一生在港澳爱国新闻事业上作出突出的贡献，高度评价他的革命一生。 王家祯曾作一首自叙诗：[2] 似官非官，似民非民，掏尽心血，劳碌一生。 临老种竹，又学栽松，聊以自娱，乐在其中。 [1]政协浙江省金华市委员会：《金华文史资料》（第8辑），杭州：浙江政协，1994，第7-8页。 [2]政协浙江省东阳市委员会：《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东阳：东阳政协，1992，第105-109页。

王家祯，又名王福寿，浙江省东阳市佐村镇桑梓村人。《澳门日报》创办人。[1] 家祯七岁时入读私塾，15岁时毕业于东阳县第三完全小学，当时名师李福臻，对他影响很大。因为家贫，难以维持他上学。翌年，得到李福臻老师的鼓励和帮助，家祯远赴丽水，考取公费生。1938年，作为丽水处州中学公费生，他进入福建沙县福州高级中学读三年。 1941年，日寇大举进犯浙南，处州中学被迫解散。离校后，家祯举目无亲，身无分文，背着学校发给的六斤大米，开始艰苦的逃难生活。他先到龙泉，后到闽北沙溪，不久进入沙县的福州高级中学，辗转到江西瑞金、赣州。经余姚一位国文老师高铃钿介绍，他进入《青年日报》当助理编辑。该报是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有很多进步人士在此工作。 家祯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勤奋读书，白天读大学先修班，晚上到报社工作，期间，开始接触到中共党组织和进步书刊及马列著作。1943年夏，他前往江西省龙南县创办《新力日报》；1944年南下广东；1945年参加韩江抗日游击队，在大南山、大北山一带活动，创办《团结报》（今《汕头日报》），宣传抗日。 1946年3月，家祯奉命前往香港《华商报》工作，当时《华商报》是一份与重庆《新华日报》一样重要的报纸。他在报社工作三年，从校对、资料室组长，一直升任社务委员会委员。在繁忙工作中，他经常挤出时间，为当时《群众杂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撰稿；参加全国学联同京、沪、杭、宁、穗等地流亡到香港的大学生一起，编印大量刊物，输送内地，支援解放战争。报社定期邀请郭沫若、茅盾、翦伯赞、邓初民等著名人士发表演说，号召民众迎接全国解放。 1950年，家祯在香港工作活跃，引起香港政府不满，准备递解出境。幸好，他及时收到风声，避进新华社香港分社，后从事研究港澳宣传工作。 1952年3月1日，香港居民与港英当局发生严重冲突，引发“三一”事件，许多爱国人士被递解出境。《文汇报》、《大公报》、《新华晚报》面临关门威胁。家祯和新华社社长黄作梅、国际问题专家张铁生、小说家司马文森、杂文作家聂绀弩被调出新华社，筹备另出新报。后经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干预，港英当局被迫退让。因此，新华社仅出版了一份周末报。 1958年，家祯调任澳门，筹备创办《澳门日报》，担任首任总编，训练编辑，培养记者，营建报馆。澳门办报条件比香港差，从编辑训练组班、技工、记者、筹建厂房，都是家祯一手操办，并与澳门各报社及社会各界搞好关系，广交社会各界朋友，被大家戏称为“澳门王”。 1981年1月，廖承志主持召开中央港澳新闻工作会议后，家祯出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1982年初升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后来，家祯与社长一起改革宣传，拓宽业务，增加经济收入，改善报纸的发行条件和职工的福利待遇，创办《中国机械》、《中国石油》杂志和《国际经济行情》旬刊；使《文汇报》成为一家在海内外许多地方发行并派驻记者的综合性大报，报社成为一个综合性的企业集团。 家祯年过花甲后，身体多病，他经过考虑和多次申请，获得批准，1986年底退居二线。 家祯向来喜爱书画，藏画不少。他利用空余时间，游戏于翰墨中。退休后，他积极发挥余热，担任香港《文汇报》董事、《中国石油杂志》总编辑、湖南省经济顾问、浙江大学客座教授、杭州经济发展总公司顾问、金华市经济顾问、南京市政府属下深南公司顾问、山东省康有为基金会顾问等职。他日夜为祖国建设操劳，经常奔波于世界各地及祖国之间，出谋划策，传递经济信息，牵线搭桥，不遗余力。 1989年4月，家祯偶患感冒，5月初锁骨上出现淋巴结，经拍片检查，突然发现右肺有肿瘤，并已扩散，马上请港澳名医诊治和特邀福建著名治癌中医提润进行治疗。 6月16日下午8时40分，家祯在香港圣保禄医院不幸逝世，终年67岁。 香港《文汇报》社长李子诵担任王家祯治丧委员会主任，《澳门日报》社长李成俊主持丧事，参加追悼会来宾500余人，包括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澳门分社及社长周鼎先生、浙江省人民政府、金华市人民政府、东阳市委及人民政府，还有著名画家刘海粟、黄胄、黄永玉先生等人，收到花圈400多个、各处唁电30多份。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张雪枫先生致悼辞，称赞王家祯一生在港澳爱国新闻事业上作出突出的贡献，高度评价他的革命一生。 王家祯曾作一首自叙诗：[2] 似官非官，似民非民，掏尽心血，劳碌一生。 临老种竹，又学栽松，聊以自娱，乐在其中。 [1]政协浙江省金华市委员会：《金华文史资料》（第8辑），杭州：浙江政协，1994，第7-8页。 [2]政协浙江省东阳市委员会：《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东阳：东阳政协，1992，第105-109页。

1992年6月16日，澳督韦奇立（Rocha Vieira）在卢森堡签署澳门与欧洲共同体协议。

1994年6月16日，澳门立法会通过《土地法》。

1994年6月16日，澳门国际机场发行12亿港元债券。

黄施民，原名黄玉宇，广东南海西樵（今属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人，生于香港。中共广东省委海外工委副书记、深圳经济特区市委书记、诗人。 20世纪30-40年代，施民一直在香港从事进步的政治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共广东省委海外工委秘书长、副书记，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门市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任深圳经济特区市委书记兼副市长，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省“三胞”委员会主任等职；历任广东省政协常委、全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等职，享受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正厅级离休干部待遇，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晚年时期，施民从事诗词写作，出版《深圳吟》、《深圳风华词集》、《南窗诗草》、《南窗诗钞》等，作品多反映广东开放改革的新风貌。其中，《南窗诗草》1988年由澳门星光出版社出版。[1] 2003年6月16日下午2时31分，施民在广州逝世，终年82岁。[2] 1952年7月25日16时，一名非洲裔葡兵擅自进入中立区站立约一小时，中方边防团指示哨兵迫使其退出。当日下午6时，该葡兵与另外八名葡兵前来关闭木马（葡方铁丝障碍物，平时晨开晚闭），竟将木马抬进中间地带约两步，还越过了中方警戒线。中方哨兵见打手势制止无用，在拖拽该葡兵时将其摔倒在地。随后有三名葡兵上前，用枪上的刺刀刺伤中方哨兵左臂，同时葡军碉堡向中方开枪，中方驻军被迫自卫还击，战斗持续十多分钟。此后，中葡双方进入紧张戒备状态，关闸关闭，双方人员停止进出。对于澳葡当局的公然挑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指示驻防关闸的前山边防局第五分局当即向澳葡政府进行交涉，要求葡方对事件负全部责任。时值朝鲜战争时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为避免事态扩大，成为其他国家滋事的理由。叶剑英立刻向中央政府汇报事件整个过程，得到毛泽东“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国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的指示。 澳门总督史博泰感到事态严重，委托经济局局长罗保全权处理此事。罗保在没联系到中方驻澳门的代表（南光公司负责人）的情况下，找到澳门中华商会代表何贤、马万祺，希望他们出面调解。马万祺等人了解事况后，迅速联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告知葡方希望谈判。 1952年7月26日晚，叶剑英在广州梅花村30号中共华南分局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听完大家意见及饶彰风的汇报后，叶剑英说，我们对关闸事件的处理，应当把握从宽的原则。这事件的性质毕竟是地方事件，用不着大动干戈。会议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赶赴拱北，与澳门方面接触谈判，并提出三个谈判条件：一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二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赔偿损失。同年7月26日上午，黄施民和曹若茗与澳门各界和中华总商会代表何贤、马万祺在拱北解放军指挥部进行谈判前磋商。双方要求相距甚远，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何贤、马万祺回到澳门后转达中方的态度和要求。 澳督史博泰在权衡过后，答应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的要求，其余两个条件不答应。7月27日，何贤和马万祺又到拱北向中方转述澳督的意见，这一意见遭到中方代表黄施民的拒绝。 1952年7月25日事发后，澳葡政府就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邀请美、英、法及台湾地区顾问参加，以为有美英支持，可以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向中方施压，使中方退让。26日、29日、30日，葡军悍然向中方界内发射炮弹，猛烈轰击。同时，英国驻葡萄牙大使及驻远东陆军总司令在28日对外宣称“英葡订有军事同盟”，并宣布冻结中方留在香港航空公司的财产。29日，香港警察又逮捕航空公司员工二百余人。美国在台湾海域演习的几艘军舰，也在去韩国途中折回香港，并大肆造谣生事，不断围攻中方军舰。澳门、香港边境同时紧张，亚洲和平会议又将召开，如处理不当将造成不良国际政治影响；稍有不慎，都可能导致冲突恶化。 在此关键时刻，叶剑英再次以他过人的胸襟和智慧，在何贤、马万祺等澳门爱国人士鼎力襄助下，他多次召开会议分析情况，制定相应策略，针对葡军的军事行动，中国驻防军加强准备，反击坚决果断，给葡军以沉重打击。1952年7月30日，战斗结束，葡方共发射炮弹490发、子弹二万多发，死亡五人，伤14人；中方还击炮弹109发，子弹8820发，死亡二人，伤30人。冲突的持续升级对澳门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不少居民逃往香港。当时船运公司票价暴涨，但大家仍然涌往码头，争相上船。澳门居民的生活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各种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中共已调来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了大炮；有的说中共要将澳门封锁起来，以后连水也没得喝啦。澳督不断发出安民布告，但收效甚微；又请何贤、马万祺出面调解，希望中国政府谅解，宽容处理。在何贤、马万祺的斡旋下，8月1日开始，中葡双方进行15次谈判。何贤、马万祺为了澳门同胞的利益，不辞辛苦，18次前往拱北的解放军指挥部商谈，有时甚至一天三进三出。 为了尽快平息关闸风波，让澳门同胞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在1952年8月10日华南分局第90次会议上，叶剑英专门向常委说明澳门关闸事件的经过及处理意见。他认为，澳门事件是由于葡方个别哨兵失误造成，应予以宽大处理，只要求澳葡政府作象征性赔偿和正式道歉。 史博泰在深思熟虑之后，向葡萄牙政府汇报谈判的情况。在1952年8月23日第15次谈判中，澳葡当局答应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由经济局局长罗保为代表签署澳葡政府致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边防局第五分局的道歉书。[3] 现录黄施民的诗两首： 《西湾远眺》[4] 古堡斜阳旧炮台，榕阴轻拂绿云开。千帆夜钓西湾月，万点金星扑眼来。 《念奴娇‧开放吟》[5] 南天门上，又临春岁晓，山河金碧。探手云霄窗口外，摘取星辰咫尺。大业方兴，穷根始断，百倍情怀激。革新开放，浪潮翻卷朝夕。 犹记锁国当年，战机频失，旧路多荆棘。赖有经纶长袖举，拂起无边生力。左道谰言，狂词空调，一例成陈迹。九州重振，八方同奋飞翼。 [1]廖红球：《广东当代作家辞典》，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2]《黄施民同志逝世》，载“金羊网＂，2008年11月6日，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3-06/19/content_544327.htm。 [3]任莉、卢汉明：《“解密”1952年：澳门关闸事件》，载《南方》杂志，2012年11月28日，http://www.nfyk.com/qt/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81。 [4]《近代作品》，载“爱书堂＂网，2013年6月20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5]刘梦芙：《二十世纪中华词选》（中），合肥：黄山书社，2008，第1220页。

黄施民，原名黄玉宇，广东南海西樵（今属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人，生于香港。中共广东省委海外工委副书记、深圳经济特区市委书记、诗人。 20世纪30-40年代，施民一直在香港从事进步的政治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共广东省委海外工委秘书长、副书记，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门市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任深圳经济特区市委书记兼副市长，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省“三胞”委员会主任等职；历任广东省政协常委、全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等职，享受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正厅级离休干部待遇，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晚年时期，施民从事诗词写作，出版《深圳吟》、《深圳风华词集》、《南窗诗草》、《南窗诗钞》等，作品多反映广东开放改革的新风貌。其中，《南窗诗草》1988年由澳门星光出版社出版。[1] 2003年6月16日下午2时31分，施民在广州逝世，终年82岁。[2] 1952年7月25日16时，一名非洲裔葡兵擅自进入中立区站立约一小时，中方边防团指示哨兵迫使其退出。当日下午6时，该葡兵与另外八名葡兵前来关闭木马（葡方铁丝障碍物，平时晨开晚闭），竟将木马抬进中间地带约两步，还越过了中方警戒线。中方哨兵见打手势制止无用，在拖拽该葡兵时将其摔倒在地。随后有三名葡兵上前，用枪上的刺刀刺伤中方哨兵左臂，同时葡军碉堡向中方开枪，中方驻军被迫自卫还击，战斗持续十多分钟。 此后，中葡双方进入紧张戒备状态，关闸关闭，双方人员停止进出。对于澳葡当局的公然挑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指示驻防关闸的前山边防局第五分局当即向澳葡政府进行交涉，要求葡方对事件负全部责任。时值朝鲜战争时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为避免事态扩大，成为其他国家滋事的理由。叶剑英立刻向中央政府汇报事件整个过程，得到毛泽东“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国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的指示。 澳门总督史博泰感到事态严重，委托经济局局长罗保全权处理此事。罗保在没联系到中方驻澳门的代表（南光公司负责人）的情况下，找到澳门中华商会代表何贤、马万祺，希望他们出面调解。马万祺等人了解事况后，迅速联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告知葡方希望谈判。 1952年7月26日晚，叶剑英在广州梅花村30号中共华南分局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听完大家意见及饶彰风的汇报后，叶剑英说，我们对关闸事件的处理，应当把握从宽的原则。这事件的性质毕竟是地方事件，用不着大动干戈。 会议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赶赴拱北，与澳门方面接触谈判，并提出三个谈判条件：一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二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赔偿损失。同年7月26日上午，黄施民和曹若茗与澳门各界和中华总商会代表何贤、马万祺在拱北解放军指挥部进行谈判前磋商。双方要求相距甚远，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何贤、马万祺回到澳门后转达中方的态度和要求。 澳督史博泰在权衡过后，答应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的要求，其余两个条件不答应。7月27日，何贤和马万祺又到拱北向中方转述澳督的意见，这一意见遭到中方代表黄施民的拒绝。 1952年7月25日事发后，澳葡政府就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邀请美、英、法及台湾地区顾问参加，以为有美英支持，可以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向中方施压，使中方退让。 26日、29日、30日，葡军悍然向中方界内发射炮弹，猛烈轰击。同时，英国驻葡萄牙大使及驻远东陆军总司令在28日对外宣称“英葡订有军事同盟”，并宣布冻结中方留在香港航空公司的财产。 29日，香港警察又逮捕航空公司员工二百余人。美国在台湾海域演习的几艘军舰，也在去韩国途中折回香港，并大肆造谣生事，不断围攻中方军舰。澳门、香港边境同时紧张，亚洲和平会议又将召开，如处理不当将造成不良国际政治影响；稍有不慎，都可能导致冲突恶化。 在此关键时刻，叶剑英再次以他过人的胸襟和智慧，在何贤、马万祺等澳门爱国人士鼎力襄助下，他多次召开会议分析情况，制定相应策略，针对葡军的军事行动，中国驻防军加强准备，反击坚决果断，给葡军以沉重打击。 1952年7月30日，战斗结束，葡方共发射炮弹490发、子弹二万多发，死亡五人，伤14人；中方还击炮弹109发，子弹8820发，死亡二人，伤30人。冲突的持续升级对澳门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不少居民逃往香港。当时船运公司票价暴涨，但大家仍然涌往码头，争相上船。 澳门居民的生活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各种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中共已调来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了大炮；有的说中共要将澳门封锁起来，以后连水也没得喝啦。澳督不断发出安民布告，但收效甚微；又请何贤、马万祺出面调解，希望中国政府谅解，宽容处理。在何贤、马万祺的斡旋下，8月1日开始，中葡双方进行15次谈判。何贤、马万祺为了澳门同胞的利益，不辞辛苦，18次前往拱北的解放军指挥部商谈，有时甚至一天三进三出。 为了尽快平息关闸风波，让澳门同胞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在1952年8月10日华南分局第90次会议上，叶剑英专门向常委说明澳门关闸事件的经过及处理意见。他认为，澳门事件是由于葡方个别哨兵失误造成，应予以宽大处理，只要求澳葡政府作象征性赔偿和正式道歉。 史博泰在深思熟虑之后，向葡萄牙政府汇报谈判的情况。在1952年8月23日第15次谈判中，澳葡当局答应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由经济局局长罗保为代表签署澳葡政府致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边防局第五分局的道歉书。[3] 现录黄施民的诗两首： 《西湾远眺》[4] 古堡斜阳旧炮台，榕阴轻拂绿云开。千帆夜钓西湾月，万点金星扑眼来。 《念奴娇‧开放吟》[5] 南天门上，又临春岁晓，山河金碧。探手云霄窗口外，摘取星辰咫尺。大业方兴，穷根始断，百倍情怀激。革新开放，浪潮翻卷朝夕。 犹记锁国当年，战机频失，旧路多荆棘。赖有经纶长袖举，拂起无边生力。左道谰言，狂词空调，一例成陈迹。九州重振，八方同奋飞翼。 [1]廖红球：《广东当代作家辞典》，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2]《黄施民同志逝世》，载“金羊网＂，2008年11月6日，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3-06/19/content_544327.htm。 [3]任莉、卢汉明：《“解密”1952年：澳门关闸事件》，载《南方》杂志，2012年11月28日，http://www.nfyk.com/qt/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81。 [4]《近代作品》，载“爱书堂＂网，2013年6月20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5]刘梦芙：《二十世纪中华词选》（中），合肥：黄山书社，2008，第1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