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六年（1578年2月7日─1579年1月26日）9月6日，范禮安正式任命葡萄牙籍神父安德烈•平托為首任耶穌會駐澳門代理人（Procurador）。並為之制定工作手冊。范禮安將駐澳門司庫的主要職責歸納為三條：第一，按照上司的來信，補給日本管區與住院的共同必需品和個別住院所需的特別必需品；第二，小心並忠實地盡力於每年的投資，應該送往日本的全部資金，包括來自印度與馬六甲的錢，由日本送來的錢，以及向屬於日本耶穌會的房屋和店鋪徵收的錢；第三，投送所有由印度送往日本，或由日本送往其他地區的書信等物品。同時，使中國前往日本的神父與修士在航船上得到優待，不要欠缺必要的食糧。

萬曆六年（1578年2月7日─1579年1月26日）9月6日，中國—日本傳教區巡視員范禮安神父抵達澳門，在澳門居停10個月，於翌年7月7日啟程赴日本。在澳門居停期間，他見擴建後的耶穌會住院及聖母堂已有一定的規模，並稱讚澳門天主聖母堂是遠東地區最好的住院之一。范禮安滯留澳門期間，做了兩件對耶穌會遠東傳教事業極具影響的大事：一是由於范禮安受耶穌會總會長埃韋拉爾多•莫庫瑞安（Everardo Mercurian）之命，調查日本耶穌會士進行生絲貿易是否必要，並賦予他決定繼續或禁止這一貿易的權力。范禮安經調查後，遂與澳門阿爾瑪薩（Armação）的同業行會簽訂有關生絲貿易份額的協議：在澳門大船每年運入日本的1600公擔生絲中，撥90公擔給耶穌會（其中固定份額為40公擔，附加份額為50公擔），將售後所得資金作為耶穌會的傳教經費。這批生絲每年可為耶穌會提供4000～6000杜卡多的穩定收入。二是將羅明堅（Michael Ruggieri）和利瑪竇（Matteo Ricci）調來澳門，為進入中國內地做語言學習的必要準備。

萬曆六年（1578年2月7日─1579年1月26日）9月6日，中國—日本傳教區巡視員范禮安神父抵達澳門，在澳門居停10個月，於翌年7月7日啟程赴日本。在澳門居停期間，他見擴建後的耶穌會住院及聖母堂已有一定的規模，並稱讚澳門天主聖母堂是遠東地區最好的住院之一。范禮安滯留澳門期間，做了兩件對耶穌會遠東傳教事業極具影響的大事：一是由於范禮安受耶穌會總會長埃韋拉爾多•莫庫瑞安（Everardo Mercurian）之命，調查日本耶穌會士進行生絲貿易是否必要，並賦予他決定繼續或禁止這一貿易的權力。范禮安經調查後，遂與澳門阿爾瑪薩（Armação）的同業行會簽訂有關生絲貿易份額的協議：在澳門大船每年運入日本的1600公擔生絲中，撥90公擔給耶穌會（其中固定份額為40公擔，附加份額為50公擔），將售後所得資金作為耶穌會的傳教經費。這批生絲每年可為耶穌會提供4000～6000杜卡多的穩定收入。二是將羅明堅（Michael Ruggieri）和利瑪竇（Matteo Ricci）調來澳門，為進入中國內地做語言學習的必要準備。范禮安：《耶穌會教士在遠東主要經過的歷史》，第444頁，轉引自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rmo-Oriente, p. 8.高瀬泓一郎：《日本イェズス會の生絲貿易にっぃて》，載《基督教研究》第13輯，第148—149頁。然1583年10月5日卡布拉爾於澳門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稱，范禮安與澳門商人簽訂的契約稱，日本神父們每年可載搭不超過70公擔的生絲，還採購其他必需品與這70公擔一起裝運上船。又稱：在根據與澳門市民締結契約的70公擔之外，又將其他30公擔，總共100公擔的生絲裝上船。上引書，第185—187頁。范禮安：《東印度巡察記》，第162—163頁。

萬曆六年（1578年2月7日─1579年1月26日）9月6日，范禮安正式任命葡萄牙籍神父安德烈•平托為首任耶穌會駐澳門代理人（Procurador）。並為之制定工作手冊。范禮安將駐澳門司庫的主要職責歸納為三條：第一，按照上司的來信，補給日本管區與住院的共同必需品和個別住院所需的特別必需品；第二，小心並忠實地盡力於每年的投資，應該送往日本的全部資金，包括來自印度與馬六甲的錢，由日本送來的錢，以及向屬於日本耶穌會的房屋和店鋪徵收的錢；第三，投送所有由印度送往日本，或由日本送往其他地區的書信等物品。同時，使中國前往日本的神父與修士在航船上得到優待，不要欠缺必要的食糧。高瀬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対外関係の研究》，第378頁；戚印平：《關於耶穌會駐澳門管區代表及其商業活動的若干問題》（載戚氏：《遠東耶穌會史研究》，第348頁）一文根據海外（日本）學者的習慣稱呼，將“Procurador”一詞譯為“管區代表”。“Procurador”在《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之《澳譯》對音譯字為“備喇故路多盧”，譯為“管庫”。清代中文文獻和檔案中則多譯為“司庫”或“賬房”。但“Procurador”一詞含義比“司庫”或“賬房”內容廣，“司庫”或“賬房”僅為其職能之一，故清代檔案中又有稱其為“當家”者，今台灣耶穌會即稱其為“理家神父”。故譯為“代理人”可能最接近此詞之含義。本書在處理此詞翻譯時，為了不改變中文文獻和檔案的原始記錄，故作靈活處理，即代理人、司庫、賬房三詞並用。有關研究可參考韋羽：《鴉片戰爭前巴黎外方傳教會駐廣州和澳門賬房之探析》，載《澳門研究》第51期，2009年。高瀬泓一郎：《イェズス會と日本》卷1，第606頁。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2月19日─1614年2月8日）9月6日，刑科給事中廣東南海郭尚賓上《防澳防黎疏》。他認為：近年明廷處理澳門問題有四處失策： 夫濠鏡距香山邑治不百里，香山距會城百五十里耳。有陸路總經塘基灣，徑達澳中，其三面俱環以海。在廣州以澳為肘腋近地，在夷人佛朗機以番舶易達，故百計求澳而居之。查夷人市易，原在浪白外洋，後當事許其移入濠鏡，失一。原止搭茅暫住，後容其築廬而處，失二。既已室廬完固，複容其增繕周垣，加以銃台，隱然敵國，失三。每年括餉金二萬於夷貨，往歲丈抽之際，有執其抗丈之端，求多召侮，哄然與夷人相爭，失四。又指出閩粵奸商在澳門走私猖獗及澳門葡人與明政府抗衡之嚴重情況： 閩廣亡命之徒，因之為利，遂乘以肆奸，有見夷人之糧米牲菜等物盡仰於廣州，則不特官澳運濟，而私澳之販米於夷者更多焉。有見廣州之刀環、硝磺、銃彈等物，盡中於夷用，則不特私買往販，而投入為夷人製造者更多焉。有拐掠城市之男婦人口，賣夷以取貲，每歲不知其數，而藏身於澳夷之市，畫策於夷人之幕者更多焉。夷人忘我與市之恩，多方於抗衡自固之術，我設官澳以濟彼饔飧，彼設小艇於澳門海口，護我私濟之船以入澳，其不容官兵盤詰若此。我設提調司以稍示臨馭，彼縱夷醜於提調衙門，明為玩弄之態以自恣，其不服職官約束若此。番夷無雜居中國之理，彼蓄聚倭奴若而人，黑番若而人，亡命若而人，以逼處此土，夷人負固懷奸之罪，不可掩也。抽餉有每年難虧之額，彼乃能役我兵船數隻，兵數百名，護貨如許以入澳，夷人善匿虧餉之罪，不可掩也。不顧漢官法度，彼所當尊，動曰：紅毛夷鬼，我所首防。特別是萬曆二十七年（1599）後澳門增加的20000兩稅，葡人更是抗拒不交。因此，郭尚賓提出要求明廷蠲免“澳貨二萬金”。最後，他提出一個溫和的“徙夷”辦法： 夫室廬之固，夷種之繁，非有大故，不據加兵，殊方異產，航海而來，仍與流通，未遽阻絕，此王者柔遠，道自宜然爾。但夷人多蓄倭番，彼自滋中國之疑，中國自宜解之使徙。故宜體悉其情，隨申以內夏外夷之義。先免抽餉一二年，以抵其營繕垣室等費，諭令先遣回倭奴黑番，盡散所納亡命，亦不得潛匿老萬山中，仍立一限，令夷人盡攜妻子離澳。其互市之處，許照泊浪白外洋，得貿易如初。郭尚賓比王以寧提出了更加強硬的措施，要將葡萄牙人驅逐出澳門，回到以前貿易的海島浪白滘去。這一建議亦未為明廷採納。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2月19日─1614年2月8日）9月6日，刑科給事中廣東南海郭尚賓上《防澳防黎疏》。他認為：近年明廷處理澳門問題有四處失策： 夫濠鏡距香山邑治不百里，香山距會城百五十里耳。有陸路總經塘基灣，徑達澳中，其三面俱環以海。在廣州以澳為肘腋近地，在夷人佛朗機以番舶易達，故百計求澳而居之。查夷人市易，原在浪白外洋，後當事許其移入濠鏡，失一。原止搭茅暫住，後容其築廬而處，失二。既已室廬完固，複容其增繕周垣，加以銃台，隱然敵國，失三。每年括餉金二萬於夷貨，往歲丈抽之際，有執其抗丈之端，求多召侮，哄然與夷人相爭，失四。又指出閩粵奸商在澳門走私猖獗及澳門葡人與明政府抗衡之嚴重情況： 閩廣亡命之徒，因之為利，遂乘以肆奸，有見夷人之糧米牲菜等物盡仰於廣州，則不特官澳運濟，而私澳之販米於夷者更多焉。有見廣州之刀環、硝磺、銃彈等物，盡中於夷用，則不特私買往販，而投入為夷人製造者更多焉。有拐掠城市之男婦人口，賣夷以取貲，每歲不知其數，而藏身於澳夷之市，畫策於夷人之幕者更多焉。夷人忘我與市之恩，多方於抗衡自固之術，我設官澳以濟彼饔飧，彼設小艇於澳門海口，護我私濟之船以入澳，其不容官兵盤詰若此。我設提調司以稍示臨馭，彼縱夷醜於提調衙門，明為玩弄之態以自恣，其不服職官約束若此。番夷無雜居中國之理，彼蓄聚倭奴若而人，黑番若而人，亡命若而人，以逼處此土，夷人負固懷奸之罪，不可掩也。抽餉有每年難虧之額，彼乃能役我兵船數隻，兵數百名，護貨如許以入澳，夷人善匿虧餉之罪，不可掩也。不顧漢官法度，彼所當尊，動曰：紅毛夷鬼，我所首防。特別是萬曆二十七年（1599）後澳門增加的20000兩稅，葡人更是抗拒不交。因此，郭尚賓提出要求明廷蠲免“澳貨二萬金”。最後，他提出一個溫和的“徙夷”辦法： 夫室廬之固，夷種之繁，非有大故，不據加兵，殊方異產，航海而來，仍與流通，未遽阻絕，此王者柔遠，道自宜然爾。但夷人多蓄倭番，彼自滋中國之疑，中國自宜解之使徙。故宜體悉其情，隨申以內夏外夷之義。先免抽餉一二年，以抵其營繕垣室等費，諭令先遣回倭奴黑番，盡散所納亡命，亦不得潛匿老萬山中，仍立一限，令夷人盡攜妻子離澳。其互市之處，許照泊浪白外洋，得貿易如初。郭尚賓比王以寧提出了更加強硬的措施，要將葡萄牙人驅逐出澳門，回到以前貿易的海島浪白滘去。這一建議亦未為明廷採納。郭尚賓：《郭給諫疏稿》卷1《防澳防黎疏》。

崇禎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國商船到達澳門附近的麥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門區三灶一帶），當時澳門的情況十分微妙，儘管英國同葡印總督締結條約中允許英國商船來澳門，但澳門議事會考慮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因為當時澳門的繁榮全賴於葡萄牙船隊的往來貿易，因此澳門議事會堅決反對英商進入澳門參加對華貿易。故議事會採取種種方法拖延時間，阻止英國商船進入內港。英國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門總督邀請若翰•威德爾上校及隨行英國商人進入澳門。7月15日，若翰•威德爾不顧澳門葡人的阻撓，率領商船離開澳門，直奔廣州，在珠江口勘查廣州河口水道，並找到了虎門入口，還調查了珠江口明軍防禦力量。但是廣州官方聲明：英商不得在澳門貿易。22日，英國商船返回伶仃洋。29日，若翰•威德爾再次率領船隊向廣州進發。8月6日抵達珠江口，當時廣東官員要求等待上級批復，但是若翰•威德爾沒有等待中方批復就率領船隊駛進內河，向廣州挺進。8月6日，澳門選出四位助理與議事會解決如何對付澳門海岸出現的4艘英國船的問題。8月12日，中英展開炮戰。僅僅半個小時，虎門炮台陷落。英軍登陸佔領炮台，繳獲44門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漁船。8月15日，若翰•威德爾派魯賓遜、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與通事番禺人李葉榮（Pablo Noretti）一起去廣州談判通商。到達廣州後，受到廣東總兵陳謙的熱情接待，“紅夷到日，即入總府。見萬眾喧囂，即發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葉榮帶來海道副使鄭覲光和廣東總兵陳謙的一封信，稱：廣東給英國人在國內買賣任何商品的自由，並指定三處為英船的停泊所，還指定由李葉榮為經紀人，派兩三個人到廣州準備購辦貨物，並請求英國人將明方的炮和船放還。若翰•威德爾認為這樣比較滿意，立即將炮及帆船放還。8月24日，李葉榮返回廣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魯賓遜3人陪同前往。他們攜帶西班牙銀元22000八單位雷阿爾（Reais-de-oito）及兩小箱日本銀，其中10000送給官員們，其他用作投資。到廣州後，購買白糖1150擔，糖米50擔，米85擔，酒100壇，並住在華商揭邦俊家。後在琶洲處被明方捕盜船抓獲。[11]8月30日，若翰•威德爾命令船隻前移兩里，到達大虎島。[12]9月6日，若翰•威德爾接到澳門總督與議事會的書面抗議，要求英方退出中國海域。若翰•威德爾卻依仗李葉榮背後的關係表示反對。[13]當時，兩廣總督張鏡心督促廣東總兵陳謙出師浪白，9月10日，副總兵黎延慶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對英船進行攻擊，“打死夷人數名”。[14]26日，若翰•威德爾將船隊退回伶仃島。27日，船行至距離澳門4里格遠的地方。然後，船隊委員會向澳門葡萄牙人投遞了抗議書，闡述了對在果阿和澳門遭到冷遇而不滿的理由，指責澳門葡人向中國縱火船提供軍需和裝備，對扣押英人一事他們要負責。澳門葡人拒絕承認。[15]同時，張鏡心又實行“檄道廳親至澳門宣示漢法，以法繩澳，以澳驅紅，節節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廣東市舶司會同香山縣差官及駐澳提調、備倭諸官下澳，傳喚議事會理事官、通事、攬頭到議事會宣諭，要求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戎貓州弗黎廚（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攬頭呂沈西及通事劉德來廣州調停處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幾名澳門葡人前往廣州調停中英關係。18日，召開了一次會議。當時會議試圖迫使英商達成以下協議：即刻退出廣州，永不再來；對中方給予此次在此經商的特權，應先付給酬金28000雷阿爾。但是，英國商人表示反對。[19]在葡人的調停下，廣東方面將英商及其款項、貨物全部發還，並完成了他們的貿易。直到11月22日，中英雙方簽訂貿易協定：“允許（英商）自由經商，擴大貿易，長久居住，但英方每年應繳付（中國）皇帝2萬兩白銀及4門大鐵炮和50支毛瑟槍。”11月26日，英商離開廣州，回到碇泊澳門的船隊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譯為橫琴島，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為“麥子山”。葡語及英語文獻中均有出現。英語僅見於《芒迪遊記》，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為西班牙語，意即“堆”。西班牙語也有Monte，且與葡語同意。顯然，芒迪將Monte誤作Montón。有人稱芒迪懂葡語與西語，不知所據。僅此一例可知其西語水準實很低劣。否則不會將Monte與Montón混淆。葡語中，有圖示[圖載“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據圖，Monte de Trigo為今三灶島，但航海資料的文字涉及則是指三灶東側一小島。“沿著高瀾山航行，可見一圓島，然後在它的盡處又可見一更長、形成圓灣的大島。再前面是4個小島，共中之一便是稱為Monte deTrigo的又圓又高的島嶼。（Ms. Cadaval 972, f. 95v°）”這一“又圓又高的島嶼”之漢名暫缺。無論準確度還是可信度，航海資料均高於圖籍。前者成於明末，後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圖示，不很準確。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8—19頁。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門》，第51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19頁；劉鑒唐、張力主編：《中英關係系年要錄13世紀—1760》第l卷，第116—117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4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揚帆直入銃台，兵放銃堵禦，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徑入，泊回原處，打壞小料船一隻。”中英雙方記錄差異甚大。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1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李葉榮帶夷目二人進省”，又稱“帶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稱“舊澳夷通事李葉榮往諭，隨夷目二名進省投見”，又稱“紅夷頭目三名雇船一隻”，又稱“其前後羈留夷人五名內，查三名的系頭目，一名噧呾纏，一名毛直纏，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則無名可查”。噧呾纏，應即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應為蒙特尼之弟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纏則應為魯賓遜的譯名。可知，他們三人應是分兩次進入廣州的。[10]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3《參鎮壓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2]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4]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5]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24頁。[16]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1《報鎮將驅逐紅夷疏》。[17]此處理事官葡文名字據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來，但與“戎貓州弗黎廚”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9]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20]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2月3日－1697年1月22日）9月6日，葡萄牙傳教士托梅•瓦斯（Tomé Vaz）神父在澳門去世。托梅•瓦斯，1628年出生于埃武拉教區。1676年到達澳門，任副本堂神父。自1682年9月21日至1684年7月25日任本堂神父。1684年7月25日至1687年7月25日任日本省會長。1685年起兼任澳門的副本堂神父、本堂神父，直到去世。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2月3日－1697年1月22日）9月6日，葡萄牙傳教士托梅•瓦斯（Tomé Vaz）神父在澳門去世。托梅•瓦斯，1628年出生於埃武拉教區。1676年到達澳門，任副本堂神父。自1682年9月21日至1684年7月25日任本堂神父。1684年7月25日至1687年7月25日任日本省會長。1685年起兼任澳門的副本堂神父、本堂神父，直到去世。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709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378.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2月11日－1699年1月30日）9月6日，公薩維斯·山度士（Manuel Gonçalves dos Santos）出任澳門王室大法官。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2月11日－1699年1月30日）9月6日，公薩維斯．山度士（Manuel Gonçalves dos Santos）出任澳門王室大法官。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46.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1月23日－1709年2月9日）9月6日，澳門舉行擁戴若奧五世即位的慶祝儀式。議事會舉著標語、旗幟參加在主教堂舉行的彌撒，然後前往大三巴炮台，戴冰玉總督在那里等候。在該炮台和其他炮台一齊響起的炮聲中升起了王家旗幟。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1月23日－1709年2月9日）9月6日，澳門舉行擁戴若奧五世即位的慶祝儀式。議事會舉著標語、旗幟參加在主教堂舉行的彌撒，然後前往大三巴炮台，戴冰玉總督在那裡等候。在該炮台和其他炮台一齊響起的炮聲中升起了王家旗幟。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76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56.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2月19日－1720年2月7日）9月6日，理事官萊依特·佩雷拉說，香山縣官員席安山（Hi-Am-San）向何大經神父抱怨，1艘來自巴達維亞的澳門船上載有64名中國人，每人收取船費20澳門元；要求船主弗朗西斯科·多烏特爾退還這筆錢，遭到拒絕。在揚言將其關押的威脅下，弗朗西斯科·多烏特爾才妥協。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2月19日－1720年2月7日）9月6日，理事官萊依特．佩雷拉說，香山縣官員席安山（Hi-Am-San）向何大經神父抱怨，1艘來自巴達維亞的澳門船上載有64名中國人，每人收取船費20澳門元；要求船主弗朗西斯科．多烏特爾退還這筆錢，遭到拒絕。在揚言將其關押的威脅下，弗朗西斯科．多烏特爾才妥協。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10.

康熙六十年（1721年1月28日－1722年2月15日）9月6日，意大利耶穌會士法良（又譯傅方濟，François Folleri）和利博明（又譯利白明，Ferdinand-Bonaventure Moggi）修士乘“納•斯拉•多加博”號船抵達澳門。法良能刻銅板，利博明能造炮位。兩人後來被康熙帝徵召，作為工程師和建築師進入北京。

康熙六十年（1721年1月28日－1722年2月15日）9月6日，意大利耶穌會士法良（又譯傅方濟，François Folleri）和利博明（又譯利白明，Ferdinand-Bonaventure Moggi）修士乘“納．斯拉．多加博”號船抵達澳門。法良能刻銅板，利博明能造炮位。兩人後來被康熙帝徵召，作為工程師和建築師進入北京。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319頁；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684—685頁；楊伯達：《清宮廷畫家郎世寧年譜——兼在華耶穌會士史事稽年》，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2期。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9月6日，澳門議事會通知總督，請求富商弗朗西斯科•多烏特爾派他的船隻運送特使前往果阿，但弗朗西斯科•多烏特爾予以拒絕，因為他不可能派一艘空船航行。

雍正五年（1727年1月22日－1728年2月9日）9月6日，澳門議事會通知總督，請求富商弗朗西斯科．多烏特爾派他的船隻運送特使前往果阿，但弗朗西斯科．多烏特爾予以拒絕，因為他不可能派一艘空船航行。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93.

乾隆六年（1741年2月16日－1742年2月4日）9月6日，據本日議事會會議記錄，澳門貧困至極，饑餓的公務員甚至典賣議事會的銀器及標牌。

乾隆六年（1741年2月16日－1742年2月4日）9月6日，據本日議事會會議記錄，澳門貧困至極，饑餓的公務員甚至典賣議事會的銀器及標牌。1743年9月6日澳門議事會會議記錄，轉自萊薩：《澳門人口：一個混合社會的起源和發展》，載《文化雜誌》第20期，1994年。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9月6日，澳門第二號船主安多尼•古魯蘇(António Grosso)船，運載檳榔507擔返回澳門。13日，澳門第三號船主萬威•必都盧(Manuel Pedro)船，運載檳榔1095擔返回澳門。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9月6日，澳門第二號船主安多尼•古魯蘇(António Grosso)船，運載檳榔507擔返回澳門。13日，澳門第三號船主萬威•必都盧(Manuel Pedro)船，運載檳榔1095擔返回澳門。《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冊《香山知縣許敦元為二號船開報貨物錯漏事下理事官諭》，第194頁。《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冊《香山知縣許敦元為二號三號船開報貨物錯漏事下理事官諭》，第195頁。

嘉慶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9月6日，香山知縣金毓奇下理事官俾利喇諭，發還為水師船配鐵炮，而借用澳門葡人的大小生鐵炮29門。20日，又一艘英國“當臣”號船至氹仔洋面灣泊，系帶信給英國大班之船。

清嘉慶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9月6日，香山知縣金毓奇下理事官俾利喇諭，發還為水師船配鐵炮，而借用澳門葡人的大小生鐵炮29門。20日，又一艘英國“當臣”號船至氹仔洋面灣泊，系帶信給英國大班之船。《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金毓奇為發還師船原配鐵炮事下理事官諭》，第465頁。

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2月5日─1819年1月25日）9月4日，英國東印度公司“皇家喬治（Royal George）”號船抵達伶仃，5日，該船五副去世。6日，因獲澳門總督批准，準備將死者屍首運往澳門，葬於新教墳場。然而，抵達澳門準備上岸時，一群中國人站在碼頭岸邊，手持刀劍，不准英國人將屍體抬上岸。很可能是沖犯了華人講究的風水，或者是“犯煞”。英方表現出了極度的忍耐，馬禮遜見此情況，趕緊將船駛離碼頭，在另一處地方上岸，並平安地抵達墓地，再沒受到騷擾。

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2月5日─1819年1月25日）9月4日，英國東印度公司“皇家喬治（Royal George）”號船抵達伶仃，5日，該船五副去世。6日，因獲澳門總督批准，準備將死者屍首運往澳門，葬於新教墳場。然而，抵達澳門準備上岸時，一群中國人站在碼頭岸邊，手持刀劍，不准英國人將屍體抬上岸。很可能是沖犯了華人講究的風水，或者是“犯煞”。英方表現出了極度的忍耐，馬禮遜見此情況，趕緊將船駛離碼頭，在另一處地方上岸，並平安地抵達墓地，再沒受到騷擾。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315頁。

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9月5—8日，粵海關監督豫坤巡視澳門，澳門與內地貿易即於當時恢複。豫坤進出澳門時受到在大炮台的禮炮聲迎送。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9月5—8日，粵海關監督豫坤巡視澳門，澳門與內地貿易即於當時恢複。豫坤進出澳門時受到在大炮台的禮炮聲迎送。廣東文史研究館：《鴉片戰爭與林則徐史料選譯》，第110頁。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9月6日，澳督任命梅洛‧桑巴約（Ricardo de Melo Sampaio）上尉為消防監督。他當時正在澳門炮兵營服役，同時又擔任租借地丈量負責人。他是澳門第一位消防負責人。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9月6日，澳督任命梅洛‧桑巴約（Ricardo de Melo Sampaio）上尉為消防監督。他當時正在澳門炮兵營服役，同時又擔任租借地丈量負責人。他是澳門第一位消防負責人。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221.

光緒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9月3日，廣東巡撫吳大澂帶兵船五隻，親赴澳門，周曆各村各島，查勘界址。先拜訪澳督高若瑟，並與高若瑟面談，且告以劃清租界之意，隱示以收回占地之圖。4—5日，巡視附近各村各島並曉諭該處居民，勿因從前受欺受侮，輒與葡人口角爭毆，致生枝節。同時澳督高若瑟回拜，禮節甚恭，吳大澂亦優禮之。至6日回省。吳大澂此行，意在表明對澳門事務的關切。據其致總理衙門電文中稱：“澳門關閘以外數十年無人過問，葡遂以為粵省不甚愛惜之地，肆意侵佔。”此事在澳門引起一陣恐慌，據葡使言：“此非和平議約之象，請撤減兵船。”澳門政府為此添設軍兵，急修馬角炮台，以為防禦，遂使澳門商民騷動不安，謠言紛紛。經華商稟請，華政衙門出示嚴禁，稱因近來查辦緝私嚴密，無賴遊民流為盜賊，日益眾多，恐匪人欲借謠言，乘機搶奪，擾害本國保護之居民。督憲添設軍兵，實為防禦澳內賊匪起見。現下本澳安靖，必無意外之虞。

光緒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9月3日，廣東巡撫吳大澂帶兵船五隻，親赴澳門，周曆各村各島，查勘界址。先拜訪澳督高若瑟，並與高若瑟面談，且告以劃清租界之意，隱示以收回占地之圖。4—5日，巡視附近各村各島並曉諭該處居民，勿因從前受欺受侮，輒與葡人口角爭毆，致生枝節。同時澳督高若瑟回拜，禮節甚恭，吳大澂亦優禮之。至6日回省。吳大澂此行，意在表明對澳門事務的關切。據其致總理衙門電文中稱：“澳門關閘以外數十年無人過問，葡遂以為粵省不甚愛惜之地，肆意侵佔。”此事在澳門引起一陣恐慌，據葡使言：“此非和平議約之象，請撤減兵船。”澳門政府為此添設軍兵，急修馬角炮台，以為防禦，遂使澳門商民騷動不安，謠言紛紛。經華商稟請，華政衙門出示嚴禁，稱因近來查辦緝私嚴密，無賴遊民流為盜賊，日益眾多，恐匪人欲借謠言，乘機搶奪，擾害本國保護之居民。督憲添設軍兵，實為防禦澳內賊匪起見。現下本澳安靖，必無意外之虞。原文作高士達，根據澳督在位時間來看，當為高若瑟。《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廣東巡撫吳大澂為親往澳門勘察事致總理衙門電文》，第300—301頁；《總理衙門為請撤減兵船往澳事致廣東巡撫吳大澂電文》，第304頁。《澳門政府憲報》1887年10月6日第40號。

光緒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9月6日，北洋大臣李鴻章委派幕客候選訓導、無為州人程佐衡抵澳查地。程佐衡，講求輿地之學，亦能究心洋務，前曾隻身赴閩台觀看戰事，頗有志略。前後用時幾近一個月，周曆各島，詳細縝密，倍極辛勤，就所聞見，著為《勘地十說》、《遊歷答問八則》及《風土記》，於各島形勢，居民多少，以及墓田、稅碑，並有名姓，尤事詳確可憑，歷歷如畫。其中，《勘地十說》一文載澳門情況甚詳：關閘居蓮花莖適中之地，明萬曆二年建，設閘官司啟閉，康熙十三年增設官廳於旁，把總戍之，今為葡人所占，住兵暸望，設德律風（電話）通澳。從關閘南行蓮花莖沙堤，西為菜畦，東為沙灘，約一千余步。蓮花峰峰北麓，廟甚古，光緒二年重修，香山縣令許乃來書撰聯額。從蓮花峰西行，南轉約四千五百余步，至澳門西南盡頭外娘娘角。從蓮花峰南行至割狗灣，過大圍牆，為英人墳墓，在望廈村後面。以土牆外七村而論，望廈介居蓮峰、割狗兩山之間，村中約四百戶，南北橫列，從澳門遠望，廣廈雲連，故名望廈。村中趙、張、沈、何四姓居多，其餘黃、李、陳、餘共十數姓，殷實者多。道光二十七年戕殺葡酋於關閘旁高沙地方，即居望廈之福建寄籍者也，故世與葡人為仇，似當申明舊章，仍駐縣丞，以資彈壓，否則終恐激成釁端。村北頭，有觀音古廟，光緒二年重修，碑記系戊辰進士裡人吳應揚書撰，另詳《風土記》。村南普濟禪院，規模巨集敞，粵府吳巡邊至村，入廟一座。望廈對面為塔石村，約四五千家，山上西洋墳，有石橋一圍。望廈之左為龍田村，約七八十家，其東為龍環村，約三四十家，蓋東望洋山形蜿蜒如龍，兩村適居其側故名。望廈之右為沙岡堡，鋪戶、船廠、灰爐約六七十家，居蓬屋甚多。此五村四方排列，當中空地盡屬田園，若新橋、沙梨頭兩村居諸山之西北隅，與牆內大街相連，非若望廈諸村羅羅可數矣。東望洋山與三巴大炮台之間，為水坑尾門，花王廟旁有三巴門，同治二年葡人毀拆舊基，尚約略可指。自三巴、水坑以內，皆舊日租界矣。今界內華民約十數萬，葡人不過數百，華人剪髮執葡役者，亦不過千餘人。租界內大街曰關閘、曰草堆、曰關前、曰泗孟，而葡酋居住，則在南環，近來望洋山之側，又有羅沙前為澳督時所名，其餘街巷紛歧，不能縷述。葡人居澳，無一經商者，英人自開香港以來，居澳者亦寥寥，澳中市房雖皆西式，均為華民自建，轉租於人者，葡人按每年租價值百抽二，華民建屋自居者，則按房間之大小，索抽地租。昔日葡人納租於中國，故華民繳租於葡人，今葡人欠稅不交，而苛索華民之租，民心不甘，故有遷徙而去灣仔與新鹹魚埠者。澳內停葡國兵船一艘，不及渡船之大，聞兵船至多時，不過兩三隻。葡人碼頭近娘馬角，寬僅二三尺，長二三丈而已，外洋公司船終年無至此者，洋藥皆自香港運來，澳無拆卸之言，千真萬確。訪之婦孺，眾喙同聲。蓋澳門水淺，大船不來，且亦無多材善賈者。港七澳二，恐系英人間言，或疑葡國兵船間有由印度夾私來港漏越，香港稅銀亦未可知。英人渡輪二，曰白雲，走廣省，曰河南，走香港。中國渡輪一，曰江平，專走廣州省城。澳中東洋車稍（較）上海稍大，無電氣燈，無自來水火，無馬車，所雲馬路者，不過鏟寬草地，填沙使平，遠不及上海之堅潔，有名無實，並無一馬行走，所有六炮台露居山頂，最易受敵，且不過舊屋數間，形如破廟而已。此履勘關閘以南，望廈諸村，以及土牆租界內之實在情形也。程佐衡所著諸書，不僅是當時中葡議約的重要參考材料，亦是現在研究澳門及其周邊地區歷史地理不可或缺的史料。

光緒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9月6日，北洋大臣李鴻章委派幕客候選訓導、無為州人程佐衡抵澳查地。程佐衡，講求輿地之學，亦能究心洋務，前曾隻身赴閩台觀看戰事，頗有志略。前後用時幾近一個月，周曆各島，詳細縝密，倍極辛勤，就所聞見，著為《勘地十說》、《遊歷答問八則》及《風土記》，於各島形勢，居民多少，以及墓田、稅碑，並有名姓，尤事詳確可憑，歷歷如畫。其中，《勘地十說》一文載澳門情況甚詳：關閘居蓮花莖適中之地，明萬曆二年建，設閘官司啟閉，康熙十三年增設官廳於旁，把總戍之，今為葡人所占，住兵暸望，設德律風（電話）通澳。從關閘南行蓮花莖沙堤，西為菜畦，東為沙灘，約一千余步。蓮花峰峰北麓，廟甚古，光緒二年重修，香山縣令許乃來書撰聯額。從蓮花峰西行，南轉約四千五百余步，至澳門西南盡頭外娘娘角。從蓮花峰南行至割狗灣，過大圍牆，為英人墳墓，在望廈村後面。以土牆外七村而論，望廈介居蓮峰、割狗兩山之間，村中約四百戶，南北橫列，從澳門遠望，廣廈雲連，故名望廈。村中趙、張、沈、何四姓居多，其餘黃、李、陳、餘共十數姓，殷實者多。道光二十七年戕殺葡酋於關閘旁高沙地方，即居望廈之福建寄籍者也，故世與葡人為仇，似當申明舊章，仍駐縣丞，以資彈壓，否則終恐激成釁端。村北頭，有觀音古廟，光緒二年重修，碑記系戊辰進士裡人吳應揚書撰，另詳《風土記》。村南普濟禪院，規模巨集敞，粵府吳巡邊至村，入廟一座。望廈對面為塔石村，約四五千家，山上西洋墳，有石橋一圍。望廈之左為龍田村，約七八十家，其東為龍環村，約三四十家，蓋東望洋山形蜿蜒如龍，兩村適居其側故名。望廈之右為沙岡堡，鋪戶、船廠、灰爐約六七十家，居蓬屋甚多。此五村四方排列，當中空地盡屬田園，若新橋、沙梨頭兩村居諸山之西北隅，與牆內大街相連，非若望廈諸村羅羅可數矣。東望洋山與三巴大炮台之間，為水坑尾門，花王廟旁有三巴門，同治二年葡人毀拆舊基，尚約略可指。自三巴、水坑以內，皆舊日租界矣。今界內華民約十數萬，葡人不過數百，華人剪髮執葡役者，亦不過千餘人。租界內大街曰關閘、曰草堆、曰關前、曰泗孟，而葡酋居住，則在南環，近來望洋山之側，又有羅沙前為澳督時所名，其餘街巷紛歧，不能縷述。葡人居澳，無一經商者，英人自開香港以來，居澳者亦寥寥，澳中市房雖皆西式，均為華民自建，轉租於人者，葡人按每年租價值百抽二，華民建屋自居者，則按房間之大小，索抽地租。昔日葡人納租於中國，故華民繳租於葡人，今葡人欠稅不交，而苛索華民之租，民心不甘，故有遷徙而去灣仔與新鹹魚埠者。澳內停葡國兵船一艘，不及渡船之大，聞兵船至多時，不過兩三隻。葡人碼頭近娘馬角，寬僅二三尺，長二三丈而已，外洋公司船終年無至此者，洋藥皆自香港運來，澳無拆卸之言，千真萬確。訪之婦孺，眾喙同聲。蓋澳門水淺，大船不來，且亦無多材善賈者。港七澳二，恐系英人間言，或疑葡國兵船間有由印度夾私來港漏越，香港稅銀亦未可知。英人渡輪二，曰白雲，走廣省，曰河南，走香港。中國渡輪一，曰江平，專走廣州省城。澳中東洋車稍（較）上海稍大，無電氣燈，無自來水火，無馬車，所雲馬路者，不過鏟寬草地，填沙使平，遠不及上海之堅潔，有名無實，並無一馬行走，所有六炮台露居山頂，最易受敵，且不過舊屋數間，形如破廟而已。此履勘關閘以南，望廈諸村，以及土牆租界內之實在情形也。程佐衡所著諸書，不僅是當時中葡議約的重要參考材料，亦是現在研究澳門及其周邊地區歷史地理不可或缺的史料。《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北洋大臣李鴻章為寄送幕客程佐衡巡澳說略事複總理衙門文》，第332—333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幕客程佐衡著〈勘地十說〉》，第347—349頁。

字學華，號鐵庵，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人。1891年9月6日生於夏威夷，其父楊著昆為夏威夷富商。1910年加入同盟會。先後入讀夏威夷大學及加州哈里大學機械專科。畢業後，為響應孫中山“航空救國”號召，再入讀紐約迦彌斯航空大學，精研飛機製造與駕駛技術，以優異成績獲萬國飛行會水陸飛行執照。1917年回國，在上海從事革命活動。為建立革命武裝，再次赴美與蔡司度、陳應權、高廷槐等華僑飛行家及工商業家，共同創辦圖強飛機有限公司，製造飛機，培訓飛行、航空工程技術人員。1917年組成飛機隊參加護法戰爭，被孫中山任命為飛機隊隊長。1919年，在福建漳州組建援閩粵軍飛機隊，任總指揮。1922年去美洲向華僑募捐，購買飛機12架（包括其父楊著昆捐獻的四架）經澳門運回國內。同年12月由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委任為航空局局長兼廣東飛機製造廠廠長。次年7月製成中國自行設計生產的以樂士文（宋慶齡英文名）命名的第一架軍用飛機。楊仙逸曾多次指揮和駕機參與平定軍閥叛亂。1923年9月20日前往博羅之梅湖檢查水雷改裝炸彈時，因意外爆炸而殉難，時年32歲。後被追贈為陸軍中將。楊夫人程度純於1925年在中山石岐創辦仙逸小學以為紀念，即今之仙逸中學前身。楊夫人曾長期在澳門居住，1973年去世。

字學華，號鐵庵，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人。1891年9月6日生於夏威夷，其父楊著昆為夏威夷富商。1910年加入同盟會。先後入讀夏威夷大學及加州哈里大學機械專科。畢業後，為響應孫中山“航空救國”號召，再入讀紐約迦彌斯航空大學，精研飛機製造與駕駛技術，以優異成績獲萬國飛行會水陸飛行執照。1917年回國，在上海從事革命活動。為建立革命武裝，再次赴美與蔡司度、陳應權、高廷槐等華僑飛行家及工商業家，共同創辦圖強飛機有限公司，製造飛機，培訓飛行、航空工程技術人員。1917年組成飛機隊參加護法戰爭，被孫中山任命為飛機隊隊長。1919年，在福建漳州組建援閩粵軍飛機隊，任總指揮。1922年去美洲向華僑募捐，購買飛機12架（包括其父楊著昆捐獻的四架）經澳門運回國內。同年12月由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委任為航空局局長兼廣東飛機製造廠廠長。次年7月製成中國自行設計生產的以樂士文（宋慶齡英文名）命名的第一架軍用飛機。楊仙逸曾多次指揮和駕機參與平定軍閥叛亂。1923年9月20日前往博羅之梅湖檢查水雷改裝炸彈時，因意外爆炸而殉難，時年32歲。後被追贈為陸軍中將。楊夫人程度純於1925年在中山石岐創辦仙逸小學以為紀念，即今之仙逸中學前身。楊夫人曾長期在澳門居住，1973年去世。

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1896年9月6日）集院，議難民女葉亞妹經由西臬憲允准著鏡湖醫院招人擇配，茲藥局司藥陳松葉求領為其子華錦配婚為正室可否定奪。

《知新報》第六十四期刊登《西人紛圖中國鐵道》、《日本增置學位》、《美人議開通兩洋》、《萬國保護商業會集議》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使用。《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9月6日，直隸總督李鴻章電稱：“惟近來，康梁布散黨徒，暗結廣東著匪區新，三合會首領潘新貴、劉福等，聯合省會匪徒約在兩湖、三江起事，名為保國，實為擾亂。粵省亂党尤多，均在香港餘育之花園、澳門《知新報》報館密謀拜會。最著者有何連旺、何懋齡、徐勤、劉楨麟、麥孟華、陳宗儼、容閎，往來港澳，勾結盜匪，訂期起事。槍炮由南洋用棺裝運入粵。若不查辦，必為北方之續，有礙東南商務大局，速密商英政府，電飭新嘉坡、香港總督嚴密查拿拘禁，以遏亂萌，中外同受其福。”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9月6日，直隸總督李鴻章電稱：“惟近來，康梁布散黨徒，暗結廣東著匪區新，三合會首領潘新貴、劉福等，聯合省會匪徒約在兩湖、三江起事，名為保國，實為擾亂。粵省亂党尤多，均在香港餘育之花園、澳門《知新報》報館密謀拜會。最著者有何連旺、何懋齡、徐勤、劉楨麟、麥孟華、陳宗儼、容閎，往來港澳，勾結盜匪，訂期起事。槍炮由南洋用棺裝運入粵。若不查辦，必為北方之續，有礙東南商務大局，速密商英政府，電飭新嘉坡、香港總督嚴密查拿拘禁，以遏亂萌，中外同受其福。”欒兆鵬等主編：《李鴻章全集》，第11冊《電稿》卷25《寄倫敦羅使並轉江鄂都》。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7月30日，根據宗主國葡萄牙政府的指示，制定在澳門設立無線電的計劃。9月6日，香港威廉‧傑克公司（Willian Jack & Co.）提供了在澳門設立無線電的設備。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7月30日，根據宗主國葡萄牙政府的指示，制定在澳門設立無線電的計劃。9月6日，香港威廉‧傑克公司（Willian Jack & Co.）提供了在澳門設立無線電的設備。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43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44頁。

民國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9月6日，具有獨立傾向的週刊《進步報》 (O Progresso)問世，創辦人盧義士．施利華 (Luís Gonzaga Nolasco da Silva)同時擔任主編。該報設於白馬行街7號，逢星期日出版，分四欄排印，宗旨在於捍衛遠東葡人利益，至1918年7月28日停刊，共出版48期。

民國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9月6日，具有獨立傾向的週刊《進步報》 (O Progresso)問世，創辦人盧義士．施利華 (Luís Gonzaga Nolasco da Silva)同時擔任主編。該報設於白馬行街7號，逢星期日出版，分四欄排印，宗旨在於捍衛遠東葡人利益，至1918年7月28日停刊，共出版48期。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 77；李長森：《近代澳門外報史稿》，第83頁。

民國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9月6日，高可寧澳門大井頭高德成堂大廈落成，同日喬遷新居，建築費共計雙毫109900元。初來澳門時，高氏暫居林家圍租借趙鑒持之屋，後遷至司打口裕貞公司內。後從土生葡人哥利哈素後裔處購得現址的一處屋宇，並委託香港建築公司設計拆建為高宅。樓高三層，外形採用20年代港澳盛行的“羅馬式”風格，表面華貴典雅，屋內則全用中式，裝飾美輪美奐，大堂正中雕刻百壽圖，由100個木雕燙真金粉的“壽”字構成，全屋置百多幅刻花玻璃，均從北京特意訂制而來，雕刻花草樹木、飛禽走獸、神話故事等。

民國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9月6日，高可寧澳門大井頭高德成堂大廈落成，同日喬遷新居，建築費共計雙毫109900元。初來澳門時，高氏暫居林家圍租借趙鑒持之屋，後遷至司打口裕貞公司內。後從土生葡人哥利哈素後裔處購得現址的一處屋宇，並委託香港建築公司設計拆建為高宅。樓高三層，外形採用20年代港澳盛行的“羅馬式”風格，表面華貴典雅，屋內則全用中式，裝飾美輪美奐，大堂正中雕刻百壽圖，由100個木雕燙真金粉的“壽”字構成，全屋置百多幅刻花玻璃，均從北京特意訂制而來，雕刻花草樹木、飛禽走獸、神話故事等。高福成筆錄：《家慈敘述》，載高福耀等筆錄：《高可寧先生言行錄》；李鵬翥：《澳門古今》，第99─100頁。按：李鵬翥前引書稱本年10月購得該處屋宇，此處則依據《高可寧先生言行錄》。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9月6日，澳門政府頒佈訓令，宣佈裁撤華政廳，其人員歸屬市政廳。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9月6日，澳門政府頒佈訓令，宣佈裁撤華政廳，其人員歸屬市政廳。《澳門政府憲報》1919年9月6日第36號。

民國十四年（1925年）九月六日議案，盧值仲兼任鏡湖醫院護校校長

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12月，原設於南海之益隆炮竹廠遷入澳門氹仔飛能便度街(Rua Fernão Mendes Pinto)和施督憲正街(Rua Direita Carlos Eugénio)建廠。該廠東主鄧璧棠，占地高達11公頃，為澳門最大的炮竹廠。遷澳初期，由於熟練技工短缺，即到東莞、高要、南海一帶招人。當時仲介招人，一人可得50元仲介費。1926年9月6日，益隆炮竹廠東主向政府申請，繼續將經營牌照續期一 年，獲准。

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12月，原設於南海之益隆炮竹廠遷入澳門氹仔飛能便度街(Rua Fernão Mendes Pinto)和施督憲正街(Rua Direita Carlos Eugénio)建廠。該廠東主鄧璧棠，占地高達11公頃，為澳門最大的炮竹廠。遷澳初期，由於熟練技工短缺，即到東莞、高要、南海一帶招人。當時仲介招人，一人可得50元仲介費。1926年9月6日，益隆炮竹廠東主向政府申請，繼續將經營牌照續期一 年，獲准。澳門歷史檔案館第53卷12號F；轉自陳煒恒：《從益隆炮竹廠的興衰看氹仔炮竹業變遷》，載《海島回瀾》創刊號，第38─49頁，2009年。

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9月6日，半月刊《新思潮》(Ideia Nova)創刊，至1929年3月31日停刊，若奧．費爾南德斯少校(João Gregório Fernandes)擔任社長，編輯為帕謝克．施利華(Piedade Pacheco e Silva)、若阿斯．洛佩斯(Joas Lopes)和貝爾納多．維迪高(Bernardo da Silva Vidigal)。

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9月6日，半月刊《新思潮》(Ideia Nova)創刊，至1929年3月31日停刊，若奧．費爾南德斯少校(João Gregório Fernandes)擔任社長，編輯為帕謝克．施利華(Piedade Pacheco e Silva)、若阿斯．洛佩斯(Joas Lopes)和貝爾納多．維迪高(Bernardo da Silva Vidigal)。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30─131.

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月六日例會，主席提議此次籌賑漢口水災，經前期議定召開聯席會議集商一切辦法，唯同善堂方面今日未有值理列席，似難得有具體辦法，而前方災情奇重，則籌賑實不容緩，應如何辦理請公議，隨由崔君諾枝提議同善堂現有年前賑餘款項六千元有奇，似可撥出六千元，以充此次賑款再由鏡湖醫院墊交四千以足一萬元之數，則可隨時滙往散賑，將來募捐所得祗除回鏡湖醫院墊款四千元，如有餘數尚可續行滙往災方，以惠災民至向同善堂提款弟願負責辦理等語，主席以崔君之議付表決眾贊成通過。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9月6日，因戰事關係，火柴原料來源多已告絕，澳門各廠暫停製造，火柴價格猛漲。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9月6日，因戰事關係，火柴原料來源多已告絕，澳門各廠暫停製造，火柴價格猛漲。傅玉蘭主編：《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第191頁。

民國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9月6日，《葡萄牙東方報》創辦人卡洛斯‧黎登 (Carlos de Mello Leitão)在澳門逝世。黎登1879年生於葡萄牙維塞島省，畢業於科英布拉大學法律系。1906年入澳，任澳門公證員及律師。其本人極其富有，擁有澳門著名的利為旅酒店、Majestic酒店和國華電影院 (Cinema Capitó1io)等標誌性物業。黎登在葡國擁有妻室，在澳門亦有三位夫人，共有24名子女。其中排行第14的安琪拉‧梅洛‧黎登 (Clementina Ângela de Melo Leitão，中文名為黎婉華)為現任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主席何鴻燊先生的夫人。

民國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9月6日，《葡萄牙東方報》創辦人卡洛斯‧黎登 (Carlos de Mello Leitão)在澳門逝世。黎登1879年生於葡萄牙維塞島省，畢業於科英布拉大學法律系。1906年入澳，任澳門公證員及律師。其本人極其富有，擁有澳門著名的利為旅酒店、Majestic酒店和國華電影院 (Cinema Capitó1io)等標誌性物業。黎登在葡國擁有妻室，在澳門亦有三位夫人，共有24名子女。其中排行第14的安琪拉‧梅洛‧黎登 (Clementina Ângela de Melo Leitão，中文名為黎婉華)為現任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主席何鴻燊先生的夫人。Jorge Forg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311；李長森：《近代澳門外報史稿》，第138頁，福爾加斯書稱黎登擁有峰景酒店股份，實際應為Majestic酒店。

2004年9月6日，澳門特區政府爭取多時的更方便的“澳門居民入出境香港”措施終與香港特區政府達成共識，澳門成為首個獲允許不用持護照或旅遊證件入出香港的地方，澳門永久性居民可從10月18日起持智能身份證赴港。

“恒豐”家俬，其店鋪前址為酒廠，後來由現今老闆頂手而變為傢俬店，其特色招牌是以木製雕刻而成，但可惜的是因街號不合規定而已被拆卸。

“恒豐”傢俬，其店鋪前址為酒廠，後來由現今老闆頂手而變為傢俬店，其特色招牌是以木製雕刻而成，但可惜的是因街號不合規定而被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