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俊，字宗垣，號逸卿，又自號石溪生，香山縣山場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山場村）人。進士、嶺南著名書法家和詩人。 鮑出身於書香世家，排行第二。他天資聰明，少懷大志，從小與兄長鮑禹入讀私塾，熟讀唐詩宋詞。他酷愛書法；當時偶見“能素吳公祠”的匾額，書跡秀逸灑脫，仰慕不已，回家日夕臨摹，旁人微詞側目，亦不為所動，堅持到底。除讀書外，他喜歡收集和研究古籍書畫，尤其喜愛書法珍本秘笈，其中收藏有岳飛手劄、吳鎮為子佛奴所作的山水冊等。[1] 清道光二年（1822），鮑與兄長鮑禹同時考中舉人，鮑禹再考不中。[2] 道光三年（1823），鮑榮登癸未科第二名進士。殿試卷子須用工整的小楷寫成，皇帝御覽的卷子中，鮑成為其中的佼佼者。道光皇帝賜他“書法冠場”四字，以示褒獎。他獲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刑部主事，候補員外郎，即用郎中。 鮑的楷書源出二王，參照徐浩《不空和尚碑》的筆法，整飭中有渾厚之意。他最擅長行草，傳世之作以行書為多。他與張維屏、黎簡等齊名，成為晚清嶺南著名書畫家之一。[2] 鮑亦善擘窠大書，現今在石溪山上，存有其所題摩崖石刻“石溪”、“鵝”、“蓮島”等大字。“鵝”字行書，字大三尺見方，仿效紹興蘭亭中相傳為王羲之所書的“鵝池”碑中的“鵝”字。右下側有題記“名署亦蘭亭，誰作蘭亭記。敢說溪鵝書，止學古鵝字。道光庚戌春三月鮑俊題。” 鮑對水墨畫很有造詣，尤長於畫松、梅、竹、蘭、菊和仕女圖，用筆清爽，氣韻疏秀。他在鄉石溪作的《倒吊松》、《春天竹》、《落雨竹》等幾幅水墨畫，匠心獨運，巧奪天工。其中《倒吊松》長一丈三尺、寬六尺，當時寫生於石溪呂祖廟側一棵參天老松，朝暮觀摩，悉心鑽研；畫出為一條赤花藤組繞古松，一直蔓及禿斷的樹頂，再向橫斜的松推倒吊下來，構思獨特，著色濃重，色彩層次分明。 道光十一年（1831），鮑辭官回粵閒居，在廣州芳草街（今登峰南路仁生里）構築“榕塘吟館”，種植一棵老榕，古幹參天，榕樹之下為榕堂，有池有亭，池上有樓，有橋有廊，名曰“也圓”。春秋佳節，他置酒邀朋，吟詩作畫。 鮑生性孝順。父親喜愛山水，他請人繪畫《策杖觀山圖》，並遍邀名流題詠，欲使父親的精神意象流傳於詩詞翰墨間。 鮑的書法，變化多姿，清新古樸，自成一派。他從小聰穎過人，被父親譽為“心通手靈”。晚年時，鮑在家鄉松鄰祠設立一個書房，名曰“經佘”，與幾個文友一起觀書臨帖，切磋字畫。每日必在書房將名家字帖臨摹，以求神韻。他臨摹多年，刻苦用功，青年時代，就創造出個人獨特的書法風格，名噪一時。[1]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41-1845），鮑在家鄉石溪仿王羲之蘭亭修禊，在半山臨溪之處築有亭榭兩座、書室兩間，經常邀文友雅集，在此曲水流觴，潑墨揮毫，作畫吟詩。沿溪留下32處摩崖石刻，都是當年來自南海、番禺、新會、香山等地文友的詩詞和題記。現今，亭榭書室已毀壞，但遺址尚存，石柱上刻著黃琛於道光乙巳年（1845）題寫的楹聯“到處有天機流水高山隨俯仰，此澗無俗客方巾野服即神仙”。 晚年時，鮑回歸故里，在鳳山書院和豐湖書院講學。 鴉片戰爭後，鮑出於義憤，道光二十九年（1849），支持義士沈亞米等刺殺澳門總督亞馬留。[4] 道光三十一年（1851），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登基，鮑以“咸歲雙春逢雨水，豐年盛世兩中秋”賦聯，呈獻咸豐帝。咸豐帝閱後大悅，遂召他“入都補官”。鮑應詔入京途中，突患癰疾，只好返回，不久在廣州去世，年僅54歲。 鮑俊著有《榕塘吟館詩鈔》、《倚霞閣詞鈔》、《羅浮游草》、《鮑逸卿草法》等文獻。原作多流失港、澳、穗、滬及珠海鄉間尚存有山石、祠廟的“墨寶”。[1][2] 鮑俊墓與妻子骸遷葬於家鄉山場蛇地墳場。1988年，珠海市博物館出資將鮑俊夫婦墓移葬石溪。[4] 現錄鮑俊的詩兩首： 《行香子‧澳門》[5] 濠鏡波平，四面鐘聲。禮耶穌，果供香迎。 簾垂粉壁，山鎖蓮莖。看海東西，樓高下，艇縱橫。 颶母時鳴，百丈潮生。卷腥風，浪拍蛟鯨。 沙關夕照，媽閣朝晴。愛蠟魚黃，銀蝦白，石螺青。 《晚望西樵》[6] 插天七十二芙蓉，朵朵都歸夕陽中。煙火萬家團遠樹，樓台上界動寒鐘。 似從空際尋瑤島，不辨岩邊走玉兔。滕杖芒鞋明月事，振衣同上大科峰。 [1]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4輯），珠海：珠海政協，1986，第73-83頁。 [2]盧德銘：《畫壇名家——鮑俊》，載《中山日報》，第3023期，第B3版，2003年4月17日。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頁。 [4]《鮑俊》，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9月12日，http://new.zhda.gov.cn/show.aspx?id=4726。 [5]劉福鑄等：《歷代媽祖詩詠輯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第312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第128-129頁。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廣州知府張道源因公事入澳門，順便遊覽媽閣廟，且題詩刻石於媽閣廟前。其詩雲：遙轉蓮花島，天然石構亭。當軒浮積水，護楫有仙靈。海覺終霄碧，榕垂萬古青。鯨波常砥定，風雨任冥冥。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廣州知府張道源因公事入澳門，順便遊覽媽閣廟，且題詩刻石於媽閣廟前。其詩雲：遙轉蓮花島，天然石構亭。當軒浮積水，護楫有仙靈。海覺終霄碧，榕垂萬古青。鯨波常砥定，風雨任冥冥。張道源：《題媽祖閣石壁》，錄自澳門媽祖閣石壁，轉引自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第197頁。

張保仔，又名張保，江門市人，一說是江門水南鄉人。俠盜。 父親是個漁民，保仔自小隨父出海捕魚。他15歲時一次出海捕魚，遇上海盜鄭一率眾劫掠江門，將他擄去。保仔英俊聰慧，又有辯才，深得鄭一的喜愛，安排他當貼身隨從；不久，收為義子，升為頭目。 清嘉慶初年，活躍於廣東沿海的四股海盜，每股有若干小股附之。各股海盜以不同顏色旗幟為號，劃海為界。黃旗首領吳知青，混名東海伯；二首領李宗潮。藍旗首領麥有金，海康縣烏石鄉人，在兄弟中排行第二，故又稱烏石二，有兄麥有貴、弟麥有吉和軍師黃鶴助之。青旗首領李尚青，混名蝦蟆養。 以上三股海盜盤踞於廣東西路的高州、雷州、瓊州、儋州、崖州及萬山群島等沿海。另有一股海盜，以紅旗為號，首領鄭一，保仔、郭婆帶（學顯）、梁寶（又名總兵保）輔助他，主要橫行於廣東沿海的東、中部。這些海盜專門搶劫過往商船、漁船行水（俗稱買路錢）及搶掠沿海居民和船客財物。[1] 嘉慶十二年（1807）十月十七日，鄭一在海上遇颶風溺死，紅旗幫由其妻鄭一嫂（又名石香姑）[2]和鄭一的侄子鄭安邦統領。之後，郭婆帶、梁寶另豎大旗，分別成立黑旗幫和白旗幫，均聽命於鄭一嫂。這三股海盜互相呼應，共同進退。鄭安邦懦弱無能，聞炮聲驚慌掩耳，不能率眾衝鋒陷陣。 鄭一嫂對保仔懷有深厚感情，又非常欣賞他的才幹，便命他率領一隊盜船。保仔平時行事謹慎，每事都請示鄭一嫂後才行動。打仗時，他身先士卒，而所劫掠的財物，均歸大家所有，沒有私己或多佔。 保仔治盜極嚴，尤其禁止部下姦淫、亂殺百姓，而且賞罰分明。他立下三條紀律：一，私逃上岸者，謂之反背，捉回插耳刑示眾後立殺。二，凡搶奪的貨物，不得私留，當眾清點；二成歸搶者，八成充公入庫，凡私竊者立殺。三，擄掠來的婦女，不許污辱，詢籍注簿，隔艙分住；如有犯強姦者立殺。還規定向百姓購買東西，須高價付錢；如有強取者立殺。因而他們得到群眾援濟，糧食火藥充足。 每遇形勢不利、部屬思想動搖，或決斷重大事情時，保仔借助迷信手法使眾人信服：先把自己的主張私下告訴道士，然後在“神樓船”內召開大小頭目會議，經商議後由道士求神問卜取決。道士將保仔的意見作為神的意旨，使其部屬深信不疑、言聽計從。由於行動計劃安排周密，往往取得預期的效果。保仔被部屬視若神明，威信在鄭一嫂之上。 在眾海盜中，由於保仔治盜有方，前來投靠的人越來越多，紅旗幫隊伍越來越大，成為當時各幫海盜中最大勢力的一派，全盛時期，有部屬七萬多人，大小船舶一千多艘。大船上裝有大炮，備有不少短刀、長矛等，小船裝有旋轉炮，橫行於南中國海域。 嘉慶十四年（1809），張百齡出任兩廣總督，改變以往出兵沿海圍剿海盜的做法，採取用盜之計。先令沿海各州縣建立團練，防禦海盜突襲；進而封鎖沿海，禁船出海，斷絕糧草，杜絕援濟，令海盜自斃。保仔在海上無所劫掠，轉而流劫珠江三角洲內河兩岸鄉村。 他常率眾假冒漁船或官兵，潛入內河，乘人不備，猝然搶劫，攻磨刀炮台、過九江、走容奇等。清政府多次派兵圍剿，均遭失敗。保仔率船隊企圖劫掠新會縣潮連、荷塘兩鄉。縣令沈寶善到江門組織防禦，兩鄉大炮林立，官兵和鄉民嚴陣以待，保仔望而卻步。潮連有一座洪聖殿，內祀南海神，據說在此求神十分靈驗。保仔借神退兵，托借“不畏潮連人，但畏潮連神”，揮眾劫牛渚灣復興墟。 二月，率眾從崖門經銀洲湖入開平縣長沙劫掠，燒鋪店二百多間，當時，香山、東莞、南海、番禺、順德等縣均受其害。十月，保仔在香港大嶼山赤瀝角被廣東水師和澳門葡萄牙海軍聯合圍攻九天。期間，保仔曾求於黑旗幫首領郭婆帶。郭婆帶與他素有矛盾，坐視不理。 事後，郭婆帶怕保仔尋仇，十二月向清政府投誠，受封為把總。鄭一嫂、保仔感到形勢對自己不利，認為長做海盜終非良策；加上受郭婆帶投誠受封的影響，漸生投誠的想法。當澳門醫生周飛鴻（與保仔有交情）受張百齡之命前來勸降時，鄭一嫂、保仔當即答應投誠。張百齡略聞保仔俠義，保仔亦知其上任需建立威信。早在張百齡到任時，保仔在廣州、澳門等地發佈文告，一併揭露香山知縣、澳門同知貪污行徑，坦露被迫為寇，絕不侵犯“白青天”下轄之地界。[2] 嘉慶十五年（1810）四月三日，保仔、百齡、阿里亞加在澳門“望廈塔＂談判。當月，正式受降地點定在香山縣城石岐。[2]鄭一嫂、保仔率領16000人到香山縣芙蓉沙向清軍投誠，交出大小船隻470艘、糧餉40多萬兩、刀矛軍械三萬餘件。[1] 保仔投誠後，取名張保，被授千總之職，娶鄭一嫂（石香姑）為妻。之後，他奉命率39艘戰船隨隊出海緝捕海盜。保仔是海盜出身，受到同僚的嘲諷為難。他忍辱負重，積極剿滅海盜，誘捕藍旗軍首領麥有金，為平定廣東沿海海盜立下戰功；受朝廷賞識，獎戴花翎，擢升守備；不久擢升為順德營都司；嘉慶二十四年（1819），擢升為福建閩安副將，官至三品，委任鎮守澎湖。後來，石香姑被朝廷封為誥命夫人。[1]清道光二年（1822），保仔死於任上，年僅36歲。 兩年後，石香姑攜子回到南海縣定居。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石香姑被朝廷免去誥命夫人的封號，削為平民。張保仔生育一子張玉麟，憑父蔭庇，被封為千總，但未從軍，後患肺病亡。 張保仔有大本營所在地，聽說在大嶼山、香港島或東莞縣的龍穴島。香港民間流傳，位於長洲島、塔門洲、南丫島及港島舂坎角，長洲西和馬灣洲的天后宮、港島赤柱的天后古廟，傳說是當年張保仔部屬所建的哨站。這些地點均無史籍可證。據史料記載，張保仔的大本營設在潿洲和峋洲。 道光年間溫承志所著《平海紀略》載“而潿洲孤縣（懸）海外，遂為賊（張保仔）之巢穴”，“凡潿洲、峋洲各島嶼為賊所據者”，“公命承志與賡額、朁黃樊二鎮軍，率偏往悉掃蕩之”。峋洲位於今廣東省雷州半島雷州灣東部。潿洲位於今廣西北海南部的北部灣。這兩個島遠離大陸，巡海官船不容易抵達。張保仔的劫掠對象以過往的官船、洋船為主。[1] 傳說，張保仔在長期海盜生涯中積累大量的金銀財寶，因居無定所，他把這些金銀財寶秘密地埋藏於其所活動海域的島嶼中，埋藏地點眾多，成為傳說中的張保仔藏寶洞。現在，珠海連灣山的古代先民出海前祭海所創作似“葫蘆”的石岩畫，就是平沙鎮地方志辦工作人員，根據張保仔的傳說，1992年8月實地考察時發現的。[3] 張保仔大屋位於澳門半島西部沙梨頭麻子街，為一座小巧玲瓏的亭園建築。其兒孫續居於此，抗日戰爭期間，該屋被拆毀。[4] [1]盧孟來：《海盜之謎》，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第225-227頁。 [2]《風流海盜張保仔的戰火情仇》，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11月5日。 [3]珠海市檔案館、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歷史回眸》，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第135-136頁。 [4]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538頁。

林福祥，字亮予，號季薇、又作季眉，原籍香山縣隆都（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生於澳門一個富商家庭。[1]英烈。 福祥從小廣讀詩文，喜談兵略，但屢試不中，創作《試場失意放歌》，以宣洩胸中的鬱悶。他在澳門長大，最知夷性，尤其對葡萄牙、英國等列強向中國大量輸入毒品鴉片、掠奪我國領土和資源的海盜行為，十分憤慨。他從小立下了禁煙驅夷的決心，積極擁護林則徐堅決禁毒的抗英行為，對誓死保衛國土、英勇戰死沙場的英烈極為欽佩。 1841年1月7日，英國侵略軍進攻珠江口大角、沙角山炮台。駐守的清軍官兵與侵略者浴血奮戰。副將陳連升及其子陳長鵬身先士卒，在武器落後、人員被大量裁減、英軍艦炮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仍不畏強敵，率領官兵拼死血戰，直到最後壯烈犧牲。沙角山炮台失守，副將的戰馬被英國侵略軍掠去香港。這匹訓練有素的戰馬，像他的主人一樣，“忍餓骨立，猶守節不變”而死。 福祥深有感觸，撰寫一首充滿愛國主義激情的《義馬行》詩，序說：“義馬者，副將陳公連升所禦也。英夷入寇，副將提兵應敵，父子皆歿於陣，馬為逆酋所獲……飼以芻秣，不食，遂棄之深山中，馬得以生。嗟乎！一馬之微，猶能感主恩，思敵愾而況食毛踐土。可不思殺敵致果，馳驅報國哉！”詩中有“願乘此馬破夷狄，手縛單于靖邊域”等句，以示對英雄和戰馬的景仰崇敬，滿懷對侵略者的激憤和殺敵救國的抱負。 英軍侵佔香港，接連攻陷虎門要塞。福祥想到一定與林則徐被革職和琦善力反前任、妥協投降有關。福祥頻繁往來於省港澳之間，看到英夷的掠奪野心擴張，對廣州的安危十分擔憂。當時，林則徐被撤去欽差大臣和兩廣總督職務，移居高第街連陽鹽務公所。福祥和廣州民眾一起上門看望慰問林則徐，各界抗英群眾送來表揚、讚頌林則徐的頌牌。福祥自己送的頌牌寫著“千古吾師，繼往開來”，既讚美稱頌林則徐，又表達自己繼承禁煙抗英未竟事業的宏願。 英侵略軍開始武裝進攻廣州的部署時，為實現“忠孝兩全”，福祥晝夜趕寫《武裝保衛廣州的戰守方略》；帶著年逾七旬的老母親，專程從澳門趕到省城，把慈母安置到遠離廣州近百華里的花縣花山避戰亂，當即要求從軍殺敵。福祥首先求見廣州知府余保純，條陳武裝保衛廣州的方略。 余保純卻冷冷地對他，不屑地順手把《武裝保衛廣州的戰守方略》放在一邊，說道：“英軍炮利船堅，不好惹。他們遠渡重洋來此，志在經商，滿足了他們，自然不會搗亂。” 福祥想申辯幾句，余保純卻說：“杞人憂天！”福祥一怔，非常不滿，又不能在知府大人面前發作。他對余保純說：“余大人，學生只記住中國一句古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林某只求退敵救國，沒甚麼別的想法。”余保純氣得跳了起來，立即示意跟班送客。 福祥滿腔的愛國熱情，竟被余保純潑了一盆冷水，十分氣憤，後悔把《武裝保衛廣州的戰守方略》交給這樣的昏官。但他不死心，繼續尋找上陣殺敵、護衛廣州的門路。 當時祁𡎴被任命為兩廣總督。正好福祥的恩師、香山名士黃培芳做了祁𡎴的幕僚，黃培芳把福祥薦給祁𡎴。祁𡎴委派福祥招募水勇，組成“平海營”，任命他為“管帶”。福祥很快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招募得善泅且武藝高、有膽色的壯漢572名，配備好戰船16艘，領了足夠的槍、炮，經過短期軍事訓練，立即投入保衛廣州的戰鬥。 1841年5月20日深夜，清廷駐守廣州的靖逆大將軍奕山冒險夜襲英軍遭慘敗，率官兵退入城區緊閉城門不出。21日始，侵華英軍南北夾攻廣州。福祥管帶率水勇戰船先後在珠江河水道白鵝潭、泥城與英夷打了兩仗。奕山懾於英軍艦堅炮利，主動與英軍談和，簽訂《廣州停戰協議》，條件是向敵軍交出600萬元“贖城費”，把城區近四萬名清軍撤出廣州60里外。 福祥率水勇配合三元里103名鄉義勇反攻，與英軍爭奪城北高地四方炮台。福祥在陣地前沿，親自開炮轟擊炮台，壓住英軍的火力，掩護義勇衝殺。這次雖未有攻下四方炮台，但打亂了英軍當天的攻城計劃，打死打傷70名英軍官兵。“平海營”水勇犧牲五名，受傷數十名。 接著，福祥率“平海營”加盟廣東三元里平英團，並成為戰將，在泥城、牛欄崗一帶與英侵略軍打了一場硬仗，打得英侵略軍顧不得大英帝國的“尊嚴”，紛紛跪地求饒。英軍敗退回城北高地。數萬名義勇，與連夜趕來參戰的十多萬名珠三角各地的義勇，把敵軍司令部四方炮台包圍得水泄不通。 正要待天明全殲敵人，卻被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替侵略軍解圍，軟硬兼施驅散抗戰民眾，把敵人從死裡救活。因為“平海營”是廣東三元里平英團中“半官半民”的序列，配有槍支火炮，在這次戰鬥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進攻廣州的英國侵略軍被廣東人民打敗，由清廷廣東當局派部隊護送退出珠江口。清廷制止平英團水勇、義勇截殺戰敗者。6月8日，英國侵略者全軍6000多人和大小艦船撤退到香港。這次戰役，侵略者傷亡慘重，英軍被平英團打死200多人、受輕重傷300多人、生俘15人，僥倖在戰場生還的，到港後許多患病或死亡。 英侵華海軍司令辛好士上校，被平英團打敗那天，因驚慌過度又中暑著涼，精神受到重創，熱病大作，五天後死於香港；參與指揮第三十七團的達夫陸軍上尉，在牛欄崗作戰感冒並患腦膜炎而病死，同葬在澳門。 6月8日，福祥等將領應邀出席廣州知府在大佛寺擺設的筵席，慶祝抗戰勝利。福祥獲賞帶藍翎。他捐資2100餘兩白銀置購洋槍火藥，封五品職銜，被委以率帶水勇護衛省城。 6月10日，福祥率“平海營”水勇撤離石井橋駐地之前，以個人名義擺設90桌酒席，大宴“平海營”全體水勇和平英團眾頭領及士紳。席間，福祥正式提出要收復香港。他對與會者說，今春英夷強佔我香港島，實屬無理兼可惡！牛欄崗大捷，英軍退回高地，全殲在即。當事者出城解圍，讓番鬼撤回香港。本人之見，萬不可讓英夷在港島盤踞，應一鼓作氣，乘勝收復國土，雪洗恥辱。否則，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平英團眾頭領對漢奸知府余保純放走英國侵略軍，一直心不甘，憋了一肚氣。現在聽福祥提出要追殲英夷，收復香港，一致同意，並作出戰術決策，伺機帶義勇出戰。 8月10日，英國政府新任命的駐華特命全權公使璞鼎查、新任侵華遠征軍總司令兼海軍司令巴加，帶領大批艦艇和軍隊來到香港。 8月21日，英軍傾巢出動，北犯福建、浙江。當時，福祥派潛港島的偵探瞭解到：璞鼎查、巴加率領的精兵艦船都已東進，錢糧輜重，俱屯在香港。留守香港的英兵只有三幾百人，都是羸弱之卒，且又無兵頭統領，只留一名管理民情兼理錢糧的官員監守。若此時出兵收復香港，燒其積聚，英軍進無所食，退無所據，不戰自潰了。 福祥在給祁𡎴的報告中，列舉出兵收復香港的有利條件，指出當時存在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可勝因素。特別強調說，比者官兵同心，紳勇欲戰，且自有三元里大捷，更覺勇氣百倍。他建議：“由香港後路，潛師襲取，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便可取勝”。 他重申“和不足恃”的主張，認為“香港不可不復”，倘若“今日尚持首鼠之端，他日必貽反噬之悔。”他上書兩廣總督立下軍令狀“乞即收復香港”，“願自率本隊以當前鋒，少有畏縮，即正軍法亦無悔焉。” 清廷廣東當局沒有採納福祥的意見，更沒同意他率水勇、義勇收復香港，使他報國無門，憋了一肚子氣。他針對兩廣總督和靖逆大將軍的“恐夷病”，陸續撰寫《論粵東事勢》和《論勝敗形勢》。在《論勝敗形勢》裡，他用具體的事實，分析敵我雙方的力量和國情，批駁英軍船堅炮利、不可戰勝之說。他還整理了在戰時寫的《三元里打仗日記》。 30日晚，英軍敗退回四方炮台，我水勇、義勇團把敵人包圍，終夜嚴守等待天亮後全部生擒。不料當局出城彈壓，訓斥水勇、義勇多事，驅散抗戰民眾，替英軍解圍，使義律、臥鳥古率部隊逃生。 英軍侵華頭目璞鼎查用武力逼迫清廷簽訂《南京條約》後，率艦隊南下，要進廣州城擴張。福祥把全體水勇開到珠江一線阻截。平英團各頭領在兩岸糾集20萬義勇聲援，堅決不准許英軍進入廣州，嚇得璞鼎查把艦隊停在獅子洋江面，最後撤回香港。 1846年下半年，福祥卸任護衛廣州的水勇管帶之職，出任江西贛州定南廳同知，之後升任南昌、撫州、饒州知府等職，仕途順暢。福祥擔任吉安贛寧兵備道駐守吉安之時，攻吉安城的正好是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部先鋒“花旗軍”頭領周春（後被洪秀全封為太平天國懷王）。 周春原是禺北太和市同升社學教頭、三元里平英團戰將，與福祥結為患難兄弟，感情甚篤。現在各事其主，兵戎相見。論實力，周春的隊伍此時擴充至兩萬人，比福祥的守軍強大兩倍。周春寫好一封信讓小妾飛舵鳳化裝農婦進城送給福祥，讓福祥反水，投奔太平軍，一起殺清妖，打江山。福祥閱信後，既喜又驚：喜的是圍攻吉安的太平軍頭領竟然是周春大哥；驚的是一旦朝廷獲悉，留在南昌城的家眷必定被滿門抄斬。福祥迷戀自己的仕途，沒與周春合作。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國人向清廷要求全面“修改”《南京條約》，開放更多的口岸，准許鴉片貿易合法化的特權，遭到清政府的拒絕。侵略者並不死心，時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香港總督文翰和駐廣州“領事”巴夏里，先後到南京做說客，拉攏誘惑洪秀全聯手反清，但要價很高，遭天王堅決拒絕。英國人看到太平天國沒給他們好處，就與清廷聯合鎮壓太平軍。 當時南昌府正被太平軍包圍。其中英國人先後以送洋槍洋炮支援福祥，對付太平軍以解南昌之圍，作為誘餌拉攏他。福祥對英國人的侵略行為刻骨仇恨，尤其對未能收復香港一直耿耿於懷。他拒絕與侵略者合作，表示要收復失地香港並把英夷趕出中國。因政績卓著，福祥提升二品浙江布政使。 1861年12月，忠王李秀成率太平軍攻陷杭州，福祥被俘，李秀成待他為上賓，在忠王書房談論政事至深夜。福祥妻子潘氏、陳氏，在太平軍攻城時死於亂軍中。福祥的女兒自殺。幼子不知下落。忠王派出親兵替他找回。 福祥投誠太平軍，過了十多天，他不願留在軍營，想回鄉發展。李秀成送他300兩銀，他僅領了百兩，臨行前他寫信與忠王辭行。福祥激動地對李秀成說：“今世不能為友補報，來世不忘。忠王本事出色，未遇明君，好惜！好惜！” 福祥因參加平英團抗英救國以及對忠王李秀成的言行，使清廷極為反感。當福祥攜帶幼子離開上海回粵途經衢州時，被時任浙江巡撫左宗棠捕獲，1864年3月被殺害，年僅50歲。 周春率太平軍去劫法場，救不到林福祥，救回林福祥的幼子。 林福祥死前懊悔交加。[1][2] 林福祥還著有《平海心籌》等文獻。 [1]《林福祥》，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1年12月6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443。 [2]《林福祥》，載“中國青年網＂，2011年12月26日，http://agzy.youth.cn/xzzh/yinglie/200912/t20091209_1105586.htm。

魏源，原名魏遠達，字默深，生於湖南邵陽縣一都金潭（今湖南省隆回縣司門前鎮學堂灣村）。進士、著名經學家、政治家。 先祖原是江西省太和縣人，明朝初年遷徙到邵陽金潭定居。 魏源出身於中小地主官僚家庭，15歲中秀才；21歲時隨父至京師，從劉逢祿治公羊學，並與龔自珍、林則徐結識，共同研究學問，談論時政。1828年，他考中舉人，之後屢試不第，1844年榮登進士。他以知州分發江蘇，歷任東台、興比縣知事，1850年任高郵州知州；1853年組織地主武裝團練，準備抵抗太天平國農民軍。因耽誤驛事，他被清政府革職。不久恢復官職。 晚年時候，魏源在家潛心研究佛學，法名承貫，輯有《淨土四經》。 1857年，魏源在杭州東園僧舍病逝，終年63歲。葬於杭州南屏山方家峪。 魏源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海國圖志》、《聖武記》、《古微堂內外集》、《古微堂詩集》、《古微堂集》、《元史新編》、《老子本義》、《詩古微》、《書古微》等數十種，其中《海國圖志》、《聖武記》最著名，影響最深遠。 1841年，魏源入兩江總督裕謙幕府，直接參與抗英戰爭，並在前線親自審訊俘虜。後見清政府和戰不定，投降派昏庸誤國，憤而辭官，立志著述。1842年完成《聖武記》，敘述清初到道光年間的軍事歷史及軍事制度。在文中提出“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贏，令不行於境內之謂贏。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不材，則國禎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的人才論觀點。 魏源依據林則徐所輯的西方史地資料《四州志》，參以歷代史志、明以來《島志》及當時夷圖夷語編成《海國圖志》50卷，後經修訂、增補，1852年成為百卷本。它囊括世界地理、歷史、政制、經濟、宗教、曆法、文化、物產，對強國禦侮、匡正時弊，振興國脈之路作了探索；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觀點，主張學習西方製造戰艦、火械等先進技術和選兵、練兵、養兵之法，改革中國軍隊。 為了捍衛中國的獨立自主，他號召“以甲兵止甲兵”，相信中國人能戰勝外國侵略者。他告誡人們在“英吉利蠶食東南”之時，勿忘“鄂（俄）羅斯併吞西北之野心”。他提倡創辦民用工業，允許私人設立廠局，自行製造與銷售輪船、火器等，使國家富強。他主張革新，要求“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 他並在《默觚》中發揮“變古越盡，便民越甚”和“及之而後知，屨之而後艱”的主張，實為近代中國改良思想的前驅。對清王朝長期昧於世界大事，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封關鎖國的閉關政策和媚外求和的路線予以犀利的批判。 1851年，魏源授高郵知州，公餘整理著述，1853年完成《元史新編》。後來，他以“遲誤驛報”、“玩視軍機”革職，不久復職，他以年逾六旬、世亂多故而辭去。 魏源是一個著名的經學家和政治家、清代的進步思想家。他在浙江參加鴉片戰爭；提倡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復古，主張變法和建立近代化工業。編著的《海國圖志》對當時瞭解外國情況，具有很大價值，被人們認為“奇書”。[1] 1848年，魏源用了半年時間，行程八千里，遊遍東南半壁河山，遠至嶺南、澳門、香港，留下了詩篇。 魏源抵澳門後，應好客的“葡萄亞國人”委理多之邀，到他家花園做客。只見亭台樓閣，怪石古木，珍禽異鳥，多為海外種。委理多請魏源登上花園內的小樓，魏源看見室內擺放著一架洋琴，有半張茶几大小，琴上架以銅絲。魏源請主人撥奏給他欣賞，委理多不擅，但入室請出妻子代為演奏。只見女主人按照琴譜，手足應節，洋琴音調和諧，極其妍妙，與禽鳥的啾啾聲、海濤的嘩嘩聲，隱隱應和。演奏罷，委理多又領來兩個孩子相見，都不到十歲，冰肌雪膚，瞳剪秋水，魏源在中原從未見過。委理多知道魏源能詩，請求留句。於是，魏源作《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喃喃誦之。委理多聽後大喜，回贈洋畫送別。 《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2] 澳門自明中葉為西洋市埠，園亭樓閣，如遊海外。怪石古木，珍禽上下，多海外種。其樊禽之所，網其上以銅絲，縱橫十丈，高五丈，其中池沼樹木，飛浴啄息，空曠自如，忘其在樊也。園主人曰委理多，葡萄亞國人。好客，延登其樓，有洋琴如半几，架以銅絲。請其鼓，則辭不能。俄入內，出其室[3]，按譜鼓之，手足應節，音調妍妙，與禽聲海濤聲隱隱應和。鼓罷，復出其二子。長者九歲，仌肌雪膚[4]，瞳翦秋水，中原未之見也。主人聞予能文，乞留數句。喃喃誦之，大喜，贈洋畫而別。 天風吹我大西洋，誰知西洋即在澳門之島南海旁。怪石磊磊木千章，園與海濤隔一牆。牆中禽作百蠻語，樓上人通百鳥語。鳥聲即作琴聲譜，自言傳自龍宮女。蟬翼纖羅發鬌鬖[5]，廿弦能作千聲彈。初如細雨吹雲間，寫出天風海浪寒。故將兒女幽囪態[6]，似訴去國萬里關山難。倏然風利帆歸島，鳥唬花放檣聲浩。觸碎珊瑚拉瑟聲，龍王亂撤珍珠寶。有時變節非絲竹，忽又無聲任剝啄。雨雨風風海上來，蕭蕭落落鐙前簇。[7]突並千聲歸一聲，關山一雁寥天獨。萬籟無聲海不波，銀河轉上西南屋。烏乎，誰言隔海九萬里，同此海天雲月耳。[8]膝前況立雙童子，一雙瞳子翦秋水。我昔夢蓬萊，有人長似爾。[9]鞭騎麼鳳如竹馬[10]，桃花一別三千紀。[11]烏乎，人生幾度三千紀，海風吹人人老矣！[12] [1]夏劍欽、熊焰：《魏源研究著作述要》，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9，第1-33頁。 [2]黃雨：《歷代名人入粵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第445-446頁。 [3]出其室：請出他的妻子來。 [4]仌：“冰”的古字。 [5]鬌鬖：低垂。 [6]幽囪（聰）：嫺靜聰明。 [7]鐙前簇：箭落馬前。 [8]耳：語助詞。 [9]爾：你。以上二句比他為仙童。 [10]麼鳳：鳥名。一名桐花鳳。此處指仙鳳。 [11]桃花：指天上蟠桃花。《武帝內傳》載：“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以上二句，意謂自從夢裡見他，別後至今已三千年。 [12]作者想像豐富，寫琴聲可與《琵琶行》媲美；結束處尤為奇妙，使人有天馬行空之感。

黃玉堂，字仙裴，祖籍順德林頭（今佛山市順德區北滘鎮林頭村），定居香山縣鐵城（今屬中山市石岐）。[1]進士、山西提學使、書法家。黃渭樵之父。 先祖遷居香山鐵城，至玉堂是第六代。父親黃煥寅，字茂東，號啟明。[2]兄弟四個，玉堂排行第四。長兄黃玉書成為舉人。二兄黃玉筵也是舉人。三兄黃玉湖。 清同治十二年（1873），玉堂高中舉人。[3] 同治十三年（1874），榮登甲戌科二甲第四十四名進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兩任順天同考官，後任侍讀學士，官至山西提學使。 玉堂自小好學，博覽典籍，入讀詞館；歷經清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中華民國六個朝代，閱盡人間滄桑，看遍風雲變幻。他為人謙虛，不恥下問。他任翰林院編修，經常將自己的詩詞作品請教同鄉私塾老師黃椒升（衍昌），一時傳為佳話。黃椒升非常賞識玉堂的君子作風，專門填詞一首讚揚他：“今日京華塵不染，甘向園林高寄。一番自笑，癡人如此，鐵板銅琶流絕唱，對寒窗，靜把吟毫理，歌一闋，西風起。＂ 黃家一直以詩書傳家，卻不喜做官。玉堂做了十幾年官，開始厭倦，在母親去世後，他辭官隱居，以文藝自娛自樂。 玉堂擅長書法，用筆渾厚，大度寬宏，結體舒博，章法疏朗有致，用墨濃重，法度嚴謹。書風與當時李其儀、李洵安、吳應揚等有相近之處，但他更突顯個性。[1] 民國二年（1913），玉堂去世，終年72歲。 黃玉堂著有《瑞蓮軒詩鈔》、《癡夢齋詞草》等書。順德市博物館藏有他寫的《行書條幅》、《行書園面》。《廣東文物》刊載簡又文藏有他寫的《字軸》。 [3]黃玉堂之子黃渭樵是民國時期著名書法家、“嶺南雙傑”之一。另一子黃元勳（孟徒）也是書法家。 黃玉堂任職翰林時，光緒年間，香山縣連續幾次發大水，毀掉不少農田。按照清朝慣例，水災之後，農民可以圍堤淤地，叫“圍沙田”。光緒十二年（1886），水災之後，黃玉書主持香山縣“圍沙田”工作。共有89戶農民參與，每圍一畝地，上交一定數量的銀兩。按照清政府要求，他們給香山縣衙打了報告，獲得批准。在89戶農民各自上繳銀兩，還給水災所毀土地的主人——順德豪紳何太英補償1700多兩銀子。 當時何太英之子何崇光，與黃玉堂同年成為進士，受到朝廷重視，擔任御史總管。 何太英想趁修圍堤之機，強佔香山大南沙數百畝良田，遭到黃玉書等人拒絕。何太英看軟的不行，就帶著手下對“圍沙田”的農民大打出手，並惡人先告狀，指使何崇光彈劾黃玉書等人。 朝廷通知兩廣總督張之洞，讓他盡快查清案件。張之洞詳細瞭解情況後，秉公辦理。何太英一看要吃虧，公然在公堂上把何崇光提拔的情況，寫了小紙條遞給張之洞。張之洞根本不吃這一套，把何崇光家族橫行鄉里的情況寫成奏摺，如實上報。結果何崇光及其父親兄弟子侄七人被捕入獄。此案對中山影響很大，黃玉書按制度辦事、張之洞秉公執法，成為當時香山街知巷聞的話題。[4] 清宣統元年（1909），黃玉堂擔任香山縣農務分會總理，舉人劉曜垣等人任董事。順德紳士馮國材在香山大黃圃成立安洲農務分會，管轄東海十六沙，馮國材任總理。同年馮國材之子馮毓靈成立龍洞農務分所，管轄西海十八沙。宣統二年（1910），大黃圃鄉人、大理寺評事、舉人何國華、鄉紳李仲英等人為奪回大黃圃的土地，上告官府要求撤銷安洲農務會，成立大黃圃鄉分所，但未能得到官府的支持。[5] 現錄黃玉堂的詩兩首：[6] 《繆君星帆來書，自述遷居鏡湖，暇與寺僧接晤，賦此答之》 鏡湖今已屬蠻方，遷地誰言便不良？古寺風清君自適，愁城日困我徒傷。 潔身轉慨客無地，充耳還尋醉有鄉。花事飄零春易盡，故應三徑漸全荒。 《水龍吟‧對月》 麝蘭香燼餘熏，晚風輕篆爐煙細。珠簾初卷，一輪剛滿，淡雲無翳。漏響催蓮，露痕侵桂，殘機懶理。想妝樓夜悄，闌干倚遍，空惆悵，人千里。 為問人間天上，算團圓、一年曾幾。棲鴉夢冷，吟蛩聲咽，誰家秋思。漸減清輝，乍圓還缺，月猶如此。對中庭地白，含情待訴，欲眠猶未。 [1]盧德銘：《書壇名家——黃玉堂》，載“中山網＂，2008年8月28日，http://www.zsnews.cn/zt/zsarts/showcontent.asp?id=574430。 [2]《林達老師家世搜索之二》，載“新浪博客＂，2012年12月1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119fe20100i9lg.html。 [3]順德市博物館：《順德書畫人物錄》，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第111頁。 [4]《林達老師家世搜索之四》，載“新浪博客＂，2012年12月1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119fe20100i9ml.html。 [5]陳賢慶：《天下糧倉》，載《中山日報》，2006年10月7日。 [6]鄧國光、曲奉先：《中國歷代詠月詩詞全集》，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03，第1063頁。

黃德峻，字景崧，號琴山[1]，廣東省高要縣（今高要市）人。進士、詩人。 黃德峻生於清嘉慶元年（1796）農曆十一月二十四日，嘉慶十八年（1813），高中舉人；清道光二年（1822）榮登進士；歷任戶部主事、泉州知府，署福建糧儲道、延建邵道；後因事被免職。 道光三十年（1850），黃德峻去世，年僅54歲。 黃德峻是十三行怡和行商伍元華、伍崇曜兄弟好友。父母去世後，他寄寓伍氏西園；喜愛收藏法書名畫，收藏甚富。 黃德峻擅長作詩，譚瑩謂其詩有漸近自然者。又以倚聲擅揚，佳者與吳蘭修《桐華閣詞》雁行。著有《樵香閣詩鈔》、《三十六鴛鴦館詞》。 現錄黃德峻的詩兩首：[2] 《澳門》 傳聞形勝似蓮花，孤嶼南浮水一涯。[3]潮落海門分十字[4]，鐘鳴山寺禮三巴。[5] 鯨鯢浪靜通番舶[6]，蠣蛤塘寬佔蜑家。[7]好是葡萄新酒美[8]，高台風月不須賒。[9][10] 《媽閣次壁間張太守道源韻》 蠔鏡殷勤照，鴻泥一再經。片雲移太華，孤閣控重溟。 打岸濤頭白，撐天石骨青。望洋應有歎，風急晝冥冥。 [1]朱彭壽：《清代人物大事紀年》，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第953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49-250頁。 [3]一涯：一邊。涯，水邊、地邊。 [4]潮落海門分十字：海有上下十字二門。 [5]鐘鳴山寺禮三巴：山上有三巴寺，每七日為期，侵晨撞巨鐘，聲聞十數里。夷人男婦咸集，聽僧演說，曰禮拜。 [6]鯨鯢浪靜通番舶：當時海寇初平。 [7]蠣蛤塘寬佔蜑家：青洲一帶海中，土人多以種蠔為業，名曰蠔塘。蠣蛤，蠣，牡蠣，俗稱蠔；蛤，蛤蜊。皆海產。佔蜑家，為蜑家所佔。蠔塘，又稱蠔田。澳門附近亦多蠔田，這首詩可以為證。 [8]葡萄新酒：指紅葡萄酒或葡萄紅露酒。 [9]高台：山有南北二台。 [10]腹聯上句原注：“時海寇初平。”嘉慶初年，粵東海盜蠭起。至嘉慶十五年（1810）四月，兩廣總督百齡至香山，招降海盜首領張保，事始平息。事見道光《香山縣志‧事略》，這首詩當作於同年或稍後。

陳蘭芝，字拂霞，號馥亭[1]，香山縣小黃圃鄉（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容桂街道小黃圃社區）人。[2] 蘭芝自幼聰敏好動，讀書重在領會大意，不願受繁文縟節所束縛，對科舉考試不感興趣。稍長，廣泛學習經世致用之學；同時，刻苦練習騎馬射箭，志在大幹一番事業。 青年時代，蘭芝多次到江南探望任知縣的胞兄，並且出謀劃策協助兄長解決政務上的棘手問題。兄長見弟弟足智多謀，為人正直，適合從政，決定入京設法為他籌謀官職。 後來，在兄長幫助下，蘭芝被任命為山東高唐知縣。高唐縣地處七省要衝，軍需、京餉、重囚往來不絕，稍有疏忽就會出現事故。歷任縣官儘管小心翼翼，難免不出差錯。而蘭芝雖初出茅廬，在任四年，把政務治理得井井有條，無可挑剔，使原先對他心存懷疑的上司同僚無不佩服，刮目相看。 蘭芝作風刻苦，勇於任事，事無大小，從不掉以輕心，堅持親力親為，一抓到底。 清乾隆年間，蘭芝從弟子員生調任山東高唐州州判，主理農事生產和官糧儲運事務。當時高唐南部河道淤塞，水災時有發生，百姓難以維持生計，紛紛逃荒，百里荒蕪，罕見人煙。 蘭芝深入勘察地勢，發現漯河故道，幾百里長，直抵禹城，堵塞很久了。他向上司建議重修漯河故道，獲得批准。蘭芝奉命監督工程，調動民夫近萬人上陣。他廢寢忘餐投入工作，使日以繼夜在各工地巡查，檢查過問每個環節。工程後期，蘭芝因勞累過度而病倒，但他堅持上堤巡視。部下深受感動，大家都忠於職守，拼命工作。做到一半時，忽然大雨淋漓，掘泥工程前功幾乎盡廢。知州意欲停工，撤退民夫。 蘭芝堅信工程可以成功，勸說現在上游已初步疏通，下流仍然阻塞，萬一天雨滂沱，下流鄉縣必成澤國，造成災難就不可收拾。工程繼續做下去，竣工有望。 不久，天氣轉晴，蘭芝親自督工，露宿河岸，力爭早日完成疏導工程，工程終於在雨季前竣工。竣工不久，就遇上河水氾濫，已經疏通好的河道發揮重要的作用。高唐及鄰縣農田廬舍無恙，黎民百姓皆大歡喜，將這條河叫作陳公河。[3] 蘭芝修築城牆，在原先估計之外，命令人員多造磚數百萬加固地基。州長因此責備蘭芝勞民傷財。蘭芝說城工堅固，十年內不管有沒有澇災，都備無患，這不是重傷財勞民。 第二年夏雨，西邊城牆突然塌陷。蘭芝馬上命人搬來磚塊在原先做好的地基上修建，工程不多花力氣就完成了。大家都十分佩服他。 蘭芝為官，從來不獨斷和自恃聰明，一心為民請命，正直不阿，以身作則，努力推行利民便民措施，樹立正氣，上下同心，迅速營造出有利於執法的局面。另一方面，他愛護部下，知人善任，賞罰分明，威信甚高，下級都樂於為他效力。[1] 有一年冬，朝廷西北用兵，上級官員賞識蘭芝的才能，指派他押運山東全軍糧餉百餘萬出大散關，限期緊迫。時值連日大風雪，經過四川時道路被雨雪阻斷。 蘭芝以濃厚的情誼和誠信為人，感動了將士，率領他們日夜兼程，饑渴勞頓，艱苦備嘗，而部下始終沒有怨言。 最後幾天，風雪更急，趕路更多，在晚上三更時分才到達驛站，僅休息兩個時辰。天一亮，軍士們就不顧疲倦，一致要求上路。縱然道路崎嶇萬狀，大家義無反顧。等到抵達軍門，還未到規定的時限。 蘭芝負責通緝搜捕王倫的餘黨，該案牽涉面很廣，他把尺度抓得很嚴，認真把主犯、從犯與脅從區別開來，許多與此案有牽連的人都沒被濫捕錯判。沿路見到遺下的骸骨，蘭芝不禁流下了眼淚。有人說逆賊的屍骨值得可惜嗎？蘭芝說，愚蠢的民眾造反，國法已得到申張，掩埋他們的屍骨，以彰法外的仁度，不更好嗎？於是，蘭芝命令手下撿埋沿途的屍首，幾個縣百姓聽聞，無不感動哭泣。[3] 之後，蘭芝指導修築高唐城垣和押解百萬軍餉往四川兩件重要工作中，都有出色的表現。當時，朝廷以軍功優待，決定委任他當重要官職並予封賞。[2]蘭芝急流勇退，託病謝辭，請假休養。他離開時，數以萬計黎民百姓相送，沿途數十里人群揮淚道別。[2] 相傳相莊立村之前，此處是一個很大的村莊，後來因為一種叫紅金豆的害蟲致使全村滅絕，才由官府遷民至此的。相莊之前，此地就建有東方朔祠，據《高唐州志》（光緒）載：“東方朔祠在州東北十里，朔平原人，高唐舊隸平原。祠廢碑存……州判陳蘭芝立東方朔故里碑於城北”。 後來，蘭芝遍游泰嶽、嵩山、華山、西湖、天山、五台、雁蕩、羅浮諸名勝。 蘭芝編輯的作品有《嶺南風雅》三卷，收錄自唐代張九齡起，至清朝止，分為詩、賦、記、序等體裁，其中收入穗籍崔有之、李昂英、李德、黃哲等人作品，包括《廣州歌》、《白雲山》、《荔灣漁隱》等描寫廣州風物的詩歌。[4] 蘭芝編著《魯蜀文獻》兩卷、《錦岩志略》，並補校《家禮辨定》、《嶺南名勝記》、《願體集》等。[1] 約清乾隆五十年（1785），蘭芝在番禹河南澳峽東街卉木精舍居住，增輯明代郭棐（篤周）《嶺海名勝記》32卷。[5]其中，《嶺海名勝記》第一卷。首白雲山記，次海珠記，次靈洲山記，次崖山記，次南海廟志，次浮邱山記，次西樵山記，次海幢志，次澳門記，次石門記，次飛來寺記，次花田記，次江門記，次七星崖記，次羚羊峽記，次鼎湖山記，次三峽記，次九成台記，次珠池記，次奇甸記，次梅嶺，次韓山祠記，次鶴峰記，次曹溪志略，次丹霞勝略，次風度樓記，次羅浮山記。茲篇共記嶺南27處名勝。每一名勝，皆擇其最顯勝處詳述，餘則略明其事，可謂有詳有略。其於因名人留跡而其地亦名者，則有詳證。如風度樓條下，詳考張九齡之有關故實。[6] 現錄陳蘭芝的詩兩首：[7] 《贈海光大師入主海幢法席》 梵王宮殿鎮南天，閡敞輝煌七座連。金色映搖珠海月，慈雲飛度素馨田。 毗盧閣上千山雨，瘞鹿亭中萬樹蟬。福地若無師願力，是公何以證真詮。 白雲山色入香台，門接曹溪水繞來。廿八葉傳天竺遠，大千法說海幢開。 魚龍泊岸聽清梵，獦狚參師學辯才。鐙火萬龕明徹夜，遊人錯認是黃梅。 [1].《陳蘭芝》，載李有華、張解民編：《順德歷史人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第182-184頁。 [2].《陳蘭芝‧清》，載《中山文史》（第18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58頁。 [3].《陳蘭芝》，載《香山縣鄉土志》（卷四‧耆舊錄）。 [4].廣州市地方志辦公室：《南海神廟文獻匯輯》，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第7頁。 [5].高唐政協：《地名專輯》，載《高唐文史資料》（第19輯），高唐：高唐政協，第183頁。 [6].《嶺海名勝記》，載“知識貝殼＂網，2013年6月22日，http://www.zsbeike.com/index.php?m=content&c=zhuanye&a=show_qw&id=43091183。 [7].陳景鍇：《陳蘭芝》，載《海珠古詩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8，第207-208頁。

鄭文瑞，字啟華，號秀峰，香山縣三鄉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慈善家。鄭觀應之父。 文瑞出身於封建知識份子家庭，“夙承家學，讀書過目成誦，藏書頗富，手自校讎，丹鉛殆遍”。 文瑞從小聰慧，讀書勤奮，早年致力科舉，但未能考取功名，經過奮鬥官至巡按，當過上海道。遵循鄭家傳統，科舉不成，為養家糊口，他四處跑生意，到過南洋，多次出入澳門，但仍不忘讀書和著述。清咸豐三年（1853），文瑞前往上海經商，稍有積蓄後，回到故鄉，在家鄉香山雍陌和澳門開設私塾，長期充當“蔽貌科名，設帳授徒”的布衣塾師。他對先賢教誨和嘉言懿行特別感興趣，一邊讀書，一邊抄錄大量格言和故事，並編輯成書，名為《訓俗良規》和《勸戒錄》，自費印刷，廣為派送和熱心講解。 文瑞回鄉後，熱心參與鄉村中籌置義田，興立善堂，修建宗祠、書院、道路、橋樑等公益事業，關注民生。曾任陝西布政使的王承基等紳士在《上李鴻章稟》中，說鄭文瑞“家居籌置義田，興立善堂。地方公舉：若水利，若橋樑，若義倉，或創或困，無不盡力樂輸，彈心規畫”。 清光緒三年（1877），文瑞發動親戚和分散各地謀生的兒子們勸賑倡捐數十萬兩銀，賑濟山西特大旱災，救活不少人。經山西巡撫衛榮光、直隸總督李鴻章等人奏請，清政府准許在香山家鄉豎立鄭氏一門“樂善好施”牌坊。在澳門下環龍頭左巷新建的鄭家大屋裡，懸掛由湘軍首領曾國藩胞弟、太子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撫一等威毅伯曾國荃贈送的一塊橫匾，上面寫著“崇德厚施”四個金漆大字，上款是誥封榮祿大夫鄭文瑞。光緒十九年（1893），文瑞去世，終年81歲。 鄭文瑞誥授奉直大夫，光祿寺署正隨帶，加二級，賞戴花翎，覃恩晉封通政大夫，疊封榮祿大夫。 鄭文瑞娶香山三鄉平嵐舊大墟陳氏（1814-1849）為妻，即鄭觀應母親，生育鄭思齊、鄭觀應、鄭思賢；誥贈宜人，屢贈太夫人，覃恩疊贈一品太夫人；葬於廣州省城大北門小金鐘崗將軍嶺（地名）。 後娶香山石岐劉氏（1838-1906）為繼室，生育鄭官桂、鄭慶麟、鄭慶蕃、鄭官壽、鄭慶鏜、鄭九如；誥封宜人，晉封夫人，覃恩疊封一品夫人；葬於香山前山三台石（今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又娶香山那洲（今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那洲村）梁氏（1827-1921）為妾，誥封宜人；葬於香山前山三台石（地名）。鄭文瑞共生育九子和八女，八個女兒依次嫁與曾、區、鄧、陳、陳、張、楊、容姓人家。[1] 鄭文瑞一生節儉持家，卻盡力周濟貧苦親鄰，他的行為和思想，成為鄭觀應樹立良好的榜樣。 鄭觀應故居位於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建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該故居為鄭觀應出資為父親鄭文瑞而建。現今，故居門額鑲嵌一塊長2.35米、寬65釐米的石匾，楷書陰刻“秀峰家塾”四字，落款“光緒二十九年孟春立”。[2]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第16-17頁。 [2]《（鄭觀應故居）百年“秀峰家塾”榮耀三鄉仁厚鄭氏兄弟名留故里》，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5月14日。

黃德峻，字景崧，號琴山[1]，廣東省高要縣（今高要市）人。進士、詩人。 黃德峻生於清嘉慶元年（1796）農曆十一月二十四日，嘉慶十八年（1813），高中舉人；清道光二年（1822）榮登進士；歷任戶部主事、泉州知府，署福建糧儲道、延建邵道；後因事被免職。 道光三十年（1850），黃德峻去世，年僅54歲。 黃德峻是十三行怡和行商伍元華、伍崇曜兄弟好友。父母去世後，他寄寓伍氏西園；喜愛收藏法書名畫，收藏甚富。 黃德峻擅長作詩，譚瑩謂其詩有漸近自然者。又以倚聲擅揚，佳者與吳蘭修《桐華閣詞》雁行。著有《樵香閣詩鈔》、《三十六鴛鴦館詞》。 現錄黃德峻的詩兩首：[2] 《澳門》 傳聞形勝似蓮花，孤嶼南浮水一涯。[3]潮落海門分十字[4]，鐘鳴山寺禮三巴。[5] 鯨鯢浪靜通番舶[6]，蠣蛤塘寬佔蜑家。[7]好是葡萄新酒美[8]，高台風月不須賒。[9][10] 《媽閣次壁間張太守道源韻》 蠔鏡殷勤照，鴻泥一再經。片雲移太華，孤閣控重溟。 打岸濤頭白，撐天石骨青。望洋應有歎，風急晝冥冥。 [1]朱彭壽：《清代人物大事紀年》，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第953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49-250頁。 [3]一涯：一邊。涯，水邊、地邊。 [4]潮落海門分十字：海有上下十字二門。 [5]鐘鳴山寺禮三巴：山上有三巴寺，每七日為期，侵晨撞巨鐘，聲聞十數里。夷人男婦咸集，聽僧演說，曰禮拜。 [6]鯨鯢浪靜通番舶：當時海寇初平。 [7]蠣蛤塘寬佔蜑家：青洲一帶海中，土人多以種蠔為業，名曰蠔塘。蠣蛤，蠣，牡蠣，俗稱蠔；蛤，蛤蜊。皆海產。佔蜑家，為蜑家所佔。蠔塘，又稱蠔田。澳門附近亦多蠔田，這首詩可以為證。 [8]葡萄新酒：指紅葡萄酒或葡萄紅露酒。 [9]高台：山有南北二台。 [10]腹聯上句原注：“時海寇初平。”嘉慶初年，粵東海盜蠭起。至嘉慶十五年（1810）四月，兩廣總督百齡至香山，招降海盜首領張保，事始平息。事見道光《香山縣志‧事略》，這首詩當作於同年或稍後。

黃恩彤，原名黃丕範，字綺江，號石琴，別號南雪，山東寧陽（今寧陽縣蔣集添福莊）人。廣東巡撫。 恩彤幼時聰穎，五歲時讀家塾，11歲入童科，15歲縣試第一，得選補邑生，歲科試皆名列前茅，以優等選為廩生；清道光二年（1822）中舉；道光六年（1826）榮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潛心鑽研律例，先後充任提牢、熱河理刑司員等，隨刑部大臣往江蘇、安徽、浙江等地辦案，升任刑部郎中。 道光十九年（1839），恩彤出任順天府鄉試同考官；次年，擔任廣西鄉試正考官；不久任江南鹽法道道員，監督官鹽銷售；道光二十二年（1842）調任江蘇按察使。 鴉片戰爭開始後，恩彤參與辦理對外交涉，力主妥協。道光二十二年（1842）夏，他隨耆英、伊里布與英國侵略軍談判議和事宜，8月29日與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當時有一個英兵調戲中國婦女，遭到群眾痛打。恩彤得知後，“亟登舟往謝。以翌日枷鎖軍犯數名充毆者詣夷船謝罪”。為防備南京市民鬧事，通令城內實行保甲法，並出告示宣稱“夷人為乞撫而來，非求戰也。”清廷以議和有功，授恩彤二品職銜。 南京締約後，恩彤又隨耆英、伊里布赴廣東，與英國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先後任廣東按察使、布政使；道光二十五年（1845）升任廣東巡撫。期間，英國侵略者提出進入廣州城的無理要求，氣焰囂張。廣東人民掀起了規模浩大的反入城鬥爭。對此，恩彤認為廣東人民“結隊橫行，驕悍難削”、“粵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內也。”極力反對愛國人民武裝反侵略的鬥爭。道光二十六年（1846），英人再次提出進入廣州城的要求。 恩彤與耆英聯銜發佈告示，禁止人民阻撓英人入城，引起廣州人民強烈義憤。數千民眾衝進知府衙門，火燒知府劉潯朝珠公服。恩彤遭輿論斥責，被人參劾。不久，他監臨文武鄉試，因為一位逾八旬的武生請把總職銜上疏，遭道光帝嚴旨訓斥，經吏部嚴議降三級調用，由兩廣總督耆英差遣，不久以同知起用。道光二十七年（1847），英人又欲進入廣州城，並向耆英提出諸多侵略條款，以武力相要脅。當時耆英已任協辦大學士，欲擺脫困境，與恩彤等密謀對策。恩彤進言：“英人要約多款，若不盡許之，恐難拒其入城之請，不如盡許其他條款，惟進城之事則緩兩年，期間，公早召內閣，可置身事外。”耆英採納恩彤的建議，答應英國侵略者租地、建房等多項要求，並允許英人兩年後入廣州城。此事洩露後，輿論譁然，廣州街頭出現大量揭帖，痛斥耆英和恩彤等人“抑民奉外”的罪行。 此次事件後，恩彤以親老遵例歸養，返回寧陽。清咸豐元年（1851），他總纂《寧陽縣志》，將所作部分詩文收入志中，並收入他的考證文章《成城辯》、《寧陽龔邱兩故城之說》、《汶陽說》等。咸豐三年（1853），他撰成《兩漢史斷》六卷；咸豐七年（1857），他將其《三國志》讀書劄記匯為十卷。咸豐八年（1858）五月，英法聯軍攻陷大沽炮台，美、俄居間調停。咸豐帝派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赴天津辦理議和交涉。惠親王綿愉等人聯銜保奏耆英參與其事。恩彤受命赴津協辦，等他抵達天津，《天津條約》已定，之後他回歸故里。 咸豐九年（1859），恩彤主持編纂《滋陽縣志》，三月完成。在修志過程中，他節冗理亂，補缺潤瘠，使該志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使新志增色不少。咸豐十年（1860）九月，捻軍大舉進入魯南地區。恩彤在添福莊舉辦團練，並親自籌劃建築塢堡，堅壁清野，倡率連村築堡，人共為守，以對抗捻軍。捻軍由添福莊一帶經過數十次，都未能接近該堡。朝廷以恩彤“剿捻有功”，以三品封典。 同年，恩彤著成《知止堂文集》。文集中詩文大都平實自然，不事雕琢，從中可看出其宦海行蹤和心態活動。書中收錄耆英祝壽所作七律四首，對耆英推崇備至，亦自矜辦外交之功。清光緒元年（1875），他手錄70歲後所作詩文書稿為一卷，取劉禹錫“莫道桑榆晚，徽霞尚滿天”詩意，名之曰《餘霞集》。當時他居鄉25年，飽經人世滄桑、戰爭離亂。長期生活在民間，他對人民生活疾苦和胥吏貪酷多有瞭解。《餘霞集》中所收《采料謠》、《催租隸》、《南村有老民》、《兩生》等詩文，都為關心民瘼之作。次年，他上書大憲，撰文《代闔邑紳士稟請詳免秸料》，力圖減輕鄉梓百姓負擔。《餘霞集》還收錄《答尹仙橋水部論英吉利》、《友人論弗蘭西》等，提出“以夷制夷”的見解。 恩彤居鄉期間，關心農事，著有《蠶桑錄要》五卷、《去騰必效錄》二卷、《河幹贅語》七卷，對農業生產頗有裨益。光緒五年（1879），他再任總纂，重修《寧陽縣志》。光緒八年（1882），重逢鄉舉，清廷賜予鹿鳴宴，賞還二品頂戴。 光緒九年（1883），恩彤在鄉里去世，終年82歲。 黃恩彤一生著書甚豐，所編文集及雜著百餘卷數百萬言。主要著作還有《名宦傳》二卷、《離騷分段約說》一卷、《餘霞詩》一卷、《秋聲詞》一卷、《飛鴻集文》四卷、《撫遠紀略》一卷、《憩亭詩稿》一卷、《使粵詩草》一卷、《忘餘詩草》一卷、《飛鴻集詩》四卷、《大清律例按語根源》104卷、《稀齡追憶錄》四卷、續一卷。[1] 現存黃恩彤的澳門媽閣廟石刻。道光二十四年（1844），黃恩彤與潘仕成等參加中美《望廈條約》簽訂談判後，同遊媽閣廟後所作。 “倉山峨峨，碧海迴波，仗我佛力，除一切魔。 道光甲辰五月，偕潘德佘方伯仕成，趙怡山侍御長齡，銅竹樵司馬□來遊媽閣，書此以志。寧陽黃恩彤”[2] [1]王志民：《山東重要歷史人物》（第四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65-67頁。 [2]蔣維錟、劉福鑄：《媽祖文獻史料彙編》（第一輯詩詞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第185-186頁。

黃玉堂，字仙裴，祖籍順德林頭（今佛山市順德區北滘鎮林頭村），定居香山縣鐵城（今屬中山市石岐）。[1]進士、山西提學使、書法家。黃渭樵之父。 先祖遷居香山鐵城，至玉堂是第六代。父親黃煥寅，字茂東，號啟明。[2]兄弟四個，玉堂排行第四。長兄黃玉書成為舉人。二兄黃玉筵也是舉人。三兄黃玉湖。 清同治十二年（1873），玉堂高中舉人。[3] 同治十三年（1874），榮登甲戌科二甲第四十四名進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兩任順天同考官，後任侍讀學士，官至山西提學使。 玉堂自小好學，博覽典籍，入讀詞館；歷經清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中華民國六個朝代，閱盡人間滄桑，看遍風雲變幻。他為人謙虛，不恥下問。他任翰林院編修，經常將自己的詩詞作品請教同鄉私塾老師黃椒升（衍昌），一時傳為佳話。黃椒升非常賞識玉堂的君子作風，專門填詞一首讚揚他：“今日京華塵不染，甘向園林高寄。一番自笑，癡人如此，鐵板銅琶流絕唱，對寒窗，靜把吟毫理，歌一闋，西風起。＂ 黃家一直以詩書傳家，卻不喜做官。玉堂做了十幾年官，開始厭倦，在母親去世後，他辭官隱居，以文藝自娛自樂。 玉堂擅長書法，用筆渾厚，大度寬宏，結體舒博，章法疏朗有致，用墨濃重，法度嚴謹。書風與當時李其儀、李洵安、吳應揚等有相近之處，但他更突顯個性。[1] 民國二年（1913），玉堂去世，終年72歲。 黃玉堂著有《瑞蓮軒詩鈔》、《癡夢齋詞草》等書。順德市博物館藏有他寫的《行書條幅》、《行書園面》。《廣東文物》刊載簡又文藏有他寫的《字軸》。[3]黃玉堂之子黃渭樵是民國時期著名書法家、“嶺南雙傑”之一。另一子黃元勳（孟徒）也是書法家。 黃玉堂任職翰林時，光緒年間，香山縣連續幾次發大水，毀掉不少農田。按照清朝慣例，水災之後，農民可以圍堤淤地，叫“圍沙田”。光緒十二年（1886），水災之後，黃玉書主持香山縣“圍沙田”工作。共有89戶農民參與，每圍一畝地，上交一定數量的銀兩。按照清政府要求，他們給香山縣衙打了報告，獲得批准。在89戶農民各自上繳銀兩，還給水災所毀土地的主人——順德豪紳何太英補償1700多兩銀子。 當時何太英之子何崇光，與黃玉堂同年成為進士，受到朝廷重視，擔任御史總管。何太英想趁修圍堤之機，強佔香山大南沙數百畝良田，遭到黃玉書等人拒絕。何太英看軟的不行，就帶著手下對“圍沙田”的農民大打出手，並惡人先告狀，指使何崇光彈劾黃玉書等人。朝廷通知兩廣總督張之洞，讓他盡快查清案件。張之洞詳細瞭解情況後，秉公辦理。何太英一看要吃虧，公然在公堂上把何崇光提拔的情況，寫了小紙條遞給張之洞。張之洞根本不吃這一套，把何崇光家族橫行鄉里的情況寫成奏摺，如實上報。結果何崇光及其父親兄弟子侄七人被捕入獄。此案對中山影響很大，黃玉書按制度辦事、張之洞秉公執法，成為當時香山街知巷聞的話題。[4] 清宣統元年（1909），黃玉堂擔任香山縣農務分會總理，舉人劉曜垣等人任董事。順德紳士馮國材在香山大黃圃成立安洲農務分會，管轄東海十六沙，馮國材任總理。同年馮國材之子馮毓靈成立龍洞農務分所，管轄西海十八沙。宣統二年（1910），大黃圃鄉人、大理寺評事、舉人何國華、鄉紳李仲英等人為奪回大黃圃的土地，上告官府要求撤銷安洲農務會，成立大黃圃鄉分所，但未能得到官府的支持。[5] 現錄黃玉堂的詩兩首：[6] 《繆君星帆來書，自述遷居鏡湖，暇與寺僧接晤，賦此答之》 鏡湖今已屬蠻方，遷地誰言便不良？古寺風清君自適，愁城日困我徒傷。 潔身轉慨客無地，充耳還尋醉有鄉。花事飄零春易盡，故應三徑漸全荒。 《水龍吟‧對月》 麝蘭香燼餘熏，晚風輕篆爐煙細。珠簾初卷，一輪剛滿，淡雲無翳。漏響催蓮，露痕侵桂，殘機懶理。想妝樓夜悄，闌干倚遍，空惆悵，人千里。 為問人間天上，算團圓、一年曾幾。棲鴉夢冷，吟蛩聲咽，誰家秋思。漸減清輝，乍圓還缺，月猶如此。對中庭地白，含情待訴，欲眠猶未。 [1]盧德銘：《書壇名家——黃玉堂》，載“中山網＂，2008年8月28日，http://www.zsnews.cn/zt/zsarts/showcontent.asp?id=574430。 [2]《林達老師家世搜索之二》，載“新浪博客＂，2012年12月1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119fe20100i9lg.html。 [3]順德市博物館：《順德書畫人物錄》，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第111頁。 [4]《林達老師家世搜索之四》，載“新浪博客＂，2012年12月1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119fe20100i9ml.html。 [5]陳賢慶：《天下糧倉》，載《中山日報》，2006年10月7日。 [6]鄧國光、曲奉先：《中國歷代詠月詩詞全集》，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03，第1063頁。

中國近代海關税務司、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主任。英國人。1862年隨同中國海關總税務司李泰國到北京，任總税務司署署理文案税務司，兼任李泰國的首席秘書。赫德接手總税務司後，金登幹成為赫德的助手與密友，與之合作34年。在中國任職期間，為創辦中國郵政提出重要建議。他又是海關稽核工作的權威，經常出入總理衙門大臣恭親王奕訢之門。赫德把原來的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的性質加以改變，使它從一個純事務性的機構變成一個具有廣泛權力的機構。1874年派金登幹以“無任所秘書”的頭銜任主任。赫德插手中國的外文事務，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也成為代理清政府辦理某些歐洲事務的外文機構，使英國從中獲得巨大的利益。代清政府向英國購買船艦，籌集借款等。金登幹於1885年參與策劃《中法新約》。1887年赫德指示金登幹前往里斯本參加緝私會議時直接同葡國政府談判，3月26日，金登幹與葡國政府在議訂的《中葡里斯本草約》上簽字。草約共四款，其中第二款是“中國允准葡國永駐理澳門及屬澳之地”。同年12月1日，由奕劻、孫毓汶為全權代表，同葡萄牙大使兼澳門總督羅沙簽署《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根據條約，中國正式同意“葡國永駐管理澳門及屬澳之地”，葡萄牙同意“永不得將澳地讓與他國”。

卓犖，香山縣下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官塘村）人。攝影家、澳門攝影學會第一屆副會長、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 卓犖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國民政府官員。 抗戰期間，卓犖被委任為中山代縣長，開展抗日工作。中山淪陷後，他遷居澳門，繼續工作，搜集敵情。當時他住在新勝街，後為日寇所知，下令通緝。當時，卓犖預知消息，化裝連夜乘漁船逃往香港。[2] 抗戰勝利後，卓犖在香港經商，在半退休時期，經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門新勝街。[1]當時，卓犖愛上了攝影，因沖曬關係，在水坑尾一家“KK沖曬店”裡認識馮漢復和簡慶福先生，攝影興趣更濃。為了創作，卓犖走遍大江南北。後來，他和馮漢復創辦一家沙龍攝影院，生意不錯。 期間，一群愛好攝影朋友，準備組織攝影學會。卓犖知道後，大力支持，加入組織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門攝影學會成立，成為澳門有史以來第一個攝影學會，卓犖被選為第一屆副會長，後任會務顧問。澳門攝影學會是澳門一個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攝影組織。 卓犖擔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不僅攝影技術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在沙龍攝影院期間，他與別人合作不愉快，後來退出。 之後，卓犖覺得無所事事，再與好友經營一家攝影院，即蘭心攝影院，地點設在平安戲院隔壁（即後來永大疋頭鋪位），當時人才濟濟，業務蒸蒸日上，盛極一時。 後來，蘭心攝影院不幸被一場大火全部燒毀。禍不單行，卓犖染上腳疾，屢醫無效，行動不便。但他意志極堅強，不為腳疾而氣餒。不久，他在白馬行醫院對面重操舊業，生意大不如前，終於結束攝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犖去世，終年84歲。 好友聽聞消息，非常惋惜。卓犖為人慷慨率直，博學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攝影”版編輯提供卓犖生前的遺作，刊於報端，以志紀念。[2] 1978年9月，卓犖在石林亭石刻對聯一副，白底綠字，隸書：[1] 漫步曲橋尋畫稿； 閒憑奇石聽書聲。 橫額“石林”，卓犖撰，半坡書。 [1]鄧景濱、葉錦添：《澳門名勝楹聯輯注》，載“360doc個人圖書館＂網，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犖先生生平簡略》，載《澳門日報》，1989年5月22日。

朱梅官，原名朱作寧，字雪溪，西名Choo Mie-Kwa，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早期著名華商。 清乾隆年間，朱梅官來到澳門開店經營絲茶貿易，逐漸致富，由監生捐官為納州同職銜，時人稱為“朱梅官”。 朱梅官在澳門開辦商行，同時經營銀號，成為澳門當時著名的華商之一。他與澳葡判事官眉額帶嚦關係密切。眉額帶嚦是當時澳門的重要葡商，擔任澳葡判事官一職16年，與英國的大鴉片商比爾勾結，大規模地經營鴉片貿易。 在巨額利益的驅使下，朱梅官成為清嘉慶年間澳門主要的華人鴉片商。[1] 朱梅官等六人用布匹、茶葉兌換葡萄牙人安多利的胡椒、海參，除貨抵外，安多利還應找回梅官番銀3480元。安多利擬於1814年9月底回國，所乘之船停泊於香山縣外海。朱梅官等人趕至逼索欠銀。適逢有葡萄牙船駛到，安多利當向船長借銀。該船長回答無銀，僅有鴉片。結果，朱梅官等應允收下鴉片120筒（每筒約二斤七兩）。因鴉片是禁品，朱梅官等擔心不得上岸，碰巧有小舟經過，乘機把鴉片轉賣給一夥不相識的人，得銀3840元。 海盜張保仔被清廷招安，他深悉鴉片貿易實情。在緝獲若干鴉片走私船後，通過審訊，他獲悉澳門有個鴉片窩子。福建方面就把情報移送廣東當局。1815年春，兩廣總督據此查拿涉案的澳門居民紀申官、王侖官、朱梅官等20人。 香山縣官員乘機敲詐，透出口風：若交八萬銀元即可放人。勒索金額太大，鴉片商拒絕。於是，朱梅官等六人依法被解送到廣州。在一番行刑逼供後，他們被迫供認販賣鴉片的事實。[2] 朱梅官獲罪充軍後，致函眉額帶嚦借錢，照例贖罪。 朱梅官等人後被革去職銜，在犯事地方各枷號一個月後，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賣鴉片銀兩被充公。朱梅官一案，成為清政府禁煙政策變化的一個契機。 澳門華商走私鴉片，無不與澳葡有關，清政府對澳葡採取了較為嚴厲的管制措施。之後到澳門貨船，均須逐船查驗，如一船帶有鴉片，即將此一船貨物全行駁回，不准貿易。若多船皆帶有鴉片，也必將各船貨物全行駁回，都不准貿易，立即逐回本國。[1] 現今，澳門新馬路爐石塘街口，1918年開闢新馬路之前，有一條小巷弄名曰“賦梅里”，就是朱梅官大宅所在。因他極愛梅花，在家中花園植梅百株，為當時澳門華商津津樂道。朱梅官犯事被抄家後，香山縣丞將他的大宅拍賣所得款項入庫。“賦梅里”不復有梅花，但巷里名稱仍存留至今。[3]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2006，第43-44頁。 [2]雪珥：《腐爛的帝國》，載“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網，2012年8月11日，http://zgrmdx.dooland.com/wap/article.php?id=176747&verify=&m=。 [3]金豐居士：《盧氏娛園慘遭商家摧殘》，載《新報》，2012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64897&scid=21。

朱秉筠，字觀松，號鶴亭，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人，世居廣州。[1]進士、知縣。 朱秉筠自幼聰穎，勤奮不倦，抱有大志；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參加會試，成為甲午恩科第111名舉人；光緒三十年（1904），榮登進士三甲第31名，後分發為知縣。[2]抗戰期間，1939年，朱秉筠避居澳門，與汪兆鏞友好。 朱秉筠去世時，終年93歲。 朱秉筠之子朱兆洪，號寬甫，生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從事教育事業：著有《耐冷樓詞集》。[1] 朱秉筠著作《近代粵詞蒐逸‧續篇》，未刊。[3] 現錄朱秉筠作於1939年的詩一首： 《疏影》[4] （汪憬吾同年與予乃羅浮山酥醪觀道侶也，己卯暮春避寇濠江，會飲於金城酒樓，因賦此解。時鍾道士在座，說羅浮山中種梅花甚多，故篇末及之。） 濠江避俗，喜忽來舊雨，跫音空谷。 異地重遊，風景依然，惆悵故園心目。 東風若作繁華主，欲甚把殘春輕促。 倚書欄，又是黃昏，消得幾番幽獨。 須信人間易老同，亂紅也轉變，一片新綠。 惟有青山，相對無言，不管浮生榮辱。 他年會約酥醪醉，笑指點，閒雲喬木。 耐歲寒。添種梅花，晚節共誇松竹。[5] [1]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下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第466頁。 [2]朱保炯等：《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866頁。 [3]黃啟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第73頁。 [4]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下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第292-293頁。 [5]金城酒樓在新馬路中央酒店六樓，經營粵菜為當時澳門高級食府。本詞錄自余少飄所編《近代粵詞蒐逸‧續篇》。

陳蘭芝，字拂霞，號馥亭[1]，香山縣小黃圃鄉（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容桂街道小黃圃社區）人。[2] 蘭芝自幼聰敏好動，讀書重在領會大意，不願受繁文縟節所束縛，對科舉考試不感興趣。稍長，廣泛學習經世致用之學；同時，刻苦練習騎馬射箭，志在大幹一番事業。 青年時代，蘭芝多次到江南探望任知縣的胞兄，並且出謀劃策協助兄長解決政務上的棘手問題。兄長見弟弟足智多謀，為人正直，適合從政，決定入京設法為他籌謀官職。 後來，在兄長幫助下，蘭芝被任命為山東高唐知縣。高唐縣地處七省要衝，軍需、京餉、重囚往來不絕，稍有疏忽就會出現事故。歷任縣官儘管小心翼翼，難免不出差錯。而蘭芝雖初出茅廬，在任四年，把政務治理得井井有條，無可挑剔，使原先對他心存懷疑的上司同僚無不佩服，刮目相看。 蘭芝作風刻苦，勇於任事，事無大小，從不掉以輕心，堅持親力親為，一抓到底。 清乾隆年間，蘭芝從弟子員生調任山東高唐州州判，主理農事生產和官糧儲運事務。當時高唐南部河道淤塞，水災時有發生，百姓難以維持生計，紛紛逃荒，百里荒蕪，罕見人煙。 蘭芝深入勘察地勢，發現漯河故道，幾百里長，直抵禹城，堵塞很久了。他向上司建議重修漯河故道，獲得批准。蘭芝奉命監督工程，調動民夫近萬人上陣。他廢寢忘餐投入工作，使日以繼夜在各工地巡查，檢查過問每個環節。工程後期，蘭芝因勞累過度而病倒，但他堅持上堤巡視。部下深受感動，大家都忠於職守，拼命工作。做到一半時，忽然大雨淋漓，掘泥工程前功幾乎盡廢。知州意欲停工，撤退民夫。 蘭芝堅信工程可以成功，勸說現在上游已初步疏通，下流仍然阻塞，萬一天雨滂沱，下流鄉縣必成澤國，造成災難就不可收拾。工程繼續做下去，竣工有望。 不久，天氣轉晴，蘭芝親自督工，露宿河岸，力爭早日完成疏導工程，工程終於在雨季前竣工。竣工不久，就遇上河水氾濫，已經疏通好的河道發揮重要的作用。高唐及鄰縣農田廬舍無恙，黎民百姓皆大歡喜，將這條河叫作陳公河。[3] 蘭芝修築城牆，在原先估計之外，命令人員多造磚數百萬加固地基。州長因此責備蘭芝勞民傷財。蘭芝說城工堅固，十年內不管有沒有澇災，都備無患，這不是重傷財勞民。 第二年夏雨，西邊城牆突然塌陷。蘭芝馬上命人搬來磚塊在原先做好的地基上修建，工程不多花力氣就完成了。大家都十分佩服他。 蘭芝為官，從來不獨斷和自恃聰明，一心為民請命，正直不阿，以身作則，努力推行利民便民措施，樹立正氣，上下同心，迅速營造出有利於執法的局面。另一方面，他愛護部下，知人善任，賞罰分明，威信甚高，下級都樂於為他效力。[1] 有一年冬，朝廷西北用兵，上級官員賞識蘭芝的才能，指派他押運山東全軍糧餉百餘萬出大散關，限期緊迫。時值連日大風雪，經過四川時道路被雨雪阻斷。 蘭芝以濃厚的情誼和誠信為人，感動了將士，率領他們日夜兼程，饑渴勞頓，艱苦備嘗，而部下始終沒有怨言。 最後幾天，風雪更急，趕路更多，在晚上三更時分才到達驛站，僅休息兩個時辰。天一亮，軍士們就不顧疲倦，一致要求上路。縱然道路崎嶇萬狀，大家義無反顧。等到抵達軍門，還未到規定的時限。 蘭芝負責通緝搜捕王倫的餘黨，該案牽涉面很廣，他把尺度抓得很嚴，認真把主犯、從犯與脅從區別開來，許多與此案有牽連的人都沒被濫捕錯判。沿路見到遺下的骸骨，蘭芝不禁流下了眼淚。有人說逆賊的屍骨值得可惜嗎？蘭芝說，愚蠢的民眾造反，國法已得到申張，掩埋他們的屍骨，以彰法外的仁度，不更好嗎？於是，蘭芝命令手下撿埋沿途的屍首，幾個縣百姓聽聞，無不感動哭泣。[3] 之後，蘭芝指導修築高唐城垣和押解百萬軍餉往四川兩件重要工作中，都有出色的表現。當時，朝廷以軍功優待，決定委任他當重要官職並予封賞。[2]蘭芝急流勇退，託病謝辭，請假休養。他離開時，數以萬計黎民百姓相送，沿途數十里人群揮淚道別。[2] 相傳相莊立村之前，此處是一個很大的村莊，後來因為一種叫紅金豆的害蟲致使全村滅絕，才由官府遷民至此的。相莊之前，此地就建有東方朔祠，據《高唐州志》（光緒）載：“東方朔祠在州東北十里，朔平原人，高唐舊隸平原。祠廢碑存……州判陳蘭芝立東方朔故里碑於城北”。 後來，蘭芝遍游泰嶽、嵩山、華山、西湖、天山、五台、雁蕩、羅浮諸名勝。 蘭芝編輯的作品有《嶺南風雅》三卷，收錄自唐代張九齡起，至清朝止，分為詩、賦、記、序等體裁，其中收入穗籍崔有之、李昂英、李德、黃哲等人作品，包括《廣州歌》、《白雲山》、《荔灣漁隱》等描寫廣州風物的詩歌。[4] 蘭芝編著《魯蜀文獻》兩卷、《錦岩志略》，並補校《家禮辨定》、《嶺南名勝記》、《願體集》等。[1] 約清乾隆五十年（1785），蘭芝在番禹河南澳峽東街卉木精舍居住，增輯明代郭棐（篤周）《嶺海名勝記》32卷。[5]其中，《嶺海名勝記》第一卷。首白雲山記，次海珠記，次靈洲山記，次崖山記，次南海廟志，次浮邱山記，次西樵山記，次海幢志，次澳門記，次石門記，次飛來寺記，次花田記，次江門記，次七星崖記，次羚羊峽記，次鼎湖山記，次三峽記，次九成台記，次珠池記，次奇甸記，次梅嶺，次韓山祠記，次鶴峰記，次曹溪志略，次丹霞勝略，次風度樓記，次羅浮山記。茲篇共記嶺南27處名勝。每一名勝，皆擇其最顯勝處詳述，餘則略明其事，可謂有詳有略。其於因名人留跡而其地亦名者，則有詳證。如風度樓條下，詳考張九齡之有關故實。[6] 現錄陳蘭芝的詩兩首：[7] 《贈海光大師入主海幢法席》 梵王宮殿鎮南天，閡敞輝煌七座連。金色映搖珠海月，慈雲飛度素馨田。 毗盧閣上千山雨，瘞鹿亭中萬樹蟬。福地若無師願力，是公何以證真詮。 白雲山色入香台，門接曹溪水繞來。廿八葉傳天竺遠，大千法說海幢開。 魚龍泊岸聽清梵，獦狚參師學辯才。鐙火萬龕明徹夜，遊人錯認是黃梅。 [1]《陳蘭芝》，載李有華、張解民編：《順德歷史人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第182-184頁。 [2]《陳蘭芝‧清》，載《中山文史》（第18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58頁。 [3]《陳蘭芝》，載《香山縣鄉土志》（卷四‧耆舊錄）。 [4]廣州市地方志辦公室：《南海神廟文獻匯輯》，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第7頁。 [5]高唐政協：《地名專輯》，載《高唐文史資料》（第19輯），高唐：高唐政協，第183頁。 [6]《嶺海名勝記》，載“知識貝殼＂網，2013年6月22日，http://www.zsbeike.com/index.php?m=content&c=zhuanye&a=show_qw&id=43091183。 [7]陳景鍇：《陳蘭芝》，載《海珠古詩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8，第207-208頁。

蔡保官，原名蔡全青，字爾善。澳門大鴉片商。[1] 蔡保官販賣鴉片發了財，捐官成為“州同知銜”（知府，從六品文官）。當時澳門華籍鴉片煙商，幾乎人人都捐官，既耀祖光宗，又能給做生意帶來便利。時人稱他蔡保官，成為澳葡“華籍仕紳”。[2] 清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初二（1817年3月19日），香山縣丞周飛鴻據澳門舉人趙允箐舉報，查處蔡保官租賃洋樓開設的鴉片煙館。[3] 嘉慶年間，張保仔做海匪紅旗幫首領時，與多位澳門鴉片煙商關係密切，參與大規模走私澳門鴉片活動。他與蔡保官的關係最好。後來，張保仔向兩廣總督百齡遞信表露想接受招安之意，此信由蔡保官轉遞給香山縣駐澳門佐堂縣丞。經蔡保官介紹，張保仔認識了澳門朋友、中醫周飛鴻。 嘉慶十五年（1810）四月二十日，張保仔率海匪17000多人、匪船200多艘、大炮1300多門、武器2700多件，在香山石岐向兩廣總督百齡正式投降。 清廷授予張保仔“福建水師千總”職銜，並允許他保留一支30艘帆船的船隊，同時賞賜他大筆銀兩，讓他為部下在陸上買地建房定居。隨即朝廷命令張保仔率水師到粵西沿海剿滅海盜，用的是“以海匪治海盜”的高招策略。投降招安過程中，張保仔對清廷供出澳門有一個“鴉片窩子”。 兩廣督撫立即在張保仔投降招安後的翌日，發出海捕文告（通緝令），捉拿“澳門華民”蔡保官和紀申官、王扁、朱梅官、紀開鳳、王棧官、王蓄官、吳黨官、鄭祥官、朱明官、陳二舍、陳子髦、陳煥官、陳欽官、王玷官、許寧官、盧裕官、許霞運、卓開官、徐秀官等20人，最後只抓獲朱梅官等12人治罪，其他人都逃脫了，其中包括蔡保官。據說張保仔在作供後，心有不安，派人及早通知蔡保官暫避風頭。 蔡保官在澳門開設的鴉片公司，原在大堂街三角亭味囒樓（現今聖約瑟教區中學對面），是一幢三層葡式洋樓，天台上有一個大涼亭，紅瓦亭頂，十分搶眼。 蔡保官經常邀請朋友在這涼亭下飲茶談事，眺望南灣海景。當時有一位叫劉志鵬的秀才在蔡保官處做師爺，他精通風水術數，曾勸蔡保官不可把鴉片公司設在如此顯眼招搖處，更指味囒樓頂的紅頂涼亭“受風招邪”，定會對宅主不利，不出三年，必有大禍臨到。 蔡保官不為所動。據說不到三年，他被官府通緝，生意大敗。[2]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42頁。 [2]金豐居士：《味囒樓紅瓦招搖受風招邪不利宅主》，載《新報》，2013年6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27932。 [3]黃巧波：《清末民初時期中山地區禁毒概況》，載《中山日報》，第4406期，第B1版，2007年2月4日。

陳勉雲，原名陳應釗，別署眠雲，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人。民國政要、教授。 勉雲生於書香世家。父親陳耀藜是南洋僑商，香港設有經營進出口業務分莊。外海興建鄉立第一小學校時，他捐助一棟校舍。勉雲童年在外地讀書，後入讀廣州嶺南中學。1917年秋，他九歲時升讀唐山工業專門學校，翌年華北運動會在保定舉行，他代表學校參加，寄寓清帝行宮內。 當時北京政府總統是舊官僚徐世昌，軍閥爭權攻戰，南北對峙，勉雲感觸殊深。 1923年，勉雲在北大畢業後，留在北京，期間，他暢遊蘇杭等地名勝古跡，寄懷感詠，曾往返香港省親，後回廣州居住，時值軍閥割據和混戰。1930年春，勉雲任浙江省民政廳視察，僅一年就辭職，回廣州家居住“漁廬”，隨後任職於廣東造幣廠。 1932年3月，國民黨政府在洛陽召開困難會議，勉雲作為黨國元勳陳少白的秘書，被邀偕從到洛陽赴會。會後，他感作《入洛》詩：“無風無雨過清明，准擬看花入洛城。國難議來無一是，姚黃魏紫恥相迎。＂ 1936年，勉雲就任國立廣東法科學院教授，作有《登鎮海樓》詩： “天南孤峙趙佗城，此日憑臨百感生。萬戶蒼茫餘落日，半江搖漾動危旌。 空期陸賈能招諭，莫效終童更請纓。百卻危樓今尚在，中原回首暮雲橫。＂ 同年7月，陳濟棠宣佈下野。過了一年，勉雲任廣東財政廳專員，到中山縣巡視，旅次寫下《聞山海關已失》： “穿雲越峻一條龍，萬里蟠來渤海東。矯首為關稱第一，如何一夜葬秋風。＂ 同年，勉雲回廣州後，懷著憂國傷時的心情，寫了一首《聞居庸雁門諸關先後淪陷》詩： “秦皇天際插長城，千載何曾便罷兵？此日河汾烽火急，一時哀雁盡南征。＂ 1938年10月12日，日寇登陸大鵬灣，廣州危急。17日，勉雲隨當局西遷到連州，廣州於21日淪陷。當時他途中停留韶關，沉痛寫出七絕一首《聞廣州淪陷》： “痛絕瀋陽無抵抗，差強人意是蘆溝。 奈何聞警才數日，又送天南第一州！＂ 同年冬，勉雲辭去各個職務，間關跋涉到達澳門，居住在澳門大堂街，期間寫了不少憂國傷時的詩詞。如《街頭》： “知又何鄉走難來，攜兒托缽日空回！ 街頭濕遍如何睡？入夜風寒雨更哀。＂ 過了一年，勉雲受聘於澳門執信中學，越一年，赴香港省視老親，為了侍奉，在華英女中擔任國文教師。香港淪陷後，他返回澳門，後在蔡高中學當主任。 1946年，勉雲的老友郁達夫去世了，他創作一首七律挽詩《悼郁達夫》： “誰識達夫真達夫，後家先國不糊塗。武陵不辨來時路，合浦徒還去後珠。 共賞奇文開浪漫，終酬壯志擲頭顱。金甌幸保—無缺，炎海英魂招得無？＂ 勉雲一直在澳門當教師，直至1965年。勉雲遭遇喪偶之痛，辭職返港。他身染沉屙，藥石無靈，1967年6月病逝，終年69歲。 陳勉雲著有《眠雲吟草》，未付印。[1] 現錄陳勉雲關於澳門的詩五首： 《南灣踏月》(二選一，作於1938年) 近海無風亦自涼，頑雲開處月蒼蒼。小山對起如牛角，知是東西兩望洋。 《南灣步月》(四首) [2] 南灣踱盡又西灣，好是榕風水月間。地盡知無雄氣象，海雲時插幾屏山。 濠江兩度見秋風，故國烽煙路未通。我亦何心賞明月，任他潛躲亂雲中。 海月堤燈金溜波，風帆煙艇晚來多。分明不是西郊畔，卻似昌華舊苑過。[3] 寓近南灣得月先，故山如夢隔秋煙。破鞋短褐蒲葵扇，更踏南灣又一年。 [1]陳冠夫、陳滄海：《愛國詩人陳勉雲教授紀述》，載《江門文史》（第29輯），江門：江門政協，1995，第97-102頁。 [2]《近代作品》，載“愛書堂＂網，2012年12月30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3]華舊苑：為南越宮園，在廣州西灣河畔。

鮑華，乳名金橋，曾用名鮑兆華、包華、鮑雁坡、鮑哲魂，筆名列昂，香山縣白石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白石村）人。 鮑幼時喪母，隨父旅居日本橫濱。鮑居長，弟妹眾多（生母生育三子、繼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難。他13歲時進入一家商行當童工，三年後，轉到橫濱中華會館工作。 鮑自小刻苦好學，業餘時勤奮自學，稍長，接受孫中山的革命學說。大革命失敗後，他不滿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和革命人士的鎮壓屠殺，有感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現狀，逐步傾向馬克思主義。 1927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時任起義肅反委員會秘書長潘兆鑾在橫濱成立黨支部。鮑開始與共產黨人接觸，加入日本進步華僑青年組織的“黎明社”，散發有關反對蔣介石的傳單，後加入中共黨的周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接受黨組織的領導，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的革命原理，覺悟不斷提高，改名“鮑兆華”，以示中華民族必將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經潘兆鑾介紹，鮑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日本當局發動大規模迫害日華僑和留學生事件，他被捕入獄；翌年秋，被日本當局遞解出境。他回到澳門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心情十分苦悶，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離群之雁。之後，他在香港魚欄打工、在澳門以賣報為生。[1] 1931年，鮑結識澳門地下黨員黃新英[1]，之後共同創辦濠江中學校暨附屬小學（今濠江中學），指導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參加社會愛國活動；認真傳授知識，啟發學生認識現實，追求真理；使學校面貌為之一新，受到社會正直人士和學生家長的讚許。黃仁輔擔任首任校長，學生百多人，貧苦學生可獲減免學費。兩年後，因學校經濟困難，鮑和黃新英讓與黃曉生（健）接辦。[2]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活動蓬勃展開，鮑以濠江中學為據點，組織師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話劇，並舉辦“國恥周”紀念活動，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為了進一步激發同胞的愛國熱情，他創辦學生書店，出版《學生雜誌》，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經常在《大公報》副刊發表文章；又與廣州林鋒等創辦《南國青年》小報，宣傳抗日。之後，他和廖錦濤發動部分學生和汽車業職工，組織“綠光劇社”，進行抗日宣傳的演出活動。抗戰前夕，鮑與陳少陵組織“救國會”，更廣泛地團結廣大工人、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經過鮑等人六七年艱苦工作，澳門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廣大愛國同胞、拯救中華民族危亡而奮鬥的根據地，為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簡稱“旅澳服務團”）組建及後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打下一定的基礎。[1] 抗戰爆發後，鮑回到廣州會見楊康華，研究率領部分澳門抗日青年回內地參加救亡鬥爭的問題。接著，旅澳服務團由中共澳門地下黨負責人余美慶組建完成，函鮑速返澳門。之後，鮑經常來往於澳港穗之間，擔任旅澳服務團的後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慶介紹下，鮑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旅澳服務團成員60多人從澳門出發，經江門、新會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劇、演講、出壁報，宣傳抗日，影響頗大。同年底抵台山時，台城國民黨當局竟將他們拘捕，解送廣東綏靖公署軍法處，後囚押於南石頭監獄。鮑聞訊後，馬上找到楊康華研究，後到香港向高連貫彙報，決定向社會公佈事件真相。接著，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報》首先披露旅澳服務團被拘捕消息，呼籲各界營救；港澳各報競相轉載，予以回應。不久，上海“全國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等發出通電，敦促國民黨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釋放旅澳服務團全體成員。在愛國輿論的壓力下，1938年4月國民黨政府被迫將服務團全體成員釋放。旅澳服務團返澳休整後，又到中山一帶開展救亡活動。廣州淪陷後，經黨組織批准，決定解散，由陳少陵、鮑率領奔赴四會縣，參加駐四會的廣東稅警總團政訓處政訓大隊，鮑和陳少陵被任命為上尉視察員。 1939年1月，政訓處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級為特別支部）成立，陳少陵任書記，鮑擔任宣傳委員。不久，陳少陵調去三水，鮑接任支部書記。期間，他在中共四會臨時工委領導下，組織特支黨員到四會各地深入開展抗日活動，壯大黨組織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會、三水開展“肅托”鬥爭，解散中共政訓處特別支部和三水特別支部。在這場錯誤鬥爭中，鮑被內定為託派，遭受清洗，開除黨籍。 1940年1月，日寇進犯清遠，稅警團奉命抵抗。鮑雖遭到錯誤處理，仍以大義為重，積極組織救援隊，奔赴前線，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務。4月，鮑離開當地，經樂昌曲江進入乳源，擔任縣文教館幹事，後到乳源縣第一小學任教。乳源經濟文化較落後，全縣連一所中學也沒有。鮑四處奔走，拜會有識之士，親謁縣政當局，提議創辦乳源中學。1941年秋，創辦乳源縣第一所中學，鮑被聘任教。期間，他團結進步學生，組織課外讀書會，並創立“民主同盟”。在鮑的影響下，乳源中學不少學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鮑組織乳源中學學生，反對國民黨當局在學校動員學生報告參加“青年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運動，並取得勝利，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仇視，12月，將他逐出乳源縣。在進步學生的掩護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黨在乳源建立組織，北江特委書記黃松堅指派鄺哲民和潘達（潘兆鑾之子）審查鮑的歷史和表現，決定恢復他的組織關係。鮑離黨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組織的懷抱。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準備發動剿滅人民革命力量的內戰，對持有異見的鮑始終心懷芥蒂。1946年2月，鮑又一次被驅逐出乳源縣。4月，他前往香港，創辦《論壇》小報，抨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1947年8月，他到東莞虎門中學任教；10月，受華南分部派遣返回粵北。他先後任北江第一支隊青工班負責人、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北江革命幹部學校負責人，直接參加武裝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鮑被任命為北江公學副教育長，繼任韶關師範學校校長。期間，他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勇挑重任；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團結廣大師生，致力教育教學改革，使該校成為全省教育戰線的先進單位。 1954年8月，鮑被加以“託派”和“自首叛黨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黨，並撤銷韶關師範學校校長職務。妻子馮昭儀受到株連。在逆境中，他堅信自己無辜，堅信黨組織終會澄清問題，將每月應交的黨費儲存起來，等到恢復黨籍時一起交納。1964年4月，鮑因病在廣州逝世，年僅53歲。他在彌留之際唯一的遺囑，就是要求組織澄清自己的問題，恢復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東省委劉田夫、梁威林等領導親自向黨中央有關部門寫報告，要求平反鮑華的冤案，黨組織重新審查。1981年9月，中共韶關市委作出決定，否定鮑華“叛徒”、“託派”等問題，恢復其黨籍和名譽，對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稱讚他是好黨員、好幹部。[1][3] [1]蘇鼎常、肖清：《鮑華》，載《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頁。 [3]《黨史人物——鮑華》，載“中國共產黨珠海市委員會＂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

曹有（[1830]-1896）漁農工商（晚清澳門華商、中國官員、工業）、社會（慈善公益）、宗族（華人宗族） 曹有，字應賢，號謂泉、益昌，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人。澳門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門，曹氏家族在澳門繁衍生息，發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馬行街創立繅絲廠，成為晚清時期澳門最早的工業投資者之一。[1] 1870年，曹有與沈旺、王祿、德豐等人出資籌建鏡湖醫院，香山縣政府和澳葡當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會辦理登記立契手續，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會發佈公告，批准在三巴門外沙崗山邊興建醫院。 曹有與兄長曹雨亭創辦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等商號，擁有大量物業和房地產。[2] 1880年4月，曹有購買水車一架贈送給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認為曹有“乃屬出於情願，亦並無私益，越有功勞，是以本澳官樂為收領”，並對曹有“鄭重表揚，實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賞給曹有御賜聖母金星，他成為當時首位獲此殊榮的晚清澳門華商。[1]同年，他獲得清政府欽賜二品頂戴花翎，並獲賜牌坊“樂善好施”一座，以示旌獎。[3] 1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有的長子曹善業，何穗田、陳賡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資助，來到澳門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為鏡湖醫院的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見證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4]，與澳門知名人士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聯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 曹有生育十多個子女：其中包括曹善業、曹善芳、曹善瓊、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榮、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謙（子揮）等。[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9》（奏議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頁。 [4]《晚清澳門儒商曹有等創辦鏡湖醫院借大量銀款給孫中山辦藥局“贈藥”》，載《羊城晚報》，2011年9月19日。

朱念高，香山縣（澳門）第一任縣丞。 南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香山寨升級為香山縣。從明隆慶六年（1572）起，葡萄牙每年繳交的地租銀500兩，由香山縣代為徵收。 清雍正八年（1730），兩廣總督郝玉麟奏請朝廷增添香山縣丞一名，專門處理華人與葡萄牙人之間事務和糾紛。 雍正九年（1731），香山縣丞衙署設立，最初駐紮於前山寨。朱念高出任香山第一任縣丞，負責對澳門行使主權和實施管理。縣丞是知縣副職，派出副知縣一級官員專門駐守澳門，說明清政府對澳門十分重視。[1] 為了顯示鄭重，廣東巡撫策楞還奏請發給香山縣縣丞印記，上刻“管理廣州府香山縣左堂關防”，後改為“香山縣分防澳門縣丞之關防”，授予香山縣丞相對獨立的外事職權。從此，由香山縣丞簽發給澳葡機構的公文，於日期之上加蓋此印。[2] 清乾隆八年（1743），兩廣總督策楞在處理一宗葡萄牙人殺害華人案後，上疏清廷加強防範。乾隆九年（1744），縣丞衙署從前山寨移至澳門望廈村，隸屬於澳門海防軍民同知，加強對澳門事務的管理。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澳門總督亞馬留為擴張地界，將縣丞衙署連同《澳夷善後事宜條議》石碑拆毀，縣丞和官員被迫遷回前山寨駐紮。 朱念高任職一年，雍正十年（1732），顧嵩接替擔任香山縣丞。[3] [1]《香山縣歷任縣丞駐節澳門表：1731-1906》，載《中山文史》（第45輯），中山：中山政協，1999。 [2]劉景蓮：《明清澳門涉外案件司法審判制度研究：1553-1848》，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第44頁。 [3]黃啟臣：《澳門主權問題的歷史審視》，載“中華文史網＂，2007年3月2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gat/2006-09-28/274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