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亚太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在第四十六届世界遗产大会举办期间,揭晓2024年《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案例奖》获奖名单,“澳门记忆”获“卓越之星奖”。
“澳门记忆”推出“浮光百年 承载辉煌──新马路街区图片征集”,联乘新马路街区内的多个商户,诚邀市民分享有关新马路的老照片和相关回忆,征集期由即日至2024年9月30日。
有奖问答游戏的得奖结果出炉!每位得奖者可获珍藏版古地图澳门通乙张。澳门记忆团队已透过得奖者注册会员时登记之流动电话号码,以短讯形式发送得奖通知,再次感谢会员们的支持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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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2月7日─1607年1月27日)4月3日,荷兰海军上将科尔内留斯•马特利夫(Cornelius Matelieff)率船11艘、士卒700人航抵马六甲,寄泊于离市区半里格之港外,并与搁浅在对岸的4艘葡船交火。后又开始攻城,然炮火不强,仅有一弹命中圣保禄教堂,葡方亦有一弹击中一艘荷船。双方并无大的伤亡。5月17日,荷兰国王之弟彭苏率战船50艘、士卒3000名赶至马六甲增援,柔佛亦派马来军增援,荷方势力大增。18日,荷军300人、马来军800人强行登陆,与葡军400人及黑人士兵若干交战,葡军败退。荷军又征马来军200人,作围城之举。葡人炮兵迎击。葡方又从邻邦及彭亨搬来援军。双方相持不下。至8月,从印度驶来大批援军,计有大舶16艘,巨艇4艘,帆船1艘,快艇14艘,欧洲军3754人,土著兵约有7000~8000人。8月18日,葡荷舰队再战于拉家渡岬(Cape Rormosa),荷方毁船2艘,死士卒24人,伤者无数。葡方亦毁船2艘,士卒死者达500~600人,并有副司令及军官10人阵亡。10月17日,科尔内留斯•马特利夫获悉有全副武装之葡舰保护货船驶往马六甲,遂率舰队在途中埋伏拦截。21日夜,荷葡再战,双方恶斗至次日早晨,科尔内留斯•马特利夫下令火攻,葡军大败,18艘战舰被俘被毁者过半,士卒军官伤亡者达6000人。经此一役,葡人在马六甲海峡元气大伤,马六甲海峡的控制亦归于荷兰。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2月7日─1607年1月27日)4月3日,荷兰海军上将科尔内留斯•马特利夫(Cornelius Matelieff)率船11艘、士卒700人航抵马六甲,寄泊于离市区半里格之港外,并与搁浅在对岸的4艘葡船交火。后又开始攻城,然炮火不强,仅有一弹命中圣保禄教堂,葡方亦有一弹击中一艘荷船。双方并无大的伤亡。5月17日,荷兰国王之弟彭苏率战船50艘、士卒3000名赶至马六甲增援,柔佛亦派马来军增援,荷方势力大增。18日,荷军300人、马来军800人强行登陆,与葡军400人及黑人士兵若干交战,葡军败退。荷军又征马来军200人,作围城之举。葡人炮兵迎击。葡方又从邻邦及彭亨搬来援军。双方相持不下。至8月,从印度驶来大批援军,计有大舶16艘,巨艇4艘,帆船1艘,快艇14艘,欧洲军3754人,土著兵约有7000~8000人。8月18日,葡荷舰队再战于拉家渡岬(Cape Rormosa),荷方毁船2艘,死士卒24人,伤者无数。葡方亦毁船2艘,士卒死者达500~600人,并有副司令及军官10人阵亡。10月17日,科尔内留斯•马特利夫获悉有全副武装之葡舰保护货船驶往马六甲,遂率舰队在途中埋伏拦截。21日夜,荷葡再战,双方恶斗至次日早晨,科尔内留斯•马特利夫下令火攻,葡军大败,18艘战舰被俘被毁者过半,士卒军官伤亡者达6000人。经此一役,葡人在马六甲海峡元气大伤,马六甲海峡的控制亦归于荷兰。张礼千:《马六甲史》第2章,第197—199页。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1月28日─1608年2月15日)8月18日,荷兰海军上将科尔内留斯•马特利夫率4艘荷兰船只共计551人前往中国,并在海上与广东官员谈判,要求进入广州通商。葡萄牙人利用各种机会破坏这次谈判,荷人入广州贸易遭拒。科尔内留斯•马特利夫当时给广州中国官员写了一封信称:“我是按照荷兰国王的命令,前来位于珠江的南头。我的目的是进行贸易,为此,我带来了许多现金和货物。我来到以后,受到葡萄牙人的阻挠。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不是您的命令。我不愿意与葡萄牙人拼斗,当时我们只有3艘船,他们有6艘。当时我的船上满载现金和货物,葡萄牙人的船是空的,所以我决定离去。如果您决定允许荷兰人来广州贸易,请您一有可能便写封信至北大年、柔佛或万丹。收到后,我们将全副武装前来,这样葡萄牙人不敢跟我们拼斗。在此给您送上我从日本人手中救回的十名华人。既然我不能够为您效劳,至少我把这些华人送还给您。请您相信,荷兰人永远是中国人的朋友。”但广州方面并未给予回信。后来科尔内留斯•马特利夫又言:“假如我们要寻求贸易机会,就只能前往广州。因为中国皇帝颁令,漳州可以发舶前往各国,但不准外国人前去。与此相反,外国人可到广州,但不许华船从广州前往外国,违者处以重刑。”W.P.Groeneveldt, De Nederlanders in China, De eerste bernoeiingen om den handel in China en de vestiging in de Pescadores, 1601—1624, pp.34—35.包乐史:《中荷交往史(1601—1999)》,第40页。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2月19日-1701年2月7日)8月18日,澳门船“圣佩德罗•圣保禄(S. Pedro e S. Paulo)”号赴帝汶进行贸易。该船现任船主为澳门富商华猫殊(Manuel Favacho),但至少在1689年前属努内斯•卡瓦略(Francisco Nunes de Carvalho)和维埃拉•席尔瓦(José Vieira da Silva)所有。不久,澳门船“拯救圣母”号也开赴帝汶。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1, p. 223, p. 239; 雷戈:《澳门与巴西的直接关系:一个不可实现的梦想》,载《文化杂志》第22期,1995年;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9.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2月5日-1705年1月24日)8月7日,英国东印度公司3艘商船即“斯特雷塞姆(Stretham)”号、“肯特(Kent)”号及“伊顿(Eaton)”号到达澳门,“斯特雷塞姆”号大班布鲁斯特(Brewster)和“肯特”号大班爱德华•赫里斯(Edward Herris)去广州商讨丈量船只之事,并请来了粤海关监督官员和行商黎安官前来对船进行丈量。当时粤海关官员提出交纳船钞1500两,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同意只需900两。18日,布鲁斯特将船驶进黄埔进行贸易。“斯特雷塞姆”号从马德拉斯塔往中国的途中,运了一些鸦片到亚齐出卖,每巴赫(bahar)售银220两,截至此时,尚无鸦片运到中国的记载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2月5日-1705年1月24日)8月7日,英国东印度公司3艘商船即“斯特雷塞姆(Stretham)”号、“肯特(Kent)”号及“伊顿(Eaton)”号到达澳门,“斯特雷塞姆”号大班布鲁斯特(Brewster)和“肯特”号大班爱德华•赫里斯(Edward Herris)去广州商讨丈量船只之事,并请来了粤海关监督官员和行商黎安官前来对船进行丈量。当时粤海关官员提出交纳船钞1500两,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同意只需900两。18日,布鲁斯特将船驶进黄埔进行贸易。“斯特雷塞姆”号从马德拉斯塔往中国的途中,运了一些鸦片到亚齐出卖,每巴赫(bahar)售银220两。截至此时,尚无鸦片运到中国的记载。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33—134页。
雍正四年(1726年2月2日-1727年1月21日)8月18日,被雍正皇帝流放到青海的穆经远神父去世。穆经(又作敬)远,字若望,1681年生于葡萄牙,1694年加入耶稣会,1700年到达澳门,1705年在澳门完成学业后被授予圣职。他于1710年前后前往北京,1712年攻读数学和满文。1716年11月18日,当时的北京神学院院长骆保禄(João Paulo Gozani)神父称他为优秀的教徒,他是唯一受康熙皇帝本人、其子女和朝廷高官们尊重的人。他还曾亲自为苏努亲王全家授洗。雍正帝登极伊始,穆经远被诬控参与皇弟阴谋一案,因而随同允禧被发配到青海。穆神父在青海照常传教,在苏努家人的协助下在青海地区劝化了几家教外人,造了几处圣堂。此事更加激怒了雍正帝,雍正四年二月(1726年4月)下令将穆神父“立即九条锁拏解来京”。当雍正帝得知麦德乐使团来京消息后,立即密令将穆神父处死。穆神父刚返回青海不久,于本日中毒而亡。
雍正四年(1726年2月2日-1727年1月21日)8月18日,被雍正皇帝流放到青海的穆经远神父去世。穆经(又作敬)远,字若望,1681年生于葡萄牙,1694年加入耶稣会,1700年到达澳门,1705年在澳门完成学业后被授予圣职。他于1710年前后前往北京,1712年攻读数学和满文。1716年11月18日,当时的北京神学院院长骆保禄(João Paulo Gozani)神父称他为优秀的教徒,他是唯一受康熙皇帝本人、其子女和朝廷高官们尊重的人。他还曾亲自为苏努亲王全家授洗。雍正帝登极伊始,穆经远被诬控参与皇弟阴谋一案,因而随同允禧被发配到青海。穆神父在青海照常传教,在苏努家人的协助下在青海地区劝化了几家教外人,造了几处圣堂。此事更加激怒了雍正帝,雍正四年二月(1726年4月)下令将穆神父“立即九条锁拏解来京”。当雍正帝得知麦德乐使团来京消息后,立即密令将穆神父处死。穆神父刚返回青海不久,于本日中毒而亡。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11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川陕总督岳钟琪奏报差员解送西洋人穆觐远进京折》,第148页及《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报西洋人穆觐远病故折》,第152页;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第668—670页;林若翰:《中国葡萄牙外交关系史:耶稣会教士安东尼奥.德.马加良斯神父与受康熙委派觐见唐.若奥五世的使团(1721—1725)》第3章,第133页。雍正皇帝处死穆经远的原因是,1722年时,康熙帝问穆神父哪位皇子适合继承王位,穆神父回答是“九王爷才智过人,而且热爱百姓,有皇家之才干”,然这话被后来继位的雍正帝得知,这就成了穆神父的死因(文德泉:《耶稣会士于澳门开教四百周年》之《穆敬远传》,第51页)。此问题最佳研究见德礼贤(Posquale M.D'Elias.I.):《遥远的国度及1681—1726间中国传教士耶稣会穆敬远神父之惨死:从大部分未刊文献看历史与传说(Illontano confino e la tragica morte del P.Joço Mourço S.I.: missionario in china 1681—1726: neuo storia e nella leggenda Secordo documenti in gran parte inediti)》,第604页,里斯本,1963年。
雍正十年(1732年1月27日-1733年2月13日)8月18日,果阿出生的年轻贵族阿马拉尔•梅内塞斯(António de Amaral Meneses)就任澳门总督。他于本月12日乘“海盗”号船抵达澳门。与他同船抵达的还有澳门大法官莫雷拉•苏沙、仲裁员马塞多•内托(Manuel de Macedo Neto)。王室大法官莫雷拉•苏沙抵澳后,被授权逮捕已经结束任期的澳督巴力度,给他戴上镣铐,押往果阿审判。被革职的前王室大法官万威•味先地•罗咱因唆使巴力度迫害莫雷拉•苏沙也同时被押往果阿审判。马塞多•内托则是果阿派来澳门调查莫雷拉•苏沙冤案的专案员。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XⅧ,p.328.
乾隆十四年(1749年2月17日-1750年2月6日)8月18日,两广总督硕色就澳门葡人亚马卢.罗博、晏多尼打死民人李廷富、简亚二弃尸海中一案照会葡萄牙国王。照会全文如下: 总督广东广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纪录六次硕,为钦奉恩旨,行文照会事。案准刑部咨开澳门夷人亚马卢、晏多尼打死民人李廷富、简亚二弃尸海中一案。 外洋夷人贸易内地,自应遵守法律,其有敢于逞凶之徒,应严法重惩,以警其不驯之性。此案李廷富等,纵使行窃属实,亦非应死之犯,该夷何得擅行打死,复弃尸灭迹,强横玩法,莫此为甚。亚马卢等擅杀二命,应照例拟以一人一抵。今仅拟杖流,复令彼国自行安插,殊非政体。况人命重案,不候题复,而该夷目遽称附船解往地满,又安知非该夷目将夷犯徇隐藏匿,假捏支吾?应令总督确查,夷目有无贿纵。勒提亚马卢等到案,严审妥拟等因,具题。乾隆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奉旨:此案亚马卢等致死民人李廷富、简亚二,弃尸海中。虽据供,因获窃殴毙,而夷人等复为之质证,安知非扶同袒徇,另有致死别情?乃该督等仅照律拟以杖流,且令彼国自行安插。经部两次驳诘,诚为允当。但念该夷向来尚属守法,而遣回之亚马卢等,既远隔重洋,姑从宽、免其提缉,照该督等所议完结。嗣后遇有此等案件,务宜详细研鞫,执法惩究。不可徒事姑息,以长夷人骄纵之习,余依议。钦此。 移咨到本部院为照: 澳夷来自西洋,荷蒙圣朝柔远之仁,准令寄寓经营。百余年来,生齿日繁,安居乐业。各宜感戴天恩,恪守法纪。至兵头夷目,均系该国夷官,尤应约束番众,毋许顽梗滋事,庶于该国,则无忝差委之任,而于天朝亦不失恭顺之诚。 乃旧兵头若些,桀骜无知,乖张任性,往往纵容番众,滋生事端。即如上年,夷人亚马卢等,擅将民人李廷富等打死,旧兵头竟袒徇庇护,匿不交犯。后经三巴和尚及夷目番众晓以大义,旧兵头方始将犯交审。及内地官员审讯之后,因澳夷系属教门,服食起居不变,故俯顺夷情,暂交夷目羁管。而若些复不候示行,辄将亚马卢.罗博等潜自发往地满。且上年更有纵容番夷私拆税馆栅栏之事。平日复纵令夷人恃强肆横,欺视商民,种种妄为,不一而足。是全不知天朝容留覆载之恩,似此狂悖无知,本部院何难执法,奏请惩创。 第念阖澳番夷,贤愚不等,而寺僧夷目尤明大义。且该国王曾于雍正五年遣使进贡,向化输诚。今奚忍以兵头一人之过而累及阖澳群夷?是以仍将亚马卢一案照原拟题复。今钦奉谕旨,宽免提缉。盖念番夷寄居年久,向来尚知守法,故恩施格外,以示怀柔。但天朝法纪,惩恶维严,圣德矜原,难邀再沛。除出示晓谕兵头、夷目及寺僧、番众人等遵照外,为此照会。该国王即便钦遵谕旨,一体转饬住澳番夷,嗣后务各遵循法度,和辑商民,恪尽恭顺之道,则经营可以久远,乐土可以长栖。倘或仍踵前习,违犯科条,本部院惟有钦遵谕旨,执法惩创,则阖澳番夷,皆干罪谴矣。国王其上体天朝柔远之恩,下保番众经营之业,严饬加谨恭顺,遵守法纪。仍即见复施行,须至照会者。右照会西洋国王。乾隆十四年七月初六日。[1] [1]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保险箱,LR.383《两广总督奉旨致葡萄牙国王的照会(1749)》,载《葡萄牙图书馆档案馆藏中文文献:1668—1871》,第64—74页。
乾隆十四年(1749年2月17日-1750年2月6日)8月18日,两广总督硕色就澳门葡人亚马卢.罗博、晏多尼打死民人李廷富、简亚二弃尸海中一案照会葡萄牙国王。照会全文如下:总督广东广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纪录六次硕,为钦奉恩旨,行文照会事。案准刑部咨开澳门夷人亚马卢、晏多尼打死民人李廷富、简亚二弃尸海中一案。外洋夷人贸易内地,自应遵守法律,其有敢于逞凶之徒,应严法重惩,以警其不驯之性。此案李廷富等,纵使行窃属实,亦非应死之犯,该夷何得擅行打死,复弃尸灭迹,强横玩法,莫此为甚。亚马卢等擅杀二命,应照例拟以一人一抵。今仅拟杖流,复令彼国自行安插,殊非政体。况人命重案,不候题复,而该夷目遽称附船解往地满,又安知非该夷目将夷犯徇隐藏匿,假捏支吾?应令总督确查,夷目有无贿纵。勒提亚马卢等到案,严审妥拟等因,具题。乾隆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奉旨:此案亚马卢等致死民人李廷富、简亚二,弃尸海中。虽据供,因获窃殴毙,而夷人等复为之质证,安知非扶同袒徇,另有致死别情?乃该督等仅照律拟以杖流,且令彼国自行安插。经部两次驳诘,诚为允当。但念该夷向来尚属守法,而遣回之亚马卢等,既远隔重洋,姑从宽、免其提缉,照该督等所议完结。嗣后遇有此等案件,务宜详细研鞫,执法惩究。不可徒事姑息,以长夷人骄纵之习,余依议。钦此。移咨到本部院为照:澳夷来自西洋,荷蒙圣朝柔远之仁,准令寄寓经营。百余年来,生齿日繁,安居乐业。各宜感戴天恩,恪守法纪。至兵头夷目,均系该国夷官,尤应约束番众,毋许顽梗滋事,庶于该国,则无忝差委之任,而于天朝亦不失恭顺之诚。乃旧兵头若些,桀骜无知,乖张任性,往往纵容番众,滋生事端。即如上年,夷人亚马卢等,擅将民人李廷富等打死,旧兵头竟袒徇庇护,匿不交犯。后经三巴和尚及夷目番众晓以大义,旧兵头方始将犯交审。及内地官员审讯之后,因澳夷系属教门,服食起居不变,故俯顺夷情,暂交夷目羁管。而若些复不候示行,辄将亚马卢.罗博等潜自发往地满。且上年更有纵容番夷私拆税馆栅栏之事。平日复纵令夷人恃强肆横,欺视商民,种种妄为,不一而足。是全不知天朝容留覆载之恩,似此狂悖无知,本部院何难执法,奏请惩创。第念阖澳番夷,贤愚不等,而寺僧夷目尤明大义。且该国王曾于雍正五年遣使进贡,向化输诚。今奚忍以兵头一人之过而累及阖澳群夷?是以仍将亚马卢一案照原拟题复。今钦奉谕旨,宽免提缉。盖念番夷寄居年久,向来尚知守法,故恩施格外,以示怀柔。但天朝法纪,惩恶维严,圣德矜原,难邀再沛。除出示晓谕兵头、夷目及寺僧、番众人等遵照外,为此照会。该国王即便钦遵谕旨,一体转饬住澳番夷,嗣后务各遵循法度,和辑商民,恪尽恭顺之道,则经营可以久远,乐土可以长栖。倘或仍踵前习,违犯科条,本部院惟有钦遵谕旨,执法惩创,则阖澳番夷,皆干罪谴矣。国王其上体天朝柔远之恩,下保番众经营之业,严饬加谨恭顺,遵守法纪。仍即见复施行,须至照会者。右照会西洋国王。乾隆十四年七月初六日。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保险箱,LR.383《两广总督奉旨致葡萄牙国王的照会(1749)》,载《葡萄牙图书馆档案馆藏中文文献:1668—1871》,第64—74页。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2月19日─1777年2月7日)8月18日,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席道明奉本国之命,令其接替病老回国的邓类斯,料理本国新来听用之人并一切事务,因而从澳门来到广州,寓居陈广顺行内。清政府亦批准他担任此职责。《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报更换法国住广州料理该国新来人等事务人员折》,第405页,《两广总督李侍尧为查明法国人席道明并无过犯可令住省城办理事务事致军机处咨文》,第407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359页称席道明为耶稣会士,耶稣会解散后于1774年转入巴黎外方传教会,1775年澳门主教吉马良斯拒绝接受他,他于是前往交州,于1779年死于交趾支那,据中文档案,荣振华所言有误。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1月26日─1820年2月13日)8月17日,澳门总督欧布基致函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请求协助将一位被澳门政府通缉而逃到英国散商“夏绿蒂(Charlotte)”号船上的罪犯若尔热·卡瓦略(Mateus Jorge de Carvalho)交出。英国人知道,卡瓦略是一位澳门颇有影响且地位很高的元老级市民。但此人品质恶劣,并已陷入窘境。然而,卡瓦略已经申请了英国人的庇护,他们不愿意将其交出。为了避免冲突,英国人十分友善地婉拒了澳督的请求。但在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主席与澳督会面时,澳督通知主席称,卡瓦略要负三种罪行的责任:一是作为一个军官,他是一个逃兵;二是在他支持眉额带历时,犯了诬告罪;三是他被主教指控为异教徒。英国人不准再将其庇护。18日,卡瓦略离开“夏绿蒂”号,在澳门附近的一个岛上被捕。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1月26日─1820年2月13日)8月17日,澳门总督欧布基致函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请求协助将一位被澳门政府通缉而逃到英国散商“夏绿蒂(Charlotte)”号船上的罪犯若尔热·卡瓦略(Mateus Jorge de Carvalho)交出。英国人知道,卡瓦略是一位澳门颇有影响且地位很高的元老级市民。但此人品质恶劣,并已陷入窘境。然而,卡瓦略已经申请了英国人的庇护,他们不愿意将其交出。为了避免冲突,英国人十分友善地婉拒了澳督的请求。但在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主席与澳督会面时,澳督通知主席称,卡瓦略要负三种罪行的责任:一是作为一个军官,他是一个逃兵;二是在他支持眉额带历时,犯了诬告罪;三是他被主教指控为异教徒。英国人不准再将其庇护。18日,卡瓦略离开“夏绿蒂”号,在澳门附近的一个岛上被捕。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360—361页。
《知新报》第二十八期刊登《变法自上自下议》、《详论制造火镜始末书》、《矾精熔铁》、《考求卫生》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使用。《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8月16-23日,澳门在美少校操场举行卖物助赈会,以救济西江灾民。署理总督沙‧方济各在其副官陪同下主持开幕式,慈幼会学校学生乐队演奏葡萄牙国歌,由常泽基(Chan Che Ki)致开幕词。意演中有一台粤剧,记者及富家子弟破天荒第一次在澳门演出话剧。8月19日,新总督罗沙达于就职后的第二个晚上携带妻女莅临意演。由主席陈席儒等迎入会场,环游一遍,捐款数金而返。意演中有“小电影”助兴。仅此一项收入达5000澳门元。会场人众,时有意外之虞。红十字会之西医廖德山及男看护员黎池,与女医员罗绣云、林直恩、余美德,看护妇梁科仪,均入场当意务。是会通计集款,为数甚巨。此项应存为水灾善后之用,惟是商办,善后事宜不可不预定规则,以期协力同心,共收善果。澳门绅商二十五日在镜湖医院开会,宣布进支数目,并决定成立“澳门卖物助赈水灾会办理善后所”,以期合理利用善款。此次卖物并捐助之款约得5万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8月16-23日,澳门在美少校操场举行卖物助赈会,以救济西江灾民。署理总督沙‧方济各在其副官陪同下主持开幕式,慈幼会学校学生乐队演奏葡萄牙国歌,由常泽基(Chan Che Ki)致开幕词。意演中有一台粤剧,记者及富家子弟破天荒第一次在澳门演出话剧。8月19日,新总督罗沙达于就职后的第二个晚上携带妻女莅临意演。由主席陈席儒等迎入会场,环游一遍,捐款数金而返。意演中有“小电影”助兴。仅此一项收入达5000澳门元。会场人众,时有意外之虞。红十字会之西医廖德山及男看护员黎池,与女医员罗绣云、林直恩、余美德,看护妇梁科仪,均入场当意务。是会通计集款,为数甚巨。此项应存为水灾善后之用,惟是商办,善后事宜不可不预定规则,以期协力同心,共收善果。澳门绅商二十五日在镜湖医院开会,宣布进支数目,并决定成立“澳门卖物助赈水灾会办理善后所”,以期合理利用善款。此次卖物并捐助之款约得5万元。《华字日报》1908年8月21日《澳门卖物助赈会展开》、《红十字会意举》,1908年10月1日《澳门赈灾会善后所规则》。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30—31页。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光绪三十四年拱北口岸华洋贸易情形论略”,第256页。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8月18日,飓风吹袭澳门,其势之猛烈,其灾情之惨重,为清同治十三年(1874)以来所仅见。这次台风在太平洋上关岛附近发生,在澳门以北不到20公里进入珠江三角洲,最低气压936.3百帕,最高阵风200公里/小时。台风从上午10时半大炮台鸣炮报警后不久登陆,一直到晚上12时,肆虐了14小时,吹塌房屋百多间,船厂24间,民船沉者48艘,伤者225艘,小轮沉者4艘,伤者3艘,电灯、电话线杆均被摧折,百余年老树连根拔起,陆上遭毙者18人,伤者52人,史称“癸亥风灾”。《中华民国十二年拱北口岸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24年3月10日),载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345页。
民国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8月18日,一支由日本人和中国伪军组成的大部队进入澳门港,并用武力夺取了一艘英国船只“西安”号。晚上10时许,在日本特务和汉奸的指挥下,10名武装分子冲入澳门内港,劫持装有百多桶柴油的港澳客轮“西安 (Sai On)”号船。该船曾在英国注册,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时,曾用于收容从香港逃难到澳门的英籍难民,后一直停泊在16号泉州码头。当晚,日军乘警员换班之机,冲进码头,由事先配备好的船员发动引擎,强行开离码头,驶往香港。与此同时,另有一些日军在新马路国际酒店的露台向四周扫射机关枪,为劫船者掩护。澳门警方派出警车开枪拦截,水警轮在海面阻截,与船上的日军和汉奸展开枪战,死伤多人。警员安东尼奥‧若瑟 (João António José)中弹身亡。据说,劫船事件系由日本驻中山县日军情报组长中原实 (なかすわみのゐ)大尉和汉奸黄公杰以及日海军特务组共同策划的。日军虏获“西安”号后,先后易名为“塔兴 (Tak Shing)”和“铜山 (Tung Shan)”号。
民国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8月18日,一支由日本人和中国伪军组成的大部队进入澳门港,并用武力夺取了一艘英国船只“西安”号。晚上10时许,在日本特务和汉奸的指挥下,10名武装分子冲入澳门内港,劫持装有百多桶柴油的港澳客轮“西安 (Sai On)”号船。该船曾在英国注册,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时,曾用于收容从香港逃难到澳门的英籍难民,后一直停泊在16号泉州码头。当晚,日军乘警员换班之机,冲进码头,由事先配备好的船员发动引擎,强行开离码头,驶往香港。与此同时,另有一些日军在新马路国际酒店的露台向四周扫射机关枪,为劫船者掩护。澳门警方派出警车开枪拦截,水警轮在海面阻截,与船上的日军和汉奸展开枪战,死伤多人。警员安东尼奥‧若瑟 (João António José)中弹身亡。据说,劫船事件系由日本驻中山县日军情报组长中原实 (なかすわみのゐ)大尉和汉奸黄公杰以及日海军特务组共同策划的。日军虏获“西安”号后,先后易名为“塔兴 (Tak Shing)”和“铜山 (Tung Shan)”号。《魔法档案:日本绝密外交通信的摘录和抄件,1938-1945》,美国陆军部,1943年9月5日,转引自杰弗里‧C. 冈恩:《澳门史:1557-1999》第6章,第176-177页;另参看李福麟:《澳门四个半世纪》,第149-150页;文德泉 (Manuel Teixeira):《大战时期的澳门》,载《贾梅士学会会刊》第1、2期合刊,1991年;理卡多‧平托《中立区的炮火》 (载《澳门杂志》第2期,1997年9月)称,此次劫船事件共造成两名葡警与两名突击者丧生。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8月18日,葡萄牙政府总理奥利维拉•萨拉查向澳督柯维纳发布训令,指出是否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权,“要看其是否能对中国领土行使全面、有效的管辖权”,但是“共产党的社会意识形态,使人民怀疑他们能否尊重中国境内仍然存在的两处欧洲占领地 (按:指澳门与香港)。他们很可能乘胜前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符合亚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潮的,这些国家都有在其领域内反对白人,至少反对白人政权、恢复其主权的相同倾向”。为此,在对待中国共产党与新政权的问题上,萨拉查认为葡萄牙不能单独作出决定,而是要同其他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立场。与此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政府还应该继续保持同国民党的官方联系。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8月18日,葡萄牙政府总理奥利维拉•萨拉查向澳督柯维纳发布训令,指出是否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权,“要看其是否能对中国领土行使全面、有效的管辖权”,但是“共产党的社会意识形态,使人民怀疑他们能否尊重中国境内仍然存在的两处欧洲占领地 (按:指澳门与香港)。他们很可能乘胜前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符合亚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潮的,这些国家都有在其领域内反对白人,至少反对白人政权、恢复其主权的相同倾向”。为此,在对待中国共产党与新政权的问题上,萨拉查认为葡萄牙不能单独作出决定,而是要同其他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立场。与此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政府还应该继续保持同国民党的官方联系。AMNE-3P, A10, M45: “Instruçōes enviadas ao Governador de Macau pel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Oliveira Salazar, na matéria do reconhecimento do novo governo chinês” (18 de Agosto de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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