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1月23日─1556年2月10日)7月20日，耶稣会努内斯•巴莱多(Melchior Nunes Barreto)神父与平托修士一起乘一艘从马六甲前往中国的快船抵达上川，他们在彿兰西斯科•沙勿略葬身的坟穴处做了弥撒。这是从里斯本出发的第14批耶稣会传教士。8月3日，抵达浪白滘，很多商船在此贸易。11月23日，努内斯•巴菜多神父从亚马港写信给果阿耶稣会，介绍中国的习俗和政府情况，特别是有关广州的资料。他曾为营救被囚禁达6年之久的马那别的(Mateus de Brito)和另外两位葡萄牙人以及几位当地基督信徒而随葡商一起赴广州。据努内斯•巴莱多神父记载，马那别的等人之所以在中国被囚，是因为在福建走马溪之役被俘，囚禁至今；现在不这样了，因为葡萄牙人缴税了。努内斯•巴莱多神父还说，抵达澳门后，他曾前往广州两次，每次在那里逗留一个月。第一次(10月27日)去的目的是为了看看能否营救3个身系囹圄的葡萄牙人。他们都是好人。还有几个关在同一城市监狱中的当地基督徒。第二次入广州亦为囚犯事。为此，努内斯•巴莱多神父带去了1500克鲁扎多向广州官员行贿，虽然他没能解救出在囚的同胞，但还是减轻了他们的重刑。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1月23日─1556年2月10日)7月20日，耶稣会努内斯•巴莱多(Melchior Nunes Barreto)神父与平托修士一起乘一艘从马六甲前往中国的快船抵达上川，他们在彿兰西斯科•沙勿略葬身的坟穴处做了弥撒。这是从里斯本出发的第14批耶稣会传教士。8月3日，抵达浪白滘，很多商船在此贸易。11月23日，努内斯•巴菜多神父从亚马港写信给果阿耶稣会，介绍中国的习俗和政府情况，特别是有关广州的资料。他曾为营救被囚禁达6年之久的马那别的(Mateus de Brito)和另外两位葡萄牙人以及几位当地基督信徒而随葡商一起赴广州。据努内斯•巴莱多神父记载，马那别的等人之所以在中国被囚，是因为在福建走马溪之役被俘，囚禁至今；现在不这样了，因为葡萄牙人缴税了。努内斯•巴莱多神父还说，抵达澳门后，他曾前往广州两次，每次在那里逗留一个月。第一次(10月27日)去的目的是为了看看能否营救3个身系囹圄的葡萄牙人。他们都是好人。还有几个关在同一城市监狱中的当地基督徒。第二次入广州亦为囚犯事。为此，努内斯•巴莱多神父带去了1500克鲁扎多向广州官员行贿，虽然他没能解救出在囚的同胞，但还是减轻了他们的重刑。Rebecca Catz: com a colaboração de Francis M. Rogers, Cartas de Fernão Mendes Pinto e outros documentos, pp. 67—70;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2页。

万历七年（1579年1月27日─1580年1月15日）7月20日，意大利那不勒斯人罗明坚抵达澳门。到澳门后，他立即按照巡视员范礼安的计划工作，首先学好中国语言，在“念”、“写”、“说”三方面平行进展。教授罗明坚中文的是一位中国未中科举的文人，由于罗明坚的勤勉，到达澳门几个月后，他已学会了许多中国字，可以初步阅读中国的书籍，三年以后就开始用中文写作，并能按中国的格律填写诗歌，还出版中文教义书《天主实录》。可以说，罗明坚是欧洲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先驱，是出版中文教义书的第一人。第二年，有一位在澳门经商的意大利人劝他弃俗加入了澳门方济各会，在入会前赠给罗明坚300葡元，于是他在耶稣会住院后面的小山上创建了一座传道所，叫圣玛尔定（St. Martin）堂。在这里他一边努力学习中文，一边开始用中文向澳门华人宣教。当时在学的教友已经有20人。罗明坚称之为“经言学校”。从传教史上看，这应是中国第一个用汉语来传教的机构，也是明代中国第一所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学校。

万历七年（1579年1月27日─1580年1月15日）7月20日，意大利那不勒斯人罗明坚抵达澳门。到澳门后，他立即按照巡视员范礼安的计划工作，首先学好中国语言，在“念”、“写”、“说”三方面平行进展。教授罗明坚中文的是一位中国未中科举的文人，由于罗明坚的勤勉，到达澳门几个月后，他已学会了许多中国字，可以初步阅读中国的书籍，三年以后就开始用中文写作，并能按中国的格律填写诗歌，还出版中文教义书《天主实录》。可以说，罗明坚是欧洲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先驱，是出版中文教义书的第一人。第二年，有一位在澳门经商的意大利人劝他弃俗加入了澳门方济各会，在入会前赠给罗明坚300葡元，于是他在耶稣会住院后面的小山上创建了一座传道所，叫圣玛尔定（St. Martin）堂。在这里他一边努力学习中文，一边开始用中文向澳门华人宣教。当时在学的教友已经有20人。罗明坚称之为“经言学校”。从传教史上看，这应是中国第一个用汉语来传教的机构，也是明代中国第一所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学校。金国平：《葡萄牙人在澳门半岛“渐运瓴甓榱桷为屋”之过程》，载《澳门研究》第47期，2008年8月。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4页；裴化行：《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第189页；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下册附录了《罗明坚神父致麦尔古里亚诺神父书》，第431页；张西平：《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Po-Chia Hsia，“The Jesuit Encounter with Buddhism in Ming China”，澳门“基督教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2006年。夏伯嘉教授据罗明坚的回忆录称，罗明坚曾吹嘘自己六个月内学会了1万个汉字，连中国人都感到吃惊。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2月16日─1598年2月5日）7月20日，范礼安神父第5次到澳门。在他的率领下，葡萄牙人李玛诺（Emanuel Dias Sénior）、费奇规（Gaspar de Ferreira）、小骆入禄及西班牙人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意大利人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等17名耶稣会士抵达澳门。李玛诺神父到澳门后，因前任圣保禄学院院长孟三德年事已高，范礼安遂于8月4日命李玛诺为院长。庞迪我、费奇规则留在圣保禄学院完成其神学学业。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2月16日─1598年2月5日）7月20日，范礼安神父第5次到澳门。在他的率领下，葡萄牙人李玛诺（Emanuel Dias Sénior）、费奇规（Gaspar de Ferreira）、小骆入禄及西班牙人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意大利人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等17名耶稣会士抵达澳门。李玛诺神父到澳门后，因前任圣保禄学院院长孟三德年事已高，范礼安遂于8月4日命李玛诺为院长。庞迪我、费奇规则留在圣保禄学院完成其神学学业。因葡萄牙入华耶稣会士有两位Jerónimo Rodrigues，名字完全一样，一为1567年生，一为1575年生，但并非一家人，故将年少者称小骆入禄，年长者称老骆入禄。马爱德：《范礼安——耶稣会赴华工作的决策人》，载《文化杂志》第21期，1994年。《利玛窦书信集》附录龙华民1598年11月4日的信称其到澳门的时间为6月16日，当以龙华民信为准。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86页。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2月6日─1599年1月26日）4月15日，意大利人弗兰西斯科•卡莱蒂（Francesco Carletti）及其父安东尼奥•卡莱蒂（António Carletti）来到澳门。卡莱蒂父子是1596年3月25日离开墨西哥城，当年6月初抵达菲律宾，当时他们向西班牙总督表示要前往澳门时，遭到了对方的禁止。于是他们被迫于1597年5月从马尼拉乘船前往日本长崎，在长崎停留至本年3月3日离开，然后抵达澳门。同船来的还有几位葡萄牙人。16日，两父子即被逮捕，并被关押审讯3天。这是为了严格执行禁止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贸易的命令，因为他们曾在菲律宾逗留。后来，卡莱蒂父子缴纳了一笔保金后，始获释放，并规定他们遇到适当船期，须马上前往葡属印度。7月20日，安东尼奥•卡莱蒂因患重病逝世，埋葬在澳门主教座堂大祭台对面。弗兰西斯科•卡莱蒂在澳门逗留了一年多时间，并将他所见到的澳门及广州交易会记录在他的著作《周游世界评说》中： 澳门是一座小城，既无城墙，又无城堡，只有一些葡萄牙人的房屋。它名叫上帝圣名之城，尽管靠近中国，却由一个葡萄牙首领统管。该首领每年由果阿派遣，携带葡萄牙王室的护照及国王的指令，对在那里居住的葡萄牙人执法。澳门除了主教所在的大教堂外，还有圣方济各会、圣多明我会和圣奥斯定会的教堂与修院，但只有少数兄弟，这是因为滞留在澳门的少数葡萄牙人的每日支出全部要靠捐赠生活。此外还有耶稣会的修道士，他们拥有被称为学院（colégio）的教堂，那里居住着许多神父和兄弟，他们中的一些人潜入中国大陆，另一些被派遣至日本。我滞留日本时曾听说，视察员范礼安除了在澳门学院所用的钱外，每年还为维持天主教而消费8000～9000埃斯库多（escudo）。 广州交易会每年9月至10月出售送往印度的商品，4月至5月出售送往日本的商品。这些商品主要是生丝，每次航海可运送7万～8万雷阿尔（每雷阿尔相当于20盎司）。送往日本的有大量的各种织物和铅。此外，水银、铅丹的数量也同样很大，还有质量一般的麝香，另外，还有其他大量的物品，例如食料和各种陶制器皿。还往往运送黄金，黄金贸易可以获得70%～80%的利润，在发生战争时还更多。为满足我的愿望，当葡萄牙人去购买发往印度货物的广州（Canton）交易会（feira）或集市（mercato）的时间来临时，我把我的现金给了代表们。从澳门市民中选出四五人，任命他们以大家的名义去购货，以便货物价格不出现变化。代表们乘中国人的船被送往广州，携带着想花或可以动用的钱。一般是相当于250000至300000埃斯库多的雷阿尔或来自日本及印度的银锭。这些船名叫舲艇（lantea），舲艇是小船，类同日本的黑船（funee），以桨航行[但日本船大得多，类似我们的大帆船（galere），但更加舒适]。葡萄牙人不得离开这些船只。只有白天允许他们上岸行走，入广州城观看货物，商讨价格。定价称作“拍板”（dare la pancada）。之后，可以这一价格购买个人欲购的货物，但在商人代表订立合同前，任何人不得采购。入夜后，所有人返回龙头划船上进食休眠。一边购货一边根据葡人的需要将其以龙头划船或来自印度的大舶运至澳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弗兰西斯科•卡莱蒂在游记中也提到了澳门妈祖庙：“在一重大的节日中上供上述东西时，人们在庙宇附近会餐。我在阿妈港（Amacao）曾目睹此情形。于一旷野处，在他们敬拜的庙宇处，有巨石数块，上面镂刻鎏金大字，这一庙宇人称‘Ama’，故本岛称作Amacao岛，意即Ama庙宇之地。该节日落在三月新月的第一日，即他们的新年。作为最重要的节日，举国欢庆之。”弗兰西斯科•卡莱蒂的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完全可以证明妈祖庙建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之前。参阅Francesco Carletti, Ragionamenti del mio Viaggio intorino ao mondo（1594—1606）, 加尔西亚：《澳门与菲律宾之历史关系》，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543—544页。埃斯库多（Escudo），葡萄牙货币单位，与帕塔卡（pataca）同值。 Francesco Carletti, Ragionamenti del mio Viaggio intorino ao mondo（1594—1606）, pp.181—182.Francesco Carletti, Ragionamenti del mio Viaggio intorino ao mondo（1594—1606）, p.205. 转自金国平、吴志良：《过十字门》，第83页。

崇祯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7月20日，在本日议事会文件中提到拉嘉雷斯•佩撒尼亚（Lopo de Lagares Pessanha）为澳门王室大法官。

崇祯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7月20日，澳督热罗尼莫•施维拉向议事会建议由其兄弟贡萨洛•施维拉接替他的职务，此建议获得一致通过。

崇祯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7月20日，澳督热罗尼莫•施维拉向议事会建议由其兄弟贡萨洛•施维拉接替他的职务，此建议获得一致通过。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38页。

崇祯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7月20日，在本日议事会文件中提到拉嘉雷斯•佩撒尼亚（Lopo de Lagares Pessanha）为澳门王室大法官。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32.

崇祯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7月20日，先后两次主管澳门圣保禄学院的耶稣会神父李玛诺（Emanuel Dias Sénior）在澳门去世。李玛诺，字海岳，葡萄牙人。他于1597年第一次来到澳门，曾任中国、日本、东京、暹罗等地传教团的巡视神父。他是远东地区天主教会早期传教的重要人物。

崇祯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7月20日，先后两次主管澳门圣保禄学院的耶稣会神父李玛诺（Emanuel Dias Sénior）在澳门去世。李玛诺，字海岳，葡萄牙人。他于1597年第一次来到澳门，曾任中国、日本、东京、暹罗等地传教团的巡视神父。他是远东地区天主教会早期传教的重要人物。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7页；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77页。费赖之、荣振华均称李玛诺死于1639年11月28日。

崇祯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7月20日，多明我会修道院与奥斯定会修道院的学生们上街游行庆祝，他们从岗顶一直走到大三巴广场，这些年轻人穿着华丽的衣服，在忏悔神父的激励下，情绪激昂。8月7日，耶稣会的学生载歌载舞表演了一场戴面具的独幕滑稽戏。

崇祯十五年（1642年1月30日─1643年2月18日）7月20日，多明我会修道院与奥斯定会修道院的学生们上街游行庆祝，他们从岗顶一直走到大三巴广场，这些年轻人穿着华丽的衣服，在忏悔神父的激励下，情绪激昂。8月7日，耶稣会的学生载歌载舞表演了一场戴面具的独幕滑稽戏。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625.

顺治十年(永历七年/1653年1月29日－1654年2月16日)7月20日，以李率泰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新两广总督李率泰到任后，广州官员来澳门要求补缴原来两广总督佟养甲答应赦免的1650年至1652年的三年地租。澳门议事会遂派遣长于天文历算的耶稣会神父聂仲迁携同当时在澳的李方西(Jean-François Ronusi de Ferrariis)神父一同赴广州求情，希望李率泰总督能给予免去地租，但李率泰不仅不听其求情，反而下令将两位神父铐压，在城里游街示众，并投入监狱，一定要澳门补缴这三年的地租。澳门议事会决定由澳门华人承担部分份额，因为华人的房屋、店铺及木屋占据大部分土地。华人不接受，认为无此先例，要求减少租金。广州方面还扣留澳门议事会通事，以迫使澳门交纳地租。虽然议事会反对广东政府的这种勒索行为，但为了不生事端，也就重新补交地租，而未引发强行抗租事件。汤若望神父获知此事后，乃上疏请求皇上将两位神父释放。

顺治十年(永历七年/1653年1月29日－1654年2月16日)7月20日，以李率泰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新两广总督李率泰到任后，广州官员来澳门要求补缴原来两广总督佟养甲答应赦免的1650年至1652年的三年地租。澳门议事会遂派遣长于天文历算的耶稣会神父聂仲迁携同当时在澳的李方西(Jean-François Ronusi de Ferrariis)神父一同赴广州求情，希望李率泰总督能给予免去地租的优待。但李率泰不仅不听其求情，反而下令将两位神父铐押，在城里游街示众，并投入监狱，一定要澳门补缴这三年的地租。澳门议事会决定由澳门华人承担部分份额，因为华人的房屋、店铺及木屋占据大部分土地。华人不接受，认为无此先例，要求减少租金。广州方面还扣留澳门议事会通事，以迫使澳门交纳地租。虽然议事会反对广东政府的这种勒索行为，但为了不生事端，也就重新补交地租，而未引发强行抗租事件。汤若望神父获知此事后，乃上疏请求皇上将两位神父释放。 《清世祖顺治实录》卷76，顺治十年六月庚申。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第336--337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93；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84页。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7月20日，10艘广东船满载货物离开澳门驶往前山寨。次日，关闸再次开放，运来了大量的大米和其他食品。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7月20日，10艘广东船满载货物离开澳门驶往前山寨。次日，关闸再次开放，运来了大量的大米和其他食品。 TA-SSI-YANG-KUO, Sériel, Vol. 1—2, pp. 694—695.

康熙九年（1670年1月21日－1671年2月8日）7月20日，澳门新任总督施波治（Manuel Borges da Silva）从果阿抵达澳门，他治理澳门到1672年。施波治抵澳后，即派代表前往巴达维亚，指责荷兰破坏澳门与广州方面刚刚改善的关系，要求荷兰不要再派船到澳门海域贸易；另外，澳门代表还提出，要求建立澳门与巴达维亚之间的贸易关系。但这两项要求均遭到荷兰方面拒绝。

康熙九年（1670年1月21日－1671年2月8日）7月20日，澳门新任总督施波治（Manuel Borges da Silva）从果阿抵达澳门，他治理澳门到1672年。施波治抵澳后，即派代表前往巴达维亚，指责荷兰破坏澳门与广州方面刚刚改善的关系，要求荷兰不要再派船到澳门海域贸易；另外，澳门代表还提出，要求建立澳门与巴达维亚之间的贸易关系。但这两项要求均遭到荷兰方面拒绝。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59页。 John E.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 128.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2月17日－1693年2月4日）7月20日，贾修利（又称嘉主教）主教与8位司铎抵达澳门，于本日正式履任澳门主教之职，由于果阿大主教的特别委托，其职权范围包括整个中国及东京和交趾支那。[1] [1]林家骏：《澳门教区历史掌故文摘》，第2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ⅩⅦ, pp.149—150.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2月17日－1693年2月4日）7月20日，贾修利（又称嘉主教）主教与8位司铎抵达澳门，于本日正式履任澳门主教之职。由于果阿大主教的特别委托，其职权范围包括整个中国及东京和交趾支那。林家骏：《澳门教区历史掌故文摘》，第2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p.149-150.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2月14日－1715年2月3日）7月20日，古尔露的妻子玛丽亚·莫乌拉生了一个儿子（玛丽亚·莫乌拉于1712年曾生一女，但7日后去世）。23日，他请剧团在他的门前演了一场戏。26日，又举办了其他的庆祝活动。27日，华猫殊和卡塔琳娜·苏亚雷斯（Catharina Soares）为婴儿洗礼。澳督晏多尼安排了整个活动，并进行了严格的安全保卫工作。31日，玛丽亚·莫乌拉产后身体不适而逝世。所有的欢乐被悲伤取代。玛丽亚·莫乌拉被葬于方济各会修道院，葬礼十分奢华。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2月14日－1715年2月3日）7月20日，古尔露的妻子玛丽亚．莫乌拉生了一个儿子（玛丽亚．莫乌拉于1712年曾生一女，但7日后去世）。23日，他请剧团在他的门前演了一场戏。26日，又举办了其他的庆祝活动。27日，华猫殊和卡塔琳娜．苏亚雷斯（Catharina Soares）为婴儿洗礼。澳督晏多尼安排了整个活动，并进行了严格的安全保卫工作。31日，玛丽亚．莫乌拉产后身体不适而逝世。所有的欢乐被悲伤取代。玛丽亚．莫乌拉被葬于方济各会修道院，葬礼十分奢华。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461.

雍正九年（1731年2月7日－1732年1月26日）7月20日，前来接替安东尼奥•狄西拉王室大法官职务的马沙多•米兰达(António Machado de Miranda)乘“圣克鲁斯(S.Cruz)”号船从果阿来到澳门。不久，葡萄牙国王颁布法令，莫雷拉•苏沙官复原职，担任王室大法官，接替马沙多•米兰达，并下令澳门归还他被没收的财产。

雍正九年（1731年2月7日－1732年1月26日）7月20日，前来接替安东尼奥•狄西拉王室大法官职务的马沙多•米兰达(António Machado de Miranda)乘“圣克鲁斯(S.Cruz)”号船从果阿来到澳门。不久，葡萄牙国王颁布法令，莫雷拉•苏沙官复原职，担任王室大法官，接替马沙多•米兰达，并下令澳门归还他被没收的财产。 Manuel Teixeira，Os Ouvidores em Macau，p.110. 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12页。

乾隆八年（1743年1月26日－1744年2月12日）4月18日，乔治•安森指挥的“百夫长”号在澳门洋面经过半年时间修整，决定出发寻找西班牙国王的大帆船进行打击。出洋后，行抵小吕宋洋面[马尼拉海峡西南的圣埃斯皮里图角（Cape Espírito Santo）]，遇大吕宋巡哨兵船，两相攻杀，并将大吕宋船抢掳。被掳的船是由阿卡普尔科至马尼拉航线上最著名和最有经验的葡萄牙人热罗尼莫•蒙特罗（Jerónimo Monteiro）为船长的西班牙大帆船“科巴东加圣母（Nuestra Señora de Cobadonga）”号。当时这艘大船正从墨西哥把价值1313843枚西班牙八雷阿尔银元的白银和35862盎司的银器运往马尼拉。西班牙船的桅杆和帆缆已毁坏，船体受到150次攻击，很多中弹处均在船水线处，因此，船身进水颇为严重；“百夫长”号的前桅、桅杆和船首的斜桅受损较大，帆缆遭彻底破坏，船体亦受到15次攻击。西班牙方面有58人死亡，英方仅死亡两人。两艘受伤的战船均无法继续前行，遂又漂回到广东洋面。7月11日，英船与其拖带的西班牙船抵达澳门洋面。由于“百夫长”号船上载有船员300余人，还有吕宋船俘虏492人，而船上口粮缺乏，7月14日，乔治•安森派舢板小船赴省城，恳请就近买食，并移泊内海以避风涛。当时两广总督策楞不明事实真相，准备调发兵船驱逐夷船。时任东莞县令的印光任担心扩大事态，激生他变，所以阻止了策楞的军事行动，自己亲乘小舟并带翻译一人去调查事情原委并与英人谈判。了解事情真相后，印光任即禀告策楞，控制英人的粮食和修船工匠，逼英人交出所掳之西班牙人。英国酋领无奈，为了修复破船和获得粮食，只好答应印光任的条件，将492名西班牙俘虏交给清政府。清政府又将西班牙人转交澳门夷目，有便船时送他们回国。获得生路的西班牙人欢欣鼓舞，共庆更生。两广总督策楞遂“很客气和礼貌地接见了”乔治•安森，“还赏赐了乔治•安森希望得到的一切东西”。英船于7月20日移泊四沙。事后，乾隆皇帝于9月21日还专门下谕旨，要求广东省加强海防，防止此类事件再发生。最后该西班牙大船在澳门出售。12月15日，乔治•安森启程返回英国。乔治•安森在澳门期间，曾为葡萄牙商船在澳门大量出现而大发感慨，更令他感到震惊的是澳门华人海外贸易的能力：他们有本事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达成更为可观的贸易，用大量贵重商品、以高昂的价格换取银币或银条。

乾隆八年（1743年1月26日－1744年2月12日）4月18日，乔治•安森指挥的“百夫长”号在澳门洋面经过半年时间修整，决定出发寻找西班牙国王的大帆船进行打击。出洋后，行抵小吕宋洋面[马尼拉海峡西南的圣埃斯皮里图角（Cape Espírito Santo）]，遇大吕宋巡哨兵船，两相攻杀，并将大吕宋船抢掳。被掳的船是由阿卡普尔科至马尼拉航线上最著名和最有经验的葡萄牙人热罗尼莫•蒙特罗（Jerónimo Monteiro）为船长的西班牙大帆船“科巴东加圣母（Nuestra Señora de Cobadonga）”号。当时这艘大船正从墨西哥把价值1313843枚西班牙八雷阿尔银元的白银和35862盎司的银器运往马尼拉。西班牙船的桅杆和帆缆已毁坏，船体受到150次攻击，很多中弹处均在船水线处，因此，船身进水颇为严重；“百夫长”号的前桅、桅杆和船首的斜桅受损较大，帆缆遭彻底破坏，船体亦受到15次攻击。西班牙方面有58人死亡，英方仅死亡两人。两艘受伤的战船均无法继续前行，遂又漂回到广东洋面。7月11日，英船与其拖带的西班牙船抵达澳门洋面。由于“百夫长”号船上载有船员300余人，还有吕宋船俘虏492人，而船上口粮缺乏，7月14日，乔治•安森派舢板小船赴省城，恳请就近买食，并移泊内海以避风涛。当时两广总督策楞不明事实真相，准备调发兵船驱逐夷船。时任东莞县令的印光任担心扩大事态，激生他变，所以阻止了策楞的军事行动，自己亲乘小舟并带翻译一人去调查事情原委并与英人谈判。了解事情真相后，印光任即禀告策楞，控制英人的粮食和修船工匠，逼英人交出所掳之西班牙人。英国酋领无奈，为了修复破船和获得粮食，只好答应印光任的条件，将492名西班牙俘虏交给清政府。清政府又将西班牙人转交澳门夷目，有便船时送他们回国。获得生路的西班牙人欢欣鼓舞，共庆更生。两广总督策楞遂“很客气和礼貌地接见了”乔治•安森，“还赏赐了乔治•安森希望得到的一切东西”。英船于7月20日移泊四沙。事后，乾隆皇帝于9月21日还专门下谕旨，要求广东省加强海防，防止此类事件再发生。最后该西班牙大船在澳门出售。12月15日，乔治•安森启程返回英国。乔治•安森在澳门期间，曾为葡萄牙商船在澳门大量出现而大发感慨，更令他感到震惊的是澳门华人海外贸易的能力：他们有本事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达成更为可观的贸易，用大量贵重商品、以高昂的价格换取银币或银条。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85—286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广州将军策楞等奏闻英国被风哨船飘至澳门已令移泊四沙折》、《谕内阁著该部行文广东省督抚须协力同心加强海防不得贻误公务》，第194—196页；袁枚：《小仓山房文集》续集卷34《庆远府知府印公传》；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Glyndwr William, Documents Relating to Anson's Voyange Round the World, 1740—1744, London: Navy Records Society, 1967, pp.222—224.（此文由金国平先生翻译。此处所载西班牙俘虏数为492人，袁枚书作500人，中文澳门档案作290余人，《澳门记略》作299人。）《英国舰队指挥官乔治•安森阁下环球远航记》，载《航海与旅行文集》第1卷，第345页，转自杰弗里•C．冈恩：《澳门史》第2章，第42页。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1月27日─1771年2月14日)7月20日，罗德里格•贾士度(Rodrigo de Castro)第二次被任命为澳门总督。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1月27日─1771年2月14日)7月20日，罗德里格•贾士度(Rodrigo de Castro)第二次被任命为澳门总督。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64页。

嘉庆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7月20日，香山知县彭昭麟行理事官俾利喇劄，访得福建海盗蔡牵部现在澳门附近榕树头一带游弋，因来不及赴省城调来水师船，令澳门理事官，立即收拾船只，随香山县缯船一同缉捕。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7月20日，香山知县彭昭麟行理事官俾利喇劄，访得福建海盗蔡牵部现在澳门附近榕树头一带游弋，因来不及赴省城调来水师船，令澳门理事官，立即收拾船只，随香山县缯船一同缉捕。《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彭昭麟为饬拨番船帮捕盗首蔡牵事行理事官劄》，第508页。

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7月20日，虎门总兵许廷桂率35艘米艇与海盗白旗大帮相遇，许廷桂先是打一个漂亮仗，打死白旗大帮首领“总兵宝”及黑旗大帮首领郭婆带的父亲。海盗们正在惊惶之时，张保仔率领红旗帮200艘战船赶至与战，一举将清水师围歼在香山之芙蓉沙。许廷桂本人阵亡，35艘米艇仅10艘脱围返港。21日，黑旗大帮郭婆带乘许廷桂失败之机，随即在珠江上发动了一场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进攻行动，导致大约一万人的死亡。郭婆带率领100艘帆船溯江而上，直抵香山，逼迫该县官府和百姓提供相当数量的物品和钱粮，否则就要摧毁香山县城。在这次行动中，海盗们摧毁珠江入口处和上游的两座新炮台，在香山县横梧镇登岸杀死66名试图拦截他们的乡民，并将位于紫泥乡的税关烧毁。

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7月20日，澳门葡人用舢板将白糖90余包装运至鸡颈洋面交黄埔出口的港脚叠船顺带出洋。先是，美国“墨忌厘”号船于上月湾泊鸡颈洋面，并将400余包白糖装运入澳，存贮于司打夷馆，现将其所有澳门白糖90余包搭运出洋。署澳门同知牛某下令先将白糖扣押，并下令澳门理事官若阿金·巴罗斯速查明，这批白糖是否澳夷得价私行售卖，抑系装运回国？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7月20日，虎门总兵许廷桂率35艘米艇与海盗白旗大帮相遇，许廷桂先是打一个漂亮仗，打死白旗大帮首领“总兵宝”及黑旗大帮首领郭婆带的父亲。海盗们正在惊惶之时，张保仔率领红旗帮200艘战船赶至与战，一举将清水师围歼在香山之芙蓉沙。许廷桂本人阵亡，35艘米艇仅10艘脱围返港。21日，黑旗大帮郭婆带乘许廷桂失败之机，随即在珠江上发动了一场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进攻行动，导致大约一万人的死亡。郭婆带率领100艘帆船溯江而上，直抵香山，逼迫该县官府和百姓提供相当数量的物品和钱粮，否则就要摧毁香山县城。在这次行动中，海盗们摧毁珠江入口处和上游的两座新炮台，在香山县横梧镇登岸杀死66名试图拦截他们的乡民，并将位于紫泥乡的税关烧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114—116页；朱程万：《乙巳平寇》，第21—22页。袁永伦：《靖海氛记》卷上，第12—13页；田明矅：《重修香山县志》卷22《纪事》，称舟师60艘皆最精锐，而非35艘。Further Statement of the Ladrones on the Coast of China: Intended 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Accounts, pp.74—75，转引自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第131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114页。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第132页。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7月20日，澳门葡人用舢板将白糖90余包装运至鸡颈洋面交黄埔出口的港脚叠船顺带出洋。先是，美国“墨忌厘”号船于上月湾泊鸡颈洋面，并将400余包白糖装运入澳，存贮于司打夷馆，现将其所有澳门白糖90余包搭运出洋。署澳门同知牛某下令先将白糖扣押，并下令澳门理事官若阿金·巴罗斯速查明，这批白糖是否澳夷得价私行售卖，抑系装运回国？《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澳门同知朱为饬禀覆澳蕃用三板将美船白糖私运出洋事下理事官谕》，第121页。

嘉庆十八年（1813年2月1日─1814年1月20日）7月4日，英国伦敦传教会第二位新教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抵达澳门，马礼逊迎接了他。7月9日，马礼逊应召谒见澳门总督，请求允许米怜夫妇在澳门居留。受澳门天主教势力的影响，总督不允许米怜在澳门居留，限其18天内离开澳门。20日，米怜离开澳门，偷偷地来到广州。

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2月1日─1814年1月20日）7月4日，英国伦敦传教会第二位新教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抵达澳门，马礼逊迎接了他。7月9日，马礼逊应召谒见澳门总督，请求允许米怜夫妇在澳门居留。受澳门天主教势力的影响，总督不允许米怜在澳门居留，限其18天内离开澳门。20日，米怜离开澳门，偷偷地来到广州。马礼逊夫人（Eliza Armstrong Morrison）：《马礼逊回忆录》，第89—90页。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2月5日─1819年1月25日）6月6日，晚上9点，在澳门北湾（Praia Pequena）发生火灾，波及营地大街、关前街。大火是由贫民住的棚屋引起的。损失高达100万澳门元。7月20日，澳门同知与香山县丞发布告示，将新建的一批铺屋拨给莲峰庙，莲峰庙自即日起可从周围67家店铺收租金。因为庙内和尚赖以为生的一些店铺在这场大火中烧毁，而且，莲峰庙是清政府大吏访澳的下榻之所。唯一幸免于火灾的是三街会馆。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2月5日─1819年1月25日）6月6日，晚上9点，在澳门北湾（Praia Pequena）发生火灾，波及营地大街、关前街。大火是由贫民住的棚屋引起的。损失高达100万澳门元。7月20日，澳门同知与香山县丞发布告示，将新建的一批铺屋拨给莲峰庙，莲峰庙自即日起可从周围67家店铺收租金。因为庙内和尚赖以为生的一些店铺在这场大火中烧毁，而且，莲峰庙是清政府大吏访澳的下榻之所。唯一幸免于火灾的是三街会馆。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1—22页；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65页。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1月26日─1820年2月13日）7月20日，广州府澳门海防同知钟英发布告示：现据澳门绅士钟岳乔、赵允菁等呈称，切澳地属偏隅，人居稠密，华夷杂处，宵小每易潜踪，畑户相连，焚烧尤难扑灭。蒙前县丞彭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准夷人在营地建立墟亭，分设鱼、肉、瓜、菜、鸡鸭各行。只许朝摆暮收，不得盖搭篷寮经夜住宿，勒碑永禁。所以防窝匪而弭火患法极周详。数十年来相安无异。讵日久弊生，营地、关前各处篷寮日盛，河下建造妓寮更多。以致上年四月初二夜，营地篷寮失火，延烧铺户百余间。前闰四月初六夜，关前篷寮失火，焚烧河面妓楼一带，殃及铺户百余间。甫隔一载，火害迭遭，趋避惊惶，异常凄惨。此皆由宵小匿迹，该搭棚篷，兼以河下窝娼，间成楼舍，以引火之物为酿祸之阶。乔等居斯土，身家所在，性命攸关，若不戢自焚，何啻池鱼受祸，或燎原将及，岂能瓘斝消愆势。著于前闰四月初十日先行聊禀县宪戎听，均蒙示禁。兹逢仁宪公旋，复蒙示谕谆谆，足见加意海防，留心民瘼，华夷感激，中外欢腾。各凛霜威，岂容逾犯柰顽梗不恤，未烧各寮仍然未拆清，今河面复有建造船寮，窝藏娼妓，各寮船系船上架寮，暂时浮居，将来未必搭实寮房，蔓延日甚，恐复如前酿成火患。更有射利之徒将海旁一带官地将河面被烧寮位用沙石砖瓦填筑基址，使不严禁于先，势必建成娼楼，添修铺舍，更难拆毁。窃思澳内为地无多，民番相聚。前嘉庆十四年（1809），蒙百制军奏准，民夷房屋不许再行添造，岂娼楼铺舍独可任其增添。况海旁逼近民居，连接妓楼，习成淫酗，花铺赌场，败俗伤风，且娼寮纳垢藏淤，匪党匿迹其间，沟通外夷为害岂浅。为此沥诉仁阶，吁请再出示严禁，其未烧之妓寮并各寮舍寮船，恳饬尽行拆毁，至海旁一带官地并河面被烧寮位，并请禁止填筑，谕令不得霸占官地，起造妓楼，添造铺舍，网利肥己，勒石示禁，以垂永远。庶娼匪闻风知儆，习俗可免慆谣舍捐除，悉听灾殃，永消除回禄，民夷藉保，地方赖安，等情到本分府。据此除批准勒石示禁外，合再出示严禁，为此亦仰澳内居民及诸色人等悉知，嗣后所有水陆未经失火篷寮务宜恪遵前示，即日拆毁，以绝火患。其河边单户在船楼宿者不许于船上搭盖高篷，此皆引火之物，尤宜一律禁止。至海旁一带官地并河面被烧寮防基址，不许奸民用石填筑以图霸占官地，留为日后复建楼房增添铺屋地步。倘敢藐抗不遵，私自搭寮及筑基图占，一经查拿，定即严惩究办，决不宽姑。庶澳地肃清，民夷安集，凛遵毋违，特示。田明曜则称：海防同知钟英以营地、关前连岁失火，凡岸上船上，不许私搭棚寮，并禁填筑海旁官地建屋。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1月26日─1820年2月13日）7月20日，广州府澳门海防同知钟英发布告示：现据澳门绅士钟岳乔、赵允菁等呈称，切澳地属偏隅，人居稠密，华夷杂处，宵小每易潜踪，畑户相连，焚烧尤难扑灭。蒙前县丞彭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准夷人在营地建立墟亭，分设鱼、肉、瓜、菜、鸡鸭各行。只许朝摆暮收，不得盖搭篷寮经夜住宿，勒碑永禁。所以防窝匪而弭火患法极周详。数十年来相安无异。讵日久弊生，营地、关前各处篷寮日盛，河下建造妓寮更多。以致上年四月初二夜，营地篷寮失火，延烧铺户百余间。前闰四月初六夜，关前篷寮失火，焚烧河面妓楼一带，殃及铺户百余间。甫隔一载，火害迭遭，趋避惊惶，异常凄惨。此皆由宵小匿迹，该搭棚篷，兼以河下窝娼，间成楼舍，以引火之物为酿祸之阶。乔等居斯土，身家所在，性命攸关，若不戢自焚，何啻池鱼受祸，或燎原将及，岂能瓘斝消愆势。著于前闰四月初十日先行聊禀县宪戎听，均蒙示禁。兹逢仁宪公旋，复蒙示谕谆谆，足见加意海防，留心民瘼，华夷感激，中外欢腾。各凛霜威，岂容逾犯柰顽梗不恤，未烧各寮仍然未拆清，今河面复有建造船寮，窝藏娼妓，各寮船系船上架寮，暂时浮居，将来未必搭实寮房，蔓延日甚，恐复如前酿成火患。更有射利之徒将海旁一带官地将河面被烧寮位用沙石砖瓦填筑基址，使不严禁于先，势必建成娼楼，添修铺舍，更难拆毁。窃思澳内为地无多，民番相聚。前嘉庆十四年（1809），蒙百制军奏准，民夷房屋不许再行添造，岂娼楼铺舍独可任其增添。况海旁逼近民居，连接妓楼，习成淫酗，花铺赌场，败俗伤风，且娼寮纳垢藏淤，匪党匿迹其间，沟通外夷为害岂浅。为此沥诉仁阶，吁请再出示严禁，其未烧之妓寮并各寮舍寮船，恳饬尽行拆毁，至海旁一带官地并河面被烧寮位，并请禁止填筑，谕令不得霸占官地，起造妓楼，添造铺舍，网利肥己，勒石示禁，以垂永远。庶娼匪闻风知儆，习俗可免慆谣舍捐除，悉听灾殃，永消除回禄，民夷藉保，地方赖安，等情到本分府。据此除批准勒石示禁外，合再出示严禁，为此亦仰澳内居民及诸色人等悉知，嗣后所有水陆未经失火篷寮务宜恪遵前示，即日拆毁，以绝火患。其河边单户在船楼宿者不许于船上搭盖高篷，此皆引火之物，尤宜一律禁止。至海旁一带官地并河面被烧寮防基址，不许奸民用石填筑以图霸占官地，留为日后复建楼房增添铺屋地步。倘敢藐抗不遵，私自搭寮及筑基图占，一经查拿，定即严惩究办，决不宽姑。庶澳地肃清，民夷安集，凛遵毋违，特示。田明曜则称：海防同知钟英以营地、关前连岁失火，凡岸上船上，不许私搭棚寮，并禁填筑海旁官地建屋。王廷钤等纂辑：《香山县下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卷上《经政门·案牍》，第88—91页；田明曜：《重修香山县志》卷22《纪事》。

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7月20日，澳门土生富商雅努亚里奥·席尔瓦（Januário Agostinho da Silva）在从印度达曼返回澳门的途中经过马六甲时在船上去世，葬于马六甲。雅努亚里奥为澳门土生席尔瓦家族的第三代，1787年12月2日生于里斯本，后到澳门经商，成为澳门的富商及船东，亦为1817年建立澳门保险行的创始人之一，其入股为439000澳门元。1813年还出任过议事会议员，有子女6人。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7月20日，澳门土生富商雅努亚里奥·席尔瓦（Januário Agostinho da Silva）在从印度达曼返回澳门的途中经过马六甲时在船上去世，葬于马六甲。雅努亚里奥为澳门土生席尔瓦家族的第三代，1787年12月2日生于里斯本，后到澳门经商，成为澳门的富商及船东，亦为1817年建立澳门保险行的创始人之一，其入股为439000澳门元。1813年还出任过议事会议员，有子女6人。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3, p.666.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7月20日，澳门船政厅出示晓谕各捕鱼船、盐船、载货船、搭客船之头人、船主并代办人及来往小贩人等知悉：凡属内河各规银，只系在公物会银库交纳。如有人向各船借取牌为名，勒索收取埋葬、嫁娶、建醮、酬神并更夫之各规银，此等棍徒并非官准，概不得收此规银，即澳官亦向无受此规银。倘或有人到船索取此项，许尔等立即招呼巡河兵，或吹响鸡，或放手枪，或用别样呼唤巡河兵到来，即将该棍徒拿解讯究。又示疍艇各船户知悉：如有人雇艇前往私收规银，概不准尔等载去。倘一经查出，即按照同犯之罪，一律究办，决不姑宽。[1] [1]《澳门政府宪报》1881年7月23日第30号。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7月20日，澳门船政厅出示晓谕各捕鱼船、盐船、载货船、搭客船之头人、船主并代办人及来往小贩人等知悉：凡属内河各规银，只系在公物会银库交纳。如有人向各船借取牌为名，勒索收取埋葬、嫁娶、建醮、酬神并更夫之各规银，此等棍徒并非官准，概不得收此规银，即澳官亦向无受此规银。倘或有人到船索取此项，许尔等立即招呼巡河兵，或吹响鸡，或放手枪，或用别样呼唤巡河兵到来，即将该棍徒拿解讯究。又示疍艇各船户知悉：如有人雇艇前往私收规银，概不准尔等载去。倘一经查出，即按照同犯之罪，一律究办，决不姑宽。《澳门政府宪报》1881年7月23日第30号。

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20日，澳门公物会与玉生（Ioc-Sang）、枝山（Chi-San）订立承接供办牛肉之合同，以一年为期，系自7月26日起，担保人为顺合刘田。向来澳门发卖牛肉，皆是在公物会招人承充。上年2月14日，澳督发布第42号之札谕，禁止在公物会承充贩卖牛肉。该年5月11日，奉到第30号上谕批准。不料，施行以来，澳门所卖牛肉显有不敷日用及价昂不佳，以致澳门商民联禀佥称街市贩卖牛肉诸多掣肘，民人日久受屈不少，恳速设法以除此害。据查贩牛来澳，实因艰难，是以旧承充人几于包揽，似有垄断生意，从中作梗，以致供办极少。澳门政府不得不重新招人承接供办牛肉。[1] [1]《澳门政府宪报》1882年8月20日第32号；《澳门政府宪报》1882年7月13日第28号第一附报。

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20日，在离岛有一些为富家子弟开设的私立学校。然而，其他孩子却无所事事前途渺茫。行政长官林慕士请求并说明建一所学校的必要性。7月21日，由于总督离任，辅政司噶哋‧喇哑以贾拉沙总督的名义于7月22日向海岛市行政长官作了答复，但于次日才批准该项建议，同时说明在市财政方面会得到支持。这样，便批准建立两所学校，一所在氹仔，另一所在路环，以便让“交不起学费的穷家子弟接受中文教育”。该意见受到欢迎。但由于没有汉语编写的“葡萄牙历史”，该计画在当时不可能实现，因而最大的愿望就是只能为中国孩子提供葡萄牙语言和文化教育。8月4日，路环小学为26名中国男童开学。作为海岛市政府所在地的氹仔首先在路环建立学校，这种情况十分罕见。8月21日，为华人男童设立的氹仔小学落成并接收25名学生。该校未能像路环学校那样获得居民捐赠，因此市财政除每年拨款75元为经费外，还得购置用品和家俱。[1] [1]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26—227页；Manuel Teixeira, Taipa e Coloane, PP. 98—105.

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20日，在离岛有一些为富家子弟开设的私立学校。然而，其他孩子却无所事事前途渺茫。行政长官林慕士请求并说明建一所学校的必要性。7月21日，由于总督离任，辅政司噶哋‧喇哑以贾拉沙总督的名义于7月22日向海岛市行政长官作了答复，但于次日才批准该项建议，同时说明在市财政方面会得到支持。这样，便批准建立两所学校，一所在氹仔，另一所在路环，以便让“交不起学费的穷家子弟接受中文教育”。该意见受到欢迎。但由于没有汉语编写的“葡萄牙历史”，该计画在当时不可能实现，因而最大的愿望就是只能为中国孩子提供葡萄牙语言和文化教育。8月4日，路环小学为26名中国男童开学。作为海岛市政府所在地的氹仔首先在路环建立学校，这种情况十分罕见。8月21日，为华人男童设立的氹仔小学落成并接收25名学生。该校未能像路环学校那样获得居民捐赠，因此市财政除每年拨款75元为经费外，还得购置用品和家俱。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26—227页；Manuel Teixeira, Taipa e Coloane, PP. 98—105.

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20日，澳门公物会与玉生（Ioc-Sang）、枝山（Chi-San）订立承接供办牛肉之合同，以一年为期，系自7月26日起，担保人为顺合刘田。向来澳门发卖牛肉，皆是在公物会招人承充。上年2月14日，澳督发布第42号之札谕，禁止在公物会承充贩卖牛肉。该年5月11日，奉到第30号上谕批准。不料，施行以来，澳门所卖牛肉显有不敷日用及价昂不佳，以致澳门商民联禀佥称街市贩卖牛肉诸多掣肘，民人日久受屈不少，恳速设法以除此害。据查贩牛来澳，实因艰难，是以旧承充人几于包揽，似有垄断生意，从中作梗，以致供办极少。澳门政府不得不重新招人承接供办牛肉。《澳门政府宪报》1882年8月20日第32号；《澳门政府宪报》1882年7月13日第28号第一附报。

光绪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7月20日，因为7月12日的台风，船只都聚集在大横琴岛的银湾。海盗借机上船大肆抢掠。由于离岛行政长官采取行动，被盗物品又失而复得，而那些经常逃避中国法律制裁的歹徒亦受到了惩罚。这些海盗在不袭击船只时便骚扰陆地上的石场、蠔场及渔民。人们都宁愿送钱来养活这些逍遥法外人数众多的盘剥者以求得生活平静，直到葡萄牙军队来清理该海域及沿岸。[1] [1]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30页。

光绪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7月20日，因为7月12日的台风，船只都聚集在大横琴岛的银湾。海盗借机上船大肆抢掠。由于离岛行政长官采取行动，被盗物品又失而复得，而那些经常逃避中国法律制裁的歹徒亦受到了惩罚。这些海盗在不袭击船只时便骚扰陆地上的石场、蠔场及渔民。人们都宁愿送钱来养活这些逍遥法外人数众多的盘剥者以求得生活平静，直到葡萄牙军队来清理该海域及沿岸。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30页。

《知新报》第二十五期刊登《拟粤东商务公司所宜行各事》、《武昌质学会章程》、《哺鸡新法》、《考求宝石》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使用。《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2月10日─1900年1月30日）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与当地侨商李福基等集议创立“保大清皇帝公司（即保皇会）”，原拟总公司驻地设在澳门与横滨两地，但他们认为澳门更为合适。10月底，康有为假道日本来到香港，在港居停两个多月，并于1900年1月27日离港赴新加坡。在此期间，康有为在香港亲自指挥部属将保皇会总部设立于澳门水坑尾大井头4号。澳门保皇会初设时负责人为康门弟子王镜如。1900年4月，康门另一弟子徐勤从南洋返回澳门，接替王镜如主持保皇会的工作。其他保皇会成员则主要是《知新报》的班底。何廷光任财务总管（又称保皇总公司大经理）；陈世廉，康门弟子，保皇会成立初期协助王镜如主持会务；叶湘南，康门弟子，1900年夏从日本来澳，协助徐勤主持会务；韩文举，康门弟子，曾任《知新报》撰述，1900年奉命从日本返澳，参加保皇会工作；何树龄，康门弟子，曾任《知新报》撰述；欧榘甲，康门弟子，《知新报》主要撰稿人，1900年夏奉命从日本返澳，参加保皇会工作；梁炳光、张学璟、罗润南，均为康门弟子，奉派来澳参加保皇会活动。刘桢麟、邝寿民、梁应骝，亦为康门弟子，参入澳门保皇会活动。澳门保皇会成立后，组织十分涣散，各项工作均未走向正规，以致引起海外各地保皇派人士不满。1900年四五月间，康有为为了加强保皇总会的工作，先后调派徐勤、欧榘甲、叶湘南等人返澳，并指示徐勤等“港澳办事，当分内政、外交、理财、书札”，并大致分工为叶湘南理财、徐勤主外交、王镜如总内政。但澳门保皇会运作不良的状况并没有任何好转，直至1901年初，澳门保皇会停止工作。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2月10日─1900年1月30日）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与当地侨商李福基等集议创立“保大清皇帝公司（即保皇会）”，原拟总公司驻地设在澳门与横滨两地，但他们认为澳门更为合适。10月底，康有为假道日本来到香港，在港居停两个多月，并于1900年1月27日离港赴新加坡。在此期间，康有为在香港亲自指挥部属将保皇会总部设立于澳门水坑尾大井头4号。澳门保皇会初设时负责人为康门弟子王镜如。1900年4月，康门另一弟子徐勤从南洋返回澳门，接替王镜如主持保皇会的工作。其他保皇会成员则主要是《知新报》的班底。何廷光任财务总管（又称保皇总公司大经理）；陈世廉，康门弟子，保皇会成立初期协助王镜如主持会务；叶湘南，康门弟子，1900年夏从日本来澳，协助徐勤主持会务；韩文举，康门弟子，曾任《知新报》撰述，1900年奉命从日本返澳，参加保皇会工作；何树龄，康门弟子，曾任《知新报》撰述；欧榘甲，康门弟子，《知新报》主要撰稿人，1900年夏奉命从日本返澳，参加保皇会工作；梁炳光、张学璟、罗润南，均为康门弟子，奉派来澳参加保皇会活动。刘桢麟、邝寿民、梁应骝，亦为康门弟子，参入澳门保皇会活动。澳门保皇会成立后，组织十分涣散，各项工作均未走向正规，以致引起海外各地保皇派人士不满。1900年四五月间，康有为为了加强保皇总会的工作，先后调派徐勤、欧榘甲、叶湘南等人返澳，并指示徐勤等“港澳办事，当分内政、外交、理财、书札”，并大致分工为叶湘南理财、徐勤主外交、王镜如总内政。但澳门保皇会运作不良的状况并没有任何好转，直至1901年初，澳门保皇会停止工作。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称，何廷光名为总理，实际决策者仍为王镜如和陈世廉。参见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3页。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87—89、133、244—265页；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9—230页；方志钦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第33页；赵春晨：《历史激流中的澳门：1900年》，载《文化杂志》第43期，2002年。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7月20日，澳门政府颁布法令，解散澳门军人乐队。该乐队是根据1901年11月14日颁布的法令成立的。在其首场音乐会上，乐队演奏了由梅尔肖．维拉(Melchior Vela)谱曲的《市政厅和澳门人民之歌》，还有1位澳门人演奏了自己的作品《1900年远征澳门》，这些音乐传入家家户户，在澳门葡人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后由于乐队的开支庞大，故下令将乐队解散。同时决定设立市政厅属下的民乐队，指挥为土生葡人欧塞比奥．布拉赛(Eusébio Francisco Placé)少尉。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7月20日，澳门政府颁布法令，解散澳门军人乐队。该乐队是根据1901年11月14日颁布的法令成立的。在其首场音乐会上，乐队演奏了由梅尔肖．维拉(Melchior Vela)谱曲的《市政厅和澳门人民之歌》，还有1位澳门人演奏了自己的作品《1900年远征澳门》，这些音乐传入家家户户，在澳门葡人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后由于乐队的开支庞大，故下令将乐队解散。同时决定设立市政厅属下的民乐队，指挥为土生葡人欧塞比奥．布拉赛(Eusébio Francisco Placé)少尉。Beatriz Basto da Silva: “Macau, o exército e a cultura”, in Revista de Cultura, №.5,1988；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69页

民国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7月20日，澳门政府按职业、婚姻状况、年龄及国籍等标准在澳门区及离岛进行人口普查。据统计，澳门共计人口83093人，其中澳门半岛现有59689名陆地居民，17283名水上居民，从1910年人口普查起，人口有所增长；而离岛共有281名陆地居民，5840名水上居民，从1910年人口普查起，人口有所下降。

民国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7月20日，澳门政府按职业、婚姻状况、年龄及国籍等标准在澳门区及离岛进行人口普查。据统计，澳门共计人口83093人，其中澳门半岛现有59689名陆地居民，17283名水上居民，从1910年人口普查起，人口有所增长；而离岛共有281名陆地居民，5840名水上居民，从1910年人口普查起，人口有所下降。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41─142页；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高桥清(たかはしきょし)1923年4月10日报导澳门情况：1920年澳门总人口为83722人，其中华人79807人，其余3915人绝大部分为葡萄牙人。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下册第2083页。

拍摄时间︰甲戌年六月初九日（1934年7月20日） 前排左三起：谢再生、戴显荣、姚应江、崔诺枝、范洁朋、李雁云、梁彦明、郑衡石、刘耀墀、陈雨廷； 中排：容炳文（左二）、曾锡祺（左五）、姚满（左七）、梁孟鸿（左八）。

拍摄时间︰甲戌年六月初九日（1934年7月20日） 前排左三起：谢再生、戴显荣、姚应江、崔诺枝、范洁朋、李雁云、梁彦明、郑衡石、刘耀墀、陈雨廷； 中排：容炳文（左二）、曾锡祺（左五）、姚满（左七）、梁孟鸿（左八）。

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1月1日-1935年12月31日)7月20日，日本第五反鱼雷舰队司令小豆一下仓 (しようずかしもくち)海军少将乘“佐贺” (Saga)号炮舰访问澳门。

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1月1日-1935年12月31日)7月20日，日本第五反鱼雷舰队司令小豆一下仓 (しようずかしもくち)海军少将乘“佐贺” (Saga)号炮舰访问澳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267—268页。

当年澳门社会经济日趋困难，市民生活朝夕徬徨，免费门诊及免费留医占诊病者百分之八十，所以医院只能不断筹募经费以维持其正常之运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陶英小学仍以民国记年，可见学校与台湾方面的密切关系。

左起：谭立明、马万祺、菲能他、澳督高斯达、何贤、饶不辱。

1981年，澳督高斯达莅临镜湖医院参观期间，何贤主席陪同参观各部门。

拍摄时间：1981年7月20日 左起：谭立明、马万祺、菲能他、澳督高斯达、何贤、饶不辱。

妈阁庙500周年纪念仪式。

妈阁庙500周年纪念仪式。

2002年7月20日，外交部驻澳特派员公署首任特派员原焘任满离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