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1日—1929年12月31日)12月，下旬，澳門政府在大襟島(路環)上興建的新麻風病院房舍五座建成，並移患者百餘人入此新院，由教會之鍾力醫生負責。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9日，澳門著名醫生薩拉維齊‧皮特逝世。皮特醫生1813年1月10日生於澳門，其祖父是意大利人。早年在果阿攻讀醫學，1849年返回澳門，擔任澳門外科醫生。他在澳門的行醫過程及生活實踐中，發現了一種被稱之為“新卡布茶（Scented Caper tea）”的飲料。這種茶有很好的健胃和助消化的功效，飯後飲上一杯，可以預防疾病。在澳門，這種茶被澳門土生人視為治療各種腸胃疾病的靈丹妙藥，人們俗稱之“皮特醫生茶”。皮特一生娶了兩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卡爾特拉‧萊麗婭（Hermelinda Joa-quina Cartela Leiria）來自於澳門最富有的家族。皮特醫生逝世時，澳門的報紙發表了很多頌揚他的文章。[1] [1]阿馬羅：《澳門的古老秘方》，載《文化雜誌》第5期，1988年。

道光七年（1827年1月27日─1828年2月14日）本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郭雷樞（T.R.Colledge）在澳門開設眼科診所，免費為中國窮人醫治眼疾。診所在澳門租下了兩間小屋，能夠收治大約40名外地病人，門診病人數量不限。診所開設之初，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熱心於幫助他克服最初的困難，通過給第一名就診的中國人發獎金來設法說服中國人接受治療。後診所漸獲華人的認可，甚至吸引了中國富人的捐贈，得以維持下去。東印度公司對診所給予藥物的支持，與其簽訂了書面協定，同意接受申請，不限量供應藥品。東印度公司更對郭雷樞在華開辦診所活動大為讚賞，將其優秀表現幾次寫信報告董事會。該醫院開辦六年（1827—1832）來共接收病人4000余人，影響很大，甚至中國北方和東南亞的病人都被吸引到這個診所。1832年底診所因公司醫生亞歷山大·皮爾遜的離開所導致的公務增加而不得不關閉。在郭雷樞澳門眼科診所的影響下，1828年廣州的醫生設立了一個診所，專門為貧苦中國人提供藥品。

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11月3日，仁慈堂舉辦商業展覽會，以籌措款項，借充善舉，如醫院對於貧民贈醫施藥等。此次展覽會觀眾甚多，但效果不佳。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澳門中學教師高斯華（José Gomes da Silva）完成了《澳門衛生報告》，該報告非常詳細地報導了當時澳門的衛生情況，特別是對沙崗和新橋區的衛生情況進行了深入的報導。該報告首次附錄了澳門植物的目錄，並收集了300多種植物標本。在當年的霍亂爆發時，他毫無種族歧視和科學家的傲慢，邀請了一位本地郎中來幫助他一同抵禦霍亂，而且，這位郎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時，正值“印度（Índia）”號輪船駛抵澳門，船上有霍亂患者，這位醫生隨即下令在二龍喉、劏狗環、東望洋炮台及青洲錨地設立隔離棚，隔離霍亂患者，避免此疫在澳蔓延。他還在其供職的學校內成立了一小型自然歷史博物館，展出礦石和動物標本，並搜集當地植物製作標本。這些標本現存於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學院。

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澳督若瑟·邊度稱：澳門的葡萄牙人家庭主要是找中醫看病，中醫是澳門最好的醫療。同時偶爾有葡萄牙和外國醫生，他們是到那混世界的，想迅速致富，或者是逃犯，澳門的政治地位使它成為一個避風港。

民國二十三年 (1934年1月1日-1934年12月31日)6月9日，面對兒童死亡率增長，澳門政府採取有力措施，總督美蘭德批准衛生司在聖珊澤宮建立兒童醫院托兒所和制乳場。但兒童醫院直到1936年才開始運作，“因資金缺乏”，又於同年3月l5日關閉。

民國二十二年 (1933年1月1日-1933年12月31日) 1月13日，鏡湖醫院舉行創辦60周年紀念大會，澳督美蘭德，水陸軍長、輔政司麥加冷 (Dr. João Pereira de Magalhães)，華務局長施多尼 (António Maria da Silva)，衛生局長葛施打 (Pedro Joaquim Peregrino da Costa)，香港東華醫院主席陳廉伯、總理夏從周，鏡湖醫院首總理范潔朋，值理容炳文、戴顯榮、黃豫樵，華人代表李際唐、盧軒頌，紳商崔諾枝、謝再生、周介眉、馮央等數百位社會名流親臨大會。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6日，舵尾島白沙欄麻風病人數為40名單身和7名已婚男人（無妻相隨）。女性麻風病人18人並已確認染病，2名已婚但未與丈夫同居，11名單身，5名寡婦，其中4名初來時已喪偶，身邊帶著2名幼女。7月28日，澳督札諭嚴禁各項華船裝載麻風病人到澳，不准登岸。如查有載來，須令將該麻風病人留在船上載回原處。[1]同日，還對白沙欄收容所接收麻風病人做出規定，並確定了在街上相遇時的措施。決定用於男性病人的收容所要和女性住所完全隔離。[2] [1]《澳門政府憲報》1882年8月5日第31號。 [2]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