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亚太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在第四十六届世界遗产大会举办期间,揭晓2024年《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案例奖》获奖名单,“澳门记忆”获“卓越之星奖”。
“澳门记忆”推出“浮光百年 承载辉煌──新马路街区图片征集”,联乘新马路街区内的多个商户,诚邀市民分享有关新马路的老照片和相关回忆,征集期由即日至2024年9月30日。
有奖问答游戏的得奖结果出炉!每位得奖者可获珍藏版古地图澳门通乙张。澳门记忆团队已透过得奖者注册会员时登记之流动电话号码,以短讯形式发送得奖通知,再次感谢会员们的支持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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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七年(1579年1月27日─1580年1月15日)7月25日,范礼安神父抵达日本。不久,即召开日本全体教士会议,讨论及决定有关传教的重大问题。在会上范礼安提出:“在中国澳门港建立一所拥有1500杜卡多(ducado)定期收入的学院。其目的是为了那些前往日本,以及有关中国、暹罗、科钦支那和其他地域的新生改宗事业,从欧洲派遣而来的人们,应该在那里培养30名耶稣会士。”杜卡多(ducado)是旧时欧洲许多国家通用的金币,1杜卡多相当于中国银1两(tael),约合白银37. 59克,与另一种古金币克鲁扎多(Cruzado)价值等同。科钦支那即交趾支那,指越南。井手胜美:《キリシタン思想史研究序说》,第439—440页,转自戚印平:《澳门圣保禄学院新探》,第27页。
万历十五年(1587年2月7日─1588年1月27日)7月25日,丰臣秀吉(とよとみひ ごよし)发布驱逐传教士令,日本禁教开始。先是,16世纪80年代,丰臣秀吉开始亲自同葡萄牙人进行白银、生丝和黄金贸易。但他与葡萄牙人发生分歧:一是宗教问题,一是国家礼仪问题。自从弗兰西斯科•沙勿略到达日本以后,耶稣会在日本发展极为迅速,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从农民到丰臣秀吉的侍从,都改信了基督教。许多信奉基督教的大名开始捣毁本地的神殿,甚至有些大名强迫他们控制下的农民改变信仰。天主教的发展导致了传教士们的过于自信。据载,当时长崎耶稣会代理大主教加斯帕尔•科埃略(Gaspar Coelho)的行为举止与日本大名几乎一模一样,甚至乘坐装备有大炮的轻型船舰四处周游。耶稣会的发展及传教士的行为,再也难为丰臣秀吉容忍,遂在加斯帕尔•科埃略的船上与之会见,并颁布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传教士在20天内离开日本。然而,由于丰臣秀吉在澳门—长崎的贸易中占有很大的投资份额,使这项驱逐令并没有真正执行,但给耶稣会一个严重的警告。
万历十五年(1587年2月7日─1588年1月27日)7月25日,丰臣秀吉(とよとみひ ごよし)发布驱逐传教士令,日本禁教开始。先是,16世纪80年代,丰臣秀吉开始亲自同葡萄牙人进行白银、生丝和黄金贸易。但他与葡萄牙人发生分歧:一是宗教问题,一是国家礼仪问题。自从弗兰西斯科•沙勿略到达日本以后,耶稣会在日本发展极为迅速,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从农民到丰臣秀吉的侍从,都改信了基督教。许多信奉基督教的大名开始捣毁本地的神殿,甚至有些大名强迫他们控制下的农民改变信仰。天主教的发展导致了传教士们的过于自信。据载,当时长崎耶稣会代理大主教加斯帕尔•科埃略(Gaspar Coelho)的行为举止与日本大名几乎一模一样,甚至乘坐装备有大炮的轻型船舰四处周游。耶稣会的发展及传教士的行为,再也难为丰臣秀吉容忍,遂在加斯帕尔•科埃略的船上与之会见,并颁布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传教士在20天内离开日本。然而,由于丰臣秀吉在澳门—长崎的贸易中占有很大的投资份额,使这项驱逐令并没有真正执行,但给耶稣会一个严重的警告。苏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第6章,第158—159页,但荣振华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797页称:1587年7月24日,丰臣秀吉放逐日本的66名耶稣会士,他们退避澳门。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1月31日─1605年2月17日)6月27日,荷兰船队在韦麻郎司令的指挥下从大泥(Patane)启航。7月25日航至广东附近之澳门,因警惕澳门葡人袭击,遂漂泊于附近海岸。他们要求到广州互市,由于葡萄牙人对广东的影响,要求被拒绝。28日,海上飓风骤起,更无法在澳门靠岸,遂改变航向向东。于8月7日抵达澎湖,并派华人李锦返漳州,要求通商。福建当局得知韦麻郎占领澎湖后,遂让李锦返回,告知荷兰人撤出澎湖。开始荷兰人抗命不从,福建巡抚徐学聚下令总兵施德政与浯屿把总沈有容驱逐荷兰人。最后,在明廷的压力下,韦麻郎不得已于12月15日率船队撤离澎湖。韦麻郎:《航海日记》,转自廖汉臣:《韦麻郎入据澎湖考》,载《文献专刊》创刊号。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5月3日,康熙南巡抵杭州,浙江、福建传教士11人在杭州候驾,这11人为浙江代理代牧弗朗索瓦•孟尼(François de Montigny)、福建代理代牧董默觉(François Le Breton)、多明我会士巴禄茂(Bartolomeu Carvalho)、万多默(Tomás Croguer)、万济国(Francisco Cantero)、赖鸣远(António Diaz)、罗森铎(Francisco Gonzales de San Pedro)、山兰若(Juan Caballero y Esquivel)、艾毓翰(Juan Astudillo)、山若谷(Francisco Caballero)、郭多禄(Pedro Muñoz)。直郡王多罗接见11名教士,盘问是否愿意遵守利玛窦规矩,教士们回答不能遵守。又问是否愿意留在中国修道而不传教,回答仍是不愿意。直郡王将此事禀告康熙,康熙大怒,下谕:将弗朗索瓦•孟尼等10人驱逐前往澳门,郭多禄在广东天主堂居住。6月18日,这一批多明我会士抵达广州,7月24日夜抵达澳门,但至澳门者只有7名多明我会士。到澳门后,这批支持铎罗主教立场的多明我会士立刻感受到了澳门政府的敌意,澳督戴冰玉及一些澳门的高级神职人员处处为难他们。25日下午3时,这批多明我会士才住进板樟堂内。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5月3日,康熙南巡抵杭州,浙江、福建传教士11人在杭州候驾,这11人为浙江代理代牧弗朗索瓦•孟尼(François de Montigny)、福建代理代牧董默觉(François Le Breton)、多明我会士巴禄茂(Bartolomeu Carvalho)、万多默(Tomás Croguer)、万济国(Francisco Cantero)、赖鸣远(António Diaz)、罗森铎(Francisco Gonzales de San Pedro)、山兰若(Juan Caballero y Esquivel)、艾毓翰(Juan Astudillo)、山若谷(Francisco Caballero)、郭多禄(Pedro Muñoz)。直郡王多罗接见11名教士,盘问是否愿意遵守利玛窦规矩,教士们回答不能遵守。又问是否愿意留在中国修道而不传教,回答仍是不愿意。直郡王将此事禀告康熙,康熙大怒,下谕:将弗朗索瓦•孟尼等10人驱逐前往澳门,郭多禄在广东天主堂居住。6月18日,这一批多明我会士抵达广州,7月24日夜抵达澳门,但至澳门者只有7名多明我会士。到澳门后,这批支持铎罗主教立场的多明我会士立刻感受到了澳门政府的敌意,澳督戴冰玉及一些澳门的高级神职人员处处为难他们。25日下午3时,这批多明我会士才住进板樟堂内。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22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总管内务府为知照颁给印票与否西洋人等名单事致礼部咨文》,第82页;José Marí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2, pp.63—64.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7月25日,马戛尔尼一行抵达大沽口。8月2日,将英船运载来送给乾隆皇帝祝寿的礼品搬运上岸,这些礼品共有19件物品,如天象仪、太阳系仪、地球仪、闹钟、手表、乐器、兵器、车辆、船式、枝式挂灯,还有一架从澳门的英商享利•布朗那里买来的望远镜,价值达13124镑。这些礼品大多是英国制造“精巧、实用、美丽的制品”。但从澳门上船的韩纳庆、南弥德神父不许上岸。中国官员称,他们必须返回澳门向两广总督申请入境,这是不可变更的程式。[1] [1]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201—202页;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51—57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l册《浙江巡抚长麟奏报查明英国使臣船只人数及改期开行日期折》,第530页;《直隶总督梁肯堂奏复遵旨行知各属务令英贡使于七月二十日后行抵热河折》,第531页;何伟亚(James L. Hevia):《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107—109页,引《马戛尔尼日记》。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7月25日,马戛尔尼一行抵达大沽口。8月2日,将英船运载来送给乾隆皇帝祝寿的礼品搬运上岸,这些礼品共有19件物品,如天象仪、太阳系仪、地球仪、闹钟、手表、乐器、兵器、车辆、船式、枝式挂灯,还有一架从澳门的英商享利•布朗那里买来的望远镜,价值达13124镑。这些礼品大多是英国制造“精巧、实用、美丽的制品”。但从澳门上船的韩纳庆、南弥德神父不许上岸。中国官员称,他们必须返回澳门向两广总督申请入境,这是不可变更的程式。[1] [1]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201—202页;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51—57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l册《浙江巡抚长麟奏报查明英国使臣船只人数及改期开行日期折》,第530页;《直隶总督梁肯堂奏复遵旨行知各属务令英贡使于七月二十日后行抵热河折》,第531页;何伟亚(James L. Hevia):《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107—109页,引《马戛尔尼日记》。
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7月l5日,英国驻华全权特使、商务总监律劳卑(Lord Napier)抵达澳门。其机构的职员组成如下:第二监督由德庇时先生担任;第三监督由乔治·罗宾逊爵士担任。由哈威·阿斯德尔(John Harvey Astell)出任秘书;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为中文秘书及翻译;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上校为主随从官;郭雷枢任医生,亚历山大·安德逊任助理医生。乔治·瓦谢尔(George H.Vachell)正在从英格兰来华的路上,他出任使团牧师。总监的私人秘书官为参逊(Alexander R.Johnston)先生。7月l9日,东印度公司广州与澳门的商行奉命正式停止运作。7月25日上午,他们到达广州,入驻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商馆。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7月l5日,英国驻华全权特使、商务总监律劳卑(Lord Napier)抵达澳门。其机构的职员组成如下:第二监督由德庇时先生担任;第三监督由乔治·罗宾逊爵士担任。由哈威·阿斯德尔(John Harvey Astell)出任秘书;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为中文秘书及翻译;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上校为主随从官;郭雷枢任医生,亚历山大·安德逊任助理医生。乔治·瓦谢尔(George H.Vachell)正在从英格兰来华的路上,他出任使团牧师。总监的私人秘书官为参逊(Alexander R.Johnston)先生。7月l9日,东印度公司广州与澳门的商行奉命正式停止运作。7月25日上午,他们到达广州,入驻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商馆。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56—58页;马礼逊夫人:《马礼逊回忆录》,第301—302页。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月23日─1842年2月9日)7月21日,海面飓风陡发,海涛山立,大雨倾盆,日夜不息。打碎英人香港房寮、码头,并漂没英人货船、兵船,夷目仅查尔斯·义律一名逃至澳门,余者尚未有下落。25、26两日,飓风又作,较前更大。道光皇帝得悉奏报后,降谕旨发去大藏香二十炷,著奕山等分诣各庙宇虔诚行礼。并称英人等恶贯满盈,竟遭天谴。著即查拿逃澳英人义律,赶紧收复香港。这次台风对澳门也产生巨大破坏,在澳门附近的英美等国船只有6艘船沉没,其中纵帆船“玫瑰(Rose)”号除一名澳门葡人外,全船人员遇难,其他失事、冲上岸以及受损的船只有二十多艘。《清宣宗道光实录》卷353,道光二十一年六月辛亥。Chinese Repository, Vol.10, No.7, pp.421—424.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月23日─1842年2月9日)7月25日,澳门富商安东尼奥·多斯李美雕(António dos Remédios)在风顺堂区逝世,终年71岁。他是澳门土生李美雕家族的第一代,其父母均为18世纪在澳门居住的华人,后信奉天主教取葡文姓氏,从而进入葡人社会。李美雕1770年生于澳门大堂区,由于善于经商,迅速致富。1815年出任澳门议事会商务监理。他积极投身澳门的社会公共活动,加入自由党,拥护共和,反对专制,坚决与澳门保守派进行斗争。1824年出任议事会议员。后因巴波沙自由派政府倒台,他被迫逃至广州避难。1791年他与土生葡人女子利达·佩雷斯(Rita António de Sousa Peres)结婚,夫妇两人生育16名子女,在其后的百年间,繁衍了604人,成为澳门颇具影响的土生家族。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月23日─1842年2月9日)7月25日,澳门富商安东尼奥·多斯李美雕(António dos Remédios)在风顺堂区逝世,终年71岁。他是澳门土生李美雕家族的第一代,其父母均为18世纪在澳门居住的华人,后信奉天主教取葡文姓氏,从而进入葡人社会。李美雕1770年生于澳门大堂区,由于善于经商,迅速致富。1815年出任澳门议事会商务监理。他积极投身澳门的社会公共活动,加入自由党,拥护共和,反对专制,坚决与澳门保守派进行斗争。1824年出任议事会议员。后因巴波沙自由派政府倒台,他被迫逃至广州避难。1791年他与土生葡人女子利达·佩雷斯(Rita António de Sousa Peres)结婚,夫妇两人生育16名子女,在其后的百年间,繁衍了604人,成为澳门颇具影响的土生家族。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3, p.31; 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第165—166页。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7月25日,澳门船厂东家、西家就船厂行规分歧,经华政衙门调解,达成协议。先是船厂西家伪称经奉官命“凡欲入行者每人每日科银1仙,另入行银2元,其未入行者则每日科银3分6厘”。船厂东家以为不妥。7月17日,双方各举出代表人三位,齐集华政衙门互相议妥:“惟愿入行者照科,不愿入行者听,行中不得强勒。至于行中为收此银定于每礼拜日一次用二人,只在船厂门口收取,不得径入厂内索取。如有收银滋事或迫人入行,一经发觉,俱定以入监之罪。”此时澳门船厂东家有:生和陈结、佑隆吴勇、德源李华、新万利潘闰、生隆亚行、裕隆亚和、新德隆亚永、新万满潘煜、合隆亚敬、海顺利亚绩。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7月25日,澳门船厂东家、西家就船厂行规分歧,经华政衙门调解,达成协议。先是船厂西家伪称经奉官命“凡欲入行者每人每日科银1仙,另入行银2元,其未入行者则每日科银3分6厘”。船厂东家以为不妥。7月17日,双方各举出代表人三位,齐集华政衙门互相议妥:“惟愿入行者照科,不愿入行者听,行中不得强勒。至于行中为收此银定于每礼拜日一次用二人,只在船厂门口收取,不得径入厂内索取。如有收银滋事或迫人入行,一经发觉,俱定以入监之罪。”此时澳门船厂东家有:生和陈结、佑隆吴勇、德源李华、新万利潘闰、生隆亚行、裕隆亚和、新德隆亚永、新万满潘煜、合隆亚敬、海顺利亚绩。《澳门政府宪报》1906年7月28日第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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