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12月9日，澳門第十號“月旺·疏夏”號開赴大西洋國貿易，教士王雅各伯附搭該船回國。

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為了進一步加強對澳門及廣州貿易的管理，廣東政府於本年頒布有關條例：一、各國夷船到粵，內有應進澳門之貨，准其由該船灣泊處所，用舢板起運入澳，不准人船駛入澳海。運畢或有貨尚需進埔，或應回國，即便揚帆，不得久泊零丁、金星門、沙瀝、鷄頸、潭仔、磨刀各洋面，滋生事端。後有來者，照此辦理。倘有應進不進，不應進而進，意圖走私漏稅，均應責成西洋呞咑頭人出具切實擔保不滋各弊甘結，呈送存據。二、各夷船到粵，所載貨物應進埔者，進埔納餉，不准夾帶私貨入口；應進澳者，進澳輸稅，不得夾帶疋頭等物，以杜透漏走私之弊。三、進澳之貨，盡歸議事會經理，倘有唐人私開窯口，天朝文武官嚴行拿辦。四、貨物既經該呞咑辦理，須要妥為照料，爾國夷人如有買私走漏，或互相爭競生事，應責成該夷日按夷律懲辦。五、天朝文武官體恤該夷窮苦，不收陋規，爾等更不得透漏稅餉幹咎。六、貨物入澳，准由澳門碼頭起上議事會，至出貨之時，納清稅餉，應由媽閣關口而出，以便稽查，不得用夷船下載出該夷呞咑碼頭，任聽黑奴等包送走私。

嘉慶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2月4日，葡萄牙攝政王頒布特許狀：“朕自決定，凡是來自中國的貨物進入巴西海關，只要是再出口到本國其他各個港口，而凡是屬於葡萄牙臣民的貨物並在本國船隻上運輸者，一律免稅，不再受制於果阿。但是每年必須向那里派遣一艘定期船隻，以運送同宗主國之間的信件。”6月2日又有一封詔書解釋免稅的問題：“這一規定只適用於居住在那個殖民地（澳門）臣民的貨物，而且船隻必須是朕在亞洲的領地船塢建造的。”葡萄牙通過規定企圖進一步發展在遠東尤其是在達曼的造船事業。1808年，澳門的商船都是完全在孟加拉製造的。通過1811年2月4日的特許狀，新的葡萄牙殖民政策得以擴大，同時確定對中國（澳門）開放：“朕決定，通過廣泛的特許來允許朕之臣民從事同在葡屬印度沿海、中國各港口、好望角的我國及外國的海灣、河流、島嶼、港口及葡萄牙、巴西、亞速爾、馬德拉、佛得角、西非沿海港口及其周圍屬於本王室的島嶼自由貿易航行。取消一年多來阻礙貿易繁榮的限制。”

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澳門進口鴉片2381箱。澳門海關稅總收入88825兩，其中鴉片稅為38096兩。

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6月2日，葡萄牙王室又頒佈王室敕令對澳門與巴西的自由貿易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即規定：只有在葡萄牙亞洲各領地船廠製造的船隻才可以享受自由貿易的特權。王室旨意在支持葡屬印度的造船事業，尤其是當時的達曼造船廠。但是，當時澳門市民擁有的船隻大部分都不符合這些條件。澳門當時已經選擇好航行巴西的“尤利西斯”號船也不符合這一條件，這艘船是買來的，去達曼訂造船只又來不及。澳門議事會只好向葡萄牙政府請求以特批的名義恩准一次“尤利西斯”號船航行巴西，最後獲得了批准。對澳門來說1810年的王室敕令產生了多方面的積極效果：一是為葡萄牙商人找到了一條利用中國商品的外銷優勢而獲利的出路，為處於徘徊中的澳門經濟帶來一些活力；二是使澳門商人擺脫了果阿的束縛，長期以來，澳門商業利益一直從屬於果阿，葡印政府強令去葡國或印度的澳門商船入泊果阿並繳納關稅；三是將澳門─果阿─里斯本的傳統航線變為澳門─巴西─里斯本的航線。

嘉慶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澳門進口鴉片2992箱。澳門海關稅總收入63242兩，其中鴉片稅為47872兩。

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9月4日，呂宋國夷商晏嗱（Ana）船一艘，裝載洋米、銀子前來貿易。

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澳門進口鴉片2770箱。澳門海關稅總收入80744兩，其中鴉片稅為44320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