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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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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傳教士。葡萄牙埃武臘(Évora)人。1767-1770年間在埃武臘大學學習。1769年入聖方濟各教會一教派。1773年12月2日在里斯本正式入會。1779年獲科英布拉大學數學博士學位。1782年被選為北京主教。1783年2月7日在里斯本郊區一修道院中領主教神品。1783年4月離里斯本東來。1784年7月28日入澳。1785年11月8日抵達北京。葡女王唐娜‧瑪麗婭一世(D. Maria)遴選湯氏出任北京主教時向其下達宗教、政治雙重任務。前者為緩解因1780年意大利神甫若昂‧達馬塞諾‧薩魯斯蒂(D. João Damasceno Salusti)被祝聖為北京主教而引發的葡萄牙王室與梵蒂岡的矛盾,但堅持葡萄牙王室的東方保教權。後者則為結束中國當局對澳門的壓制,尤其《張汝霖制夷十二條》所規定的嚴厲管束。為此,海事及海外國務秘書卡斯特羅(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於1783年4月4日為統治澳門的葡印總督F. G. 索札(Federico Guilherme de Souza)下達了41條詳細的指令,令其為湯士選入華作好準備。除此正式的指令外,尚有一題為《在果阿應為北京主教提供的指令的札記及消息》的備忘錄,其內容更加細緻。葡印總督接卡斯特羅指令後,亦起草一指令並於1784年4月7日正式下達。同時責成澳門議事會為湯士選執行政治任務準備材料。湯士選抵達澳門後,議事會於1784年9月12日又為他提供了一份由19條組成的指令。雖然接受了上述指令,湯氏的北京主教身份在華從未公開,他僅以數學家和天文家學的身份為清廷服務,自然無法執行那些為他下達的指令。1808年7月6日卒於北京南堂,享年57歲。賜葬柵欄教堂。
湯士選(Alexandre de Gouveia),1751-1808
美國第一位來華牧師,也是美國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的第一人。1801年4月22日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12歲洗禮。1826年畢業於安姆赫特學校,隨後入安道華神學院就讀。1829年10月受美國公理會派遣赴中國。1830年3月22日抵達澳門,受到馬禮遜接待。由於裨治文專向中國人傳教,故先要學習華文,並得梁發協助其工作。1830年裨治文與馬禮遜、雅裨理等人發起組織廣州基督教徒聯會,主要宗旨是聯絡西國教徒;設立資料庫、圖書館;出版華文聖經教本。隨後參加益智會、馬禮遜教育協會、醫藥傳道會的工作。1832年創辦英文《中國叢報》(又譯《澳門月報》、《中國文庫》),先後在廣州、澳門出版。該報是鴉片戰爭前後外國人在華創立的重要刊物。初由馬禮遜倡議,美商奧利芬特負責在紐約進行印刷器機設備的籌募。裨治文辦報態認真、立論較持平,以大量文字記錄了鴉片戰爭前後重大事件及背景。1843年11月,任英商馬地臣創辦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秘書。1839年2月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容閎曾在該學堂學習六年。同年6月15日應欽差大臣林則徐之邀,到虎門觀察銷煙。1843年出席香港傳教士商討重譯《聖經》會議。1844年2月,美國使團到達香港,裨治文充當顧盛的翻譯和秘書。1845年參加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53年任上海公理會牧師。1856年在上海外僑組成的學術團體一上海文理學會任會長。1857年促成皇家亞洲協會華北分會成立,被選為主席。1858年為簽訂《中美天津條約》而出謀策劃。他於1841年在澳門出版《廣東方言撮要》,此書有助歐美人士學習中國語文,更可從學習中認識中國文化。1861年11月12日在上海去世。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
中國近代思想家、實業家、經濟學家。原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鶴山人,生於廣東香山雍陌鄉。少年時在澳門讀書,17歲到上海學商。此後20年左右,先後當過英商寶順洋行、太古洋行買辦,32歲任英商太古行輪船公司總理兼營棧房。後來受李鴻章委辦上海電報局,創辦機器織布局、造紙局等。39歲時由太古洋行轉入官督商辦的上海招商局為幫辦,並到南洋考察。他在1862年撰寫的《救時揭要》和1874年撰寫的《易言》中,除了宣傳他的改良思想外,還有《澳門豬仔論》、《澳門窩匪論》等揭露澳門時弊的篇章。從1886~1891年,洋務官僚利用織布局的虧欠對他進行迫害,從此賦閑居於澳門。現位於澳門下環街龍頭左巷10號的“鄭家大屋”,乃是鄭觀應協助父親興建的祖屋。當時,他貧病交加,杞憂忠憤,兩不能禁,抱着“勿為外人所侮”的願望,著成了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並把孫中山的《農功》等文章收入該書。這部以富強救國為主題的煌煌巨著在當時振聾發聵,風行全國,對維新變法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該書於1894年完成。1906年,他因回家守制而長期留居澳門,在這一期間,他發表了很多關於鼓吹君主立憲的言論,並於1907年編輯、整理了他的文集《盛世危言後編》。其故居鄭家大屋是澳門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歷史建築群12個古建之一。
鄭觀應,1842-1922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2月8日─1778年1月27日)本年,望廈村趙元輅參加鄉試中丁酉科第18名舉人。趙元輅,字任臣,號九衢。生於乾隆四年(1739)十二月初八日,為澳門望廈村趙氏家族第25代,賦性剛篤嚴毅,以培正性養正氣為主,故常有浩然剛大之氣,見之者皆謂其有嚴嚴氣象雲。生平讀書刻苦,事每呈孝。善詩文,有《自警日記》及《觀我集》。
望廈村趙元輅參加鄉試中丁酉科第18名舉人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2月5日─1781年1月23日)4月30日,澳門望廈村舉人趙元輅赴北京應春官試,卒於京邸,年四十二。卒時遺囑其子:人可死,書不可死也。子二人,長允菁,次允治,女二人。
澳門望廈村舉人趙元輅赴北京應春官試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2月8日─1778年1月27日)本年,望廈村趙元輅參加鄉試中丁酉科第18名舉人。趙元輅,字任臣,號九衢。生於乾隆四年(1739)十二月初八日,為澳門望廈村趙氏家族第25代,賦性剛篤嚴毅,以培正性養正氣為主,故常有浩然剛大之氣,見之者皆謂其有嚴嚴氣象雲。生平讀書刻苦,事每呈孝。善詩文,有《自警日記》及《觀我集》。《趙書澤堂家譜》之《浦江趙氏家譜》,第46—47頁。
望廈村趙元輅參加鄉試中丁酉科第18名舉人
魏源,原名魏遠達,字默深,生於湖南邵陽縣一都金潭(今湖南省隆回縣司門前鎮學堂灣村)。進士、著名經學家、政治家。 先祖原是江西省太和縣人,明朝初年遷徙到邵陽金潭定居。 魏源出身於中小地主官僚家庭,15歲中秀才;21歲時隨父至京師,從劉逢祿治公羊學,並與龔自珍、林則徐結識,共同研究學問,談論時政。1828年,他考中舉人,之後屢試不第,1844年榮登進士。他以知州分發江蘇,歷任東台、興比縣知事,1850年任高郵州知州;1853年組織地主武裝團練,準備抵抗太天平國農民軍。因耽誤驛事,他被清政府革職。不久恢復官職。 晚年時候,魏源在家潛心研究佛學,法名承貫,輯有《淨土四經》。 1857年,魏源在杭州東園僧舍病逝,終年63歲。葬於杭州南屏山方家峪。 魏源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海國圖志》、《聖武記》、《古微堂內外集》、《古微堂詩集》、《古微堂集》、《元史新編》、《老子本義》、《詩古微》、《書古微》等數十種,其中《海國圖志》、《聖武記》最著名,影響最深遠。 1841年,魏源入兩江總督裕謙幕府,直接參與抗英戰爭,並在前線親自審訊俘虜。後見清政府和戰不定,投降派昏庸誤國,憤而辭官,立志著述。1842年完成《聖武記》,敘述清初到道光年間的軍事歷史及軍事制度。在文中提出“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贏,令不行於境內之謂贏。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不材,則國禎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的人才論觀點。 魏源依據林則徐所輯的西方史地資料《四州志》,參以歷代史志、明以來《島志》及當時夷圖夷語編成《海國圖志》50卷,後經修訂、增補,1852年成為百卷本。它囊括世界地理、歷史、政制、經濟、宗教、曆法、文化、物產,對強國禦侮、匡正時弊,振興國脈之路作了探索;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觀點,主張學習西方製造戰艦、火械等先進技術和選兵、練兵、養兵之法,改革中國軍隊。 為了捍衛中國的獨立自主,他號召“以甲兵止甲兵”,相信中國人能戰勝外國侵略者。他告誡人們在“英吉利蠶食東南”之時,勿忘“鄂(俄)羅斯併吞西北之野心”。他提倡創辦民用工業,允許私人設立廠局,自行製造與銷售輪船、火器等,使國家富強。他主張革新,要求“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 他並在《默觚》中發揮“變古越盡,便民越甚”和“及之而後知,屨之而後艱”的主張,實為近代中國改良思想的前驅。對清王朝長期昧於世界大事,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封關鎖國的閉關政策和媚外求和的路線予以犀利的批判。 1851年,魏源授高郵知州,公餘整理著述,1853年完成《元史新編》。後來,他以“遲誤驛報”、“玩視軍機”革職,不久復職,他以年逾六旬、世亂多故而辭去。 魏源是一個著名的經學家和政治家、清代的進步思想家。他在浙江參加鴉片戰爭;提倡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復古,主張變法和建立近代化工業。編著的《海國圖志》對當時瞭解外國情況,具有很大價值,被人們認為“奇書”。[1] 1848年,魏源用了半年時間,行程八千里,遊遍東南半壁河山,遠至嶺南、澳門、香港,留下了詩篇。 魏源抵澳門後,應好客的“葡萄亞國人”委理多之邀,到他家花園做客。只見亭台樓閣,怪石古木,珍禽異鳥,多為海外種。委理多請魏源登上花園內的小樓,魏源看見室內擺放著一架洋琴,有半張茶几大小,琴上架以銅絲。魏源請主人撥奏給他欣賞,委理多不擅,但入室請出妻子代為演奏。只見女主人按照琴譜,手足應節,洋琴音調和諧,極其妍妙,與禽鳥的啾啾聲、海濤的嘩嘩聲,隱隱應和。演奏罷,委理多又領來兩個孩子相見,都不到十歲,冰肌雪膚,瞳剪秋水,魏源在中原從未見過。委理多知道魏源能詩,請求留句。於是,魏源作《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喃喃誦之。委理多聽後大喜,回贈洋畫送別。 《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2] 澳門自明中葉為西洋市埠,園亭樓閣,如遊海外。怪石古木,珍禽上下,多海外種。其樊禽之所,網其上以銅絲,縱橫十丈,高五丈,其中池沼樹木,飛浴啄息,空曠自如,忘其在樊也。園主人曰委理多,葡萄亞國人。好客,延登其樓,有洋琴如半几,架以銅絲。請其鼓,則辭不能。俄入內,出其室[3],按譜鼓之,手足應節,音調妍妙,與禽聲海濤聲隱隱應和。鼓罷,復出其二子。長者九歲,仌肌雪膚[4],瞳翦秋水,中原未之見也。主人聞予能文,乞留數句。喃喃誦之,大喜,贈洋畫而別。 天風吹我大西洋,誰知西洋即在澳門之島南海旁。怪石磊磊木千章,園與海濤隔一牆。牆中禽作百蠻語,樓上人通百鳥語。鳥聲即作琴聲譜,自言傳自龍宮女。蟬翼纖羅發鬌鬖[5],廿弦能作千聲彈。初如細雨吹雲間,寫出天風海浪寒。故將兒女幽囪態[6],似訴去國萬里關山難。倏然風利帆歸島,鳥唬花放檣聲浩。觸碎珊瑚拉瑟聲,龍王亂撤珍珠寶。有時變節非絲竹,忽又無聲任剝啄。雨雨風風海上來,蕭蕭落落鐙前簇。[7]突並千聲歸一聲,關山一雁寥天獨。萬籟無聲海不波,銀河轉上西南屋。烏乎,誰言隔海九萬里,同此海天雲月耳。[8]膝前況立雙童子,一雙瞳子翦秋水。我昔夢蓬萊,有人長似爾。[9]鞭騎麼鳳如竹馬[10],桃花一別三千紀。[11]烏乎,人生幾度三千紀,海風吹人人老矣![12] [1]夏劍欽、熊焰:《魏源研究著作述要》,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9,第1-33頁。 [2]黃雨:《歷代名人入粵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第445-446頁。 [3]出其室:請出他的妻子來。 [4]仌:“冰”的古字。 [5]鬌鬖:低垂。 [6]幽囪(聰):嫺靜聰明。 [7]鐙前簇:箭落馬前。 [8]耳:語助詞。 [9]爾:你。以上二句比他為仙童。 [10]麼鳳:鳥名。一名桐花鳳。此處指仙鳳。 [11]桃花:指天上蟠桃花。《武帝內傳》載:“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以上二句,意謂自從夢裡見他,別後至今已三千年。 [12]作者想像豐富,寫琴聲可與《琵琶行》媲美;結束處尤為奇妙,使人有天馬行空之感。
魏源,1794-1857
清代軍政大臣。字元撫、少穆、石麟,晚號俟村老人。福建候官(今福州市閩候)人。嘉慶朝進士,曾與龔自珍、黃爵滋、魏源等提倡經世致用之學。1831年任河東河道總督時曾修治黃河下游,1832年任江蘇巡撫,又興修白茆河、瀏河等水利。1838年(道光十八年)任湖廣總督時,嚴禁鴉片,成效卓著,是主張禁煙的代表人物。同年受道光皇帝之命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查禁鴉片輸入,次年到廣東。為瞭解西方國家情況,派人翻譯外文書報,編成《四洲誌》。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協力查禁鴉片,嚴令英美煙販繳出鴉片237萬斤,在虎門當眾銷毀,並積極加強海防,倡辦民團,多次擊退英軍武裝挑釁。他認為,廣東中路的要口,“虎門為最,次即澳門”,在澳葡人“兵單力薄”,因此增派軍隊對澳門水陸加倍嚴防,並親自到澳門巡視。林則徐抵抗外國侵略的壯舉,激發了澳門同胞的愛國精神。1840年1月任兩廣總督。鴉片戰爭爆發後,他嚴密設防,使英軍在廣東無法得逞。因受主張投降的官員誣陷,被革職。次年被派赴浙江籌劃海防,不久發往新疆充軍。1842年抵伊犁,曾在新疆興修水利,開墾屯田。1845年起用為陝西巡撫,擢雲貴總督,因病辭職回籍。1850年起用為欽差大臣,前往廣西鎮壓農民起義,在潮州途中病逝。著有《林文忠公政書》等。
林則徐,1785-1850
第一位來華傳教的基督教士。英國人。生於莫佩斯。1804年加入倫敦傳道會。1807年1月封為牧師,旋被選派到中國。9月4日到達澳門,9月8日至廣州,後在澳門長期居住,秘密活動和傳教。在東印度公司庇護下充當公司翻譯員,使當地政府、天主會未能發現他的真正身份。1813年,翻譯出版《聖經》第一個中譯本。1814年,秘密吸收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工人蔡高入教,並為他洗禮(蔡高是中國第一個基督徒)。1815年編寫出版英文版《漢語語法》。1816年,吸收梁發等人入教,並封授梁發牧師(梁發是第一個中國牧師)。後與米憐(William Milre,1785-1822)合編出版巨著《華英字典》(6冊,4595頁);1818年與米憐在馬六甲創辦華人學校──英華書院(1843年遷往香港)。1820年,協助東印度公司李文斯敦醫生在澳門開設診所,兼有中醫,實施贈醫施葯。1824年回國,設辦東方語言學校,還在家中開辦女子中文研究班。1826年5月重返中國,把家安在澳門。1927年,協助英人馬地臣創辦中國第一份英文報紙《廣州紀錄報》(1839年改名《澳門雜錄》,1843年改稱《香港雜錄》),並任副主編;協助東印度公司醫生郭雷樞在澳門開辦眼科診所。1834年,擔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的秘書兼翻譯。1834年8月1日病逝,葬於澳門馬禮遜墓園。為紀念他,1835年在澳門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馬禮遜教育會,1839年該會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前身是1831年設立的馬禮遜書塾)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
字芸墅。安徽宣城人。清乾隆初年由拔貢生保舉知縣事,先後在廣東任河源、香山、陽春等地知縣。乾隆十一年(1746)權澳門同知事,兩年後實授澳門同知。在任內,曾報請查封唐人廟。1748年發生葡萄牙士兵在澳門殺死華人李廷富、簡亞二一案,葡人駐澳兵頭若些拒不肯向中國交出凶犯,他反覆與之交涉,最後終獲解決。又與香山知縣暴煜制《澳夷善後事宜條議》12條勒石刊佈,重申中國在澳門的行政司法主權。但朝廷對該案處理結果不滿,被降職去任。遂返鄉隱居,不復為官。他平生好文,著作除與印光任合著《澳門紀略》外,還有《辛辛草》、《吳越吟》、《耳鳴集》等。
張汝霖,1709-1769
譚瑩,字兆仁,號玉生,廣東南海捕屬(今屬廣州市)人。嶺南文獻家、編書家和駢文家、詩人。 譚自少聰穎,喜作詩賦,12歲作《雞冠花賦》、《看桃花詩》,縣中耆宿驚贊為“後來之秀”。適值兩廣總督阮元督粵,遊越秀山寺,見到譚的題壁詩文,讚賞有加,一時傳為佳話。譚以縣考首選榜入學。 清道光初年,阮元在廣州越秀山創立學海堂,明言不教八股,專以經史考據課士,兼及詩賦,實際上是以講求實學之風氣,扭轉廣東文壇學術浮誇之弊。當時能躋身學海堂者,如陳澧、朱次琦、曾釗、陳蘭修、譚等十多個優秀學生,幾乎囊括當時嶺南士子的精英。學海堂從另一角度說是嶺南最高學府的研究生院,成就斐然。譚在學海堂常受阮元讚譽,所作《蒲澗修禊序》、《嶺南荔枝詞》尤為欣賞。學官歎其“粵東固多俊才”、“此手合推第一”,文譽日隆。同時,譚以優行生(學行兼優的生員)入貢,院試名列前茅。文章憎命達。 儘管譚在學界傲視同儕,但他對功名有心而不迫切,導致鄉試屢遭失敗,20多年無緣科舉;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舉人,又因策問觸及時諱,降為榜末,險些失去。 譚赴京會試,名落孫山,從此無意科場,安居教職。他先後任肇慶府學教授、博羅院學教諭、嘉應州學和化州州學訓導、瓊州府學教授(未赴任)等職,後來,他充任粵秀、粵華、端溪等書院院監,數十年培育嶺南人才,誨人不倦。 譚一生為豐富嶺南文庫作出重大的貢獻。他和伍崇曜的合作,博採和整理海內罕見古籍,鉤沉佚著,刊播地方文獻,匯刻成叢,在嶺南文化大地和文獻之園無聲播種,裨益後代,青史留名。 兩人合作半生,所刻的書有《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楚庭耆舊遺詩》、《粵雅堂叢書》等。署名是伍崇曜,實際上由選題、選材和編纂的工作,從訪求、收集、研讀、鑒別,並加以校勘、審定和編排之統籌,直至叢書的序言和叢書所收各書的尾跋,都離不開譚的汗水和心血。 《粵雅堂叢書》是譚和伍崇曜合作最大型又最有影響的一部叢書。此書從道光三十年(1850)開始付刻,經咸豐、同治,直至光緒元年(1875)為止,歷時25年,前後出正、續、三編,共30集,收書208種、1289卷,是清代後期一部大型私刻綜合性叢書。譚在審輯此書時,顯示出他作為國內有數的文獻家和編書大家的氣魄和特色。一是收入《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之逸書,如《寶刻類編》、《帝苑》。二是收入《四庫全書》編後嘉慶年間,阮元進呈,而《四庫全書》未收之書。如《爾雅新義》、《九國志》。三是收入日本學者林述齋所輯《佚存叢書》一部分之書:如《文館詞林》,是繼《文選》後最早的詩文總集,共1000卷。此書早於北宋亡佚,日本學者發現殘卷後,中土驚為秘笈。雖殘頁斷簡,彌足珍貴。四是收錄四庫未收之書和其他叢書少收之書,如《虎鈐經》和《四書逸箋》等,大都極為罕見。五是收入道光前後之近人有價值而又未刻之書,如錢大紹《類經》、全望祖《漢書地理志稽疑》等。《粵雅堂叢書》凡跋尾二百餘篇,其體例統一,又極有章法;徵引廣博,審考精詳;非廣攬群書、精思博見、洞識卓穎者不能為。期間,譚受到當時學界和學術之尊阮元的高度稱讚,是對我國自漢劉向、劉歆所校訂古籍方法的繼承和改進。譚在書後跋語中,先概述作者生平和學術造詣,再分析內容,撮其要旨,評得失;又注重辯證學術,考核源流,甚得《四庫全書》紀氏之味。學術上,對《四庫提要》多所補正、駁正和補充,又為紀氏所不及。 譚編纂的《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及其他叢書序文,很有特色,其語體和語言風格充分地體現作者“尤工駢體文”、喜儷體和句式工整對稱的特點。每種書後所附跋語,介紹作者生平、書籍來源、版本情況和校勘情況,十分詳細。其學識之廣博,功力之深厚和見解之卓越。《嶺南遺書》計收75種,其書之序跋,譚之名雖隱,但功不可沒。 《粵十三家集》是輯者用心收錄,或借或抄或買,共得嶺南十三家詩文集,包括有宋代李昴英、趙必豫、區仕衡;明代李時行、黎民表、區大相、陳子壯、黎遂球、陳子升;清代方殿元、梁綱蘭、王隼、易宏,都是在粵詩家有一定影響的代表。 清同治十年(1871),譚在廣州去世,終年71歲。 譚瑩著有《樂志堂詩集》12卷、《樂志堂文集》18卷(約1861年出版)。有部分文章收入《學海堂叢刻》,題為《樂志堂文略》(四卷);晚年時著有《續國朝駢文正宗》一卷(未完)。 譚瑩次子譚宗浚(1846-1888),字敘裕,後改懋安,進士,有文名,選為學海堂堂監。譚宗浚有父之風,創藏書齋“希古堂”;所繼承其父的藏書,後增至八萬餘卷,一度總數達到12萬卷;著有《希古堂文集》。[1] 譚瑩到過澳門遊歷,並作七律詩一首: 《澳門人饋青洲蟹》[2][3] 島中珍味冠熊魚,一例無腸企不如。[4]風雪估帆天氣換,烽煙蠻榼世緣疎。 誰堪出將徵佳兆,人笑居夷乏遠書。聞說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饗武陵漁。[5] [1]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政協:《佛山歷史人物錄》(第一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第149-154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52頁。 [3]黃德鴻:《澳門掌故》,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第265頁。 [4]譚瑩把“無腸公仔”比作珍味,甚至連熊魚也不及。但在從未嚐過此等珍味的人來說,確實是少有的滋味。因為此種黃油膏蟹只有在鹹淡水交雜的海岸邊才能生養。 [5]這首詩作於清咸豐四年(1854)冬。在此之前,詩人曾到澳門,一嚐青洲蟹的美味。此時在羊城接到澳門友人饋送的青洲蟹,遂有此詩之作。詩中“烽煙”、“避兵”及“武陵漁”等,與當時粵中紅巾軍之役有關。
譚瑩,1800-1871
魏源,原名魏遠達,字默深,生於湖南邵陽縣一都金潭(今湖南省隆回縣司門前鎮學堂灣村)。進士、著名經學家、政治家。 先祖原是江西省太和縣人,明朝初年遷徙到邵陽金潭定居。 魏源出身於中小地主官僚家庭,15歲中秀才;21歲時隨父至京師,從劉逢祿治公羊學,並與龔自珍、林則徐結識,共同研究學問,談論時政。1828年,他考中舉人,之後屢試不第,1844年榮登進士。他以知州分發江蘇,歷任東台、興比縣知事,1850年任高郵州知州;1853年組織地主武裝團練,準備抵抗太天平國農民軍。因耽誤驛事,他被清政府革職。不久恢復官職。 晚年時候,魏源在家潛心研究佛學,法名承貫,輯有《淨土四經》。 1857年,魏源在杭州東園僧舍病逝,終年63歲。葬於杭州南屏山方家峪。 魏源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海國圖志》、《聖武記》、《古微堂內外集》、《古微堂詩集》、《古微堂集》、《元史新編》、《老子本義》、《詩古微》、《書古微》等數十種,其中《海國圖志》、《聖武記》最著名,影響最深遠。 1841年,魏源入兩江總督裕謙幕府,直接參與抗英戰爭,並在前線親自審訊俘虜。後見清政府和戰不定,投降派昏庸誤國,憤而辭官,立志著述。1842年完成《聖武記》,敘述清初到道光年間的軍事歷史及軍事制度。在文中提出“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贏,令不行於境內之謂贏。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不材,則國禎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的人才論觀點。 魏源依據林則徐所輯的西方史地資料《四州志》,參以歷代史志、明以來《島志》及當時夷圖夷語編成《海國圖志》50卷,後經修訂、增補,1852年成為百卷本。它囊括世界地理、歷史、政制、經濟、宗教、曆法、文化、物產,對強國禦侮、匡正時弊,振興國脈之路作了探索;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觀點,主張學習西方製造戰艦、火械等先進技術和選兵、練兵、養兵之法,改革中國軍隊。為了捍衛中國的獨立自主,他號召“以甲兵止甲兵”,相信中國人能戰勝外國侵略者。他告誡人們在“英吉利蠶食東南”之時,勿忘“鄂(俄)羅斯併吞西北之野心”。他提倡創辦民用工業,允許私人設立廠局,自行製造與銷售輪船、火器等,使國家富強。他主張革新,要求“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並在《默觚》中發揮“變古越盡,便民越甚”和“及之而後知,屨之而後艱”的主張,實為近代中國改良思想的前驅。對清王朝長期昧於世界大事,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封關鎖國的閉關政策和媚外求和的路線予以犀利的批判。 1851年,魏源授高郵知州,公餘整理著述,1853年完成《元史新編》。後來,他以“遲誤驛報”、“玩視軍機”革職,不久復職,他以年逾六旬、世亂多故而辭去。 魏源是一個著名的經學家和政治家、清代的進步思想家。他在浙江參加鴉片戰爭;提倡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復古,主張變法和建立近代化工業。編著的《海國圖志》對當時瞭解外國情況,具有很大價值,被人們認為“奇書”。[1] 1848年,魏源用了半年時間,行程八千里,遊遍東南半壁河山,遠至嶺南、澳門、香港,留下了詩篇。 魏源抵澳門後,應好客的“葡萄亞國人”委理多之邀,到他家花園做客。只見亭台樓閣,怪石古木,珍禽異鳥,多為海外種。委理多請魏源登上花園內的小樓,魏源看見室內擺放著一架洋琴,有半張茶几大小,琴上架以銅絲。魏源請主人撥奏給他欣賞,委理多不擅,但入室請出妻子代為演奏。只見女主人按照琴譜,手足應節,洋琴音調和諧,極其妍妙,與禽鳥的啾啾聲、海濤的嘩嘩聲,隱隱應和。演奏罷,委理多又領來兩個孩子相見,都不到十歲,冰肌雪膚,瞳剪秋水,魏源在中原從未見過。委理多知道魏源能詩,請求留句。於是,魏源作《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喃喃誦之。委理多聽後大喜,回贈洋畫送別。 《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2] 澳門自明中葉為西洋市埠,園亭樓閣,如遊海外。怪石古木,珍禽上下,多海外種。其樊禽之所,網其上以銅絲,縱橫十丈,高五丈,其中池沼樹木,飛浴啄息,空曠自如,忘其在樊也。園主人曰委理多,葡萄亞國人。好客,延登其樓,有洋琴如半几,架以銅絲。請其鼓,則辭不能。俄入內,出其室[3],按譜鼓之,手足應節,音調妍妙,與禽聲海濤聲隱隱應和。鼓罷,復出其二子。長者九歲,仌肌雪膚[4],瞳翦秋水,中原未之見也。主人聞予能文,乞留數句。喃喃誦之,大喜,贈洋畫而別。 天風吹我大西洋,誰知西洋即在澳門之島南海旁。怪石磊磊木千章,園與海濤隔一牆。牆中禽作百蠻語,樓上人通百鳥語。鳥聲即作琴聲譜,自言傳自龍宮女。蟬翼纖羅發鬌鬖[5],廿弦能作千聲彈。初如細雨吹雲間,寫出天風海浪寒。故將兒女幽囪態[6],似訴去國萬里關山難。倏然風利帆歸島,鳥唬花放檣聲浩。觸碎珊瑚拉瑟聲,龍王亂撤珍珠寶。有時變節非絲竹,忽又無聲任剝啄。雨雨風風海上來,蕭蕭落落鐙前簇。[7]突並千聲歸一聲,關山一雁寥天獨。萬籟無聲海不波,銀河轉上西南屋。烏乎,誰言隔海九萬里,同此海天雲月耳。[8]膝前況立雙童子,一雙瞳子翦秋水。我昔夢蓬萊,有人長似爾。[9]鞭騎麼鳳如竹馬[10],桃花一別三千紀。[11]烏乎,人生幾度三千紀,海風吹人人老矣![12] [1]夏劍欽、熊焰:《魏源研究著作述要》,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9,第1-33頁。 [2]黃雨:《歷代名人入粵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第445-446頁。 [3]出其室:請出他的妻子來。 [4]仌:“冰”的古字。 [5]鬌鬖:低垂。 [6]幽囪(聰):嫺靜聰明。 [7]鐙前簇:箭落馬前。 [8]耳:語助詞。 [9]爾:你。以上二句比他為仙童。 [10]麼鳳:鳥名。一名桐花鳳。此處指仙鳳。 [11]桃花:指天上蟠桃花。《武帝內傳》載:“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以上二句,意謂自從夢裡見他,別後至今已三千年。 [12]作者想像豐富,寫琴聲可與《琵琶行》媲美;結束處尤為奇妙,使人有天馬行空之感。
魏源,1794-1857
盧文起,字深潮,號斗韓,別字瀚星,香山縣上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上柵村)人。進士、縣令。 文起自小聰明過人,當時得到知學使惠士奇的賞識,用心栽培他。他不負所望,補諸生第一。清乾隆三年(1738),文起考中舉人;乾隆十三年(1748)上京會考,榮登戊辰科進士。當時,他的恩師惠士奇罷官回歸吳地,因生活貧困而變賣房屋。文起獲悉後,聯同其他同學捐贈600兩,為恩師將房產“紅豆齋”贖回。此事四方傳為美談。 文起先後擔任湖南臨湘縣令、貴州仁懷縣令。仁懷當地偏僻貧窮,苛捐雜稅十分沉重。到任後,他減免貧民稅收,改善人民的生活。當地文化落後,許多人不識字。他燒錄詩文,興辦教育;秉公執法,磊落辦事,深受仁懷民眾的愛戴和擁護。[1] 某日,某婦人夥同姦夫殺死親夫,將屍體投入山洞中。文起派官兵搜尋數月,找到死者未變質的屍體。杵作按照慣例,需要拆解屍體檢驗。文起加以制止,說死者的傷痕清晰可見,為甚麼還要拆解屍體呢?他有甚麼罪呢?於是,文起請示撫軍,說貴州山高土厚,凡屍體不易變質且能夠檢驗的,一概不要剖屍檢驗。撫軍表揚他,並採納他的建議。[2] 文起深得民心,老百姓把他當成自己的再生父母。仁懷民眾自發組織起來,為他建造一座遺愛祠,表彰他的功績。後來,文起因病,回到廣東韶州府(今韶關市)從事教學工作。 清乾隆十四年(1749),文起回到香山,與兄長盧文興一起大力支持家鄉建設,倡議集資建橋,帶領村民興建官涌橋,橋長14丈,寬5尺,方便村民出入,免除他們長途跋涉之苦。 蓮峰廟是澳門華人求神拜佛和集議商事的公共場所。清雍正元年(1723)蓮峰廟進行大規模擴建,命名為“慈護宮”。乾隆十七年(1752),文起擔任清廷戶部侍郎,積極聯同香山縣事等,捐資修建廟內觀音殿,他所撰《重修觀音殿碑記‧觀音大士殿宇記》記載“其中基址廣延,肇造宏麗,惟蓮峰慈護一宮,直並象教鷲嶺。其前為天后殿,其後為觀音殿,建自雍正元年,迄今三十餘載矣。[3]” 乾隆五十七年(1792),文起去世,終年89歲。 盧文起博學多才,著有《四書纂要》十卷、《易經講義》五卷、《周易纂要》五卷、《湖連鄉志》、《四書講義》等書。 現今中山市沙溪鎮濠涌村前有一座雲亭峰,北面就是金鼓山。當年,盧文起以一首《金鼓朝陽》詩贊曰:[4] 一聲金鼓半峰丹,麗日崢嶸復旦看。鏜答應天暄負早,離暉出地曙光團。 花呈錦繡籠煙瑞,澗繞春陽煦穀寒。靜傳雲亭濠上望,咸池焜耀舞蛟鸞。 [1]香洲區唐家灣鎮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唐家灣鎮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第382頁。 [2]盧文起:《香山縣鄉土志》(卷四‧耆舊錄)。 [3]岡虎:《澳門蓮峰廟始建時期探微》,載《五邑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第29頁。 [4]《“香山八景”始於元代》,載“中山文化資訊網",2006年11月16日,http://www.wh3351.com/rwzs/whcs/cscontent.php?bc_id=91。
盧文起,1703-1792
羅天尺,字履先,號石湖,又號百藥居士,生於廣東順德大良(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大良鎮)一個書香之家。清代著名詩人和學者、“惠門八子”及“鳳城五子”之一。[2] 祖父羅孫耀是一位正直的文士,與陳恭尹、梁璉、彭睿壦等交往密切,組織石湖詩社,馳名遠近州府。[2]父親羅世舉是1693年副貢生,家道中落,卻堅守家中園亭花木,力勸其弟勿變賣。他性格傲岸,亦不通權貴,晚號棱崖居士;著有《驅饑集》。 天尺幼承家學,聰明穎悟,博學多識,尤長於詩;1736年考中舉人,早年參加科舉考試不中。1721年,他與何夢瑤、蘇珥、勞孝輿等同為學政惠士奇所賞,成為補諸生,當時有“惠門八子”之名。他又與余錫純、陳份、嚴大昌、梁麟生合稱“鳳城五子”。 1730年,魯曾煜總纂《廣東通志》,天尺與勞孝輿同任分纂,撰擬諸稿,多所採取;因資望未深,頗招謗議,相繼辭職,所以《廣東通志》完成時不得列名。 天尺回鄉授徒。中舉後一上公車,他就奉母居於順德城北門外石湖故里,杜門著述;著有《五山志林》、《癭暈山房詩鈔》、《文鈔》。晚年時候,他自定其詩為《癭暈山房詩刪》。其詩以學宋詩入手,故骨力特重。歌行長篇跌宕不羈,其餘諸體亦高雅超脫。他與張汝霖交情甚篤,張汝霖於1749年冬偕香山李卓揆冒雨相訪於石湖草堂,作《二羅行》相贈,詩末云:“安能君似羅山長作主,我侶浮山海中寓。萬里長風海上來,浮山忽與羅山遇。天俾李子作鐵橋,兩山終古吹不去。”(《五山志林‧談藝》)。次年春,天尺到廣州禺山寓齋探訪張汝霖,與粵秀書院山長郭植談詩,好事者為繪《三子論詩圖》。 天尺一生體弱多病,17歲時因心悸而輟學,長年服藥,因此自號“百藥居士”。他清心寡欲,調養有方,活得長壽;[3]1766年去世,終年80歲。 現錄羅天尺的詩兩首:[2] 《題澳門圖》 澳口東風未易尋,蓮莖關外大洋深。誰當海不揚波日,寫出人來歸市心? 魚撼腥風疑島動,蜃浮樓氣入春陰。天邊不用乘槎去,酒後青山畫裡吟。[4] 《送家漱公遊澳門》 壯遊誰不羨,十字列成門。地勢中華盡,濤聲海市喧。 花錢唐壻重,蠻律法王尊。亦足覘風化,輶軒好細論。[5] [1]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市政協文教體衛委員會:《佛山歷史人物錄》(第2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第64-67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10-113頁。 [3]張解民、葉春生等:《順德歷史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146-148頁。 [4]這首詩約作於1721年。清代的《澳門圖》不止一幅,題詠之作頗多。這首詩為《澳門圖》題詠中較早的一首。頷聯寫出封建社會的“盛世”中國人的自豪感和自大心,出自布衣之士之口而更具有時代色彩。 [5]這首詩大約作於1748年。
羅天尺,1686-1766
明末來中國的一位博學多才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人。1578年(明萬曆六年)3月24日,奉派參加第三十批耶穌會傳教士遠征隊,從里斯本出發前往印度和遠東。應耶穌會巡視神父范禮安的要求,1582年8月7日從印度果阿到達澳門,後被任命為中國傳教士使團領導人。1583年,利瑪竇和羅明堅神父在廣東肇慶傳教,是耶穌會士在中國內地傳教之始。1584年第一次為兩個皈依者洗禮。1589年,他們被趕出肇慶,遷往韶州,繼續傳教活動。1595年經南昌到南京傳教。他初到中國,帶來自鳴鐘、三稜鏡、渾天儀、時晷、地圖等器物和大量西書,開始了明季西學東漸的新紀元。1600年5月19日,利瑪竇在龐迪我神父陪同下,作為葡萄牙使臣到北京準備覲見明朝萬曆皇帝,並以當時作為葡萄牙君主的西班牙國王的名義贈獻許多禮品。1601年1月,第二次到北京準備覲見萬曆皇帝,不久即移居北京,直到1610年5月10日去世。萬曆皇帝特批一塊墓地安葬,表示對他的敬重。利瑪竇精通漢語,博覽群書,深刻瞭解中國的歷史、地理、宗教、法律、經濟、禮俗等情況。他改穿儒服,“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與中國的文人學士、皇室貴族有密切的交往。利瑪竇主張將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把四書譯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把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介紹給中國學者,推動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利瑪竇在中國居住28年,著作甚豐。1584年與羅明堅神父合編《葡華字典》,1589年編輯《中西字典》,1605年編輯《西字奇蹟》。又與郭居靜神父合作,採用拉丁字母和中文讀音對照的方式編成一部《西文拼音華語字典》。這些工具書的編寫與出版,為後學者開路,使傳教士能克服學漢語的困難。他翻譯《幾何原本》(利瑪竇口授,徐光啟筆錄),這是西方幾何學傳入中國之始,還翻譯和編譯有:《同文算指》十一卷、《渾蓋通憲圖說》二卷、《乾坤體義》三卷、《西國紀法》、《圜容教義》、《測量法義》等。著有《山海與地全圖》、《坤輿萬國全圖》、《華圖奇觀》等。這些著作對中國的天文歷學、算學、地理學、物理學、哲學、醫藥學、建築學、倫理學等都產生重要影響。利瑪竇逝世前,留下的(自題為《論耶穌會及天主教進入中國》)意大利文手稿記載了自1552年第一批耶穌會士來中國直到1610年間在中國傳教的經過,特別是他自己從1582年到1610年的經歷,介紹了他對中國的學術思想和儒家經典的體會,以及對中國的認識,記錄了他再中國和朝野人士的交往。這部書在歐洲引起廣泛重視,被譯成德、英、法等國文字多次出版,使歐洲人對中國的印象耳目一新。
利瑪竇(Ricci, Matteo)(神父),1552-1610
陳大白,新會水東(今屬江門市新會區羅坑鎮水東村)人。澳門資深報人、資深新聞界人士。 大白出身於貧寒之家,有一兄五妹。父親當年在航行省澳線客輪任低級職員,收入微薄,家庭負擔重,生母早年去世。父親因長期嗜酒,50歲時不幸去世。大白由繼母勉力養育成人。他少年時,因家境困難,只能供讀小學,無力升中。[3] 在青年時代,大白以半工半讀方式,在廣州一所教會中學讀書,結業後來到澳門打工。 1935年,大白到陳少偉在澳門創辦的《朝陽日報》工作,同年,他在陳天心創辦的《大眾報》兼任編務,開始了他的辦報生涯。 1937-1939年,大白等發起組織澳門規模最大的抗日救國團體——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積極開展抗日活動,出任首屆理事,後任常務理事。[4] 50年代,澳門風雲激蕩。大白在新聞戰線上親歷不少風浪,度過動盪不安的歲月。當時澳門湧現一股要求變革要求和平、民主進步的新潮流,新興的進步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澳門同胞的民主進步力量迅速發展,逐漸地形成一股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巨流。同時,蔣介石從大陸潰退後,其大批人馬湧入澳門,擴展機構和立足點,與澳門同胞進步力量形成對壘的局勢。蔣氏人馬到處鬧事和進行干擾,搞破壞活動,甚至搞爆炸、暗殺,還恐嚇毆打各行工人,干預工人加入愛國工會,更利用澳門為基地,派特工潛入內地進行破壞活動,造成澳門滿城風雨、動盪不安的緊張局面。由蔡凌霜接辦的《大眾報》及由陳滿、張陽主理的愛國期刊《新園地》,堅定地站在澳門同胞民主進步力量方面,對抗邪惡,並肩作戰。 1948年,蔡凌霜接辦《大眾報》,大白繼續在報社擔任編輯工作。1950年3月《新園地》創刊,大白加入該刊兼任編務,直至1958年夏。期間,他與兩報同事同舟共濟,休戚與共,守望相助,大家行動一致,堅守立場,為澳門進步的新聞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50年代中期起,大白鑽研重心轉移到漢語語法及漢語拉丁化兩個方面,1959年春,大白撰寫《漢語語法講話提綱》,之後作了多次增訂,全文三萬多字。當時澳門中華教育會負責人獲悉大白從事語法研究多年,舉辦一個“教師業務講座”,講授漢語語法,邀大白擔任主講,為中小學教師及部分文化界人士,講授詞法、句法的分析,各種類型結構的闡釋及各種病句的舉例等內容。 1967年,大白參加新中國成立後澳門第一個新聞工作者團體——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的籌備組織工作,擔任該會常務理事。業餘時間,他從事漢語語法及漢語拉丁化的研究,歷年在報刊上發表的時事評論文章,累計1000萬字以上。 大白擔任澳門愛國報紙《大眾報》副總編輯、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副理事長、副監事長,成為澳門地區報齡較長的資深新聞工作者之一。[1]他在新聞事業工作70多年,2009年退休。 作為澳門抗日救亡運動的參與者、澳門大半世紀華文報業發展的見證者,大白具報人風骨,並致力傳承澳門的歷史文化。20世紀30年代後期起,在報刊上撰寫評論文章逾半個世紀,在《朝陽日報》連載的專欄“老實人的書信”逾百篇;1959年撰《漢語語法講話提綱》,1990年參與編纂和出版《濠江風雲兒女》。1995年出版綜合性文集《天明齋文集》,輯錄其各個歷史時期的代表性著述,包括大量有關澳門歷史及新聞史的珍貴資料,為研究澳門現代史提供不少寶貴的史料。《濠江風雲兒女》記述抗戰時期澳門同胞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的歷史,1991年獲得廣東省史料科研優秀成果一等獎。《天明齋文集》收集作者發表的部分作品,包括記述澳門報業歷史的論文及大量有關澳門報業發展情況的回憶文章。[1] 2003年,大白獲特區政府頒授文化功績勳章。2009年,他將多年珍藏的抗戰時期澳門四界救災會百餘原件,包括照片、文獻、書信等捐贈給澳門博物館。2010年,他向記協贈送其個人史料著作及記協多屆珍貴照片、資料等,作永久收藏。2012年6月9至8月12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歷史檔案館舉辦“澳門歷史的見證——陳大白大半個世紀的回憶展覽”,他應邀主持“抗戰時期澳門中文報業”講座,分享抗戰時期,報紙作為抗日救國的重要宣傳工具的點滴與艱辛,備受各界好評。[2][5] 2012年11月27日中午12時10分,大白在仁伯爵綜合醫院與世長辭,享年97歲。遺體於12月2日移鏡湖殯儀館壽全堂治喪,3日中午12時30分大殮,隨即辭靈出殯,奉柩珠海市殯儀館火化。[2] [1]中國新聞年鑒雜誌社:《中國新聞年鑒1996》,北京:中國新聞年鑒雜誌社,1996,第659頁。 [2]《陳大白病逝周日治喪》,載《澳門日報》,2012年11月29日。 [3]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 [4]《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1頁。 [5]《歷史檔案館辦陳大白回憶展開放日多項活動歡迎公眾參加》,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網,2013年6月30日,http://www.gcs.gov.mo/showNews.php?DataUcn=61453&PageLang=C。
陳大白,1915-2012
陳德芸,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人。學者。 德芸進邑庫,少有文譽,後從陳子褒先生遊,飫聞萬木草堂緒論,學益進。 1900年5月25日,清政府竟悍然向西方11個最強的國家宣戰,造成“庚子之禍”。德芸怵心憂患,翌年設帳香江,從遊甚眾。1907-1908年,應陳子褒之邀,德芸擔任澳門灌根草堂都講。1914年,為協助鍾榮光先生,德芸進入嶺南學校工作,歷任國文教習、校務秘書、圖書館主任。當時圖書館在格蘭堂一樓東廂,德芸蟄處期間,凡購書登記編目,皆躬任之。1915年,他赴華北募捐書籍,所得甚豐,嶺南圖書館頗具雛型,都是他的功勞。 1928年,德芸因事離開嶺南學校,改任中山大學教職,課餘之時,從事新字典之編纂。以為康熙字典之部首,囿淆雜無序。X法之筆劃多少,亦XXXX。乃發明一種漢字排檢法,用橫直點撇曲捺,一種筆順序列,以筆順為字母,即以筆順先後為字母排列先後。1930年完成《德芸字典》一書。至今嶺南圖書館之書籍編排,亦用此法。 德芸又以歷史名人,每多氏號,學子苦之。因取古今人之別名、原名、字型大小、溢法、爵皇、稱謂、齋舍自署、帝王廟號,逐一列表,得70002條,60萬字,編成巨冊定名為《古今人物別名索引》一書,該書於1937年出版,用者稱便,深受歡迎。 1932年,德芸又回到嶺南學校任教,直到廣州失陷。其弟子馮民德奉養香港,他繼續編書,完成《八股文學史》、《德盧聯話》、《人物別名索續編》等,書成未印。 抗戰勝利後,廣東文獻館聘德芸任顧問兼幹事,他獨處館中,插架千函,顧盼甚樂;空暇時留連書肆,搜購國籍。現今文獻館所集的藏書,德芸出力最大。 1948年夏,德芸患上肺積水病,小癒又發;農曆十一月二十五日晨,在博濟醫院病逝,終年72歲。 門生故舊,深表惋悼。陳德芸的逝世,不僅是圖書館界的損失,也是廣東學界一大損失。 陳德芸早年喪妻,無子,以侄為嗣。環堵蕭然,而終身致力學問不倦,謹嚴行,絕嗜好;思想較先進,治學能採納科學方法,此皆可貴難能。[1] 陳德芸和冼玉清、區朗若整理彙編為老師陳子褒的教育論著《陳子褒先生教育遺議》。[2] [1]《陳德芸教授事略》,載《嶺南大學校報》,1948年,第71期,第3頁。 [2]楊際賢、李正心:《二十世紀中華百位教育家思想精粹》,北京:中國盲文出版社,2001,第99-103頁。
陳德芸,1876-1948
曹聚仁,字挺岫,號聽濤,筆名袁大郎、陳思、彭觀清、丁舟等,浙江蘭溪墩頭鎮蔣畈村(今屬蘭溪市梅江鎮)人。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記者,傑出愛國文化人士。 1921年,聚仁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之後任教於上海多所大學;抗戰時為中國著名戰地記者;1950年後任香港《星島日報》編輯。 1956-1959年,聚仁先後多次應邀回國內採訪,1956年7月16日,周恩來邀請他參加頤和園夜宴。這次宴會經過,聚仁以《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為題,發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正式向海外傳遞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震動。1959年8月23日,金門炮戰前幾天,毛主席再次接見聚仁,讓他將中共金門炮戰的目的主要是對美不對台的底細,轉告蔣氏父子。後來,聚仁在《南洋商報》發表金門炮戰的獨家重大新聞。 聚仁著有《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等文獻,歌頌新中國建設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原香港《大公報》顧問楊東蓴從港到京,由王芸生介紹在北京受到周總理的接見,王芸生、楊東蓴向周總理提出,中共在香港的聯絡管道有限,建議今後可否以香港《大公報》社社長費彝民為另一聯絡管道,周總理表示同意。之後,費彝民承擔部分中央政府交辦的聯絡任務,其中包括聚仁幾次到京和章士釗幾次赴港。 費彝民經辦了聚仁與北京方面交往的部分事宜,他是通過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介紹來大陸採訪的。1956年7月16日,聚仁第一次回大陸訪問北京,從此,他開始奔忙於海峽兩岸。 毛澤東在京三次接見了聚仁。其中第三次是在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與他共進午餐。聚仁談起19世紀30年代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軼聞和掌故,他只是足資談助。那天他說起蔣介石50壽辰,上海影劇界有人爭搶祝壽演出,殊不知當年的藍蘋(江青)就是爭搶者之一。聚仁說漏了嘴,沒想到,這觸及江青的忌諱。事後,周恩來知道了這事。為了保護聚仁,周總理通過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轉告聚仁:以後不接通知,就不要來京了。 1972年1月12日,聚仁病重時,情誼深長地寫給香港《大公報》費彝民。他寫道:“昨晨,弟聽得陳仲宏(陳弘、陳毅)先生逝世的電訊,惘然久之,因為弟第一次返京,和陳先生談得最久最多。”聚仁之誠摯愛國之心、盼望祖國統一之情,溢於言表。時值大陸“文革”時期,不可能再談論國共和談事宜了。 1972年5月,聚仁再次病重,從香港移居澳門,住進鏡湖醫院。6月18日,妻子鄧珂雲趕去照顧丈夫,日夜守護在他身邊一個多月。7月23日,聚仁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72歲。 周恩來總理聞訊,致電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親自囑咐他在澳門為曹聚仁進行公祭,並成立治喪委員會,費彝民為主任委員,李子誦、李俠文、陳凡、羅孚、嚴慶澍等為委員。7月26日,在澳門鏡湖殯儀館舉行公祭出殯,費彝民致悼辭。[1] 周總理親撰曹聚仁的墓碑碑文“愛國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一句“愛國人士”,為曹聚仁蓋棺定論。葬於故鄉浙江蘭溪。 曹聚仁一生與書為伍,筆耕不輟,留下80餘種著作,4000萬言的文字。但當時曹聚仁擔負著神聖的統戰使命,加上他的工作的絕對保密性,致使他的作品在大陸和台灣同時被禁出版達30年之久;20世紀80年代初,始被兩岸當局解禁,允許出版。曹聚仁生前為兩岸和平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行動,一直鮮為人知。 後來,程思遠、童小鵬、羅青長、徐淡廬、曹藝等曾參與其事的有關人士,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充分肯定曹聚仁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精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曾為曹聚仁研究資料中心題詞“學習聚仁先生治學精神,為弘揚中華文化作貢獻”。並在祝賀中心成立時來信說:“承示今年7月,為曹聚仁先生誕辰98周年,屆時曹聚仁先生研究資料中心,將正式宣告成立,此對於弘揚愛國主義,樹立治學楷模,具有重大意義,謹表示由衷的祝賀。”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為中心題詞“曹聚仁先生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主義精神值得學習和發揚。” 解放前,在浙江金華方圓百里最有名的學校就是曹聚仁之父曹夢岐創辦的育才學校。1902年,曹夢岐創辦私立鄉村學校,成為中國鄉村教育的先驅,比著名鄉村教育家陶行知提倡鄉村教育早了30多年。曹聚仁和胞弟曹藝在解放前欲籌辦私立育才大學,由於中國解放,育才大學成為泡影。育才學校被停辦了20多年,1987年,曹藝等曹氏親屬的要求下,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的重視下,育才學校得以復校。但恢復的育才學校是公辦學校,師資、生源、教學品質與一般學校沒太大區別,與解放前曹家創辦的育才無法相比。曹藝生前一直為重振育才昔日雄風而奔波,直到生命最後一息。曹夢岐傾家辦學救國的精神,後人譽為“蔣畈精神”。1997年,曹聚仁的家鄉蘭溪市人民政府將投資一千餘萬元創辦的九年一貫制的市重點學校命名為“蘭溪市聚仁學校”,由柳哲出面延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題寫校名。[2] [1]王鵬:《曹聚仁與香港〈大公報〉》,載“人民網",2013年5月13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28/c85037-20630798.html。 [2]柳哲:《百年回眸曹聚仁——紀念著名愛國文化人士曹聚仁先生誕辰100周年》,載《嶺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39-43頁。
曹聚仁,1900-1972
前中央駐澳聯絡辦官員。陝西人。畢業於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國際金融專業、高級經濟師。長期從事經濟金融研究、實務和領導工作。歷任廣東省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廣東省分局副局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政策研究室主任、行長助理,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國銀行董事長,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兼職教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95年來澳任新華通訊社澳門分社社長、200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2001年病逝。
王啟人,1941-2001
陳洵,字述叔、一作術叔,號海綃,新會潮連(今屬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道)人。詞學大師。 陳少有才思,善為倚聲,性情孤傲;喜愛辛棄疾、吳文英、王沂孫詞;遊歷江西、河南十餘年,無所遇。陳回到廣東,為梁鼎芬賞識。1911年,梁鼎芬在廣州南園抗風軒重開“後南園詩壇”,陳參加會議,認識黃節,談詩唱和,交情深厚。 梁鼎芬每揚譽為“陳詞黃詩”,陳和黃節並稱於時。陳窮老郡居十多年,授徒為業。後來,黃節將陳的《海綃詞》推薦給朱祖謀。朱祖謀非常欣賞陳,刻入《滄海遺音集》,他的詞名大振。 晚年時候,得到朱祖謀的引薦,陳受聘為中山大學詞學教授。抗戰期間,陳避居香港,轉到澳門,之後在廣州大學任教。 陳的詞運意淵微,遣詞紆徐,寄興在從容不迫處,“運典能曲”,非以襞積為工,而感時傷亂,不掩其憂。朱祖謀稱其“善用逆筆,故處處見騰踏之勢”、“神骨俱靜,此真能火傳夢窗者”。況周頤譽為“並世兩雄,無與抗手”。吳清庠則以之與張爾田並稱,謂“南有海綃,北有遁庵”。 陳著有《海綃詞》兩卷、《海綃說詞》一卷,另有遺詞一卷,未刊。 1942年,陳去世,終年72歲。[1] 現錄陳洵的詩一首: 《漁家傲》[2](澳門送秋,攜穀兒登新園。作於1938年晚秋,詩人避居澳門。) 夢裡關河憑訊雁,社餘日日催歸燕;遲節晚花猶喜健,霜客倩、錦屏鴛枕新裝遍。 把酒西風誰與勸?登臨客恨逢多難。此度送秋情不淺,秋去遠、傷心行路休回面。[3] [1]王飆:《陳洵》,載“讀秀"網,2012年11月29日,http://book.duxiu.com/peopleDetail.jsp?dxid=061000761021&d=14B49A1EB360444A1964B45D47BC043F。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456頁。 [3]其中沉痛莫名的心情,盡在下闋中滲出,風格悲涼委惋,在民國詞中並不多見。民國時期,特別是抗戰時期,澳門因葡萄牙宣佈不參戰,獲得一時太平,因此許多著名詩人、名流和藝術家皆視澳門為逃避戰亂的好地方,有關的作品很多。
陳洵,1870-1942
民國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6月15日,清末著名維新派人物鄭觀應在上海提籃橋招商局公學宿舍病逝。1923年遷葬香山之前山。鄭觀應,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晚號羅浮待鶴山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十七日生於廣東香山縣雍陌墟。鄭觀應自幼經常出入澳門,既接觸到了現代西方文明,也認識到澳門諸多的社會問題,最終在19世紀60年代開始撰寫、70年代結集出版的宣傳維新思想的名著《救時揭要》中,即有《澳門豬仔論》、《澳門窩匪論》、《續澳門豬仔論》、《求救豬仔論》、《論禁止販人為奴》等揭露澳門積弊的篇章。鄭觀應中年起在澳門居家置業。光緒十一年(1885)因賠保楊桂軒虧欠太古洋行鉅款而被拘禁於香港,後回到澳門,直至 1892年冬赴上海重入招商局,在澳門共度過8年的隱居生涯,並於1894年完成了成熟而完整的維新思想體系的皇皇巨著《盛世危言》。其時正值甲午戰爭爆發、維新變法運動興起之際,此書甫發行,即得到強烈反響,並刊印20多種版本,可說是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種,對後世也具有深遠的影響。鄭觀應由此也被譽為“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是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
清末著名維新派人物鄭觀應在上海病逝
蔡顯原,字祺資,號蒙泉,香山古鎮岡南(今屬中山市古鎮鎮岡南村)人。作家、《香山縣志》編修者。蔡佑之子。[1] 顯原孝順父母,對朋友忠心耿耿,與黃培芳、李光昭成為知交。他天性過人,認為讀書是為了實用,一生以經濟自許。 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顯原考中丙子科第三十五名舉人,授瓊州澄邁縣訓導,後調任儋州、潮州、饒平訓導。 顯原六次赴京會試落第,之後無心官場。 顯原作詩兩千多首,生前從不向人宣揚自己的詩。 蔡顯原去世後,後人將收錄他的800首詩以《銘心書屋詩鈔》一書傳世。清代詩詞名家對他的詩評價頗高。[2] 蔡顯原應香山知縣祝淮之邀,參與編修《香山縣志》八卷。[2]清道光七年(1827),蔡顯原等為纂修《香山縣志》至澳門遊歷,在西方人家中聽到少女彈琴,“最後命長女出為禮,且操洋琴,纖妍婉約,微步安閒。縞衣素裳,薄如蟬翼。立而成操,數作數闕,累累珠貫,客去而後止”。[3] 蔡顯原撰《讀易述訓》四卷,清同治六年(1867),蔡敦睦堂(蔡氏大祠堂號)刻本。[4] 同治二年(1863),刊刻蔡顯原的《銘心書屋詩鈔‧金星門紀事》詩序中提到,癸巳年八月(1833年9-10月),紅毛(英吉利)船八十餘艘直入金星門,泊燈籠洲,聲言海上互市,自收諸國關稅……舊登陸遊戲騷擾,與淇澳人為難。有斃命者,諸村報邑令,令斥其妄;報大吏,乃責洋商設計逐去一管窺豹,從中可看到,當時英國入侵香山淇澳的歷史。[5] 現錄蔡顯原的詩一首: 《聽西洋夷女操洋琴》[6][7] 琴形方長如書案,平面嵌蓋,四尺,有腹,乍見不知為樂具也。今尺高二尺六寸,長三尺,廣尺二寸,揭其蓋,銅經為弦[8],縷結千百,弦端下貫,紐繫腹中,腹有潛機[9],上與弦應,循節按弦,觸指成韻。人工之巧,於斯極矣。初,譯者導遊夷人居,登其樓,夷婦款客,童男女五六人,貌秀美,能華語。最後命長女出為禮,且操洋琴,纖妍婉約,微步安閒,縞衣素裳[10],薄如蟬翼,立而成操[11],數作數闋[12],累累珠貫,客去而後止焉。 朝來禮拜三巴寺,百千夷女紛成群。西夷久住風貌變,只有裝束似夷人。 合掌西僧自懺悔,喃喃耳語人難聞。西僧頷之作梵唱[13],咿嚶可厭如秋蚊。 譯者解意導我去,使我耳目為一新。夷人樓居愛精好,凌虛構巧嵌珠璘。 綺窗浮動九洲浪[14],粉壁照耀三山雲。玳瑁珊瑚飾供具,紅氍綠罽祛纖塵。[15] 夷女如花肅見客,亭亭不解含羞嚬。[16]約胸結項束寒玉[17],裳衣薄蹙湘波紋。[18] 是時風細日剛午,自鳴之鐘鳴錚錚。須臾妙音錯雜起,珠盤細碎羅紛紛。 不焦不濇不粗厲,疑撚疑攏疑搊搸。[19]聽似箏琶乍勾拔,是絲非絲超常倫。 十指春蔥婉赴節,按之即應輕且勻。驟如簷下鐵馬動[20],又如鈴語時諄諄。 諦視銅弦百千縷,密於梳櫛光於銀。晶屏金鏡影交射,如揩秋水瀜粼粼。[21] 彄環見骨昔未信[22],百煉今乃觀其真。冶工澡煉作冰雪,梓人裁用同繩綸。[23] 綰紐無端會臍腹,齟齬成列排牙齦。[24]竊疑呼吸伏橐籥[25],抑或棖觸乘機輪。[26] 其名曰琴但髣髴,豈有鴈柱銜嶙峋。[27]抗墜低昂本不異[28],別有妙籟歸調均。 誰能寫人水仙操[29],龍宮龍女招為鄰。卻嫌浮濫蕩心魄,雲和古製淳漓分。[30] 自來夷樂偏氣勝[31],非邪則暴稀雅馴。[32]鐵角金笳既亢戾[33],此尤溺志昏精神。 明堂清廟正聲在[34],宮自為君商作臣。[35]中土弦歌尚雅樂,勿使奇技淫吾民。[36][37] [1]王遠明:《風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2]《元、明、清代名人》,載《中山文史》(第26輯),中山:中山政協,1993,第80-81頁。 [3]李喜所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第385頁。 [4]山東省圖書館編:《易學書目》,濟南:齊魯書社,1993,第305頁。 [5]《張振鶤》,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2008年7月12日,http://jds.cass.cn/Item/551.aspx。 [6]李暢友:《港澳詩選注》,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195-198頁。 7]洋琴:即風琴。 [8]銅經:銅線。 [9]潛機:暗藏的機關。 [10]縞衣素裳:白色的衣裳。 [11]操:琴曲。成操,成曲。 [12]闋:樂曲的終了為一闋。 [13]頷之:點頭。梵唱,指用梵語念佛經。此指神父誦經的聲音。 [14]九洲:與十字門相對。吳歷《三巴集》云:“李義山詩云,海外徒聞更九州。即此也。遠望之或隱或見,如九點青螺。” [15]紅氍(qú):紅色的毛織地毯。綠罽(ji),綠色的毛織品。祛纖塵,即纖塵不染。 [16]嚬(pín):皺眉。《韓非子‧內儲說上》“吾聞明主之愛,一頻一笑,頻有為頻,笑有為笑。”此句意謂外國女子見客不感到羞赧(nǎn)。 [17]寒玉:指肌體明潔如玉。 [18]蹙:皺。 [19]撚:一種彈琴指法,用手指搓轉。攏,絃樂器的一種彈奏法,用指上下拔弦。擋,用手指彈琵琶等絃樂器。 [20]鐵馬:簷馬。懸於簷間的鐵片,風吹則相擊而發聲。 [21]瀜(róng):水深廣的樣子。 [22]彄(kōu)環:指環之類。《西京雜記》卷一“戚姬以百煉金為彄環,照見指骨。” [23]梓人:木工。 [24]齟齬:原指上下齒不相配合,此指簧片錯雜排列。 [25]橐籥(tuó yuè):古代冶煉時的鼓風器具。此指風琴的風箱。《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26]棖觸:觸拔。 [27]鴈柱:箏柱排列如雁行,故名。 [28]抗墜:樂音高亢而忽低沉。 [29]水仙操:古琴曲名,相傳為春秋時俞伯牙所作。《樂府解題》記:“伯樂學琴于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後隨成連至東海蓬萊山,聞海水澎湃,群鳥悲號之聲,乃援琴成歌,從此琴藝大進。” [30]雲和:古代琴瑟等樂器的代稱。《周禮‧春官‧大司樂》:“雲和之琴瑟”。淳漓,淳厚、澆漓之縮稱。指社會風氣的好壞。 [31]偏氣:與正氣相對,謂稟氣不正。 [32]雅馴:雅正。 [33]亢戾:高亢尖利。 [34]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會及祭祀、慶賞、選士、養老、教學等大典,皆在明堂舉行。清廟,《詩‧周頌》的首篇,稱頌周文王及群臣,為周天子祭祀祖先的祭歌。正聲,即正聲雅樂。 [35]宮、商:為中國五聲音階之二,代指音樂。古代常以五音配五行、五色等,宮為君,商為臣,即此類配合。 [36]淫:過於耽溺。 [37]這首詩寫作者參觀葡萄牙人教堂禮拜後、聽“西洋夷女”彈奏風琴的情況。對於新巧而音色優美、音域寬廣的風琴,作者對西洋“人工之巧”,充滿讚歎之聲,但卻認為“自來夷樂偏氣勝”,故而聲音亢戾,如鄭衛之聲使人“溺志昏精神”。所以寧願要聽雅馴平正的中土弦歌,也不願讓“奇技淫吾民”。 這反映了當時閉關鎖國政策下封閉自大的理學思想,相當一大批士大夫文人對外國新事物的看法。東西文化反映在器物層面的不同,也反映在對器物的不同心理上。這首詩可以說是東方對西方文化早期反應的歷史記錄。
蔡顯原
朱希祖,字逖先,綽號“朱鬍子”、“吾要”,浙江省海鹽縣人。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家。[1] 先世繫出吳郡,後一遷歙縣,再遷婺源。希祖生於尚胥里上水村。[2]自幼家貧,父親在鄉下教書,父親去世時,正教他學習《左傳》,他才十四五歲。從此,希祖不翻《左傳》。父親病重時,他還割過股。 1905年,希祖考取官費留學,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歷史。回國後,他在北京大學主講中國文學史,並擔任歷史系主任,成為近代中國大學文科中有歷史系以來的首任系主任;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教授。 希祖治學領域廣泛,從先秦至近代,無不通曉,而尤精南明史。一是南明史料的搜集。二是南明史料的辨析,其成果主要體現在史料題跋中。他制定中國最早的現代大學史學課程體系,使史學成為獨立學科,創建中國第一個多所大學史學系師生組成的“中國史學會”;參與制定的歷史檔案整理三步法成為其他學術機構整理檔案的準繩。他參與規劃史館制度;撰文論述國史體例問題;重視對歷史遺跡的調查,對南京周邊六朝陵墓實地調查。 1919年,希祖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話文學,並鼓吹民主與科學等革命思潮。他以為歷史學是一種社會科學,必須用科學方法從事研究。研究歷史必先通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科學。考證史事須以原始史料與實物為依據,決不可輕信坊間輾轉複製的次等材料。他主持北大史學系時,把課程分為六系:一,史學的基本科學,二,史學的輔助科學,三,史學史及史學原理,四,中外通史及斷代史,五,專門史,六,第一、第二外國語都是必修科。這種制度施行後,國內公私大學歷史系,一致採用。他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進步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發起者之一。 “九一八”之前,希祖覺得要研究日本人的歷史,要研究明代倭寇侵華的歷史,他認為日本人一直有侵華野心。他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開這個課,別人不理解,沒多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抗戰前,日本人想花重金買希祖的地方志,被他拒絕。 希祖是章太炎的學生,是魯迅等人的師兄。章太炎對希祖的評價是“逖先博覽,能知條理”。希祖是研究南明史專家,喜歡收集方志,捐出《石匱書》、《啓楨遺詩選》、《十願齋集》、《流寇志》等珍貴史料。他做學問功夫下得很深,愛書成癡。他節衣縮食,不買田不買地,只買書。他的日記上有他的書帳。有人算過,有時他竟花一半的收入買書。他也賒帳,他也嫌書貴買不起。一個大年三十下午,家裡來了一大批要書帳的,他一一付清。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他又帶著全家一起去逛書店。 希祖夫婦生育六個子女。長子朱偰是經濟學家,也是歷史學家。次女朱倓對南明史頗有研究,寫過《班昭》;畢業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擔任廣州中山圖書館館長,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女中英傑”,建立廣州首個婦女聯合會,是著名史學家羅香林的夫人。朱侃、朱僑、朱倞三個兒子學了物理、化學、經貿等,都與文史無關。長女朱倩學問非常好,15歲時因肺結核病夭折。 1944年7月5日,希祖去世,終年65歲。[1] 1922年,朱希祖在《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以下簡稱《收回澳門意見書》)中說:“葡萄牙人自清光緒十三年與吾國締結條約以來,常不遵守約章,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剝奪我主權,蔑視我人種,暴橫無道,至今日而尤烈。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我國民宜群起驅除,以完我疆土,保我民命。茲將宣佈葡人之罪惡,收回澳門之理由,一一陳述,以告我國人。” 朱希祖共列舉了十二個方面,分別論說:一,葡人割據澳門史略。二,葡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概略。三,葡人背約殺戮我國民概略。四至八,廢約(收回澳門理由)。九,葡人應自知無統治澳門的體統及能力,宜速歸還退出。十,歐美、東亞各友邦勿誤會我國為排斥外人,收回利權,而袒護葡人,橫生阻力,須知違約在葡人而不在吾國。十一,國人宜勿顧慮葡人興兵報復,不敢發難。十二,國人應群起請願,速向葡方聲明,廢去光緒十三年中葡條約第二、三款,檄使葡人退出澳門。如果不聽,則雖出於武力解決,亦所不辭。據1915年統計,葡萄牙在澳門防兵488名,其中華人佔164名。 朱希祖說,國人根本不必害怕葡萄牙會打中國,因為當時的葡萄牙剛經過國內革命,像中國一樣,也是一團亂局,所以葡萄牙根本不可能對中國用兵。而且即使是打也打不贏。朱希祖分析其中的原因:首先,葡萄牙與中國相隔萬里,如遠涉重洋來打中國,顯然是犯了兵家大忌,必敗無疑。其次,葡萄牙遠道而來,中間沒有中轉站,沒有歇腳的地方,所以無喘息之機。第三,葡萄牙的兵力情況是,在印度西部有兵1082名,在澳洲北有323名,如果打中國,葡萄牙就會顧此失彼。第四,葡萄牙佔領澳門,從商業上來說本不發達,又沒有修鐵路,所以葡萄牙從澳門得不到多少巨大的經濟利益。即使澳門丟了,對葡萄牙也沒甚麼損失,還不如還給中國。第五,葡萄牙失去澳門後,中國仍然准許葡萄牙在各口通商,葡萄牙還可以從中國賺取很多利潤,有了好處,它就犯不著報復了,所以葡萄牙不會興兵報復。第六,如果說要報復,那麼葡萄牙首先會報復印度、東南亞各地。因為幾百年來,葡萄牙在那些地方丟了不少領地。但是也沒聽說葡萄牙興兵報復,奪回舊有屬地。可見葡萄牙不會報復中國。所以,國人盡可放心大膽果斷行動,宜勿過慮。如果開打,“即以廣東之兵力,亦足以驅逐之而有餘。”[3] 朱希祖著有《海鹽文獻源流》、《明海鹽小瀛洲詩社考》、主編《六朝陵墓調查報告》等文獻。[1] 現錄朱希祖的詩一首: 《登澳門西望洋山》[4] 驅車西望洋,攬勝造其巔。 煙螺如美人,俯窺雙鏡圓。 左顧南屏翠,右盼濠澳妍。 神山當面起,樓閣縹緲連。 直疑海市幻,還恐蜃氣纏。 蓬萊不可即,此地勝登仙。 惜哉淪異域,使我意綿綿。 [1]陳蘇:《朱希祖後人:一門兒女各專家》,載《嘉興日報》,2012年10月12日。 [2]《朱希祖生平簡介》,載“中華文史網",2010年2月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xlmb/xzsl/zhuxizzs/2009-11-14/15440.shtml。 [3]朱希祖:《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載《東方雜誌》,北京:商務印書館,1922年第11期。 [4]《魂牽夢縈澳門行之二》,載《聯合時報》,2012年12月21日,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4810/node4851/dcsj/u1ai55011.html。
朱希祖,1879-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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