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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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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8

弘治十一年(1498年1月22日─1499年2月9日)8月15日,葡萄牙第一座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机构在里斯本(Lisboa)建立。该机构由若奥二世的遗孀唐娜•莱昂诺拉(Dona Leonora)王后创立,又称慈善兄弟会或仁慈圣母会。

1498

弘治十一年(1498年1月22日─1499年2月9日)8月15日,葡萄牙第一座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机构在里斯本(Lisboa)建立。该机构由若奥二世的遗孀唐娜•莱昂诺拉(Dona Leonora)王后创立,又称慈善兄弟会或仁慈圣母会。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门史》第4章,第52页。

1517

正德十二年(1517年1月22日─1518年2月9日)8月15日,费尔南•安德拉德船队抵达广东东莞千户所海澳东涌岛,恰遇一月前抵达此地的杜阿尔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船长,他从杜阿尔特•科埃略处获知很多有关中国方面的信息。在东涌附近,又遇到一艘为防御海盗而在海面巡逻的中国水师船。中国水师船向葡船开了几炮,未对葡船造成伤害,费尔南•安德拉德没有还击,反而命令在船上挂起旗帜,吹起号,以示友好,并在东涌岛碇舶后,马上派人向中国水师船送口信,表明自己是葡萄牙国王向中国派遣的使臣。费尔南•安德拉德又通过中国的巡海官员带信给南头备倭,并告知,他此行的目的是护送葡萄牙国王出使中国的使臣而来,大使带有永修和好的国书。并请南头方面提供引水员,导引船队进入广州。南头备倭对费尔南•安德拉德船队的到来表示欢迎,并愿提供一切所需。但入广州之事,他本人无权批准,要禀报广州大吏方能答复。时间过去数天,广州方面仍无答复。费尔南•安德拉德率船队迳自出发,准备前往广州。船未离港,风暴骤起,部分船只损坏。葡人只好留在岛上修整。在这种情况下,费尔南•安德拉德留下西蒙•阿尔卡索瓦统领其他船只在港,并做好作战与讲和的两手准备,自己则率领3艘大船,先奔南头,又直驶广州。

1517

正德十二年(1517年1月22日─1518年2月9日)8月15日,费尔南•安德拉德船队抵达广东东莞千户所海澳东涌岛,恰遇一月前抵达此地的杜阿尔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船长,他从杜阿尔特•科埃略处获知很多有关中国方面的信息。在东涌附近,又遇到一艘为防御海盗而在海面巡逻的中国水师船。中国水师船向葡船开了几炮,未对葡船造成伤害,费尔南•安德拉德没有还击,反而命令在船上挂起旗帜,吹起号,以示友好,并在东涌岛碇舶后,马上派人向中国水师船送口信,表明自己是葡萄牙国王向中国派遣的使臣。费尔南•安德拉德又通过中国的巡海官员带信给南头备倭,并告知,他此行的目的是护送葡萄牙国王出使中国的使臣而来,大使带有永修和好的国书。并请南头方面提供引水员,导引船队进入广州。南头备倭对费尔南•安德拉德船队的到来表示欢迎,并愿提供一切所需。但入广州之事,他本人无权批准,要禀报广州大吏方能答复。时间过去数天,广州方面仍无答复。费尔南•安德拉德率船队迳自出发,准备前往广州。船未离港,风暴骤起,部分船只损坏。葡人只好留在岛上修整。在这种情况下,费尔南•安德拉德留下西蒙•阿尔卡索瓦统领其他船只在港,并做好作战与讲和的两手准备,自己则率领3艘大船,先奔南头,又直驶广州。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12《杂论》3。高德胜:《欧洲第一个赴华使节》,第132页。《若昂•德•巴罗斯亚洲史——旬年史之三》第2篇第7、8章,第135—138页。

1517

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6月17日,安特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率舰队从马六甲出发前往中国,皮莱资以葡印总督特使身份随行。8月15日,抵达屯门登陆,“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9月间溯珠江而上,直达广州要求通商。明朝以“其国素不列王会”,“诏给方物之值,遣还”。

1549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1月29日─1550年1月17日)8月15日,受葡印总督加西亚•萨(Garcia de Sá)和果阿和马六甲主教的委托,彿兰西斯科•沙勿略率两名西班牙传教士抵达日本鹿儿岛(Kagoshima),开始在日本传教。

1549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1月29日─1550年1月17日)8月15日,受葡印总督加西亚•萨(Garcia de Sá)和果阿和马六甲主教的委托,彿兰西斯科•沙勿略率两名西班牙传教士抵达日本鹿儿岛(Kagoshima),开始在日本传教。苏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第4章,第111页。

1583

万历十一年(1583年1月24日─1584年2月11日)8月15日,两广总督郭应聘突然派侍卫官到澳门带来一封由两广总督批准的肇庆知府王泮的信,信中称,总督邀请耶稣会神父去肇庆接受国家赐予的一笔财产,修建一所教堂和房屋。

1583

万历十一年(1583年1月24日─1584年2月11日)8月15日,两广总督郭应聘突然派侍卫官到澳门带来一封由两广总督批准的肇庆知府王泮的信,信中称,总督邀请耶稣会神父去肇庆接受国家赐予的一笔财产,修建一所教堂和房屋。《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卷第4章,第157页。

1592

万历二十年(1592年2月13日─1593年1月31日)8月15日,澳门仁慈堂院长雷贝罗•布拉沃(Atónio Rebelo Bravo)将500两白银分给孤女们,并声称如果她们之中有人去世,仁慈堂将其财产收回。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512.

1620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2月4日─1621年8月27日)8月15日,葡萄牙耶稣会士加布利埃尔•马托斯(Gabriel de Matos)神父出任澳门圣保禄学院院长及澳门本堂神父。

1620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2月4日─1621年8月27日)8月15日,葡萄牙耶稣会士加布利埃尔•马托斯(Gabriel de Matos)神父出任澳门圣保禄学院院长及澳门本堂神父。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377; 高瀬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时代の文化と诸相》,第328页。

1627

天启七年(1627年2月16日─1628年2月4日)7月17日,4艘荷兰战舰在澳门附近出现,停泊在岛屿之间,打算截击赴长崎贸易的澳门船,澳门当时没有一艘战舰。5位澳门富商:马尔科斯•博特略(Marcos Botelho)、安东尼奥•科尔特斯(António Cortes)、罗德里格斯•卡瓦略(António Rodrigues Carvalho)、若奥•特谢拉(João Taixeira)及曾任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托玛斯•维耶拉将5艘改装的商船装上火力,在托玛斯•维耶拉的指挥下,于8月18日离开澳门,向荷兰战舰发动攻击,荷兰指挥舰“奥威克尔克(Ouwerkerck)”号沉没,32名荷兰士兵阵亡,俘获50人,缴获火炮24门,炮弹2000发和一些军需补给,其他荷兰船只逃脱。奥威克尔克号指挥舰舰长马科斯(Marcus Hendricxoon)亦被俘虏,他与其他33名被俘的荷兰人在澳门被囚禁5年,1632年,与在望加锡被俘虏的葡萄牙人作了交换。在荷兰战舰出现之初,澳门总督和议事会给马尼拉写信请求帮助,西班牙人并无回复。菲律宾总督尼罗•塔博尔达(Don Juan Niño de Taborda)派了一支救援小队,内有3艘战船,以若昂•阿尔卡拉索(Don Juan de Alcaraso)为指挥官。当他们到达时,葡人已经赶走敌人,于是这支西班牙船队驶往越南以报费尔南多•西尔瓦(D. Fernando de Silva)的船只丢失之仇。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Ⅶ, p. 46; 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6章,第59页。两书记载的死亡人数及俘虏数不同。而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1624—1662》,第77页称:Ouwerkerck号在澳门附近被葡人袭击并烧毁,船上18人被捕,大炮被缴获,剩余人员遇难。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p. 103—104.

1634

崇祯七年(1634年1月29日─1635年2月16日)8月15日,荷兰巴城总督恩德里克•布劳沃尔(Hendrick Brouwer)的报告称:鉴于我们在马六甲海域耗资巨大,而获利有限,我们认为,可派几艘便利的海船或快船前往澳门及附近海域,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司令副长官汉斯•蒲特曼斯(Hans Putmans)于9月初率船前往澳门,在那里打击所有来自日本、马尼拉和鸡笼等地的船只,并阻止任何船只从澳门驶往马六甲、果阿、望加锡。如此一来,日本也不会有什么理由干涉,因为我们不阻拦自澳门驶往日本的船只,只拦截从果阿、马六甲、望加锡等地驶往澳门的船只。因为一旦发生战争,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权尽力打击敌人。我们已向日本人阐明,这一点完全合乎情理。

1634

崇祯七年(1634年1月29日─1635年2月16日)8月15日,荷兰巴城总督恩德里克•布劳沃尔(Hendrick Brouwer)的报告称:鉴于我们在马六甲海域耗资巨大,而获利有限,我们认为,可派几艘便利的海船或快船前往澳门及附近海域,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司令副长官汉斯•蒲特曼斯(Hans Putmans)于9月初率船前往澳门,在那里打击所有来自日本、马尼拉和鸡笼等地的船只,并阻止任何船只从澳门驶往马六甲、果阿、望加锡。如此一来,日本也不会有什么理由干涉,因为我们不阻拦自澳门驶往日本的船只,只拦截从果阿、马六甲、望加锡等地驶往澳门的船只。因为一旦发生战争,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权尽力打击敌人。我们已向日本人阐明,这一点完全合乎情理。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1624—1662》,第150—151页。

1636

崇祯九年(1636年2月7日─1637年1月25日)5月,葡将高丁纽•卡滑嘉(Don Francisco Coutinho Cavaca)率领装备精良的大船20艘、小船5艘自果阿航抵马六甲,欲保护新加坡海峡通道。荷人闻讯,立即派遣副司令铁包德(Orlando Thibault)率战舰3艘驶抵马六甲附近,监视葡舰之活动。6月2日,两军相遇,双方激战,均遭重创。然葡方损失远比荷方严重,葡将高丁纽•卡滑嘉中炮身亡,葡军与黑人之死伤者不可数计,最终的结果是荷胜而葡败。自此,葡方大船驶往马六甲者,已极困难。稍后荷将洗蒙士(Cornelis Symonz van der Veer)又截获一艘自澳门驶往马六甲的葡船,得船上货物计34000盾,悉归荷公司没收。又有自那伽钵亶那(Nagapattana)驶往马六甲的5艘葡船为荷船拦截,其中4艘逃逸,l艘为荷人所捕。船上所获布88箱,米50吨,全为荷公司没收。7月,荷葡双方又展开两场海战,葡方损失战船10余艘,被俘者达数百人。8月15日,荷人又截获葡船l艘,马六甲出使望加锡的葡使亦被俘。葡人完全无力控制马六甲海峡。张礼千:《马六甲史》第2章,第203—204页。

1637

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国商船到达澳门附近的麦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门区三灶一带),当时澳门的情况十分微妙,尽管英国同葡印总督缔结条约中允许英国商船来澳门,但澳门议事会考虑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因为当时澳门的繁荣全赖于葡萄牙船队的往来贸易,因此澳门议事会坚决反对英商进入澳门参加对华贸易。故议事会采取种种方法拖延时间,阻止英国商船进入内港。英国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门总督邀请若翰•威德尔上校及随行英国商人进入澳门。7月15日,若翰•威德尔不顾澳门葡人的阻挠,率领商船离开澳门,直奔广州,在珠江口勘查广州河口水道,并找到了虎门入口,还调查了珠江口明军防御力量。但是广州官方声明:英商不得在澳门贸易。22日,英国商船返回伶仃洋。29日,若翰•威德尔再次率领船队向广州进发。8月6日抵达珠江口,当时广东官员要求等待上级批复,但是若翰•威德尔没有等待中方批复就率领船队驶进内河,向广州挺进。8月6日,澳门选出四位助理与议事会解决如何对付澳门海岸出现的4艘英国船的问题。8月12日,中英展开炮战。仅仅半个小时,虎门炮台陷落。英军登陆占领炮台,缴获44门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渔船。8月15日,若翰•威德尔派鲁宾逊、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与通事番禺人李叶荣(Pablo Noretti)一起去广州谈判通商。到达广州后,受到广东总兵陈谦的热情接待,“红夷到日,即入总府。见万众喧嚣,即发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叶荣带来海道副使郑觐光和广东总兵陈谦的一封信,称:广东给英国人在国内买卖任何商品的自由,并指定三处为英船的停泊所,还指定由李叶荣为经纪人,派两三个人到广州准备购办货物,并请求英国人将明方的炮和船放还。若翰•威德尔认为这样比较满意,立即将炮及帆船放还。8月24日,李叶荣返回广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鲁宾逊3人陪同前往。他们携带西班牙银元22000八单位雷阿尔(Reais-de-oito)及两小箱日本银,其中10000送给官员们,其他用作投资。到广州后,购买白糖1150担,糖米50担,米85担,酒100坛,并住在华商揭邦俊家。后在琶洲处被明方捕盗船抓获。[11]8月30日,若翰•威德尔命令船只前移两里,到达大虎岛。[12]9月6日,若翰•威德尔接到澳门总督与议事会的书面抗议,要求英方退出中国海域。若翰•威德尔却依仗李叶荣背后的关系表示反对。[13]当时,两广总督张镜心督促广东总兵陈谦出师浪白,9月10日,副总兵黎延庆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对英船进行攻击,“打死夷人数名”。[14]26日,若翰•威德尔将船队退回伶仃岛。27日,船行至距离澳门4里格远的地方。然后,船队委员会向澳门葡萄牙人投递了抗议书,阐述了对在果阿和澳门遭到冷遇而不满的理由,指责澳门葡人向中国纵火船提供军需和装备,对扣押英人一事他们要负责。澳门葡人拒绝承认。[15]同时,张镜心又实行“檄道厅亲至澳门宣示汉法,以法绳澳,以澳驱红,节节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广东市舶司会同香山县差官及驻澳提调、备倭诸官下澳,传唤议事会理事官、通事、揽头到议事会宣谕,要求澳门议事会理事官戎猫州弗黎厨(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揽头吕沈西及通事刘德来广州调停处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几名澳门葡人前往广州调停中英关系。18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会议试图迫使英商达成以下协议:即刻退出广州,永不再来;对中方给予此次在此经商的特权,应先付给酬金28000雷阿尔。但是,英国商人表示反对。[19]在葡人的调停下,广东方面将英商及其款项、货物全部发还,并完成了他们的贸易。直到11月22日,中英双方签订贸易协定:“允许(英商)自由经商,扩大贸易,长久居住,但英方每年应缴付(中国)皇帝2万两白银及4门大铁炮和50支毛瑟枪。”11月26日,英商离开广州,回到碇泊澳门的船队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译为横琴岛,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为“麦子山”。葡语及英语文献中均有出现。英语仅见于《芒迪游记》,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为西班牙语,意即“堆”。西班牙语也有Monte,且与葡语同意。显然,芒迪将Monte误作Montón。有人称芒迪懂葡语与西语,不知所据。仅此一例可知其西语水准实很低劣。否则不会将Monte与Montón混淆。葡语中,有图示[图载“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据图,Monte de Trigo为今三灶岛,但航海资料的文字涉及则是指三灶东侧一小岛。“沿着高澜山航行,可见一圆岛,然后在它的尽处又可见一更长、形成圆湾的大岛。再前面是4个小岛,共中之一便是称为Monte deTrigo的又圆又高的岛屿。(Ms. Cadaval 972, f. 95v°)”这一“又圆又高的岛屿”之汉名暂缺。无论准确度还是可信度,航海资料均高于图籍。前者成于明末,后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图示,不很准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8—19页。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门》,第51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19页;刘鉴唐、张力主编:《中英关系系年要录13世纪—1760》第l卷,第116—117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4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扬帆直入铳台,兵放铳堵御,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径入,泊回原处,打坏小料船一只。”中英双方记录差异甚大。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1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李叶荣带夷目二人进省”,又称“带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称“旧澳夷通事李叶荣往谕,随夷目二名进省投见”,又称“红夷头目三名雇船一只”,又称“其前后羁留夷人五名内,查三名的系头目,一名噧呾缠,一名毛直缠,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则无名可查”。噧呾缠,应即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应为蒙特尼之弟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缠则应为鲁宾逊的译名。可知,他们三人应是分两次进入广州的。[10]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3《参镇压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24页。[16]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1《报镇将驱逐红夷疏》。[17]此处理事官葡文名字据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来,但与“戎猫州弗黎厨”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2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

1649

顺治六年〈永历三年/1649年2月11日─1650年1月31日〉8月15日,波兰传教士卜弥格与意大利传教士万多玛斯〈Tomás Valgarneira〉神父在澳门发愿。 之前一年,卜弥格神父在陕西西安,并拓下在陕西发现的著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碑文。 而万多玛斯神父1655年离开澳门前往暹罗的儒蒂亚,直至1668年。1669年在澳门学院,1670—1674年任中国和日本的巡按使。1675年3月23日返回暹罗。

1649

顺治六年(永历三年/1649年2月11日─1650年1月31日)8月15日,波兰传教士卜弥格与意大利传教士万多玛斯(Tomás Valgarneira)神父在澳门发愿。 之前一年,卜弥格神父在陕西西安,拓下在陕西发现的著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碑文。 而万多玛斯神父在1655年离开澳门前往暹罗的儒蒂亚,直至1668年。随后在1669年任职于澳门学院,1670—1674年任中国和日本的巡按使。1675年3月23日返回暹罗。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81页及第694页。 爱德华•卡伊丹斯基:《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第97页。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694页。

1666

康熙五年(1666年2月4日-1667年1月23日)8月15日,汤若望神父于北京逝世,享年76岁。汤若望,字道味,德国人,1591年生于科伦。1619年7月到澳门,1622年曾参加了澳门抗击荷兰人的战斗。从1630年起一直在北京宫廷服务,官至钦天监监正,并成为顺治皇帝最为宠信的大臣,“帝与若望欢洽,有如家人父子”。汤若望一生主要在明清宫廷活动,不仅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保护葡萄牙人在澳门的生存也作了重要贡献。“(郑)经抗满官兵,朝命削平沿海一带诸城,澳门亦在削平之列,若望同刘迪我(Jacoques le Favre)神甫力陈澳门有功于国,葡萄牙遂免驱逐。”他是一位铸炮师,又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撰述关于天文、光学、几何者尤多。邓恩称他与利玛窦、南怀仁并列成为耶稣会在中国传教史上最为杰出的三位伟人。

1666

康熙五年(1666年2月4日-1667年1月23日)8月15日,汤若望神父于北京逝世,享年76岁。汤若望,字道味,德国人,1591年生于科伦。1619年7月到澳门,1622年曾参加了澳门抗击荷兰人的战斗。从1630年起一直在北京宫廷服务,官至钦天监监正,并成为顺治皇帝最为宠信的大臣,“帝与若望欢洽,有如家人父子”。汤若望一生主要在明清宫廷活动,不仅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保护葡萄牙人在澳门的生存也作了重要贡献。“(郑)经抗满官兵,朝命削平沿海一带诸城,澳门亦在削平之列,若望同刘迪我(Jacoques le Favre)神甫力陈澳门有功于国,葡萄牙遂免驱逐。”他是一位铸炮师,又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撰述关于天文、光学、几何者尤多。邓恩称他与利玛窦、南怀仁并列成为耶稣会在中国传教史上最为杰出的三位伟人。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169—181页;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349页。

1692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2月17日-1693年2月4日)8月15日,意大利耶稣会士方济各•菲利浦西(François-Xavier Philipucci)神父在澳门逝世。方济各,1631年生,1650年加入耶稣会,1671年来华,始传教广东。1682年受命为日本教区长,居澳门。1685年,澳门截获荷兰船一艘,而华人称此船应为其所有,由是广东政府与澳门发生争端,几肇祸。时康熙宠臣闵明我将至粤。两广总督来函要方济各去请闵明我调解此事。事件遂告平息。1688年出任耶稣会中日教区巡视员。[1] [1]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377—378页。

1692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2月17日-1693年2月4日)8月15日,意大利耶稣会士方济各•菲利浦西(François-Xavier Philipucci)神父在澳门逝世。方济各,1631年生,1650年加入耶稣会,1671年来华,始传教广东。1682年受命为日本教区长,居澳门。1685年,澳门截获荷兰船一艘,而华人称此船应为其所有,由是广东政府与澳门发生争端,几肇祸。时康熙宠臣闵明我将至粤。两广总督来函要方济各去请闵明我调解此事。事件遂告平息。1688年出任耶稣会中日教区巡视员。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377—378页。

1703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2月16日-1704年2月4日)8月l5日,马沙度(José da Gama Machado)就任澳门总督。他在达曼出生,是基督教团骑士,于8月7日到达澳门。

1703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2月16日-1704年2月4日)8月l5日,马沙度(José da Gama Machado)就任澳门总督。他在达曼出生,是基督教团骑士,于8月7日到达澳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71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28.

1731

雍正九年(1731年2月7日-1732年1月26日)8月15日,广东巡抚鄂弥达奏称,澳门葡萄牙商人荣贻观乘夹板船赴马尼拉贸易,返航时将清朝违禁品硫磺800担带回澳门,为防其贩卖至别国,因此,建议以每担价银4.5两收买,由司库公项支出。所有硫磺,除广东应用外,其余可由各省前来采购。

1731

雍正九年(1731年2月7日-1732年1月26日)8月15日,广东巡抚鄂弥达奏称,澳门葡萄牙商人荣贻观乘夹板船赴马尼拉进行贸易,返航时将清朝违禁品硫磺800担带回澳门,为防其贩卖至别国,因此,建议以每担价银4.5两收买,由司库公项支出。所有硫磺,除广东应用外,其余可由各省前来采购。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l 册《广东巡抚鄂弥达奏报澳门夷商带买硫磺准其易换嗣后请准收买以免贩往外国折》,第166页。荣贻观,不知其葡文名。

1754

乾隆十九年(1754年1月23日-1755年2月10日)8月15日,法国籍耶稣会士骆尼阁(Nicolas-Marie Roy)神父,率新晋司铎返国的中国青年神父蓝方济(Ignace-Xavier Lan)、陶某、曹貌禄(Maur Ts'ao)、刘道路等在洛里昂(Lorient,法国北部港口)乘“伯爵(Conde)”号船东归,抵达澳门。骆尼阁神父居留澳门两年,学习华语、葡语。不久有一位巴黎外方传教士奥利维耶.勒本(Olivier Le Bon)接替前任皮埃尔.拉塞尔(Pierre-Antoine Laccére)出任驻澳门代理人。[1] [1]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921—922页;Cérard Moussay et Brigitte Appavou, Répertoire des Membres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1659—2004),p.74.

1754

乾隆十九年(1754年1月23日-1755年2月10日)8月15日,法国籍耶稣会士骆尼阁(Nicolas-Marie Roy)神父,率新晋司铎返国的中国青年神父蓝方济(Ignace-Xavier Lan)、陶某、曹貌禄(Maur Ts'ao)、刘道路等在洛里昂(Lorient,法国北部港口)乘“伯爵(Conde)”号船东归,抵达澳门。骆尼阁神父居留澳门两年,学习华语、葡语。不久有一位巴黎外方传教士奥利维耶.勒本(Olivier Le Bon)接替前任皮埃尔.拉塞尔(Pierre-Antoine Laccére)出任驻澳门代理人。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921—922页;Cérard Moussay et Brigitte Appavou, Répertoire des Membres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1659—2004),p.74.

1791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2月3日─1792年1月23日)8月15日,香山知县许敦元致函澳门议事会,要求议事会装备两条武装船只巡视伶仃洋海岸,以便协助清朝政府扫清临近海域的盗匪。议事会以这一请求没有得到两广总督的证实和乾隆皇帝的圣旨为由,不同意提供上述帮助。其目的是想以此讨价还价,要求澳门城以前享有的特权,如:无需清朝大员许可即可兴建房屋;可以审判居住在澳门的华人罪犯;获得随便驶入广州贸易的自由等等。同时还打算向清廷要求免缴进入澳门港的船钞。因香山知县没有乾隆的谕旨,根本无法作出任何承诺,因此,这一谈判失败。

1791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2月3日─1792年1月23日)8月15日,香山知县许敦元致函澳门议事会,要求议事会装备两条武装船只巡视伶仃洋海岸,以便协助清朝政府扫清临近海域的盗匪。议事会以这一请求没有得到两广总督的证实和乾隆皇帝的圣旨为由,不同意提供上述帮助。其目的是想以此讨价还价,要求澳门城以前享有的特权,如:无需清朝大员许可即可兴建房屋;可以审判居住在澳门的华人罪犯;获得随便驶入广州贸易的自由等等。同时还打算向清廷要求免缴进入澳门港的船钞。因香山知县没有乾隆的谕旨,根本无法作出任何承诺,因此,这一谈判失败。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张保仔船队的毁灭》,载《文化杂志》第3期,1987年;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p. 683—684.

1794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8月15日,以德胜(Isaac Tisingh)为正使、范罢览(A. E van Braam Houckgeest)为副使的荷兰使团乘“暹罗(Sião)”号自巴达维亚起航,经澳门来到广州。汉文翻译为法国人小德金。该使团的组织,是采纳了范罢览的建议。当他从马戛尔尼使团获悉北京将有庆祝乾隆登基的盛典,即向巴达维亚的荷印总督建议派遣致贺专使。

1794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8月15日,以德胜(Isaac Tisingh)为正使、范罢览(A. E van Braam Houckgeest)为副使的荷兰使团乘“暹罗(Sião)”号自巴达维亚起航,经澳门来到广州。汉文翻译为法国人小德金。该使团的组织,是采纳了范罢览的建议。当他从马戛尔尼使团获悉北京将有庆祝乾隆登基的盛典,即向巴达维亚的荷印总督建议派遣致贺专使。蔡鸿生、包乐史:《航向珠江:荷兰人在华南(1600—2000年)》,第10页。

1822

道光二年(1822年1月23日─1823年2月10日)8月15日,一艘澳门葡船被风吹到金星门海面寄泊。同时,被吹到此处的还有港脚“吃船(King)”、“北哯时”船二艘。先是,此二艘港脚船上年十二月内,均因贩卖鸦片被清政府驱逐回国。本年三月内,该二船因风驶回鸡颈洋面寄泊。故署澳门同知兼理香山知县金毓奇8月24日下谕理事官,令其立将澳门葡船迅速押令回澳门,并饬港脚夷商吃船、北哯时船立即驶出外洋回国。

1822

清道光二年(1822年1月23日─1823年2月10日)8月15日,一艘澳门葡船被风吹到金星门海面寄泊。同时,被吹到此处的还有港脚“吃船(King)”、“北哯时”船二艘。先是,此二艘港脚船上年十二月内,均因贩卖鸦片被清政府驱逐回国。本年三月内,该二船因风驶回鸡颈洋面寄泊。故署澳门同知兼理香山知县金毓奇8月24日下谕理事官,令其立将澳门葡船迅速押令回澳门,并饬港脚夷商吃船、北哯时船立即驶出外洋回国。《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署澳门同知兼理香山知县金毓奇为饬港脚吃船北哯时船驶出外洋回国事下理事官谕》,第728页。

1834

白鸽巢前地,迺白鸽巢公园前之广场。榕荫为盖,草径如棋,小小方地中,其四周有:白鸽巢公园、澳门博物院、基督教旧坟场、嘉诺撒修院、花王庙等。昔日澳门城墙原贯其中,由连胜街口横跨由义巷,将白鸽巢与花王庙分隔在澳城内外,花王庙在城内,而白鸽巢在城外也。连胜街口处,旧辟城门曰“三巴门”,门之北仍属中国管辖,门之南始属澳葡租界。迄同治年间,澳葡拆城毁界,此处迺成一广场,及修筑白鸽巢公园后,因名该广场为白鸽巢前地。白鸽巢,固因旧日澳葡富人马葵士曾筑别墅于此,广蓄白鸽而得名。后山有利玛窦观星岩与贾梅士石洞。其傍之一座洋楼,为昔日英国东方印度公司之别墅。当年英国首任驻华大使麦卡尼公爵,尝往跸于此。后让与澳葡作工务局,今即改为贾梅士博物院也。博物院侧,于今尚有东方印度公司之坟场存在,现多称之为基督教旧坟场。坟场入门处,有一小教堂,盖此迺澳中最古之第一座基督教传道所也。坟场内所葬者,多为初期英国来华商人,及东来拓殖之殖民主义者,鸦片战役在华身死之侵略家,如中国海之英国舰队总帅施厚仕爵士,英舰都鲁号之总司令邱吉尔公爵等,皆横霸一时者。今英美游客到澳旅行,多有到白鸽巢前地该坟场凭吊一番。白鸽巢前地侧之基督教旧坟场,矮门深扃,叩而始启。前方教堂,后面坟地,白杨衰草,蔓欲就荒,古碣残碑,井仍有序,其间埋葬者,均为他乡客鬼也。场隅北角,有名冢焉。三冢横排,石前泐志,百年留念,坟右树碑,盖迺基督教士最初来华传道之罗伯马礼逊,及其妻儿等墓也。攷罗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英国人也。年二十五,受伦敦基督教布道会命,来华传教。当未来之前,在英先结识华侨杨善达,研习中国文字,及习天文,医药以为备。于嘉庆十二年(一八零七)取道美洲,历航程七月余,迺抵达中国广州。只以中国禁教綦严,遂转徙澳门;但又遭澳葡天主教排挤,幸赖英国东方印度公司设法佯任以翻译之职,始免被逐。经数年时间钻研中国文字风俗后,迺创立一所印刷馆,并雇工雕刻木版,秘密编印传教读物,因此收得刻字工人蔡高为第一个基督教信徒。后因中国官厅严缉,马礼逊迫得偕同蔡高远走南洋,在马六甲再设印刷所,开办华英书院,发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等,然后暗将刊物携返中国,作为布道基础。马礼逊来往于南洋与粤澳间,历时二十七年,编成第一本《华英字典》,翻译《文法》,《新约》、《赞圣诗》、《证道小笺》等著作。迨至道光十四年,英国东方印度公司解散,遂失所凭护,又以积劳致疾,竟一病不起,时迺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也。后人为他营葬于基督教旧坟场内,而迄于今焉。白鸽巢前地之基督教坟场,初名东方印度公司坟场,后才改今名耳。此处本属英人资产,罗伯马礼逊病殁于广州,英人将其柩移葬于澳门该坟场内,在其妻基墓之左傍。盖其妻先彼十年死于澳中霍乱症也。及鸦片战后,英人趾高气扬,为之立墓碑,上刻英字,下泐华文。据华文《罗伯马礼逊墓碑》云:“尝闻天地间,有万世不朽之人,端赖其人有万世不朽之言行。如我英国之罗伯马礼逊者,迺万世不朽之人也。当其于壮年来中国时,勤学力行,以至中华之言语文字无不精通。迨学成之日,又以所得于已者,作为华英字典等书,使后之习华文汉语者,皆得藉为津梁,力半功倍。故英人仰慕其学不严,教人不倦之心,悉颂为英国贤士。由此不忘其惠,立碑以志之曰:罗伯马礼逊,英人也。生于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初五日,距终于道光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共享寿五十二岁。溯自嘉庆十一年九月间始来中国,至嘉庆十三年间初为经理公司事务。及道光十四年三月内,公司既散,复经理国家政事。迨未数月,而病遂不起。幸其子儒翰马礼逊者,虽未足继其徽,而亦略能济其美,故今日学广所传,功垂永久,实为近代之所罕𡲬者焉。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圣人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十月八日,各国众友等同立碑。”试观上碑,未尝只字言及来华传道,竟谓经理国家政事。据鲍正鹄所编之“鸦片战事”有云:“参与鸦片贸易之基督教士马礼逊曾说:镇江,中国漕运咽喉。扼以要挟,必可如志云。”其藉宗教进行侵略,信哉!相传罗伯马礼逊之子——儒翰马礼逊(James Morrison),在望厦签订中美商约时,亦尝充任美方通译。满清官员受尽其恫吓要胁,屈署此不平等条约。并闻是时清廷尚有许多辱国丧权之外交,均由其担任通译者,是即罗伯马礼逊墓碑中之所谓略能济其美欤!儒翰马礼逊后来亦在华身故,葬于澳中基督教旧坟场其父母之坟右,三冢排列,徒供欧美旅客及基督教徒凭吊而已。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为罗伯马礼逊逝世百年,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曾在该三冢左傍,树立一尊《马礼逊博士去世百年纪念碑志》,勒云:“基督教派正宗之来华布道,也自马礼逊先生始,事前特习天文医药华文以为备。一八零七年假道美洲,竟二百二十二日之航程安抵羊石,名寄商场,实则秘密宣教。虽在满清政府厉禁,与罗马教严密监视中,绝不稍懈。在澳门开设印刷所,手译圣经祷文赞神诗证道小笺等,次第刊行。复于马六甲创设英华书院,培育后秀。丁此黑暗专制时代,冒险工作,勇往无前,谓非神功不可。先生体弱而公忙,遭际陋劣而险恶。除长子追随左右外,家人复远留故里,音讯二百余发,得报仅二通。处兹苦境,仍努力不懈、用能奠中国教会基础,厥功伟矣。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病亟弥留时,信徒辈,抚榻悲鸣,先尽生犹慰之曰:百年后当万倍其众,信仰之笃,眼光之远,泡非庸众所及。兹值先生去世百年,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年会同人,追忆前贤,同深怀慕。是至诚凭吊,重勒灵碑,永申景仰。铭曰:伟哉马氏,基督为心。成上帝命,宣扬福音。圣灵引导,冒险莅临。泽孚黄裔,遍洒甘霖。备尝艰苦,懋范垂箴。至死不懈,贯澈初忱。敬虔博爱,超绝古今。先生之风,天高海深。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全体会友同立。后进东官张祝龄敬书。”白鸽巢前地之傍,又有一所嘉诺撒女修院,与基督教旧坟场只一墙之隔耳。该院为天主教教会纪念嘉诺撒女真福如设,其组织遍及世界各天主教教区。澳门之嘉诺撒女修院,内设嘉诺撒仁爱会,辖下有培贞女子小学、圣心女子英文中学、育婴堂等。昔日育婴堂原亦设在白鸽巢前地,在花王庙后,迺一慈善机关,免费赠医病婴,如遇不幸,则代为殓葬,并收容无依孤女,养育成人,一本当年嘉诺撒之初衷焉。攷嘉诺撒女真福(Magdalen Canossa)本迺意大利一位侯爵幼女。父死后,母下堂去,零丁孤独,赖叔父抚育成人。自小负性仁慈,立志行善。会拿破仑统有意大利,封闭寺院多间。迺亲往谒拿破仑,领得寺院一所,作为办学之址。以笃信天主教故,尝于寤寐中梦见圣母领一羣女修士,分发做传道、办学、赠医、救贫等工作,心窃慕之。醒后,仿女修士服装(即今之嘉诺撒女修士打扮),立志以女修士终其生,实行办学、传道、赠医、救贫,创立育婴堂,孤儿院等,至死不渝。后人感其德,天主教当局因晋升她为女真福。按天主教中所谓真福者,善人而尚未及于圣也。惟天主教人士已目之为女修士班首,各地立院纪念之,继续进行其未竟工作焉。

1839

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8月15日,澳门军民府关于禁止供应英人粮食和下令所有被英国人雇佣者离开的两个示谕发布,所有给在澳门与船上的英国臣民的物资供应被中国政府中断。据《中国丛报》报导:“一份示谕在澳门颁布,它用重罚对付与英国人有任何来往的中国人。当地仆人撤出了,各种供应物资被扣留。所有的英国臣民被要求离开澳门;同时,中国军队奉命出动,400或500名军人在关闸处安营扎寨,一切处于恐怖之中。”17日,在英国人家庭中的所有中国仆人和买办离开了雇主。

1839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8月15日,澳门军民府关于禁止供应英人粮食和下令所有被英国人雇佣者离开的两个示谕发布,所有给在澳门与船上的英国臣民的物资供应被中国政府中断。据《中国丛报》报导:“一份示谕在澳门颁布,它用重罚对付与英国人有任何来往的中国人。当地仆人撤出了,各种供应物资被扣留。所有的英国臣民被要求离开澳门;同时,中国军队奉命出动,400或500名军人在关闸处安营扎寨,一切处于恐怖之中。”17日,在英国人家庭中的所有中国仆人和买办离开了雇主。Chinese Repository, Vol.8, No.6, p.328.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No.4, pp.216—219.

1844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8月14日,法国外交使团抵达澳门锚地。该使团主要成员是全权特使大臣及使团特别代表拉萼尼(Théodore-Marie de Lagrené),使团秘书费雷拉·瓦耶(M.le Marquis de Ferriere le Vayer)和德阿科特(M.Le Comte d'Harcourt),时任法国驻华领事约瑟夫·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任中文秘书。随使团抵达澳门者还有六名法国耶稣会士:葛必达(Stanislas Clavelin)、鄂尔璧(Joseph Gonnet)、笪良仁(Louis Taffin)、郎怀仁(Adrien Languillat)、辛斐禄(Pamphile Sinoquet)及亚当·瓦尼(Adam Vanni)。15日,拉萼尼在澳门登陆,并居住澳门。不久,六位传教士离澳赴香港。

1844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8月14日,法国外交使团抵达澳门锚地。该使团主要成员是全权特使大臣及使团特别代表拉萼尼(Théodore-Marie de Lagrené),使团秘书费雷拉·瓦耶(M.le Marquis de Ferriere le Vayer)和德阿科特(M.Le Comte d'Harcourt),时任法国驻华领事约瑟夫·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任中文秘书。随使团抵达澳门者还有六名法国耶稣会士:葛必达(Stanislas Clavelin)、鄂尔璧(Joseph Gonnet)、笪良仁(Louis Taffin)、郎怀仁(Adrien Languillat)、辛斐禄(Pamphile Sinoquet)及亚当·瓦尼(Adam Vanni)。15日,拉萼尼在澳门登陆,并居住澳门。不久,六位传教士离澳赴香港。佚名:《两广夷务奏稿》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初七日两广总督耆英跪奏称:“该国夷人加略利,久住澳门,能通汉文华语,即奴才前次片奏所云‘以《佩音韵府》翻成西洋文字’者。”CLinese Repository, Vol.13, No.8, p.447;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63—65页。

1844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10月31日,两广总督耆英和粤海关监督文丰通知澳门理事官维森特·佐治称:我于8月15日将阁下提出的关于“外国商船可以前往澳门贸易和在澳门租房存储货物、商品税完全按新税率执行、不愿前往澳门的船只听便”的要求呈报皇上。10月22日,皇上批文如下:“关于葡萄牙的请求,鉴于其长期居住澳门,并一贯遵纪守法,他们要求允许外国商船前往澳门从事贸易,考虑到总督和海关的意见,其中无欺诈或不良企图,可按总督的意见办理。”为了执行皇帝圣旨,以本函件通知理事官,即可实施。

1844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8月15日,法国使团报称现在来澳之兵船,尚有兵船四只,不日亦可到澳,俟到齐后,驶赴天津,欲求进京朝见。耆英获悉消息后,为阻止法使北上,即委员潘仕成、赵长龄以慰劳为名,前往澳门察看。

1844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10月31日,两广总督耆英和粤海关监督文丰通知澳门理事官维森特·佐治称:我于8月15日将阁下提出的关于“外国商船可以前往澳门贸易和在澳门租房存储货物、商品税完全按新税率执行、不愿前往澳门的船只听便”的要求呈报皇上。10月22日,皇上批文如下:“关于葡萄牙的请求,鉴于其长期居住澳门,并一贯遵纪守法,他们要求允许外国商船前往澳门从事贸易,考虑到总督和海关的意见,其中无欺诈或不良企图,可按总督的意见办理。”为了执行皇帝圣旨,以本函件通知理事官,即可实施。《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卷第3编,第1043页。

1844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8月15日,法国使团报称现在来澳之兵船,尚有兵船四只,不日亦可到澳,俟到齐后,驶赴天津,欲求进京朝见。耆英获悉消息后,为阻止法使北上,即委员潘仕成、赵长龄以慰劳为名,前往澳门察看。 此次来华法国舰队由两艘三桅战舰、三艘小型护卫舰和一艘蒸汽船及一艘武装运输船组成。参见《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卷上第3编,第1034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两广总督耆英奏报委员赴澳察看夷情并订期会晤法国公使相机驾驭等情片》,第533—534页。

1854

咸丰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8月15日,省垣各富商室,畏乱先徙,多携眷搭乘载运贸易之火轮船,赴澳门寄寓。有一火船载至600余人者,多妇女幼稚。亦有用中土快艇载人,以缆系于火船以行者。各船价水脚涌贵,闻一中土客赁一火船载眷,价至1200余元。

1854

咸丰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8月15日,省垣各富商室,畏乱先徙,多携眷搭乘载运贸易之火轮船,赴澳门寄寓。有一火船载至600余人者,多妇女幼稚。亦有用中土快艇载人,以缆系于火船以行者。各船价水脚涌贵,闻一中土客赁一火船载眷,价至1200余元。《遐迩贯珍》1854年8月,第8号。

1863

同治二年(1863年2月18日─1864年2月7日)8月15日,离澳门不远的地方,华人组织了一次迄今40多年来未曾搞过的游行。在得到官府事先同意后,这些人进入澳门,15日至17日连续三天在城里活动。游行中所用的装饰、服装、阳伞、轿具、彩旗和金线绣旗共耗资4万澳门元。游行人数有1000左右,他们在城里的吃住费用由中国商家、店铺支付。尽管几天内有几千中国人涌进城市参加游行、围观,但未发生任何混乱情况。

1863

同治二年(1863年2月18日─1864年2月7日)8月15日,离澳门不远的地方,华人组织了一次迄今40多年来未曾搞过的游行。在得到官府事先同意后,这些人进入澳门,15日至17日连续三天在城里活动。游行中所用的装饰、服装、阳伞、轿具、彩旗和金线绣旗共耗资4万澳门元。游行人数有1000左右,他们在城里的吃住费用由中国商家、店铺支付。尽管几天内有几千中国人涌进城市参加游行、围观,但未发生任何混乱情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52页。

1913

民国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3月12日, 吉马良斯.洛巴托(António Júlio Guimarães Lobato)出任氹仔及路环区统领及政务厅厅长, 直至1923年8月15日。

1913

民国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3月12日, 吉马良斯.洛巴托(António Júlio Guimarães Lobato)出任氹仔及路环区统领及政务厅厅长, 直至1923年8月15日。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 第324页。

1914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8月15日,葡萄牙通过殖民地部部长奥美德.李比路 (Almeida Ribeiro)起草两项法律:即第277号法律《海外省民政组织法》 (Lei Orgânica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das Províncias Ultramarinas)及第278号法律《海外省财政组织法》。这两项法律均采纳了英国的殖民地管理原则,使海外省的政治及立法自治情况有显著的发展。其中《海外省民政组织法》订出纲要50条,对海外省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总督的职责权限、政务委员会的组成及权限做出了极为详细的总体规定。这一法律的颁布,使得澳门逐渐获得极为有限的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而《海外省财政组织法》则要求每省建立财政局,不过不具有宪法效力,且又明显与《1911年宪法》相违背。同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得某些海外地区未能实现欲引入的自治经验,加之上述法规仅制定了管治殖民地的一般纲要规定,而其施行尚取决于为每一殖民地制定、符合其特殊情况的本身组织法规,故而这两项法规未能真正有效地实施,而若干葡萄牙海外省的组织法规亦延误至1917年方才通过。其中包括关于澳门的第3520号命令。这些组织法规在士多纽.拜斯 (Sidónio Pais)专政期间均被 (1918年7月1日第4627号命令)废止,但在其被刺杀后,1919年5月10日第5779号命令使这些法规恢复生效。不过一定程度上而言,这是葡萄牙首次对海外属地制定出一个真正的特别政治行政组织,完全确定海外省财政及管理自治的原则。

1914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8月15日,葡萄牙通过殖民地部部长奥美德.李比路 (Almeida Ribeiro)起草两项法律:即第277号法律《海外省民政组织法》 (Lei Orgânica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das Províncias Ultramarinas)及第278号法律《海外省财政组织法》。这两项法律均采纳了英国的殖民地管理原则,使海外省的政治及立法自治情况有显著的发展。其中《海外省民政组织法》订出纲要50条,对海外省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总督的职责权限、政务委员会的组成及权限做出了极为详细的总体规定。这一法律的颁布,使得澳门逐渐获得极为有限的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而《海外省财政组织法》则要求每省建立财政局,不过不具有宪法效力,且又明显与《1911年宪法》相违背。同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得某些海外地区未能实现欲引入的自治经验,加之上述法规仅制定了管治殖民地的一般纲要规定,而其施行尚取决于为每一殖民地制定、符合其特殊情况的本身组织法规,故而这两项法规未能真正有效地实施,而若干葡萄牙海外省的组织法规亦延误至1917年方才通过。其中包括关于澳门的第3520号命令。这些组织法规在士多纽.拜斯 (Sidónio Pais)专政期间均被 (1918年7月1日第4627号命令)废止,但在其被刺杀后,1919年5月10日第5779号命令使这些法规恢复生效。不过一定程度上而言,这是葡萄牙首次对海外属地制定出一个真正的特别政治行政组织,完全确定海外省财政及管理自治的原则。萧伟华 (Jorge Noronha e Silveira):《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 (1820─1974)》,第40─42页。按:马楂度1913年就曾对葡萄牙政府没有对澳门制定出任何行之有效的特殊政策和管理措施表示遗憾,“当澳门一如既往受制于中央集权统治时,千万别想进步”,“我们应该清楚,一个殖民地的所有资本、商业、工业和生活,不能受制于千里之外那几个政务缠身之士的喜怒及其对环境的一无所知、幻想和政策,他们想像不到,那些需要解决的事项若略有耽搁,所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有多大”。 (Álvaro de Melo Machado, Coisas de Macau, pp. 56─60)

1917

民国六年 (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8月15日,应广东政府要求,澳门政府将涉嫌海盗活动的华人王材 (Vong Choi,亦称疯三)、王恒 (Vong Heng)两人引渡至广东。

1917

民国六年 (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8月15日,应广东政府要求,澳门政府将涉嫌海盗活动的华人王材 (Vong Choi,亦称疯三)、王恒 (Vong Heng)两人引渡至广东。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第256号卷宗,第S-E号文件,转引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108页。

1921

民国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12月8日,葡文双月刊《努诺.阿尔瓦雷斯》(Nuno Álvarez)创刊,该刊具有宗教背景,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由葡萄牙籍神父安东尼奥.沙明度(António de Morais Sarmento)主编,由圣母无原罪孤儿院印刷所印制。至1923年8月15日停刊。

1921

民国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12月8日,葡文双月刊《努诺.阿尔瓦雷斯》(Nuno Álvarez)创刊,该刊具有宗教背景,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由葡萄牙籍神父安东尼奥.沙明度(António de Morais Sarmento)主编,由圣母无原罪孤儿院印刷所印制。至1923年8月15日停刊。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17─118.

1925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8月15日,葡萄牙“民国”号兵舰在海军司令飞勒士率领下由里斯本抵达澳门。

1925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8月15日,葡萄牙“民国”号兵舰在海军司令飞勒士率领下由里斯本抵达澳门。《拱北关民国十四年华洋贸易统计报告书》(1925年12月31日),载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356页。

1941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8月15日,著名教育家、耶稣会神父安东尼奥‧阿尔维斯 (António Maná Alves)在澳门白马行医院病逝。阿尔维斯神父1866年7月31日诞生,1880年11月13日进入巴诺 (Bano)的天使圣母初修院,后在锡图巴尔经院学习哲学,在圣菲埃尔学院执教一年后离开。1893年1月30日到达澳门,1895年6月25日赴上海徐家汇学习神学,1898年7月晋铎。1899年6月14日返回澳门,1902年2月16日被任命为圣若瑟神学院代理院长。1903年创建澳门学生会,设在神学院内。1904年,倡导举行纯洁圣母信仰5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版《中国与澳门的圣母会》一书。1907年3月4日返回葡萄牙。1910年葡萄牙革命发生,他与91名修道士一起被捕,并被驱逐出境,辗转于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1915年前往巴西安东尼奥‧维埃拉 (António Vieira)学院任院长。1925年返回葡萄牙。该年12月14日又被派来澳门。1925年被任命为肇庆传教团会长,1928年在肇庆传教团住所建立一座纯洁圣母纪念碑。1930年8月,应高若瑟主教的请求,出任圣若瑟神学院院长,神学院重新开始由耶稣会神父领导。1935年他获得原属于圣奥斯定教堂“花之房” (Vila Flor)地方,不久在此建成花地玛圣母堂 (Nossa Senhora de Fátima)。1938年7月16日,出任花地玛圣母院院长,神学院耶稣会士迁居于此。阿尔维斯神父一生致力于澳门的教育事业,他是澳门圣母信仰的主要推动者,特别是花地玛圣母信仰的伟大倡导者。

1941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8月15日,著名教育家、耶稣会神父安东尼奥‧阿尔维斯 (António Maná Alves)在澳门白马行医院病逝。阿尔维斯神父1866年7月31日诞生,1880年11月13日进入巴诺 (Bano)的天使圣母初修院,后在锡图巴尔经院学习哲学,在圣菲埃尔学院执教一年后离开。1893年1月30日到达澳门,1895年6月25日赴上海徐家汇学习神学,1898年7月晋铎。1899年6月14日返回澳门,1902年2月16日被任命为圣若瑟神学院代理院长。1903年创建澳门学生会,设在神学院内。1904年,倡导举行纯洁圣母信仰5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版《中国与澳门的圣母会》一书。1907年3月4日返回葡萄牙。1910年葡萄牙革命发生,他与91名修道士一起被捕,并被驱逐出境,辗转于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1915年前往巴西安东尼奥‧维埃拉 (António Vieira)学院任院长。1925年返回葡萄牙。该年12月14日又被派来澳门。1925年被任命为肇庆传教团会长,1928年在肇庆传教团住所建立一座纯洁圣母纪念碑。1930年8月,应高若瑟主教的请求,出任圣若瑟神学院院长,神学院重新开始由耶稣会神父领导。1935年他获得原属于圣奥斯定教堂“花之房” (Vila Flor)地方,不久在此建成花地玛圣母堂 (Nossa Senhora de Fátima)。1938年7月16日,出任花地玛圣母院院长,神学院耶稣会士迁居于此。阿尔维斯神父一生致力于澳门的教育事业,他是澳门圣母信仰的主要推动者,特别是花地玛圣母信仰的伟大倡导者。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Ⅲ, pp. 396—398.

1941

此为1941年崇实学校联旧会信函。信函内容为邀请各位崇实旧生参加在学校中学礼堂举行之会员联欢大会,以便联络感情和讨论会务,共襄发展。

1944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2月26日,澳葡当局立法禁止在澳门流通中国银币,强行使用大西洋银行发行的货币。8月15日,中文报纸《市民日报》在澳门问世。抗战期间在澳门避难的知识份子为其撰文投稿。

1944

民国三十三年 (1944年1月1日-1944年12月31日)8月15日,何曼公在澳门创办中文报纸《市民日报》并兼任社长,它是最能代表澳门中文报刊曾经标榜副刊的消闲功能的报纸。该报创刊宗旨为“服务社会,表达市民心声”,初为周刊,出版一个月后改为日报。当时正值抗战结束的前夕,不少广州报人和作家避难到澳门,《市民日报》便组织不少作家为报纸撰写小说,其中包括陈遐子和余寄萍等。该报因而风行一时,并以小说等副刊内容为报纸的主要内容,成为四五十年代澳门的重要消闲报章。

1944

民国三十三年 (1944年1月1日-1944年12月31日)8月15日,何曼公在澳门创办中文报纸《市民日报》并兼任社长,它是最能代表澳门中文报刊曾经标榜副刊的消闲功能的报纸。该报创刊宗旨为“服务社会,表达市民心声”,初为周刊,出版一个月后改为日报。当时正值抗战结束的前夕,不少广州报人和作家避难到澳门,《市民日报》便组织不少作家为报纸撰写小说,其中包括陈遐子和余寄萍等。该报因而风行一时,并以小说等副刊内容为报纸的主要内容,成为四五十年代澳门的重要消闲报章。《澳门报业史及百多年中文报刊资料》,载陈大白:《天明斋文集》,第422页;林玉凤:《澳门新闻出版四百年》,载《澳门史新编》第4册,第1249-1250页。

1945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武装封锁澳门的一次行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当时中国驻葡大使即于20日要求里斯本政府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8月31日,当时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制定了战后对澳政策。粤省军民亦借此机会酝酿回收澳门。驻守广东的第二方面军军长张发奎借口澳门未派遣使节前来慰问,于10月间命令中山县县长张惠长及当地驻军159师师长刘绍武,利用民情,准备采取收澳行动。刘绍武下令该师陈庆斌团,师直炮兵一营屯集前山边境,对澳进行武装封锁和禁运,并计划待机一举回收之。12月下旬,经过葡萄牙当局的外交努力,在南京政府的指示下,此次封锁澳门事件方告平息。

1951

原著录:粤华中学刊物数种(1948年-1958年)校刊内记载了有关粤华中学的校史资料,甚具参考价值。

1958

1958年8月15日,《澳门日报》创刊,时至今日成为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

1990

1990年8月15日,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非官式访澳3天。

1993

1993年8月15日,《澳门日报》创刊35周年,出版《澳门手册》以志纪念。

2005

图中为当年中区最后一个的流动菜档小贩送菜的场景,该菜档于2009年结业。

2005

图中为当年中区最后一个的流动菜档小贩送菜的场景,该菜档于2009年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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