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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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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樹人,名韶,號葭外,生於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詩人、畫家、“嶺南三傑”之一。 樹人自幼潛心繪事,17歲時師從隔山鄉先輩居巢、居廉畫師習畫。期間,樹人與高劍父、高奇峰都打下良好的畫畫基礎。樹人特獲居巢畫師青睞,將孫女居若文許配給他為妻。 時值晚清,國家內憂外患。樹人心存報國,治學之餘,主持廣州、香港兩地新聞筆政,暗中鼓吹革命。 1906年,孫中山從美洲轉道香港赴日,樹人與陳少白、黃世仲同謁於舟中,大家相見恨晚,樹人隨即加入同盟會。 孫中山對樹人頗賞識和推重,邀請他共赴日本襄助同盟會務,之後,樹人進入京都美術學校繪畫科攻讀直至畢業。民國成立後,樹人回國擔任粵省優級師範學校和廣東高等學校圖畫教授。為深研世界文學,他再次東渡日本,畢業於東京立教大學文學科,先後留學日本十多年,與藝術、文學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樹人回國後,一直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當時袁世凱陰謀篡國,樹人以事被袁黨所誣入獄,雖繫桎梏中,猶吟詩不絕,曠達膽識過人。1922年夏,樹人奉命從加拿大回國述職。返抵香港時,恰遇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蒙難,情勢十分危急。樹人獲悉後,第一時間訣別妻兒,冒險趕回廣州,登上“永豐”號艦,表示願任孫中山秘書,誓與孫中山共患難。孫中山經過慎重考慮,要求樹人趕赴上海,向各地華僑揭露、聲討叛軍陳炯明的罪行。兩天後,樹人不得不離艦。從此,他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脫險後的孫中山在上海召開會議,商討改進中國國民黨計劃,樹人由孫中山指定的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擔任大會主席的孫中山指定樹人為廣東省代表,出席國民黨“一大”。 1931年冬,樹人出遊桂林。期間,他的心態發生了變化。在《雜詩四十四首》之二中,他作了表白“鴛鴦江水辨難真,也為臨流一愴神。不信本源能混去,到頭清濁漫無分。”從中可看,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和一盤散沙,已讓樹人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在俯仰天地的刹那間,他頓悟,促成了他以一種高蹈出世、潔身自好的方式完成桂林山水的愉快體驗。之後,桂林山水寫生成為他藝術生涯中重要的轉捩點。 1932年8月10日下午,長子陳復在路上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當晚11時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頭“懲戒場”慘遭殺害,年僅25歲。樹人得知消息後,悲憤至極,作《哭子賦》詩八首,並將陳復生前的住處起名為“思復樓”,後親自將遺骸葬於故園隅山鄉劉王殿崗息園。陳復之死使樹人在政治鬥爭中,更加超然灑脫。 樹人在繪畫上的成就,一是在紮實的傳統功夫上,通過融匯中外技法,實現構圖、線條、色彩等方面創新。他對畫面空間十分重視,讓空間有迴旋的餘地,虛實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詩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蘭心蕙質的底蘊更不可少。如作於1928年夏的《躍鯉》,畫面上半部是一條跳躍著的鯉魚,下半部則是水和草,各佔畫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濃》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他善於敷彩。他畫紅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偉大。他尤其善於用綠色畫竹子、蘆葦、楊柳、梧桐等,濃淡相宜,清秀明麗,色彩中孕育著噴薄欲出的生命。人們常說“陳樹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樹人工詩善畫,尤長花鳥、山水畫;1931年創作《嶺南春色》、《木棉圖》,寓壯碩於雄麗,獲得比利時萬國博覽會的最優等獎。樹人生於江南,愛畫春雨、杏花、楊柳,展現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創作的《雨後》,有雨過天晴的清新氣氛。他的山水畫《鼎湖飛瀑》、《柳浪聞鶯》都有景秀華潤的特色,線條圓潤,輕巧而疏朗。後期深入蜀地,繪有《峨眉雲海》、《夔門秋色》等作品,畫風偏於雄勁峭削,筆墨濃重粗獷。畢生作畫達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雋秀的情趣,熔詩、書、畫於一爐。他與高劍父、高奇峰被稱為“嶺南三傑”。 樹人一直當官,雖亦官亦畫並不矛盾。1927年,他辭去各種職務後,長時間流連於山水、詩畫,不問政治。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他住在重慶山區茅屋裡,無論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5時多起床作畫,首先練線條,練筆墨,星期天練寫生。抗戰勝利後,身負閒職的他回到廣州專門從事藝術創作,與高劍父以振興中華藝術的大任共勉,後又與趙少昂、關山月、黎葛民、楊善深等弟子晚輩組成“今社”,並舉行畫展,孜孜不倦地進行新國畫藝術的探索和開拓。蔡元培評價“陳樹人先生,純粹美術家,而具優美個性者也”。[1] 抗戰初期,樹人避居澳門,與高劍父、張純初、鄭哲園等重組“澳門清遊會”。[2] 1948年10月4日,樹人因患胃潰瘍而病逝,終年64歲。 陳樹人著有《樹人畫集》三輯、《桂林寫生集》一輯及《專愛集》、《戰塵集》、《寒綠吟草》、《自然美謳歌集》等書。 現存作於1930年的《紫藤遊魚》畫一幅,容大塊畫鯉魚,陳樹人補上了紫藤和題識。 廣州藝術博物院收藏的三幅容大塊的作品中,有一幅是他與陳樹人的合作,其中容大塊畫桃花,陳樹人畫牡丹花。還藏有一幅合作畫《嶺海春光》,畫作由陳樹人寫萱花,高劍父畫紅棉,高奇峰作牡丹,張純初繪茶花,再由羅仲彭描紫藤,黎葛民畫黃葵,容大塊作桃花等。[3] [1]王翯:《“嶺南三傑”之——陳樹人》,載“新華網",2008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01/24/content_7484783_1.htm。 [2]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3]《[廣州臉譜][廣州畫卷‧第38期]容大塊1900年-1963年壯遊寫生被桃李不求盛名只求心》,載“中國青年網",2012年11月30日,http://bbs.1205.cn/thread-32437-1-1.html。
陳樹人,1884-1948
曹若茗,又名曹保光,香山隆都(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南村人。翻譯家、文化名人。 若茗學生時代投身革命,1932年,在法國留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歐洲數國從事反帝救國運動;在荷蘭、比利時,他擔任反帝大同盟書記。 在巴黎,若茗參加編輯出版《救國時報》,宣傳反帝救國。1938年,他與妻子張悟真回國。若茗通曉八種語言,長期在中共機關、報刊,從事外事、新聞、翻譯等工作。 若茗先後在武漢、重慶《新華日報》擔任編委會委員;1939年,在延安擔任《新中華報》總編輯,兼任中央出版委員會委員、《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中央政策研究室美國組組長、中央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央外事組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1] 1941年5月14日,博古在清涼山主持召開《解放日報》第一次編務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調入報社擔任總編輯的中央宣傳部秘書長楊松,文化名人丁玲及張映吾、若茗、王楫、楊永直等十多人。[2]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若茗歷任武漢外事處處長及黨組書記、華東分局外事委員會副主席、廣東外事處處長,廣東省外事辦副主任、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委員、中共寶安縣委書記。[1] 1952年7月25日,“關閘事件”發生當天,中共進行“閉關”,切斷內地糧食、水果和蔬菜等民用物資的運送,一時間,澳門居民生活陷入一片混亂。當時,澳督史伯泰感覺到事態的嚴重,趕忙叫經濟局長羅保給與中共有聯繫的南光公司打電話。誰知,對方答覆說,公司負責人都上廣州開會去了,無法聯繫。 澳督慌了神,在自家客廳裡來回踱步,羅保在他身邊陪著,整個客廳被一股壓抑的氣氛所籠罩。突然,澳督對羅保說:“你即刻跟商會的人聯繫一下,讓他們給中共傳個口信,說澳門政府無意將事態擴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當天深夜,羅保找到澳門商會有關負責人馬萬祺,將澳督的意思告訴他,希望他與中共方面聯繫,尋求解決的辦法。馬萬祺於當夜打電話到廣州,向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部長饒彰風報告澳葡當局的態度。 隨後,饒彰風將澳葡當局的意思告訴葉劍英,葉劍英隨即召開會議商討,由於中國與葡萄牙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不宜與澳葡當局直接接觸,所以最後決定,派港澳工委副書記黃施民和省外事處處長曹若茗與澳門方面談判。黃曹二人於當天晚上搭乘花尾渡到達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從石岐奔赴拱北關閘。同時,澳葡代表與何賢、馬萬祺也通過關閘準備開始事件後中葡雙方的第一次談判。經過15次談判,8月23日,澳葡當局向中國方面遞交了道歉書,承認錯誤,並保證不再進入中立區挑釁,澳葡方從原警戒線後撤50米,向我方賠償人民幣443720300元(舊幣)。至此,拖了一個月的關閘事件,終於得到和平解決。[3] 1959年6月,深圳水庫工程指揮部正式成立,原廣東省外辦主任、當時下放到寶安縣任縣委書記的若茗擔任總指揮,寶安縣統戰部部長兼深圳鎮委書記馬志民任第一副總指揮。當時26歲的林輝煌負責水庫的技術,擔任寶安縣水電局副局長。[4] 1960年1月3日,蘇聯海洋生物學家斯卡拉丹博士一行到寶安縣參觀海水養殖場等地,時任縣委書記若茗、縣長吉鳳亭在鐵路貴賓室接見了他們。[5] 1960年11月15日,寶安縣政府代表若茗與香港政府代表巴悌簽署了供水協議,每年由深圳水庫向香港供水2270萬立方。次年,深圳水庫的水輸入香港。[4] 1961年,若茗調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毛澤東選集》編譯組工作;1962年,擔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文革”初期,他受到迫害,身心受到摧殘。 1967年6月14日,若茗在北京中央編譯局辦公室內去世,年僅57歲。 1979年後,中共中央為曹若茗平反昭雪,並召開追悼會。[1] 曹若茗與張悟真生育兒子曹依吾、曹立吾。 張悟真(1901-1997)是湖南瀏陽人,畫家;1925年,畢業於長沙衡粹女校圖畫科;1925-1932年在印尼華僑學校任美術教員;1932-1936年,她留學法國在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專科學校學習油畫,期間參加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和反帝大同盟;與曹若茗結婚。 1936年冬,張悟真參加巴黎《中國救國時報》工作;1938年回國任《新華日報》美術科主任;1939年在香港從事革命地下工作;1940年到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任教;1950-1954年,在漢口、廣州從事外事工作;1954年調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先後擔任副秘書長、對外聯絡部副主任;1965年被評為全國婦女模範工作者。[6]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第241頁。 [2]陳家鸚、周立軍:《毛澤東與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載《人民政協報》,2012年10月18日。 [3]《一尿引發關閘血戰澳葡賠款四億元》,載“大洋新聞"網,2011年6月11日,http://news.dayoo.com/zhuhai/201001/19/73584_100806102.htm。 [4]《第二十回:香港飽經水荒苦寶安紓解燃眉急》,載《南方都市報》,2007年6月5日。 [5]《1960年中共寶安地方史大事記》,載“深圳市寶安檔案館"網,2013年7月30日,http://www.da.baoan.gov.cn/basz/dsdsj_info.aspx?id=38。 [6]《張悟真》,載“讀秀"網,2013年7月2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9009192&d=0F9BC4B42D9A5BA5DD0A74D38D35E0E5。
曹若茗,1910-1967
民國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5月28日,孫中山在上海發表《護法宣言》,第二次護法運動爆發,並派其子孫科為特派員,在澳門鵝眉街10號設立辦事處,繼續策動護法鬥爭,號召在粵海陸軍起義響應,驅逐桂系軍閥陸榮廷、莫榮新。該辦事處的主要工作是籌款,購買軍火,聯絡同志。鵝眉街10號是一幢3層的葡式洋樓,是孫中山的老友弗蘭西斯科.飛南第的物業,他無償借給孫中山使用作為中國國民黨澳門辦事處。1923年,孫科離澳,此宅歸還飛南第。
孫中山在上海發表《護法宣言》
曹善允,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香港律師,社會政治家、活動家,紳商。曹有之子。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國國籍,1880年,曹有獲得葡皇欽賜維索薩莊園聖母無原罪勳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為首位被葡國冊封為騎士的華人;獲得清廷欽賜二品銜及賞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後,澳門生意由長子曹善業接手打理。曹善業與父親一樣,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不錯,官至四品,後因經營不善,官司不斷,大部分產業被政府沒收。曹家淡出澳門,後人陸續遷往香港發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學習國學。1886年,得到父親好友兼同鄉香港殷富韋寶珊的贊助,他遊歷英國。同年秋,他考入英格蘭切爾滕納姆學院,修讀法律;1890年畢業後,最初在倫敦一所律師樓實習。1896年夏,他以優異成績,獲得英格蘭及威爾士最高法院認可,成為執業律師。1897年,他選擇返港發展,同年7月3日獲得香港最高法院認可為執業律師。他自己創辦“曹善允律師樓”,獨力經營律師業務,成為香港開埠早年少有的華人執業律師。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師的英國律師學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師樓遂易名為“曹善允學洵律師樓”(Messrs. Ts’o & Hodgson),成為當時香港一所著名律師樓。同時,他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啟爵士和區德銳意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填海建造類似英式“花園城市”的高尚住宅區,兩人以自己的名字創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與何啟關係友好的善允應邀加入董事局。該公司董事局全由華人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壽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樞等紳商。 1910年,何啟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龍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啟德公司成立後,填海計劃遭遇重重困難。何啟因投資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區德等人接濟。1912年起,除代何啟繳交辦公室租金外,善允義務出資為他僱請一名文員。1914年,何啟病逝後,善允和區德等各自出資750港元,辦理殮葬何啟事宜和接濟何家人。之後,善允繼續主持填海計劃,並成功爭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計劃,分三期的啟德填海計劃於1916年正式展開,啟德公司完成前兩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卻無疾而終。 1929-1937年,善允擔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擔任潔淨局議員、團防局紳、香港大學校董、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他成為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辦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 1903年,善允出任雅麗氏紀念醫院財務董事,先後參與籌辦附設於雅麗氏紀念醫院的產科醫院和護士學校,並促成另一所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的創立。1922年,善允和雅麗氏紀念醫院的歐海倫醫生在西區創建贊育醫院,後來轉交政府管理,成為香港第一所公立產科醫院。因他在雅麗氏紀念醫院服務的成績,香港政府邀請他加入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為華人公共醫療服務的發展出謀獻策。[1][2] 1915年,港島西區爆發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張政府為該區華人接種牛痘,並親自到社區勸導市民種痘。數月之間,三十多萬華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3] 善允積極參與香港公共事務,深知華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出國留學,不但長途跋涉,學費高昂,容易與華人社會脫節,大力提倡在香港興辦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啟爵士和善允為首的八位華商,連署上書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學的學校,專門招收華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獲得由英國來港的聖公會班納牧師熱心協助。在善允等人呼籲下,香港華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為創校經費,最終促成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1903年在西營盤創校。聖士提反男校是當時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倫註冊的學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轄。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撥地在赤柱興建新校舍,善允作為校董兼創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獲邀在新校動土儀式上致辭。之後,善允和何啟進一步提出構思興辦一所兼收男女學童的小學暨幼稚園,獲得各界響應。1904年,該校草創於卑利士道,1905年遷到堅道,並交由聖公會營辦,1906年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又開設中學部。1918年,堅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壞,學校被迫暫遷往巴丙頓道,1922年遷往列堤頓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頓道新校舍主樓舉行奠基禮,適值訪港的皇儲威爾士太子愛德華主禮,並由善允和聖公會副主教班納致以謝辭。1926年,聖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會,善允當選為校董之一。 通過與好友何啟的關係,1914年善允被委任為聖保羅男校(今聖保羅書院)校董,同年校舍擴建,校方委任他為籌款委員會秘書。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獲邀出任籌款委員會委員。1925年,善允和周壽臣、羅旭和、李右泉及馮平山等紳商倡建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西式中學,促成官立漢文學校於1926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是香港首間官立中文學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學。1916年,善允在著手發展啟德濱時,有感於九龍城地區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學的機會,積極籌款興學。1920年,啟德公司創辦人區德病逝後,留下遺囑饋贈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龍辦學。不久,善允成功遊說太古洋行買辦莫幹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夠資金籌辦學校。在得到聖保羅男校校長史超域牧師協助下,1926年在啟德濱創校,初期租用伍朝樞的物業作為校址。為紀念區德(澤民)和莫幹生兩人對創校的貢獻,學校取名為民生書院;而善允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1939年,民生書院復遷到九龍塘東寶庭道繼續辦學。[1][2]1920年,香港政府設立教育委員會,為教育發展提供政策諮詢。善允被委為成員,一直連任20年。1951年,他以83歲高齡出任香港大學終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終年85歲。 曹善允的妻子陳桂卿於1947年12月11日,因熱心公益事業,獲港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兒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兒曹慧姬、曹麗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熱衷體操和體育運動,入讀切爾滕納姆書院時,代表校方參與足球比賽;晚年時,他熱愛麻將、讀書,尤其喜歡中國文學。曹善允及兒子曹峻安從1920-1939年、1939-1957年擔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載“讀秀"網,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4]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曹善允,1868-1953
鄭卓,原名鄭卓軒,香山三鄉橋頭(今屬中山市三鄉鎮橋頭村)人。興中會會員、孫中山侍衛。 孫中山為他改名鄭卓,人稱德叔,早年參加三合會。1897年,鄭在香港加入興中會。在澳門草堆街孫中山創辦的中西藥局當搬運工。後來孫中山到廣州行醫,藥局交與程大元(程北海之子)做司理,成為革命黨人常集會之所。 鄭一方面做運貨,一方面擔任交通傳訊。鄭與孫昌是好朋友,常得機會與孫中山見面,孫中山見鄭身體好、功夫好,通曉英文、法文,又會開汽車和輪船,就留在身邊做侍衛,後鄭當上侍從武官。在廣西鎮南關起義時,鄭擔任司令部副官,負責掌管糧食。孫中山派鄭向馬君武學製炸藥。1913年,他隨孫中山南下,巡視南方各省督辦鐵路,後隨孫中山赴美國三藩市、西雅圖、洛杉磯和加拿大溫哥華、法國巴黎、日本等地。1918年,鄭擔任廣三鐵路機務段長,一年多後,回到孫中山身邊當侍從武官。1923年8月,鄭被委任為大本營鞏固軍副官長;1925年1月被委任為廣東兵工廠管理委員會委員,1926年任財政部總務處緝私課課長,1931年任中山縣公安局局長,後任岐關車路公司副經理等職。後來,鄭定居澳門。[2] 1982年6月,應江門政協之邀,鄭撰寫《孫中山先生在江門軼事》一文。1908年,鄭、盧怡若等五人護衛孫中山,都帶有手槍和炸彈。孫中山喬裝為郎中,化名姓徐。時值農曆正月十五,茶庵寺進香人多,孫中山等推遲到正月十七日到達茶庵寺,在一間有秘密地下室“客房”休息,慧真和尚立即派了小和尚在上山的路上佈下哨崗。剛坐定不久,放哨的和尚突然發現山下來了一隊清兵。一向很鎮定的孫中山感到意外。此行高度秘密中進行,難道走漏了消息?當時鄭等採取緊急措施,陳少白、劉義、黃順護衛孫中山,由慧真和尚派出心腹帶路,走上茶庵寺後山茂林深竹中一條小路,繞到海邊去。在那裡有小船可以過渡,必要時從水路撤退。盧怡若(三哥)前往台山。鄭裝作茶庵寺的“後生”,下山探聽消息。鄭趕到山腰,發現數十個清兵護擁著幾頂轎正上山。轎子裡坐的都是女眷。鄭根據從事革命工作多年的經驗,清兵出動圍捕黨人,決不會帶女眷。鄭立即將消息飛報回去。事後,據茶庵寺的和尚向進香的女眷和清兵打聽,才知這是一場誤會。原來當時江門商業發達,與香港有火船往來,成為水陸交通要道,所以有一營清朝陸軍駐守。營長當時叫“管帶”。另外,在江門堵頭山有個炮台,炮台台長是外省人,與陸軍營管帶、兩家女眷都有往來,這兩位“官太太”聽說茶庵寺香火很旺,決定前來參神,認為正月十五人多,選定正月十七才來。因茶庵寺在山區,她們的丈夫恐怕有“山賊”,多派護兵保護。 孫中山、陳少白、劉義、黃順等接到平安通知,又回到茶庵寺,在有地下室的“客房”住上一晚,第二天,陳宜禧派他的侄子陳忠堂到茶庵寺來迎接孫中山。[3] 1986年3月11日,鄭在澳門舉行102歲壽宴會;後與女兒一家同住。 1988年,鄭在石岐蘇華贊醫院逝世,終年104歲。[1] [1]中山市外事僑務局、中山市港澳事務局:《中山市華僑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第751頁。 [2]《鄭卓》,載“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xgrw.php?id=280。 [3]江門政協:《江門文史資料》(第8輯),江門:江門政協,1982,第1-3頁。
鄭卓,1884-1988
陳鵬超,乳名立,字卓平,號遇宗,生於台山縣沖萋六村大乎里(今屬台山市斗山鎮)。澳門同盟分會組織者、民國政要、革命詩人、愛國實業家。[1][2] 父親在新加坡十字街經商,開設陳泗隆號雜貨店。鵬超八歲時,隨母赴新加坡,後隨叔叔回國讀書,先後在六村鱉峰書院、廣海書院、台城寧陽書院等接受趙宗壇、趙魯庵等13位塾師的指點。他學文習武,學業不斷長進,喜舞雙刀;又擅詩詞,有儒俠之風。受到趙魯庵維新思想的影響,他從小樹立獻身社會、愛國愛鄉之志向。1902年,赴河南省參加清政府補行的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高中第35名舉人。赴考前,鵬超在友人處看到了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一文,深為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才氣學識所折服,產生追隨孫中山的想法。1907年2月,鵬超赴新加坡接管父兄留下的生意,在商務活動中與同盟會員多有接觸,思想上傾向於革命。次年,適值孫中山雲南河口起義失敗後來到新加坡,鵬超即請同盟會員盧禮明引見,並由盧禮明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鵬超宣誓加入同盟會。 鵬超入會後,四處奔波為革命籌款,多次以陳泗隆號的名義把款匯回國內革命同志手上。不久,他將新加坡陳泗隆號與香港公慎隆號合股經營,自己完全擺脫商務,住在澳門荷蘭園,專心做革命工作。[2] 1910年,鵬超以副會長兼秘書的身份,協助林君復,代替謝英伯主持澳門同盟分會活動,並成立“濠鏡閱書報社”,作為同盟分會活動的公開場所,宣傳反清革命,發展會員,籌款支持革命。1911年2月,鵬超回台山進行革命活動被人告發,逃到香港後,他與李天德等人創辦《民生叢報》。他一邊任編輯,一邊為3月29日的廣州起義籌款;期間著有《組織澳門同盟分會》、《組織澳門閱報社》等重要詩作。[1] 廣州起義失敗後,鵬超回到澳門,與林君復、莫紀彭、何振等人幾經努力,策動前山清廷新軍起義。起義成功後,經過整編,鵬超任參謀,隨軍開進廣州。後來武昌起義成功,廣州光復,鵬超所在隊伍編成北伐軍參加北伐。他不贊成北伐,認為“民國既成四海一,正宜息馬事農街”,主張“欲復長江北,先安五嶺南”。當北伐軍開撥時,他留下來擔任省臨時議會議員和都督府樞密部參議。 1912年3月,鵬超被胡漢民委派為茂名縣知事兼會辦高州軍務。茂名是高州首縣,當時無人主持縣政,地方秩序非常混亂。鵬超到任後,召開縣議會,籌議地方上興革事宜;組織法庭,審理民間刑事訴訟案件;籌劃高州至水東的公路;禁煙禁賭;復設縣城及四鄉的警察,維護地方治安;多次帶兵督戰,剿匪鋤奸。從此,茂名匪患遂平。次年7月,鵬超辭去茂名知事一職,改任兩陽綏靖處督辦。當時,中國政壇風雲變幻莫測,袁世凱派兵南下,龍濟光在廣州大肆搜捕,通緝革命黨人。鵬超逃亡於港澳與新加坡之間,仍竭力為討袁驅龍籌款。1915年4月,在新加坡,經葉夏聲介紹,許崇智主盟,鵬超加入中華革命黨。 1917年起,鵬超在澳門設帳授徒;著有《濠鏡講學》等詩。他成為澳門文學史上一位極重要的革命詩人,其作品以宣楊革命精神為主題,風格以明快淺白見稱。[1] 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期間,鵬超受孫中山派遣前往南洋與鄧澤如一起,經營軍事內圍公債,為革命籌餉,歷時一個月,得款三萬餘元。幾年逃亡生活中,鵬超耳聞目睹一些政客及軍閥中的黑暗,深感悲憤;他力勸孫中山調離陳炯明的意見不被接納,對革命前途產生疑慮。之後,鵬超立意從高層政治鬥爭的漩渦中退出,回到故鄉致力於地方治安和公益事業。 1918年春,鵬超受家鄉紳耆聯名之邀,回到六村組建團防公所,抗拒土匪。鵬超仿兵營制招募壯丁120人,編為六村團軍,自己擔任團務監督。他一方面向海外華僑募款,不斷更新六村團軍的武器裝備和通信設備;另一方面開辦軍官講習所,招募有文化的青年,仿照陸軍速成科的形式進行培訓,提高官兵的素質。1924年,他出任台山縣下三都籌防局局長,致力於發展地方武裝,維持地方治安秩序。1927年春,鵬超向六村自治會提出籌建太和醫院的倡議和計劃,得到贊同。他吸取籌建太和學校失敗的教訓,立即撰寫印發《創建六村太和醫院勸捐序》,在海內外華僑、僑眷中廣為宣傳,大造輿論;同時成立九人組成的籌備機構進行工作,他自任籌款專員,負責全面聯繫。他一邊為籌建醫院做準備,一邊到香港招股,創辦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為之後發展實業打下基礎。 1928年元旦,鵬超見籌款時機成熟,乘坐“昃臣總統號”輪船從香港出發,經吳淞口、神戶、橫濱,渡過太平洋,直抵美國金門,在美國和加拿大進行為期近一年的募捐活動。回港後,他又與陳孔森繼續在香港募捐,共得款19萬多元。回鄉後,成立太和醫院建築委員會,鵬超任會長。次年擇定院址,1931年3月動工,1932年年底揭幕開業。後來,他又發動族人繼續捐建了第二院和第三院,使太和醫院更為完善。太和醫院佔地7000多平方米,園林佈局,配套齊全,設備先進,頗具規模,成為台山縣南部地區的醫療中心。在農村建成如此規模的醫院,成為當時台山和六村族人的驕傲。 太和醫院建成後,鵬超又一鼓作氣,籌建香港愛群人壽保險公司總行大廈和廣州愛群大廈。愛群大廈樓高15層,壯觀雄偉,成為當時中國南方建築之冠。它的照片被許多廠家用作商標,之後幾十年,它一直作為廣州的標誌之一。 鵬超造福於民不遺餘力。日寇侵華戰爭,使其實業受到沉重打擊。1941年台山縣淪陷時,他已64歲,仍參加香港台山商會救濟委員會,為了救濟台山的災民,遠赴新加坡籌款。 鵬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崇尚太史公的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之說。他認為自己建立了德功,唯欠立言一項,且年已花甲,須要抓緊遂此心願。於是,他回到鄉下,一連用了八個月時間,將以前自己寫的1000多首詩歌中,重新校刪審定,選出280首編成《愛竹齋詩鈔初編》,1938年5月自費出版。 鵬超的詩作多是對時局、人生的有感而發,詩風坦直、豪爽。他在事業受挫,家人受害,自己在逃避日寇時跌傷左足、留下殘疾等種種不幸境遇中,他不忘寫詩,用詩記下了自己的遭遇及所見所聞,抒發對時局和人生的感慨,緬懷往事,讚頌友情。他從這時期的作品中篩選出332首,編成《愛竹齋詩鈔續編》。友人稱讚他這時期的作品比以前又多了“沉鬱雄勁之氣。迥非雕琢藻飾,徒寄興於風雲月露者之所比。”1947年,他將自己撰寫的《行年紀要》、《愛竹齋詩鈔初編》、《愛竹齋詩鈔續編》、《愛竹齋文鈔》、《觀山紀要》等作品,彙集編成《愛竹齋全集》,次年交付香港東雅印務有限公司出版。1953年,鵬超在香港病逝,終年76歲。[1] 現錄陳鵬超的詩一首: 《澳居閒寫》[3][4] 國難依然鼎沸時,澳居何日賦歸辭。 社陵留蜀避安史,靖亂豈無郭子儀。 [1]陳日生:《陳卓平(1877-1953)》,載“江門市五邑圖書館"網,2010年12月20日,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173。 [2]鄭煒明:《16世紀末至1949年澳門的華文舊體文學概述(下)》,載《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98,第50-55頁。 [3]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45頁。 [4]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辛亥革命詩歌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206-207頁。
陳鵬超,1877-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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