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克庭，香山縣北嶺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北嶺村）人。澳門富商。 克庭在澳門經商，抗戰前在澳門開設“三和公司”，經營汽油、火水等，規模較大，擁有“俄國麵包公司”和“廬山影相館”，經營“花尾大渡”號客輪，往返澳門與三埠（開平）航線，在澳門工商界頗有聲望。他積極參加社會公益事業，樂善好施，擔任澳門同善堂董事，對家鄉辦校、興修水利等事業，建樹良多。[1] 1914年，克庭與郭杓、區利仁等澳門一批熱心英文教育的人士發起成立樹學會，成為澳門早期的民間團體。他們設法籌募經費，建立一所初具規模的英文學校，取名為澳門英文學校（簡稱M.E.C），郭杓擔任校長。按照香港學制，設置中一至中五各級，高年級完全用英文講課，學期結束時，參加香港大學堂的初級試和本級試，成為當時澳門研習英文最完備的學校。1921年增設漢文小學部，改稱澳門英文、漢文學校，校址遷往大廟頂街蔡家大屋。後因管理體制上的矛盾日益增大，英、漢文部分開辦學，英文部因“樹學會”的人散居香港而解散。[2] 抗戰時期，克庭激於愛國義憤，不顧澳門商務繁忙，接受家鄉民眾的要求，兼任北嶺鄉鄉長，親自帶領自衛隊抗擊日寇的侵略。 1939年，日寇在唐家登陸後數天，派出一股兵力從拱北東海邊（接連橋處）向拱北一帶登陸，克庭帶領鄉自衛隊在“墳頭拗”及“嶺仔”兩處阻擊，擊斃日軍一人，擊傷一人。而自衛隊員黎日蘇、徐孑盡壯烈犧牲。第二天，澳門報紙報導“北嶺鄉長蔡克庭，指揮自衛隊英勇抗日，阻擊日寇登陸，挫敗日軍銳氣”，大加讚揚。 日寇攻佔拱北後，北嶺鄉大多數鄉民都逃到澳門避難。克庭熱情接待全部鄉民，他將往返澳門與三埠間的“花尾大渡”號停航，泊在澳門筷子基處，安排好各個家庭住宿，單身漢安排在“三和公司”廠房居住。鄉民把“花尾大渡”號客輪稱為“難民船”。克庭自己出資及鄉府政的餘資資助，每月向鄉民發放糧食，並按月發給一些零用錢。經過約八個月，日寇才准許鄉民回鄉種地，鄉民逐漸回鄉。克庭此舉，北嶺鄉民感恩戴德，永記在心。[1] 1942年10月，經澳門政府批准立案，成立鏡湖醫院慈善會，每年一屆，這屆首席值理是德高望重的社會賢達劉敘堂。劉敘堂一心想推薦馬萬祺加入值理會，想請馬萬祺替代自己。但馬萬祺一再辭謝，劉敘堂改請克庭加入值理會。從此，克庭為鏡湖醫院發展盡心盡力，作出重要的貢獻。[3] 1945年，抗戰勝利後，克庭從澳門回到北嶺鄉，慶祝抗日勝利。他自己出資在北嶺鄉蔡氏大宗祠，宴請全村鄉親老少，盛況空前。 克庭為北嶺小學出錢出力，做了不少工作。在他帶動下，鄉民紛紛捐資，他邀請同鄉徐禮儒協助辦好北嶺小學，他自任校長。除聘請良師外，還增添設備、學生台凳等一大批。他一直以善長人翁聞名，鄉中喜慶事宜、公益事業，都與他商量，他無不熱心大力支持。[1] 後來，克庭重返澳門經商。他的第二子蔡昌鑾在重慶結識張大千，兩人成為至交好友。1949年春節過後，克庭邀請張大千從香港前來澳門遊玩。張大千偕四夫人徐雯波及家人到澳門做客，一家人住在澳門郵政總局後面大堂街18號的蔡家大屋（今永基大廈），一住就是三個半月。張大千結識澳門畫家黃蘊玉、容漱石、馬少如、招名山，攝影家盧勢東等文人。當時，張大千在蔡家辟有畫室，經常揮毫潑墨，他對澳門本地畫家十分熱情，不時請他們到蔡家大屋看他作畫，一起切磋畫藝，交流心得。[4] 在克庭的陪同下，張大千遍遊澳門名勝古跡，如大三巴牌坊、媽姐閣（媽閣廟）、觀音堂（普濟禪院）等。張大千住在蔡家，生活平靜，很有規律。他每天早晚兩次去西灣或松山散步；白天有時到盧家花園觀景。他在蔡家的大廳鋪了一張畫案，有空時就作書繪畫。一天，蔡家大小姐向張大千求畫。張大千看見大小姐年方二十，正值青春妙齡，長得亭亭玉立，楚楚動人，擬將畫畫在她身上。之後，蔡小姐做好白綢旗袍，趕緊拿給張大千，克庭興致勃勃地跟來觀賞。張大千將這件新白綢旗袍鋪在畫案上，上下度量了一番，即提起毛筆，在旗袍上面畫開了。不多一會，就畫好了。蔡小姐欣喜地從畫案上拿起自己的衣服，只見雪白的正面上畫上了一朵盛開的紅荷花，還有一兩個含苞欲放的花蕾。整個構圖顯露出荷花嬌艷，荷葉碧綠，十分雅致。蔡小姐將旗袍披在自己的身上，在衣上的紅花綠葉襯托下，顯得秀麗可人。克庭誇讚不已。時值初夏，第二天，蔡小姐就將這件荷花旗袍穿在身上，招搖過市，專門到幾家朋友處展示。克庭發現張大千喜歡動物，尤其愛猿。於是請朋友幫忙，出重金托人從泰國買回來兩隻長臂白猿，送給張大千。這兩隻白猿，臂長過膝，行動敏捷，脾氣溫馴，渾身的白毛非常漂亮。張大千時而在園內對猿寫生，時而逗猿嬉戲，引以為樂；還畫了多幅猿畫，送給克庭，他如獲至寶。[5] 克庭生育五子五女，皆有所成，四個兒子在外國成為博士、成為專家，一子在香港經營航務。女兒蔡美靈與香港“李錦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文達結婚，夫婦倆繼承先輩業績，關心桑梓建設事業，捐資創建珠海南水“李兆南紀念學校”。[1] 60年代，克庭在澳門去世。 現錄蔡克庭題寫的楹聯一首： 《澳門普濟禪院》[6] 智慧無窮，以所空空諸歷劫； 慈悲莫大，將已壽壽彼蒼生。 [1]溫鼎銘：《我所認識的蔡克庭先生》，載《珠海文史》（第9輯），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101-103頁。 [2]《樹學會》，載“世界名人網＂，2012年5月1日，http://www.shijiemingren.com/doc-view-28114.html。 [3]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 [4]《張大千與澳門》，載“中國新聞網＂，2006年7月31日，http://www.chinanews.com/2001-03-20/26/79607.html [5]李永翹：《張大千：飛揚世界》，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307-309頁。 [6]《港澳宗教場所聯》，載“佛緣資訊＂網，2011年6月21日，http://www.foyuan.net/article-141649-1.html。

畢侶儉（1894-1960）漁農工商（商人、賭商）、社會（社會活動）、宗族（華人宗族） 畢侶儉，又名畢公萬、畢元勤，祖籍花縣（今屬廣州市花都區）獅嶺鎮紫石崗，生於廣州厚生里十八號。澳門富商。 侶儉在廣州度過少年時期，年青時在北京稅務學堂讀書。他是海員出身，弟弟畢勁持也是海員，兄弟倆少時在海上打拼，賺了不少錢；後來上岸從事貿易，涉足煙土買賣及賭業。後來，他前往香港經商，經營厘東酒店、銀都酒樓，業務不斷發展；後移居澳門，在港澳之間從事餐館和娛樂業。他在澳門經營利為旅酒店、域多利娛樂場等生意，在澳門商界嶄露頭角，成為澳門殷商名流。[1] 畢氏家族都是超級票友。侶儉與粵劇名伶任劍輝母親有同鄉之誼。侶儉從嘉道裡手中接過澳門賽狗會後，為了招徠賭客，請任劍輝登台。後建成澳門賽狗會萬家樂戲院，並且由任劍輝領銜，組成鏡花影女劇團。當時省港澳享負盛名的女伶有十多個，如文武生任劍輝、花旦鍾翠蟬等，這些人都是鏡花影女劇團成員，在萬家樂戲院登台。侶儉的太太莫瀚生是任劍輝的超級戲迷，任劍輝每到澳門演出，她場場必到。侶儉的弟弟畢勁持改行擔當粵劇丑生，藝名黃腫美。畢勁持又將堂弟畢焜生帶進梨園，取藝名白玉堂。白玉堂先後師從名小生靚全和白駒榮，19歲首任正印小生；之後在樂同春、新中華、永壽年等省港大班演出，成為粵劇一代名家。[2] 侶儉在澳門賽狗場上下了血本，可事與願違，虧損不少。1936年，他向澳門政府提出承包賭場的申請，1937年成為豪興的承包老闆之一。[3]但他接手後，經營狀況並沒好轉。這時，豪興忽然來了“神秘黨”，臉孔陌生，口音不詳，但下注狠辣，每次荷官揭盅，他們都是每買必贏。不到半個月，豪興被贏走一百多萬元，侶儉因此幾近破產。之前，他一次性繳納五成的租賃費，幾乎耗盡他的全部家財。[4] 抗戰時期，侶儉擔任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名譽顧問、澳門勸募分會主任，積極支持抗日救亡運動。澳門救濟分會組織勸捐隊向各界募捐時，大家踴躍購買，購公債183500元，其中侶儉個人購債五萬元。當時澳門人口不過12萬，商業不發達，這個成績非常難得。[5]1960年，侶儉在香港去世，終年66歲。 畢侶儉家學淵博，多個子女各有作為。女兒畢漪汶是澳門教育家，榮獲澳葡政府教育勞績勳章、澳門特區政府教育功績勳章。[6]妻子莫瀚生是澳門婦女慰勞會主席，率領澳門婦女參加各種抗日救亡活動。[7] [1]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區：《花縣華僑志》，廣州：花都市地方志辦公室，1996，第300頁。 [2]王文全、梁威：《廣州文史資料》（第42輯‧粵劇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第281頁。 [3]祝春亭：《澳門賭場風雲》，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8，第120-121頁。 [4]《第44節：合組財團傅高雙雄奪賭牌（3）》，載“騰訊網＂，2012年12月20日，http://book.qq.com/s/book/0/17/17207/44.shtml。 [5]鄧開頌等：《澳門歷史新說》，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第387頁。 [6]《畢校長回顧》，載“東南學校＂網，2012年1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7]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

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

曹思晃，祖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著名宗教人士。澳門立法局議員曹善榮第四子、曹有之孫。 思晃先在澳門政府公學學習葡文，1910年進入香港聖保羅書院讀書。1913年受洗於聖保羅堂；1919年在廣州協和神科大學畢業，同年，在倫敦會督被冊為會吏。 1922年，思晃被封為牧師，1923年擔任澳洲華人教會主任牧師。[1] 1909年，林護、黃茂林、李維楨三位華人及史超域牧師等商議組織堂會，並在香港中環興建一座禮拜堂。經過兩年努力，新堂落成。1928年1月，思晃牧師被聘為主任，並宣佈聖公會聖保羅堂為一牧區直轄會督。 1928年，思晃與何玉瑛（1898-？）女士結婚。何玉瑛是香港女子基督教會負責人。從這年起，思晃一直主持該堂教務14年，擴展聖堂，發展教友。 1930年，教友人數大增，何玉瑛倡議籌款50000元擴充聖堂及建築牧師住宅。1934年得到何會督的幫助，港府再給地2300尺，擴展順利，聖堂加長40尺，並加建閣樓及牧師住宅。 1940年，思晃前往雲南講學半年。 1941年12月8日，日寇襲港，12月25日香港淪陷。聖堂變為憲兵講習所，聖堂改在伍廷芳堂聚集，思晃被迫遷居。他被列入憲兵部黑名單，不得不離港赴桂林避難。 1945年8月，抗戰勝利。10月10日，召開和平感恩大會，思晃和何會督等陸續歸來，恢復辦理堂務，各項事務漸復常態。 1958年，教區議會通過選舉牧區議員新例，思晃召開教友大會，宣佈明年施政綱要。這年起聖公會聖保羅堂增設主日早堂祟拜。[2] 1960年5月，思晃退休，由彭牧師接替管理堂務。 思晃歷任國聯會香港分會董事、反對蓄婢會值理、聖保羅男、女校董事等職，他熱心宣道，翻譯見長。世界著名演講家艾迪博士、龔士德博來港佈道，他擔任翻譯，成為香港著名宗教人士。[1]香港前葵芳廉租屋第三座的聖公會思晃學校以他的名字來命名。 思晃夫婦生育兒子曹安邦、曹安民。 曹安邦（Paul On-pong Tso）生於1929年，美國華人生物物理化學家。1949年獲廣州嶺南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51年獲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理科碩士學位；1955年獲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歷任加州理工學院助教（1952-1955）、生物化學教研室研究員（1955-1961）、高級研究員（1961-1962）；巴爾的摩霍普金斯大學放射系生物物理化學副教授（1962-1967）、教授（1967-1973）、生物物理教研室主任兼教授（1973-1980）、環境衛生學系環境衛生生物學教授（1980年後）。美國生物物理學會、美國生物化學學會、美國微生物學會、美國細胞生物學會、美國癌研究協會等學術團體會員，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85年應邀訪華，進行學術交流；主要著作有《核酸化學的基本原理》二卷（1974年）《哺乳動物遺傳器的分子生物學》二卷（1977年）等。妻子黃鳳坤。[3] 曹安民（Mark O. M. Tso）是美國Johns Hopkins（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眼科及病理學科著名眼科教授。鑒於他對中國眼科學發展作出突出的貢獻，經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柯楊教授簽署，報北京大學校長簽署，經國家教育部部長簽署，作為2009年中國政府友誼獎候選外國專家，上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專家局，經友誼獎評審委員會評審，國務院批准，決定授予曹安民教授2009年度“友誼獎”。 曹安民是北京大學醫學部名譽教授、北京大學眼科中心主任、香港眼科醫師學院顧問，前任院長、亞太眼科學會委員，名譽信託人、世界眼科學院第十一講座教授，世界眼科理事會副主席。 1961-1967年，曹安民在美國波士頓大學醫院任外科實習醫師和眼科住院醫師。完成眼科住院醫師培訓後，1969年進入美國軍隊總醫院病理學院任眼科醫師和病理研究員，完成兩年病理學專科培訓後兼任美國佐治亞華盛頓大學醫學中心眼科學臨床助理教授，研究副教授。1976-1994年，任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芝加哥分校醫學院Lions眼科研究院眼科學教授，Ceorgiana Theobald眼科病理室主任，伊利諾州立大學眼耳醫院視網膜黃斑病科主任，伊利諾Lions眼庫主任。1994-1999年，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系講座教授、主任、香港大學眼科名譽臨床教授、香港眼科學院院長及奠基人。 曹安民從海外籌募贊助基金，2001年建造起一座15000平方米北京大學眼科中心大樓，北京大學眼科中心於2001年10月開幕，為病人服務，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聘任曹安民教授為北京大學眼科中心主任。他領導的北京大學眼科中心成為國內重點的眼科中心之一。 曹安民擔任國際眼科理事會副主席期間，經他長期多方面不懈的努力，使中華眼科學會2002年加入國際眼科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Ophthalmology），成為理事會正式成員。 1992年始，曹安民以中美眼科學會的名義出資為中華眼科學會設立金蘋果獎和金鑰匙獎，每年表彰中國眼科專家在中國眼科學教育及眼科臨床作出突出貢獻的學者。2005年始為中國引進國際眼科醫師資格考試，使中國眼科醫師與國際先進水準接軌，該考試每年由衛生部國家考試中心舉行；他在海外籌措無償捐贈基金創建中國“防盲治盲扶貧光明工程”，在河南開封、山東臨沂啟動“防盲治盲光明工程”，為農村貧困農民眼病患者服務。 2007年，經曹安民推薦，國際眼科學會出資贊助在亞洲建立北京大學Eli Lilly糖尿病眼病中心，作為發展中國家開展糖尿病眼病防盲治盲工作的樣板。[4]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507頁。 [2]《我們的歷史》，載“聖公會聖保羅堂＂網，2012年11月11日，http://dhk.hkskh.org/stpaul/aboutus.aspx?id=43。 [3]《曹安邦》，載“中華僑鄉網＂，2011年10月18日，http://www.chnqxw.com/2011/0510/2960.html。 [4]《曹安民》，載“互動百科＂網，2012年12月18日，http://www.baike.com/wiki/%E6%9B%B9%E5%AE%89%E6%B0%91。

曹善業，字子基，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曹有長子。1[與“曹有＂條重覆者建議刪除]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善業、何穗田及港紳陳賡虞資助來到澳門，在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積極支持。曹有作為鏡湖醫院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擔保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1] 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1]他和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廷光（又名何連旺，字穗田）等澳門知名人士聯名，在1893年9月26日和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他的崇高醫德。[2] 1896年，父親逝世後，曹善業接管家業。1890年1月，他將父親創辦的繅絲廠改造為織造匹綢廠。同時，他與何連旺、宋子衡、盧九、陳恆等創辦其祥絲廠，1898年3月，其祥絲廠關閉。曹善業以時寶堂司理人的身份，出價3010元買下其祥絲廠的鋪底、上蓋、機器、家俬等。 曹善業在經商之餘，熱衷於政治和社會活動，1891年任澳葡政府迎接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董事；1894年任公鈔局替理；1895-1896年任公鈔局書吏；1902年任業鈔公會正會員；1894年、1896-1898年任理商局局員等職。 曹善業秉承其父之風，對澳葡政府多有貢獻，得到澳葡政府的嘉許。 曹善業擁有眾多的物業：水坑尾街兩間、白馬行街兩間、天神巷兩間、大炮台街兩間、高尾街一間、十八間（街名）兩間、草堆街四間、爐石塘兩間、趙家巷一間、桔仔街兩間、連興街一間、興隆街一間、連勝街四間、柚果里一間、由義巷34間、下環街六間、黑侄巷三間等。1908年2月，曹善業因欠銀一案，上述物業被按察司按時價估銀43150元。 後來文史學者發現，當時曹善業名下的物業有兩處與孫中山有密切關係，“草堆街80號”是孫中山當年在澳門創辦的“中西藥局”的舊址，另外一處“由義巷”被確認為當時興中會澳門的通信聯絡點。 1905年，曹善業被推舉為鏡湖小學校長，該校是晚清時期最有影響的華人學校。[3] 1908年3月23日，因居住澳門業主曹善根、曹善麟（兩人均為曹善業弟弟），控告曹善業欠銀，將他名下物業於是日估價出投招買，包括水坑尾街、白馬行街、大炮台街、草堆街、天神巷、由義巷等物業80餘處，總共約值銀50200元。[4] 1924年，曹善業去世，年僅59歲。 曹善業的弟弟曹善允是香港律師、社會活動家；是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校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參與創辦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1922年與歐海倫醫生合作創辦贊育醫院；1915-1916年，曹善允在在華人社區推動種痘運動。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他又發起組織創辦民生書院，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5] 2[有關內容與“曹善謙＂條重覆，建議刪除]008年初，在珠海鳳凰山公路隧道附近，發現了曹子基（善業）夫婦墓。曹子基墓碑身寫著“皇清誥授資政大夫顯考諱善業號子基曹公府君之墓”。資政大夫為清代文官正二品官銜。在墓葬遺址發現一塊“聖旨”碑，屬於曹子基夫婦墓的“奉天誥命”碑，碑額為“聖旨”二字。 2011年6月27日上午，曹善業第十五子曹思泉（軍）四個兒女一行，專程從廣州回到珠海市博物館，對珠海文保工作者對其先輩曹子基夫婦墓的發現和搶救性保存，表示衷心感謝。[6] 曹思泉於2013年1月3日逝世，終年96歲。[7]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澳門曹家》，載“族譜錄紀念網＂，2013年6月1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30088。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頁。 [5]《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3年6月1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6]《祖籍珠海的澳門商人，曾資助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曹子基後人珠海尋根》，載“珠海視窗＂網，2011年10月16日，http://info.zhuhai.gd.cn/News/20110629/634449361873687664_1.aspx。 [7]《厚德傳世》，載“族譜錄紀念網＂，2011年12月3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9141。

曹善允，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香港律師，社會政治家、活動家，紳商。曹有之子。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國國籍，1880年，曹有獲得葡皇欽賜維索薩莊園聖母無原罪勳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為首位被葡國冊封為騎士的華人；獲得清廷欽賜二品銜及賞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後，澳門生意由長子曹善業接手打理。曹善業與父親一樣，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不錯，官至四品，後因經營不善，官司不斷，大部分產業被政府沒收。曹家淡出澳門，後人陸續遷往香港發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學習國學。1886年，得到父親好友兼同鄉香港殷富韋寶珊的贊助，他遊歷英國。同年秋，他考入英格蘭切爾滕納姆學院，修讀法律；1890年畢業後，最初在倫敦一所律師樓實習。1896年夏，他以優異成績，獲得英格蘭及威爾士最高法院認可，成為執業律師。1897年，他選擇返港發展，同年7月3日獲得香港最高法院認可為執業律師。他自己創辦“曹善允律師樓”，獨力經營律師業務，成為香港開埠早年少有的華人執業律師。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師的英國律師學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師樓遂易名為“曹善允學洵律師樓”（Messrs. Ts’o & Hodgson），成為當時香港一所著名律師樓。同時，他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啟爵士和區德銳意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填海建造類似英式“花園城市”的高尚住宅區，兩人以自己的名字創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與何啟關係友好的善允應邀加入董事局。該公司董事局全由華人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壽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樞等紳商。 1910年，何啟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龍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啟德公司成立後，填海計劃遭遇重重困難。何啟因投資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區德等人接濟。1912年起，除代何啟繳交辦公室租金外，善允義務出資為他僱請一名文員。1914年，何啟病逝後，善允和區德等各自出資750港元，辦理殮葬何啟事宜和接濟何家人。之後，善允繼續主持填海計劃，並成功爭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計劃，分三期的啟德填海計劃於1916年正式展開，啟德公司完成前兩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卻無疾而終。 1929-1937年，善允擔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擔任潔淨局議員、團防局紳、香港大學校董、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他成為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辦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 1903年，善允出任雅麗氏紀念醫院財務董事，先後參與籌辦附設於雅麗氏紀念醫院的產科醫院和護士學校，並促成另一所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的創立。1922年，善允和雅麗氏紀念醫院的歐海倫醫生在西區創建贊育醫院，後來轉交政府管理，成為香港第一所公立產科醫院。因他在雅麗氏紀念醫院服務的成績，香港政府邀請他加入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為華人公共醫療服務的發展出謀獻策。[1][2] 1915年，港島西區爆發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張政府為該區華人接種牛痘，並親自到社區勸導市民種痘。數月之間，三十多萬華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3] 善允積極參與香港公共事務，深知華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出國留學，不但長途跋涉，學費高昂，容易與華人社會脫節，大力提倡在香港興辦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啟爵士和善允為首的八位華商，連署上書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學的學校，專門招收華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獲得由英國來港的聖公會班納牧師熱心協助。在善允等人呼籲下，香港華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為創校經費，最終促成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1903年在西營盤創校。聖士提反男校是當時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倫註冊的學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轄。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撥地在赤柱興建新校舍，善允作為校董兼創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獲邀在新校動土儀式上致辭。之後，善允和何啟進一步提出構思興辦一所兼收男女學童的小學暨幼稚園，獲得各界響應。1904年，該校草創於卑利士道，1905年遷到堅道，並交由聖公會營辦，1906年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又開設中學部。1918年，堅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壞，學校被迫暫遷往巴丙頓道，1922年遷往列堤頓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頓道新校舍主樓舉行奠基禮，適值訪港的皇儲威爾士太子愛德華主禮，並由善允和聖公會副主教班納致以謝辭。1926年，聖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會，善允當選為校董之一。 通過與好友何啟的關係，1914年善允被委任為聖保羅男校（今聖保羅書院）校董，同年校舍擴建，校方委任他為籌款委員會秘書。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獲邀出任籌款委員會委員。1925年，善允和周壽臣、羅旭和、李右泉及馮平山等紳商倡建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西式中學，促成官立漢文學校於1926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是香港首間官立中文學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學。1916年，善允在著手發展啟德濱時，有感於九龍城地區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學的機會，積極籌款興學。1920年，啟德公司創辦人區德病逝後，留下遺囑饋贈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龍辦學。不久，善允成功遊說太古洋行買辦莫幹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夠資金籌辦學校。在得到聖保羅男校校長史超域牧師協助下，1926年在啟德濱創校，初期租用伍朝樞的物業作為校址。為紀念區德（澤民）和莫幹生兩人對創校的貢獻，學校取名為民生書院；而善允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1939年，民生書院復遷到九龍塘東寶庭道繼續辦學。[1][2]1920年，香港政府設立教育委員會，為教育發展提供政策諮詢。善允被委為成員，一直連任20年。1951年，他以83歲高齡出任香港大學終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終年85歲。 曹善允的妻子陳桂卿於1947年12月11日，因熱心公益事業，獲港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兒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兒曹慧姬、曹麗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熱衷體操和體育運動，入讀切爾滕納姆書院時，代表校方參與足球比賽；晚年時，他熱愛麻將、讀書，尤其喜歡中國文學。曹善允及兒子曹峻安從1920-1939年、1939-1957年擔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載“讀秀＂網，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4]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曹有（[1830]-1896）漁農工商（晚清澳門華商、中國官員、工業）、社會（慈善公益）、宗族（華人宗族） 曹有，字應賢，號謂泉、益昌，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人。澳門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門，曹氏家族在澳門繁衍生息，發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馬行街創立繅絲廠，成為晚清時期澳門最早的工業投資者之一。[1] 1870年，曹有與沈旺、王祿、德豐等人出資籌建鏡湖醫院，香山縣政府和澳葡當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會辦理登記立契手續，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會發佈公告，批准在三巴門外沙崗山邊興建醫院。 曹有與兄長曹雨亭創辦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等商號，擁有大量物業和房地產。[2] 1880年4月，曹有購買水車一架贈送給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認為曹有“乃屬出於情願，亦並無私益，越有功勞，是以本澳官樂為收領”，並對曹有“鄭重表揚，實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賞給曹有御賜聖母金星，他成為當時首位獲此殊榮的晚清澳門華商。[1]同年，他獲得清政府欽賜二品頂戴花翎，並獲賜牌坊“樂善好施”一座，以示旌獎。[3] 1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有的長子曹善業，何穗田、陳賡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資助，來到澳門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為鏡湖醫院的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見證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4]，與澳門知名人士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聯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 曹有生育十多個子女：其中包括曹善業、曹善芳、曹善瓊、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榮、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謙（子揮）等。[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9》（奏議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頁。 [4]《晚清澳門儒商曹有等創辦鏡湖醫院借大量銀款給孫中山辦藥局“贈藥”》，載《羊城晚報》，2011年9月19日。

陳權，又名陳淪，原籍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生於澳門。著名工運領袖、烈士。陳淑英二兄。 兄弟姐妹五個，陳排行第二。一家人靠祖父在澳門經營一間小店鋪維持生活。他少年時，祖父不幸去世，家道從此破落。不久，母親患病早逝。父親體弱多病，被迫將長女賣給香港一戶人家；二女又被人拐走。生活的重擔落在陳一人身上，他帶著弟弟陳九榆幫人打短工，在街邊賣雲吞，卻難使一家五口得到溫飽。年邁的祖母被迫求乞度日，艱難的生活環境，使陳快速成熟起來，對這個吃人的剝削社會無比憎恨。 1915年，年僅13歲的陳帶著弟弟到香港謀生，先在海員俱樂部半工半讀，之後到“亞洲皇后”號輪船上當海員，陳九榆在九龍太古貨倉當搬運工人。不久，祖母、父親相繼去世，幼妹陳淑英也來到香港當車衣女工，陳兄妹三個相依為命。後來，在陳的影響下，陳九榆和陳淑英都參加革命。 在“亞洲皇后”船上，陳結識了比他大一歲的陳郁，並成為好友。當時海員受盡壓迫和剝削，懷著強烈的反抗意識。孫中山為革命而奔走於海內外，常與香港海員接觸，大力鼓勵海員們團結起來，為獲得應有的權益而鬥爭。陳炳生、蘇兆徵、林偉民等人於1913年在海員中成立“聯義社”，為孫中山籌措經費、運送軍械和掩護革命黨人。陳參加聯義社，並很快成為“亞洲皇后”號輪船聯義社分部的負責人。為了團結教育海員，解決大家的福利問題，他和陳郁在船上成立劇社“工餘樂社”。有一次，孫中山與宋慶齡乘坐“亞洲皇后”輪從香港到檀香山。陳特地邀請孫中山夫婦觀看“工餘樂社”社員演出的戲劇節目，孫中山看後讚不絕口，叫宋慶齡即席題寫了“聲聞湖海，誼重鄉邦”八個大字，贈送給他們留念。陳等接過這珍貴的墨寶，十分興奮。 1921年3月，林偉民、蘇兆徵等先進分子建立中國海員第一個工會組織——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陳成為該會的骨幹之一，在船上建立海員工會的支部。1922年1月，海員工會為提高工人的工資，改善勞動待遇，發動香港海員大罷工。陳帶領全船工友積極參加罷工。經過這次鬥爭，陳更加認識到工人團結鬥爭的巨大作用，他經常接近林偉民、蘇兆徵等人，熱心地為工會工作。林偉民、蘇兆徵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常對陳等工會幹部進行教育，使他對黨的認識不斷提高。1925年5月31日，英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殺害示威遊行的工人，製造“五卅”慘案。消息傳到廣州後，中共廣東區委決定發動省港大罷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帶頭回應。根據蘇兆徵的指示，陳在碼頭向海員們宣傳罷工的目的和意義，將船票分發給他們，送他們回廣州參加罷工。隨後，陳帶著弟弟陳九榆、妹妹陳淑英回到廣州。他來到越秀南路惠州會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報到。蘇兆徵指示他帶人持廣東革命政府的告示去封閉煙館、賭館，將其改為罷工工人宿舍和飯堂。在罷工爆發後，中共廣東區委十分重視在海員中吸收黨員。1925年6-7月，陳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他和梁祖誼介紹陳郁入黨。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成立黨支部，張瑞成擔任支部書記，陳和梁祖誼、陳春林、何來、方才、戴卓民等20多人為主要成員，在香港海員中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陳成為省港罷工委員會的中共黨團成員。 1925年7月，省港罷工委員會中共黨團負責人鄧中夏、蘇兆徵等接受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的提議，建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作為罷工的最高議事機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是一個充分體現工人階級民主權利的機構，可以討論決定重大決策問題，選舉和罷免罷工委員會職員，制訂罷工中的一切規例和法則，在罷工鬥爭中具有至高無尚的權力。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選舉了80名海員，組成海員代表團出席罷工代表大會，代表團團長就是陳。陳十分感謝工人群眾對自己的信任，他決心全力反映海員們的意願和要求，爭取罷工的勝利。每次開會前，鄧中夏都要召集陳、彭松福、羅珠等十多名黨團員在文明路區黨委二樓開會，商量在下一次代表大會上應提出甚麼議程和方案，聽取省港委員會黨團對議案的指示。會後，陳等人就與各工會的代表交換意見，將黨的主張巧妙地在各代表團中散佈，以保證在代表大會上能通過中共黨組織提出的意見。陳領導的海員代表團人數眾多，意見統一，在代表大會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陳具有豐富的閱歷，能耐心地向眾人說明道理，使大家都心悅誠服擁護他。陳鐵面無私，敢作敢為，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英勇鬥爭精神。1925年8月10日，工賊梁子光在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十次會議上誣衊蘇兆徵貪污受賄，並要毆打罷工委員會顧問黃平。陳挺身而出，衝上前去制止梁子光行兇，迫使梁子光等退出會場。8月13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十一次會議決定扣押梁子光。陳自告奮勇，親自帶領十多名工人到東亞酒店捉拿梁子光，押回東園關押。1926年初，省港罷工委員會會審處主任譚華澤徇私舞弊，包庇走私犯。陳知道後，檢舉了譚華澤的劣行，提議當場審訊他。接著，陳又帶人將譚華澤押到代表大會，當眾出示罪證，譚華澤不得不低頭認罪。 1926年3月31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舉行第一百次會議，陳總結代表大會的工作成果。他指出“各代表知道這次反帝國主義不是三兩日便可成功的，一定要很長期的奮鬥。在此長期奮鬥中，內部一定要很團結，很嚴密，才可以致勝。”當時，工人們稱陳、何耀全、彭松福、羅珠、黃釗等五人出席罷工代表大會的黨員為“五虎將”。 在省港大罷工中，中共廣東區委成功地進行廣州、香港的工會組織統一運動，加強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為後來的革命鬥爭打下了雄厚的基礎。陳在這場鬥爭中作出了較大的貢獻。l925年7月下旬，鄧中夏兩次召集蘇兆徵、李森、何耀全、林昌熾、陳等人在區黨委開會，認為在香港除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等屬大產業工會外，其他大多數工會都是行會和同鄉會，不符合國際職工工會的組織原則。香港不少工會被黑社會人物或品行不端的人把持，組織散漫，行動不統一，嚴重影響省港罷工鬥爭的深入開展。因此，鄧中夏、李森等提出培養工運骨幹，教育、爭取廣大工人群眾，先按產業建立現代工會，然後再成立香港統一的工會組織。同年冬，海員黨支部決定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為核心，策動香港運輸業工會的大聯合。11月初的一天，他們組織在廣州的海員在越秀山海員路舉行遊行活動，參加人數達七八千人，並邀請香港各工會的負責人出席。蘇兆徵、陳、戴卓民先後站在海員亭上發表演講，號召香港運輸行業的工人發揚1922年海員大罷工的光榮傳統，立即聯合起來，在統一的工會領導下形成一支強大的力量，在反帝鬥爭中起先鋒作用。工人們聽後紛紛鼓掌表示贊成。1926年1月3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廣州太平戲院召開全體同人大會，討論改組問題，陳、何來、唐漢、張瑞成相繼發言，說明改組海員工會組織的重要性。大會選出蘇兆徵、陳等一百名代表參加即將舉行的全國海員代表大會，1月5日，全國海員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式在文明路廣東大學舉行，到會代表和來賓一千多人，陳擔任大會的宣佈員（執行主席）。1月7日中午，全國海員代表大會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禮堂舉行第一次會議，陳又被推選為臨時主席。1月9日，大會決定成立全國海員總工會，選舉蘇兆徵、譚華澤、陳等15人為執行委員。1月16日，全國海員總工會在陳的主持下召開第一次執委會議，公推蘇兆徵擔任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擔任組織部主任兼調查部主任，並和何來等一起負責廣州分會工作。全國海員總工會成立，促進全國海員的團結，對其他行業的工會影響甚大。在黨培養下，陳從一個普通的海員成長為全國海員的領袖之一。同年1月15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海員俱樂部召集香港汽車、郵差、內河、集賢、帆船等工會代表開會，陳擔任會議主席。大家一致贊成組織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3月1日晚，陳參加運輸業工會的籌備會議，並負責起草工會的組織章程。3月19日，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在省教育會禮堂舉行成立典禮。3月26日，陳在香港運輸工會代表大會上提出組織章程草案，徵求大家的意見。經代表們討論後加以修改，得到大會的一致通過，4月10日，香港金屬業總工會宣佈成立。這時，中華全國總工會為慶祝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認為統一香港工會組織已成熟，決定以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香港金屬業總工會為兩大支柱，帶動各行各業工會，成立香港總工會。4月4日晚，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在惠州會館主持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馮敬、陳、黃金源等24人被推選為香港總工會籌委會委員。陳負責籌委會秘書處工作。4月9日，籌委會在東園訓育亭開會，陳擔任宣佈員。4月15日，香港總工會在歡東路國民黨中央黨部禮堂舉行成立大會，陳是大會主持人之一。次日，他被選舉為大會主席團成員。4月23日，香港各工會代表經過八小時的投票選舉，選出馮敬、陳等21人為香港總工會第一屆執行委員。4月25日，香港總工會代表大會閉幕，陳在會上作了大會經過的報告。5月1日，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陳作為海員代表參加大會。之後，陳作為香港總工會的負責人之一，活躍在省港工運戰線上。1926年5月26日，香港總工會召開常務會議，負責組織部工作的陳作了情況彙報。6月27日，香港總工會召開第九次常務會議，陳作了組織發展的報告。7月13日，海員勞動童子團成立，陳代表全國海員總工會為成立典禮揭幕。7月19日，香港總工會召開第十二次常務會議，陳總結組織部的工作。同年冬，他與一個海員的女兒謝有容結婚。 1926年10月，省港大罷工結束，陳參加處理罷工工人的善後工作。11月初，他到香港交涉海員的復工問題。1927年初，受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委派，陳前往比利時參加世界反帝國主義及殖民地侵略大會。同年5月初，他回到香港，知道廣州發生“四一五”政變，大批工友倒在敵人的屠刀下，感到無比悲憤。他在香港銅鑼灣租了一所房子，領導省港海員與敵人鬥爭。他建立海員義勇團、罷工維持隊等工人秘密團體。6月19日，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武漢召開，陳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同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成立南方局，陳被任命為南方局成員。9月下旬，他又赴汕頭準備運送軍械給南昌起義軍。10月15日，他當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並投入到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中去。12月初，大部分省委領導人回穗參加起義，陳留在香港工作。1928年初，陳被調到上海工作，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委員，領導長江中下游的海員工人運動。他在上海四川路仁智里開設怡安俱樂部，作為聯絡站。1929年2月，敵人在愉安俱樂部逮捕陳等人。他在敵人審訊時編造一套假口供，說自己名叫陳淪，是一個海員，因到怡安俱樂部找人而被誤捕。敵人摸不清陳的底細，判了他八年有期徒刑。在監獄中，他表現出無比堅定的革命意志。當妻子來探監時，他勸妻子不要傷心，將唯一的女兒撫養成人。他托妻子轉告妹妹陳淑英，要她努力為黨工作，隨時準備流血犧牲。 1929年冬，陳患了重病，獄方不給治療。同年11月1日，陳含恨病逝，年僅27歲。 陳權長期在廣州從事工人運動，是省港聞名的工人領袖。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追認陳權為革命烈士。[1] [1]《陳權》，載“中國廣州網＂，2008年8月8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陳淑英，女，原名陳妹，又名鄭妹，原籍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2]，生於澳門一個貧苦家庭。革命家。 兄弟姐妹五個，淑英居末。她兩歲時，母親去世，八歲時父親病逝。大姐八歲時被賣到香港。二姐十歲時被人拐走。二哥陳權在香港“亞洲皇后”號輪船當海員，另一個哥哥陳妃榆是香港某貨倉工人。[2]淑英與祖母相依為命。1924年，祖母去世，淑英赴香港投靠大姐，先在一個富有人家當婢女，後在一間製衣店當女工。 兩個哥哥早年參加革命鬥爭，加入中國共產黨。陳權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成為陳郁和鄧榮入黨的介紹人。在兄長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響下，淑英開始懂得革命道理，認識到窮人只有跟著共產黨革命，才能翻身解放。 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陳權、陳郁、鄧榮受黨的指示回到廣州工作，淑英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與第一批工人回到廣州參加革命鬥爭。期間，她認識陳郁、鄧榮等同志，參加組織安排的青年訓練學習班，與羅大妹、鄧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光榮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學習結束後，她被分配到海員工會宣傳隊工作，負責在勞動童子團學校進行活動，與大家一起唱歌學文化。宣傳隊分成幾個小組，帶著資料高舉紅旗到街道、公園及公共場所宣傳革命形勢，宣傳罷工委員會的主張，揭發資本家、反動派對工人的迫害，喚起民眾的覺醒；爭取廣大群眾積極支持罷工工人的鬥爭，加入示威遊行的行列。星期天，淑英積極開展募捐活動，將紙花圖畫等物品進行義賣。她與羅大妹、鄧金娣、周秀珠等女士全心全意投身到革命事業，對罷工運動作出積極的貢獻，被海員工會稱為“四大天王”。 1926年5月，由於革命需要，黨組織安排淑英與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建立地下聯絡站，負責轉遞黨的文件。期間，她扮成家庭主婦，周旋於鄰居少奶、太太中間，參與打牌，以掩護自己的身份，保護黨的機關安全，確保任務順利完成。9月，由於形勢變化，為了安全起見，上級決定撤銷這個聯絡點，把淑英調回海員工會。後來，她與其他幾個同志協助織造工會培養一批青年骨幹，從事宣傳活動工作。 1927年，廣州反動當局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到處殺害共產黨員、革命工人和革命婦女，封殺革命組織。省港罷工委員會被迫解散，海員工會被國民黨搞的“海員工作改組委員會”所破壞，廣州處於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淑英與羅大妹、鄧金娣、周秀珠等同志在海員工會的領導下，堅持地下鬥爭，秘密散發傳單，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叛變。羅大妹、鄧金娣在執行任務時被敵人發現而被捕遇害。戰友的犧牲更激發淑英的鬥志，她不顧個人安危，堅決接過烈士未竟的事業，繼續鬥爭下去。她膽大心細，眼靈手快，密切注意各種情況，見機行事，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務。 同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淑英和海員工會的成員及工人赤衛隊一起參加起義的戰鬥。當天晚上，她與其他同志一聽到起義的信號，隨著工人赤衛隊攻打惠福西路警察分局，佔領維新路市警察局、財政廳等，解救監獄一千多位同志。 天亮後，淑英和鄧榮在惠福分局附近站崗，暗中監視敵人的動靜。他們機警敏捷，從過往行人中逮到兩個國民黨任軍事法官、殘殺革命同志的劊子手，並將他們押解到指揮部就地處決，為民除害。 起義第四天，淑英站崗放哨後回到鄧榮家。當晚在家裡不斷聽到馬路和門口打殺聲、槍炮聲徹夜不絕，敵人要進行反攻了。為保守黨的秘密，她與鄧榮連夜把收藏的文件燒掉，撬開石頭把蘇聯列寧船來華時送的徽章及海員工會會章埋好。佛曉時，槍聲和喊殺聲停了，馬路上躺滿了革命士兵、工人、婦女的屍體。起義失敗了。 之後，陳郁和鄧榮前往香港。淑英與組織失去聯繫，只好隱藏在鄧榮家裡住了一段時間才到香港。她與組織聯繫上後，很快投入革命工作，在廣發洋服店當交通員。為了便於工作，她經常扮成學生，完成通知開會或傳遞文件等任務。這時，鄧榮在俄國皇后船上找到工作。淑英與鄧榮在革命鬥爭中相識相愛，後結為夫妻。兩年後，鄧榮調到岸上負責團工作。 1930年5月，由於叛徒出賣，鄧榮在香港被捕入獄。40天後，港英當局把鄧榮他們驅逐出境。淑英跟隨鄧榮去上海，在船上鄧榮被同民黨特務跟蹤，船一到上海，鄧榮又被抓走了。淑英也被敵人跟蹤脫不了身，但為了尋找二哥陳權營救丈夫，她只好披頭散髮裝成瘋子找到二哥家，不幸二哥被敵人抓走了。她無法營救鄧榮，敵人對鄧榮威脅利誘卻一無所獲，不久把他解回廣州殺害。鄧榮犧牲時才22歲。同年11月，陳權在上海壯烈犧牲。 在丈夫鄧榮和二哥相繼犧牲後，淑英從上海返回香港。期間，國民黨特務企圖從她身上找尋在鄧榮那裡得不到的線索，先後寫過幾封假信，騙她去廣州，但她識破敵人的陰謀，始終沒有上當。 1931年，淑英與組織失去聯繫，生活沒有著落的情況下，回到家鄉。由於家鄉沒有親人，只好投靠中山五區界沖村舅舅。從此，她改名換姓，跟舅舅姓鄭，叫鄭妹，靠打柴度日，生活艱難。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淑英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成為互助組合作社的帶頭人，1950-1977年，她連續多年被選為縣、省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先進模範代表。 1958年，淑英調到前山公社翠微敬老院擔任院長一職，她把敬老院當成自己的家，認真負責，勇挑重擔。當時院裡有50多位老人，每月鄉里撥給每人只有三元和口糧。淑英沒有工資收入，靠六元撫恤金和大隊配給的口糧生活。她沒向困難低頭，自己動手，開荒種菜，養豬養雞，想方設法讓老人吃飽吃好。遇到老人生病時，她總是無微不至地看護、照顧，端飯餵食，倒屎倒尿。就這樣，她一幹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她負責的老人先後去世為止。 1959年，淑英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9年，政協珠海市第一屆委員會成立，淑英連續擔任第一、二屆政協委員十年，她不顧年邁體弱，踴躍參加各種會議，積極參加市政建設大計的協商，經常用革命傳統教育青年下一代。請人代寫提案，為省、市政協、黨史部門提供文史資料數萬字。 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淑英安度晚年。 2000年，淑英在翠微病逝，享年91歲。[3] [1]珠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珠海市志》（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7頁。 [2]《陳權》，載“中國廣州網＂，2007年6月13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3]鄭靜等：《她為革命奉獻了一切——記參加廣州起義的陳淑英同志》，載《珠海婦女人物錄》，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59-66頁。

崔德勝，祖籍新會雙水（今屬江門市新會區雙水鎮）崔嘉亨村，生於澳門。崔世安之父。 [1][2] 父親崔殿明，又名崔六，是個磚瓦匠，被稱為“澳門建築大亨”；他雖出身貧寒，但做起生意來卻並不含糊，善於和各種人物打交道，尤其與當時澳葡政府保持良好的關係。作為主流之外的非葡裔居民，他卻能順利融進上流階層，建立崔家基業。[3] 崔德勝是崔家由崔嘉亨村遷到澳門的第四代，兄弟兩個，居長。弟弟崔德祺（1912-2007），不僅在澳門建築業享有盛譽，成為澳門政界重量級人物、大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又是書畫家，更是崔氏家族的中堅人物。 20世紀50年代，崔德勝涉足建築行業，以其沉穩作風，給人“低調內斂”的印象。 1983年，崔德勝病逝，終年72歲。[2] 崔德勝夫婦生育兩子：長子崔世昌生於1954年，美國夏威夷Chaainade大學工商管理學士、碩士，學成後回到澳門開辦崔世昌核數師樓（會計師事務所），擔任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立法會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澳門管理專業協會會長；2001年獲澳門政府授予專業功績勳章；歷任第一、二屆澳門市政議會議員，澳門政府諮詢會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常務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青年總商會創會會長、澳門民航學會會長等職；2001年，獲得澳門特區政府授予的專業功績勳章[4]；2006年6月任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是創建澳門科技大學的主要校董；2010年6月任五邑大學校董會常務理事；2010年至今，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5] 次子崔世安1957年1月生於澳門，取得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城市衛生管理系優等學士、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大學公共衛生博士學位；1983年回到澳門創辦“崔氏X光醫學化驗室”；1992-1995年，擔任第五屆澳門立法會議員；1999年12月20日，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文化司司長；2009年5月，崔世安辭去社會文化司司長職務，參選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妻子霍慧芬是霍英東侄女。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中，崔世安當選為澳門新一任特首候選人。297名來自社會各界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參加投票選舉。經過一個多小時投票和點票，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朱健宣佈，崔世安獲得282票，超過全體選委人數的半數當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出，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三任行政長官的任期自2009年12月20日至2014年12月19日。[2] 雀仔園坊（葡萄牙語：Bairro Horta da Mitra）位於澳門半島中部、東望洋山南段以西，今水坑尾街、崗陵街與東望洋新街之間，是一個依著山坡而建的街區，最高與最低點的海拔高度相差15米。此坊開闢之前原是一個樹林，葡人打獵常捕獲雀鳥，故有“雀仔園”之稱。清同治年間，澳葡政府將崗林砍伐，並在原地規劃成方格狀街區、建立墟市，雀仔園坊自此設立，成為澳葡政府首個在澳開坊的專案。之後，澳葡當局在坊內撥地建造土地廟，每年土地神誕日，坊內都舉行賀誕活動。這個坊區被稱為“雀仔園”，但坊內並沒有任何街道是以“雀仔園”命名的。崔氏家族曾居住於此坊，崔世安在此出生。[6] 崔世安、崔世昌兄弟沒有忘記父親的諄諄教誨，成立崔德勝紀念基金會。2006年，新會區的慈善公益萬人行活動中，崔德勝紀念基金會捐贈100萬元。[7] 崔德勝紀念基金會等澳門多家機構慷慨贊助，澳門管理學院於2001年成功創立獎/助學金計劃；計劃自推出以來，共有360位成績優異的學生獲得獎學金。2011-2012學年獎學金獲17家機構贊助，有42位成績優異的學生獲得獎學金。[8] 2013年，四川雅安發生的大地震牽動著澳門民眾的心，澳門社會各界連日來積極捐款，通過各種方式援助地震災區，表達慰問，其中崔德勝紀念基金捐獻20萬。[9] [1]《崔德勝》，載“天下龍脈＂網，2010年11月7日，http://www.txlm999.com/seeinfo.asp?id=2259。 [2]《崔世安成長路：何厚鏵玩伴經濟多元化待解》，載《重慶晚報》，2009年7月27日。 [3]于曉莉、戴平、崔瑾月：《崔世安與澳門三大家族》，載《信仰》，2009，第56-57頁。 [4]《澳門三大家族之崔殿明：出身貧寒的建築大亨》，載“環球網＂，2010年6月21日，http://history.huanqiu.com/txt/2009-12/658223.html。 [5]《崔世昌先生專訪》，載“澳門科技大學＂網，2013年8月16日，http://www.must.edu.mo/alumni-tw/articles/2945-mr-smc-chui-sai-cheong-interview。 [6]《雀仔園坊》，載“百度百科＂網，2013年8月8日，http://baike.baidu.com/link?url=kE2xHGDMGjRaerqHM5a92S4RKyXBUayvoEyjk3XhE9E0swrpe2ppWp9v9ojJ1qyttBhAfFOw7I-wPq1e8HaHh_。 [7]《崔德勝紀念基金會》，載“天下龍脈＂網，2013年10月10日，http://www.txlm999.com/mannews.asp?newsid=7937。 [8]《澳門管理學院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度獎學計劃得獎名單一覽表》，載“澳門管理學院＂網，2013年11月30日，http://www.mma.org.mo/html/mim/StudentCorner/scholarship.html。 [9]《澳門各界踴躍捐款援助四川雅安地震災區》，載“華夏經緯網＂，2013年8月11日，http://www.huaxia.com/xw/gaxw/2013/04/3302799.html。

鄭景康，字潤鑫，香山縣三鄉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新聞攝影事業開創人之一。鄭觀應第四子。 1904年4月，鄭觀應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期間，喜得第四子景康。鄭觀應早年加入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之後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開辦不少有利民族工商業的事務。從少年時代起，景康受到父親進步思想和愛國言行的影響。鄭觀應主張兒子繼續自己的夙願，經商創業，這一點讓景康難以接受。因他愛好繪畫和攝影藝術，之後並選擇攝影作為奮鬥終身的革命武器，成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和新聞攝影事業的開創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學畢業後，父親將他送入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讀書。父親去世後的次年（1923），景康離開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同時學習攝影，開始研習攝影藝術。 1929年夏，景康變賣父親留下給他的一筆遺產，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開辦一間“景康攝影室”，專門從事人像攝影。幾年後，他在人像拍攝技巧和暗室技術方面，積累豐富的經驗。1932年春，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國的美麗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從此，他的攝影創作從攝影室的人像攝影轉入更廣闊的領域，擴大到風光、花卉、戲劇和民俗等各種題材。之後四年，他先後遊歷廣東、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攝大量表現祖國巍偉的河山、優美的古跡名勝、動人的民俗風光照片，還有一些以花卉和戲劇或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積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藝界朋友和同行的熱情鼓勵下，1934年11月1日，“鄭景康個人影展”在北平開幕。這次展出他歷年來創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為“風光”、“花卉”、“民俗”和“戲劇”四類，內容豐富多彩。原計劃只從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譽，臨時延期再展七天。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評，當時《北平晨報》刊文介紹，認為他是“名聞南國的大攝影家”、“鄭君的作品，取柑立意與裡房技術已登峰造極……為不可多得之作”。讚賞其中一些作品是“絕作”、“非凡品”、“歎為觀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發動下，北平18位攝影家舉行作品聯展，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參展100多幅，期間，他的作品與“個展”時一樣，獲得很高的評價。《北平晨報》在報導“聯展”過程中，提到“平津各大報大致對鄭景康氏之作品最稱滿意”。當時，他已是名滿南北有極高成就的攝影藝術家。在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作品中，人們認識到，他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有著明顯進步思想的人民藝術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義感的知識份子。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報》發表的《在時代上的需要從學影談到宣傳》一文，很能代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情況。他說，外國人從照片上（大多是他們所拍的）看到的中國人，都是“纏足女人，留著豚毛辮子的懦弱書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滿面生氣毫無的勞動者，不文明的服裝，無趣味的生活等”。因此，“我們應該負有竭力宣傳中國美麗的使命，我們要把中國的名勝從美感的鏡頭上，驕傲地表現出來，我們要把中國歷史上色澤猶新的建築古跡、古物及富有東方美的風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揚出來，我們要把中國的誠樸可風的民俗，在歡悅中拍攝成相片，我們更要把中國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徵派戲劇，民間的巧妙的手藝，留影在相片上，以散佈到歐美人士的腦海中，糾正他們往日的錯誤印象”。這段文字，迸發著作者對祖國，對人民的滿腔熱情和藝術責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為繪畫和攝影創作的方向。在30年代貧弱的中國，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藝術抱負，難能可貴。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景康回到香港從事攝影工作，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拍攝有關抗戰的照片，為抗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1938年初，他離開香港，經廣州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期間，他擔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一批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極其有力控訴侵略者造成中國人民災難深重的野蠻行徑的歷史見證，如1938年攝於花園口決堤後災區的《縴夫》，1938年攝於日機轟炸後漢陽鸚鵡洲的《媽媽》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張穎、徐冰的幫助下，景康來到曾家岩“周公館”，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聆聽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勉勵。之後，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關懷和幫助下，他秘密地離開重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開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攝影藝術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黨的關懷、重視和培養，從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後在八路軍總政宣傳部和聯政宣傳部任記者、攝影師，並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克服攝影器材缺乏、條件艱苦等困難，積極開展工作，利用攝影手段“歌頌人民，揭露敵人”，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攝影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1942年5月，作為攝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景康聆聽毛主席的講話，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期間，他舉辦個人影展。當時總政宣傳部長肖向榮為他題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軍民和文藝界歡迎。任弼時、賀龍是影展的第一批觀眾，毛澤東親臨觀賞並稱讚景康的攝影藝術。李富有看過後，親自寫信給景康，鼓勵他要用攝影藝術更好地反映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建設和鬥爭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戰鬥整整五年。從延安窯洞到寶塔山，從和平醫院到民族學院，從邊區參議會到軍民大生產運動，都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這些作品極其真實地反映邊區軍民團結一致，生活、生產、戰鬥、學習的面貌，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其中，1944年為毛澤東拍攝的第一張標準像；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延安機場上，所拍題名《揮手之間》的照片，及他為周恩來、朱德、陳毅、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拍攝的大量歷史照片，都成為黨史的重要資料。他拍攝的《陝北與江南》、《南泥灣之秋》、《開荒》等作品，成為革命畫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隨胡耀邦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先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畫報社》、《山東畫報社》、《東北畫報社》從事攝影採訪並擔任攝影的領導和培訓工作，培育大量新聞攝影骨幹；拍攝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照片，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奪取勝利的歷史面貌。 新中國成立後，景康先後擔任新聞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創作輔導部主任等職，他積極從事新聞攝影、人像攝影和攝影理論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帥府園的中國美術家協會為景康舉辦個人攝影展覽，這是建國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個人影展，對推動中國攝影藝術創作起到積極的作用。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舉辦“內蒙古紀遊攝影展覽”，展出兩人的作品88幅，較好地反映內蒙古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面貌，展示內蒙古草原、牧場、蒙古包的風光，受到人們的讚賞。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景康就開展攝影工作提出三條建議，其中包括舉辦攝影訓練班，培養攝影工作者。他為攝影培訓班親自編寫教材，培訓一批又一批新聞攝影戰線上的幹部，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兩岸，都有他的學生。 景康把他多年創作方法經驗概括為六個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攝方法是“抓拍”。他認為，攝影是用照相機這種科學工具紀錄和反映現實，能夠滿足人們“百聞不如一見”的願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藝術手段。所以“攝影藝術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及其最可貴之處，就要面對現實，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違背了這一點，“就失去了攝影藝術本身獨有的特性，靈魂和存在的必要”。他指出“拍攝照片應該從實際出發，既忠實於現實的本來面目，又注意發揮攝影的特性，不玩花樣”。只有這樣，攝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並“充分發揮攝影藝術的戰鬥作用”。所以，他從不按照自己的主觀想法去指揮和干預拍攝對象，而是深入現場，觀察選擇，抓住動態，使得作品生動自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稱讚景康的攝影作品“能抓住動態”，如《紅綢舞》等照片，充分表現這一特色。 50年來，景康的創作題材和體裁豐富多樣，新聞事件的發生現場，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國山川的瑰麗風光，五彩繽紛的舞台劇碼，生意盎然的花朵，敵人的殘暴罪行，戰士的奮鬥不息，都在他的鏡頭出色表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為毛澤東主席拍攝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正中。人們普遍認為，景康的創作達到“氣韻生動”、“形神兼備”、“既無牽強意，又無雕琢痕”的藝術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嚴重迫害，癱瘓臥床數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終年74歲。鄭景康著有《景康攝影集》、《攝影創作初步》、《攝影講座》等書。[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暨澳門回歸10周年，“紅色歲月——鄭景康攝影展”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轄下的澳門博物館開幕。鄭景康的115幅於抗日戰爭時期至20世紀60年代為共和國留下的珍貴照片，他的26幅與澳門攝影工作者參加文化活動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過的照相機一併展出，較全面地展示他的攝影技藝以及攝影理論造詣。展覽同期舉行專題講座《共和國第一代攝影家——鄭景康》。[3] [1]蕭嘉：《我國著名攝影藝術家鄭景康》，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47-153頁。 [2]《鄭景康》，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門博物館舉辦鄭景康攝影展》，載“中國攝影家協會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鄭仲，又名鄭汝仲，字錕賢，號侶忠，生於香山縣南屏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一個農民家庭。[1]興中會會員、革命家。 南屏鄭氏祖先，最早由福建莆田遷來，北宋慶歷年間（11世紀40年代），入粵任惠州路判官，九世時遷居東莞，後復遷至香山三鄉，與鄭觀應為同一大族。14世後，鄭氏一部分族人陸續遷來南屏，之後建有紀念15世祖的雪山祠、紀念16世祖的居一祠。 鄭是鄭居一的長房子孫，鄭氏傳至第二十三世祖父鄭彥龐，娶妻楊氏，生育兩子，長子鄭汝儉，早夭。次子鄭汝仲。 鄭在少年時代，因家境貧困，遠渡重洋前往檀香山謀生。經過十多年辛勞，頗有積蓄，與孫眉在當地合辦一個畜牧場，規模甚大，有牛羊等畜類一萬餘頭，復兼營商業，收入不菲，在檀香山頗有名望。 1878年，孫中山隨母到檀香山孫眉處求學，結識了鄭。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團體——興中會，鄭和孫眉率先參加，成為最早的興中會員之一。有志之士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宣傳和籌款活動，鄭首當其衝。起初，孫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時，孫眉反對，鄭極力勸說孫眉，並且在經濟上對孫中山盡力幫助。後來，孫中山幾次到檀香山進行宣傳籌款活動，都得到鄭和孫眉的大力支持。由於革命志趣相投，志同道合，鄭和孫眉、孫中山義結兄弟。鄭居長，大孫眉四歲，稱大哥；孫眉居次，孫中山居末。三人簽字的金蘭譜與鄭的興中會會員證及鄭捐助的現金收據等珍貴文物，鄭及其後人悉心保存，抗戰期間日寇侵佔南屏時，鄭的兒子恐日軍搜得而遭其害，將這些東西全部燒毀，十分可惜。 鄭對革命更為傾心。他將與孫眉合力經營牧場變賣，所獲之款交給孫中山支配使用。[2] 1895年，鄭回到澳門省親和完婚，及料理澳門物業。適逢廣州起義失敗逃到澳門的孫中山，鄭將孫中山藏到他的婢女順霞家中，位於石牆街路口的“翁均利”鋪號。 1905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希爐埠成立興中會分會，重振革命聲威。同年，孫中山和黃興等組織同盟會，希爐埠興中會改為同盟會，鄭隨即轉為同盟會員。 後來，鄭在檀香山其他物業日漸蕭條，加上年事已高，他與孫眉相約回國。孫眉初居澳門，後移居香港九龍。鄭回到南屏家中，他十分關心國事，主理鄉政，慷慨豪爽，排難解紛，頗得鄉人擁戴。他與孫中山家人聯繫十分密切，常往澳門探望孫眉、盧慕貞。鄭的長子結婚時，孫中山贈喜幛禮物祝賀。 1912年，孫中山視察前山，鄭發動南屏群眾前往歡迎。孫中山為勘探鐵礦事到南屏時，鄭作嚮導在將軍山探測礦務。 1922年1月18日，鄭在家鄉病逝，終年72歲。 南屏鄉親給鄭仲舉辦隆重的葬禮，全鄉出動，學校停課，鄉民師生都參加送葬，孫科也率人前來參加，挽聯掛滿一屋，極盡哀榮。 鄭仲生育一女四子。元配張氏是本村張庸建之女，只生一女，居長，嫁給本村張姓，不久身故。鄭在檀香山時，孫眉收養一個美國孩子為義子，孩子生於1888年。他見鄭仲無子，將義子轉送給鄭仲領養。鄭仲將義子帶回家鄉，取名鄭勝祥。鄭勝祥體魄魁梧，鄉人稱他為“番鬼仔”或“番鬼勝祥”。由於鄭勝祥自幼接觸革命前輩，耳聞目染，受到革命的熏陶，思想進步。當時孫中山在廣州組織中華民國政府，就任非常大總統，函邀鄭仲出任財務工作，他以年老多病，未能就任，就將義子交托給孫中山。後來，鄭勝祥進入黃埔軍校學習，並參加東征討伐陳炯明的惠州戰役。利用戰役結束後的短暫時間，鄭勝祥全副戎裝，返鄉探親，鄉人聽他講戰鬥的事蹟，令人十分敬佩。不久，鄭勝祥被派往新加坡工作，起初兩年寄回三封信，說因工作關係，暫無定址，請緩回信。之後，音信全無，不知所終。 1895年，鄭仲從檀香山回鄉時，因元配張氏無子，又娶澳門路環李氏為妾，先後生育三子： 鄭金柞，又名鄭炳芬，生於1898年，曾在菲律賓經商，後來去世。 鄭金禧，又名鄭炳芳，生於1907年，受父兄影響，鄭金禧早年參加革命，成為30年代老共產黨員。他參與組織抗日先鋒隊，推動南屏地下抗日鬥爭工作，參加家鄉解放工作，復任澳門海員工會子弟學校校長，退休後閒居香港和南屏老家。 鄭金照又名鄭炳華，生於1911年。鄭金照早年到港澳謀生，後考入粵漢鐵路局報訓班受訓，畢業後適逢抗日戰爭，投筆從戎，參加第四路軍交通兵團擔任報務通訊工作，後因病轉入韶關電報局任報務員，並在樂昌、平遠、廣州等電信局服務，建國後任教於廣東省郵電學校，退休後定居廣州。[2] 鄭炳芳之子鄭少仁說，祖父鄭仲從檀香山回到南屏後，與孫眉來往密切，逢年過節，經常走動，親如兄弟。鄭炳芳幼時體弱多病，患有哮喘病。孫眉聽說狗肉湯煮雞蛋可以治療。於是，經常帶著一籃子用狗肉湯煮好的雞蛋來看鄭炳芳。孫眉住在澳門，盧慕貞不時接濟鄭家，兩家感情非同一般。 鄭少仁聽說，伯父鄭炳芬多次隨鄭仲去澳門孫家探訪，孫中山當時示意送鄭炳芬到嶺南大學讀書，後因政局變動，孫中山過早離世，未能成行。雖然鄭仲、孫中山相繼離世，但鄭仲後代依然堅持革命，完成先輩未盡夙願。[3]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03-105頁。 [2]鄭炳芳、鄭照：《回憶先父、興中會員鄭仲》，載《珠海文史》（第8輯），珠海：珠海政協，1989，第53-58頁。 [3]《與孫中山義結金蘭，急公好義樂善好施　鄭仲：傾其所有支持革命》，載“珠海視窗生活網＂，2011年12月31日，http://www.zh3721.com/2011/0927/0756_121714.html。

崔諾枝，廣東省南海縣（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澳門大慈善家和政界領袖、同善堂主席。崔樂其之父。諾枝小時學習中文六年，進入澳門三巴仔聖若瑟書院學習葡文，不久輟學。跟從父親學習洋服、木匠等手工業；後受僱於巴士度律師事務所。他15歲時，在葡國船艦工作，六年後擔任澳督府庶務員，前往里斯本任職五年。他回到澳門後，升任澳督府庶務處長。[1]1923年，諾枝等發起組織“華童教育會”，發動熱心教友捐獻，在望德堂區興建校舍，開辦“公教學校”，同年在澳葡政府註冊立案，並取得教授葡文津貼。[2]諾枝任職30年，1925年獲准退休，每月領取退休金。歷任同善堂值理、副主席、主席，中華總商會值理、副會長、會長及鏡湖醫院慈善會值理。現今，在澳門慈善機構同善堂內，放置著諾枝的銅像，以表達對他的敬意。[1]澳門同善堂成立於1892年秋，倡建者共408人，皆為熱心公益的社會賢達﹑港澳海外紳商和華僑。成立初期的堂址位於議事亭前地12號，與孫中山的“孫醫館”毗連。20多年後，因政府徵址興建郵政局而被拆去，遂在現址爐石塘重建堂址，1924年落成沿用至今。[3]諾枝富甲一方。20世紀30年代，他發起籌款資援抗日活動。1938年廣州淪陷和1941年日寇侵佔香港後，受難同胞紛紛來到澳門避難。1942-1944年，澳門處於最艱難時期，數以萬計的難民聚集在澳門，人口從抗戰初的十多萬人增到三四十萬。日寇不時對澳門實行經濟封鎖，斷絕糧食供應。當時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事。澳門慈善機構同善堂積極開展施粥濟貧活動，每日施粥一千多份，最高紀錄達16000多份，不少人因此保全了性命。[1]諾枝時任同善堂總理，不顧自己70多歲高齡，親自為難民施粥。抗戰後期，同善堂每日施粥兩次。另外，諾枝派發衣服、棉被，為難民禦寒。同時，同善堂聘請醫生，早晚開診，施藥贈醫。[4]諾枝熱心公益，經常發動社會人士捐資公益事業，自己帶頭捐款，獲得澳門政府頒授勳章。1945年，諾枝在澳門病逝，終年83歲。[5]長女崔瑞深積極投入愛國救亡的浪潮，擔任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宣傳部的勸銷股主任。[6]女婿（最小女兒崔瑞愛丈夫）許聲泉投入抗日戰鬥中。許聲泉曾服役國民政府裝甲部隊，參加抗日戰爭，戰後在韶關和澳門海關工作兩年；1948年生育一子許仕仁，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7]兒子崔樂其是澳門知名實業家、慈善家，誠興銀行創辦人，澳門立法會第二、三屆官委議員，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同善堂值理會副主席，澳門基本法協運會副監事長；澳門法國文化協會理事，廣東省第七屆政協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市務委員等職；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銀蓮花勳章、獲授葡萄牙殷皇子軍官勳章及功績紳士勳章、英勇勳章、文化功績勳章及慈善功績章。[8]現存崔諾枝大屋在澳門瘋堂斜巷7號，1918年興建，後來成為公教學校校址，目前大屋成為大瘋堂藝舍的展覽場地，是整個望德堂文化創意產業區的一部分。[9][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93頁。[2]顧明遠：《中國教育大系：20世紀中國教育》（四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041頁。[3]虞山：《救急扶貧雙甲子》，載《澳門雜誌》，2013年10月1日，http://www.macauzine.net/?action-viewnews-itemid-458。[4]《崔諾枝：贈醫施食》，載“中國社會工作協會＂網，2008年5月22日，http://www.cncasw.org/gypt/gyxm/gycsj/xd/200710/t20071023_2042.htm。[5]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177頁。[6]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7]林鋒：《澳門四界救災會抗日救亡片段》，載《紅廣角》，1999年第6期，第6-7頁。[8]《香港最新政務司長（接替曾蔭權）背景》，載“深圳搜孤焦點＂網，2010年10月1日，http://sz.focus.cn/msgview/1787/30754058.htm。[9]《崔諾枝大屋》，載“澳門街道網＂，2013年10月6日，http://macaostreets.iacm.gov.mo/c/route/detail.aspx?gid=4&id=0ac2a544-9188-4625-b0e6-402080367488。

字德彰，號壽屏。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孫中山長兄。早年隨舅父赴檀香山謀生，初作農工，後從事畜牧、墾殖，復經商漸富，接孫中山到檀香山讀書。1894年加入興中會，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1907年移居香港九龍。1909年參與籌劃廣州新軍起義，復在九龍聯合會黨，從者日眾，被港府驅逐。1911年移居廣州灣（今湛江），任同盟會香港南方支部副支部長，組織民軍響應武昌起義，並收復雷州半島各地。辛亥革命後，曾反對袁世凱竊國。1910年移居澳門。1915年在澳門病逝。

巨商、慈善家。盧九長子，名鴻翔，號廉若。生於廣東新會鄉間。17歲補新會縣弟子員，在鄉中創組義學，倡辦普仁堂，後遷居澳門，繼承父業。也承投澳門山票、舖票，經營煙賭，且是南洋煙草公司大股東，寶亨銀行兩大老闆之一。清末，盧廉若與同人籌資，創辦澳門孔教學校，招納貧苦少年入學。1913年澳門商會成立後，被選為主席，1913、1919、1921及1923年被推舉出任澳門鏡湖醫院總理。盧廉若支持孫中山革命，曾於1912、1913年二次接待孫中山訪澳，下榻盧園春草堂。盧廉若一生獲清廷誥授資政大夫、花翎一品頂戴、浙江補用通稟貢生，1913年獲葡國三等嘉章，1925年4月13日獲葡國政府基督一等勳章。1927年病逝於澳門。

曹有（[1830]-1896）漁農工商（晚清澳門華商、中國官員、工業）、社會（慈善公益）、宗族（華人宗族） 曹有，字應賢，號謂泉、益昌，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人。澳門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門，曹氏家族在澳門繁衍生息，發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馬行街創立繅絲廠，成為晚清時期澳門最早的工業投資者之一。[1] 1870年，曹有與沈旺、王祿、德豐等人出資籌建鏡湖醫院，香山縣政府和澳葡當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會辦理登記立契手續，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會發佈公告，批准在三巴門外沙崗山邊興建醫院。 曹有與兄長曹雨亭創辦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等商號，擁有大量物業和房地產。[2] 1880年4月，曹有購買水車一架贈送給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認為曹有“乃屬出於情願，亦並無私益，越有功勞，是以本澳官樂為收領”，並對曹有“鄭重表揚，實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賞給曹有御賜聖母金星，他成為當時首位獲此殊榮的晚清澳門華商。[1]同年，他獲得清政府欽賜二品頂戴花翎，並獲賜牌坊“樂善好施”一座，以示旌獎。[3] 1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有的長子曹善業，何穗田、陳賡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資助，來到澳門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為鏡湖醫院的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見證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4]，與澳門知名人士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聯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 曹有生育十多個子女：其中包括曹善業、曹善芳、曹善瓊、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榮、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謙（子揮）等。[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9》（奏議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頁。 [4]《晚清澳門儒商曹有等創辦鏡湖醫院借大量銀款給孫中山辦藥局“贈藥”》，載《羊城晚報》，2011年9月19日。

曹善業，字子基，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曹有長子。1[與“曹有＂條重覆者建議刪除]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善業、何穗田及港紳陳賡虞資助來到澳門，在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積極支持。曹有作為鏡湖醫院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擔保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1] 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1]他和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廷光（又名何連旺，字穗田）等澳門知名人士聯名，在1893年9月26日和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他的崇高醫德。[2] 1896年，父親逝世後，曹善業接管家業。1890年1月，他將父親創辦的繅絲廠改造為織造匹綢廠。同時，他與何連旺、宋子衡、盧九、陳恆等創辦其祥絲廠，1898年3月，其祥絲廠關閉。曹善業以時寶堂司理人的身份，出價3010元買下其祥絲廠的鋪底、上蓋、機器、家俬等。 曹善業在經商之餘，熱衷於政治和社會活動，1891年任澳葡政府迎接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董事；1894年任公鈔局替理；1895-1896年任公鈔局書吏；1902年任業鈔公會正會員；1894年、1896-1898年任理商局局員等職。 曹善業秉承其父之風，對澳葡政府多有貢獻，得到澳葡政府的嘉許。 曹善業擁有眾多的物業：水坑尾街兩間、白馬行街兩間、天神巷兩間、大炮台街兩間、高尾街一間、十八間（街名）兩間、草堆街四間、爐石塘兩間、趙家巷一間、桔仔街兩間、連興街一間、興隆街一間、連勝街四間、柚果里一間、由義巷34間、下環街六間、黑侄巷三間等。1908年2月，曹善業因欠銀一案，上述物業被按察司按時價估銀43150元。 後來文史學者發現，當時曹善業名下的物業有兩處與孫中山有密切關係，“草堆街80號”是孫中山當年在澳門創辦的“中西藥局”的舊址，另外一處“由義巷”被確認為當時興中會澳門的通信聯絡點。 1905年，曹善業被推舉為鏡湖小學校長，該校是晚清時期最有影響的華人學校。[3] 1908年3月23日，因居住澳門業主曹善根、曹善麟（兩人均為曹善業弟弟），控告曹善業欠銀，將他名下物業於是日估價出投招買，包括水坑尾街、白馬行街、大炮台街、草堆街、天神巷、由義巷等物業80餘處，總共約值銀50200元。[4] 1924年，曹善業去世，年僅59歲。 曹善業的弟弟曹善允是香港律師、社會活動家；是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校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參與創辦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1922年與歐海倫醫生合作創辦贊育醫院；1915-1916年，曹善允在在華人社區推動種痘運動。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他又發起組織創辦民生書院，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5] 2[有關內容與“曹善謙＂條重覆，建議刪除]008年初，在珠海鳳凰山公路隧道附近，發現了曹子基（善業）夫婦墓。曹子基墓碑身寫著“皇清誥授資政大夫顯考諱善業號子基曹公府君之墓”。資政大夫為清代文官正二品官銜。在墓葬遺址發現一塊“聖旨”碑，屬於曹子基夫婦墓的“奉天誥命”碑，碑額為“聖旨”二字。 2011年6月27日上午，曹善業第十五子曹思泉（軍）四個兒女一行，專程從廣州回到珠海市博物館，對珠海文保工作者對其先輩曹子基夫婦墓的發現和搶救性保存，表示衷心感謝。[6] 曹思泉於2013年1月3日逝世，終年96歲。[7]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澳門曹家》，載“族譜錄紀念網＂，2013年6月1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30088。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頁。 [5]《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3年6月1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6]《祖籍珠海的澳門商人，曾資助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曹子基後人珠海尋根》，載“珠海視窗＂網，2011年10月16日，http://info.zhuhai.gd.cn/News/20110629/634449361873687664_1.aspx。 [7]《厚德傳世》，載“族譜錄紀念網＂，2011年12月3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9141。

畢侶儉（1894-1960）漁農工商（商人、賭商）、社會（社會活動）、宗族（華人宗族） 畢侶儉，又名畢公萬、畢元勤，祖籍花縣（今屬廣州市花都區）獅嶺鎮紫石崗，生於廣州厚生里十八號。澳門富商。 侶儉在廣州度過少年時期，年青時在北京稅務學堂讀書。他是海員出身，弟弟畢勁持也是海員，兄弟倆少時在海上打拼，賺了不少錢；後來上岸從事貿易，涉足煙土買賣及賭業。後來，他前往香港經商，經營厘東酒店、銀都酒樓，業務不斷發展；後移居澳門，在港澳之間從事餐館和娛樂業。他在澳門經營利為旅酒店、域多利娛樂場等生意，在澳門商界嶄露頭角，成為澳門殷商名流。[1] 畢氏家族都是超級票友。侶儉與粵劇名伶任劍輝母親有同鄉之誼。侶儉從嘉道裡手中接過澳門賽狗會後，為了招徠賭客，請任劍輝登台。後建成澳門賽狗會萬家樂戲院，並且由任劍輝領銜，組成鏡花影女劇團。當時省港澳享負盛名的女伶有十多個，如文武生任劍輝、花旦鍾翠蟬等，這些人都是鏡花影女劇團成員，在萬家樂戲院登台。侶儉的太太莫瀚生是任劍輝的超級戲迷，任劍輝每到澳門演出，她場場必到。侶儉的弟弟畢勁持改行擔當粵劇丑生，藝名黃腫美。畢勁持又將堂弟畢焜生帶進梨園，取藝名白玉堂。白玉堂先後師從名小生靚全和白駒榮，19歲首任正印小生；之後在樂同春、新中華、永壽年等省港大班演出，成為粵劇一代名家。[2] 侶儉在澳門賽狗場上下了血本，可事與願違，虧損不少。1936年，他向澳門政府提出承包賭場的申請，1937年成為豪興的承包老闆之一。[3]但他接手後，經營狀況並沒好轉。這時，豪興忽然來了“神秘黨”，臉孔陌生，口音不詳，但下注狠辣，每次荷官揭盅，他們都是每買必贏。不到半個月，豪興被贏走一百多萬元，侶儉因此幾近破產。之前，他一次性繳納五成的租賃費，幾乎耗盡他的全部家財。[4] 抗戰時期，侶儉擔任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名譽顧問、澳門勸募分會主任，積極支持抗日救亡運動。澳門救濟分會組織勸捐隊向各界募捐時，大家踴躍購買，購公債183500元，其中侶儉個人購債五萬元。當時澳門人口不過12萬，商業不發達，這個成績非常難得。[5]1960年，侶儉在香港去世，終年66歲。 畢侶儉家學淵博，多個子女各有作為。女兒畢漪汶是澳門教育家，榮獲澳葡政府教育勞績勳章、澳門特區政府教育功績勳章。[6]妻子莫瀚生是澳門婦女慰勞會主席，率領澳門婦女參加各種抗日救亡活動。[7] [1]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區：《花縣華僑志》，廣州：花都市地方志辦公室，1996，第300頁。 [2]王文全、梁威：《廣州文史資料》（第42輯‧粵劇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第281頁。 [3]祝春亭：《澳門賭場風雲》，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8，第120-121頁。 [4]《第44節：合組財團傅高雙雄奪賭牌（3）》，載“騰訊網＂，2012年12月20日，http://book.qq.com/s/book/0/17/17207/44.shtml。 [5]鄧開頌等：《澳門歷史新說》，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第387頁。 [6]《畢校長回顧》，載“東南學校＂網，2012年1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7]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

曹思晃，祖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著名宗教人士。澳門立法局議員曹善榮第四子、曹有之孫。 思晃先在澳門政府公學學習葡文，1910年進入香港聖保羅書院讀書。1913年受洗於聖保羅堂；1919年在廣州協和神科大學畢業，同年，在倫敦會督被冊為會吏。 1922年，思晃被封為牧師，1923年擔任澳洲華人教會主任牧師。[1] 1909年，林護、黃茂林、李維楨三位華人及史超域牧師等商議組織堂會，並在香港中環興建一座禮拜堂。經過兩年努力，新堂落成。1928年1月，思晃牧師被聘為主任，並宣佈聖公會聖保羅堂為一牧區直轄會督。 1928年，思晃與何玉瑛（1898-？）女士結婚。何玉瑛是香港女子基督教會負責人。從這年起，思晃一直主持該堂教務14年，擴展聖堂，發展教友。 1930年，教友人數大增，何玉瑛倡議籌款50000元擴充聖堂及建築牧師住宅。1934年得到何會督的幫助，港府再給地2300尺，擴展順利，聖堂加長40尺，並加建閣樓及牧師住宅。 1940年，思晃前往雲南講學半年。 1941年12月8日，日寇襲港，12月25日香港淪陷。聖堂變為憲兵講習所，聖堂改在伍廷芳堂聚集，思晃被迫遷居。他被列入憲兵部黑名單，不得不離港赴桂林避難。 1945年8月，抗戰勝利。10月10日，召開和平感恩大會，思晃和何會督等陸續歸來，恢復辦理堂務，各項事務漸復常態。 1958年，教區議會通過選舉牧區議員新例，思晃召開教友大會，宣佈明年施政綱要。這年起聖公會聖保羅堂增設主日早堂祟拜。[2] 1960年5月，思晃退休，由彭牧師接替管理堂務。 思晃歷任國聯會香港分會董事、反對蓄婢會值理、聖保羅男、女校董事等職，他熱心宣道，翻譯見長。世界著名演講家艾迪博士、龔士德博來港佈道，他擔任翻譯，成為香港著名宗教人士。[1]香港前葵芳廉租屋第三座的聖公會思晃學校以他的名字來命名。 思晃夫婦生育兒子曹安邦、曹安民。 曹安邦（Paul On-pong Tso）生於1929年，美國華人生物物理化學家。1949年獲廣州嶺南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51年獲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理科碩士學位；1955年獲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歷任加州理工學院助教（1952-1955）、生物化學教研室研究員（1955-1961）、高級研究員（1961-1962）；巴爾的摩霍普金斯大學放射系生物物理化學副教授（1962-1967）、教授（1967-1973）、生物物理教研室主任兼教授（1973-1980）、環境衛生學系環境衛生生物學教授（1980年後）。美國生物物理學會、美國生物化學學會、美國微生物學會、美國細胞生物學會、美國癌研究協會等學術團體會員，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85年應邀訪華，進行學術交流；主要著作有《核酸化學的基本原理》二卷（1974年）《哺乳動物遺傳器的分子生物學》二卷（1977年）等。妻子黃鳳坤。[3] 曹安民（Mark O. M. Tso）是美國Johns Hopkins（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眼科及病理學科著名眼科教授。鑒於他對中國眼科學發展作出突出的貢獻，經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柯楊教授簽署，報北京大學校長簽署，經國家教育部部長簽署，作為2009年中國政府友誼獎候選外國專家，上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專家局，經友誼獎評審委員會評審，國務院批准，決定授予曹安民教授2009年度“友誼獎”。 曹安民是北京大學醫學部名譽教授、北京大學眼科中心主任、香港眼科醫師學院顧問，前任院長、亞太眼科學會委員，名譽信託人、世界眼科學院第十一講座教授，世界眼科理事會副主席。 1961-1967年，曹安民在美國波士頓大學醫院任外科實習醫師和眼科住院醫師。完成眼科住院醫師培訓後，1969年進入美國軍隊總醫院病理學院任眼科醫師和病理研究員，完成兩年病理學專科培訓後兼任美國佐治亞華盛頓大學醫學中心眼科學臨床助理教授，研究副教授。1976-1994年，任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芝加哥分校醫學院Lions眼科研究院眼科學教授，Ceorgiana Theobald眼科病理室主任，伊利諾州立大學眼耳醫院視網膜黃斑病科主任，伊利諾Lions眼庫主任。1994-1999年，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系講座教授、主任、香港大學眼科名譽臨床教授、香港眼科學院院長及奠基人。 曹安民從海外籌募贊助基金，2001年建造起一座15000平方米北京大學眼科中心大樓，北京大學眼科中心於2001年10月開幕，為病人服務，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聘任曹安民教授為北京大學眼科中心主任。他領導的北京大學眼科中心成為國內重點的眼科中心之一。 曹安民擔任國際眼科理事會副主席期間，經他長期多方面不懈的努力，使中華眼科學會2002年加入國際眼科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Ophthalmology），成為理事會正式成員。 1992年始，曹安民以中美眼科學會的名義出資為中華眼科學會設立金蘋果獎和金鑰匙獎，每年表彰中國眼科專家在中國眼科學教育及眼科臨床作出突出貢獻的學者。2005年始為中國引進國際眼科醫師資格考試，使中國眼科醫師與國際先進水準接軌，該考試每年由衛生部國家考試中心舉行；他在海外籌措無償捐贈基金創建中國“防盲治盲扶貧光明工程”，在河南開封、山東臨沂啟動“防盲治盲光明工程”，為農村貧困農民眼病患者服務。 2007年，經曹安民推薦，國際眼科學會出資贊助在亞洲建立北京大學Eli Lilly糖尿病眼病中心，作為發展中國家開展糖尿病眼病防盲治盲工作的樣板。[4]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507頁。 [2]《我們的歷史》，載“聖公會聖保羅堂＂網，2012年11月11日，http://dhk.hkskh.org/stpaul/aboutus.aspx?id=43。 [3]《曹安邦》，載“中華僑鄉網＂，2011年10月18日，http://www.chnqxw.com/2011/0510/2960.html。 [4]《曹安民》，載“互動百科＂網，2012年12月18日，http://www.baike.com/wiki/%E6%9B%B9%E5%AE%89%E6%B0%91。

陳權，又名陳淪，原籍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生於澳門。著名工運領袖、烈士。陳淑英二兄。 兄弟姐妹五個，陳排行第二。一家人靠祖父在澳門經營一間小店鋪維持生活。他少年時，祖父不幸去世，家道從此破落。不久，母親患病早逝。父親體弱多病，被迫將長女賣給香港一戶人家；二女又被人拐走。生活的重擔落在陳一人身上，他帶著弟弟陳九榆幫人打短工，在街邊賣雲吞，卻難使一家五口得到溫飽。年邁的祖母被迫求乞度日，艱難的生活環境，使陳快速成熟起來，對這個吃人的剝削社會無比憎恨。 1915年，年僅13歲的陳帶著弟弟到香港謀生，先在海員俱樂部半工半讀，之後到“亞洲皇后”號輪船上當海員，陳九榆在九龍太古貨倉當搬運工人。不久，祖母、父親相繼去世，幼妹陳淑英也來到香港當車衣女工，陳兄妹三個相依為命。後來，在陳的影響下，陳九榆和陳淑英都參加革命。 在“亞洲皇后”船上，陳結識了比他大一歲的陳郁，並成為好友。當時海員受盡壓迫和剝削，懷著強烈的反抗意識。孫中山為革命而奔走於海內外，常與香港海員接觸，大力鼓勵海員們團結起來，為獲得應有的權益而鬥爭。陳炳生、蘇兆徵、林偉民等人於1913年在海員中成立“聯義社”，為孫中山籌措經費、運送軍械和掩護革命黨人。陳參加聯義社，並很快成為“亞洲皇后”號輪船聯義社分部的負責人。為了團結教育海員，解決大家的福利問題，他和陳郁在船上成立劇社“工餘樂社”。有一次，孫中山與宋慶齡乘坐“亞洲皇后”輪從香港到檀香山。陳特地邀請孫中山夫婦觀看“工餘樂社”社員演出的戲劇節目，孫中山看後讚不絕口，叫宋慶齡即席題寫了“聲聞湖海，誼重鄉邦”八個大字，贈送給他們留念。陳等接過這珍貴的墨寶，十分興奮。 1921年3月，林偉民、蘇兆徵等先進分子建立中國海員第一個工會組織——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陳成為該會的骨幹之一，在船上建立海員工會的支部。1922年1月，海員工會為提高工人的工資，改善勞動待遇，發動香港海員大罷工。陳帶領全船工友積極參加罷工。經過這次鬥爭，陳更加認識到工人團結鬥爭的巨大作用，他經常接近林偉民、蘇兆徵等人，熱心地為工會工作。林偉民、蘇兆徵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常對陳等工會幹部進行教育，使他對黨的認識不斷提高。1925年5月31日，英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殺害示威遊行的工人，製造“五卅”慘案。消息傳到廣州後，中共廣東區委決定發動省港大罷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帶頭回應。根據蘇兆徵的指示，陳在碼頭向海員們宣傳罷工的目的和意義，將船票分發給他們，送他們回廣州參加罷工。隨後，陳帶著弟弟陳九榆、妹妹陳淑英回到廣州。他來到越秀南路惠州會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報到。蘇兆徵指示他帶人持廣東革命政府的告示去封閉煙館、賭館，將其改為罷工工人宿舍和飯堂。在罷工爆發後，中共廣東區委十分重視在海員中吸收黨員。1925年6-7月，陳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他和梁祖誼介紹陳郁入黨。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成立黨支部，張瑞成擔任支部書記，陳和梁祖誼、陳春林、何來、方才、戴卓民等20多人為主要成員，在香港海員中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陳成為省港罷工委員會的中共黨團成員。 1925年7月，省港罷工委員會中共黨團負責人鄧中夏、蘇兆徵等接受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的提議，建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作為罷工的最高議事機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是一個充分體現工人階級民主權利的機構，可以討論決定重大決策問題，選舉和罷免罷工委員會職員，制訂罷工中的一切規例和法則，在罷工鬥爭中具有至高無尚的權力。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選舉了80名海員，組成海員代表團出席罷工代表大會，代表團團長就是陳。陳十分感謝工人群眾對自己的信任，他決心全力反映海員們的意願和要求，爭取罷工的勝利。每次開會前，鄧中夏都要召集陳、彭松福、羅珠等十多名黨團員在文明路區黨委二樓開會，商量在下一次代表大會上應提出甚麼議程和方案，聽取省港委員會黨團對議案的指示。會後，陳等人就與各工會的代表交換意見，將黨的主張巧妙地在各代表團中散佈，以保證在代表大會上能通過中共黨組織提出的意見。陳領導的海員代表團人數眾多，意見統一，在代表大會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陳具有豐富的閱歷，能耐心地向眾人說明道理，使大家都心悅誠服擁護他。陳鐵面無私，敢作敢為，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英勇鬥爭精神。1925年8月10日，工賊梁子光在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十次會議上誣衊蘇兆徵貪污受賄，並要毆打罷工委員會顧問黃平。陳挺身而出，衝上前去制止梁子光行兇，迫使梁子光等退出會場。8月13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十一次會議決定扣押梁子光。陳自告奮勇，親自帶領十多名工人到東亞酒店捉拿梁子光，押回東園關押。1926年初，省港罷工委員會會審處主任譚華澤徇私舞弊，包庇走私犯。陳知道後，檢舉了譚華澤的劣行，提議當場審訊他。接著，陳又帶人將譚華澤押到代表大會，當眾出示罪證，譚華澤不得不低頭認罪。 1926年3月31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舉行第一百次會議，陳總結代表大會的工作成果。他指出“各代表知道這次反帝國主義不是三兩日便可成功的，一定要很長期的奮鬥。在此長期奮鬥中，內部一定要很團結，很嚴密，才可以致勝。”當時，工人們稱陳、何耀全、彭松福、羅珠、黃釗等五人出席罷工代表大會的黨員為“五虎將”。 在省港大罷工中，中共廣東區委成功地進行廣州、香港的工會組織統一運動，加強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為後來的革命鬥爭打下了雄厚的基礎。陳在這場鬥爭中作出了較大的貢獻。l925年7月下旬，鄧中夏兩次召集蘇兆徵、李森、何耀全、林昌熾、陳等人在區黨委開會，認為在香港除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等屬大產業工會外，其他大多數工會都是行會和同鄉會，不符合國際職工工會的組織原則。香港不少工會被黑社會人物或品行不端的人把持，組織散漫，行動不統一，嚴重影響省港罷工鬥爭的深入開展。因此，鄧中夏、李森等提出培養工運骨幹，教育、爭取廣大工人群眾，先按產業建立現代工會，然後再成立香港統一的工會組織。同年冬，海員黨支部決定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為核心，策動香港運輸業工會的大聯合。11月初的一天，他們組織在廣州的海員在越秀山海員路舉行遊行活動，參加人數達七八千人，並邀請香港各工會的負責人出席。蘇兆徵、陳、戴卓民先後站在海員亭上發表演講，號召香港運輸行業的工人發揚1922年海員大罷工的光榮傳統，立即聯合起來，在統一的工會領導下形成一支強大的力量，在反帝鬥爭中起先鋒作用。工人們聽後紛紛鼓掌表示贊成。1926年1月3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廣州太平戲院召開全體同人大會，討論改組問題，陳、何來、唐漢、張瑞成相繼發言，說明改組海員工會組織的重要性。大會選出蘇兆徵、陳等一百名代表參加即將舉行的全國海員代表大會，1月5日，全國海員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式在文明路廣東大學舉行，到會代表和來賓一千多人，陳擔任大會的宣佈員（執行主席）。1月7日中午，全國海員代表大會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禮堂舉行第一次會議，陳又被推選為臨時主席。1月9日，大會決定成立全國海員總工會，選舉蘇兆徵、譚華澤、陳等15人為執行委員。1月16日，全國海員總工會在陳的主持下召開第一次執委會議，公推蘇兆徵擔任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擔任組織部主任兼調查部主任，並和何來等一起負責廣州分會工作。全國海員總工會成立，促進全國海員的團結，對其他行業的工會影響甚大。在黨培養下，陳從一個普通的海員成長為全國海員的領袖之一。同年1月15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海員俱樂部召集香港汽車、郵差、內河、集賢、帆船等工會代表開會，陳擔任會議主席。大家一致贊成組織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3月1日晚，陳參加運輸業工會的籌備會議，並負責起草工會的組織章程。3月19日，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在省教育會禮堂舉行成立典禮。3月26日，陳在香港運輸工會代表大會上提出組織章程草案，徵求大家的意見。經代表們討論後加以修改，得到大會的一致通過，4月10日，香港金屬業總工會宣佈成立。這時，中華全國總工會為慶祝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認為統一香港工會組織已成熟，決定以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香港金屬業總工會為兩大支柱，帶動各行各業工會，成立香港總工會。4月4日晚，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在惠州會館主持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馮敬、陳、黃金源等24人被推選為香港總工會籌委會委員。陳負責籌委會秘書處工作。4月9日，籌委會在東園訓育亭開會，陳擔任宣佈員。4月15日，香港總工會在歡東路國民黨中央黨部禮堂舉行成立大會，陳是大會主持人之一。次日，他被選舉為大會主席團成員。4月23日，香港各工會代表經過八小時的投票選舉，選出馮敬、陳等21人為香港總工會第一屆執行委員。4月25日，香港總工會代表大會閉幕，陳在會上作了大會經過的報告。5月1日，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陳作為海員代表參加大會。之後，陳作為香港總工會的負責人之一，活躍在省港工運戰線上。1926年5月26日，香港總工會召開常務會議，負責組織部工作的陳作了情況彙報。6月27日，香港總工會召開第九次常務會議，陳作了組織發展的報告。7月13日，海員勞動童子團成立，陳代表全國海員總工會為成立典禮揭幕。7月19日，香港總工會召開第十二次常務會議，陳總結組織部的工作。同年冬，他與一個海員的女兒謝有容結婚。 1926年10月，省港大罷工結束，陳參加處理罷工工人的善後工作。11月初，他到香港交涉海員的復工問題。1927年初，受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委派，陳前往比利時參加世界反帝國主義及殖民地侵略大會。同年5月初，他回到香港，知道廣州發生“四一五”政變，大批工友倒在敵人的屠刀下，感到無比悲憤。他在香港銅鑼灣租了一所房子，領導省港海員與敵人鬥爭。他建立海員義勇團、罷工維持隊等工人秘密團體。6月19日，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武漢召開，陳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同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成立南方局，陳被任命為南方局成員。9月下旬，他又赴汕頭準備運送軍械給南昌起義軍。10月15日，他當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並投入到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中去。12月初，大部分省委領導人回穗參加起義，陳留在香港工作。1928年初，陳被調到上海工作，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委員，領導長江中下游的海員工人運動。他在上海四川路仁智里開設怡安俱樂部，作為聯絡站。1929年2月，敵人在愉安俱樂部逮捕陳等人。他在敵人審訊時編造一套假口供，說自己名叫陳淪，是一個海員，因到怡安俱樂部找人而被誤捕。敵人摸不清陳的底細，判了他八年有期徒刑。在監獄中，他表現出無比堅定的革命意志。當妻子來探監時，他勸妻子不要傷心，將唯一的女兒撫養成人。他托妻子轉告妹妹陳淑英，要她努力為黨工作，隨時準備流血犧牲。 1929年冬，陳患了重病，獄方不給治療。同年11月1日，陳含恨病逝，年僅27歲。 陳權長期在廣州從事工人運動，是省港聞名的工人領袖。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追認陳權為革命烈士。[1] [1]《陳權》，載“中國廣州網＂，2008年8月8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陳卓禧，又名陳焯熹，原籍番禺縣（今屬廣州市番禺區）鍾村。港澳實業家。陳紹文四子。 1920年，澳門全新織造廠創建，廠址在沙崗渡船街。前身是澳門仁安泰染布房，該染布房由廣東番禺鍾村陳占威、陳占安兄弟開設。早在清末年間，陳氏兄弟在番禺沙灣利用人家染坊的廢水上街代人染舊衣物而發家，後在番禺市橋開設同安染布店；1910年又在澳門開辦仁安泰染布房，經營曬染大成藍土布及薯茛布等業務。後來，陳占安之子陳慕周、陳覺民、陳紹文三人經營，由長子陳慕周主理。後來，陳紹文四子陳卓禧到新加坡南洋一帶考察，發現海外華僑流行穿針織汗衫產品，認為經營針織業大有前途。[1] 1929年[2]，在仁安泰染布房的基礎上，陳卓禧創辦澳門全新織造廠，並擔任廠長，出產半胸、文化、背心等汗衫品種。當時針織業正在中國興起，針織內衣柔軟、涼爽、吸汗，穿著舒適，頗受歡迎，非常暢銷。 後來省港澳三地的全新織造廠都採用英國進口高級紗支棉生產中、高檔的汗衫產品，廣銷省、港、澳、加（新加坡）等地。隨著業務不斷發展，名牌產品相繼出現，當時有100支線紗的“303”牌，84支至90支線紗的“宮燈”和“555”牌，80支單竹紗的“505”牌，尤其是“555”牌產品，行銷海外，享有盛名。之後，創製80支的“孖七”牌，以紀念“蘆溝橋事變”。陳卓禧並從香港總廠捐獻十字救護車一部，支援祖國抗戰。 當年一般工人月薪僅15元，但一件“555”的線衫要十元，穿得起的非富則貴。全新織造廠全盛時期，全港設有300多個代理商，幾乎每間大型百貨公司及洋服店都有出售，每日銷售量超過100打，除在九龍塘尾道獨佔一排唐樓“上廠下鋪”外，在澳門、廣州及新加坡都設有門巿，盛極一時。 為了獲取產品銷往英屬地免稅的特惠，1925年在香港塘尾道開設全新分廠。因經營業務需要，總廠改設在香港。1931年，由總廠陳仲紀等人在廣州龍津路開設經銷分行辦事處，1932年籌辦廣州全新織造廠，由陳伯朋負責管理。解放前盈虧統由香港總廠結算。廣州解放後，由總廠劃出港幣192500元，作為廣州全新織造廠獨立經營的資金，1951年9月開始獨立建帳，獨立經營。[2] 50年代，十七八歲的吳志明加入香港全新織造廠做“行街後生”。70年代末，陳氏家族要求他接手經營，為保持傳統品牌，自信可以創一番成績，吳志明答允，並進行大事改革，主力發展出口業務，加上當時歐美的“功夫熱”，生意漸有起色。 陳卓禧的妻子曾枝西是澳門婦女運動領袖，社會活動家；積極參與和贊助開辦澳門《大眾報》、《朝陽日報》，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組織成立“澳門民主婦聯籌備委員會”；積極開辦“婦女免費識字班”，為澳門同胞愛國運動作出貢獻。[3] [1]梁秀、梁愛瓊：《廣州全新針織廠的社會主義改造》，載《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廣東卷‧廣州分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第666-679頁。 [2]張慧怡：《港產老牌線衫掙扎求存》，載《東方日報》，2012年1月6日，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00511/00176_050.html。 [3]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536頁。

蔡克漢，香山縣北嶺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北嶺村）人。香港南華體育會足球隊前鋒、澳門南華體育會創辦人之一。蔡克庭弟弟。 兄長蔡克庭是澳門富商。蔡克漢是香港南華體育會球員，司職前鋒。[1] 1925年8月1日，蔡克漢與兄長蔡克庭共同創辦的澳門南華體育會，並在政府註冊，會址是塔石街63號，開展足球及其他球類、游泳運動。南華體育會成為澳門最早的華人體育組織。[2] 1919年，第四屆遠東運動會在馬尼拉召開，中國國足由剛升入香港甲組聯賽的南華獨立組隊奔赴馬尼拉應戰，蔡克漢作為其中一員猛將前往。這屆比賽日本未派隊參加，仍由中菲兩國對抗，比賽採用三戰兩勝制。中國隊先後以二比〇、一比二、二比一，二勝一負的戰績，再度榮獲冠軍。這屆中國足球選手全部選自香港。 中國足球代表隊陣容為：隊長：唐福祥 隊員：梁玉堂、郭寶根、張榮漢、陳蘇、劉慶祥、關健安、高錫威、蔡克漢、馮帶、梁棣芳、黃柏松、歐傑生、田玉安。[2][3] [1]《國足百年》，載“虎撲足球論壇＂網，2013年8月26日，http://bbs.hupu.com/4822976-8.html。 [2]湯開建：《澳門近代體育的形成與發展》，載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三冊），2008，第946頁。 [3]饒廣平：《世界足球大全》，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90，第622頁。

曹善允，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香港律師，社會政治家、活動家，紳商。曹有之子。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國國籍，1880年，曹有獲得葡皇欽賜維索薩莊園聖母無原罪勳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為首位被葡國冊封為騎士的華人；獲得清廷欽賜二品銜及賞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後，澳門生意由長子曹善業接手打理。曹善業與父親一樣，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不錯，官至四品，後因經營不善，官司不斷，大部分產業被政府沒收。曹家淡出澳門，後人陸續遷往香港發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學習國學。1886年，得到父親好友兼同鄉香港殷富韋寶珊的贊助，他遊歷英國。同年秋，他考入英格蘭切爾滕納姆學院，修讀法律；1890年畢業後，最初在倫敦一所律師樓實習。1896年夏，他以優異成績，獲得英格蘭及威爾士最高法院認可，成為執業律師。1897年，他選擇返港發展，同年7月3日獲得香港最高法院認可為執業律師。他自己創辦“曹善允律師樓”，獨力經營律師業務，成為香港開埠早年少有的華人執業律師。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師的英國律師學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師樓遂易名為“曹善允學洵律師樓”（Messrs. Ts’o & Hodgson），成為當時香港一所著名律師樓。同時，他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啟爵士和區德銳意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填海建造類似英式“花園城市”的高尚住宅區，兩人以自己的名字創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與何啟關係友好的善允應邀加入董事局。該公司董事局全由華人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壽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樞等紳商。 1910年，何啟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龍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啟德公司成立後，填海計劃遭遇重重困難。何啟因投資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區德等人接濟。1912年起，除代何啟繳交辦公室租金外，善允義務出資為他僱請一名文員。1914年，何啟病逝後，善允和區德等各自出資750港元，辦理殮葬何啟事宜和接濟何家人。之後，善允繼續主持填海計劃，並成功爭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計劃，分三期的啟德填海計劃於1916年正式展開，啟德公司完成前兩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卻無疾而終。 1929-1937年，善允擔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擔任潔淨局議員、團防局紳、香港大學校董、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他成為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辦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 1903年，善允出任雅麗氏紀念醫院財務董事，先後參與籌辦附設於雅麗氏紀念醫院的產科醫院和護士學校，並促成另一所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的創立。1922年，善允和雅麗氏紀念醫院的歐海倫醫生在西區創建贊育醫院，後來轉交政府管理，成為香港第一所公立產科醫院。因他在雅麗氏紀念醫院服務的成績，香港政府邀請他加入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為華人公共醫療服務的發展出謀獻策。[1][2] 1915年，港島西區爆發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張政府為該區華人接種牛痘，並親自到社區勸導市民種痘。數月之間，三十多萬華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3] 善允積極參與香港公共事務，深知華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出國留學，不但長途跋涉，學費高昂，容易與華人社會脫節，大力提倡在香港興辦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啟爵士和善允為首的八位華商，連署上書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學的學校，專門招收華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獲得由英國來港的聖公會班納牧師熱心協助。在善允等人呼籲下，香港華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為創校經費，最終促成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1903年在西營盤創校。聖士提反男校是當時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倫註冊的學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轄。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撥地在赤柱興建新校舍，善允作為校董兼創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獲邀在新校動土儀式上致辭。之後，善允和何啟進一步提出構思興辦一所兼收男女學童的小學暨幼稚園，獲得各界響應。1904年，該校草創於卑利士道，1905年遷到堅道，並交由聖公會營辦，1906年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又開設中學部。1918年，堅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壞，學校被迫暫遷往巴丙頓道，1922年遷往列堤頓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頓道新校舍主樓舉行奠基禮，適值訪港的皇儲威爾士太子愛德華主禮，並由善允和聖公會副主教班納致以謝辭。1926年，聖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會，善允當選為校董之一。 通過與好友何啟的關係，1914年善允被委任為聖保羅男校（今聖保羅書院）校董，同年校舍擴建，校方委任他為籌款委員會秘書。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獲邀出任籌款委員會委員。1925年，善允和周壽臣、羅旭和、李右泉及馮平山等紳商倡建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西式中學，促成官立漢文學校於1926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是香港首間官立中文學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學。1916年，善允在著手發展啟德濱時，有感於九龍城地區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學的機會，積極籌款興學。1920年，啟德公司創辦人區德病逝後，留下遺囑饋贈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龍辦學。不久，善允成功遊說太古洋行買辦莫幹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夠資金籌辦學校。在得到聖保羅男校校長史超域牧師協助下，1926年在啟德濱創校，初期租用伍朝樞的物業作為校址。為紀念區德（澤民）和莫幹生兩人對創校的貢獻，學校取名為民生書院；而善允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1939年，民生書院復遷到九龍塘東寶庭道繼續辦學。[1][2]1920年，香港政府設立教育委員會，為教育發展提供政策諮詢。善允被委為成員，一直連任20年。1951年，他以83歲高齡出任香港大學終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終年85歲。 曹善允的妻子陳桂卿於1947年12月11日，因熱心公益事業，獲港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兒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兒曹慧姬、曹麗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熱衷體操和體育運動，入讀切爾滕納姆書院時，代表校方參與足球比賽；晚年時，他熱愛麻將、讀書，尤其喜歡中國文學。曹善允及兒子曹峻安從1920-1939年、1939-1957年擔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載“讀秀＂網，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4]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畢漪汶，女，原籍廣州花縣（今廣州市花都區），生於香港。澳門教育家。[2]澳門富商畢侶儉與元配妻子所生的女兒。[3] 漪汶少年時代入讀澳門粵華中學，高二後轉讀培正中學。受粵華中學廖奉基校長的影響，在進步同學介紹下，她參加“群學社讀書會”，開始閱讀蘇聯進步小說，對新思想有了初步的認識。她經歷日寇侵華的磨難，與同學輾轉回到內地求學，1949年畢業於廣州嶺南大學農學院園藝系。同年，她回到澳門，在朋友支持下，接辦經濟困難的東南學校。東南學校建於1949年，已有60多年歷史，發展成為具備從幼稚園至高中完整規模的學校，學校發展每一步，都浸透了漪汶的心血。她竭盡心力為澳門培育良才，深得東南學校教師、家長、校友和學生的愛戴，凝聚成“愛國、愛澳、愛校、愛家”的東南學校精神。為迎接新中國的成立，她在東南學校升起了五星紅旗，東南學校成為澳門第一批升起五星紅旗的教育機構。 1997年，漪汶成立“東南教育促進會”，註冊為法人團體，她把用自己名義註冊、有近五十年歷史的東南學校所有財產交由該會管理。這一義舉，獲得澳門各界社會的讚揚和欽佩。 為了教育事業，漪汶鞠躬盡瘁，終生不嫁。她不僅對教育事業傾注畢生的心血和精力，而且對澳門整個教育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1949年開始，她參加澳門中華教育會工作，歷任監事、理事長，2004年起擔任副會長，為澳門教育事業立下汗馬功勞，為澳門繁榮穩定作出傑出的貢獻。1982-1994年，她擔任中華教育會理事長。期間，她與全體同仁同心協力，克服重重困難，為教師爭取提高其專業地位，為教師爭取合理的待遇，為在職教師爭取到專業文憑課程；改建教育會大樓，發展會員文體福利工作，關心老年教師生活，幫助他們解決實際的問題。 1988年9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漪汶擔任委員，與其他委員一起承擔制定頒佈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歷史使命。1993年1月起草委員會召開的第九次全體會議，正式通過澳門基本法（草案）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的設計方案。她成為澳門特區區旗設計意念最早的提起人之一。她參加澳門基本法協進會，在後過渡期積極進行宣傳和推介基本法活動；歷任廣東省第六屆、七屆、八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又任第二屆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澳門語言狀況關注委員會委員等職。 漪汶熱心辦學，關心社會，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尤其對澳門慈善事業及內地偏遠貧困地區捐資助學。她擔任澳門大專基金會會董兼監事長、澳門中華總商會教育顧問、澳門鏡湖慈善會名譽董事、中山大學澳門校友會永遠會長等職；[1]1988年榮獲澳葡政府教育勞績勳章；2003年榮獲澳門特區政府教育功績勳章。 2006年，漪汶去世，終年82歲。2007年4月24日，行政長官何厚鏵出席畢漪汶銅像揭幕儀式。[4] [1]《畢校長回顧》，載“東南學校＂網，2012年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811頁。 [3]鄭振偉：《鄺秉仁先生與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33頁。 [4]《行政長官何厚鏵出席畢漪汶銅像揭幕儀式》，載“澳門特別行政區新聞局＂網，2007年11月24日，http://www.gcs.gov.mo/showCNImage.php?DataUcn=6538&PageLang=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