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1月26日─1619年2月13日）9月19日，中日教区巡视员弗朗西斯科•维埃拉神父于日本致耶稣会总会长的信称：范礼安神父看到日本基督教会获得巨大发展，需要大批人手，而中国也对福音徐徐打开大门。为了培养人才，他扩大了澳门住院，称为学院，在那里设置了学习神学、哲学以及伦理神学的课程，还增加了已在进行中的拉丁语课程，由教师和学生构成的机构几乎可以成为大学。“几乎可以成为大学”，言下之意，澳门圣保禄学院还不是一所大学，而是一所学院（Colégio）。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1月26日─1619年2月13日）9月19日，中日教区巡视员弗朗西斯科•维埃拉神父于日本致耶稣会总会长的信称：范礼安神父看到日本基督教会获得巨大发展，需要大批人手，而中国也对福音徐徐打开大门。为了培养人才，他扩大了澳门住院，称为学院，在那里设置了学习神学、哲学以及伦理神学的课程，还增加了已在进行中的拉丁语课程，由教师和学生构成的机构几乎可以成为大学。“几乎可以成为大学”，言下之意，澳门圣保禄学院还不是一所大学，而是一所学院（Colégio）。1618年9月19日维埃拉神父的信，见高瀬泓一郎：《キリシ夕ソ时代の文化と诸相》，第357—358页，转自戚印平：《澳门圣保禄学院新探》，第88页。1994年戈麦斯•多斯•桑托斯：《澳门：远东第一所西方大学》一文发表，他根据嘉尔定（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神父1645年给教宗英诺森十世（Inocêncio X）的《日本教省报告》称，圣保禄学院具有大学职能，其中教授文法到神学的所有科学课程，并在适当的时候授予博士学位，因此他将圣保禄学院定性为远东第一所西方大学。受其影响，海内外不少学者均将圣保禄学院定格为澳门的西方大学。“大学”与“学院（colégio）”是两个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的现代教育学概念，根据戚印平研究的结果，可以清楚表明，澳门圣保禄学院是以各种语言学习为主要内容的人文课程，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哲学课程和以基督信仰为最终目的的神学课程为其教学体的学院，与其他耶稣会学院，尤其是邻近地区的其他学院并无二致。很显然，澳门圣保禄学院的教育水准尚未达到大学的标准，与《耶稣会会宪》的学院规定完全相符（戚印平：《澳门圣保禄学院新探》，第88页）。金国平先生提出更进一步的看法称：Colégio为耶稣会省下一跨区管理机构。教学部分主要为自己培养传教士，不具为社会育人功能。因此，Colégio既不是学院，更不是大学，只是一教区会而已。当时耶稣会在中国即有杭州教区会（Colégio de Hanchou）、南京教区会（Colégio de Nanquim）和北京教区会（Colégio de Pequin），故Colégio de São Paulo即是圣保禄教区会，而不是圣保禄学院。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1月31日－1700年2月18日）8月26日，英国私商组建的“英国公司”派商船“麦士里菲尔德（Macclesfield）”号在船长约翰•赫尔（John Hurle）和大班罗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的率领下驶抵澳门。葡萄牙人和中国官员都对英国商船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保证尽力方便他们去广州的贸易。9月2日，曾经当过“王商”的洪顺宫（Hunshunquin）从广州来到英商船上，提出要包购英商的船货。5日，大班罗伯特•道格拉斯上岸拜访广东行商施美亚（Shemea）。7日，海关监督从广州来到澳门。8日，海关官吏丈量船只。9日，海关监督通知说，“麦士里菲尔德”号是二等船，本应收费1200两。为了表示对英商的优待，海关监督命书吏改为三等船，只需缴纳600两。后海关监督又将收费减免1/5，则所交船钞是480两。罗伯特•道格拉斯得知海关监督态度良好时，要求发给其三张执照，一张准许所有商人都可以自由和他交易，一张准许他前往广州，一张允许他将船开入广州。这三个条件均得到海关监督应允。14日，罗伯特•道格拉斯驾船离澳赴广州。19日到达。在广州，罗伯特•道格拉斯住在洪顺官的寓所。经过两三天的讨论后，大班们决定与洪顺官签订合约，并将他们带来的部分货物卖给洪顺官,共售得白银36000两,折合为1.2万英镑。回程时购买的货物有：生丝69.5担，水银110担，松萝茶160担，白铜250担，麝香245两，胡椒1000担，扇10万把，茶桌、镶贝珠360套，金块776.5两及价值13075.8两银的丝绸和价值1147.46两银的瓷器，总成本为44928.64两白银。罗伯特•道格拉斯这一次来中国的贸易是一次成功的贸易。不仅受到中国海关监督的友好欢迎，丈量船只的条件也非常优惠，他按照东方式的惯例送礼，但没有受到勒索，他在优惠的条件下将他的全部货物以信用方式售给一位体面的商人，并订约购回货物，满载而归。这是英国人第一次在中国成功进行的商业活动，从此开始了英国人在广州与澳门开展贸易的新周期。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1月31日－1700年2月18日）8月26日，英国私商组建的“英国公司”派商船“麦士里菲尔德（Macclesfield）”号在船长约翰•赫尔（John Hurle）和大班罗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的率领下驶抵澳门。葡萄牙人和中国官员都对英国商船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保证尽力方便他们去广州的贸易。9月2日，曾经当过“王商”的洪顺官（Hunshunquin）从广州来到英商船上，提出要包购英商的船货。5日，大班罗伯特•道格拉斯上岸拜访广东行商施美亚（Shemea）。7日，海关监督从广州来到澳门。8日，海关官吏丈量船只。9日，海关监督通知说，“麦士里菲尔德”号是二等船，本应收费1200两。为了表示对英商的优待，海关监督命书吏改为三等船，只需缴纳600两。后海关监督又将收费减免1/5，则所交船钞是480两。罗伯特•道格拉斯得知海关监督态度良好时，要求发给其三张执照，一张准许所有商人都可以自由和他交易，一张准许他前往广州，一张允许他将船开入广州。这三个条件均得到海关监督应允。14日，罗伯特•道格拉斯驾船离澳赴广州。19日到达。在广州，罗伯特•道格拉斯住在洪顺官的寓所。经过两三天的讨论后，大班们决定与洪顺官签订合约，并将他们带来的部分货物卖给洪顺官,共售得白银36000两，折合为1.2万英镑。回程时购买的货物有：生丝69.5担，水银110担，松萝茶160担，白铜250担，麝香245两，胡椒1000担，扇10万把，茶桌、镶贝珠360套，金块776.5两及价值13075.8两银的丝绸和价值1147.46两银的瓷器，总成本为44928.64两白银。罗伯特•道格拉斯这一次来中国的贸易是一次成功的贸易。不仅受到中国海关监督的友好欢迎，丈量船只的条件也非常优惠，他按照东方式的惯例送礼，但没有受到勒索，他在优惠的条件下将他的全部货物以信用方式售给一位体面的商人，并订约购回货物，满载而归。这是英国人第一次在中国成功进行的商业活动，从此开始了英国人在广州与澳门开展贸易的新周期。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86—97页。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2月5日─1762年1月24日)9月19日， 由于澳门议事会的财政收入日益好转，于本日开会决定，除留12000两白银作为日常的开支外，将剩余资金用于支援海上风险投资。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2月5日─1762年1月24日)9月19日， 由于澳门议事会的财政收入日益好转，于本日开会决定，除留12000两白银作为日常的开支外，将剩余资金用于支援海上风险投资。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08; 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门史》，第76页。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1月31日─1776年2月18日)9月19日，多明我会士贝尼托•圣维森特(Benito de San Vicente)奉命前往澳门，于10月4日抵达澳门，后由澳门至漳州传教。 张先清：《16—18世纪西班牙多明我会士与澳门关系考述》，载《澳门在天主教东进中的地位与作用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9年11月，第532页。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1月31日─1776年2月18日)9月19日，多明我会士贝尼托•圣维森特(Benito de San Vicente)奉命前往澳门，于10月4日抵达澳门，后由澳门至漳州传教。 张先清：《16—18世纪西班牙多明我会士与澳门关系考述》，载《澳门在天主教东进中的地位与作用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9年11月，第532页。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2月16日─1780年2月4日）2月20日，法国东印度公司“科尼兹王子（Prince de Kannitz）”号商船从里昂出发，于7月间抵达澳门，法国商务代表唝士噔（Charles de Constant）携其中国仆人阿高（Akao）在望厦村一带游览，学穿中国布鞋，唱中国歌曲，坐中国轿子，养中国狗。9月19日，“科尼兹王子”号抵达广州。该船共载287人，除两名传教士外，其余均为各国驻广州夷馆的员工。当年，唝士噔即往澳门住冬，并留下了对当时澳门最真实的记录： 常驻广州的欧洲人，一般都习惯到澳门去住冬，因为他们喜欢这个具有某种欧洲色彩的地区，而且进出也不需要任何申请和准许。住穗欧洲人被迫每年到澳门定居半年。他们在澳门租用和修缮非常豪华的住宅，这些住宅带有很大的美丽花园。自16世纪以来，葡萄牙便习惯于将莫桑比克的黑人运到澳门，为到那里住冬的驻穗欧洲人充当仆人，特别是当轿夫。澳门的西洋人轿子有5名轿夫，4人抬轿，1人撑阳伞。澳门半岛由一条长1/2法里、宽1/8法里的狭长地带与香山相连。中国人曾在那里建筑了约15法尺高的厚城墙。该城墙中央是一座酷似城门的大门，驻扎著一支卫队，有10名兵勇负责阻止中国人经过。在澳门需要记住的第一个词是“Maetti”，即妈祖。澳门全民信仰著名偶像妈祖，在那里的山上建有妈祖阁。另一个词是“马交港（Amacao，Guad）”，即今天的“澳门”。除了某些海滩之外，澳门在大海一侧被干旱的山岭所环绕，由堆积起来的山崖所组成，其周长为10海里，城市占据了这片领土的 1/3。在丘陵之中，有一片由中国人辛勤耕耘的土地，那里很容易进行灌溉和蓄水。当地中国农民已从极其懒惰的葡萄牙人手中夺回该地区的地产，他们居住在这片富裕平原的三个村庄，望厦村（Mong-ha）、沙梨头村（Patane）、圣拉匝勒（Saint-Lazore）旁的黑沙环（Areia Preta）。该岛中的未耕耘部分被充作中国人的墓地，世人从未见过如此辽阔和具有如此巨大的墓碑的墓葬地。城市的布局很美观， 每侧均以阶梯状上升到多座丘陵，其中某些山顶由城堡和教堂占据。 澳门共有13座天主教堂、3座男子修道院、1座乌尔苏拉修会（Ursuline）或克拉拉（Sainte-Claire）修会的修女们的教堂。大部分教堂都很庞大，建造得也很漂亮，属于耶稣会士们的大三巴（圣保禄教堂）有三根廊柱的漂亮门面。它们占据了最美好的地址和最佳方位。澳门城由一个要塞工事或一个城堡所保护，这就是大三巴炮台。城外有一座占据了一座山丘之最高峰的炮台。它俯瞰乡间与大海，这就是东望洋炮台。在海港进口处有一座大炮台，船舶必须在其大炮下驶离，在最容易下到大海深处的地方，还有其他几个炮台，这些炮台均配备150门铸炮，其炮架的现状非常糟糕，城墙的保存状态也很坏，人们很少会对它们加以修缮，当时驻澳门的葡萄牙兵营有150人，由不同民族和不同肤色的人组成，中国人不允许增加驻兵的数量。就这块殖民地的现状而言，它很容易被夺占。若有一支500人的欧洲驻军，且处于警备状态，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抵抗中国的任何军事行动。如果葡军能保持与海洋的自由交通，那就更容易了。澳门城在陆地一侧由厚而高的城墙环绕，系由葡萄牙人在100多年之前，当荷兰人企图夺取该城时，抓获的荷兰俘虏所筑。城外还有一家医院和一家孤儿院。 当地的葡萄牙政府掌握在一个议事会手中，它原来只接受开赴日本的贸易船队司令官们定期巡视，从1629年起，又从中加入了葡印总督任命的一个“总督”。议事会由葡印总督任命的“澳门总督”把持，澳门成了一个宝库，它由对某些从欧洲船上卸下来并由议事会向居民们大量出售的商品征收的税款来维持。那里有一个拥有广泛权力 的主教。当地居民与印度、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交趾支那、马六甲海峡和法国岛从事贸易。这种贸易共用20—25艘船。每年有一艘赴果阿，另一艘赴帝汶，有1—2艘赴孟加拉，同样多的船舶赴马尼拉，3—4艘船赴交趾支那。这种情况与1560—1630年间日本贸易的时代相比，则显得黯然失色了。澳门居民们的最大收入，则来自他们向属于不同公司的欧洲人出租房屋，或者充当欧洲人的仆人。葡萄牙女王将经营巴西烟草的专营权留给了自己，而巴西烟末正是中国人吸的那种烟。女王在那里有一个仓库和一个负责销售的代理商。每年都 有1—2艘里斯本的船前往中国采购茶叶、南京土布、瓷器和药材等商品，他们都用皮阿斯特支付。欧洲的葡萄牙政府长期忽略，甚至忘记了一片使它未付出任何代价的殖民地，这片殖民地对它一无所求， 而葡政府于数年前就派遣了一名高级法官，或者一位具有广泛权力和任期5年的大使，他同时也是海关的关长，负责死者遗留下的财产，为政治事务而与中国政府交涉。总之，他是负责全部民事与法律事务的长官。但他也在澳门从事鸦片贸易，而中国政府本来是禁止这种毒品进口的。此处的鸦片中的大部分都被当地居民消费，它们在澳门获得了一个可靠的集散地，又通过走私而被输往中国内地。 澳门政府对该岛上的3万余名中国人没有任何司法权，它对其他居民行使权力。当葡萄牙人之间产生某种纠纷时，尤其是当情况非常 严重时，则必须与“广南府”属下的同知协商，同知驻扎于前山寨。澳门过去曾有一家设备精良的铸造炮与钟的工厂，由自日本进口的铜供应原料，于1561年由波加洛（M. T. Bocarro）创建（此为喷士噔误记），当时为远东最著名的铸炮厂。该城居民约有7000名基督徒，其 中2/3都是女子，均为中国人血统。另据估计，1745年澳门的信教居民为5212人，包括前澳门住冬的外国公司经纪人、亚洲非中国人的受归化教徒；在澳门的8000名中国人中，约有4000名教民。这样算来，在18世纪中期，澳门共有9000名基督徒，而该地的总人口要高于1. 3万人。葡萄牙人将收买中国婴儿并使他们在基督教中成长视为一种“功德伟业”。婴儿的价格并不高，尤其是在中国内地各省出现荒岁时更为如此。葡人更喜欢收买女童，以供色情业。当时澳门只有一个欧洲女子，即总督夫人。澳门的葡籍居民实际上来自许多民族和各种肤色的人，其中包括1500—2000名黑人女奴。各种工匠都是中国人，葡萄牙人更喜欢祈求施舍而不是去工作。澳门是嘉靖年间的1557年，为感谢葡萄牙人帮助消灭海盗张西老（Tchang-si-lao），而允许葡萄牙人居住在该地。这是未曾由中国史料否认或确认过的说法，但无论如何，在最早纯属地方当局与广东官吏们的安排，而并非北京政府的正式割让。因为当时海盗正在骚扰屯门地区。中国人也只允许葡人建造木板房，但葡人善于贿赂负责监察管理的官吏们，不久便在那里如同现在一样定居了。他们与中国政府谈判，并由此获准拥有一处军事工事，一定数目的大炮和100人兵营。葡人每年向中国政府交纳500两白银（750镑），广南府每年都派 人来隆重地接受地租，视察工事和军事，查询是否严格地遵守条约。澳门港很安全，可以接受吃水量为20法尺的船舶。葡人很少对该港给予关注，使大船很快就无法使用它了，使许多船被迫抛锚于氹仔岛，那里距澳门城有1法里之远，也是安全港。中国政府保留了出自内地的关税，并且对不属于澳门的葡船征收停泊税。当时在澳门流行的习惯是，先到达的欧洲夷馆成员为后到者举行晚宴。这都是一些盛大欢庆的日子。1780年，人们都穿镶补华丽饰带的服装，侧佩刀剑，乘坐由葡萄牙黑奴抬的轿子，礼仪要求在餐桌上有一只几乎是完整的烤全羊，每只羊价值15皮阿斯特，这是当时最 珍贵的菜肴。人们在下午2时用餐，然后便去休息，晚上再返回打牌，9时再进餐，一般都要持续到次日清晨。当新来者安居下来后，一般还要举行答谢宴会。因此，澳门日复一日和永无休止地举行宴会。欧洲人于每年2—10月间在澳门度过。当时共包括15—16名英国人、同样数目的荷兰人、3名瑞典人、3名丹麦人、3名法国人、3 名奥地利人，此外还有几名独立于夷馆之外的英法侨民。这些外国侨民于澳门居住期间，完全是无所事事，除在海上游弋而消磨时光外，无他事可干。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青年人都过著放荡的生活，不遵守任何法制，不从事文化活动，只追求粗俗的享受，至少是非常懒惰的原因。当地人往往认为那些返回欧洲的人，都是已暴富的巨贾，是古怪的、好奇的和令人无法忍受的野蛮人（东哥特人）。这种情况后来略有改变和好转。 1780年，有几位欧洲妇女常年居住澳门。中国政府不允许任何非中国女子到广州并在那里定居，就如同禁止任何欧洲人与中国女子交往一样。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2月16日─1780年2月4日）2月20日，法国东印度公司“科尼兹王子（Prince de Kannitz）”号商船从里昂出发，于7月间抵达澳门，法国商务代表唝士噔（Charles de Constant）携其中国仆人阿高（Akao）在望厦村一带游览，学穿中国布鞋，唱中国歌曲，坐中国轿子，养中国狗。9月19日，“科尼兹王子”号抵达广州。该船共载287人，除两名传教士外，其余均为各国驻广州夷馆的员工。当年，唝士噔即往澳门住冬，并留下了对当时澳门最真实的记录： 常驻广州的欧洲人，一般都习惯到澳门去住冬，因为他们喜欢这个具有某种欧洲色彩的地区，而且进出也不需要任何申请和准许。住穗欧洲人被迫每年到澳门定居半年。他们在澳门租用和修缮非常豪华的住宅，这些住宅带有很大的美丽花园。自16世纪以来，葡萄牙便习惯于将莫桑比克的黑人运到澳门，为到那里住冬的驻穗欧洲人充当仆人，特别是当轿夫。澳门的西洋人轿子有5名轿夫，4人抬轿，1人撑阳伞。澳门半岛由一条长1/2法里、宽1/8法里的狭长地带与香山相连。中国人曾在那里建筑了约15法尺高的厚城墙。该城墙中央是一座酷似城门的大门，驻扎著一支卫队，有10名兵勇负责阻止中国人经过。在澳门需要记住的第一个词是“Maetti”，即妈祖。澳门全民信仰著名偶像妈祖，在那里的山上建有妈祖阁。另一个词是“马交港（Amacao，Guad）”，即今天的“澳门”。除了某些海滩之外，澳门在大海一侧被干旱的山岭所环绕，由堆积起来的山崖所组成，其周长为10海里，城市占据了这片领土的 1/3。在丘陵之中，有一片由中国人辛勤耕耘的土地，那里很容易进行灌溉和蓄水。当地中国农民已从极其懒惰的葡萄牙人手中夺回该地区的地产，他们居住在这片富裕平原的三个村庄，望厦村（Mong-ha）、沙梨头村（Patane）、圣拉匝勒（Saint-Lazore）旁的黑沙环（Areia Preta）。该岛中的未耕耘部分被充作中国人的墓地，世人从未见过如此辽阔和具有如此巨大的墓碑的墓葬地。城市的布局很美观， 每侧均以阶梯状上升到多座丘陵，其中某些山顶由城堡和教堂占据。 澳门共有13座天主教堂、3座男子修道院、1座乌尔苏拉修会（Ursuline）或克拉拉（Sainte-Claire）修会的修女们的教堂。大部分教堂都很庞大，建造得也很漂亮，属于耶稣会士们的大三巴（圣保禄教堂）有三根廊柱的漂亮门面。它们占据了最美好的地址和最佳方位。澳门城由一个要塞工事或一个城堡所保护，这就是大三巴炮台。城外有一座占据了一座山丘之最高峰的炮台。它俯瞰乡间与大海，这就是东望洋炮台。在海港进口处有一座大炮台，船舶必须在其大炮下驶离，在最容易下到大海深处的地方，还有其他几个炮台，这些炮台均配备150门铸炮，其炮架的现状非常糟糕，城墙的保存状态也很坏，人们很少会对它们加以修缮，当时驻澳门的葡萄牙兵营有150人，由不同民族和不同肤色的人组成，中国人不允许增加驻兵的数量。就这块殖民地的现状而言，它很容易被夺占。若有一支500人的欧洲驻军，且处于警备状态，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抵抗中国的任何军事行动。如果葡军能保持与海洋的自由交通，那就更容易了。澳门城在陆地一侧由厚而高的城墙环绕，系由葡萄牙人在100多年之前，当荷兰人企图夺取该城时，抓获的荷兰俘虏所筑。城外还有一家医院和一家孤儿院。 当地的葡萄牙政府掌握在一个议事会手中，它原来只接受开赴日本的贸易船队司令官们定期巡视，从1629年起，又从中加入了葡印总督任命的一个“总督”。议事会由葡印总督任命的“澳门总督”把持，澳门成了一个宝库，它由对某些从欧洲船上卸下来并由议事会向居民们大量出售的商品征收的税款来维持。那里有一个拥有广泛权力 的主教。当地居民与印度、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交趾支那、马六甲海峡和法国岛从事贸易。这种贸易共用20—25艘船。每年有一艘赴果阿，另一艘赴帝汶，有1—2艘赴孟加拉，同样多的船舶赴马尼拉，3—4艘船赴交趾支那。这种情况与1560—1630年间日本贸易的时代相比，则显得黯然失色了。澳门居民们的最大收入，则来自他们向属于不同公司的欧洲人出租房屋，或者充当欧洲人的仆人。葡萄牙女王将经营巴西烟草的专营权留给了自己，而巴西烟末正是中国人吸的那种烟。女王在那里有一个仓库和一个负责销售的代理商。每年都 有1—2艘里斯本的船前往中国采购茶叶、南京土布、瓷器和药材等商品，他们都用皮阿斯特支付。欧洲的葡萄牙政府长期忽略，甚至忘记了一片使它未付出任何代价的殖民地，这片殖民地对它一无所求， 而葡政府于数年前就派遣了一名高级法官，或者一位具有广泛权力和任期5年的大使，他同时也是海关的关长，负责死者遗留下的财产，为政治事务而与中国政府交涉。总之，他是负责全部民事与法律事务的长官。但他也在澳门从事鸦片贸易，而中国政府本来是禁止这种毒品进口的。此处的鸦片中的大部分都被当地居民消费，它们在澳门获得了一个可靠的集散地，又通过走私而被输往中国内地。 澳门政府对该岛上的3万余名中国人没有任何司法权，它对其他居民行使权力。当葡萄牙人之间产生某种纠纷时，尤其是当情况非常 严重时，则必须与“广南府”属下的同知协商，同知驻扎于前山寨。澳门过去曾有一家设备精良的铸造炮与钟的工厂，由自日本进口的铜供应原料，于1561年由波加洛（M. T. Bocarro）创建（此为喷士噔误记），当时为远东最著名的铸炮厂。该城居民约有7000名基督徒，其 中2/3都是女子，均为中国人血统。另据估计，1745年澳门的信教居民为5212人，包括前澳门住冬的外国公司经纪人、亚洲非中国人的受归化教徒；在澳门的8000名中国人中，约有4000名教民。这样算来，在18世纪中期，澳门共有9000名基督徒，而该地的总人口要高于1. 3万人。葡萄牙人将收买中国婴儿并使他们在基督教中成长视为一种“功德伟业”。婴儿的价格并不高，尤其是在中国内地各省出现荒岁时更为如此。葡人更喜欢收买女童，以供色情业。当时澳门只有一个欧洲女子，即总督夫人。澳门的葡籍居民实际上来自许多民族和各种肤色的人，其中包括1500—2000名黑人女奴。各种工匠都是中国人，葡萄牙人更喜欢祈求施舍而不是去工作。澳门是嘉靖年间的1557年，为感谢葡萄牙人帮助消灭海盗张西老（Tchang-si-lao），而允许葡萄牙人居住在该地。这是未曾由中国史料否认或确认过的说法，但无论如何，在最早纯属地方当局与广东官吏们的安排，而并非北京政府的正式割让。因为当时海盗正在骚扰屯门地区。中国人也只允许葡人建造木板房，但葡人善于贿赂负责监察管理的官吏们，不久便在那里如同现在一样定居了。他们与中国政府谈判，并由此获准拥有一处军事工事，一定数目的大炮和100人兵营。葡人每年向中国政府交纳500两白银（750镑），广南府每年都派 人来隆重地接受地租，视察工事和军事，查询是否严格地遵守条约。澳门港很安全，可以接受吃水量为20法尺的船舶。葡人很少对该港给予关注，使大船很快就无法使用它了，使许多船被迫抛锚于氹仔岛，那里距澳门城有1法里之远，也是安全港。中国政府保留了出自内地的关税，并且对不属于澳门的葡船征收停泊税。当时在澳门流行的习惯是，先到达的欧洲夷馆成员为后到者举行晚宴。这都是一些盛大欢庆的日子。1780年，人们都穿镶补华丽饰带的服装，侧佩刀剑，乘坐由葡萄牙黑奴抬的轿子，礼仪要求在餐桌上有一只几乎是完整的烤全羊，每只羊价值15皮阿斯特，这是当时最 珍贵的菜肴。人们在下午2时用餐，然后便去休息，晚上再返回打牌，9时再进餐，一般都要持续到次日清晨。当新来者安居下来后，一般还要举行答谢宴会。因此，澳门日复一日和永无休止地举行宴会。欧洲人于每年2—10月间在澳门度过。当时共包括15—16名英国人、同样数目的荷兰人、3名瑞典人、3名丹麦人、3名法国人、3 名奥地利人，此外还有几名独立于夷馆之外的英法侨民。这些外国侨民于澳门居住期间，完全是无所事事，除在海上游弋而消磨时光外，无他事可干。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青年人都过著放荡的生活，不遵守任何法制，不从事文化活动，只追求粗俗的享受，至少是非常懒惰的原因。当地人往往认为那些返回欧洲的人，都是已暴富的巨贾，是古怪的、好奇的和令人无法忍受的野蛮人（东哥特人）。这种情况后来略有改变和好转。 1780年，有几位欧洲妇女常年居住澳门。中国政府不允许任何非中国女子到广州并在那里定居，就如同禁止任何欧洲人与中国女子交往一样。耿升：《贡斯当与》，载《暨南史学》第2辑，2003年。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1月24日─1782年2月11日)9月19日，澳门议事会提出：澳门没有外科医生，虽然安伯老神父出于仁慈行医，但是他现在也有病在身，而且这也不是他的职责。鉴于这种情况，议事会试图强行留下船队的一名外科医生，但是条件是以400两白银为酬劳，并以三年为期限，否则没人愿意留在这里。此条件得到全体议事会成员的同意。于是，葡萄牙人曼努埃尔•戈维亚(Manuel Francisco Gouveia)遂获聘为议事会医生，年俸白银400两。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1月24日─1782年2月11日)9月19日，澳门议事会提出：澳门没有外科医生，虽然安伯老神父出于仁慈行医，但是他现在也有病在身，而且这也不是他的职责。鉴于这种情况，议事会试图强行留下船队的一名外科医生，但是条件是以400两白银为酬劳，并以三年为期限，否则没人愿意留在这里。此条件得到全体议事会成员的同意。于是，葡萄牙人曼努埃尔•戈维亚(Manuel Francisco Gouveia)遂获聘为议事会医生，年俸白银400两。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13;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91.

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9月19—26日，河南唐县人陈保禄（Paul Tch'en）、江西龙泉人罗清汉（Florian Lo）、河南南阳人靳天西（Jean-Baptiste Kin）、河南确山人白若翰（Jean Pé）、湖北郧阳人艾彼得（Pedro Ngai）及艾彼得的兄弟Mathias Ngai等6人入澳门圣若瑟修院学习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9月19—26日，河南唐县人陈保禄（Paul Tch'en）、江西龙泉人罗清汉（Florian Lo）、河南南阳人靳天西（Jean-Baptiste Kin）、河南确山人白若翰（Jean Pé）、湖北郧阳人艾彼得（Pedro Ngai）及艾彼得的兄弟Mathias Ngai等6人入澳门圣若瑟修院学习方立中：《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566—567页。

道光六年（1826年2月7日─1827年1月26日）9月19日，马礼逊携家眷从英国返回澳门，他以前的仆人及老教师都在岸上迎接。第二天梁发来见马礼逊，并带来他新近完成的两本书《希伯来书注释》及《救世真诠》。

清道光六年（1826年2月7日─1827年1月26日）9月19日，马礼逊携家眷从英国返回澳门，他以前的仆人及老教师都在岸上迎接。第二天梁发来见马礼逊，并带来他新近完成的两本书《希伯来书注释》及《救世真诠》。马礼逊夫人：《马礼逊回忆录》，第255页。

道光十三年（1833年2月20日─1834年2月8日）9月19日，来自果阿的保拉·科蒂纽（Francisco de Paula Coutinho）修士获准担任澳门圣若瑟修院的风琴师。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2月20日─1834年2月8日）9月19日，来自果阿的保拉·科蒂纽（Francisco de Paula Coutinho）修士获准担任澳门圣若瑟修院的风琴师。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54页。

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9月16日，律劳卑在黄埔染病。19日，广州举行由官府、当地商人和英国商人参加的会议，与会者一致赞同请律劳卑离开黄埔，恢复外国在华贸易。21日，律劳卑乘坐一艘由广东秘密提供的船只离开广州。同时，英国军舰也接到了撤离珠江口的命令。26日，律劳卑抵达澳门。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9月16日，律劳卑在黄埔染病。19日，广州举行由官府、当地商人和英国商人参加的会议，与会者一致赞同请律劳卑离开黄埔，恢复外国在华贸易。21日，律劳卑乘坐一艘由广东秘密提供的船只离开广州。同时，英国军舰也接到了撤离珠江口的命令。26日，律劳卑抵达澳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56—58页；Chinese Repository, Vol.3, No.8, pp.346—351.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9月19日，葡萄牙任命海军中校吉马良士为新总督。吉马良士是亚马留逝世后不久作为“若奥一世”号军舰司令官来到澳门，他对澳门问题已有一定的经验。官也逝世后，他又参加政府政务委员会，与贾多素相比，他没有贾氏那样锋芒毕露，更加主张谈判，在对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他迈出了第一步。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9月19日，葡萄牙任命海军中校吉马良士为新总督。吉马良士是亚马留逝世后不久作为“若奥一世”号军舰司令官来到澳门，他对澳门问题已有一定的经验。官也逝世后，他又参加政府政务委员会，与贾多素相比，他没有贾氏那样锋芒毕露，更加主张谈判，在对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他迈出了第一步。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10页。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197页。在贾多素澳督任内，吉马良士经常受到总督的排斥，他指责吉马良士无能，太彬彬有礼，外交官风度十足，适合出没于沙龙，而不适合于指挥军队。

光绪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9月1日，澳门所设赌馆，向由葡萄牙官吏收取使费，以充地方公用。定例每年投充1次，当众开票，以价高者准承。现闻该处当道于19日在澳门酌定去取，香港葡国领事署连日由10点钟代收承充书函，所有章程均可向署中询问。闻此次有愿出重价至洋14万元者。盖向年澳门赌馆共12家，今则拟开16家，故费亦加增也。赌风之盛如此。[1] [1]《申报》1880年9月1日《赌风更盛》。

光绪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9月1日，澳门所设赌馆，向由葡萄牙官吏收取使费，以充地方公用。定例每年投充1次，当众开票，以价高者准承。现闻该处当道于19日在澳门酌定去取，香港葡国领事署连日由10点钟代收承充书函，所有章程均可向署中询问。闻此次有愿出重价至洋14万元者。盖向年澳门赌馆共12家，今则拟开16家，故费亦加增也。赌风之盛如此。《申报》1880年9月1日《赌风更盛》。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9月19日，澳门著名华商萧瀛洲禀请加入葡萄牙国籍。萧瀛洲，又名萧登、萧文登、萧亚登、萧壮宗，广东香山人，华人萧五之子。萧瀛洲为晚清澳门著名华商，19世纪90年代后始进入澳门商界，主要经营博彩业、鸦片贸易及银号。特别在金融业方面，萧氏成就更是突出，1896年创办时丰银号，1909年又创办宝裕银号，1896年担任澳门镜湖医院首总理，1911年纳公钞达1397元，为全澳第一，是为澳门首富。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9月19日，澳门著名华商萧瀛洲禀请加入葡萄牙国籍。萧瀛洲，又名萧登、萧文登、萧亚登、萧壮宗，广东香山人，华人萧五之子。萧瀛洲为晚清澳门著名华商，19世纪90年代后始进入澳门商界，主要经营博彩业、鸦片贸易及银号。特别在金融业方面，萧氏成就更是突出，1896年创办时丰银号，1909年又创办宝裕银号，1896年担任澳门镜湖医院首总理，1911年纳公钞达1397元，为全澳第一，是为澳门首富。《澳门政府宪报》1898年8月24日第24号，1903年4月18日第16号，1905年10月14日第41号，1906年6月9日第23号，1909年10月16日第42号，1909年5月15日第20号；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1871—2001》，第246页。

民国六年 (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9月19日，澳门国课衙门将澳门番摊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8个月为期，即自1917年10月1日起至1918年6月30日止，每月纳饷25100元。

民国六年 (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9月19日，澳门国课衙门将澳门番摊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8个月为期，即自1917年10月1日起至1918年6月30日止，每月纳饷25100元。《澳门政府宪报》1917年第39号，第681页。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 9月21日，据《澳门时报》报导，澳门侨胞开始筹备本年双十国庆日，9月19日，新马路街假座同善堂开筹备庆祝会议，到会者十分踊跃，幷推出总统酒店司理许祥、国光公司司理杨星显、先先公司司理林卓棠及协和公司司理黄苏等4人为筹备总理，另举协理、干事20人，由各店派人负责。计画搭建牌楼4座，幷装置多处灯饰。十月初五日街推举宝信银号司理李升虬主理，亦搭建楼牌，草堆街因庆祝圣诞，已搭建牌楼数座，故决定存留各牌楼，以便屈时庆祝。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 9月21日，据《澳门时报》报导，澳门侨胞开始筹备本年双十国庆日，9月19日，新马路街假座同善堂开筹备庆祝会议，到会者十分踊跃，幷推出总统酒店司理许祥、国光公司司理杨星显、先先公司司理林卓棠及协和公司司理黄苏等4人为筹备总理，另举协理、干事20人，由各店派人负责。计画搭建牌楼4座，幷装置多处灯饰。十月初五日街推举宝信银号司理李升虬主理，亦搭建楼牌，草堆街因庆祝圣诞，已搭建牌楼数座，故决定存留各牌楼，以便屈时庆祝。《澳门时报》1927年9月21日。按：《澳门时报》目前仅存数份，此据原件录文。

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9月19日，由于美国的压力，葡萄牙政府开始澳门的鸦片专营进行压制，葡萄牙殖民地部部长于1935年4月15日敕令澳门鸦片烟商工业按照1931年11月27日在暹罗签订的鸦片条约规定重新拟定鸦片烟章程，于本日正式公布，《澳门鸦片烟总章程》共分9章53款。此章程虽然在很多细节对鸦片烟的销售、转运、制作都作出了更严格的规定，但从整体上仍然是保证了澳门政府对鸦片烟的垄断和专营。据英国档案，1933年12月，澳门政府的鸦片收入到了历史最低点，仅为5293美元。但制定实行《澳门鸦片烟总章程》后，1937年6月澳门政府鸦片烟收入则上升69000美元，到1937年12月更上升至265000美元。可以反映，新章程制定后，有利于澳门政府的鸦片专营。

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9月19日，由于美国的压力，葡萄牙政府开始澳门的鸦片专营进行压制，葡萄牙殖民地部部长于1935年4月15日敕令澳门鸦片烟商工业按照1931年11月27日在暹罗签订的鸦片条约规定重新拟定鸦片烟章程，于本日正式公布，《澳门鸦片烟总章程》共分9章53款。此章程虽然在很多细节对鸦片烟的销售、转运、制作都作出了更严格的规定，但从整体上仍然是保证了澳门政府对鸦片烟的垄断和专营。据英国档案，1933年12月，澳门政府的鸦片收入到了历史最低点，仅为5293美元。但制定实行《澳门鸦片烟总章程》后，1937年6月澳门政府鸦片烟收入则上升69000美元，到1937年12月更上升至265000美元。可以反映，新章程制定后，有利于澳门政府的鸦片专营。Ano de 1936—Boletim Oficial de Macau—No. 41—10 de Outubro, pp. 835—840；英国档案局：CO129/465，转自杰弗里‧C. 冈恩：《澳门史：1557—1999》第4章，第129页。

罗明显的中华学生联合总会会员证，分上下学期缴交会费。

1990年9月19日，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八次会议，正式成立解决澳门过渡期三大问题工作小组和统一换发澳门身份证小组。

2002年9月2日，行政长官批示设立“公共行政观察站”。“观察站”于19日正式启动。

果栏街“耀记椰子”现时由老板夫妇及其儿仔一起经营，是澳门现存唯一一间负责转售椰子给食店的店铺。他们每天的工作是一大清早开始开椰子，再转售给东南亚食店。

果栏街“耀记椰子”现时由老板夫妇及其儿子一起经营，是澳门现存唯一一间负责转售椰子给食店的店铺。他们每天的工作是一大清早开始开椰子，再转售给东南亚食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