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二年(1568年1月29日─1569年1月16日)7月5日，曾一本複率賊眾進攻廣州，拒傷官軍於赤灣、東灞等處，殺害知縣劉師顏。由於廣州新修外城，曾一本又在郊外肆掠，並奪獲泊於珠江的明船100餘艘，圍省城達二十日。26日，又有曾一本屬下白艚賊船20餘艘突至香山唐家灣九洲口一帶打劫。29日，明軍與曾賊白艚船大戰於虎頭門外，奪獲大白艚船9只，沖沉大船3只，賊眾死傷數百人。這一仗，“香山澳商自請欲助兵滅賊”，當時參戰的澳商號稱“二千名”(葡文資料為50個葡萄牙人和當地基督教徒及他們的奴隸)。華商頭目林弘仲、何中行(即當地的基督徒)也參加了這一次戰爭。7月，曾一本海盜的襲澳，增加了澳門葡人的軍事防禦意識，居民們都認為，應當在澳門修建工事以自衛。在賈尼勞主教及耶穌會神父們的支持下，瓦茲•維依加船長下令開始在澳門修建一道土坯圍牆。他將澳門葡人分成5人或6人一組，並將這些組編為20個連隊，每個連隊負責建一段土牆，另外還將本地華人基督徒組成10個連隊，每個連隊負責建一段土牆。耶穌會的神父們也參加了建牆工作。只花了16天時間，一條長217英尋，底部厚6柞，上面寬5. 5柞，高15柞的土坯牆即在靠近西灣的燒灰爐(Chunambo)地建成。該牆有4個正方形碉堡，以作軍事防禦。由於擔心明朝政府的反對，瓦茲•維依加船長並沒有將澳門島上的圍牆全部建完，臨海部分沒有修建，而是讓每位商家在自己的門口建造碼頭。有了那些建好的圍牆，碼頭也就足以自衛。這是澳門首次築城。

隆慶二年(1568年1月29日─1569年1月16日)7月5日，曾一本複率賊眾進攻廣州，拒傷官軍於赤灣、東灞等處，殺害知縣劉師顏。由於廣州新修外城，曾一本又在郊外肆掠，並奪獲泊於珠江的明船100餘艘，圍省城達二十日。26日，又有曾一本屬下白艚賊船20餘艘突至香山唐家灣九洲口一帶打劫。29日，明軍與曾賊白艚船大戰於虎頭門外，奪獲大白艚船9只，沖沉大船3只，賊眾死傷數百人。這一仗，“香山澳商自請欲助兵滅賊”，當時參戰的澳商號稱“二千名”(葡文資料為50個葡萄牙人和當地基督教徒及他們的奴隸)。華商頭目林弘仲、何中行(即當地的基督徒)也參加了這一次戰爭。7月，曾一本海盜的襲澳，增加了澳門葡人的軍事防禦意識，居民們都認為，應當在澳門修建工事以自衛。在賈尼勞主教及耶穌會神父們的支持下，瓦茲•維依加船長下令開始在澳門修建一道土坯圍牆。他將澳門葡人分成5人或6人一組，並將這些組編為20個連隊，每個連隊負責建一段土牆，另外還將本地華人基督徒組成10個連隊，每個連隊負責建一段土牆。耶穌會的神父們也參加了建牆工作。只花了16天時間，一條長217英尋，底部厚6柞，上面寬5. 5柞，高15柞的土坯牆即在靠近西灣的燒灰爐(Chunambo)地建成。該牆有4個正方形碉堡，以作軍事防禦。由於擔心明朝政府的反對，瓦茲•維依加船長並沒有將澳門島上的圍牆全部建完，臨海部分沒有修建，而是讓每位商家在自己的門口建造碼頭。有了那些建好的圍牆，碼頭也就足以自衛。這是澳門首次築城。張瀚：《台省疏稿》卷5《查參失事將官疏》、卷6《海上擒獲捷音疏》。英尋，即葡文braça，長度單位，每英尋約合2. 2米。福魯圖奧佐：《懷念故土(第二編手稿)》，載《16和17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第157—163頁。

隆慶六年(1572年1月15日─1573年2月1日)7月5日，明穆宗朱載垕崩於乾清宮。19日，太子朱翊鈞立，是為神宗，次年改元萬曆。

隆慶六年(1572年1月15日─1573年2月1日)7月5日，明穆宗朱載垕崩於乾清宮。19日，太子朱翊鈞立，是為神宗，次年改元萬曆。張廷玉：《明史》卷19《穆宗紀》；張廷玉：《明史》卷20《神宗紀》1。

萬曆三年（1575年2月11日─1576年1月30日）7月5日，王望高船隊及西班牙使團抵達廈門中左所，18日至福州，謁見福建巡撫劉堯誨。劉堯誨對西班牙使臣給予了優厚的接待，但對使臣提出的兩項要求——通商與傳教，沒有給予明確的答覆。又因當時林鳳並未被完全剿滅。故劉堯誨覆命王望高等率領一支擁有10艘中國戰船的艦隊，同番僧、番使返回馬尼拉，要求“蕩滅餘寇林鳳”，方可談其他事宜。8月23日，馬力陳使團離開福州，並從這裡帶走了100餘種中文書。9月14日，馬力陳一行從廈門返回時，中國官員在甲板上指給他們看可能劃給西班牙人作為貿易點的地方，或為浯嶼，或為南太武。10月28日返回馬尼拉。當王望高一行返回馬尼拉時，即聞林鳳已於8月4日在玳瑁港突圍，並率船37艘返回澎湖。林鳳的突圍完全出乎當時人的意料，前線指揮作戰的若翰•撒示度司令輕敵，完全低估了對手的機智與大膽。林鳳採用巧妙的偽裝，暗中在城寨內修造33艘小船，並乘夜色從河道逃往大海。待西人知曉，追擊已為時過晚。

萬曆三年（1575年2月11日─1576年1月30日）7月5日，王望高船隊及西班牙使團抵達廈門中左所，18日至福州，謁見福建巡撫劉堯誨。劉堯誨對西班牙使臣給予了優厚的接待，但對使臣提出的兩項要求——通商與傳教，沒有給予明確的答覆。又因當時林鳳並未被完全剿滅。故劉堯誨覆命王望高等率領一支擁有10艘中國戰船的艦隊，同番僧、番使返回馬尼拉，要求“蕩滅餘寇林鳳”，方可談其他事宜。8月23日，馬力陳使團離開福州，並從這裡帶走了100餘種中文書。9月14日，馬力陳一行從廈門返回時，中國官員在甲板上指給他們看可能劃給西班牙人作為貿易點的地方，或為浯嶼，或為南太武。10月28日返回馬尼拉。當王望高一行返回馬尼拉時，即聞林鳳已於8月4日在玳瑁港突圍，並率船37艘返回澎湖。林鳳的突圍完全出乎當時人的意料，前線指揮作戰的若翰•撒示度司令輕敵，完全低估了對手的機智與大膽。林鳳採用巧妙的偽裝，暗中在城寨內修造33艘小船，並乘夜色從河道逃往大海。待西人知曉，追擊已為時過晚。陳荊和：《16世紀之菲律賓華僑》第2章，第45—46頁；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第2部第1卷，第181—237頁。

崇禎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國商船到達澳門附近的麥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門區三灶一帶），當時澳門的情況十分微妙，儘管英國同葡印總督締結條約中允許英國商船來澳門，但澳門議事會考慮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因為當時澳門的繁榮全賴於葡萄牙船隊的往來貿易，因此澳門議事會堅決反對英商進入澳門參加對華貿易。故議事會採取種種方法拖延時間，阻止英國商船進入內港。英國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門總督邀請若翰•威德爾上校及隨行英國商人進入澳門。7月15日，若翰•威德爾不顧澳門葡人的阻撓，率領商船離開澳門，直奔廣州，在珠江口勘查廣州河口水道，並找到了虎門入口，還調查了珠江口明軍防禦力量。但是廣州官方聲明：英商不得在澳門貿易。22日，英國商船返回伶仃洋。29日，若翰•威德爾再次率領船隊向廣州進發。8月6日抵達珠江口，當時廣東官員要求等待上級批復，但是若翰•威德爾沒有等待中方批復就率領船隊駛進內河，向廣州挺進。8月6日，澳門選出四位助理與議事會解決如何對付澳門海岸出現的4艘英國船的問題。8月12日，中英展開炮戰。僅僅半個小時，虎門炮台陷落。英軍登陸佔領炮台，繳獲44門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漁船。8月15日，若翰•威德爾派魯賓遜、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與通事番禺人李葉榮（Pablo Noretti）一起去廣州談判通商。到達廣州後，受到廣東總兵陳謙的熱情接待，“紅夷到日，即入總府。見萬眾喧囂，即發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葉榮帶來海道副使鄭覲光和廣東總兵陳謙的一封信，稱：廣東給英國人在國內買賣任何商品的自由，並指定三處為英船的停泊所，還指定由李葉榮為經紀人，派兩三個人到廣州準備購辦貨物，並請求英國人將明方的炮和船放還。若翰•威德爾認為這樣比較滿意，立即將炮及帆船放還。8月24日，李葉榮返回廣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魯賓遜3人陪同前往。他們攜帶西班牙銀元22000八單位雷阿爾（Reais-de-oito）及兩小箱日本銀，其中10000送給官員們，其他用作投資。到廣州後，購買白糖1150擔，糖米50擔，米85擔，酒100壇，並住在華商揭邦俊家。後在琶洲處被明方捕盜船抓獲。[11]8月30日，若翰•威德爾命令船隻前移兩里，到達大虎島。[12]9月6日，若翰•威德爾接到澳門總督與議事會的書面抗議，要求英方退出中國海域。若翰•威德爾卻依仗李葉榮背後的關係表示反對。[13]當時，兩廣總督張鏡心督促廣東總兵陳謙出師浪白，9月10日，副總兵黎延慶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對英船進行攻擊，“打死夷人數名”。[14]26日，若翰•威德爾將船隊退回伶仃島。27日，船行至距離澳門4里格遠的地方。然後，船隊委員會向澳門葡萄牙人投遞了抗議書，闡述了對在果阿和澳門遭到冷遇而不滿的理由，指責澳門葡人向中國縱火船提供軍需和裝備，對扣押英人一事他們要負責。澳門葡人拒絕承認。[15]同時，張鏡心又實行“檄道廳親至澳門宣示漢法，以法繩澳，以澳驅紅，節節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廣東市舶司會同香山縣差官及駐澳提調、備倭諸官下澳，傳喚議事會理事官、通事、攬頭到議事會宣諭，要求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戎貓州弗黎廚（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攬頭呂沈西及通事劉德來廣州調停處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幾名澳門葡人前往廣州調停中英關係。18日，召開了一次會議。當時會議試圖迫使英商達成以下協議：即刻退出廣州，永不再來；對中方給予此次在此經商的特權，應先付給酬金28000雷阿爾。但是，英國商人表示反對。[19]在葡人的調停下，廣東方面將英商及其款項、貨物全部發還，並完成了他們的貿易。直到11月22日，中英雙方簽訂貿易協定：“允許（英商）自由經商，擴大貿易，長久居住，但英方每年應繳付（中國）皇帝2萬兩白銀及4門大鐵炮和50支毛瑟槍。”11月26日，英商離開廣州，回到碇泊澳門的船隊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譯為橫琴島，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為“麥子山”。葡語及英語文獻中均有出現。英語僅見於《芒迪遊記》，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為西班牙語，意即“堆”。西班牙語也有Monte，且與葡語同意。顯然，芒迪將Monte誤作Montón。有人稱芒迪懂葡語與西語，不知所據。僅此一例可知其西語水準實很低劣。否則不會將Monte與Montón混淆。葡語中，有圖示[圖載“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據圖，Monte de Trigo為今三灶島，但航海資料的文字涉及則是指三灶東側一小島。“沿著高瀾山航行，可見一圓島，然後在它的盡處又可見一更長、形成圓灣的大島。再前面是4個小島，共中之一便是稱為Monte deTrigo的又圓又高的島嶼。（Ms. Cadaval 972, f. 95v°）”這一“又圓又高的島嶼”之漢名暫缺。無論準確度還是可信度，航海資料均高於圖籍。前者成於明末，後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圖示，不很準確。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8—19頁。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門》，第51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19頁；劉鑒唐、張力主編：《中英關係系年要錄13世紀—1760》第l卷，第116—117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4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揚帆直入銃台，兵放銃堵禦，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徑入，泊回原處，打壞小料船一隻。”中英雙方記錄差異甚大。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1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李葉榮帶夷目二人進省”，又稱“帶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稱“舊澳夷通事李葉榮往諭，隨夷目二名進省投見”，又稱“紅夷頭目三名雇船一隻”，又稱“其前後羈留夷人五名內，查三名的系頭目，一名噧呾纏，一名毛直纏，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則無名可查”。噧呾纏，應即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應為蒙特尼之弟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纏則應為魯賓遜的譯名。可知，他們三人應是分兩次進入廣州的。[10]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3《參鎮壓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2]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4]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5]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24頁。[16]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1《報鎮將驅逐紅夷疏》。[17]此處理事官葡文名字據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來，但與“戎貓州弗黎廚”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9]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20]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

崇禎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7月5日，在日本的葡國人奉禁令全部被逐出日本後，澳門聖保祿學院內的日本聖依納爵修院因缺乏聖召而被迫關門。

崇禎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7月，由瓦斯科•阿爾梅達（Vasco Palha de Almeida）指揮的4艘澳門槳帆船離澳赴日，途中遇風暴，l艘沉溺，l艘折返澳門，其餘2艘槳帆船載150萬兩銀的貨物於31日抵達長崎，他們遇到了很多阻攔，不准卸貨，不許進行貿易。並接到日本幕府驅逐葡人出境的命令。8月4日，這位幕府代表宣佈了將軍7月5日簽署的命令：禁止葡萄牙人在日本經商。原因是：第一，澳門商船違反了本國禁天主教的敕令，偷運傳教士進入日本；第二，澳門商船為傳教士運送各種供應品；第三，澳門商船走私運來人及錢財，促成了島原叛亂。出於上述理由，你們這些人是該死的。天皇陛下本可公正地處死你們，但皇恩浩蕩，饒你們不死。現特命令你們離開日本，永遠不得返回，以後你們若違背這一命令，必將受到你們現在罪有應得的懲罰。蘇拉馬尼亞姆：《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第6章，第181頁；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p. 384.

崇禎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7月5日，在日本的葡國人奉禁令全部被逐出日本後，澳門聖保祿學院內的日本聖依納爵修院因缺乏聖召而被迫關門。文德泉：《耶穌會於澳門開教四百周年》，第27頁。

康熙三年(1664年1月28日－1665年2月14日)6月12日，英國東印度公司派“蘇拉特(Surat)”號離開萬丹港駛往澳門。船上載有藍靛、胡椒、鉛和木香，總價值為9573八單位雷阿爾。7月5日，在路上與新委任的葡萄牙澳門總督施萬奴(Manuel Coelho da Silva)相遇，在他的陪同下，7月12日到達澳門。但在廣州地方官來徵收船鈔、簽發入港許可證之前，葡萄牙當局禁止“蘇拉特”號在澳門的一切行動，並要徵收船上貨物價值的6%作為關稅。同時還要求補交五年前“國王費迪南(King Fernandes Reformation)”號和“理查一馬薩(Richard and Martha)”號潛逃致使中國人罰澳門重稅的款項。商船大班拒絕了這一要求，不得不滯留澳門。

康熙三年(1664年1月28日－1665年2月14日)6月12日，英國東印度公司派“蘇拉特(Surat)”號離開萬丹港駛往澳門。船上載有藍靛、胡椒、鉛和木香，總價值為9573八單位雷阿爾。7月5日，在路上與新委任的葡萄牙澳門總督施萬奴(Manuel Coelho da Silva)相遇，在他的陪同下於7月12日到達澳門。但在廣州地方官來徵收船鈔、簽發入港許可證之前，葡萄牙當局禁止“蘇拉特”號在澳門的一切行動，並要徵收船上貨物價值的6%作為關稅。同時還要求補交五年前“國王費迪南(King Fernandes Reformation)”號和“理查一馬薩(Richard and Martha)”號潛逃致使中國人罰澳門重稅的款項。商船大班拒絕了這一要求，不得不滯留澳門。 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33—35頁。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2月3日－1686年1月23日）7月5日，澳門土生葡人畢美達（António de Mesquita Pimentel）就任澳門總督。他曾于1663年任馬尼拉海上貿易船隊隊長，于1678年任議事會議員。他是灣仔島上一座莊園的莊園主，後來于1695年任帝汶和索洛兵頭和總督，但被控在統治澳門和帝汶期間濫用職權，犯下許多過錯。[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62頁。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2月3日－1686年1月23日）7月5日，澳門土生葡人畢美達（António de Mesquita Pimentel）就任澳門總督。他曾於1663年任馬尼拉海上貿易船隊隊長，於1678年任議事會議員。他是灣仔島上一座莊園的莊園主，後來於1695年任帝汶和索洛兵頭和總督，但被控在統治澳門和帝汶期間濫用職權，犯下許多過錯。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62頁。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7月5日，耶穌會被驅逐後，澳門的一切西醫治療均請外科醫生佩德羅•費爾南德斯(Pedro António Fernandes)進行，並聘請他到醫院工作。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7月5日，葡萄牙首相龐巴爾侯爵逮捕耶穌會士的命令在澳門執行。凌晨3時，澳門政府派軍隊包圍聖保祿學院與聖若瑟修院。在聖若瑟修院逮捕了13名耶穌會士，在聖保祿學院逮捕了11名。他們有：屬中國副省，駐聖若瑟堂的葡萄牙籍神父紀類思(Luís de Sequeira)、費德尼(Denis Ferreira)、歸瑪諾(Manuel de Aguiar)、西方濟(François da Silva)、西若瑟(José da Silva)、法安東(António Falcão)、習安東 (António Simões)、甘瑪諾(Manuel de Carvalho)，葡萄牙籍修士麥西蒙 (Simão de Almeida)，意大利籍神父穆安東(Antoine Xavier Morabito)、 傅方濟(François Folleri)，中國籍修士許方濟(François da Cunha)、杜興福(Symphorien Duart)；屬日本教區，駐聖保祿堂的有葡萄牙籍郭方濟 (Francisco da Costa)、貢西夫(Silvestre Gonçalves)、西多默(Thomas de Silva)，貢瑪諾(Manuel Gonçalves)、若奧•歐華利斯(João Álvares)、羅歷西(Alexandre Rodrigues)修士；德國籍雅克•格拉夫(Jacque Tiago Graff)、柯約翰(João Coffe Kogler)神父；屬法國耶穌會，駐聖保祿堂的有嘉類思(Louis du Gad)、趙加彼(Gabriel Boussel)、紐若翰(Jean Sylvain de Neuvialle)神父。聖若瑟堂的神父先被拘禁於方濟各會修道院中，8日被押赴聖保祿堂，與前此拘禁於多明我會修道院的會士合禁一處。由哨兵日夜把守，不許與外間通消息。9月初將中國、日本兩教區與法國傳教會的雜物悉數拍賣。各修院關閉。1762年11月5日耶穌會士們被關押到“聖路易斯(S. Luís)”號船上，並離開澳門，1763年3月22日，駛抵果阿，又被關押在莫爾莫高(Mormogao)炮台10個月。直到1764年10月16日才抵達里斯本，取締耶穌會對澳門天主教打擊很大，也加速了澳門天主教的衰弱。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7月5日，葡萄牙首相龐巴爾侯爵逮捕耶穌會士的命令在澳門執行。凌晨3時，澳門政府派軍隊包圍聖保祿學院與聖若瑟修院。在聖若瑟修院逮捕了13名耶穌會士，在聖保祿學院逮捕了11名。他們有：屬中國副省，駐聖若瑟堂的葡萄牙籍神父紀類思(Luís de Sequeira)、費德尼(Denis Ferreira)、歸瑪諾(Manuel de Aguiar)、西方濟(François da Silva)、西若瑟(José da Silva)、法安東(António Falcão)、習安東 (António Simões)、甘瑪諾(Manuel de Carvalho)，葡萄牙籍修士麥西蒙 (Simão de Almeida)，意大利籍神父穆安東(Antoine Xavier Morabito)、 傅方濟(François Folleri)，中國籍修士許方濟(François da Cunha)、杜興福(Symphorien Duart)；屬日本教區，駐聖保祿堂的有葡萄牙籍郭方濟 (Francisco da Costa)、貢西夫(Silvestre Gonçalves)、西多默(Thomas de Silva)，貢瑪諾(Manuel Gonçalves)、若奧•歐華利斯(João Álvares)、羅歷西(Alexandre Rodrigues)修士；德國籍雅克•格拉夫(Jacque Tiago Graff)、柯約翰(João Coffe Kogler)神父；屬法國耶穌會，駐聖保祿堂的有嘉類思(Louis du Gad)、趙加彼(Gabriel Boussel)、紐若翰(Jean Sylvain de Neuvialle)神父。聖若瑟堂的神父先被拘禁於方濟各會修道院中，8日被押赴聖保祿堂，與前此拘禁於多明我會修道院的會士合禁一處。由哨兵日夜把守，不許與外間通消息。9月初將中國、日本兩教區與法國傳教會的雜物悉數拍賣。各修院關閉。1762年11月5日耶穌會士們被關押到“聖路易斯(S. Luís)”號船上，並離開澳門，1763年3月22日，駛抵果阿，又被關押在莫爾莫高(Mormogao)炮台10個月。直到1764年10月16日才抵達里斯本，取締耶穌會對澳門天主教打擊很大，也加速了澳門天主教的衰弱。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725—727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58頁；《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下冊《香山知縣張德洄為催令查報清乾隆二十七年捉拿大小三巴寺僧下理事官諭》，第514頁。香山知縣張德洄在這一事件發生五年之後才派人來調查情況，並希望了解這些被抓的傳教士與剛到省城的“鄧類思”有何關係，此事反映：1. 清政府在澳門設立的機構對澳葡情況不清；2. 是證明當時的抓捕為秘密進行。卡拉雲：《龐巴爾侯爵之監獄》，轉自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813—815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p. 510—512.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7月5日，耶穌會被驅逐後，澳門的一切西醫治療均請外科醫生佩德羅•費爾南德斯(Pedro António Fernandes)進行，並聘請他到醫院工作。阿馬羅(Ana Maria Amaro)：《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載《澳門史新編》第3冊，第993頁。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2月8日─1778年1月27日)7月5日，布里托•亞鵬(João Diogo Gregório Camacho de Brito Aboim)以調查員的身份從果阿前往澳門，但是在馬拉巴爾(Malabar)海岸遇難，損失慘重，在這裡待了近一年時間等待季風季節的來臨，這一年開銷很大。澳門議事會議員高士德提議給他們4000兩。里貝羅•吉馬良斯(João Ribeiro Guimarães)、卡洛斯•迪亞斯(João Carlos Dias)、公薩爾維斯•葛拉(António de Gonçãlves Guerra)、勞倫索•馬托斯(José Lourenço de Matos)、平托•卡斯特羅(João Pinto de Castro)也同意這樣做。其他的市政府議員投票表決只給3000兩。最後，高士德說，議事會從4000兩中扣下1000兩，這是經過議事會財務委員會表決同意的，議事會大多數人投票贊成只給3000兩。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2月8日─1778年1月27日)7月5日，布里托•亞鵬(João Diogo Gregório Camacho de Brito Aboim)以調查員的身份從果阿前往澳門，但是在馬拉巴爾(Malabar)海岸遇難，損失慘重，在這裡待了近一年時間等待季風季節的來臨，這一年開銷很大。澳門議事會議員高士德提議給他們4000兩。里貝羅•吉馬良斯(João Ribeiro Guimarães)、卡洛斯•迪亞斯(João Carlos Dias)、公薩爾維斯•葛拉(António de Gonçãlves Guerra)、勞倫索•馬托斯(José Lourenço de Matos)、平托•卡斯特羅(João Pinto de Castro)也同意這樣做。其他的市政府議員投票表決只給3000兩。最後，高士德說，議事會從4000兩中扣下1000兩，這是經過議事會財務委員會表決同意的，議事會大多數人投票贊成只給3000兩。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90.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2月3日─1792年1月23日)7月5日，廣州海防營把總金下諭理事官，令其速將灣泊氹仔進行修整、超逾期限的英國“嫁嚦”船嚴押開行回國。該船由英咭唎國港腳開行，欲往呂宋貿易。不料被風漂壓前來，船上並無貨物，船帆纜具均被打壞。它獲清政府批准，泊入氹仔洋面修整，限時20天完成。但它並未按時完工。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2月3日─1792年1月23日)7月5日，廣州海防營把總金下諭理事官，令其速將灣泊氹仔進行修整、超逾期限的英國“嫁嚦”船嚴押開行回國。該船由英咭唎國港腳開行，欲往呂宋貿易。不料被風漂壓前來，船上並無貨物，船帆纜具均被打壞。它獲清政府批准，泊入氹仔洋面修整，限時20天完成。但它並未按時完工。《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下冊《廣州海防營把總金為押令灣泊潭仔修整之英國嫁嚦船開行事下理事官諭》，第757頁。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7月5日，粵海關監督盛佳批准廣州十三行外洋行之一的同昌行行商許永清在廣州承充澳行經理澳門貿易的申請。“查從前因無澳商統理其事，是以難責成。嗣後一切上下省澳貨物，俱歸澳商代為報輸，無論大單、小單，隨時俱可酌辦，以便該夷商上下省澳貨物，不致阻滯”。澳行在廣州設立後，遭到澳門議事會的反對，“該夷目稟稱，不用澳行”。當時雖然被海關監督盛佳批評，但一個月後，8月17日，粵海關監督盛佳又批准同昌 行商許永清退辦澳行，一切貿易，仍各照舊辦理。理由是“因同昌行事務殷繁，不能兼顧，情願告退”。實際上還是澳門葡商習慣遵照舊規，不與行商開展貿易，而是與在澳鋪商或香山縣牙行互市。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7月5日，粵海關監督盛佳批准廣州十三行外洋行之一的同昌行行商許永清在廣州承充澳行經理澳門貿易的申請。“查從前因無澳商統理其事，是以難責成。嗣後一切上下省澳貨物，俱歸澳商代為報輸，無論大單、小單，隨時俱可酌辦，以便該夷商上下省澳貨物，不致阻滯”。澳行在廣州設立後，遭到澳門議事會的反對，“該夷目稟稱，不用澳行”。當時雖然被海關監督盛佳批評，但一個月後，8月17日，粵海關監督盛佳又批准同昌 行商許永清退辦澳行，一切貿易，仍各照舊辦理。理由是“因同昌行事務殷繁，不能兼顧，情願告退”。實際上還是澳門葡商習慣遵照舊規，不與行商開展貿易，而是與在澳鋪商或香山縣牙行互市。《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下冊《粵海關監督盛佳為由同昌行商許永清辦理上下省澳貨物事下理事官諭》；《粵海關監督盛佳為複稟請不用澳行經理省澳貨物下理事官諭》；《粵海關監督盛佳為准同昌行商許永清退辦澳行事下理事官諭》，第631—632頁。

嘉慶八年（1803年1月23日─1804年2月10日）7月5日，香山縣丞吳兆晉行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札，向澳門夷人管庫借炮4門和其他軍用物資。

清嘉慶八年（1803年1月23日─1804年2月10日）7月5日，香山縣丞吳兆晉行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札，向澳門夷人管庫借炮4門和其他軍用物資。《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縣丞吳兆晉為借炮位捕盜事行理事官札》，第463頁。

嘉慶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7月5—6日，7艘英國兵船駛至九澳洋面寄泊。

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7月5—6日，7艘英國兵船駛至九澳洋面寄泊。《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香山知縣彭昭麟為飭查明寄泊九澳之英國兵船事下理事官諭》，第770頁。

嘉慶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7月5日，至少有11艘英輪自孟買來到澳門，他們帶來了葡王室舉家遷往巴西的驚人消息。

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7月5日，至少有11艘英輪自孟買來到澳門，他們帶來了葡王室舉家遷往巴西的驚人消息。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9頁。

道光十八年（1838年1月26日─1839年2月13日）7月5日，由中華醫藥傳教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Soceiety）在澳門建立、由美國醫生伯駕主持的醫院（俗稱美國醫院）開張。伯駕花了5000美金在花王堂街或大三巴街購買了一座兩層樓的房產，是一座磚結構的漂亮建築，十分寬敞，可容病人200人。在二樓，有19間通風良好的大房間；在一樓，有許多對應的房間。在院舍的後面，有一座相當複雜的花園，其內掘有三口水井。前面有一個院子。該建築物由磚頭建成，很堅固。它占地三分之一英畝，四周有圍牆圍住。它位於一處俯瞰內港的、衛生的地點，能從水陸兩路方便地到達。10月，由於廣州眼科醫院重新開張，而澳門醫院又無人能接替伯駕的工作，故不得不將醫院暫時關閉。在這個時期，醫院接收了700名病人。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1月26日─1839年2月13日）7月5日，由中華醫藥傳教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Soceiety）在澳門建立、由美國醫生伯駕主持的醫院（俗稱美國醫院）開張。伯駕花了5000美金在花王堂街或大三巴街購買了一座兩層樓的房產，是一座磚結構的漂亮建築，十分寬敞，可容病人200人。在二樓，有19間通風良好的大房間；在一樓，有許多對應的房間。在院舍的後面，有一座相當複雜的花園，其內掘有三口水井。前面有一個院子。該建築物由磚頭建成，很堅固。它占地三分之一英畝，四周有圍牆圍住。它位於一處俯瞰內港的、衛生的地點，能從水陸兩路方便地到達。10月，由於廣州眼科醫院重新開張，而澳門醫院又無人能接替伯駕的工作，故不得不將醫院暫時關閉。在這個時期，醫院接收了700名病人。Chinese Repository, Vol.7, No.8, pp.411—412; 愛德華·V. 吉利克：《伯駕與中國的開放》第5章，第68—69頁。

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7月5日，美部會同意伯駕回國，遂於本日同羅伯特·福士（Kobert B.Forbes）一起乘“尼安蒂克（Niantic）”號船從澳門啟航於12月抵達。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7月5日，美部會同意伯駕回國，遂於本日同羅伯特·福士（Kobert B.Forbes）一起乘“尼安蒂克（Niantic）”號船從澳門啟航於12月抵達。愛德華·V. 吉利克：《伯駕與中國的開放》第6章，第85—88頁。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7月5日，葡萄牙政府以葡萄牙憲章附加條款形式廢除了肉刑以及對政治犯適用死刑的規定。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7月5日，葡萄牙政府以葡萄牙憲章附加條款形式廢除了肉刑以及對政治犯適用死刑的規定。米健等著：《澳門法律》，第144頁。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0日─1863年2月17日）7月5日，根據葡萄牙王室法令，為取代皇家航海學校，澳門在聖若瑟修院設立“航海學”課程，並開設“貿易”課程，學制兩年，聘請海軍軍官和商船駕駛員負責管理。該校附屬於聖若瑟修院學校。此舉系臨時性措施。11月18日，頒佈《航海課程條例》。1863年11月20日正式開課。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0日─1863年2月17日）7月5日，根據葡萄牙王室法令，為取代皇家航海學校，澳門在聖若瑟修院設立“航海學”課程，並開設“貿易”課程，學制兩年，聘請海軍軍官和商船駕駛員負責管理。該校附屬於聖若瑟修院學校。此舉系臨時性措施。11月18日，頒佈《航海課程條例》。1863年11月20日正式開課。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p. 31—32; A. H. de Oliveira Marques, 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 Vol. 3, p. 504.

同治四年（1865年1月27日─1866年2月14日）7月5日，葡萄牙國王頒佈敕令，澳門管理華人事務官的人選改由國王任命，並有確認商務方面的仲裁裁決。

同治四年（1865年1月27日─1866年2月14日）7月5日，葡萄牙國王頒佈敕令，澳門管理華人事務官的人選改由國王任命，並有確認商務方面的仲裁裁決。葉士朋：《澳門法制史概論》，第52頁。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11月20日，《澳門政府公報》第47號公佈澳督蘇沙委派梅洛．巴拉喬（Francisco de Melo Barachau）上尉為澳門全職行政委員的任命。總督是根據1842年的行政法作出上述決定的。而此前（根據1865年7月5日的法令），出於對澳門非華裔居民的尊重，行政管理職務通常由華人事務檢察官兼任，實際效果很不明顯。[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85頁。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11月20日，《澳門政府公報》第47號公佈澳督蘇沙委派梅洛．巴拉喬（Francisco de Melo Barachau）上尉為澳門全職行政委員的任命。總督是根據1842年的行政法作出上述決定的。而此前（根據1865年7月5日的法令），出於對澳門非華裔居民的尊重，行政管理職務通常由華人事務檢察官兼任，實際效果很不明顯。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85頁。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2月2日─1898年1月21日）7月5日，里斯本塞爾納謝神學院畢業的阿爾維斯‧巴波沙（José Alves Barbosa）抵達澳門，29日即赴海南傳教。1900年4月25日調回澳門，又派往帝汶，1904年回國。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2月2日─1898年1月21日）7月5日，里斯本塞爾納謝神學院畢業的阿爾維斯‧巴波沙（José Alves Barbosa）抵達澳門，29日即赴海南傳教。1900年4月25日調回澳門，又派往帝汶，1904年回國。白尼奧：《在遠東的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的神父》，載《文化雜誌》第57期，2005年。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7月2日至5日，澳門政府舉行軍事演習。每日早5點半鐘起至7點半鐘止，嘉思欄炮台及嘉思欄小炮台用大碼子操演炮兵，在對面雞頸山及氹仔山豎立白靶演炮時候，該氹仔炮台、媽閣炮台、嘉思欄炮台、東望洋炮台及船政廳署旗杆之上懸掛紅旗一面。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7月2日至5日，澳門政府舉行軍事演習。每日早5點半鐘起至7點半鐘止，嘉思欄炮台及嘉思欄小炮台用大碼子操演炮兵，在對面雞頸山及氹仔山豎立白靶演炮時候，該氹仔炮台、媽閣炮台、嘉思欄炮台、東望洋炮台及船政廳署旗杆之上懸掛紅旗一面。《澳門政府憲報》1900年6月27日第25號。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7月5日，澳門總督公會飭將瘋堂坊及附近塔石坊之地，官價購置改建，以期清潔而利公用。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7月5日，澳門總督公會飭將瘋堂坊及附近塔石坊之地，官價購置改建，以期清潔而利公用。《澳門政府憲報》1900年7月7日第27號。

民國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7月5日，任命康斯坦修．施利華重組並領導市政廳樂隊。26日，頒佈《市政樂隊章程》。

民國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7月5日，任命康斯坦修．施利華重組並領導市政廳樂隊。26日，頒佈《市政樂隊章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30頁及第131頁。

民國二十七年 (1938年1月1日-1938年12月31日)7月5日，澳門洋務工友賑災會、花界救災會、淘聲音樂社和蝴蝶音樂社聯合舉辦籌賑廣州受難同胞遊藝會，一連兩天於清平戲院舉行，共籌得善款國幣1590元，於7月28日寄出。

民國二十七年 (1938年1月1日-1938年12月31日)7月5日，澳門洋務工友賑災會、花界救災會、淘聲音樂社和蝴蝶音樂社聯合舉辦籌賑廣州受難同胞遊藝會，一連兩天於清平戲院舉行，共籌得善款國幣1590元，於7月28日寄出。傅玉蘭主編：《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第189頁。

民國三十年（1941年）各地難民來澳日增，尤其是中山縣境內之難民。鏡湖醫院及在澳各慈善團體盡力救濟，負擔繁重，後美紅十字會運來賑麥，第一、二批先運到中山海外同鄉會，分賑中山縣各地和青洲一帶難民。在澳各慈善團體分頭向中山海外同鄉濟難總會領取賑麥，這樣使中山海外同鄉濟難總會感到紛亂，不好處理。在第三批賑麥未運到之前，民國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及七月五日、十五日，前後致函鏡湖醫院，請鏡湖醫院發動澳門各慈善團體，統一組織，直接向紅十字會申請，並稱可協助辦理。

朱希祖，字逖先，綽號“朱鬍子”、“吾要”，浙江省海鹽縣人。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家。[1] 先世繫出吳郡，後一遷歙縣，再遷婺源。希祖生於尚胥里上水村。[2]自幼家貧，父親在鄉下教書，父親去世時，正教他學習《左傳》，他才十四五歲。從此，希祖不翻《左傳》。父親病重時，他還割過股。 1905年，希祖考取官費留學，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歷史。回國後，他在北京大學主講中國文學史，並擔任歷史系主任，成為近代中國大學文科中有歷史系以來的首任系主任；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教授。 希祖治學領域廣泛，從先秦至近代，無不通曉，而尤精南明史。一是南明史料的搜集。二是南明史料的辨析，其成果主要體現在史料題跋中。他制定中國最早的現代大學史學課程體系，使史學成為獨立學科，創建中國第一個多所大學史學系師生組成的“中國史學會”；參與制定的歷史檔案整理三步法成為其他學術機構整理檔案的準繩。他參與規劃史館制度；撰文論述國史體例問題；重視對歷史遺跡的調查，對南京周邊六朝陵墓實地調查。 1919年，希祖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話文學，並鼓吹民主與科學等革命思潮。他以為歷史學是一種社會科學，必須用科學方法從事研究。研究歷史必先通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科學。考證史事須以原始史料與實物為依據，決不可輕信坊間輾轉複製的次等材料。他主持北大史學系時，把課程分為六系：一，史學的基本科學，二，史學的輔助科學，三，史學史及史學原理，四，中外通史及斷代史，五，專門史，六，第一、第二外國語都是必修科。這種制度施行後，國內公私大學歷史系，一致採用。他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進步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發起者之一。 “九一八”之前，希祖覺得要研究日本人的歷史，要研究明代倭寇侵華的歷史，他認為日本人一直有侵華野心。他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開這個課，別人不理解，沒多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抗戰前，日本人想花重金買希祖的地方志，被他拒絕。 希祖是章太炎的學生，是魯迅等人的師兄。章太炎對希祖的評價是“逖先博覽，能知條理”。希祖是研究南明史專家，喜歡收集方志，捐出《石匱書》、《啓楨遺詩選》、《十願齋集》、《流寇志》等珍貴史料。他做學問功夫下得很深，愛書成癡。他節衣縮食，不買田不買地，只買書。他的日記上有他的書帳。有人算過，有時他竟花一半的收入買書。他也賒帳，他也嫌書貴買不起。一個大年三十下午，家裡來了一大批要書帳的，他一一付清。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他又帶著全家一起去逛書店。 希祖夫婦生育六個子女。長子朱偰是經濟學家，也是歷史學家。次女朱倓對南明史頗有研究，寫過《班昭》；畢業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擔任廣州中山圖書館館長，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女中英傑”，建立廣州首個婦女聯合會，是著名史學家羅香林的夫人。朱侃、朱僑、朱倞三個兒子學了物理、化學、經貿等，都與文史無關。長女朱倩學問非常好，15歲時因肺結核病夭折。 1944年7月5日，希祖去世，終年65歲。[1] 1922年，朱希祖在《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以下簡稱《收回澳門意見書》）中說：“葡萄牙人自清光緒十三年與吾國締結條約以來，常不遵守約章，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剝奪我主權，蔑視我人種，暴橫無道，至今日而尤烈。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我國民宜群起驅除，以完我疆土，保我民命。茲將宣佈葡人之罪惡，收回澳門之理由，一一陳述，以告我國人。” 朱希祖共列舉了十二個方面，分別論說：一，葡人割據澳門史略。二，葡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概略。三，葡人背約殺戮我國民概略。四至八，廢約（收回澳門理由）。九，葡人應自知無統治澳門的體統及能力，宜速歸還退出。十，歐美、東亞各友邦勿誤會我國為排斥外人，收回利權，而袒護葡人，橫生阻力，須知違約在葡人而不在吾國。十一，國人宜勿顧慮葡人興兵報復，不敢發難。十二，國人應群起請願，速向葡方聲明，廢去光緒十三年中葡條約第二、三款，檄使葡人退出澳門。如果不聽，則雖出於武力解決，亦所不辭。據1915年統計，葡萄牙在澳門防兵488名，其中華人佔164名。 朱希祖說，國人根本不必害怕葡萄牙會打中國，因為當時的葡萄牙剛經過國內革命，像中國一樣，也是一團亂局，所以葡萄牙根本不可能對中國用兵。而且即使是打也打不贏。朱希祖分析其中的原因：首先，葡萄牙與中國相隔萬里，如遠涉重洋來打中國，顯然是犯了兵家大忌，必敗無疑。其次，葡萄牙遠道而來，中間沒有中轉站，沒有歇腳的地方，所以無喘息之機。第三，葡萄牙的兵力情況是，在印度西部有兵1082名，在澳洲北有323名，如果打中國，葡萄牙就會顧此失彼。第四，葡萄牙佔領澳門，從商業上來說本不發達，又沒有修鐵路，所以葡萄牙從澳門得不到多少巨大的經濟利益。即使澳門丟了，對葡萄牙也沒甚麼損失，還不如還給中國。第五，葡萄牙失去澳門後，中國仍然准許葡萄牙在各口通商，葡萄牙還可以從中國賺取很多利潤，有了好處，它就犯不著報復了，所以葡萄牙不會興兵報復。第六，如果說要報復，那麼葡萄牙首先會報復印度、東南亞各地。因為幾百年來，葡萄牙在那些地方丟了不少領地。但是也沒聽說葡萄牙興兵報復，奪回舊有屬地。可見葡萄牙不會報復中國。所以，國人盡可放心大膽果斷行動，宜勿過慮。如果開打，“即以廣東之兵力，亦足以驅逐之而有餘。”[3] 朱希祖著有《海鹽文獻源流》、《明海鹽小瀛洲詩社考》、主編《六朝陵墓調查報告》等文獻。[1] 現錄朱希祖的詩一首： 《登澳門西望洋山》[4] 驅車西望洋，攬勝造其巔。 煙螺如美人，俯窺雙鏡圓。 左顧南屏翠，右盼濠澳妍。 神山當面起，樓閣縹緲連。 直疑海市幻，還恐蜃氣纏。 蓬萊不可即，此地勝登仙。 惜哉淪異域，使我意綿綿。 [1]陳蘇：《朱希祖後人：一門兒女各專家》，載《嘉興日報》，2012年10月12日。 [2]《朱希祖生平簡介》，載“中華文史網＂，2010年2月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xlmb/xzsl/zhuxizzs/2009-11-14/15440.shtml。 [3]朱希祖：《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載《東方雜誌》，北京：商務印書館，1922年第11期。 [4]《魂牽夢縈澳門行之二》，載《聯合時報》，2012年12月21日，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4810/node4851/dcsj/u1ai55011.html。

朱希祖，字逖先，綽號“朱鬍子”、“吾要”，浙江省海鹽縣人。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家。[1] 先世繫出吳郡，後一遷歙縣，再遷婺源。希祖生於尚胥里上水村。[2]自幼家貧，父親在鄉下教書，父親去世時，正教他學習《左傳》，他才十四五歲。從此，希祖不翻《左傳》。父親病重時，他還割過股。 1905年，希祖考取官費留學，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歷史。回國後，他在北京大學主講中國文學史，並擔任歷史系主任，成為近代中國大學文科中有歷史系以來的首任系主任；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教授。 希祖治學領域廣泛，從先秦至近代，無不通曉，而尤精南明史。一是南明史料的搜集。二是南明史料的辨析，其成果主要體現在史料題跋中。他制定中國最早的現代大學史學課程體系，使史學成為獨立學科，創建中國第一個多所大學史學系師生組成的“中國史學會”；參與制定的歷史檔案整理三步法成為其他學術機構整理檔案的準繩。他參與規劃史館制度；撰文論述國史體例問題；重視對歷史遺跡的調查，對南京周邊六朝陵墓實地調查。 1919年，希祖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話文學，並鼓吹民主與科學等革命思潮。他以為歷史學是一種社會科學，必須用科學方法從事研究。研究歷史必先通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科學。考證史事須以原始史料與實物為依據，決不可輕信坊間輾轉複製的次等材料。 他主持北大史學系時，把課程分為六系：一，史學的基本科學，二，史學的輔助科學，三，史學史及史學原理，四，中外通史及斷代史，五，專門史，六，第一、第二外國語都是必修科。這種制度施行後，國內公私大學歷史系，一致採用。他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進步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發起者之一。 “九一八”之前，希祖覺得要研究日本人的歷史，要研究明代倭寇侵華的歷史，他認為日本人一直有侵華野心。他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開這個課，別人不理解，沒多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抗戰前，日本人想花重金買希祖的地方志，被他拒絕。 希祖是章太炎的學生，是魯迅等人的師兄。章太炎對希祖的評價是“逖先博覽，能知條理”。希祖是研究南明史專家，喜歡收集方志，捐出《石匱書》、《啓楨遺詩選》、《十願齋集》、《流寇志》等珍貴史料。他做學問功夫下得很深，愛書成癡。他節衣縮食，不買田不買地，只買書。 他的日記上有他的書帳。有人算過，有時他竟花一半的收入買書。他也賒帳，他也嫌書貴買不起。一個大年三十下午，家裡來了一大批要書帳的，他一一付清。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他又帶著全家一起去逛書店。 希祖夫婦生育六個子女。長子朱偰是經濟學家，也是歷史學家。次女朱倓對南明史頗有研究，寫過《班昭》；畢業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擔任廣州中山圖書館館長，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女中英傑”，建立廣州首個婦女聯合會，是著名史學家羅香林的夫人。朱侃、朱僑、朱倞三個兒子學了物理、化學、經貿等，都與文史無關。長女朱倩學問非常好，15歲時因肺結核病夭折。 1944年7月5日，希祖去世，終年65歲。[1] 1922年，朱希祖在《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以下簡稱《收回澳門意見書》）中說：“葡萄牙人自清光緒十三年與吾國締結條約以來，常不遵守約章，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剝奪我主權，蔑視我人種，暴橫無道，至今日而尤烈。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我國民宜群起驅除，以完我疆土，保我民命。茲將宣佈葡人之罪惡，收回澳門之理由，一一陳述，以告我國人。” 朱希祖共列舉了十二個方面，分別論說：一，葡人割據澳門史略。二，葡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概略。三，葡人背約殺戮我國民概略。四至八，廢約（收回澳門理由）。九，葡人應自知無統治澳門的體統及能力，宜速歸還退出。十，歐美、東亞各友邦勿誤會我國為排斥外人，收回利權，而袒護葡人，橫生阻力，須知違約在葡人而不在吾國。十一，國人宜勿顧慮葡人興兵報復，不敢發難。十二，國人應群起請願，速向葡方聲明，廢去光緒十三年中葡條約第二、三款，檄使葡人退出澳門。如果不聽，則雖出於武力解決，亦所不辭。據1915年統計，葡萄牙在澳門防兵488名，其中華人佔164名。 朱希祖說，國人根本不必害怕葡萄牙會打中國，因為當時的葡萄牙剛經過國內革命，像中國一樣，也是一團亂局，所以葡萄牙根本不可能對中國用兵。而且即使是打也打不贏。 朱希祖分析其中的原因：首先，葡萄牙與中國相隔萬里，如遠涉重洋來打中國，顯然是犯了兵家大忌，必敗無疑。 其次，葡萄牙遠道而來，中間沒有中轉站，沒有歇腳的地方，所以無喘息之機。 第三，葡萄牙的兵力情況是，在印度西部有兵1082名，在澳洲北有323名，如果打中國，葡萄牙就會顧此失彼。 第四，葡萄牙佔領澳門，從商業上來說本不發達，又沒有修鐵路，所以葡萄牙從澳門得不到多少巨大的經濟利益。即使澳門丟了，對葡萄牙也沒甚麼損失，還不如還給中國。 第五，葡萄牙失去澳門後，中國仍然准許葡萄牙在各口通商，葡萄牙還可以從中國賺取很多利潤，有了好處，它就犯不著報復了，所以葡萄牙不會興兵報復。 第六，如果說要報復，那麼葡萄牙首先會報復印度、東南亞各地。因為幾百年來，葡萄牙在那些地方丟了不少領地。但是也沒聽說葡萄牙興兵報復，奪回舊有屬地。可見葡萄牙不會報復中國。所以，國人盡可放心大膽果斷行動，宜勿過慮。如果開打，“即以廣東之兵力，亦足以驅逐之而有餘。”[3] 朱希祖著有《海鹽文獻源流》、《明海鹽小瀛洲詩社考》、主編《六朝陵墓調查報告》等文獻。[1] 現錄朱希祖的詩一首： 《登澳門西望洋山》[4] 驅車西望洋，攬勝造其巔。 煙螺如美人，俯窺雙鏡圓。 左顧南屏翠，右盼濠澳妍。 神山當面起，樓閣縹緲連。 直疑海市幻，還恐蜃氣纏。 蓬萊不可即，此地勝登仙。 惜哉淪異域，使我意綿綿。 [1]陳蘇：《朱希祖後人：一門兒女各專家》，載《嘉興日報》，2012年10月12日。 [2]《朱希祖生平簡介》，載“中華文史網＂，2010年2月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xlmb/xzsl/zhuxizzs/2009-11-14/15440.shtml。 [3]朱希祖：《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載《東方雜誌》，北京：商務印書館，1922年第11期。 [4]《魂牽夢縈澳門行之二》，載《聯合時報》，2012年12月21日，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4810/node4851/dcsj/u1ai55011.html。

民國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7月5日，美國飛機再次對澳門實施轟炸，導致幾名平民傷亡，且給澳門濟貧院造成嚴重損毀。儘管美國政府聲稱，這次轟炸是意外事故，但葡萄牙政府還是向美國政府提出了賠款要求。據葡文檔案稱，美國參議院後來承認轟炸中立國的錯誤，並支付葡萄牙20255952美元的賠款。

民國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7月5日，美國飛機再次對澳門實施轟炸，導致幾名平民傷亡，且給澳門濟貧院造成嚴重損毀。儘管美國政府聲稱，這次轟炸是意外事故，但葡萄牙政府還是向美國政府提出了賠款要求。據葡文檔案稱，美國參議院後來承認轟炸中立國的錯誤，並支付葡萄牙20255952美元的賠款。KW\Z87\52，轉引自傑弗里‧C. 岡恩：《澳門史：1557-1999》第6章，第186頁。

原著錄：粵華中學刊物數種（1948年-1958年）校刊內記載了有關粵華中學的校史資料，甚具參考價值。

此為1958年私立孔教中學附屬小學幼稚園學生操行優良獎狀。從下款可見其時校長為何賢先生。

隨著自由行開放政策的推行，CTM電訊門市開始以1:1匯率收取人民幣。

隨着自由行開放政策的推行，CTM澳門電訊門市開始以1:1匯率收取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