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七年（1589年2月15日─1590年2月4日）4月30日，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恩里克•科斯达（Henrique da Costa）抵达澳门出任地方兵头后发出一封信，信中指责若奥•伽玛出售了他拥有的日本航行权，而将应该运往葡属印度的货物运往墨西哥。

万历十七年（1589年2月15日─1590年2月4日）4月30日，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恩里克•科斯达（Henrique da Costa）抵达澳门出任地方兵头后发出一封信，信中指责若奥•伽玛出售了他拥有的日本航行权，而将应该运往葡属印度的货物运往墨西哥。Beniamin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XVI a XIX, p.12.

崇祯七年（1634年1月29日─1635年2月16日）4月30日，圣家辣修道院（又称圣家辣堂）在信徒们的捐助布施及精通建筑学的安东尼奥•雷苏雷桑（António da Ressurreição）的指导下提前完工，并举行了隆重的搬迁仪式。该堂位于东望洋山麓，今南湾街与水坑尾街交会处，是奉献给“无原罪圣母”的。当时即有12名女孩在修院学习。华人称该堂为“尼寺”，《澳门记略》称：“尼寺在澳门之东北，扄钥严毖，女十岁以下许入寺，即入，终其身不复出，虽至亲不能入视。”

崇祯七年（1634年1月29日─1635年2月16日）4月30日，圣家辣修道院（又称圣家辣堂）在信徒们的捐助布施及精通建筑学的安东尼奥•雷苏雷桑（António da Ressurreição）的指导下提前完工，并举行了隆重的搬迁仪式。该堂位于东望洋山麓，今南湾街与水坑尾街交会处，是奉献给“无原罪圣母”的。当时即有12名女孩在修院学习。华人称该堂为“尼寺”，《澳门记略》称：“尼寺在澳门之东北，扄钥严毖，女十岁以下许入寺，即入，终其身不复出，虽至亲不能入视。”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27页。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

崇祯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4月30日，葡印总督科斯达（D. Rodrigo da Costa）下达敕令，确认前总督弗兰西斯科•伽玛和阿尔沃尔（Alvor）伯爵的敕令，授予议事会任命白人司法官员的权力。

崇祯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4月30日，葡印总督科斯达（D. Rodrigo da Costa）下达敕令，确认前总督弗兰西斯科•伽玛和阿尔沃尔（Alvor）伯爵的敕令，授予议事会任命白人司法官员的权力。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6—47页。

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2月16日─1647年2月4日〉4月30日，一支包括有两艘皇家大帆船及两艘私人双桅船的葡萄牙船队离开果阿前往澳门，两艘皇家大帆船是去澳门运回剩余的炮兵。新任命的第八任澳门总督杜琛〈D. Diogo Coutinho Docém〉乘坐其中的“圣安德烈〈S. André〉”号大船。杜琛6月24日抵达澳门，25日正式履任。

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2月16日─1647年2月4日）4月30日，一支包括有两艘皇家大帆船及两艘私人双桅船的葡萄牙船队离开果阿前往澳门，两艘皇家大帆船是去澳门运回剩余的炮兵。新任命的第八任澳门总督杜琛（D. Diogo Coutinho Docém）乘坐其中的“圣安德烈（S. André）”号大船。杜琛6月24日抵达澳门，25日正式履任。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84；维因克：《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关于葡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决定》，载《文化杂志》第13─14期，1993年。

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1月23日－1660年2月10日)4月30日，嘉尔定神父在澳门去世，终年63岁。嘉尔定，葡萄牙维亚纳城人。1623年抵达澳门，后在广东、暹罗、东京传教。曾任澳门学院院长以及“日本殉难者”案件中的检控官。1638年代表日本教区返回罗马，居欧数年，后复东迈，再至澳门，至本日病逝。

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1月23日－1660年2月10日)4月30日，嘉尔定神父在澳门去世，终年63岁。嘉尔定，葡萄牙维亚纳城人。1623年抵达澳门，后在广东、暹罗、东京传教。曾任澳门学院院长以及“日本殉难者”案件中的检控官。1638年代表日本教区返回罗马，居欧数年，后复东迈，再至澳门，至本日病逝。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187－188页。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4月30日，葡印总督罗德里格•科斯达向天主圣名之城澳门议事会下达敕令，确认前葡印总督杜阿尔特•梅内塞斯（Duarte de Meneses）授予澳门议事会任命所有职务之特权，但在王室大法官处任职的公共、法院和记录公证官的职务除外，因为该职务由国王任命。根据1784年一份副本证实，该项敕令早在1595年3月3日已经发出。[1]在葡印总督的敕令中，已正式下令澳门葡萄牙居民拒绝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同日，议事会的一份文件称：澳门议事会有权任命“管理社会秩序负责人，就同过去的做法一样”[2]。 [1]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64页。 [2]Eduardo A.Veloso e Matos, Forfas de Seguranca de Macau, p.39.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4月30日，葡印总督罗德里格•科斯达向天主圣名之城澳门议事会下达敕令，确认前葡印总督杜阿尔特•梅内塞斯（Duarte de Meneses）授予澳门议事会任命所有职务之特权。但在王室大法官处任职的公共、法院和记录公证官的职务除外，因为该职务由国王任命。根据1784年一份副本证实，该项敕令早在1595年3月3日已经发出。在葡印总督的敕令中，已正式下令澳门葡萄牙居民拒绝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同日，议事会的一份文件称：澳门议事会有权任命“管理社会秩序负责人，就同过去的做法一样”。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64页。Eduardo A.Veloso e Matos, Forfas de Seguranca de Macau, p.39.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2月16日－1704年2月4日）4月30日，葡印总督下令澳门总督及其后任者，要迫使议事会保证把每年百分之一的税收给予圣家辣修女们，不得违反。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2月16日－1704年2月4日）4月30日，葡印总督下令澳门总督及其后任者，要迫使议事会保证把每年百分之一的税收给予圣家辣修女们，不得违反。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70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27.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2月14日－1715年2月3日）4月30日，委任澳门富商万威·味先地·罗咱担任王室大法官。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2月14日－1715年2月3日）4月30日，委任澳门富商万威．味先地．罗咱担任王室大法官。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82.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4月30日，葡印总督与传教士达成协议，果阿总督致函澳门议事会，劝其派遣1艘小船前往交趾支那，因为“我想那条航线上不会有很大利益，但不应轻视基督精神在那里的增加和安宁，派1艘船只，带上我的信件，以此为借口送去一些传教士”。议事会全体成员以“本市面临贫穷和困难以及类斯·山治用自己的小船前往该地时遭受损失”为由婉言拒绝。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4月30日，葡印总督与传教士达成协议，果阿总督致函澳门议事会，劝其派遣1艘小船前往交趾支那，因为“我想那条航线上不会有很大利益，但不应轻视基督精神在那里的增加和安宁，派1艘船只，带上我的信件，以此为借口送去一些传教士”。议事会全体成员以“本市面临贫穷和困难以及类斯．山治用自己的小船前往该地时遭受损失”为由婉言拒绝。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15, p.203.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2月19日─1777年2月7日)4月30日，东京国王颁令，正式批准澳门商船前往贸易，并称澳门商船可以自由进入王国的港口。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2月19日─1777年2月7日)4月30日，东京国王颁令，正式批准澳门商船前往贸易，并称澳门商船可以自由进入王国的港口。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15, p. 247.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2月5日─1781年1月23日）4月30日，澳门望厦村举人赵元辂赴北京应春官试，卒于京邸，年四十二。卒时遗嘱其子：人可死，书不可死也。子二人，长允菁，次允治，女二人。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2月5日─1781年1月23日）4月30日，澳门望厦村举人赵元辂赴北京应春官试，卒于京邸，年四十二。卒时遗嘱其子：人可死，书不可死也。子二人，长允菁，次允治，女二人。《赵书泽堂家谱》之吴梯《九衢公行状略》，第49—52页。

嘉庆五年（1800年1月25日─1801年2月12日）4月30日，大越官员为传知有澳门额船准备赴越贸易事，故通知澳门船长策移安尊‧阿姑撩‧若瑟（Zenha Agulha José）：传澳门船长策移安尊‧阿姑撩‧若瑟照知：来年船长策移安尊‧阿姑撩‧若瑟到本国生理，宜载现鬼头银1万片、精好白铅1千担、麻线20担，则免此船港税。若欠数，此银、此铅、此麻线，则受纳港税收广东例。或有载此银、此铅、此麻线倍贰，亦免港税船2只。

清嘉庆五年（1800年1月25日─1801年2月12日）4月30日，大越官员为传知有澳门额船准备赴越贸易事，故通知澳门船长策移安尊‧阿姑撩‧若瑟（Zenha Agulha José）：传澳门船长策移安尊‧阿姑撩‧若瑟照知：来年船长策移安尊‧阿姑撩‧若瑟到本国生理，宜载现鬼头银1万片、精好白铅1千担、麻线20担，则免此船港税。若欠数，此银、此铅、此麻线，则受纳港税收广东例。或有载此银、此铅、此麻线倍贰，亦免港税船2只。《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大越官员为传知来年赴越贸易澳门额船货税事下艚长策移安尊阿姑撩谕》，第643页。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2月14日─1821年2月2日）4月30日，葡印总督里奥·帕尔多伯爵迪奥戈·索萨（Diogo de Sousa）任命澳门商人卡洛斯·席尔维拉为驻暹罗的总领事，并向暹罗国王、王后、众王子及宰相赠送了大量的礼物，澳门与暹罗结盟通商条约草案公布。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2月14日─1821年2月2日）4月30日，葡印总督里奥·帕尔多伯爵迪奥戈·索萨（Diogo de Sousa）任命澳门商人卡洛斯·席尔维拉为驻暹罗的总领事，并向暹罗国王、王后、众王子及宰相赠送了大量的礼物，澳门与暹罗结盟通商条约草案公布。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4页；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150页。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4月30日，澳门政府奉总督大宪命：缘本年二月十七日出示谕知，自西洋1850年8月起，至1851年1月底止，即第一、第二两季公钞，著各铺屋交纳等谕。兹定于四月初四日起，至五月初五日止，各铺屋宜遵照清纳。如过期不纳，除应纳钞项外，如每百元银加罚银六大元。为此奉命晓谕各人知悉。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4月30日，澳门政府奉总督大宪命：缘本年二月十七日出示谕知，自西洋1850年8月起，至1851年1月底止，即第一、第二两季公钞，著各铺屋交纳等谕。兹定于四月初四日起，至五月初五日止，各铺屋宜遵照清纳。如过期不纳，除应纳钞项外，如每百元银加罚银六大元。为此奉命晓谕各人知悉。《澳门政府宪报》1851年5月3日第24号。

咸丰十年（1860年1月23日─1861年2月9日）4月30日，澳门政府颁布《苦力移民条例》，并设立了一个专责的“中国移民管理所”。委派一名官员专门负责此项事务，并配备一名汉语翻译为助手。这位官员有权参加华政衙门进行的华工审查工作并同检察官一起在劳工合约上签字。这位官员掌握劳工登记手册，劳工登记6天后才可以正式签订。合约一旦签订，受雇劳工会收到一份预支工资，然后才被送上轮船。如招收不满25岁的青年，必须获得父母的同意。葡萄牙人不得进入中国招雇苦力。任何葡国船只亦不得将苦力运离中国港口和澳门。该条例于同年10月12日被张榜公布。

咸丰十年（1860年1月23日─1861年2月9日）4月30日，澳门政府颁布《苦力移民条例》，并设立了一个专责的“中国移民管理所”。委派一名官员专门负责此项事务，并配备一名汉语翻译为助手。这位官员有权参加华政衙门进行的华工审查工作并同检察官一起在劳工合约上签字。这位官员掌握劳工登记手册，劳工登记6天后才可以正式签订。合约一旦签订，受雇劳工会收到一份预支工资，然后才被送上轮船。如招收不满25岁的青年，必须获得父母的同意。葡萄牙人不得进入中国招雇苦力。任何葡国船只亦不得将苦力运离中国港口和澳门。该条例于同年10月12日被张榜公布。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41页；科尔沃：《苦力移民》，载《文化杂志》第7—8期，1989年。

同治八年（1869年2月11日─1870年1月30日）4月30日，市政工程署长玛丽亚‧库尼亚（Francisco Maria da Cunha）即日上呈报告，提出方案，欲将南湾地区与填海而成的西湾（Bom-Parto）统一规划，搞成一条令人赏心悦目的环海街。

同治八年（1869年2月11日─1870年1月30日）4月30日，市政工程署长玛丽亚‧库尼亚（Francisco Maria da Cunha）即日上呈报告，提出方案，欲将南湾地区与填海而成的西湾（Bom-Parto）统一规划，搞成一条令人赏心悦目的环海街。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75页。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4月30日，在氹仔、路环、荔枝湾（Laichivan）组建了一个公共工程委员会，当地驻军司令任委员会主席。[1] [1]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91页。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4月30日，在氹仔、路环、荔枝湾（Laichivan）组建了一个公共工程委员会，当地驻军司令任委员会主席。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91页。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4月30日，澳督科雷亚．施利华为晓谕氹仔、过路湾民人之告示： 照得现有出氹仔、过路湾数人之名呈禀几张，内或求减现定之税饷，或以无理之词谓现定轻税为不合等情。查本大臣愿所有到氹仔、过路湾居住托赖大西洋旗号保护者，仍然照常平安贸易营艺，安居乐业。查氹仔、过路湾，原属僻小地方，始初管理制度原非依常规而办，所征收税饷亦非依常规而定，该村渐渐盛旺，村中之人方与西洋官酌定如何输饷之法。至于氹仔，酌定鱼铺纳规银500元，并纳公钞银600元，其后又议定点街灯130枝，其费用银704元。该上两项，由铺户几间藉捐银送给之名，将银一单交出，该铺户必然向别铺任意抽收矣。至点街灯一事，有捐油者、有捐灯心者、有捐点街灯工人之工项者，此等物件，乃逐门问取，如丐求施舍无异。另氹仔有供兵丁厨房所用之柴等费。至于过路湾，藉捐银供给为名，酌定鱼铺纳银160元，另公钞银100元，又点街灯50枝，其点街灯费银必系272元，所点街灯物件，俱由逐门问取，另过路湾供兵丁所用之柴及别项使费。以此可见，氹仔纳银1804元，过路湾纳银532元，另有兵丁所用柴等费。查此办法丑陋，不依常规，似如施舍哀矜，以报所蒙大西洋保护之恩。如此而行，于大西洋地方实不成事体，必要杜绝之也。查1878年11月30日，出有新例，议定各铺俱要领牌，其牌内包生意公钞、街灯公钞，另要纳该牌之盖戳银而已。除此之外，并无别项输纳。其牌上盖戳银，每年只纳一次，其领牌公钞银，年内分四季交纳。该新例内载，以澳门同样生意之铺，在氹仔、过路湾照额减半输纳在案。后经本大臣亦有减轻。先听该地方多人所论后，将领牌额数减轻，分定以致氹仔领牌公钞，统计该银1771元，而过路湾领牌公钞统计该银564元。查氹仔原日纳银供物共值银1804元，过路湾纳银供物共值银532元。今以现定新例之银比对原日纳银，分别无几，毋庸论矣。此事尽诚办理，实为该村有裨。原昔或有重输，或有不纳，不得公平。惟今新例平允，必要比比俱纳。而该村人原日事繁，有时要输公钞，有时捐银供给，又有点街灯作工程之事，又有供给兵丁之柴，及有供给别项之物。今此繁扰，一切停止，省去事累，惟要纳领牌公钞，并盖戳之规而已，尽可在铺安乐营生，无事系累矣。查有等滋事之人，不肯究明事之道理，在外讹言增钞，联人缮禀，求将事照旧而行。此等背信之人、滋事之辈，谋以水浊图鱼之心，欲谋照旧办理，冀望守分良民当重输之苦，俾掩其自己得不纳之逸。 查本大臣体恤该村之民匪鲜，今年2月6日，出示减轻该处船只规银，以冀该处生意兴旺在案。至于禀数张内言，丐头现无银收，无银赈济穷人，其粪料银及埋人之银，一概丐头不收，全归政务厅收等语。查此禀言系虚词，该粪料银及埋人银俱归公局收，该公局系耆老绅衿二位任事，该政务厅为局之首矣。公局贮银箱归该耆老绅衿一位掌管收支银两，于该政务厅无涉。该政务厅不过于议论之时，说出其本意而已。至于埋葬人之规银，仍要葬每人规银2元，此银入在丐子银箱，但由此箱应支出土工之工项，并巡查人之工项，旧日修整水车，亦由此箱出银支理。今公局耆老绅衿，如欲由此箱支银修整水车，亦任其便。但今可以不必因救火之事、点街灯并公众工程，俱已归官管理矣。至于船艇家眷，欲建棚居住，亦准起建，惟要离村远处，以免火烛之险。至于有喜庆，欲在船上盖棚，亦准其盖，但当纳规领准纸。此项规银现定微少矣。至于乞食人之艇，照本年华正月十六日告示，已定无纳规之举。至于街灯公钞，系铺店行口等所应输纳，其穷人葵棚，并挑物行街发卖之小贩，俱免其纳。以上所论，系为各禀诸情批示解明。自今以后，如有因此事联名再禀，本大臣不收其禀矣。戊寅年十一月初七日所定新例，应要遵行。该例所定办法，系照常规且有益于民人，凡属良民明理心正卓识者，必知有官办事，必有税饷当输，而征收之法，愈照常规而且公平，则百姓所输愈轻。查所定氹仔、过路湾征收税饷新例，原属情善法良，因此必要遵行毋违。 查在大西洋地方，如有不欲恭顺大西洋律例而行，大西洋国家必不愿其在所属居住。所有氹仔、过路湾之人，其意以新定收税饷之例为不良，则任其迁出他太，必不强留也。或有欲往中国乡间，任其所往。在该乡下并非有公平定章，使各人得知每人应输多寡，必屈受华官任性施行矣。是以有人愿去，无不任之，无人哭挽也。凡有本心良民，知大西洋国家公道体恤民人，此项之人在该村安居可也，其余任其去而已。凡歹徒滋事之辈，机谋混乱，妄想不输应纳之银，惟此项人骚扰地方，播讪讹言，以致百姓惊惶，此等歹徒，国有明条，必严治之，国家无畏也。该例甚公，务必遵行。今欲各民人周知，是以将情恺切示谕，各宜凛遵毋违。特示。[1] [1]《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5月3日第18号。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4月30日，澳督科雷亚．施利华为晓谕氹仔、过路湾民人之告示：照得现有出氹仔、过路湾数人之名呈禀几张，内或求减现定之税饷，或以无理之词谓现定轻税为不合等情。查本大臣愿所有到氹仔、过路湾居住托赖大西洋旗号保护者，仍然照常平安贸易营艺，安居乐业。查氹仔、过路湾，原属僻小地方，始初管理制度原非依常规而办，所征收税饷亦非依常规而定，该村渐渐盛旺，村中之人方与西洋官酌定如何输饷之法。至于氹仔，酌定鱼铺纳规银500元，并纳公钞银600元，其后又议定点街灯130枝，其费用银704元。该上两项，由铺户几间藉捐银送给之名，将银一单交出，该铺户必然向别铺任意抽收矣。至点街灯一事，有捐油者、有捐灯心者、有捐点街灯工人之工项者，此等物件，乃逐门问取，如丐求施舍无异。另氹仔有供兵丁厨房所用之柴等费。至于过路湾，藉捐银供给为名，酌定鱼铺纳银160元，另公钞银100元，又点街灯50枝，其点街灯费银必系272元，所点街灯物件，俱由逐门问取，另过路湾供兵丁所用之柴及别项使费。以此可见，氹仔纳银1804元，过路湾纳银532元，另有兵丁所用柴等费。查此办法丑陋，不依常规，似如施舍哀矜，以报所蒙大西洋保护之恩。如此而行，于大西洋地方实不成事体，必要杜绝之也。查1878年11月30日，出有新例，议定各铺俱要领牌，其牌内包生意公钞、街灯公钞，另要纳该牌之盖戳银而已。除此之外，并无别项输纳。其牌上盖戳银，每年只纳一次，其领牌公钞银，年内分四季交纳。该新例内载，以澳门同样生意之铺，在氹仔、过路湾照额减半输纳在案。后经本大臣亦有减轻。先听该地方多人所论后，将领牌额数减轻，分定以致氹仔领牌公钞，统计该银1771元，而过路湾领牌公钞统计该银564元。查氹仔原日纳银供物共值银1804元，过路湾纳银供物共值银532元。今以现定新例之银比对原日纳银，分别无几，毋庸论矣。此事尽诚办理，实为该村有裨。原昔或有重输，或有不纳，不得公平。惟今新例平允，必要比比俱纳。而该村人原日事繁，有时要输公钞，有时捐银供给，又有点街灯作工程之事，又有供给兵丁之柴，及有供给别项之物。今此繁扰，一切停止，省去事累，惟要纳领牌公钞，并盖戳之规而已，尽可在铺安乐营生，无事系累矣。查有等滋事之人，不肯究明事之道理，在外讹言增钞，联人缮禀，求将事照旧而行。此等背信之人、滋事之辈，谋以水浊图鱼之心，欲谋照旧办理，冀望守分良民当重输之苦，俾掩其自己得不纳之逸。查本大臣体恤该村之民匪鲜，今年2月6日，出示减轻该处船只规银，以冀该处生意兴旺在案。至于禀数张内言，丐头现无银收，无银赈济穷人，其粪料银及埋人之银，一概丐头不收，全归政务厅收等语。查此禀言系虚词，该粪料银及埋人银俱归公局收，该公局系耆老绅衿二位任事，该政务厅为局之首矣。公局贮银箱归该耆老绅衿一位掌管收支银两，于该政务厅无涉。该政务厅不过于议论之时，说出其本意而已。至于埋葬人之规银，仍要葬每人规银2元，此银入在丐子银箱，但由此箱应支出土工之工项，并巡查人之工项，旧日修整水车，亦由此箱出银支理。今公局耆老绅衿，如欲由此箱支银修整水车，亦任其便。但今可以不必因救火之事、点街灯并公众工程，俱已归官管理矣。至于船艇家眷，欲建棚居住，亦准起建，惟要离村远处，以免火烛之险。至于有喜庆，欲在船上盖棚，亦准其盖，但当纳规领准纸。此项规银现定微少矣。至于乞食人之艇，照本年华正月十六日告示，已定无纳规之举。至于街灯公钞，系铺店行口等所应输纳，其穷人葵棚，并挑物行街发卖之小贩，俱免其纳。以上所论，系为各禀诸情批示解明。自今以后，如有因此事联名再禀，本大臣不收其禀矣。戊寅年十一月初七日所定新例，应要遵行。该例所定办法，系照常规且有益于民人，凡属良民明理心正卓识者，必知有官办事，必有税饷当输，而征收之法，愈照常规而且公平，则百姓所输愈轻。查所定氹仔、过路湾征收税饷新例，原属情善法良，因此必要遵行毋违。查在大西洋地方，如有不欲恭顺大西洋律例而行，大西洋国家必不愿其在所属居住。所有氹仔、过路湾之人，其意以新定收税饷之例为不良，则任其迁出他太，必不强留也。或有欲往中国乡间，任其所往。在该乡下并非有公平定章，使各人得知每人应输多寡，必屈受华官任性施行矣。是以有人愿去，无不任之，无人哭挽也。凡有本心良民，知大西洋国家公道体恤民人，此项之人在该村安居可也，其余任其去而已。凡歹徒滋事之辈，机谋混乱，妄想不输应纳之银，惟此项人骚扰地方，播讪讹言，以致百姓惊惶，此等歹徒，国有明条，必严治之，国家无畏也。该例甚公，务必遵行。今欲各民人周知，是以将情恺切示谕，各宜凛遵毋违。特示。《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5月3日第18号。

光绪十二年（1886年2月4日─1887年1月23日）4月30日，澳门公物会公布，自1886年4月1日至1887年3月31日一年期澳门猪肉生意准卢九、胡衮臣承充。1886年4月1日至1888年3月31日两年期过路湾承充番摊鸦片烟膏生意准何碧云承充。1886年5月1日至1887年4月30日一年期氹仔番摊及鸦片烟膏生意准悠久堂为承充人。

光绪十二年（1886年2月4日─1887年1月23日）4月30日，澳门公物会公布，自1886年4月1日至1887年3月31日一年期澳门猪肉生意准卢九、胡衮臣承充。1886年4月1日至1888年3月31日两年期过路湾承充番摊鸦片烟膏生意准何碧云承充。1886年5月1日至1887年4月30日一年期氹仔番摊及鸦片烟膏生意准悠久堂为承充人。《澳门政府宪报》1886年5月6日第18号。

光绪十七年（1891年2月9日─1892年1月29日）4月30日，葡萄牙政府任命何利华（António Marques de Oliveira）为澳门地区大法官，7月2日抵澳履任。

光绪十七年（1891年2月9日─1892年1月29日）4月30日，葡萄牙政府任命何利华（António Marques de Oliveira）为澳门地区大法官，7月2日抵澳履任。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182.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4月30日，澳门患起核疫症，日渐流行，每日染症而亡者数人，甚至一日之间死者十数名。以致港英政府示谕，禁止澳人赴港。澳门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在东望洋建蓬厂10座，以居留病众。为保卫民生事宜，严禁在澳门堆贮粪料尿水，晒晾粪饼，以粪料播田，以尿水灌溉菜蔬。又用小轮由银坑载运甜水数船分泊各码头，待人领取。每日又开动机器车激灌海水洗涤沟渠街道。澳门华人绅商先迎请包公巡行街道，以求禳解；继又远迓灵神，由镜湖医院各绅董迎致新宁县陈绥靖伯神像，据称水旱疾疫，求祷灵应。连日巡行街道，期静恶氛。并在康公庙前，建大厂一座，供奉该神像，以供澳内华人祭拜祈恩。5月间，疫气炽盛，每日病亡者20—30人。澳内各家迂回乡者有之，迁港者有之，迁省者亦有之。不能离澳而家资殷实者，亦以舟作陆，河上逍遥。每当夕阳初落，楼阁上灯，则店皆闭户，路少行人，市情之冷淡，为数十年来所未睹。而福隆新街宁居里一带，繁华盛地，更门庭冷落，车马稀疏，十室九空，几无存者。在《澳门政府宪报》第39号附报中，医生高斯华（Jose Gomes da Silva）详细报告了腺鼠疫在澳门流行的惨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4月30日，澳门患起核疫症，日渐流行，每日染症而亡者数人，甚至一日之间死者十数名。以致港英政府示谕，禁止澳人赴港。澳门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在东望洋建蓬厂10座，以居留病众。为保卫民生事宜，严禁在澳门堆贮粪料尿水，晒晾粪饼，以粪料播田，以尿水灌溉菜蔬。又用小轮由银坑载运甜水数船分泊各码头，待人领取。每日又开动机器车激灌海水洗涤沟渠街道。澳门华人绅商先迎请包公巡行街道，以求禳解；继又远迓灵神，由镜湖医院各绅董迎致新宁县陈绥靖伯神像，据称水旱疾疫，求祷灵应。连日巡行街道，期静恶氛。并在康公庙前，建大厂一座，供奉该神像，以供澳内华人祭拜祈恩。5月间，疫气炽盛，每日病亡者20—30人。澳内各家迂回乡者有之，迁港者有之，迁省者亦有之。不能离澳而家资殷实者，亦以舟作陆，河上逍遥。每当夕阳初落，楼阁上灯，则店皆闭户，路少行人，市情之冷淡，为数十年来所未睹。而福隆新街宁居里一带，繁华盛地，更门庭冷落，车马稀疏，十室九空，几无存者。在《澳门政府宪报》第39号附报中，医生高斯华（Jose Gomes da Silva）详细报告了腺鼠疫在澳门流行的惨状。《华字日报》1895年4月30日。《澳门政府宪报》1895年3月9日第10号。《镜海丛报》1895年5月1日《官事汇登》。《镜海丛报》1895年5月15日《时疫汇纪》；1895年5月22日《官事骈述》。《澳门政府宪报》1895年9月28日第39号附报。

《知新报》第八十五期刊登《江督刘(坤一)奏请拨常费制造军械折》、《署高要县正堂冯论民垦荒示》、《瑞典那威将有分治之势》、《各国产铁总数表》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使用。《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宣统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4月30日，澳门三宏烟饷公司歇业，按饷10万元充公。因洋药熟膏向来由澳门运往美国旧金山，历有年数，该处自4月1日起严禁吸食。2月23日，公司最后一次将熟膏运往旧金山，此后该公司生意遽少70﹪，以致无法坚持与澳门政府所订立之合同。旧承充鸦片烟生意之合同销废后，自5月1日起，该生意暂由澳门政府自理。仍在旧呞咑屋内及各领牌之铺店内，归国家自煮自卖，而由大恒公司华商萧登专代国家办理煮卖。凡在澳门、氹仔、路环地方，无论何人如非领有国家准照者，严禁私煮私卖。

宣统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4月30日，澳门三宏烟饷公司歇业，按饷10万元充公。因洋药熟膏向来由澳门运往美国旧金山，历有年数，该处自4月1日起严禁吸食。2月23日，公司最后一次将熟膏运往旧金山，此后该公司生意遽少70﹪，以致无法坚持与澳门政府所订立之合同。旧承充鸦片烟生意之合同销废后，自5月1日起，该生意暂由澳门政府自理。仍在旧呞咑屋内及各领牌之铺店内，归国家自煮自卖，而由大恒公司华商萧登专代国家办理煮卖。凡在澳门、氹仔、路环地方，无论何人如非领有国家准照者，严禁私煮私卖。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宣统元年拱北口岸华洋贸易情形论略”，第263页。《澳门政府宪报》1909年5月15日第20号。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7月1日，《祖国》(A Pátria)周刊创刊发行，名义主编为沙维尔． 李美雕(Francisco Xavier dos Remédios)，具体由圣若瑟修院负责行政管理、编辑印刷等业务，由圣母无原罪孤儿院印刷所印制，从1925年12月1日起改为日报，增加一副标题《捍卫葡萄牙利益的日报》，直至1928年4月30日停刊。该报涉及领域较广，撰稿人力量强大，包括澳门主教高若瑟、土生学者白乐嘉(José Mariâ Braga)、英国史家博克塞等。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7月1日，《祖国》(A Pátria)周刊创刊发行，名义主编为沙维尔． 李美雕(Francisco Xavier dos Remédios)，具体由圣若瑟修院负责行政管理、编辑印刷等业务，由圣母无原罪孤儿院印刷所印制，从1925年12月1日起改为日报，增加一副标题《捍卫葡萄牙利益的日报》，直至1928年4月30日停刊。该报涉及领域较广，撰稿人力量强大，包括澳门主教高若瑟、土生学者白乐嘉(José Mariâ Braga)、英国史家博克塞等。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18─119.

民国十七年（1928年）四月三十日，中山县公署布告第129号。民国以后，镜湖医院总理冯作霖等呈称澳门关闸外土名高沙（现珠海市拱北宾馆一带）接连海边一带之义地，是前清代光绪十四年蒙前山军民府批示归镜湖医院永远管业，作为安葬先友之用，恐歹人意图侵占，请求中山县公署重新批示布告。

民国二十三年 (1934年1月1日-1934年12月31日)4月30日，教廷驻华代表蔡宁 (D. Mario Zanin)访问澳门。

民国二十三年 (1934年1月1日-1934年12月31日)4月30日，教廷驻华代表蔡宁 (D. Mario Zanin)访问澳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263页。

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4月30日，澳门法院对国课衙门控告范洁朋、李汉池、马斗南、伍于汉欠银14万事进行判决，将上述4人所有青草街、大兴街、亚美打街、施利华街及田畔街宅第54间出投变卖抵债，估价为64800元。

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4月30日，澳门法院对国课衙门控告范洁朋、李汉池、马斗南、伍于汉欠银14万事进行判决，将上述4人所有青草街、大兴街、亚美打街、施利华街及田畔街宅第54间出投变卖抵债，估价为64800元。Ano de 1936—Boletim Oficial de Macau—No. 16—18 de Abril, p. 34.

根据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四月三十日常务值理会第十三次常务会议案录，有关警察厅托儿所自民国三十年（1941年）四月起，将其收容之患病难童转送镜湖医院留医治疗。抗日战争时期，镜湖医院收容难童及由警厅送来镜湖医院待医之病患难童，镜湖医院慈善会常务值理会第十三次常务会议纪录：镜湖医院自民国三十年（1941年）四月起由警察厅托儿所，将收容之患病难童转送镜湖医院留医治疗以来，迄今二载有奇，共送来患病难童三百八十三名，痊愈出院及被带回者共二百零六名，现尚留十五名，死亡共一百六十二名，留院期间在新三等病房居住，每日食饭二餐，食粥四餐，早晚医生诊视，每日由护士与之沐浴更衣一次，痊愈后由护士教唱歌，各种游戏，更长者教认字读书。1943年成立难童疗养所，尚有六十余人，以后陆续由其亲属领回或给适合人家领养，至1947年夏才结束。尚有未能归家或未被领养者，由镜湖抚养成人。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四月三十日，诚修堂儿童施粥处致函镜湖医院，恳请同意让其难童前往医院作防疫注射。

1984年4月30日，新的怡东酒店（即文华东方酒店）开幕，附设由澳门旅游娱乐公司经营的赌场。2009年1月20日，信德集团及文华东方酒店集团，将各占50%的酒店股权出售予澳门文化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酒店更名为金丽华酒店。

1997年4月30日，中葡关于澳门与内地大型基建协调小组在北京举行成立后首次会议，洽商两地基建协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