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1月13日─1546年1月31日)3月28日，改組後的第二批耶穌會傳教遠征隊乘“聖•托梅(S. Tomé)”號大黑船隨同新任葡印總督若奧•卡斯特羅(João de Castro)重新啟程前往果阿。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1月13日─1546年1月31日)3月28日，改組後的第二批耶穌會傳教遠征隊乘“聖•托梅(S. Tomé)”號大黑船隨同新任葡印總督若奧•卡斯特羅(João de Castro)重新啟程前往果阿。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9頁。

康熙七年（1668年2月12日－1669年1月31日）3月28日，葡萄牙攝政王唐•佩德羅（D. Pedro）致函葡印總督，要求他瞭解是否可能恢復澳門與馬尼拉的關係。

康熙七年（1668年2月12日－1669年1月31日）3月28日，葡萄牙攝政王唐•佩德羅（D. Pedro）致函葡印總督，要求他瞭解是否可能恢復澳門與馬尼拉的關係。 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écio Macau-Manila nos Seculos XVII a XIX, p. 35.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月7日─1770年1月26日)2月初，西班牙多明我會士潘若色(José Lavilla)、趙葉聖多、安多尼可(António Loranco)因知福建福安信教者甚多，此處又是該會傳教之舊地，故改裝內地服色潛入。安多尼可由在澳門貿易的泉州人夏若敬引路，於3月5日抵達福安縣，住教友黃元鼎家。潘若色及趙葉聖多則由在澳門貿易的福州人陳戴仁引路，於3月28日抵達福安，住教友趙泰廉家。潘若色等人擬在福安傳教，黃元鼎等人因福安歷次禁教，官府管束甚嚴，無處招人入教。又因潘若色、安多尼可先後患病，故在福安逗留。至7月30日，三人均被福安縣抓獲並押送福州。安多尼可到省城後病死。10月23日，福建巡撫兼閩浙總督崔應階下令將潘若色、趙葉聖多二人解送澳門，交議事會嚴加收管。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月7日─1770年1月26日)2月初，西班牙多明我會士潘若色(José Lavilla)、趙葉聖多、安多尼可(António Loranco)因知福建福安信教者甚多，此處又是該會傳教之舊地，故改裝內地服色潛入。安多尼可由在澳門貿易的泉州人夏若敬引路，於3月5日抵達福安縣，住教友黃元鼎家。潘若色及趙葉聖多則由在澳門貿易的福州人陳戴仁引路，於3月28日抵達福安，住教友趙泰廉家。潘若色等人擬在福安傳教，黃元鼎等人因福安歷次禁教，官府管束甚嚴，無處招人入教。又因潘若色、安多尼可先後患病，故在福安逗留。至7月30日，三人均被福安縣抓獲並押送福州。安多尼可到省城後病死。10月23日，福建巡撫兼閩浙總督崔應階下令將潘若色、趙葉聖多二人解送澳門，交議事會嚴加收管。《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1冊《閩浙總督崔應階奏報拿獲潛入內地方欲圖行教西洋人潘若色等解送澳門看管摺》，第393—394頁。據西班牙文多明我會檔案史料，潘若色等人向清政府招供的情況不實，他們應是1766年4月離開澳門，5月即抵達福建，到被捕時，已在福安傳教三年矣。參見張先清：《官府、宗族與天主教：17—19世紀福安鄉村教會的歷史敘事》第2章，第135—137頁。

嘉慶二年（1797年1月28日─1798年2月15日）3月28日，在印度被譽為“生意王子”的銀行家路易斯•巴萊托（Luís Barreto）獲葡王特許令在澳門開設一家貿易商行。

清嘉慶二年（1797年1月28日─1798年2月15日）3月28日，在印度被譽為“生意王子”的銀行家路易斯•巴萊托（Luís Barreto）獲葡王特許令在澳門開設一家貿易商行。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1, p. 399.

嘉慶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3月28日，面對強大的英國軍艦，澳門葡人十分驚懼，不願英船入澳。澳門議事會理事官安東尼奧‧埃薩（António de Eça）立即向香山縣丞王某稟告，並向廣東政府請求保護，稱伊大班多林文催促英兵上澳居住，實欲佔據澳門之意，況我等大西洋波爾都雅國人民仰蒙天朝覆載二百餘年深恩，惟有懇請保護，勿許伊國兵丁上岸。

清嘉慶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3月28日，面對強大的英國軍艦，澳門葡人十分驚懼，不願英船入澳。澳門議事會理事官安東尼奧‧埃薩（António de Eça）立即向香山縣丞王某稟告，並向廣東政府請求保護，稱伊大班多林文催促英兵上澳居住，實欲佔據澳門之意，況我等大西洋波爾都雅國人民仰蒙天朝覆載二百餘年深恩，惟有懇請保護，勿許伊國兵丁上岸。《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寄諭兩廣總督吉慶等著查詢英船來澳情形迅速奏聞》，第628頁；《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1冊《西洋人索德超等為英國發戰船來澳事呈文》，第11—12頁。檔案原文理事官名“央‧安多尼”，應即“小安多尼”之意。據文德泉的《澳門王室大法官》附《澳門議事會理事官表》稱，本年理事官為安東尼奧‧埃薩。

嘉慶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1月21日，義大利傳教士高臨淵、德天賜、顏詩莫、王雅各伯四人，被清政府從北京遣返，護送至澳門，交夷目唩嚟哆收管。先是，1811年9月2日，嘉慶帝諭令將學業未精、留京無用的這四人，遣令歸國，送來澳門看管。3月28日，西洋傳教士高臨淵、德天賜、顏詩莫等三人附搭港腳夷商叻船，從澳門起程，回到孟呀罅埠馬六甲頭，另搭便船回國。尚有王雅各伯一名，適因患病未能一同回國。

清嘉慶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1月21日，義大利傳教士高臨淵、德天賜、顏詩莫、王雅各伯四人，被清政府從北京遣返，護送至澳門，交夷目唩嚟哆收管。先是，1811年9月2日，嘉慶帝諭令將學業未精、留京無用的這四人，遣令歸國，送來澳門看管。3月28日，西洋傳教士高臨淵、德天賜、顏詩莫等三人附搭港腳夷商叻船，從澳門起程，回到孟呀罅埠馬六甲頭，另搭便船回國。尚有王雅各伯一名，適因患病未能一同回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廣東巡撫韓崶奏報西洋人高臨淵等抵粵交澳門夷目收管遇便回國折》，第29頁；《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署香山知縣鄭承雯為飭查報高臨淵等回國事行理事官劄》，第581頁，《署香山縣丞周飛鴻為發回高臨淵等即令搭船回國事下理事官諭》，第579頁。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1月26日─1820年2月13日）3月28日，多明我會澳門代理人若奧·莫拉羅（João Molano）卸任，由貝尼托·安格拉多（Benito Anglado）神父繼任，直到1834年1月4日卸任。

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1月26日─1820年2月13日）3月28日，多明我會澳門代理人若奧·莫拉羅（João Molano）卸任，由貝尼托·安格拉多（Benito Anglado）神父繼任，直到1834年1月4日卸任。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639.

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3月28日，英國散商特納公司負責人理查德·特納（Richard Turner）在澳門逝世，葬於新教墳場。據統計，從1821年至本年共有40名英國人逝世於澳門，42人葬於新教墳場。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3月28日，英國散商特納公司負責人理查德·特納（Richard Turner）在澳門逝世，葬於新教墳場。據統計，從1821年至本年共有40名英國人逝世於澳門，42人葬於新教墳場。Lindsay and May Ride, An East India Company Cemetery, 轉自張坤：《英商在廣州與澳門（1827—1839）》第2章，第88—96頁，暨南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2007年。

咸豐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3月28日，葡萄牙汽輪“悲哀聖母（Nossa Senhora das Dores）”號上的水手若瑟．佩雷拉（José Pereira）、安東尼奧．卡內羅（António Carneiro）和若奧．格雷羅（João Guerreiro）因與中國海盜勾結，於1856年11月16日在九江（Kau-kong）一帶進行搶劫活動而被判刑。

咸豐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3月28日，葡萄牙汽輪“悲哀聖母（Nossa Senhora das Dores）”號上的水手若瑟．佩雷拉（José Pereira）、安東尼奧．卡內羅（António Carneiro）和若奧．格雷羅（João Guerreiro）因與中國海盜勾結，於1856年11月16日在九江（Kau-kong）一帶進行搶劫活動而被判刑。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31頁；原中譯本將Kau-Kong譯作“蛤港”，據李長森意見譯為“九江”。

《知新報》第八期刊登《地運趨於亞東論》、《治始於鄉說》、《上書當道》、《舊藩瑣聞》等文章。  《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  《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  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  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使用。  《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 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 葡譯：宋次生 德譯：沙士 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知新報》第八期刊登《地運趨於亞東論》、《治始於鄉說》、《上書當道》、《舊藩瑣聞》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使用。《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2月19日─1902年2月7日）3月28日，澳門、氹仔、過路灣承充闈姓生意人伯爵小飛南第、盧光裕登載告示：所有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月庚子文鄉試恩科，上年曾經照章開收闈卷，嗣緣津沽拳匪肇亂，遂奉旨展至本年三月舉行。本澳各闈姓廠，原擬將所收現銀各卷留至本年三月，照章辦理，茲悉該場恩科又經奉旨歸併本年八月正科舉行，以是前所收恩科之卷，本年三月不能開作，自應將該票銀給還，以昭大信。前在澳門富而貴、名成利、名利就、公信和、富貴全、公信昌、兆章及占元等各闈姓廠，用部投買上年恩科文鄉試闈姓票者，均作為註銷外，其所有現銀票，皆將該票銀給還。惟須照該承以合同第5款：扣出部銀，以抵部價。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2月19日─1902年2月7日）3月28日，澳門、氹仔、過路灣承充闈姓生意人伯爵小飛南第、盧光裕登載告示：所有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月庚子文鄉試恩科，上年曾經照章開收闈卷，嗣緣津沽拳匪肇亂，遂奉旨展至本年三月舉行。本澳各闈姓廠，原擬將所收現銀各卷留至本年三月，照章辦理，茲悉該場恩科又經奉旨歸併本年八月正科舉行，以是前所收恩科之卷，本年三月不能開作，自應將該票銀給還，以昭大信。前在澳門富而貴、名成利、名利就、公信和、富貴全、公信昌、兆章及占元等各闈姓廠，用部投買上年恩科文鄉試闈姓票者，均作為註銷外，其所有現銀票，皆將該票銀給還。惟須照該承以合同第5款：扣出部銀，以抵部價。《澳門政府憲報》1901年3月30日第13號。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3月28日，澳門電燈不日開照，誠恐有無知之人將街上所佈設之電杆電線用手摩弄，或用對象觸撞，並於有電燈之地方懸放紙鳶，以致與燈線碰觸糾結等事。澳門議事公局特先為佈告闔澳人等不得有此舉動。須知觸犯不獨杆線損壞，公司受虧，且恐電火所激，本人亦有危險之懼，兩無所益，各宜自慎。其專營者為莫里斯‧貝爾（Maurius Bert），後在議事公局的同意下將此生意出讓給由法國人呂西安‧巴伊斯特（Lucien Balliste）代理的遠東電力公司。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3月28日，澳門電燈不日開照，誠恐有無知之人將街上所佈設之電杆電線用手摩弄，或用對象觸撞，並於有電燈之地方懸放紙鳶，以致與燈線碰觸糾結等事。澳門議事公局特先為佈告闔澳人等不得有此舉動。須知觸犯不獨杆線損壞，公司受虧，且恐電火所激，本人亦有危險之懼，兩無所益，各宜自慎。其專營者為莫里斯‧貝爾（Maurius Bert），後在議事公局的同意下將此生意出讓給由法國人呂西安‧巴伊斯特（Lucien Balliste）代理的遠東電力公司。《澳門政府憲報》1906年3月28日第13號；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23頁。施白蒂在書中稱：2月8日，具有固定基礎的澳門公共照明系統投入使用。根據《澳門政府憲報》記載：（3月28日）澳門電燈不日開照。證施白蒂書中日期記載為誤。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3月28日，紳商盧廉若准予其妻盧陳氏前往按察司，表明大堂坊議事亭前地11號屋、大堂坊新市東街19、21、23及25號屋等屋系其自己建置，且所有租賃、修整、納鈔等事，均由其自行修理管業已逾五年，向無他人爭議，為此懇請立案批准實系其自己物業。為此，澳門政府於是日發佈通告，限30日內，即自憲報第二次頒行本告白之日起計，傳令所有關涉人於期滿後第二次堂期到案，聽候示定，第三次開堂辯駁。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3月28日，紳商盧廉若准予其妻盧陳氏前往按察司，表明大堂坊議事亭前地11號屋、大堂坊新市東街19、21、23及25號屋等屋系其自己建置，且所有租賃、修整、納鈔等事，均由其自行修理管業已逾五年，向無他人爭議，為此懇請立案批准實系其自己物業。為此，澳門政府於是日發佈通告，限30日內，即自憲報第二次頒行本告白之日起計，傳令所有關涉人於期滿後第二次堂期到案，聽候示定，第三次開堂辯駁。《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4月29日第17號。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正式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民國肇始，“外交內政，百緒繁生”，尤其內地未靖，逃往港澳避難者頗多，致使拱北關口僅雞蛋出口，就比上年增加了一倍，幾乎存貨一空。迨至本年歲末，單單雞蛋一項缺口竟高達100餘萬隻。不過拱北關稅務司1913年3月28日報告仍稱，本年該口“雖歲首大局未定，然生意仍循序進行。計春初數月，商業稍形竭蹶，繼則逐漸安穩，終則邁往直前，其發達之象，遠勝於去年未靖之時”，“至禾造之豐、銀價之貴，可為民國紀元振興之兆”。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正式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民國肇始，“外交內政，百緒繁生”，尤其內地未靖，逃往港澳避難者頗多，致使拱北關口僅雞蛋出口，就比上年增加了一倍，幾乎存貨一空。迨至本年歲末，單單雞蛋一項缺口竟高達100餘萬隻。不過拱北關稅務司1913年3月28日報告仍稱，本年該口“雖歲首大局未定，然生意仍循序進行。計春初數月，商業稍形竭蹶，繼則逐漸安穩，終則邁往直前，其發達之象，遠勝於去年未靖之時”，“至禾造之豐、銀價之貴，可為民國紀元振興之兆”。中華民國政府自1912年起以“中華民國”紀元，廢除舊曆改行“陽曆”，故本卷標注時間均採用民國紀年、陽曆紀日兩種形式。[參見《臨時大總統改曆改元通電》(1912年1月2日)，載《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頁]《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1912年1月1日)，載《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2頁。《通告粵中父老昆弟書》，原載《民生日報》1912年6月8日，轉引自《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351頁。

民國七年 (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3月28日，澳門中華總商會發佈公告，宣佈盧廉若為第六屆商會總理，趙立夫為副理，張子怡、陳清泉、李旭軒、趙超廷、葉金波、何寶岩為值理。

民國七年 (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3月28日，澳門中華總商會發佈公告，宣佈盧廉若為第六屆商會總理，趙立夫為副理，張子怡、陳清泉、李旭軒、趙超廷、葉金波、何寶岩為值理。《澳門政府憲報》1918年第14號，第231頁。

台山，澳中之平民住宅區也，澳葡則稱之爲“巴波沙坊”。該區在澳門北隅，本迺蓮花莖傍之内河海坦，蘆汀草澤，水窪坭濘。澳葡圍以士壩，漸成卑田，任由農民養豬種菜，開耕闢萊，後竟别成一區。一九二四年後，澳葡計劃填築内港，首先將其填堵，擴展爲平地；以地處荒僻,不近民居，因此撥作製造危險品場所，炮竹工廠，多設於斯。其時有名爲“台山炮竹工廠”者，規模最大，生意興盛，日常到場工作之炮竹工友，逾數千人。可惜爲時不久，即禍遭不測，因失慎爆炸火燒，竟釀成一場巨災！遭難工友逾千人，屍骸遍地，救殮爲難；消防救護，忙於應付，當場觀衆，亦要幫助殮抬，誠澳門之空前浩劫也。從此台山兩宇，常掛人齒，積久習慣，遂成該區俗名，於今亦不改也。台山區自遭此慘劫後，澳葡爲曲突徙薪計，迺令澳中所有炮竹工廠遷移氹仔，遠離澳門市區，以保安全，因是台山區曾經荒廢。斯時人煙空寂，磷火夜生，鬼話相傳，都驚伯有，遂成人跡鮮至之地焉。後因大三巴牌坊側之茅寮區火災，澳葡乘機整飾市容，徙置該區貧户於台山，從廉就簡，皆蓬寮茅舍耳。初時之台山貧民區，既屬茅寮草舍，最易惹火燎原，一旦失慎火燒，即可再兆焚如，故戊辰年一場火災，數百家人頓告流離失所。幸得中葡人士合力籌謀善後，安置哀鴻、出會巡遊，盡法捐募，卒爲難民重建家園。此次爲求萬全久安之計，改築磚屋數百間，分期完成，廉值賃與平民居住，以爲修葺之挹注，業權則送交仁慈堂管理。斯時適爲澳葡兵頭巴波沙當政，故於該區建築一座牌坊，題“巴波沙坊”四字，該區又稱巴波沙坊，即源此也。據“巴波沙坊碑文”云：“澳門政府扎諭第六一九號第九行：事照得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一八六號扎諭所派之委員會，以監督建築，責以附近中國貧民住屋工程。茲經任務完滿，成績昭然，本代督合將該委員等，特以嘉獎，以示夙勸所有該會原任委員：仁慈堂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主席陸軍上校山度，仁慈堂一九二九年起現任主席羅巴度，衛生廳醫官歌士打，鏡湖醫院主席馮俊霖，許祥，澳門商會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主席盧焯蓀，同善堂主席崔諾枝、高可寧等，暨協助該委員會辦事之陸翼南，羅餘，麥明，崔六，黄蘇，黎振華，吴發等，均屬勤勞奮勇，深堪嘉獎。而高可寧一員，贈助甚巨；崔諾枝一員，勸捐最力，始終襄理其事；麥明一員，讚助崔諾枝辦事甚多，尤堪嘉許。以上各員，均着一體俾詢嘉獎。此扎。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代理總督馬嘉齡。”自從一九二五年台山炮竹廠失慎爆炸後，台山即變成一片荒野，澳葡因此利用爲貧民木屋徙置區。不圖至一九二九年，又遭一次大火災，全區夷爲平地。幸得仁人善士，再爲籌建磚屋，卒於一九三一年全部落成。計共九百餘間，分闢十一條街道，中有巴波沙牌坊一座、花地瑪教會一所及真原小學等，儼如一村焉。據澳葡市政廳之《澳門市街名册》載稱：“台山，此名係指本市北之一新填地區，此區内有巴波沙坊，連同所有街道，及菜地等；此區北接鴨涌及中國地方；南連青洲大馬路及拱形馬路；東連亞馬喇士腰，西連蘇沙醫生街及青洲坊。中國人亦以此名稱巴波沙坊。”“巴波沙坊，位置在巴波沙大馬路之西，即花地瑪教會南街，與菜園涌邊街之間，伸展至鴨涌河邊街附近止。此坊有李寶椿街及巴波沙街。由東至西横過，又由南至北，有下列之街道，稱爲：巴波沙坊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第四街、第五街、第六街、第七街、第八街、第九街、第十街及第十一街。花地瑪教會在本坊内。” 現在台山區北面，與我國邊境遥遥相望，祇隔一涌，對話可聞。

台山，澳中之平民住宅區也，澳葡則稱之爲“巴波沙坊”。該區在澳門北隅，本迺蓮花莖傍之内河海坦，蘆汀草澤，水窪坭濘。澳葡圍以士壩，漸成卑田，任由農民養豬種菜，開耕闢萊，後竟别成一區。一九二四年後，澳葡計劃填築内港，首先將其填堵，擴展爲平地；以地處荒僻，不近民居，因此撥作製造危險品場所，炮竹工廠，多設於斯。其時有名爲“台山炮竹工廠”者，規模最大，生意興盛，日常到場工作之炮竹工友，逾數千人。可惜爲時不久，即禍遭不測，因失慎爆炸火燒，竟釀成一場巨災！遭難工友逾千人，屍骸遍地，救殮爲難；消防救護，忙於應付，當場觀衆，亦要幫助殮抬，誠澳門之空前浩劫也。從此台山兩宇，常掛人齒，積久習慣，遂成該區俗名，於今亦不改也。台山區自遭此慘劫後，澳葡爲曲突徙薪計，迺令澳中所有炮竹工廠遷移氹仔，遠離澳門市區，以保安全，因是台山區曾經荒廢。斯時人煙空寂，磷火夜生，鬼話相傳，都驚伯有，遂成人跡鮮至之地焉。後因大三巴牌坊側之茅寮區火災，澳葡乘機整飾市容，徙置該區貧户於台山，從廉就簡，皆蓬寮茅舍耳。初時之台山貧民區，既屬茅寮草舍，最易惹火燎原，一旦失慎火燒，即可再兆焚如，故戊辰年一場火災，數百家人頓告流離失所。幸得中葡人士合力籌謀善後，安置哀鴻、出會巡遊，盡法捐募，卒爲難民重建家園。此次爲求萬全久安之計，改築磚屋數百間，分期完成，廉值賃與平民居住，以爲修葺之挹注，業權則送交仁慈堂管理。斯時適爲澳葡兵頭巴波沙當政，故於該區建築一座牌坊，題“巴波沙坊”四字，該區又稱巴波沙坊，即源此也。據“巴波沙坊碑文”云：“澳門政府扎諭第六一九號第九行：事照得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一八六號扎諭所派之委員會，以監督建築，責以附近中國貧民住屋工程。茲經任務完滿，成績昭然，本代督合將該委員等，特以嘉獎，以示夙勸所有該會原任委員：仁慈堂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主席陸軍上校山度，仁慈堂一九二九年起現任主席羅巴度，衛生廳醫官歌士打，鏡湖醫院主席馮俊霖，許祥，澳門商會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主席盧焯蓀，同善堂主席崔諾枝、高可寧等，暨協助該委員會辦事之陸翼南，羅餘，麥明，崔六，黃蘇，黎振華，吳發等，均屬勤勞奮勇，深堪嘉獎。而高可寧一員，贈助甚巨；崔諾枝一員，勸捐最力，始終襄理其事；麥明一員，讚助崔諾枝辦事甚多，尤堪嘉許。以上各員，均着一體俾詢嘉獎。此扎。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代理總督馬嘉齡。”自從一九二五年台山炮竹廠失慎爆炸後，台山即變成一片荒野，澳葡因此利用爲貧民木屋徙置區。不圖至一九二九年，又遭一次大火災，全區夷爲平地。幸得仁人善士，再爲籌建磚屋，卒於一九三一年全部落成。計共九百餘間，分闢十一條街道，中有巴波沙牌坊一座、花地瑪教會一所及真原小學等，儼如一村焉。據澳葡市政廳之《澳門市街名册》載稱：“台山，此名係指本市北之一新填地區，此區内有巴波沙坊，連同所有街道，及菜地等；此區北接鴨涌及中國地方；南連青洲大馬路及拱形馬路；東連亞馬喇士腰，西連蘇沙醫生街及青洲坊。中國人亦以此名稱巴波沙坊。”“巴波沙坊，位置在巴波沙大馬路之西，即花地瑪教會南街，與菜園涌邊街之間，伸展至鴨涌河邊街附近止。此坊有李寶椿街及巴波沙街。由東至西橫過，又由南至北，有下列之街道，稱爲：巴波沙坊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第四街、第五街、第六街、第七街、第八街、第九街、第十街及第十一街。花地瑪教會在本坊内。” 現在台山區北面，與我國邊境遥遥相望，只隔一涌，對話可聞。

民國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3月28日，域多利影院正式放映有聲電影“1929年福克斯舉步歌舞團 (Fox Movietone Follies of 1929)”，全場歡聲雷動，成為澳門第一間放映有聲電影的戲院。域多利影院獲得麥德羅一葛德溫一梅耶公司影片的專映權，播放了眾多澳門市民喜聞樂見的影片。至1934年7月1日，因設備太差，衛生條件缺乏，影院被迫關閉。

民國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3月28日，域多利影院正式放映有聲電影“1929年福克斯舉步歌舞團 (Fox Movietone Follies of 1929)”，全場歡聲雷動，成為澳門第一間放映有聲電影的戲院。域多利影院獲得麥德羅一葛德溫一梅耶公司影片的專映權，播放了眾多澳門市民喜聞樂見的影片。至1934年7月1日，因設備太差，衛生條件缺乏，影院被迫關閉。《澳門報》 (Jornal de Macau)1931年3月31日, 轉引自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Cinema in Macao, PartⅡ,1930-1931, The Thrill of The Talkies, in Review of Culture, No. 23,1995.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三月二十八日，灣仔三灣爛湴塘沙田圖則。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三月二十八日，灣仔三灣爛湴塘沙田登記確定證。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三月二十八日，由柯麟理事長親自書寫及簽署之中華醫學會澳門分會致鏡湖慈善會函件。

鄭錦，又名鄭瑞錦，字褧裳、又字絅裳，香山縣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藝術教育家、畫家。[1] 父親鄭玉池善於繪畫，以山水為勝。鄭自幼隨父學畫，五歲時入鄉塾讀書，13歲時隨父前往日本，入讀大同中學，跟從梁啟超等遊歷三年。大同學校為梁啟超、鮑滔宗所創辦。 鄭深得鮑滔宗的賞識，後將女兒鮑桂娥（入讀日本女子美術大學，成為何香凝師姐）嫁給他為妻。 1897年，鄭在東京學習西洋畫，期間，結識黃興、汪精衛和胡漢民。中學畢業後，進入京都市立美術工藝學校學習日本畫科九年。期間，他考入京都市立繪畫專門學院，研究唐宋元明畫法，並以優異成績畢業。當時，鄭的作品《娉婷》參加日本最高級別的文部省美展時，受到日本大正天皇讚賞。作品《待旦》入選“大正美術展覽會”並獲獎，被陳列於東京大正博物館。該作品被當時日本考古專家稱為“唐代被稱為金碧輝映的技法，久已煙滅無存，今在鄭君的畫中又見到了，這替東方藝道增添異彩。”之後，鄭這幅作品代表中國參展“萬國博覽會”。 1914年，鄭回國，經梁啟超推薦，他被教育部聘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及該院文華殿古物陳列所主任。他又被聘為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1917年，奉教育部之命，鄭籌辦國立北平美術專科學校（今中央美術學院），為尋求辦校經驗，他再度赴日本取經。1918年學校成立，鄭被任命為首任校長。國立北平美術專科學校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該校是國家級學府，故受聘為教授的都是當時一流藝術家，如姚茫父、陳師曾、王夢白、李毅士、聞一多等，為中國培養出一大批傑出的美術家和美術教育家，如劉開渠、王雪濤、李苦禪、王曼碩等。 鄭十分重視人才發掘，期間，學校爭取到公費去法國留學的名額，他原意是想把名額給一些有才能但又沒經濟能力的年輕人，為將來中國美術界培養人才。沒想到事與願違，許多權貴紛紛舉薦“人選”。最後，鄭只得對這些權貴說，我不管你們派誰去，但一定要有徐悲鴻在內！ 1923年，朱其慧、晏陽初、陶行知、胡適等在北京發起籌備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總幹事為晏陽初。在他們的影響下，鄭以“有教無類”的儒家思想，竭力推行平民美術教育。 1924年，鄭辭去所任職務，專心致力研究縣治，與晏陽初、胡適等正式組建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簡稱平教會），深入農村，推行平民教育運動。1927年春，在針對“愚、窮、弱、私”的人民生活現狀，認為首先要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礎上，實施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在文藝工作上，鄭參與採集秧歌、鼓詞、歌謠、歇後語、諺語、謎語等工作。當時中國民眾教育第一套千字課本，成為掃文盲的重要工具書，當中幾千幅插圖出自他的手筆。另外，他創作、編著以農民等平民百姓為對象的成人教育課本和掛圖。在藝術方面，他和同伴搜集民間繪畫，編輯畫範，繪製插圖，製作幻燈片，修築農村露天劇場，培訓農民劇團。在定縣，他制訂該縣無線電播音台的全套實施方案，並自製出無線電台全部機器，如幻燈機、留聲機等。還對該地區的民間音樂加以改良，融入教育元素，以啟發民智。平教會是一個私人所辦的社會學術團體，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隨著業務範圍的擴大，經費十分拮据。鄭帶領同伴大力節省開支，千方百計四處籌集經費。在回國的十多年中，他將全部精力傾注在教育事業中。 鄭十分珍惜國家的文化遺產，竭力保護文物。1942年張作霖入主北平，撤退時命令將陳列所將珍藏文物交出。為保護文物，鄭四處奔走疏通關係，冒險親見張作霖並勸服他，避免珍貴文物流落他方。 在藝術研究方面，鄭不但重視中國傳統，同時接納和融入國外新的藝術表現形式。他不斷探索新蹊徑，使自己達到很高的藝術境界。當時藝術界對他的為人、胸懷、學養、畫藝十分敬重。他的畫風既有日本維新的風格，又有宋代院體畫的厚重華滋。當然，他的畫不是“文人畫”，而是“畫家畫”，較容易找尋畫家的心跡。關於翎毛，他以筆賦輕盈渾厚兩得，融合日本畫與院體畫的表現，在厚重的色調中透出輕盈明亮的感覺。 鄭在擔任北平美術專科學校校長和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後，得以觀展覽院藏宋畫後畫法的一大相容。既富裝飾美，實而不華，賦色穩練，力窺宋人的堂奧。他在北平教授西洋畫法，十分重視寫生，參與人體解剖三個月。 早在1913年，高劍父、高奇峰在上海創辦的審美書館時，為鄭出版了畫作。鄭是一個非常勤奮的人，一生努力不懈。他在辦公室、教室或在家裡都放置繪畫用具，不歇作畫。他的作品大多是工筆重彩人物、花鳥走獸畫，且重氣氛烘托及有鮮明的主題，因此創作所需的時間、精力特別多。作品的分量就特別厚重。無論是花鳥走獸，還是人物畫都是如此，如《朝為越溪女》、《暮作吳宮妃》、《仇鷹圖》等。 鄭一生淡泊名利，為人低調。夫妻生育三女一子，生活融洽。居住北平時，他家與魯迅母親為鄰，家居不大，但空地有兩畝多。鄭種滿花果、蔬菜，教學之餘，保持鄉村子弟本色。 1936年，應廣東省政府孫哲生、吳鐵城、楊子毅及孫科等極力邀請，鄭回鄉襄理中山模範縣工作。1937年，他擔任中山模範縣建設專員、平民教育委員會主任等職。 中山淪陷後，鄭辭職攜眷移居澳門，期間，他不因深諳日語而失節求榮，尤其困在澳門，寧屈居斗室，三餐不繼甚至難以維生，多次拒絕日本邀任工作，表現出他的民族氣節。之後，鄭回到中山，在白石村鮑少游家避難。當時，他流離與傷感長繞於心，發於毫端，先後完成《民族意識》、《抵抗》、《故鄉》、《日暮途窮》等畫作。 抗戰勝利後，鄭分別任中山縣坦洲鄉學校校長和坦洲鄉鄉長。後因身體等原因，他返回澳門青洲山邊石屋隱居，不問世事，以繪畫自娛，直至終老。 晚年時候，鄭專注於藝術創作與研究，在澳門期間，創作了大量的作品。在高劍父、鄧芬、沈仲強、佟紹弼、趙斑斕等極力慫恿下，鄭舉辦平生第一次個人畫展——“鄭褧裳畫作欣賞會”，當時，葉恭綽、陳樹人等為其題詞。作為資深美術教育家的畫展，沒有任何商業元素，更多的是觀畫人透過報章，闡述他的技法和美學思想。 在澳門、中山期間，鄭與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葉恭綽、鄧芬、容漱石、方人定、趙少昂、羅叔重、余君慧、黎心齋、林近等過從甚密，並合辦畫展。1941年，是鄭活躍於港澳畫壇的一年，參加高劍父的弟子方人定、黃獨峰、李撫虹、司徒奇、黎葛民、黃霞川等人在香港成立“再造社”的活動等。 初期，鄭所作國畫多以古詩為題材，代表作有《西施詠》、《楊貴妃》等。日寇侵華期間，他懷著民族義氣創作《民族意識》、《抵抗》、《故鄉》、《日暮途遠》等，激發人民抗日救國。 後期，鄭的代表作有《百馬圖》長卷。他的作品先後參加日本東京市新古博覽會、美國巴拿馬博覽會。廣州美術館收藏他的代表作《湖上滌梳圖》，畫中一少女在舟中向湖滌梳，神態自然。此畫運用日本畫法的渲染技法，設色鮮艷動人，明潔淨麗，顯示吸收日本畫法的功力。[2] 1959年3月28日，鄭因哮喘病發作而病逝，終年76歲。[3] [1]《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357頁。 [2]盧德銘：《畫壇名家——鄭錦》，《中山日報》，第3293期，C2版，2004年1月12日。 [3][美國]汪倫：《我的外祖父——鄭錦》，載“中國僑界＂網，2010年12月28日，http://www.chinaqw.com/node2/node2796/node2883/node3178/node3481/userobject6ai248942.html。

鄭錦，又名鄭瑞錦，字褧裳、又字絅裳，香山縣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藝術教育家、畫家。[1] 父親鄭玉池善於繪畫，以山水為勝。鄭自幼隨父學畫，五歲時入鄉塾讀書，13歲時隨父前往日本，入讀大同中學，跟從梁啟超等遊歷三年。大同學校為梁啟超、鮑滔宗所創辦。 鄭深得鮑滔宗的賞識，後將女兒鮑桂娥（入讀日本女子美術大學，成為何香凝師姐）嫁給他為妻。 1897年，鄭在東京學習西洋畫，期間，結識黃興、汪精衛和胡漢民。中學畢業後，進入京都市立美術工藝學校學習日本畫科九年。期間，他考入京都市立繪畫專門學院，研究唐宋元明畫法，並以優異成績畢業。當時，鄭的作品《娉婷》參加日本最高級別的文部省美展時，受到日本大正天皇讚賞。 作品《待旦》入選“大正美術展覽會”並獲獎，被陳列於東京大正博物館。該作品被當時日本考古專家稱為“唐代被稱為金碧輝映的技法，久已煙滅無存，今在鄭君的畫中又見到了，這替東方藝道增添異彩。”之後，鄭這幅作品代表中國參展“萬國博覽會”。 1914年，鄭回國，經梁啟超推薦，他被教育部聘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及該院文華殿古物陳列所主任。他又被聘為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1917年，奉教育部之命，鄭籌辦國立北平美術專科學校（今中央美術學院），為尋求辦校經驗，他再度赴日本取經。1918年學校成立，鄭被任命為首任校長。國立北平美術專科學校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該校是國家級學府，故受聘為教授的都是當時一流藝術家，如姚茫父、陳師曾、王夢白、李毅士、聞一多等，為中國培養出一大批傑出的美術家和美術教育家，如劉開渠、王雪濤、李苦禪、王曼碩等。 鄭十分重視人才發掘，期間，學校爭取到公費去法國留學的名額，他原意是想把名額給一些有才能但又沒經濟能力的年輕人，為將來中國美術界培養人才。沒想到事與願違，許多權貴紛紛舉薦“人選”。最後，鄭只得對這些權貴說，我不管你們派誰去，但一定要有徐悲鴻在內！ 1923年，朱其慧、晏陽初、陶行知、胡適等在北京發起籌備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總幹事為晏陽初。在他們的影響下，鄭以“有教無類”的儒家思想，竭力推行平民美術教育。 1924年，鄭辭去所任職務，專心致力研究縣治，與晏陽初、胡適等正式組建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簡稱平教會），深入農村，推行平民教育運動。1927年春，在針對“愚、窮、弱、私”的人民生活現狀，認為首先要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礎上，實施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在文藝工作上，鄭參與採集秧歌、鼓詞、歌謠、歇後語、諺語、謎語等工作。 當時中國民眾教育第一套千字課本，成為掃文盲的重要工具書，當中幾千幅插圖出自他的手筆。另外，他創作、編著以農民等平民百姓為對象的成人教育課本和掛圖。在藝術方面，他和同伴搜集民間繪畫，編輯畫範，繪製插圖，製作幻燈片，修築農村露天劇場，培訓農民劇團。 在定縣，他制訂該縣無線電播音台的全套實施方案，並自製出無線電台全部機器，如幻燈機、留聲機等。還對該地區的民間音樂加以改良，融入教育元素，以啟發民智。平教會是一個私人所辦的社會學術團體，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隨著業務範圍的擴大，經費十分拮据。鄭帶領同伴大力節省開支，千方百計四處籌集經費。在回國的十多年中，他將全部精力傾注在教育事業中。 鄭十分珍惜國家的文化遺產，竭力保護文物。1942年張作霖入主北平，撤退時命令將陳列所將珍藏文物交出。為保護文物，鄭四處奔走疏通關係，冒險親見張作霖並勸服他，避免珍貴文物流落他方。 在藝術研究方面，鄭不但重視中國傳統，同時接納和融入國外新的藝術表現形式。他不斷探索新蹊徑，使自己達到很高的藝術境界。當時藝術界對他的為人、胸懷、學養、畫藝十分敬重。他的畫風既有日本維新的風格，又有宋代院體畫的厚重華滋。當然，他的畫不是“文人畫”，而是“畫家畫”，較容易找尋畫家的心跡。關於翎毛，他以筆賦輕盈渾厚兩得，融合日本畫與院體畫的表現，在厚重的色調中透出輕盈明亮的感覺。 鄭在擔任北平美術專科學校校長和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後，得以觀展覽院藏宋畫後畫法的一大相容。既富裝飾美，實而不華，賦色穩練，力窺宋人的堂奧。他在北平教授西洋畫法，十分重視寫生，參與人體解剖三個月。 早在1913年，高劍父、高奇峰在上海創辦的審美書館時，為鄭出版了畫作。鄭是一個非常勤奮的人，一生努力不懈。他在辦公室、教室或在家裡都放置繪畫用具，不歇作畫。他的作品大多是工筆重彩人物、花鳥走獸畫，且重氣氛烘托及有鮮明的主題，因此創作所需的時間、精力特別多。作品的分量就特別厚重。無論是花鳥走獸，還是人物畫都是如此，如《朝為越溪女》、《暮作吳宮妃》、《仇鷹圖》等。 鄭一生淡泊名利，為人低調。夫妻生育三女一子，生活融洽。居住北平時，他家與魯迅母親為鄰，家居不大，但空地有兩畝多。鄭種滿花果、蔬菜，教學之餘，保持鄉村子弟本色。 1936年，應廣東省政府孫哲生、吳鐵城、楊子毅及孫科等極力邀請，鄭回鄉襄理中山模範縣工作。1937年，他擔任中山模範縣建設專員、平民教育委員會主任等職。 中山淪陷後，鄭辭職攜眷移居澳門，期間，他不因深諳日語而失節求榮，尤其困在澳門，寧屈居斗室，三餐不繼甚至難以維生，多次拒絕日本邀任工作，表現出他的民族氣節。之後，鄭回到中山，在白石村鮑少游家避難。當時，他流離與傷感長繞於心，發於毫端，先後完成《民族意識》、《抵抗》、《故鄉》、《日暮途窮》等畫作。 抗戰勝利後，鄭分別任中山縣坦洲鄉學校校長和坦洲鄉鄉長。後因身體等原因，他返回澳門青洲山邊石屋隱居，不問世事，以繪畫自娛，直至終老。 晚年時候，鄭專注於藝術創作與研究，在澳門期間，創作了大量的作品。在高劍父、鄧芬、沈仲強、佟紹弼、趙斑斕等極力慫恿下，鄭舉辦平生第一次個人畫展——“鄭褧裳畫作欣賞會”，當時，葉恭綽、陳樹人等為其題詞。作為資深美術教育家的畫展，沒有任何商業元素，更多的是觀畫人透過報章，闡述他的技法和美學思想。 在澳門、中山期間，鄭與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葉恭綽、鄧芬、容漱石、方人定、趙少昂、羅叔重、余君慧、黎心齋、林近等過從甚密，並合辦畫展。1941年，是鄭活躍於港澳畫壇的一年，參加高劍父的弟子方人定、黃獨峰、李撫虹、司徒奇、黎葛民、黃霞川等人在香港成立“再造社”的活動等。 初期，鄭所作國畫多以古詩為題材，代表作有《西施詠》、《楊貴妃》等。日寇侵華期間，他懷著民族義氣創作《民族意識》、《抵抗》、《故鄉》、《日暮途遠》等，激發人民抗日救國。 後期，鄭的代表作有《百馬圖》長卷。他的作品先後參加日本東京市新古博覽會、美國巴拿馬博覽會。廣州美術館收藏他的代表作《湖上滌梳圖》，畫中一少女在舟中向湖滌梳，神態自然。此畫運用日本畫法的渲染技法，設色鮮艷動人，明潔淨麗，顯示吸收日本畫法的功力。[2] 1959年3月28日，鄭因哮喘病發作而病逝，終年76歲。[3] [1]《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357頁。 [2]盧德銘：《畫壇名家——鄭錦》，《中山日報》，第3293期，C2版，2004年1月12日。 [3][美國]汪倫：《我的外祖父——鄭錦》，載“中國僑界＂網，2010年12月28日，http://www.chinaqw.com/node2/node2796/node2883/node3178/node3481/userobject6ai248942.html。

照片攝於1984年3月28日。

1990年3月28日，無證者到澳督府請願，要求公平對待。警方派員驅散請願者，引發人潮。翌日，澳葡政府為45,000無證人士進行登記。

1993年3月28日，輕型飛機墜落機場旁灘塗，澳門民航局負責人、葡籍機師及巴黎機場公司一法籍女子同受傷。

1999年3月28日，峰景酒店結束營業，將轉為葡駐澳總領事官邸。

蓮花大橋是澳門第三座大橋，也是陸路通往內地的第二條通道，連接京珠高速公路，對珠澳交通、經濟將會起着促進作用。這是珠澳兩地友好合作、迎澳回歸的大型建設，更顯示澳門與大陸一脈相承，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蓮花大橋命名，因為蓮花是澳門的象徵。它西起珠海橫琴島，東接澳門路氹填海區，橫跨兩地之間的十字門夾馬口水道，全長一千七百多米，寬三十米，雙向六綫行車，氣勢宏偉，宛若長龍。大橋分行車道及行人道，中央是珠澳分界線，兩地共投資二億元人民幣建造(其中澳門段七百二十米，造價近八千三百萬元)，一九九八年九月和十月間分別施工，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合嚨，十二月十日揭幕，待各項工作準備妥當，二零零零年三月廿八日通車。由於兩地行車交通不同，本澳車輛靠左行，而內地車輛靠右行，為解決過境換線問題，珠海段橋頭設計了新穎的雙圓引橋，使得雙方車輛經過引橋時完成自動換線行駛。澳門段的配套工程路氹城邊檢大樓，設有旅客出入境櫃台廿八個，水警稽查隊櫃台四個；大樓左右兩側設有出境或入境車輛檢查通道；外圍還有停車場、候車站和巴士站等設施。整座邊檢大樓佔地六公頃，建築面積九千平方米，各項設施齊備。 在大橋開幕禮上，前澳督韋奇立和前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王啟人均表示蓮花大橋是珠澳“雙方努力合作的結果和結晶，象徵友誼、合作和對未來充滿信心。”這麼説，蓮花大橋是一座通向未來的橋。

蓮花大橋是澳門第三座大橋，也是陸路通往內地的第二條通道，連接京珠高速公路，對珠澳交通、經濟將會起着促進作用。這是珠澳兩地友好合作、迎澳回歸的大型建設，更顯示澳門與大陸一脈相承，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蓮花大橋命名，因為蓮花是澳門的象徵。它西起珠海橫琴島，東接澳門路氹填海區，橫跨兩地之間的十字門夾馬口水道，全長一千七百多米，寬三十米，雙向六綫行車，氣勢宏偉，宛若長龍。大橋分行車道及行人道，中央是珠澳分界線，兩地共投資二億元人民幣建造（其中澳門段七百二十米，造價近八千三百萬元），一九九八年九月和十月間分別施工，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合攏，十二月十日揭幕，待各項工作準備妥當，二零零零年三月廿八日通車。由於兩地行車交通不同，本澳車輛靠左行，而內地車輛靠右行，為解決過境換線問題，珠海段橋頭設計了新穎的雙圓引橋，使得雙方車輛經過引橋時完成自動換線行駛。澳門段的配套工程路氹城邊檢大樓，設有旅客出入境櫃台廿八個，水警稽查隊櫃台四個；大樓左右兩側設有出境或入境車輛檢查通道；外圍還有停車場、候車站和巴士站等設施。整座邊檢大樓佔地六公頃，建築面積九千平方米，各項設施齊備。 在大橋開幕禮上，前澳督韋奇立和前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王啟人均表示蓮花大橋是珠澳“雙方努力合作的結果和結晶，象徵友誼、合作和對未來充滿信心。”這麼説，蓮花大橋是一座通向未來的橋。

2002年3月28日，特區政府與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為期18年的博彩經營批給合同。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承接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的11家賭場、337張賭桌，由4月1日開始營運，至此，博彩業專營時代結束。

新葡京娛樂場於2008年落成。

新葡京娛樂場於2008年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