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8月11日，澳督頒佈第77號諭札，對澳門博彩業的承充方式進行改革，將澳門番攤館12間出投領牌，一改過去類似攬頭的承充形式。至1879年8月30日招人領牌之期，澳督以為現日多有商人欲行全盤領取，且領牌不若承充競取增益更多，故又將番攤承充經營重返故轍。[1] [1]《澳門政府憲報》1880年8月19日第33號附報。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9月23日，澳門第二屆闈姓承充合同簽訂。此次闈姓承充的葡文合同出現中文紀年，可能是考慮到闈姓博彩以科舉作依據的特點，特意寫作同治（Tung-Chi）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承充人為買辦商人（Comprador）梁六（Aloc，後又有寫成Aloe或Ahoy），承充價碼是每年繳納5000元。承充時間是三年，自1872年1月26日開始。這次承充的擔保人王亞祿（Vong-Alok）。合同條款與第一屆基本相同。一是倘若知悉無人獲彩的情況下，承充人應將票銀歸還買票者。二是每四個月上期繳交1666. 666元於公物會。[1] [1]COTA: AHU-ACL-SEMU-DGU-005，B-No. 3,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7月31日，澳門仁慈堂彩票，近為澳督查悉各種情弊。選派前譯員伯多祿‧施利華新按察及議事公局之書記同往查辦，查得仁慈票數會計收支事項混亂，數目已三年未有清算審核，並堂內缺去存銀1000餘元。另開票之後，例交公費銀繳進國課衙門，現已遷延數月而不繳。澳督遂將其董事數人撤換，大加整頓，自9月1日起，暫行停收。此事引致澳門葡人內部出現紛爭。仁慈堂主席系國課官阿圖爾‧伯波沙（Arthur Tamagnini Barbosa），聯同大書院主講（即利霄中學校長）高斯華、大狀師播也利士、輪船代理人安東尼奧‧古路斯（António Augusto da Cruz）、狀師阿爾畢諾·叭之咕等人而成一黨（多系仁慈堂司理數目者），利用三巴仔大禮拜堂內所設的教會報，試圖與澳督相抗衡，曆攻督部、輔政司、按察使及皇家律師與夫所屬官，澳督一方亦借西文《鏡海叢報》指攻，由此掀起清末澳葡官場影響最大的一次惡鬥。至9月間，里斯本諭令國課官伯波沙即行離任。俄又接電，伯波沙著即離澳，其同黨大書院主講華士哥並著同離澳門。又傳知澳督，如有委礙政務意中所欲去之人，均得同時逐離，不得留澳。

民國二年 (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12月，《澳門通報》創刊後，該報開銷支出數額龐大，創辦人盧廉若不堪負累，遂請求澳門商會同仁分擔支持。澳門商會同仁遂提議“以賭養報”，於是，澳門賭商蕭瀛洲、區惠波、葉金波等人合股成立“快活樓娛樂公司”，由蕭瀛洲出面領牌承充，由區惠波、葉金波二人主持經營。“快活樓娛樂公司”位於通商新街中段，為一座葡式洋樓，原是“安南船務公司”寫字樓，後被蕭瀛洲買下。“快活樓”樓高3層，樓下一層作“流攤”攤場，二樓設“貴攤”攤台及輪盤賭廳，三樓為貴賓廳。“快活樓”博彩生意極好，主要靠澳門商會同仁捧場。

民國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澳門賭博業由澳門市政廳直接經營改為指定中國人合夥經營。這些特許的合夥人，每年要繳納130萬澳元的賭博稅。到1924年，澳門市內已經有十幾個官廳特許的公開賭博場所。

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6月28日，澳門公物會出投第三屆澳門、氹仔、過路灣闈姓，天主教徒馮成以現銀131300元，承充三年。擔保人先拿‧飛南第。[1]澳門此屆闈姓適逢粵撫張兆棟時期的第一次禁止闈姓，這無疑給澳門闈姓帶來發展契機。潘士釗稱：“光緒元年承充澳門闈姓，三年繳葡萄牙軍餉十三萬一千三百金，名曰致中和闈姓公司。”[2]致中和闈姓公司應為馮成之公司。彭玉麟稱：“自同治三年至同治十年，歷經地方官查拿闈姓，罰認軍需，迭次共罰銀四十餘萬兩，均經奏明在案。光緒元年申禁以後，奸民私於澳門設局，輸資葡人，澳酋作護，官力遂窮。（葡人）藉此鉅資購船置炮，近且接濟法虜，窺伺省垣。”[3]粵東禁賭的消息傳來後，澳門闈姓的承充價碼當即大幅飆升，也由此開始了澳門博彩業發展的黃金十年。 [1]AH/F/422, MIC: A0586, p. 36. 澳門歷史檔案館。 [2]《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記名道府翰林院檢討潘士釗奏請變通挽回鉅款以濟要需折》，第181頁；《申報》1878年5月18日亦載：“該牌近來納費於官者，計十三萬一千元。” [3]《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欽差兵部尚書彭玉麟等遵奏陳遵旨籌議闈姓利害請弛禁以塞漏卮折》，第187頁。

光緒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8月13日，1874年番攤專營權承充人不滿足於在陸上經營，故安排兩隻船開往氹仔海面賭博，直到深夜，但遭氹仔炮台軍事長官禁止。[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1頁。

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10月27日，澳門總督科雷亞．施利華稱：“在澳門可以自由進行幸運博彩活動，如番攤、摸彩和玩紙牌，並允許通過預先支付牌照費設立適當的場所。”[1] [1]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8頁。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11月6日，自省城禁賭之後，澳門16家攤館異常熱鬧，每至燈時，幾無坐立之地。闈姓各廠，更為熱鬧。初十、十一兩日，來電紛馳投猜恐後，門限幾為之穿。在九龍一帶之賭館也遷至澳門，如泗孟街口之大生館、福隆街口之廣勝館。傳聞九龍最有名的寶字攤館也要在澳中開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