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七年（1589年2月15日─1590年2月4日）8月9日，菲利浦二世颁令，禁止西班牙传教士进入中国，澳门西班牙修道院由葡萄牙教士取代。

万历十七年（1589年2月15日─1590年2月4日）8月9日，菲利浦二世颁令，禁止西班牙传教士进入中国，澳门西班牙修道院由葡萄牙教士取代。裴化行：《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第317页。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2月19日─1614年2月8日）8月9日，两广总督张鸣冈上疏称当时澳门管治的困难： 粤则与诸夷互市，而谢绝之难，市则夹带倭夷杂处，而辨别之难，澳夷盘踞内地，近且匿仰倭以为爪牙，则谢绝之难；闽广奸人窜入澳中搬唆教诱，则提防之难。至近日白艚盛行，在闽者以贩米为名，拒之则病邻，而不拒则交通百出；在粤者以贸货为名，禁之则阻绝生理，而不禁则通澳通倭，弊不胜究，法不胜设。故此张鸣冈提出：“为地方弭隐忧则必严禁曲防，毋姑息养乱之为得也。”也就是说要在保证澳门与广州贸易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严格加强广东政府对澳门的管理。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2月19日─1614年2月8日）8月9日，两广总督张鸣冈上疏称当时澳门管治的困难： 粤则与诸夷互市，而谢绝之难，市则夹带倭夷杂处，而辨别之难，澳夷盘踞内地，近且匿仰倭以为爪牙，则谢绝之难；闽广奸人窜入澳中搬唆教诱，则提防之难。至近日白艚盛行，在闽者以贩米为名，拒之则病邻，而不拒则交通百出；在粤者以贸货为名，禁之则阻绝生理，而不禁则通澳通倭，弊不胜究，法不胜设。故此张鸣冈提出：“为地方弭隐忧则必严禁曲防，毋姑息养乱之为得也。”也就是说要在保证澳门与广州贸易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严格加强广东政府对澳门的管理。《明神宗实录》卷509，万历四十一年六月庚戌。

崇祯九年（1636年2月7日─1637年1月25日）8月9日，耶稣会神父马玛诺（Manuel Rodrigues）在澳门逝世。马玛诺，澳门人，1577年生于澳门，为葡萄牙人之子。1602年进入初修院，事迹不详。

崇祯九年（1636年2月7日─1637年1月25日）8月9日，耶稣会神父马玛诺（Manuel Rodrigues）在澳门逝世。马玛诺，澳门人，1577年生于澳门，为葡萄牙人之子。1602年进入初修院，事迹不详。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567页。

崇祯十三年（1640年1月23日─1641年2月9日）8月9日，澳门议事会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议事会普通法官安东尼奥•瓦雷拉（António Varela）和若尔热•阿塞维多（Jorge Pinto Azevedo）、市政议员西蒙•巴列托（Simão Velho Barreto）、费尔南•阿尔梅达（Fernão Barreto de Almeida）和马加良斯•高丁纽（Manuel Magalhães Coutinho）以及理事官里贝罗•拉雅（António Ribeiro Raia），还有一些有名望的市民参加。会议讨论对马六甲的救援。议事会决定请求全体市民自愿捐款，以此救援被12艘荷兰战船围困50天之久的马六甲城堡。

崇祯十三年（1640年1月23日─1641年2月9日）8月9日，澳门议事会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议事会普通法官安东尼奥•瓦雷拉（António Varela）和若尔热•阿塞维多（Jorge Pinto Azevedo）、市政议员西蒙•巴列托（Simão Velho Barreto）、费尔南•阿尔梅达（Fernão Barreto de Almeida）和马加良斯•高丁纽（Manuel Magalhães Coutinho）以及理事官里贝罗•拉雅（António Ribeiro Raia），还有一些有名望的市民参加。会议讨论对马六甲的救援。议事会决定请求全体市民自愿捐款，以此救援被12艘荷兰战船围困50天之久的马六甲城堡。文德泉：《伊纳西奥，萨尔明托》，载《文化杂志》第9期，1992年。

顺治元年（1644年2月8日─1645年1月27日）8月9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欣德（Hinde）”号抵达澳门进行贸易，受到葡萄牙人友好接待，但中国官员提出要丈量船只交税，约需交纳3500卢比（rupee）。英国人觉得很不合理，合理交付应不超过800卢比。早年“伦敦（London）”号比该船大，而仅仅交1400卢比。同时，他们的贸易也不理想，由于缺少商品，他们只运回瓷器和金制品。

顺治元年（1644年2月8日─1645年1月27日）8月9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欣德（Hinde）”号抵达澳门进行贸易，受到葡萄牙人友好接待，但中国官员提出要丈量船只交税，约需交纳3500卢比（rupee）。英国人觉得很不合理，合理交付应不超过800卢比。早年“伦敦（London）”号比该船大，而仅仅交1400卢比。同时，他们的贸易也不理想，由于缺少商品，他们只运回瓷器和金制品。 马士（H. B. Mors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32页。

康熙八年（1669年2月1日－1670年1月20日）7月28日，鉴于澳门经济进入极度的困境，澳门议事会向暹罗国王借款以支付玛纳•撒尔达聂使团前往北京晋见皇帝的费用。暹罗国王帕•那菜（Phra Narai）决定贷款665斤（Cate）白银给澳门议事会。本日以若瑟‧比涅罗（José Pinheiro）为船长的米格尔•格里玛尔多的双桅小船进入澳门港口。该船带来了暹罗国王给澳门的部分贷款，而另一部分贷款则在8月9日由赴暹罗贸易的卡塔琳娜•罗郎也（Maria Catarina de Noronha）的双桅小船带回。

康熙八年（1669年2月1日－1670年1月20日）7月28日，鉴于澳门经济进入极度的困境，澳门议事会向暹罗国王借款以支付玛纳•撒尔达聂使团前往北京觐见皇帝的费用。暹罗国王帕•那菜（Phra Narai）决定贷款665斤（Cate）白银给澳门议事会。本日以若瑟‧比涅罗（José Pinheiro）为船长的米格尔•格里玛尔多的双桅小船进入澳门港口。该船带来了暹罗国王给澳门的部分贷款，而另一部分贷款则在8月9日由赴暹罗贸易的卡塔琳娜•罗郎也（Maria Catarina de Noronha）的双桅小船带回。 每斤（Cate）合3000克鲁札多。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115.

康熙十九年（1680年1月31日－1681年2月17日）8月9日，陆安德神父出任耶稣会中日教区巡视员。

康熙十九年（1680年1月31日－1681年2月17日）8月9日，陆安德神父出任耶稣会中日教区巡视员。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790页。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2月3日－1697年1月22日））8月9日，教廷传信部正式于中国福建、江西、浙江、湖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及山西九省设立代牧区。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2月3日－1697年1月22日））8月9日，教廷传信部正式于中国福建、江西、浙江、湖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及山西九省设立代牧区。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载《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第303页。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2月11日－1699年1月30日）8月9日，澳门富商施基拿（Pedro Vaz de Sequeira）就任澳门总督。他参加过收复锡兰和保卫柯钦的战斗（1659—1663）。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2月11日－1699年1月30日）8月9日，澳门富商施基拿（Pedro Vaz de Sequeira）就任澳门总督。他参加过收复锡兰和保卫柯钦的战斗（1659—1663）。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66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156.

康熙六十年（1721年1月28日－1722年2月15日）8月9日，澳门议事会要求，航行摩鲁加的塔兰甘纳（Talangana）和缅甸的塔瓦（Tavai）船只必须支付6%的胡椒。

康熙六十年（1721年1月28日－1722年2月15日）8月9日，澳门议事会要求，航行摩鲁加的塔兰甘纳（Talangana）和缅甸的塔瓦（Tavai）的船只必须支付6%的胡椒。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34.

雍正七年（1729年1月29日－1730年2月16日）8月9日，巴力度再次被任命为澳门总督。

雍正七年（1729年1月29日－1730年2月16日）8月9日，巴力度再次被任命为澳门总督。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15页。

乾隆十三年（1748年1月30日－1749年2月16日）8月9日，澳门改革华人在葡人居留地的居留条例。澳葡当局禁止葡人向华人出租茶馆、住宅和商店，但经营食品者和手艺人除外。华人应尽量在街市区集中居住；同时在高士德（António Joséda Costa）住宅至北湾的仓库修建城墙，以阻止华人继续进入。[1] [1]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39页。

乾隆十三年（1748年1月30日－1749年2月16日）8月9日，澳门改革华人在葡人居留地的居留条例。澳葡当局禁止葡人向华人出租茶馆、住宅和商店，但经营食品者和手艺人除外。华人应尽量在街市区集中居住；同时在高士德（António Joséda Costa）住宅至北湾的仓库修建城墙，以阻止华人继续进入。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39页。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2月8日─1778年1月27日)8月9日，澳门议事会开会商议，同意执行葡印总督关于“命令收回葡萄牙人转让给中国人房子”的命令。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2月8日─1778年1月27日)8月9日，澳门议事会开会商议，同意执行葡印总督关于“命令收回葡萄牙人转让给中国人房子”的命令。Manuel Teixeira, "The Macanese", Reviewof Culture, No. 20, July/September,1994.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1月24日─1782年2月11日）5月23日，澳门议事会下令卡埃塔诺•克鲁斯（Caetano Alberto da Cruz）和卡埃塔诺•索萨（Caetano Álvaro de Sousa）的单桅帆船“圣丽塔（S. Rita）”号从马尼拉返回，被英国船长约翰•麦克拉里（John Maclary）率领的“达达罗依（Dadaloy）”号船捕获；澳门议事会命令麦克拉里释放该船，但被其拒绝。后小船遇难。这位英国船长遂被议事会逮捕关押达两月之久，并要求他赔偿7万西班牙银元。8月9日，此人被释放，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有三位商务负责人提供了200箱鸦片作为担保，这些鸦片被这些审判官平均分配。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1月24日─1782年2月11日）5月23日，澳门议事会下令卡埃塔诺•克鲁斯（Caetano Alberto da Cruz）和卡埃塔诺•索萨（Caetano Álvaro de Sousa）的单桅帆船“圣丽塔（S. Rita）”号从马尼拉返回，被英国船长约翰•麦克拉里（John Maclary）率领的“达达罗依（Dadaloy）”号船捕获；澳门议事会命令麦克拉里释放该船，但被其拒绝。后小船遇难。这位英国船长遂被议事会逮捕关押达两月之久，并要求他赔偿7万西班牙银元。8月9日，此人被释放，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有三位商务负责人提供了200箱鸦片作为担保，这些鸦片被这些审判官平均分配。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11;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386—387页；J. M. Braga, A seller of“sing-song”, Journal of Oriential Studies, vol. 6,1961—1964, HKU, Press, 1967.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8月9日，英国东印度公司邮船“羚羊”号在北纬70°30′离帛琉群岛 （Pelow or Paloas Islands）约4里格处触礁沉没。船员们登上岛，制成一艘小双桅船，命名为“奥罗朗（Oroolong）”号。11月30日，他们驾此船航抵澳门，并向两广总督及粤海关监督申请，淮将“奥罗朗”号船在澳门出售，并准船长威尔逊及其船员到广州乘公司船返回英国。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8月9日，英国东印度公司邮船“羚羊”号在北纬70°30′离帛琉群岛 （Pelow or Paloas Islands）约4里格处触礁沉没。船员们登上岛，制成一艘小双桅船，命名为“奥罗朗（Oroolong）”号。11月30日，他们驾此船航抵澳门，并向两广总督及粤海关监督申请，淮将“奥罗朗”号船在澳门出售，并准船长威尔逊及其船员到广州乘公司船返回英国。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410页。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7月10日，英国派遣以威廉·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勋爵为大使，托玛斯·司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为副使的使团乘坐“奥尔特斯（Alceste）”号皇家战船抵达南丫群岛，当时在澳门的司当东率领使团翻译马礼逊和德庇时等使团人员从南丫岛上船北上进京。8月9日在塘沽上岸。司当东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使华团副使老斯当东之子，曾于乾隆五十七年随父一同来华进京，当时司当东年仅十二三岁。嘉庆四年（1799），司当东再次来粤贸易，因货物未售回，留澳门押冬，嘉庆六年（1801）回国。嘉庆九年（1804）第三次来华，并在澳门押冬，嘉庆十二年（1807）回国。嘉庆十五年（1810）第四次来华，并在澳门押冬，至嘉庆十六年（1811）回国。嘉庆十九年（1814）第五次来华，并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二班”。至1816年1月升任为“大班”。据洋行总商伍叙元、卢棣万的评价称：“司当东粗通汉话，兼识文字，并不识绘画，凡外夷在粤贸易多年，能通汉话者亦不止司当东一人。该夷司当东前后在澳数年，尚无不妥，亦无教唆勾通款迹。”其实司当东绝非“粗通汉话，兼识文字”的水平，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汉学家。1808年1月司当东回国休假期间，出版了他在中国研究上的代表作《大清律例》（The Penal Code of China），这是一部直接从中文翻译过来的研究作品，因此成为英国对华研究的里程碑。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7月10日，英国派遣以威廉·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勋爵为大使，托玛斯·司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为副使的使团乘坐“奥尔特斯（Alceste）”号皇家战船抵达南丫群岛，当时在澳门的司当东率领使团翻译马礼逊和德庇时等使团人员从南丫岛上船北上进京。8月9日在塘沽上岸。司当东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使华团副使老斯当东之子，曾于乾隆五十七年随父一同来华进京，当时司当东年仅十二三岁。嘉庆四年（1799），司当东再次来粤贸易，因货物未售回，留澳门押冬，嘉庆六年（1801）回国。嘉庆九年（1804）第三次来华，并在澳门押冬，嘉庆十二年（1807）回国。嘉庆十五年（1810）第四次来华，并在澳门押冬，至嘉庆十六年（1811）回国。嘉庆十九年（1814）第五次来华，并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二班”。至1816年1月升任为“大班”。据洋行总商伍叙元、卢棣万的评价称：“司当东粗通汉话，兼识文字，并不识绘画，凡外夷在粤贸易多年，能通汉话者亦不止司当东一人。该夷司当东前后在澳数年，尚无不妥，亦无教唆勾通款迹。”其实司当东绝非“粗通汉话，兼识文字”的水平，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汉学家。1808年1月司当东回国休假期间，出版了他在中国研究上的代表作《大清律例》（The Penal Code of China），这是一部直接从中文翻译过来的研究作品，因此成为英国对华研究的里程碑。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254页。司当东于1781年5月生于英国上流社会人家，母亲是富有银行家之女，父亲是英属印度高级官员世袭准男爵，他16岁就读于剑桥大学。司当东20岁时，父亲去世，他即继承准男爵称号及丰厚家产。参见George Thomas Staunton, 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Public of Life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Bart. 1—34. 转自苏精：《中国，开门！马礼逊及其相关人物研究》，第111—112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两广总督蒋攸铦等奏复遵旨查明英人司当东在澳多年尚无教诱勾通款迹折》，第39—40页。苏精：《中国，开门！马礼逊及其相关人物研究》，第116页。

道光九年（1829年2月4日─1830年1月24日）8月9日，美国珀金斯洋行代表托马斯·福布斯（Thomas Forbes）乘自己的游艇从广州去澳门，在回程中，遇台风淹死，同船遇难的还有旗昌洋行书记员蒙逊。

清道光九年（1829年2月4日─1830年1月24日）8月9日，美国珀金斯洋行代表托马斯·福布斯（Thomas Forbes）乘自己的游艇从广州去澳门，在回程中，遇台风淹死，同船遇难的还有旗昌洋行书记员蒙逊。威廉·亨特：《广州番鬼录》，第88页。

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8月6日，特纳（F.Turner）先生儿子的私人教师、毕业于剑桥大学神学院的维森特·士担顿（Vincent Stanton）牧师在㓥狗环附近被一伙中国人捉获，解往广州羁押。9日，消息得到确证，这使居澳的英国人认为澳门已变得不安全，澳门总督席尔维拉·边度对此表示同情，并同驻澳的易中孚交涉，要求释放士担顿。澳葡借口若不释放，英夷“即欲进澳滋扰”。林则徐对澳葡“虚张挟制”洞若观火，澳葡即称“兵单力薄”，遂将计就计，添调督抚两标官兵，连前共合2000名，派委督标参将波启善、署肇庆协副将多隆武、署抚标守备程步韩等，带入澳内，与升任香山协副将惠昌耀等会合防堵，以巩固兵力尚为不足的关闸一带。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8月6日，特纳（F.Turner）先生儿子的私人教师、毕业于剑桥大学神学院的维森特·士担顿（Vincent Stanton）牧师在㓥狗环附近被一伙中国人捉获，解往广州羁押。9日，消息得到确证，这使居澳的英国人认为澳门已变得不安全，澳门总督席尔维拉·边度对此表示同情，并同驻澳的易中孚交涉，要求释放士担顿。澳葡借口若不释放，英夷“即欲进澳滋扰”。林则徐对澳葡“虚张挟制”洞若观火，澳葡即称“兵单力薄”，遂将计就计，添调督抚两标官兵，连前共合2000名，派委督标参将波启善、署肇庆协副将多隆武、署抚标守备程步韩等，带入澳内，与升任香山协副将惠昌耀等会合防堵，以巩固兵力尚为不足的关闸一带。Chinese Repository, Vol.9, No.4, pp.234—238; 《林则徐全集》第3册《英兵船在粤寻衅现续筹剿堵情形折》，第441—442页。

清代咸丰七年六月二十日（1857年8月9日），善长送业果栏街铺一间，连上手契一起送镜湖医院慈善会存档。

清代咸丰七年六月二十日（1857年8月9日）中葡文纱纸契。

咸丰九年（1859年2月3日─1860年1月22日）8月9日，管理华人事务官劳伦索．马葵士向总督报告，他先后参观了位于万里围（Ponta da Rede）、下环街（Rua da Prala do Manduco）、夜晦巷（Rua do Gamboa）、沙梨头口巷（Travessa da Palanchica）、沙栏仔街（Rua do Tarrafeiro）和圣安多尼堂的中国移民招聘处，后四个地方仍不断有人去报名。那里的条件令人满意，伙食、卫生均符合要求，没有经过他本人询问及未在检察署当着证人签约的移民均不得受聘。对那些后悔不愿移民的人，将付给路费遣散回家。以此来控制一些华人经纪人从中哄骗、牟利的做法。

咸丰九年（1859年2月3日─1860年1月22日）8月9日，管理华人事务官劳伦索．马葵士向总督报告，他先后参观了位于万里围（Ponta da Rede）、下环街（Rua da Prala do Manduco）、夜晦巷（Rua do Gamboa）、沙梨头口巷（Travessa da Palanchica）、沙栏仔街（Rua do Tarrafeiro）和圣安多尼堂的中国移民招聘处，后四个地方仍不断有人去报名。那里的条件令人满意，伙食、卫生均符合要求，没有经过他本人询问及未在检察署当着证人签约的移民均不得受聘。对那些后悔不愿移民的人，将付给路费遣散回家。以此来控制一些华人经纪人从中哄骗、牟利的做法。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39页。

咸丰十年（1860年1月23日─1861年2月9日）4月23日，海军上校马托斯‧科雷亚（Joaquim José Gonçalves de Matos Correia）被澳门选为国会议员。1863年8月9日，科雷亚以189票再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865年8月30日，科雷亚舰长再度被选为国会议员。1869年1月31日，澳门选区在议事公局选出了代表本地参加葡萄牙议会的代表，科雷亚海军上校第四次当选。

咸丰十年（1860年1月23日─1861年2月9日）4月23日，海军上校马托斯‧科雷亚（Joaquim José Gonçalves de Matos Correia）被澳门选为国会议员。1863年8月9日，科雷亚以189票再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865年8月30日，科雷亚舰长再度被选为国会议员。1869年1月31日，澳门选区在议事公局选出了代表本地参加葡萄牙议会的代表，科雷亚海军上校第四次当选。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41页、152页、160页、174页。

同治八年（1869年2月11日─1870年1月30日）8月9日颁布《澳门巡捕营章程》，共分8章。第1章为组织编制；第2章为薪饷津贴；第3章为训练；第4章为招聘方式；第5章为值勤；第6章为违法与处分；第7章为制服，其中第42条规定：澳门巡捕营之制服必须由厅长建议再由澳督规定，巡捕之服装费列入其薪饷账内；第8章为武器。这次规章是已公布的巡捕营规章中最详尽者。

同治八年（1869年2月11日─1870年1月30日）8月9日颁布《澳门巡捕营章程》，共分8章。第1章为组织编制；第2章为薪饷津贴；第3章为训练；第4章为招聘方式；第5章为值勤；第6章为违法与处分；第7章为制服，其中第42条规定：澳门巡捕营之制服必须由厅长建议再由澳督规定，巡捕之服装费列入其薪饷账内；第8章为武器。这次规章是已公布的巡捕营规章中最详尽者。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43.

同治十三年（1874年2月17日─1875年2月5日）8月9日，由意大利建筑师加苏索（Cassuso）设计的建在妈阁的一幢楼宇落成，这幢风格独特的伊斯兰式的建筑漂亮宽敞，雄踞高处，外观典雅，从那里可以看到内港的美丽景色。15日正式启用。该楼用作澳门巡捕营“摩囉”连的营房。该设计灵感来自英国式的“新印度风格”，以至这座兵营成为当时澳门最具异国情调的建筑之一。[1]据载，这座“摩囉”兵营就是由印度调来的士兵参加建造的，工程始自1873年年底，到1874年6月时就已基本完成。澳督欧美德、澳门政府主要官员和军官们出席了落成仪式。随后，“摩囉”巡捕队在总督的检阅仪式中住进了这一兵营。[2] [1]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43; 塔维拉：《澳门从开埠至20世纪70年代社会经济和城建方面的发展》，载《文化杂志》第36─37期，1998年。 [2]施华（Fernando David e Silva）：《澳门政府船坞：造船和修船100年》，第138页。

万里长城街与妈阁斜坡交界处的港务局大楼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建筑，自一八七四年八月九日落成启用迄今，已逾一百二十多年历史了，外貌依然，早已被列为本澳历史建筑文物，予以保护。港务局大楼楼高两层，建筑在斜坡上，低层基础外墙以花岗石堆砌，万里长城街坡度越斜，墙身越高，侧看大楼建筑物更觉宏伟。大楼外墙柱窗是穆斯林式的穹顶，通花围栏，具有阿拉伯建筑装饰风格，古雅美观。底层外有宽阔长廊，房舍外墙设有百叶窗门，增加室内透明度，流通空气。据资料介绍，这座建筑是由意大利建筑师加苏托设计，初时“用于驻扎澳门警察部队。当时，警察部队的大部份士兵是从果阿招募的印度人，由于其信仰的宗敎，被人称作‘摩尔人’”因此这座楼宇也被称为“摩尔军营”。其后，也曾用作海军军务部，往昔海军被呼为“水师”，故又称“水师厂”。年前，港务局、水警稽查队仍在这里办公。大楼地下是办公室，二楼会议室；背面辟有停车场与练靶场。港务大楼建在妈阁内港入口附近山坡，站在大楼上，居高临下，可眺望从妈阁至青洲一带内港海面；楼顶设台风讯号站，可供内港渔民、船只观看风球讯号。然而，近十多年来，下环一带新厦林立，尤其是港务局大楼对面兴建了高厦，遮挡了内港与港务局大楼视线。随着港务发展，港务局大楼地方不敷应用，有关方面在林茂塘兴建新的海港楼，今已启用。

万里长城街与妈阁斜坡交界处的港务局大楼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建筑，自一八七四年八月九日落成启用迄今［至2000年］，已逾一百二十多年历史了，外貌依然，早已被列为本澳历史建筑文物，予以保护。港务局大楼楼高两层，建筑在斜坡上，低层基础外墙以花岗石堆砌，万里长城街坡度越斜，墙身越高，侧看大楼建筑物更觉宏伟。大楼外墙柱窗是穆斯林式的穹顶，通花围栏，具有阿拉伯建筑装饰风格，古雅美观。底层外有宽阔长廊，房舍外墙设有百叶窗门，增加室内透明度，流通空气。这座建筑是由意大利建筑师加苏托设计，初时“用于驻扎澳门警察部队。当时，警察部队的大部份士兵是从果阿招募的印度人，由于其信仰的宗敎，被人称作‘摩尔人’”，因此这座楼宇也被称为“摩尔军营”。其后，也曾用作海军军务部，往昔海军被呼为“水师”，故又称“水师厂”。年前，港务局、水警稽查队仍在这里办公。大楼地下是办公室，二楼会议室；背面辟有停车场与练靶场。港务大楼建在妈阁内港入口附近山坡，站在大楼上，居高临下，可眺望从妈阁至青洲一带内港海面；楼顶设台风讯号站，可供内港渔民、船只观看风球讯号。然而，下环一带新厦林立，尤其是港务局大楼对面兴建了高厦，遮挡了内港与港务局大楼视线。随着港务发展，港务局大楼地方不敷应用，有关方面在林茂塘兴建新的海港楼，今已启用。

同治十三年（1874年2月17日─1875年2月5日）8月9日，由意大利建筑师加苏索（Cassuso）设计的建在妈阁的一幢楼宇落成，这幢风格独特的伊斯兰式的建筑漂亮宽敞，雄踞高处，外观典雅，从那里可以看到内港的美丽景色。15日正式启用。该楼用作澳门巡捕营“摩囉”连的营房。该设计灵感来自英国式的“新印度风格”，以至这座兵营成为当时澳门最具异国情调的建筑之一。据载，这座“摩囉”兵营就是由印度调来的士兵参加建造的，工程始自1873年年底，到1874年6月时就已基本完成。澳督欧美德、澳门政府主要官员和军官们出席了落成仪式。随后，“摩囉”巡捕队在总督的检阅仪式中住进了这一兵营。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43; 塔维拉：《澳门从开埠至20世纪70年代社会经济和城建方面的发展》，载《文化杂志》第36─37期，1998年。施华（Fernando David e Silva）：《澳门政府船坞：造船和修船100年》，第138页。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8月9日，澳门造木工人罢工，并恐吓由外埠来之木匠及拦阻新匠不得在各店做工。经木匠头数人禀知，澳门管理华人事务官何利华（António Marques de Oliveira）出示严禁：凡澳内做工一事，原系任人自主，听从其便，无论何项工人，该店东要雇用则可任用，至于工价规矩，亦听其彼此互商。嗣后如有故意恐吓，或用别项非法之事阻止工人，滋生事端，定必从严惩罚。尔等须知罢工一事，大干法纪，刑律部中例禁綦严。倘有倡率招人罢工，其罪更重也。各宜凛遵毋违。[1] [1]《澳门政府宪报》1881年8月13日第33号。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8月9日，澳门造木工人罢工，并恐吓由外埠来之木匠及拦阻新匠不得在各店做工。经木匠头数人禀知，澳门管理华人事务官何利华（António Marques de Oliveira）出示严禁：凡澳内做工一事，原系任人自主，听从其便，无论何项工人，该店东要雇用则可任用，至于工价规矩，亦听其彼此互商。嗣后如有故意恐吓，或用别项非法之事阻止工人，滋生事端，定必从严惩罚。尔等须知罢工一事，大干法纪，刑律部中例禁綦严。倘有倡率招人罢工，其罪更重也。各宜凛遵毋违。《澳门政府宪报》1881年8月13日第33号。

光绪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8月9日，澳门华政衙门发布告示，公布澳门城内的挑工馆19家，共计挑工138人。其中以三层楼、海边街、下环街等处为多。[1] [1]《澳门政府宪报》1883年8月11日32号。

光绪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8月9日，澳门华政衙门发布告示，公布澳门城内的挑工馆19家，共计挑工138人。其中以三层楼、海边街、下环街等处为多。《澳门政府宪报》1883年8月11日32号。

光绪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8月9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澂派遣广州知府孙楫、候补知府富纯、署香山知县张文翰、前署香山知县萧丙望及候补知县蔡国桢等至香山澳门密查，“澳地关闸以内华民词讼案件是否仍归地方官审理，望厦村等处田粮每年实征若干，归葡人收租者若干”。富纯等密查后报告称：据查，澳门旧界起于水坑尾，止于三巴门，向立围墙，墙外葡人租地不过得全岛之半，墙内（外）尚有旺厦、龙田、龙环、塔石、沙冈、新桥、沙梨头等七村，环居北半岛，烟户稠密，民皆土著，向不归葡管辖。自葡人毁围墙占全岛，开马路达闸门，遂改闸门，刊写洋字，以为新界，包七村于腹地，合全岛而设兵。此近年葡人侵占全澳及于关闸之实在情形也。葡人沿村设街灯，派绿衣，托为保护之名，勒取街捐灯费，始而挨户编钉号牌，久遂借地加收租钞。龙田村居民约七八十家，其中缴洋租者，不过三四家，每家每年或一半元，或二三元不等。沙梨头村居民约二百余家，每年勒缴洋租二百元，系由该村土地庙尝代纳，并非众姓乐输。新桥、沙冈两村居民约三百余家，每年各缴灯费、地租一千余元。龙环、塔石两村居民各数十家，其中缴洋租者十之四，不缴者十之六。独旺厦一村，居民约四百余家，无一人照缴灯费、地租。旺厦户密丁多，首冠诸村，众志成城，屡与葡抗。今年正月葡人复来索租，竟将威逼，经即鸣锣集众会商，葡人一闻锣声，惊惶走避，此后并未续来。近年葡人不独内侵全澳，且图外占群山。前因潭仔、过路环两处失火，葡人赴救，见好于该处民昼，遂在彼修街造屋，拔小轮船二只、洋兵三十余名驻守，每处抽收灯费、赌规及拖船湾泊之税，在该处民昼衔恨勉从，而彼已视两岛为固有矣。又澳门鱼栏因勒租费太重，年前迁往湾仔，葡人仍向追索，近又改迁小马骝洲后之大钓地方开市，以避夷租，葡人则积恨已深，更坚其外占之意。富纯等又呈报望厦等村交纳洋租并铺户民房篷寮各数清单：望厦村有铺户、民居大小三百余家，均未交纳业钞。龙田村有铺户、民居大小八十余家，约有一半交纳业钞，间亦有不交者。其详猝难查悉。水坑尾除进教围外，叠石民居、篷寮铺户约七十余家，每年约抽收业钞、绿衣、街灯共银一千余元（张之洞奏疏称：“水坑尾除进教围外，铺户、民居篷屋七十余家，壮丁二三十人，搭石村除进教围外，铺户、民居篷屋四五十家，壮丁七八十人，每年约缴公钞及街灯费共银三百元）。新桥有铺户三十余家、民居二百余家（张之洞奏疏称：新桥村铺户二十余家，民居二百余家，壮丁二三百人），每年约抽收业钞、绿衣、街灯共银一千余元。沙梨头有铺户二十余家，民居三百余家，每年约抽收业钞、绿衣、街灯共银一千余元。三巴门外石墙街有铺户二十余家（张之洞奏疏作“三十余家”）、民居一百余家，每年约抽收业钞、街灯共银一千余元。氹仔有铺户船厂六十余家，民居篷寮约百余家，每年约抽收绿衣、街灯共银一千余元。另每年投充洋烟番摊，总纳银七千七百元。过路环有铺户船厂四十余家、民居百余家，每年约抽收绿衣、街灯共银一千余元，尚未交纳地租业钞各银。另每年投充洋烟番摊，总纳银三千五百元。氹仔、过路环两处，每年约有拖船八百余只，每只湾泊一次，收银二元三毫五仙。因此两处派陆路绿衣兵三十四名、小火船仔二只看守。查全澳铺户、居民并附近各处，总共收地租银约一万二千余元，又业钞银二万四千余元，各行投充不在内。望厦村住户四百余户，壮丁千余人，田共四顷，以外各村均无田。龙环住户三四十户，壮丁七八十人，不纳租（张之洞奏疏称“约半缴租钞，每户自半元起至三元止不等）。龙田村住七八十户，壮丁百余人，缴洋租者三四家，每户纳银二三元、一半元。塔石住户四五十户，壮丁七八十人，不纳租。沙冈住户百余户，壮丁百余人，不纳租（张之洞奏疏称：沙冈村铺户、船丁、灰炉六十余家、篷屋三百余家，每年约缴公钞及绿衣、街灯等费共银一千余元）。沙梨头住户二三百户，壮丁四五百人，每年共纳银二百元，百姓不肯纳，归土地庙代纳。新桥街住户二百余户，壮丁二三百人，间有纳租者。氹仔百姓，洋人收房地租、人口租，每人勒收半元之谱，遇红白事均收租，该处迄未照缴。住户、铺户七八百户，壮丁二三千人。以上各村住户、铺户，遇有本澳生意钱债各争讼，均在洋人处控告，其余紧要各讼事，赴地方官控告。澳门规费，闱姓充规三万六千元、赌规十三万、白鸽票二万、鱼栏一万、牛栏数千元、鱼栏数千元、猪栏数千元、盐埠三四千元。住户、铺户、业主每年收租银百元，洋人抽一成，住铺客抽五厘。以上各项，共收房地租、充规，通共在百万之间。西洋人不满千数，兵丁不满四百人，唐人绿衣不过一百人，兵船仅一号。这里详细地报导了居住澳门各村华人向澳门政府交纳地租银及业钞银的情况，从当时的情况看不向澳门政府交租者仅望厦一村。

光绪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8月9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澂派遣广州知府孙楫、候补知府富纯、署香山知县张文翰、前署香山知县萧丙望及候补知县蔡国桢等至香山澳门密查，“澳地关闸以内华民词讼案件是否仍归地方官审理，望厦村等处田粮每年实征若干，归葡人收租者若干”。富纯等密查后报告称：据查，澳门旧界起于水坑尾，止于三巴门，向立围墙，墙外葡人租地不过得全岛之半，墙内（外）尚有旺厦、龙田、龙环、塔石、沙冈、新桥、沙梨头等七村，环居北半岛，烟户稠密，民皆土著，向不归葡管辖。自葡人毁围墙占全岛，开马路达闸门，遂改闸门，刊写洋字，以为新界，包七村于腹地，合全岛而设兵。此近年葡人侵占全澳及于关闸之实在情形也。葡人沿村设街灯，派绿衣，托为保护之名，勒取街捐灯费，始而挨户编钉号牌，久遂借地加收租钞。龙田村居民约七八十家，其中缴洋租者，不过三四家，每家每年或一半元，或二三元不等。沙梨头村居民约二百余家，每年勒缴洋租二百元，系由该村土地庙尝代纳，并非众姓乐输。新桥、沙冈两村居民约三百余家，每年各缴灯费、地租一千余元。龙环、塔石两村居民各数十家，其中缴洋租者十之四，不缴者十之六。独旺厦一村，居民约四百余家，无一人照缴灯费、地租。旺厦户密丁多，首冠诸村，众志成城，屡与葡抗。今年正月葡人复来索租，竟将威逼，经即鸣锣集众会商，葡人一闻锣声，惊惶走避，此后并未续来。近年葡人不独内侵全澳，且图外占群山。前因潭仔、过路环两处失火，葡人赴救，见好于该处民昼，遂在彼修街造屋，拔小轮船二只、洋兵三十余名驻守，每处抽收灯费、赌规及拖船湾泊之税，在该处民昼衔恨勉从，而彼已视两岛为固有矣。又澳门鱼栏因勒租费太重，年前迁往湾仔，葡人仍向追索，近又改迁小马骝洲后之大钓地方开市，以避夷租，葡人则积恨已深，更坚其外占之意。富纯等又呈报望厦等村交纳洋租并铺户民房篷寮各数清单：望厦村有铺户、民居大小三百余家，均未交纳业钞。龙田村有铺户、民居大小八十余家，约有一半交纳业钞，间亦有不交者。其详猝难查悉。水坑尾除进教围外，叠石民居、篷寮铺户约七十余家，每年约抽收业钞、绿衣、街灯共银一千余元（张之洞奏疏称：“水坑尾除进教围外，铺户、民居篷屋七十余家，壮丁二三十人，搭石村除进教围外，铺户、民居篷屋四五十家，壮丁七八十人，每年约缴公钞及街灯费共银三百元）。新桥有铺户三十余家、民居二百余家（张之洞奏疏称：新桥村铺户二十余家，民居二百余家，壮丁二三百人），每年约抽收业钞、绿衣、街灯共银一千余元。沙梨头有铺户二十余家，民居三百余家，每年约抽收业钞、绿衣、街灯共银一千余元。三巴门外石墙街有铺户二十余家（张之洞奏疏作“三十余家”）、民居一百余家，每年约抽收业钞、街灯共银一千余元。氹仔有铺户船厂六十余家，民居篷寮约百余家，每年约抽收绿衣、街灯共银一千余元。另每年投充洋烟番摊，总纳银七千七百元。过路环有铺户船厂四十余家、民居百余家，每年约抽收绿衣、街灯共银一千余元，尚未交纳地租业钞各银。另每年投充洋烟番摊，总纳银三千五百元。氹仔、过路环两处，每年约有拖船八百余只，每只湾泊一次，收银二元三毫五仙。因此两处派陆路绿衣兵三十四名、小火船仔二只看守。查全澳铺户、居民并附近各处，总共收地租银约一万二千余元，又业钞银二万四千余元，各行投充不在内。望厦村住户四百余户，壮丁千余人，田共四顷，以外各村均无田。龙环住户三四十户，壮丁七八十人，不纳租（张之洞奏疏称“约半缴租钞，每户自半元起至三元止不等）。龙田村住七八十户，壮丁百余人，缴洋租者三四家，每户纳银二三元、一半元。塔石住户四五十户，壮丁七八十人，不纳租。沙冈住户百余户，壮丁百余人，不纳租（张之洞奏疏称：沙冈村铺户、船丁、灰炉六十余家、篷屋三百余家，每年约缴公钞及绿衣、街灯等费共银一千余元）。沙梨头住户二三百户，壮丁四五百人，每年共纳银二百元，百姓不肯纳，归土地庙代纳。新桥街住户二百余户，壮丁二三百人，间有纳租者。氹仔百姓，洋人收房地租、人口租，每人勒收半元之谱，遇红白事均收租，该处迄未照缴。住户、铺户七八百户，壮丁二三千人。以上各村住户、铺户，遇有本澳生意钱债各争讼，均在洋人处控告，其余紧要各讼事，赴地方官控告。澳门规费，闱姓充规三万六千元、赌规十三万、白鸽票二万、鱼栏一万、牛栏数千元、鱼栏数千元、猪栏数千元、盐埠三四千元。住户、铺户、业主每年收租银百元，洋人抽一成，住铺客抽五厘。以上各项，共收房地租、充规，通共在百万之间。西洋人不满千数，兵丁不满四百人，唐人绿衣不过一百人，兵船仅一号。这里详细地报导了居住澳门各村华人向澳门政府交纳地租银及业钞银的情况，从当时的情况看不向澳门政府交租者仅望厦一村。《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候补知府富纯等为遵查澳门地界等情并严防葡人侵占事禀文》，第275—281页；张之洞于9月15日上慈禧太后及光绪奏章所载此事与富纯所奏大同小异，但张之洞奏疏中提到：“至词讼案件，其口角钱债细故，或由葡人就近处理，若人命重案，仍归香山县控告办理，甚至围墙以内遇有重案，往往由详官照会香山县归案办理，”此为富纯奏疏未提。《张之洞全集》第1册《奏议》22《再陈澳界胶葛立约必宜缓定折》。《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候补知府富纯等为遵查澳门地界等情并严防葡人侵占事禀文》，第279—281页。《张之洞全集》第l册《奏议》22《再陈澳界胶葛立约必宜缓定折》所载与富纯报告有所不同。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8月9日，澳门政府颁布第114号省训令，澳督柯高批准议事公局将风顺堂区和大堂区的两所女校合并，统称为“中央女校（Escola Central do Sexo Feminino）”, 并将中央女校迁入原属于风信堂区学校的校舍中。由艾特尔维拉‧奥索里奥（Etelvira de Assunção Osório）任校长，另有4名教师。1897年该校教学章程获得通过，所设课程十分齐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8月9日，澳门政府颁布第114号省训令，澳督柯高批准议事公局将风顺堂区和大堂区的两所女校合并，统称为“中央女校（Escola Central do Sexo Feminino）”, 并将中央女校迁入原属于风信堂区学校的校舍中。由艾特尔维拉‧奥索里奥（Etelvira de Assunção Osório）任校长，另有4名教师。1897年该校教学章程获得通过，所设课程十分齐全。A.H.de Oliveira Marques, 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 Vol.3, pp.532—533; 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58.

《知新报》第一百二十四期刊登《荣禄主谋结拳匪攻西人信据》、《抄白董福祥复荣禄书》、《洋兵攻夺天津详情》、《各省闹教汇录》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使用。《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民国七年(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8月9日，澳门西政务厅出示晓谕，政府准备将田街(望厦)第2、4、6、8、10、12、14、16、18、20、22、24及第5、7、9、11、13、15、17、19等号房屋买收拆毁，所有关涉人等到本厅查阅案宗图卷，如有申诉，即行声明。

民国七年(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8月9日，澳门西政务厅出示晓谕，政府准备将田街(望厦)第2、4、6、8、10、12、14、16、18、20、22、24及第5、7、9、11、13、15、17、19等号房屋买收拆毁，所有关涉人等到本厅查阅案宗图卷，如有申诉，即行声明。《澳门政府宪报》1918年第33号，第613页。

民国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8月9日，英国驻里斯本使馆的一份报告称：1914年从香港运入澳门的鸦片为616箱，1915年为500箱，1916年为500箱，1917年为450箱，1918年为300箱，1919年为469箱。这六年时间内，平均每年运到澳门的鸦片数量为473箱。

民国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8月9日，英国驻里斯本使馆的一份报告称：1914年从香港运入澳门的鸦片为616箱，1915年为500箱，1916年为500箱，1917年为450箱，1918年为300箱，1919年为469箱。这六年时间内，平均每年运到澳门的鸦片数量为473箱。英国档案局：CO129/465，英国使馆，里斯本，1920年8月9日，转引自杰弗里．C. 冈恩：《澳门史：1557─1999》第4章，第127页。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8月9日，广东督军致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信称，某些造反者在澳门这块葡萄牙的殖民地上运作著一个“秘密的、革命的政治中心”。在这些人中，即有前广东陈炯明政府的高官，他们曾经都是国民党和孙中山追随者。广东督军请求葡萄牙人协助，抓住这些“造反者”，关闭这个中心，并引渡他们。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8月9日，广东督军致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信称，某些造反者在澳门这块葡萄牙的殖民地上运作著一个“秘密的、革命的政治中心”。在这些人中，即有前广东陈炯明政府的高官，他们曾经都是国民党和孙中山追随者。广东督军请求葡萄牙人协助，抓住这些“造反者”，关闭这个中心，并引渡他们。此广东督军不知何人？1923年时广东省省长为廖仲恺，卫戍总司令为杨希闵，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3卷，第1648页。AH/GGM/1，“督军致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1923年8月9日，转引自杰弗里．C. 冈恩：《澳门史：1557─1999》第5章，第159页。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8月9日，俄罗斯钢琴家利奥．波多布斯基(Leo Podobsky)在域多利影院进行钢琴表演。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8月9日，俄罗斯钢琴家利奥．波多布斯基(Leo Podobsky)在域多利影院进行钢琴表演。飞历奇：《澳门电影历史“默片时代”》，载《文化杂志》第17期，1993年。

民国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8月9日，澳督戴思乐邀请全澳名流绅商，商讨解决澳门食米供应问题，并即席组成澳门居民粮食互助委员会。由寓居澳门的前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冯祝万担任主席，镜湖医院主席刘叙堂担任副主席，戴思乐担任名誉主席，经济局局长罗保担任名誉顾问，常务委员有林子丰、高可宁、高福耀及钟子光等。粮助会以官民合作的方式运作，其资本金采取借款方式，由政府担任，准备集资300万元，政府垫支50万元，其余250万元由各殷商分认，以所集资金向内地购买谷米，支付欠费后以最廉价交由米店零售。该会在数日内即购回谷米数干担，有效舒缓了食米的压力。

民国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8月9日，澳督戴思乐邀请全澳名流绅商，商讨解决澳门食米供应问题，并即席组成澳门居民粮食互助委员会。由寓居澳门的前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冯祝万担任主席，镜湖医院主席刘叙堂担任副主席，戴思乐担任名誉主席，经济局局长罗保担任名誉顾问，常务委员有林子丰、高可宁、高福耀及钟子光等。粮助会以官民合作的方式运作，其资本金采取借款方式，由政府担任，准备集资300万元，政府垫支50万元，其余250万元由各殷商分认，以所集资金向内地购买谷米，支付欠费后以最廉价交由米店零售。该会在数日内即购回谷米数干担，有效舒缓了食米的压力。《华侨报》1943年8月10日、8月11日、8月12日及8月19日；另参见李俊：《抗战时期澳门米荒问题研究》，第36页。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8月9日，澳门文艺周刊《迅雷》面世。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8月9日，澳门文艺周刊《迅雷》面世。郑炜明：《澳门文学：1591-1999》，载《澳门史新编》第4册，第1181页。

1976年8月9日，澳门立法会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李安道总督强调取得本地区财政自主、维持与葡萄牙行政联系的重要，并呼吁市民参与本地区的政治生活。立法会临时主席何贤提出优先促进“和平共存”，改善社会条件，加速经济发展，呼吁澳门政府与立法会合作。

镜湖医院领导与中国致公党嘉宾们合照留影。 左二起：梁志辉、卓可党、许志猛、黄鼎臣、方大维、梁秀珍。

前排左起：黄鼎臣、许志猛、梁秀珍、梁志辉； 后排左起：方大维、卓可党。

1984年8月9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黄鼎臣先生、副主席许志猛先生、致公党广东省委员会联络副处长卓可党先生来镜湖医院参观。 前排左起：黄鼎臣、许志猛、梁秀珍、梁志辉； 后排左起：方大维、卓可党。

1984年8月9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黄鼎臣先生、副主席许志猛先生、致公党广东省委员会联络副处长卓可党先生来镜湖医院参观。 左二起：梁志辉、卓可党、许志猛、黄鼎臣、方大维、梁秀珍。

1987年8月9日，澳督文礼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抵澳履新。

1989年8月9日，澳门发现一宗爱滋病，患者为法籍娱乐业从业员。

1992年8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私人访澳半天。

2002年8月9日，廉政公署公布以伪造菲律宾驾驶执照换领澳门驾驶执照事件，怀疑涉案人士共600多名，涉及金额逾230万澳门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