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澳門各行公推鏡湖醫院總理12位：盧廉若、余惠民 (瑞泰南北行)、何寶嚴、吳星堂 (正和綢緞行)、周藻昌 (昌記銀業行)、黃尊廷 (遠來欄牲口行)、潘德馨 (永和隆藥行)、張子怡 (錦德盛米店)、黃焯垣 (協昌永義堂)、馬守衡 (廣源故衣行)、陳嶧伯 (雲來茶居行)、陳卓平 (永紹祥洋貨行)。

民國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盧廉若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第八屆總理，黃豫樵為副理。其餘值理7人，為：林煥廷、李旭軒、梁裕簡、潘柏泉、潘德馨、鄭子堅、余惠民。

曹善允，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香港律師，社會政治家、活動家，紳商。曹有之子。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國國籍，1880年，曹有獲得葡皇欽賜維索薩莊園聖母無原罪勳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為首位被葡國冊封為騎士的華人；獲得清廷欽賜二品銜及賞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後，澳門生意由長子曹善業接手打理。曹善業與父親一樣，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不錯，官至四品，後因經營不善，官司不斷，大部分產業被政府沒收。曹家淡出澳門，後人陸續遷往香港發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學習國學。1886年，得到父親好友兼同鄉香港殷富韋寶珊的贊助，他遊歷英國。同年秋，他考入英格蘭切爾滕納姆學院，修讀法律；1890年畢業後，最初在倫敦一所律師樓實習。1896年夏，他以優異成績，獲得英格蘭及威爾士最高法院認可，成為執業律師。1897年，他選擇返港發展，同年7月3日獲得香港最高法院認可為執業律師。他自己創辦“曹善允律師樓”，獨力經營律師業務，成為香港開埠早年少有的華人執業律師。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師的英國律師學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師樓遂易名為“曹善允學洵律師樓”（Messrs. Ts’o & Hodgson），成為當時香港一所著名律師樓。同時，他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啟爵士和區德銳意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填海建造類似英式“花園城市”的高尚住宅區，兩人以自己的名字創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與何啟關係友好的善允應邀加入董事局。該公司董事局全由華人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壽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樞等紳商。 1910年，何啟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龍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啟德公司成立後，填海計劃遭遇重重困難。何啟因投資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區德等人接濟。1912年起，除代何啟繳交辦公室租金外，善允義務出資為他僱請一名文員。1914年，何啟病逝後，善允和區德等各自出資750港元，辦理殮葬何啟事宜和接濟何家人。之後，善允繼續主持填海計劃，並成功爭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計劃，分三期的啟德填海計劃於1916年正式展開，啟德公司完成前兩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卻無疾而終。 1929-1937年，善允擔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擔任潔淨局議員、團防局紳、香港大學校董、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他成為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辦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 1903年，善允出任雅麗氏紀念醫院財務董事，先後參與籌辦附設於雅麗氏紀念醫院的產科醫院和護士學校，並促成另一所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的創立。1922年，善允和雅麗氏紀念醫院的歐海倫醫生在西區創建贊育醫院，後來轉交政府管理，成為香港第一所公立產科醫院。因他在雅麗氏紀念醫院服務的成績，香港政府邀請他加入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為華人公共醫療服務的發展出謀獻策。[1][2] 1915年，港島西區爆發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張政府為該區華人接種牛痘，並親自到社區勸導市民種痘。數月之間，三十多萬華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3] 善允積極參與香港公共事務，深知華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出國留學，不但長途跋涉，學費高昂，容易與華人社會脫節，大力提倡在香港興辦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啟爵士和善允為首的八位華商，連署上書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學的學校，專門招收華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獲得由英國來港的聖公會班納牧師熱心協助。在善允等人呼籲下，香港華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為創校經費，最終促成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1903年在西營盤創校。聖士提反男校是當時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倫註冊的學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轄。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撥地在赤柱興建新校舍，善允作為校董兼創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獲邀在新校動土儀式上致辭。之後，善允和何啟進一步提出構思興辦一所兼收男女學童的小學暨幼稚園，獲得各界響應。1904年，該校草創於卑利士道，1905年遷到堅道，並交由聖公會營辦，1906年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又開設中學部。1918年，堅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壞，學校被迫暫遷往巴丙頓道，1922年遷往列堤頓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頓道新校舍主樓舉行奠基禮，適值訪港的皇儲威爾士太子愛德華主禮，並由善允和聖公會副主教班納致以謝辭。1926年，聖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會，善允當選為校董之一。 通過與好友何啟的關係，1914年善允被委任為聖保羅男校（今聖保羅書院）校董，同年校舍擴建，校方委任他為籌款委員會秘書。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獲邀出任籌款委員會委員。1925年，善允和周壽臣、羅旭和、李右泉及馮平山等紳商倡建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西式中學，促成官立漢文學校於1926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是香港首間官立中文學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學。1916年，善允在著手發展啟德濱時，有感於九龍城地區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學的機會，積極籌款興學。1920年，啟德公司創辦人區德病逝後，留下遺囑饋贈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龍辦學。不久，善允成功遊說太古洋行買辦莫幹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夠資金籌辦學校。在得到聖保羅男校校長史超域牧師協助下，1926年在啟德濱創校，初期租用伍朝樞的物業作為校址。為紀念區德（澤民）和莫幹生兩人對創校的貢獻，學校取名為民生書院；而善允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1939年，民生書院復遷到九龍塘東寶庭道繼續辦學。[1][2]1920年，香港政府設立教育委員會，為教育發展提供政策諮詢。善允被委為成員，一直連任20年。1951年，他以83歲高齡出任香港大學終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終年85歲。 曹善允的妻子陳桂卿於1947年12月11日，因熱心公益事業，獲港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兒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兒曹慧姬、曹麗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熱衷體操和體育運動，入讀切爾滕納姆書院時，代表校方參與足球比賽；晚年時，他熱愛麻將、讀書，尤其喜歡中國文學。曹善允及兒子曹峻安從1920-1939年、1939-1957年擔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載“讀秀＂網，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4]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陳炳謙，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生於澳門。富商、慈善家。 炳謙早年隨兄長前往上海打拼，初做絲茶進出口貿易，後在祥茂洋行工作。該洋行經營“祥茂牌”肥皂而出名，被列入“五大洋商洋行”。 經過30多年奮鬥，炳謙成功躋身上海巨富行列，搬進華山路富人區。他是投資房地產最多、置產最廣的房地產大業主，成立申達經租處，經租包括大樓、公寓、倉庫等房屋845幢。 民國初年至20世紀30年代，炳謙擔任廣東旅滬兩大同鄉組織——廣肇公所董事以及粵僑商業聯合會會長，人稱“閘北士紳”，德高望重，名耀上海灘。 炳謙一生行義，結交很多朋友。他擁有中國、葡萄牙雙重國籍，一度遭到公開質疑。 1910年，中國北方災害不斷，來滬災民絡繹不絕。炳謙長期支持閘北和虹口的社會公益事業，設立收養災民的工藝所，開辦初小學，讓災民子女能夠讀書。他投資20萬元，支持閘北商辦水電專案。在反袁期間，他組織參與抵制擠兌銀行活動，維護當時金融穩定。 同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鼠疫襲擊虹口一帶，市民在惶恐中失去理智，與政府官員發生火拼，使得本來混亂的防疫工作陷入僵局。炳謙在中間調停時，率先提出一個大膽設想——馬上設立一家防疫醫院。與政府幾天交難，他得到主管部門“四天之內建立醫院”的回覆。短短幾天，南洋公司八萬兩，廣永盛號三萬兩，廣發源號二萬兩，陳輔臣1.5萬兩，陳炳謙1.5萬兩，先施公司一萬兩……炳謙讓奇跡發生了，各界商業富豪慷慨解囊，一個符合各項標準的防疫醫院（今為上海傳染病醫院）如期在四天內改建建成。 1919年2月，粵連年頻發水旱災害，災變迭至，出現米荒。此次米荒為數十年所未有現，饑民遍野，慘不忍睹。炳謙決定救災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思考一個萬全之策，大力支援家鄉人民，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炳謙想到年前成立的粵僑商業聯合會，這是他等廣幫商人在廣肇公所的基礎上發起成立的組織。廣肇公所是一個老牌的民間團體，徐潤在上海創業時成立。 1918年上半年，霍守華、馮少山等廣肇公所新派人物與一眾元老意見不合，廣肇公所陷入分裂狀態。炳謙作為廣肇公所董事，非常讚賞新派人物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但他並不希望廣肇公所從此分裂。社會動盪時期，廣幫商人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商業團體，來鞏固幾十年來在上海取得的成就。於是，粵僑商業聯合會這個純商業組織應運而生。成立當天，潮州會館、潮州糖雜貨聯合會、雜糧幫慎守堂、進出口幫裕安堂、糖雜貨幫廣安糖、綢布幫守經堂、皮木幫慎安堂、肇慶同鄉會、南海會館、順德會館、三水勇義堂、東莞保安會館等都來慶賀。廣肇公所新舊派人士送來了賀儀，並極力要求炳謙繼續擔任廣肇公所的核心董事。 炳謙說幹就幹，分別給廣肇公所舊派人士黃式如、馮少山、唐紹儀掛了一個電話。第二天，他們分頭行動起來。 1919年，南北軍閥爭個你死我活，各種政治勢力此起彼伏，外國瓜分中國，步步緊逼。在國將不國之際，由政府來組織救災絕對是行不通的。經過簡單討論，炳謙決定單幹，很快組織一個以上海為中心的民間平調網絡。 今次從蘇皖地區將大量的糧食運回廣東，並非易事。世界大戰剛結束，西洋各國因糧食短缺，搶米風潮不斷，各國買辦已把目光瞄向了長江沿線的產米區域。國內南北軍閥對峙，軍糧短缺，地方軍政府更不會輕易地將糧食這一戰略物資拱手讓人。當時《申報》報導，廣東政府曾向上海總商會發來200張免稅護照，希望江蘇政府能對平調米放行，並進行稅收優惠，但很快江蘇省政府以議會未通過為由，否決這一請求。平調之難，早在意料之中。 3月7日，炳謙在二百餘人參加的粵僑商業聯合會特別會上宣佈，首批超過二萬石（16000袋，每袋140斤）的平調米已採辦完成。他和黃式如通過個人關係辦來“米照”（當時糧食外運，需要辦“護照”），向輪船招商局租定的船隻已駛向蕪湖裝貨，第一批平調米，最快月中可運送到災區。 散會後，炳謙親自向由廣州南洋煙草公司簡照南兄弟、廣東滙豐銀行買辦陳廉伯等發起的糧食救濟委員會，發去一份電報。簡照南、陳廉伯接到電報後馬上會意，很快在當地報紙上，將蘇米即將抵粵的消息公諸於眾。雖然幾十萬饑民仍處於奄奄待斃的慘境，但平調米的消息，卻如一種神奇的力量，穩住了每天都在不斷瘋漲的米價。 首批米運抵廣州不久的一個晚上，粵僑商業聯合會在上海虯江路上海大戲院義演。炳謙率先上台，熱情洋溢地向三千多名鄉紳名流發表演說，稱首批平調米到達廣州後，廣州米價日跌，雖斗米千錢，諸位個個功德無量。演講剛結束，助手立刻走上前去跟他耳語了一番，他的臉立刻沉了下來，但為不掃諸位鄉紳的興致，他帶頭唱了一段粵曲。深夜12點，義演散場。炳謙回到家後難以入睡，助手帶來的消息就是最近一直困擾他的問題：除首批平調米成功運抵廣州外，之後陸續運出平調米，仍被海關扣押著。對此，炳謙其實早有防備。在租用船隻時，他所選船號不是輪船招商局，就是叫得起大名的洋行貨輪，或直接租用掛著洋人國旗的外國輪船。如此大規模往外運糧，不免引起各方的猜疑。尤其是北方軍閥，對廣東商幫支持孫中山革命軍政府，更是懷恨在心。掛著洋旗的商船，看來也走不通了。 宋子文、李宗仁、杜月笙、張謇、蘇葆笙……很快，炳謙想到這些響噹噹的人物，他們或許能幫上忙。不知是給面子這些大人物，還是給錢消災，抑或是北京、上海、廣東各地要求放行平調米的請願活動不斷爆發，給當局施加壓力，後來被阻的平調貨輪，都放行了。之後，每隔一周，廣州到達一船平調米，災情很快得到緩解。為保證平調米公平發放，廣東糧食救濟會派專員對平調米收磅入倉，並派專員收發，成立稽核部。之前成立各種平調公所，全歸糧食救濟會管理。當時，炳謙被選為救濟會名譽總理。他再一次發揮自己的正能量，建議糧食救濟會在每一處發放點，豎起捐款大戶的商號或會旗。一時間，社會好評如潮。那些鄉紳名流心裡舒坦，捐款時出手更大方了。 1919年4月，知名人士徐固卿聯合胡漢民、吳鐵城等發起善後協會，4月20日抵達上海，與滬上粵商翹楚進行商討。胡漢民將在粵地看到的情形悉數道來，辛亥革命以來，多個省軍隊集中在廣東，稅收繁重到了極點，使當地民窮財盡。社會治安更是混亂，盜賊勒索搶砸橫行，運輸不通、商販絕跡；政府官吏還魚肉百姓，許多大商巨賈投奔洋人旗下，或避難港澳等地，民不聊生。當時記者就此問題，請會長炳謙發表看法。炳謙說：以上痛苦比米荒更甚！並贊成善後協會擬定的包括禁賭、治河、裁兵等事宜。隨後，他又表示，即將到來的5月正是廣東青黃不接之時，平調大米將源源不斷運往廣州。 在炳謙等領導下，粵僑商業聯合會堅持不懈，堅持了數月，籌集資金上百萬元，共採辦36萬石蘇皖大米，分14批運抵廣州，最終成功幫助鄉親應對了這次百年不遇的米荒。歷史上民間團體為平災荒，組織多次糧食平調，但此次大規模平調，堪稱空前。 炳謙積極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粵僑商業聯合會認購南京國民政府發行的二五庫券達十萬元。 孫中山去世後，炳謙被推舉為赴粵參觀的首批代表，因事未能成行。 1938年7月，炳謙在澳門去世，終年78歲。 宋子文、吳鐵城、杜月笙、馮炳南等寓居澳門名人組成治喪委員會，宋子文題“典型猶在”，李宗仁題“潛德幽光”，杜月笙題“蓬島歸真”，這是對陳炳謙一生行善最好的注腳。[1]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何香凝以傷兵醫院名義，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呼籲各界人士踴躍捐輸。陳炳謙向中國紅十字會捐助一萬銀元，並借一輛大汽車給紅十字會和粵商公立兩醫院，用來救護傷兵。[2] 陳炳謙娶有妻妾六個，生育子女多個。後來，其子女不斷為遺產之事發生糾紛。[3]陳炳謙兩個兒子在上海曾遭到綁架。[3][4] 現存陳炳謙之子長子陳木、次子陳勝的兩間大屋，都在珠海市梅溪村。[5] 1930年，陳炳謙豪宅在上海華山路與烏魯木齊中路交叉處（近華山路）一側，建造一幢保存較完整的中國傳統宮殿式住宅。無論在建築造型，還是色彩運用，其藝術處理水準達到日臻完善的程度。首先屋頂、牆身、台基三部分組合而成的建築形體構圖方式，使中國古建築造型達到了功能、結構、藝術的完美統一。這把具有中國古建築特色的“三段式”構圖的三個要素完全表現出來，屋頂採用重簷清代大式建築中的廡殿大屋頂，微微向上反曲的屋簷，屋頂轉角處的起翹，以及屋面舉折形成的柔美的屋頂曲線，展示出一種穩定、舒展、飄逸的形態。屋面鋪蓋綠色的琉璃瓦，顯得清麗而宏偉。 陳家人一直居住至上海解放前夕，後移居香港。新中國成立後，上海房管部門接管陳炳謙豪宅，現作上海華山醫院化驗樓使用。[6] 現錄陳炳謙賀潘飛聲（1858-1934）60歲壽誕的對聯一副：[7] 歲曆大撓一甲子； 詩同故里十先生。 [1]《陳炳謙與史上最大民間平調》，載“中山網＂，2012年3月15日，http://www.zsnews.cn/Culture/2010/09/12/1516356.shtml。 [2]陳麗鳳等：《上海抗日救亡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64-165頁。 [3]馬學強、張秀莉：《二十世紀前期買辦及其社會生活狀況研究》，載《社會科學》，2007年第12期。 [4]許維雍、黃漢民：《榮家企業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245頁。 [5]陳素璧：《閘北巨富梅溪義紳尋蹤珠海歷史名人陳炳謙》，載《珠海特區報》，2012年7月15日。 [6]《陳炳謙住宅華山醫院5號樓》，載“新浪地產網＂網，2009年12月28日，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09/06/16/26263.html。 [7]《潘飛聲》，載“搜搜百科＂網，2012年11月18日，http://baike.soso.com/h42639156.htm。

蔡保官，原名蔡全青，字爾善。澳門大鴉片商。[1] 蔡保官販賣鴉片發了財，捐官成為“州同知銜”（知府，從六品文官）。當時澳門華籍鴉片煙商，幾乎人人都捐官，既耀祖光宗，又能給做生意帶來便利。時人稱他蔡保官，成為澳葡“華籍仕紳”。[2] 清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初二（1817年3月19日），香山縣丞周飛鴻據澳門舉人趙允箐舉報，查處蔡保官租賃洋樓開設的鴉片煙館。[3] 嘉慶年間，張保仔做海匪紅旗幫首領時，與多位澳門鴉片煙商關係密切，參與大規模走私澳門鴉片活動。他與蔡保官的關係最好。後來，張保仔向兩廣總督百齡遞信表露想接受招安之意，此信由蔡保官轉遞給香山縣駐澳門佐堂縣丞。經蔡保官介紹，張保仔認識了澳門朋友、中醫周飛鴻。 嘉慶十五年（1810）四月二十日，張保仔率海匪17000多人、匪船200多艘、大炮1300多門、武器2700多件，在香山石岐向兩廣總督百齡正式投降。 清廷授予張保仔“福建水師千總”職銜，並允許他保留一支30艘帆船的船隊，同時賞賜他大筆銀兩，讓他為部下在陸上買地建房定居。隨即朝廷命令張保仔率水師到粵西沿海剿滅海盜，用的是“以海匪治海盜”的高招策略。投降招安過程中，張保仔對清廷供出澳門有一個“鴉片窩子”。 兩廣督撫立即在張保仔投降招安後的翌日，發出海捕文告（通緝令），捉拿“澳門華民”蔡保官和紀申官、王扁、朱梅官、紀開鳳、王棧官、王蓄官、吳黨官、鄭祥官、朱明官、陳二舍、陳子髦、陳煥官、陳欽官、王玷官、許寧官、盧裕官、許霞運、卓開官、徐秀官等20人，最後只抓獲朱梅官等12人治罪，其他人都逃脫了，其中包括蔡保官。據說張保仔在作供後，心有不安，派人及早通知蔡保官暫避風頭。 蔡保官在澳門開設的鴉片公司，原在大堂街三角亭味囒樓（現今聖約瑟教區中學對面），是一幢三層葡式洋樓，天台上有一個大涼亭，紅瓦亭頂，十分搶眼。 蔡保官經常邀請朋友在這涼亭下飲茶談事，眺望南灣海景。當時有一位叫劉志鵬的秀才在蔡保官處做師爺，他精通風水術數，曾勸蔡保官不可把鴉片公司設在如此顯眼招搖處，更指味囒樓頂的紅頂涼亭“受風招邪”，定會對宅主不利，不出三年，必有大禍臨到。 蔡保官不為所動。據說不到三年，他被官府通緝，生意大敗。[2]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42頁。 [2]金豐居士：《味囒樓紅瓦招搖受風招邪不利宅主》，載《新報》，2013年6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27932。 [3]黃巧波：《清末民初時期中山地區禁毒概況》，載《中山日報》，第4406期，第B1版，2007年2月4日。

陳鵬超，乳名立，字卓平，號遇宗，生於台山縣沖萋六村大乎里（今屬台山市斗山鎮）。澳門同盟分會組織者、民國政要、革命詩人、愛國實業家。[1][2] 父親在新加坡十字街經商，開設陳泗隆號雜貨店。鵬超八歲時，隨母赴新加坡，後隨叔叔回國讀書，先後在六村鱉峰書院、廣海書院、台城寧陽書院等接受趙宗壇、趙魯庵等13位塾師的指點。他學文習武，學業不斷長進，喜舞雙刀；又擅詩詞，有儒俠之風。受到趙魯庵維新思想的影響，他從小樹立獻身社會、愛國愛鄉之志向。1902年，赴河南省參加清政府補行的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高中第35名舉人。赴考前，鵬超在友人處看到了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一文，深為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才氣學識所折服，產生追隨孫中山的想法。1907年2月，鵬超赴新加坡接管父兄留下的生意，在商務活動中與同盟會員多有接觸，思想上傾向於革命。次年，適值孫中山雲南河口起義失敗後來到新加坡，鵬超即請同盟會員盧禮明引見，並由盧禮明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鵬超宣誓加入同盟會。 鵬超入會後，四處奔波為革命籌款，多次以陳泗隆號的名義把款匯回國內革命同志手上。不久，他將新加坡陳泗隆號與香港公慎隆號合股經營，自己完全擺脫商務，住在澳門荷蘭園，專心做革命工作。[2] 1910年，鵬超以副會長兼秘書的身份，協助林君復，代替謝英伯主持澳門同盟分會活動，並成立“濠鏡閱書報社”，作為同盟分會活動的公開場所，宣傳反清革命，發展會員，籌款支持革命。1911年2月，鵬超回台山進行革命活動被人告發，逃到香港後，他與李天德等人創辦《民生叢報》。他一邊任編輯，一邊為3月29日的廣州起義籌款；期間著有《組織澳門同盟分會》、《組織澳門閱報社》等重要詩作。[1] 廣州起義失敗後，鵬超回到澳門，與林君復、莫紀彭、何振等人幾經努力，策動前山清廷新軍起義。起義成功後，經過整編，鵬超任參謀，隨軍開進廣州。後來武昌起義成功，廣州光復，鵬超所在隊伍編成北伐軍參加北伐。他不贊成北伐，認為“民國既成四海一，正宜息馬事農街”，主張“欲復長江北，先安五嶺南”。當北伐軍開撥時，他留下來擔任省臨時議會議員和都督府樞密部參議。 1912年3月，鵬超被胡漢民委派為茂名縣知事兼會辦高州軍務。茂名是高州首縣，當時無人主持縣政，地方秩序非常混亂。鵬超到任後，召開縣議會，籌議地方上興革事宜；組織法庭，審理民間刑事訴訟案件；籌劃高州至水東的公路；禁煙禁賭；復設縣城及四鄉的警察，維護地方治安；多次帶兵督戰，剿匪鋤奸。從此，茂名匪患遂平。次年7月，鵬超辭去茂名知事一職，改任兩陽綏靖處督辦。當時，中國政壇風雲變幻莫測，袁世凱派兵南下，龍濟光在廣州大肆搜捕，通緝革命黨人。鵬超逃亡於港澳與新加坡之間，仍竭力為討袁驅龍籌款。1915年4月，在新加坡，經葉夏聲介紹，許崇智主盟，鵬超加入中華革命黨。 1917年起，鵬超在澳門設帳授徒；著有《濠鏡講學》等詩。他成為澳門文學史上一位極重要的革命詩人，其作品以宣楊革命精神為主題，風格以明快淺白見稱。[1] 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期間，鵬超受孫中山派遣前往南洋與鄧澤如一起，經營軍事內圍公債，為革命籌餉，歷時一個月，得款三萬餘元。幾年逃亡生活中，鵬超耳聞目睹一些政客及軍閥中的黑暗，深感悲憤；他力勸孫中山調離陳炯明的意見不被接納，對革命前途產生疑慮。之後，鵬超立意從高層政治鬥爭的漩渦中退出，回到故鄉致力於地方治安和公益事業。 1918年春，鵬超受家鄉紳耆聯名之邀，回到六村組建團防公所，抗拒土匪。鵬超仿兵營制招募壯丁120人，編為六村團軍，自己擔任團務監督。他一方面向海外華僑募款，不斷更新六村團軍的武器裝備和通信設備；另一方面開辦軍官講習所，招募有文化的青年，仿照陸軍速成科的形式進行培訓，提高官兵的素質。1924年，他出任台山縣下三都籌防局局長，致力於發展地方武裝，維持地方治安秩序。1927年春，鵬超向六村自治會提出籌建太和醫院的倡議和計劃，得到贊同。他吸取籌建太和學校失敗的教訓，立即撰寫印發《創建六村太和醫院勸捐序》，在海內外華僑、僑眷中廣為宣傳，大造輿論；同時成立九人組成的籌備機構進行工作，他自任籌款專員，負責全面聯繫。他一邊為籌建醫院做準備，一邊到香港招股，創辦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為之後發展實業打下基礎。 1928年元旦，鵬超見籌款時機成熟，乘坐“昃臣總統號”輪船從香港出發，經吳淞口、神戶、橫濱，渡過太平洋，直抵美國金門，在美國和加拿大進行為期近一年的募捐活動。回港後，他又與陳孔森繼續在香港募捐，共得款19萬多元。回鄉後，成立太和醫院建築委員會，鵬超任會長。次年擇定院址，1931年3月動工，1932年年底揭幕開業。後來，他又發動族人繼續捐建了第二院和第三院，使太和醫院更為完善。太和醫院佔地7000多平方米，園林佈局，配套齊全，設備先進，頗具規模，成為台山縣南部地區的醫療中心。在農村建成如此規模的醫院，成為當時台山和六村族人的驕傲。 太和醫院建成後，鵬超又一鼓作氣，籌建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總行大廈和廣州愛群大廈。愛群大廈樓高15層，壯觀雄偉，成為當時中國南方建築之冠。它的照片被許多廠家用作商標，之後幾十年，它一直作為廣州的標誌之一。 鵬超造福於民不遺餘力。日寇侵華戰爭，使其實業受到沉重打擊。1941年台山縣淪陷時，他已64歲，仍參加香港台山商會救濟委員會，為了救濟台山的災民，遠赴新加坡籌款。 鵬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崇尚太史公的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之說。他認為自己建立了德功，唯欠立言一項，且年已花甲，須要抓緊遂此心願。於是，他回到鄉下，一連用了八個月時間，將以前自己寫的1000多首詩歌中，重新校刪審定，選出280首編成《愛竹齋詩鈔初編》，1938年5月自費出版。 鵬超的詩作多是對時局、人生的有感而發，詩風坦直、豪爽。他在事業受挫，家人受害，自己在逃避日寇時跌傷左足、留下殘疾等種種不幸境遇中，他不忘寫詩，用詩記下了自己的遭遇及所見所聞，抒發對時局和人生的感慨，緬懷往事，讚頌友情。他從這時期的作品中篩選出332首，編成《愛竹齋詩鈔續編》。友人稱讚他這時期的作品比以前又多了“沉鬱雄勁之氣。迥非雕琢藻飾，徒寄興於風雲月露者之所比。”1947年，他將自己撰寫的《行年紀要》、《愛竹齋詩鈔初編》、《愛竹齋詩鈔續編》、《愛竹齋文鈔》、《觀山紀要》等作品，彙集編成《愛竹齋全集》，次年交付香港東雅印務有限公司出版。1953年，鵬超在香港病逝，終年76歲。[1] 現錄陳鵬超的詩一首： 《澳居閒寫》[3][4] 國難依然鼎沸時，澳居何日賦歸辭。 社陵留蜀避安史，靖亂豈無郭子儀。 [1]陳日生：《陳卓平（1877-1953）》，載“江門市五邑圖書館＂網，2010年12月20日，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173。 [2]鄭煒明：《16世紀末至1949年澳門的華文舊體文學概述（下）》，載《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98，第50-55頁。 [3]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45頁。 [4]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辛亥革命詩歌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206-207頁。

盧榮傑，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人，生於香港。澳門精武會副主席。 盧榮傑入讀聖士提反學校，後赴上海留學，權衡時局，決心棄學經商，就在上海經營出入口生意。1932年，盧榮傑被澳葡政府委任為西洋專賣局華經理，被鏡湖醫院聘為董事，澳門精武會公推為副主席。[1] 1933年，日本郵船公司聘盧榮傑為香港華經理。他的個人資產50萬美元。[2]盧榮傑熱心社會公益，1935年被選為東華三院總理、1936年被推為東華三院主席。[1]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4頁。 [2]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三十年代南洋華僑領袖調查報告書》（續），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3，第12頁。

鄭仲，又名鄭汝仲，字錕賢，號侶忠，生於香山縣南屏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一個農民家庭。[1]興中會會員、革命家。 南屏鄭氏祖先，最早由福建莆田遷來，北宋慶歷年間（11世紀40年代），入粵任惠州路判官，九世時遷居東莞，後復遷至香山三鄉，與鄭觀應為同一大族。14世後，鄭氏一部分族人陸續遷來南屏，之後建有紀念15世祖的雪山祠、紀念16世祖的居一祠。 鄭是鄭居一的長房子孫，鄭氏傳至第二十三世祖父鄭彥龐，娶妻楊氏，生育兩子，長子鄭汝儉，早夭。次子鄭汝仲。 鄭在少年時代，因家境貧困，遠渡重洋前往檀香山謀生。經過十多年辛勞，頗有積蓄，與孫眉在當地合辦一個畜牧場，規模甚大，有牛羊等畜類一萬餘頭，復兼營商業，收入不菲，在檀香山頗有名望。 1878年，孫中山隨母到檀香山孫眉處求學，結識了鄭。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團體——興中會，鄭和孫眉率先參加，成為最早的興中會員之一。有志之士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宣傳和籌款活動，鄭首當其衝。起初，孫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時，孫眉反對，鄭極力勸說孫眉，並且在經濟上對孫中山盡力幫助。後來，孫中山幾次到檀香山進行宣傳籌款活動，都得到鄭和孫眉的大力支持。由於革命志趣相投，志同道合，鄭和孫眉、孫中山義結兄弟。鄭居長，大孫眉四歲，稱大哥；孫眉居次，孫中山居末。三人簽字的金蘭譜與鄭的興中會會員證及鄭捐助的現金收據等珍貴文物，鄭及其後人悉心保存，抗戰期間日寇侵佔南屏時，鄭的兒子恐日軍搜得而遭其害，將這些東西全部燒毀，十分可惜。 鄭對革命更為傾心。他將與孫眉合力經營牧場變賣，所獲之款交給孫中山支配使用。[2] 1895年，鄭回到澳門省親和完婚，及料理澳門物業。適逢廣州起義失敗逃到澳門的孫中山，鄭將孫中山藏到他的婢女順霞家中，位於石牆街路口的“翁均利”鋪號。 1905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希爐埠成立興中會分會，重振革命聲威。同年，孫中山和黃興等組織同盟會，希爐埠興中會改為同盟會，鄭隨即轉為同盟會員。 後來，鄭在檀香山其他物業日漸蕭條，加上年事已高，他與孫眉相約回國。孫眉初居澳門，後移居香港九龍。鄭回到南屏家中，他十分關心國事，主理鄉政，慷慨豪爽，排難解紛，頗得鄉人擁戴。他與孫中山家人聯繫十分密切，常往澳門探望孫眉、盧慕貞。鄭的長子結婚時，孫中山贈喜幛禮物祝賀。 1912年，孫中山視察前山，鄭發動南屏群眾前往歡迎。孫中山為勘探鐵礦事到南屏時，鄭作嚮導在將軍山探測礦務。 1922年1月18日，鄭在家鄉病逝，終年72歲。 南屏鄉親給鄭仲舉辦隆重的葬禮，全鄉出動，學校停課，鄉民師生都參加送葬，孫科也率人前來參加，挽聯掛滿一屋，極盡哀榮。 鄭仲生育一女四子。元配張氏是本村張庸建之女，只生一女，居長，嫁給本村張姓，不久身故。鄭在檀香山時，孫眉收養一個美國孩子為義子，孩子生於1888年。他見鄭仲無子，將義子轉送給鄭仲領養。鄭仲將義子帶回家鄉，取名鄭勝祥。鄭勝祥體魄魁梧，鄉人稱他為“番鬼仔”或“番鬼勝祥”。由於鄭勝祥自幼接觸革命前輩，耳聞目染，受到革命的熏陶，思想進步。當時孫中山在廣州組織中華民國政府，就任非常大總統，函邀鄭仲出任財務工作，他以年老多病，未能就任，就將義子交托給孫中山。後來，鄭勝祥進入黃埔軍校學習，並參加東征討伐陳炯明的惠州戰役。利用戰役結束後的短暫時間，鄭勝祥全副戎裝，返鄉探親，鄉人聽他講戰鬥的事蹟，令人十分敬佩。不久，鄭勝祥被派往新加坡工作，起初兩年寄回三封信，說因工作關係，暫無定址，請緩回信。之後，音信全無，不知所終。 1895年，鄭仲從檀香山回鄉時，因元配張氏無子，又娶澳門路環李氏為妾，先後生育三子： 鄭金柞，又名鄭炳芬，生於1898年，曾在菲律賓經商，後來去世。 鄭金禧，又名鄭炳芳，生於1907年，受父兄影響，鄭金禧早年參加革命，成為30年代老共產黨員。他參與組織抗日先鋒隊，推動南屏地下抗日鬥爭工作，參加家鄉解放工作，復任澳門海員工會子弟學校校長，退休後閒居香港和南屏老家。 鄭金照又名鄭炳華，生於1911年。鄭金照早年到港澳謀生，後考入粵漢鐵路局報訓班受訓，畢業後適逢抗日戰爭，投筆從戎，參加第四路軍交通兵團擔任報務通訊工作，後因病轉入韶關電報局任報務員，並在樂昌、平遠、廣州等電信局服務，建國後任教於廣東省郵電學校，退休後定居廣州。[2] 鄭炳芳之子鄭少仁說，祖父鄭仲從檀香山回到南屏後，與孫眉來往密切，逢年過節，經常走動，親如兄弟。鄭炳芳幼時體弱多病，患有哮喘病。孫眉聽說狗肉湯煮雞蛋可以治療。於是，經常帶著一籃子用狗肉湯煮好的雞蛋來看鄭炳芳。孫眉住在澳門，盧慕貞不時接濟鄭家，兩家感情非同一般。 鄭少仁聽說，伯父鄭炳芬多次隨鄭仲去澳門孫家探訪，孫中山當時示意送鄭炳芬到嶺南大學讀書，後因政局變動，孫中山過早離世，未能成行。雖然鄭仲、孫中山相繼離世，但鄭仲後代依然堅持革命，完成先輩未盡夙願。[3]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03-105頁。 [2]鄭炳芳、鄭照：《回憶先父、興中會員鄭仲》，載《珠海文史》（第8輯），珠海：珠海政協，1989，第53-58頁。 [3]《與孫中山義結金蘭，急公好義樂善好施　鄭仲：傾其所有支持革命》，載“珠海視窗生活網＂，2011年12月31日，http://www.zh3721.com/2011/0927/0756_1217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