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華，乳名金橋，曾用名鮑兆華、包華、鮑雁坡、鮑哲魂，筆名列昂，香山縣白石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白石村）人。 鮑幼時喪母，隨父旅居日本橫濱。鮑居長，弟妹眾多（生母生育三子、繼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難。他13歲時進入一家商行當童工，三年後，轉到橫濱中華會館工作。 鮑自小刻苦好學，業餘時勤奮自學，稍長，接受孫中山的革命學說。大革命失敗後，他不滿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和革命人士的鎮壓屠殺，有感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現狀，逐步傾向馬克思主義。 1927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時任起義肅反委員會秘書長潘兆鑾在橫濱成立黨支部。鮑開始與共產黨人接觸，加入日本進步華僑青年組織的“黎明社”，散發有關反對蔣介石的傳單，後加入中共黨的周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接受黨組織的領導，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的革命原理，覺悟不斷提高，改名“鮑兆華”，以示中華民族必將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經潘兆鑾介紹，鮑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日本當局發動大規模迫害日華僑和留學生事件，他被捕入獄；翌年秋，被日本當局遞解出境。他回到澳門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心情十分苦悶，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離群之雁。之後，他在香港魚欄打工、在澳門以賣報為生。[1] 1931年，鮑結識澳門地下黨員黃新英[1]，之後共同創辦濠江中學校暨附屬小學（今濠江中學），指導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參加社會愛國活動；認真傳授知識，啟發學生認識現實，追求真理；使學校面貌為之一新，受到社會正直人士和學生家長的讚許。黃仁輔擔任首任校長，學生百多人，貧苦學生可獲減免學費。兩年後，因學校經濟困難，鮑和黃新英讓與黃曉生（健）接辦。[2]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活動蓬勃展開，鮑以濠江中學為據點，組織師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話劇，並舉辦“國恥周”紀念活動，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為了進一步激發同胞的愛國熱情，他創辦學生書店，出版《學生雜誌》，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經常在《大公報》副刊發表文章；又與廣州林鋒等創辦《南國青年》小報，宣傳抗日。之後，他和廖錦濤發動部分學生和汽車業職工，組織“綠光劇社”，進行抗日宣傳的演出活動。抗戰前夕，鮑與陳少陵組織“救國會”，更廣泛地團結廣大工人、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經過鮑等人六七年艱苦工作，澳門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廣大愛國同胞、拯救中華民族危亡而奮鬥的根據地，為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簡稱“旅澳服務團”）組建及後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打下一定的基礎。[1] 抗戰爆發後，鮑回到廣州會見楊康華，研究率領部分澳門抗日青年回內地參加救亡鬥爭的問題。接著，旅澳服務團由中共澳門地下黨負責人余美慶組建完成，函鮑速返澳門。之後，鮑經常來往於澳港穗之間，擔任旅澳服務團的後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慶介紹下，鮑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旅澳服務團成員60多人從澳門出發，經江門、新會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劇、演講、出壁報，宣傳抗日，影響頗大。同年底抵台山時，台城國民黨當局竟將他們拘捕，解送廣東綏靖公署軍法處，後囚押於南石頭監獄。鮑聞訊後，馬上找到楊康華研究，後到香港向高連貫彙報，決定向社會公佈事件真相。接著，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報》首先披露旅澳服務團被拘捕消息，呼籲各界營救；港澳各報競相轉載，予以回應。不久，上海“全國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等發出通電，敦促國民黨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釋放旅澳服務團全體成員。在愛國輿論的壓力下，1938年4月國民黨政府被迫將服務團全體成員釋放。旅澳服務團返澳休整後，又到中山一帶開展救亡活動。廣州淪陷後，經黨組織批准，決定解散，由陳少陵、鮑率領奔赴四會縣，參加駐四會的廣東稅警總團政訓處政訓大隊，鮑和陳少陵被任命為上尉視察員。 1939年1月，政訓處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級為特別支部）成立，陳少陵任書記，鮑擔任宣傳委員。不久，陳少陵調去三水，鮑接任支部書記。期間，他在中共四會臨時工委領導下，組織特支黨員到四會各地深入開展抗日活動，壯大黨組織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會、三水開展“肅托”鬥爭，解散中共政訓處特別支部和三水特別支部。在這場錯誤鬥爭中，鮑被內定為託派，遭受清洗，開除黨籍。 1940年1月，日寇進犯清遠，稅警團奉命抵抗。鮑雖遭到錯誤處理，仍以大義為重，積極組織救援隊，奔赴前線，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務。4月，鮑離開當地，經樂昌曲江進入乳源，擔任縣文教館幹事，後到乳源縣第一小學任教。乳源經濟文化較落後，全縣連一所中學也沒有。鮑四處奔走，拜會有識之士，親謁縣政當局，提議創辦乳源中學。1941年秋，創辦乳源縣第一所中學，鮑被聘任教。期間，他團結進步學生，組織課外讀書會，並創立“民主同盟”。在鮑的影響下，乳源中學不少學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鮑組織乳源中學學生，反對國民黨當局在學校動員學生報告參加“青年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運動，並取得勝利，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仇視，12月，將他逐出乳源縣。在進步學生的掩護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黨在乳源建立組織，北江特委書記黃松堅指派鄺哲民和潘達（潘兆鑾之子）審查鮑的歷史和表現，決定恢復他的組織關係。鮑離黨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組織的懷抱。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準備發動剿滅人民革命力量的內戰，對持有異見的鮑始終心懷芥蒂。1946年2月，鮑又一次被驅逐出乳源縣。4月，他前往香港，創辦《論壇》小報，抨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1947年8月，他到東莞虎門中學任教；10月，受華南分部派遣返回粵北。他先後任北江第一支隊青工班負責人、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北江革命幹部學校負責人，直接參加武裝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鮑被任命為北江公學副教育長，繼任韶關師範學校校長。期間，他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勇挑重任；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團結廣大師生，致力教育教學改革，使該校成為全省教育戰線的先進單位。 1954年8月，鮑被加以“託派”和“自首叛黨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黨，並撤銷韶關師範學校校長職務。妻子馮昭儀受到株連。在逆境中，他堅信自己無辜，堅信黨組織終會澄清問題，將每月應交的黨費儲存起來，等到恢復黨籍時一起交納。1964年4月，鮑因病在廣州逝世，年僅53歲。他在彌留之際唯一的遺囑，就是要求組織澄清自己的問題，恢復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東省委劉田夫、梁威林等領導親自向黨中央有關部門寫報告，要求平反鮑華的冤案，黨組織重新審查。1981年9月，中共韶關市委作出決定，否定鮑華“叛徒”、“託派”等問題，恢復其黨籍和名譽，對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稱讚他是好黨員、好幹部。[1][3] [1]蘇鼎常、肖清：《鮑華》，載《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頁。 [3]《黨史人物——鮑華》，載“中國共產黨珠海市委員會＂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音樂家。廣東新寧（今台山）人。自幼酷愛音樂，學生時代已通曉高胡、二弦、月琴等。後經常參加廣州業餘音樂社的演出和電台音樂節目的演播活動，潛心鑽研，技藝日趨精湛。1931年參加廣州著名音樂社團素社，任高胡領奏。又曾隨羅九香學奏古箏。1940年移居澳門，長期任職於澳門國際酒店的“國際平面夜總會”粵曲藝團，出任伴奏拍和角色。1949年轉赴香港。1954年回廣州。歷任廣東省政協常委、廣東省文聯副主席、音協廣東分會副主席、廣東音樂研究會名譽會長、廣州民間樂團團長等。擅長高胡、古箏，其主奏的高胡曲《鳥投林》、《春到田間》、《平湖秋月》和箏曲《蕉窗夜雨》等均膾炙人口。又精作曲，主要作品有高胡獨奏《魚游春水》、《花市迎春》，古箏獨奏曲《紡織忙》、《塞上吟》，嗩吶領奏曲《放煙花》等。1990年在廣州逝世。

崔德祺，祖籍新會雙水（今屬江門市新會區雙水鎮）崔嘉亨村，生於澳門。澳門著名實業家、大慈善家、社會活動家、書畫家。崔世安叔叔。 德祺早年在聖若瑟修道院肄業，後在廣東中德建築工程學校和廣東救護調劑學校畢業，在澳門從事建築等行業數十年，在澳門建築行業和工商界中享有盛譽。 德祺擔任澳門又和建築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擁有多家規模宏大企業，事業興旺。大半個世紀以來，他不但在澳門工商業創造出驕人的業績，而且一貫致力服務澳門社會，很早成為澳門政界的重要人物、大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 20世紀50年代，德祺歷任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建築置業商會會長，先後出任澳門政府立法會副主席、市政執委副主席及代主席、社會福利處華人委員、澳門同善堂值理會主席、東亞大學校董、濠江中學校董會副董事長及澳門新會同鄉會會長等職。 為實現澳門順利回歸，德祺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主任，澳門基本法協進會會員，為澳門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社會福利事業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他擁護祖國統一，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收回澳門主權；不顧商務繁忙，樂於擔任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主任，為澳門主權回歸祖國和維護澳門的長期繁榮安定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澳門政府與民間溝通、澳門社會法治和社會事務管理等方面，貢獻尤其突出。[1] 1966年，德祺獲葡萄牙政府頒授慈善功績司令級勳銜；1980年獲葡萄牙政府頒授慈善功績爵士級勳銜；1984年獲澳門總督頒授文化功績勳章；1986年3月，被澳門東亞大學授予社會科學榮譽博士稱號；1989年獲澳門總督頒授英勇勳章；1990年獲葡萄牙政府頒授紅十字會勳章；1995年獲葡萄牙政府頒授公民功績高級軍官勳章；1999年獲葡萄牙政府頒授王子大十字勳章[2]；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後，2001年獲澳門特別行政區頒授金蓮花榮譽勳章；2006年獲澳門特區政府頒授大蓮花榮譽勳章。[2] 德祺熱愛祖國，關心國家建設。1954年，他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並多次應邀赴京觀禮；同時，擔任廣東省第一屆至第七屆政協委員、常委，是澳門愛國先行者之一。1955-1956年，他獲周恩來總理多次親切接見。他的公司是澳門第一個公開升起五星紅旗的機構。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和黑社會特務分子趁他從酒店出來之際，用黑槍打他，意圖暗殺。80年代以來，鄧小平接見了德祺，對他的愛國愛鄉之情讚不絕口；江澤民與他合照。 1954年，德祺隨一位旅澳鄉親首次回到家鄉，雖已隔數代，但一種濃厚的鄉情和親切的感覺，使他無法忘懷這片祖輩生活過的土地。之後，他經常回鄉，熱心支援家鄉社會主義建設。80年代開始，他每年都回新會過春節，拜會新會有關領導、親友，共同商討建設家鄉的大計，隨他一起回來的還有澳門實業家和知名人士，他希望借機向家鄉的領導們引介澳門和海外的企業家回來投資興辦實業，促進家鄉的經濟建設。 1958年2月至1981年5月，德祺一直擔任新會縣多屆政協委員，並擔任副主席。他對廣東，特別是家鄉新會建設提出不少寶貴的意見。十多年來，他和妻子何麗貞一起在家鄉捐資興辦和協辦20多個公益項目，包括新會華僑中學、環城中學、雙水鎮沙路小學、新會機關幼稚園、新會體育訓練館、新會僑聯大廈、岡州賓館、圭峰賓館、玉台寺、崖山祠、岡州畫院、新會中醫院、雙水鎮衛生院及新會急救中心等。 1996年，德祺回鄉，向新會統戰部林奕鵬常務副部長提出下鄉看看。林部長和德祺來到他從未到過的睦洲鎮。睦洲鎮敬老院不但乾淨舒適，而且老人們衣著整潔，精神奕奕，過得開心愉快。德祺對此非常滿意。他對林部長說，我要捐助20萬元做基金，幫助他們把敬老院搞得更好。捐款消息宣佈後，睦洲鎮政府領導梁養勝和陳金城非常感激，私下對林部長說我們發夢也沒想到有這麼多捐款。德祺跟睦洲非親非故，主動捐出鉅資，令人感動不已。 1996年12月，德祺倡議成立“雙水鎮獨居老人生活籌辦會”，親自帶頭捐款，並發動港澳人士捐款，籌集了一筆基金，基金每月撥出款項幫助75位孤寡老人改善生活。這一善舉，開創新會公益事業的先河，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人們交口稱讚。 2001年，德祺得知新會急救中心缺少先進的儀器，主動用十多萬港幣在美購買一台先進儀器贈送給急救中心，有了這台先進儀器，使病人得到更好的救治。 除個人帶頭慷慨捐資外，德祺積極發動澳門新會鄉親為家鄉建設出力。他是澳門新會同鄉會第一至十三屆會長，在他的帶領下，該會成為澳門一個實力雄厚、社會影響較大的社團。他充分利用自己在鄉親中的威望和影響，引導會員們支持家鄉公益事業。 德祺是一位畫家。他的美術作品多次入選全國美術展覽。他對熱心社會文化和體育、慈善事業，對醫學、國畫、音樂等頗有研究，出任澳門兵乓球協會總會副會長、籃球聯合會副會長、游泳聯合會副會長、雀聯及新花園等體育會會長、體育會委員、澳門建設研究委員會華人委員、頤園書畫會主任委員、濠鏡音樂會副會長。 20世紀50年代，德祺組織成立“頤園書畫會”，定期舉行雅集和開展交流活動，為推動國內外書畫藝術交流做了不少工作。從80年代開始，他倡議舉辦澳門、中山、新會書畫聯展，參加三地巡迴展出。 1982年，為推動家鄉書畫藝術，德祺捐資50萬港元，在會城公園路建起一座600平方米的“岡州畫院”，希望將岡州畫院辦成一個藝術交流場所，一個青少年美術培訓、交流基地和一個藝術展覽場所。為了提高岡州畫院的展覽條件，他多次出資增添展覽設施，並在澳門收集畫冊帶回畫院圖書室收藏。在他的關心和支援下，該畫院的展覽條件不斷提高，長期免費提供給有關單位和藝術團體舉辦展覽。近年來，岡州畫院多次為澳門頤園書畫會的書畫家舉辦展覽，接待來自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的藝術團體及來自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四川、廣西、香港、台灣等地畫家，並為他們寫生、交流、舉辦展覽提供良好的服務。德祺積極配合新會文化景觀建設，為崖山祠碑廊、碧霞樓碑廊及小鳥天堂“榕蔭滴翠”石刻書丹，參與岡州畫院贈送給新會體育館的巨幅國畫《再上新高峰》的繪製工作。1991年5月26日，澳門、中山、新會書畫作品聯展暨岡州畫院落成典禮在岡州畫院隆重舉行，除回來參加揭幕儀式外，德祺後來帶上作品參展。當時中國國畫大師黎雄才伉儷、省美協主席湯小銘以及中山、新會兩地領導都前往觀禮，大家對德祺為弘揚祖國傳統文化、振興家鄉文化事業的美德，高度讚賞。 德祺如光風霽月的人品與胸懷，一直為人們敬仰。新會縣人民政府、雙水鎮人民政府和新會岡州賓館為了讓後人銘記德祺的功德，先後立三座豐碑，碑文言簡意賅，高度概括德祺的功德善舉和貢獻。 2007年10月24日，德祺因病在澳門去世，享年95歲。[2][3] 何麗貞是澳門婦女運動領袖，1956年加入婦聯開始，歷任婦聯執委會副主席，並兼任康樂、聯誼等部部長；1986年婦聯改為理監事會制後任副理事長；1993年任婦聯副會長，2000年任會長；2008年卸任婦聯領導層職務，改任榮譽會長；長期推動澳門婦幼事業發展。[4] 崔德祺夫婦生育子女三個，子女早年負笈美國讀書，事業有成，服務社會。長女崔筱瑜在美任職資料分析工作。長子崔世平獲美國柏克萊大學土木工程學碩士學位，後獲北京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城市規劃專業博士學位、工程師，現任第十屆澳門特區全國人大代表、澳門立法會議員、科技委員會委員。次子崔世業為設計師，取得美國加州藝術學院平面設計碩士，現居美國執業。[5] 侄子崔世安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任長官。 [1]張瑞亨：《崔德祺先生的桑梓情（葵鄉赤子情）》，江門：新會政協，2006，第97-102頁。 [2]《崔德祺》，載“江門新會區＂網，2012年12月3日，http://www.xinhui.gov.cn/xhlsrwzl/rwmc/201209/t20120905_32933.html。 [3]《50、崔德祺》，載“中國江門網＂，2013年3月16日，http://www.jmnews.com.cn/bw/Votes/disp.aspx?data_id=231039。 [4]《何麗貞：秉承傳統推動婦女事業》，載《澳門月刊》，2010年11月2日，http://www.macaumonthly.net/Article/zttg/200806/20080603000000_527.html。 [5]《崔德祺》，載“互動百科＂網，2013年3月21日，http://www.hudong.com/wiki/%E5%B4%94%E5%BE%B7%E7%A5%BA?prd=so_1_doc。

何竹平，又名何龍清。[2]澳門書畫家。 何竹平自幼愛好文學兼習書畫；青少年時代，接受大學教育。 1938年12月，何竹平參加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作為第二隊團員回國參加抗日救亡工作；後來從事教育工作。1980年，何竹平退休。之後，他重拾舊好，居住在中山市坦洲鎮；十多年來，在當地為弘揚祖國傳統書法，發揮餘熱，促進當地培育書畫幼苗，推動書畫藝術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何竹平擔任中華當代書畫藝術研究會研究員、中國現代書畫名家名作編輯委員會特約委員、廣東省老年書畫家協會會員、中山市老年書畫家研究會理事等職。 在全國、省、市和鎮歷年舉行各種書畫活動中，何竹平都有作品參加展出並獲獎，1999年獲中國藝術博覽會銅獎、中國龍文化藝術節書畫展優秀獎、中華當代書畫藝術展金獎；1998年榮獲中國當代書畫藝術研究會評為“當代百名優秀書法家”稱號。1995年出版的《中國老年書畫家大典》（第二卷）一書收錄何竹平的作品；個人傳略入選《中國現代書畫名家》、《亞洲藝壇名流》等書。[1] 1988年12月4日，時值澳門四界救災會服務團第二隊啟程返回內地參加“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活動”，澳門和內地的第二隊成員張釗、黎天、張雲、林志宏、陳奇、何龍清（竹平）和梁朗七人，其他隊三位成員招文峰、鄧英、梁瓔及澳門四界救災會當年理事陳大白等11人，先後到中山市坦洲和珠海市香洲，舉行慶祝活動，當晚並在珠海市教工之家下榻。 在座談會上，大家談起半個世紀前投筆從戎的日子，緬懷那段為抗日救亡艱苦戰鬥的日子，都認為當年澳門四界救災會成員沒有辜負大好的青春，對得起中華民族，對得起自己的祖國。何竹平為此賦詩抒懷：“此生無愧對軒轅”。這句詩不但反映了參加這次活動的澳門四界會成員的心聲，也表達了所有在內地和港澳的澳門四界會同人的豪壯情懷。[3] [1]《何竹平》，載“讀秀＂網，2012年11月30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11207711&d=E11FC11CA1FA7346E618DD18DC100754。 [2]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250頁。 [3]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100-101頁。

黃獨峰，原名黃山，號榕園[1]，又號五嶺老人，生於揭陽市榕城鎮。嶺南派畫家。 獨峰16歲時跟從揭陽畫師鄺碧波先生學畫花鳥；兩年後，經孫星閣先生介紹，師從嶺南畫派高劍父，進入春睡畫院學習。40年代開始，他以嶺南派第二代畫師而聞名於國內外畫壇。 1936年，獨峰赴日本東京深造，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回國，在港、澳、滬、黔、桂、渝、蓉等地從事美術創作。[2] 抗戰時期，獨峰避居澳門，他與關山月、李撫虹、方人定、羅竹坪、何磊、楊善深、司徒奇等高劍父高足，均常雅集於“妙香堂”。[3]1941年，他與伍佩榮、方人定、李撫虹、司徒奇、何磊等在澳門組織“再造社”。[4] 1939年，獨峰在香港創辦《現代藝術月刊》；1943年在韶關創辦“頌風畫苑”；1946年在廣州與馬小進等組織“越社”；並與高劍父創辦南中美術專科學校，擔任教授、國畫系主任；1948年創辦《時代藝術月刊》；組織“丹荔社”；1950年在香港入張大千門下學習。 1952年，獨峰移居印尼，1959年在棉蘭創辦“中國畫院”，其畫作在東南亞享有盛譽。1960年，他回國在廣西藝術學院擔任副教授、教授、美術系主任、副院長等職。1961年後，歷任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廣西政協副主席，第二屆全國僑聯委員，第三屆全國僑聯常委，廣西僑聯主席，中國致公黨中央委員會常委，致公黨廣西區委會主任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理事，廣西美協副主席、主席，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廣西分會副理事長，廣西工藝美術學會副理事長，廣西詩書畫金石研究會會長，廣西海外聯誼會理事，廣西潮人聯誼會會長，石濤藝術學會會長等職。 獨峰擅長中國畫，兼善書法；畫風綜合南北二宗及古代諸流派，自成一格。1947年作品14幅贈送給泰國王室；1948年作品《百鶴圖》刊載於當年《中國美術年鑒》；1953年十幅作品贈送印尼總統蘇加諾；1964年作品《神仙魚》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展；1976年作品《灕江百里圖》長卷和《和平迎春》入選第五屆全國美展；1989年作品《富貴壽》作為國禮贈送給朝鮮領導人金日成；1990年五幅作品贈送菲律賓政府；1991年三幅作品赴日本聯展，在國內外出版《獨峰畫集》（1-7輯）、《獨峰玫瑰集畫稿》、《獨峰花卉鉛筆稿》、《獨峰花鳥鉛筆稿》、《獨峰花鳥畫譜》、《獨峰動物畫譜》、《獨峰畫譜》、《黃獨峰神仙魚畫譜》、《黃獨峰藝術生涯》、《獨峰藏印集》、《黃獨峰師生畫展作品選》等書；著有《明清寫梅畫人傳略》、《中國之花鳥畫》、《山水花鳥畫技法》、《中國繪畫與西洋畫的傾向》、《嶺南畫派藝術之研究》、《黃獨峰畫語錄》等；從1931年開始，他在上海、北京等地以及泰國、新加坡、印尼、菲律賓、日本等地舉辦個人畫展近50次。 獨峰以畫魚受到世人青睞。尤其是其筆下“神仙魚”，入選1964年英國倫敦舉辦的“中國藝術展覽會”，轟動英倫，為海內外藝壇所稱道，被譽為“獨峰一絕”。其筆下的各種魚類，超然脫俗，達到形神兼備的藝術境界。他的“神仙魚”，筆墨精妙，結構簡練，生動傳神。在看似簡單的畫面構圖中，著力追求樸素、凝煉的文人精華和情懷，從而創造出純正高雅的意境和格調，為中國寫意神仙魚的創作開闢出一條新路。[2] 獨峰回國30多年來，為“嶺南畫派”在廣西培育出大批後起之秀，為“嶺南畫派”在廣西的發揚光大作出突出的貢獻。現今活躍在中國畫壇的“灕江畫派”重要畫家都出自其門下；廣西成立“廣西嶺南畫院”，目的是促進嶺南兩廣藝術交流，為共同發揚“灕江畫派”作出不懈努力。 《灕江陰雨》是獨峰的代表作。山全是肯定的大筆墨寫出，突出雲，不作勾皴，以突顯筆力，江畔的樹用重墨寫出，突出其渾成的整體感。但《灕江陰雨》只此一幅，說明他整體觀察、整體表現的意境是學西畫所形成的下意識的東西，還沒上升到自覺的程度。他畫馬是完全做到了自覺的境地。他性格豪邁，擅長草書，筆走龍蛇。 獨峰與關山月、黎雄才都是春睡畫院的同窗，後來，他進入“大風堂”，卻不影響三人情同手足的關係。他們都是高劍父的傳人，藝術都堪稱一流，廣西畫壇把三人稱為“嶺南畫派新三傑”。[5] 1998年，獨峰與世長辭，終年85歲。 [1]《“兩師雙管”黃獨峰》，載《汕頭特區晚報》，2011年3月13日。 [2]《寫生妙手——“五嶺老人”黃獨峰》，載《南國早報》，2012年5月9日。 [3]《澳門美術書法》，載“文化共享網＂，2006年12月11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110154703/view?searchterm=None。 [4]《廣東繪畫掠影1900-1949》，載“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網，2013年8月30日，http://www.lcsd.gov.hk/ce/Museum/Arts/documents/10284/10567/A_Glimpse_of_the_Guangdong_Art_Scene_chi.pdf。 [5]劉益之：《嶺南畫派一獨峰——紀念黃獨峰先生一百周年誕辰》，載《廣西日報》，2013年9月22日。

女，粵劇藝術家。原名麗初，書名婉儀。廣東南海西樵人。1925年開始學演粵劇，師從姨母小叫天，繼學黃呂俠。後入廣州“群芳艷影”，當正印小生。1935年赴澳門，加盟“鏡花艷影”全女大戲班，任女武生。曾受聘於賽狗場的遊樂場演出粵劇。在澳門居住10年，活躍於舞台，演出於域多利戲院、平安戲院舞台。期間，與商人黃蘇在澳門結婚。1938年參加澳門四界救災會救亡工作，出任澳門四界救災會戲劇團團長，為籌募抗日經費義演義唱。後與白雪仙組建新聲劇團。抗日戰爭勝利後離開澳門，到香港重組新聲劇團。嗣與白雪仙、梁醒波合作，組仙鳳鳴劇團。以扮演多情公子、落難書生見長，於省港粵劇界中獨樹一幟。曾主演《紫釵記》、《帝女花》、《再世紅梅記》、《李後主》等傳世名作。1951年起涉足影壇，共演出287部電影，係香港主演影片最多的女演員之一。1964年結束舞台生涯，致力粵劇新秀的培養。1989年病逝於香港。

粵劇及電影演員。原名何賀年，藝名何康琪。廣東東莞人。幼喜粵曲。曾師從石燕子、陳醒章學習粵劇。後又隨劇團到上海、澳門等地演出，技藝益精，形成柔和、悠揚、味濃、變化自如的“凡腔＂。1947年組織非凡響劇團，並與著名花旦楚岫雲等合演《情僧偷到瀟湘館》，在廣州連演360場，場場滿座，轟動一時。1949年後去香港，繼續從事粵劇演出，並受聘為電影、電視劇演員。1980年在香港病逝。按其生前所願，安葬在澳門氹仔孝思永遠墓園。

書法家、畫家、篆刻家。原名林崇栻。廣東新會人，生於澳門。曾任第二任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澳門書法篆刻協會會長、澳門頤園書畫會理事長，西冷印社名譽社員。致力於推動書畫篆刻藝術，師事馮康侯、秦咢生，擅長書法、篆刻。作品曾參加第一至第五屆全國書法篆刻展覽，並多次在穗、港、澳展出。2004年先後在長沙、北京、上海等多個大城市舉行巡迴展。1993年獲澳門第一屆藝術雙年展中國書畫組首獎。2001年獲澳門特區政府頒授文化功績勳章。2004年於新會逝世。

廣東順德人。上海法政學校畢業後，赴日就讀早稻田大學政法科。在日加入同盟會。1909年奉派到上海開展聯絡工作。1918年起，歷任大元帥府秘書、軍政府大理院書記長、總檢察廳書記長及印鑄局局長。1925年後，迭任廣東省政府秘書長、中央黨部政治會議秘書長、漢口國民政府秘書長、交通部代部長、海外部部長。1929年任鐵道部次長。1932年任鐵道部部長兼行政院秘書長。次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員。1935年因病移居澳門多年，觀音堂還留下他的詩畫寶。1942年重返國民黨中央政府，任立法委員。工書法、篆刻。著有《鐵道概論》、《金石粹言》。

徐柳仙，女，原名徐振坤，乳名牛奶，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粵劇名伶、“柳仙腔”開創者。 柳仙出身於貧苦家庭，12歲開始從師學藝賣唱，在珠江河畔、香江碼頭，她受盡多少屈辱和鞭子，她的歌聲伴隨著不知多少個月圓月缺的夜晚。她18歲時，灌唱第一張唱片《情淚種情花》，嶄露頭角。華僑喜歡聽她的歌曲，引起製片商們對這位新秀的關注，成為他們互相爭奪的歌手。接著，她又灌唱了《夢覺紅樓》、《再折長亭柳》兩張唱片，特別是《再折長亭柳》，在美洲華僑的歌廳、酒店，顧客都愛點唱它，成為她演唱的首本名曲。 柳仙以演唱平喉著稱，音量寬巨集婉轉，名噪一時。時人把她與小明星、張月兒、張惠芳並稱為粵劇“四大平喉”，這是對她較籠統的評價。而從她的具體唱腔特點來說，她的歌聲柔中帶剛，以清潤爽獷，富於韻味見長，這些藝術特色集中體現在《再折長亭柳》一曲中，因此得“柳仙腔”之稱。 抗戰勝利後，柳仙定居香港。四五十年代成為她一生的黃金時期。她和丈夫文樂之同時客串幾個劇團，她從曲藝演員搖身一變，成為粵劇紅星，擔任正印花旦，頗能深入角色。 60年代初期，香港經濟蕭條，粵劇不景氣。柳仙又重返歌壇，經過十多年的坎坷。1974年，家庭又遭變故，丈夫文樂之去世，生活陷入困境。同年，她又遭車禍，傷及左臂和左腿骨，雖經治癒，須扶杖行走，重返劇壇永沒希望了，即使在歌壇上，再也不能如前活躍了。 但柳仙矢志不渝地對曲藝進行研究和探索，有時為生活所逼，她不得不扶杖登台演唱幾支曲子，賴以糊口。之後，她與一些曲藝愛好者組成“一廬音樂研究社”，精心培養後起之秀，香港演藝學院中文系系主任唐健垣博士就是她得意的高足。 1983年12月，柳仙不顧年高身殘，應廣東有關部門的邀請，毅然率領“香港曲藝演出團”回廣州演出。期間，她償還了多年夙願，獲得了一位“柳仙腔”的接班人——李惠東，在穗港藝人大力撮合下，在泮溪酒家舉行正式收徒拜師之禮，成為粵劇界一段佳話。 1984年，柳仙在香港重逢愛徒李惠東（當時李惠東隨廣州粵劇團赴香港、新加坡演出），師徒盡情暢敘之餘，她不遺餘力教導李惠東，並將珍藏的首本曲及錄音卡帶贈送給他。她非常關心保存祖國傳統藝術文化，大家稱她為愛國藝人。 雖然，柳仙的藝名紅遍海外，桃李滿門，但她的生活極其清苦，她安貧樂素，決不輕易求助於人。自她傷殘至逝世的十多年，她一直和兒子文斗亞同住在葵涌老人廉租屋裡，而且要靠一點傷殘救濟金過日子。兒子有份工作，但收入甚微。在她最困難的時候，香港最高法院為她當年遭車禍之事作出了賠償裁決，得到撫恤金六萬元，經濟有所好轉。 1984年2月，香港荃灣大會堂舉行“粵曲欣賞會”，當時，柳仙已年近古稀，但她仍然興致勃勃，扶杖參加這個演唱會，而且登台重歌《再折長亭柳》一曲，聲情不減當年，足見她功力的深厚。她身殘志不殘，恪守“曲不離口，拳不離手”的原則，在“一廬音樂研究社”裡，她以身作則，經常示範演唱，她常常勉勵徒弟唐健垣，要將繼承粵曲藝術為己任，無愧為一位忠實於民族文化藝術的人。 1984年下半年起，柳仙一直被病魔纏繞，雖多次接廣東省有關部門電邀來穗演出，無奈力不從心，不得不一直困於病榻中。1985年3月初，她病情日見惡化，同時出現胸膜炎、肺積水等併發症，先後六次施手術割治無效。 柳仙在晚年潦倒、貧病交迫之際，也沒向親友啟齒借錢，寧願變賣首飾及私夥（戲服），自籌藥費，勉強維持。她那種倔強和骨氣，表現無遺。 1985年8月2日，柳仙在伊利沙伯醫院病逝，終年68歲。 8月18日，舉殯時，唐健垣講述老師徐柳仙生平，扼腕表示要按照她所教把粵劇藝術發揚光大。[1] 鄧芬約於1926年作下粵曲《夢覺紅樓》。當時，鄧芬在粵東財政廳任秘書一職，但同仁對他長期和“戲子”交往，頗有微言，羞與之為伍。由於讕言相逼，鄧芬辭去所有職務，從此不再踏足官場。他經常流連於紅船碧岸之間，絲竹管弦，樂在其中。 1930年，上海新月留聲機唱片公司出版的《新月曲集》中，收入鄧芬與該曲集的主編錢廣仁等四人合照。而這本曲集現藏於澳門崔氏居明軒中，收錄鄧芬用墨水筆寫的兩行小字，當中說他1928年在上海唱《夢覺紅樓》。 鄧芬所唱的《夢覺紅樓》由上海新月留聲機唱片公司出版，以第六期新唱片推出。這首粵曲的來由，據說產生於一個盂蘭節晚上，鄧芬撰此曲時，在座有一個上海唱妓叫“夢覺”，於是以此命。鄧芬在上海唱《夢覺紅樓》時，除其文藝界的朋友陳融（1876-1955）、簡琴齋（1888-1950）等人為其題詞外，他自己畫了一幅《夢覺紅樓圖卷》，這幅畫現藏於香港藝術館，曾公開展出。 在鄧芬創作《夢覺紅樓》曲時，他寫了幾首詩，使人盪氣迴腸，他不單以畫名於世，而且以詩詞稱譽於文壇。其詩云：“今夢方知昨夢非，夢醒還似夢迷時，平生不識相思味，欲解閒愁合費詞。曾唱驪歌入教坊，當時情味最難忘，去年又制飄零曲，花事闌珊長樂鄉。” 鄧芬偶爾到紅船探訪戲人，一解對粵曲的戲癮。當時，徐柳仙初露頭角，她的乳名牛奶，因居於香港九如坊二奶巷。有一名癮君子名叫跛棠的人教她唱曲。1935年，徐柳仙在澳門登台，鄧芬在不經意之間聽到她的歌音，認作奇才，即以《夢覺紅樓》相贈。 廣東省文史館莫仲予先生說，鄧芬是在澳門煙塌上向徐柳仙傳授此曲的。名畫家李守真不嗜“阿芙蓉”，卻與鄧芬交情很深，當時也在場看其傳授用腔技巧。鄧芬一晚以兩句為限，經常操樂器為其拍和。 徐柳仙聰慧過人，鄧芬在此不久前曾以此曲灌錄唱片，而她卻自信自己能有同曲異功之妙。因感自己與《夢覺紅樓》所說的身世相似，於是請求歌林唱片公司為其灌錄，從此一曲成名，銷路高達50萬張，使該曲轟動歌壇。歌林唱片公司後為徐柳仙灌錄《再折長亭柳》，這兩首曲成為她一生中名曲。 1949年6月，鄧芬在“藕絲孔居”接待過來探訪的徐柳仙，晤談竟夜，為她畫《對鏡簪花圖》；繪《秋院停琴》送給徐柳仙的湖南籍丈夫文樂之。[2] [1]黃昏：《嶺南才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第228-231頁。 [2]《鄧芬、夢覺紅樓、徐柳仙（資料）》，載“新浪博客＂，2013年8月8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f76b9f0100r0ga.html。

張學華，字漢三，晚號闇齋，原籍江蘇省丹徒縣，先世遊幕於廣東，寄籍廣東番禺（今廣州市番禺區）。進士、清朝政治人物、書畫家、詩人。 清光緒十六年（1890），學華參加光緒庚寅科殿試，榮登進士三甲第八名；同年五月，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十八年（1892）五月，散館，授翰林院檢討；歷任國史館協修，山西道監察御史，山東登州、濟南知府，濟東泰武臨道，兼管濟南商埠監督，山東清理財政公所會辦、法政學堂提調、通志局提調。[1] 清宣統三年（1911），學華被授江西提法使，後因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獨立，未上任而回廣東。[2]之後，學華前往港澳，或隱居故里，閉門著述；著有《闇齋詞稿》、《采薇百詠》等；為吳道鎔校補《廣東文徵》遺稿，這是一部明清時期輯錄歷代粵人作品最多、時間跨度最長、保留粵人文獻最完整的重要的嶺南文獻，其整理編纂及至保存和流傳，是在粵港澳三地完成的。[3] 學華一生六次前往澳門，其中抗戰時期兩次居住澳門七年，抗戰勝利後，從澳門返回廣州。[2] 1939年，汪兆鏞在澳門逝世。學華撰寫挽聯一副：[4] 水雲大隱，志節皎然，著述有千秋，身後益為公論重； 汐社舊遊，凋零盡矣，遷流方萬變，海內彌傷吾道孤。[5] 1951年，學華去世，終年88歲。 現錄張學華的楹聯一副： 《題澳門藥山寺》[6] 藥師親授元悟録，山鬼潛聽老衲經。 [1]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館藏名人信劄選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第82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97頁。 [3]陳廣恩：《吳道鎔、張學華與〈廣東文徵〉》，載《文化雜誌》，2009年夏季，第71期，第192-197頁。 [4]《相關人物介紹——張學華》，載“積昌家塾史料匯＂網，2013年3月30日，http://hi.baidu.com/864905657/item/ca243e1634b9ff582a3e2294。 [5]“水雲”是宋朝遺民詩人汪元量的別號，“汐社”為宋遺民在元初所結的文社。因汪兆鏞是前清舉人，同屬遺民身份，學華故引為同調。 [6]《港澳宗教場所聯》，載“本溪旅遊＂網，2012年9月30日，http://www.bxbx.cn/travel/jingdain/2012/0819/13755.html。

張汝為，字磊庵，香山縣（今屬中山市）人。[1]書畫家、《藝湖旬刊》等報刊創辦人。 張汝為自幼聰明，勤奮不倦，早年畢業於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和國立廣東大學政經系[2]；擅長人物面部素描，後在澳門春睡畫院師從高劍父學畫。[1] 張汝為定居香港，歷任港九所院校美術教師，桃李滿門，交遊廣闊。 張汝為的畫貫穿中西，作品氣魄宏大見稱。擅長書法，尤喜草書，對聯中字體用筆使轉縈繞中見筋力，凝而不滯。[1]張汝為創辦《藝湖旬刊》、《燈花畫報》及香港中國自由書畫家協會。[2][3] 1990年，張汝為去世，終年79歲。 [1]珠海市委宣傳部：《珠海歷代書畫集》，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0，第194頁。 [2]喬曉軍：《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補遺一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第205頁。 [3]張根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增補本》，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第411頁。

李仙根，字仙根，名蟠，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人。[1][2]民國政要、書畫家。李供林兄長。 父親李達廬（贊辰）是清光緒年間舉人，在鄉教書，後受美國三藩市僑商聘為陽和會館教席，兼中華會館管事，輔佐總領事，力爭解除排華苛例，調解旅僑械鬥；三年任滿歸來，以外務勞績，贊敘同知。[3] 1908年，仙根入讀廣東陸軍小學，加入同盟會。他與鄧演達成為同班同學，共同參與辛亥武裝起義的準備行動。1914年，仙根遠赴日本，繼續革命活動，結識朱執信、胡漢民、古應芬、廖仲愷、汪精衛等人，並深受孫中山的影響。 1917年，仙根回鄉結婚，妻子孫少卿（佩莪）是孫中山族妹。之後，仙根長期追隨孫中山，在廣州、香港從事革命活動。1922年，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脫險赴滬。仙根以任孫中山機要秘書身份受命留港，與討伐陳炯明駐港辦事處同志配合，負責機要聯絡工作，以確保孫中山及時掌握廣東事態變化、指揮革命行動。 1923年2月，孫中山離滬經香港回到廣州，仙根留港擔任機要聯絡工作。同年5月，他被委任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秘書長，協助辦事處主任古應芬統管西江軍務政務，調節水陸各軍行動。江門辦事處亦稱江門行營，同月，行營進駐肇慶，當時西江前線將領如鄧演達、李濟深、黃紹、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是仙根的同學。8月，西江稍定，仙根奉命回到大本營。8至11月，孫中山親臨東江討伐陳炯明前線督戰，遷移大本營於石龍（後改設行營），輕裝簡從，自始至終隨行者僅仙根一人。孫中山不避風險，多次親臨前沿視察陣地，鼓舞士氣，仙根一直緊隨左右，並拍攝了許多照片傳世。後來，為便於行動，行營設於列車之上。 11月12日，軍情突變，敗兵潰退，一時秩序大亂。仙根胸部遭撞擊受輕傷，忍痛護送孫中山急登車頭，行至仙村會合古應芬、羅翼群等同車返廣州。不久，叛軍敗退惠州，東江稍定，行營結束。 期間，孫中山籌劃改組國民黨，準備北伐，日理萬機，仙根以侍從秘書、機要秘書等職，與眾幕僚襄助左右。當時，仙根與廖仲愷、鄧演達感情甚篤。1923年春，廖仲愷飛赴日本和越南，再次會談歸來，仙根在港迎接，並與鄧演達一起與廖仲愷傾談至通宵。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仙根作為“聯義社”代表列席大會。同年，孫中山手令省長，委任仙根為香山縣長。8月，他離任，仍然回到帥府。仙根治縣僅半年餘，頗有政聲，縣署前馬路（今孫文路），就是在他任內拓寬修建。 仙根回帥府時，孫中山籌備北伐。9月13日遷大本營到韶關，他復隨即駐韶，隨侍左右。孫中山在韶關的活動，仙根多次拍攝留存。10月，孫中山返回廣州，決定北上。11月13日孫中山北上後，胡漢民留守廣州暫代大元帥一職，仙根留在帥府。但孫中山抵達天津病情就惡化，急電召仙根北上。25日，他趕到天津，31日隨節移駐北平鐵獅子胡同行轅。 仙根繼續在孫中山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並侍候照顧，直至3月12日孫中山逝世。 孫中山逝世後，仙根參加治喪委員會，兼負秘書、總務兩組實際工作。秘書組組長為汪精衛，總務組組長為胡漢民。 孫中山病篤之時，電召仙根北上陪侍。仙根十分忠誠敬重孫中山，在日記上載有決意“事之如父”的私願，誓以始終隨侍孫中山，故多次擬議外放優缺，均辭不就。孫中山彌留訣別，他為極少數隨侍在側，目擊全過程之一人。他所遺當年袖珍日記，逐日有孫中山病情變化和醫療措施的記載，包括每日體溫脈搏血壓，以及孫中山的言談和精神狀態等。同時，圍繞孫中山身邊的政治活動及海內外的形勢動態，以至在北平治喪期間的情況，亦有簡要記述。 之後，仙根與粵系政要仍保持廣泛密切聯繫。1925年9月，他擔任江門政務專員，後出洋考察。回國後，粵、寧在南京合組國民政府，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常會，古應芬出任國府秘書長，應胡漢民、古應芬之邀，仙根出任國民政府機要秘書，直至粵、寧決裂，隨粵系退出撤回廣州。 仙根擔任粵漢鐵路南段局長四年。在任內，和衷上下，苦心經營，終使粵漢南段全線建成通車。同時，他協助“廣州—九龍”鐵路建設，時時往來省港，最終促成“廣九”鐵路建成；後來轉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全力投入鐵路建設，以繼承孫中山的部分遺願。 抗戰開始，仙根舉家移居香港。而他被任命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隻身前往武漢、重慶共赴國難。當時，國事蜩螗，他緬懷當年追隨孫中山革命歷程，憂國憂民，素志難伸，有時在參政會上抨擊時政。 1942年初，香港淪陷，仙根妻兒回國內避難，6月輾轉到達柳州，由張發奎安置生活。仙根從重慶來相會，全家團聚僅半年餘。1943年3月，他復奉召獨身回到重慶工作。 1943年6月15日，仙根不幸去世，年僅50歲。 國民黨中央黨部派林雲陔料理李仙根的後事，李家人因道途修阻，滯留柳州，無法奔喪，延至年末，方到達重慶，殮葬早已完畢，墓地在重慶江北頭塘的“廣東山莊”。 李仙根逝世時正當壯年，齎志以歿，殊足痛惜。他的一生，應該說是忠於孫中山的一生。他在國民黨內外有廣泛的友好聯繫，在廣東尤有人望。當年，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召開“李仙根追悼大會”，冠蓋雲集，中共方面，董必武及鄧穎超同志一起參加追悼會。 李仙根與孫佩莪生育四個子女，長子李明泰（小名掌珠）、長女李瑋、次女李寶珠、次子李國泰。李仙根家學淵源，工詩善文，書法剛勁。當年，他與譚延闓、胡漢民、廖仲愷、古應芬、于右任等多有唱和，著有《嶺南書風》、《小容安堂詩鈔》等。除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的《嶺南書風》一書尚有存留外，其餘書稿悉毀於“文革”。李仙根珍藏有關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大量文獻文物。1963年籌備“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活動”時，孫佩莪捐獻給中央革命博物館。[1][4] 近年來，李家人陸續將李仙根先生的日記、詩稿、印章、手跡、照片及所藏包括明代王寵、鄺露以及清代黎簡、居廉、朱次琦等名家書法真跡等400多件珍貴文物，無償捐贈給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收藏。2007年11月12日，親屬決定把李仙根先生生前最珍愛的孫中山、陳少白、楊鶴齡、尢列題贈的“四大寇”題詞捐出。[5] 李仙根善於詩詞、書法，書法尤善隸書，字體疏朗有致，秀雅閒逸，用筆俐落，毫無俗氣，個性突出。[6]其中《嶺南書風》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尚有存留。1923-1925年的袖珍日記三小本，由李仙根的長女李瑋珍藏至今。 2008年8月23日，李仙根的次女李寶珠委託招思虹女士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廣東省檔案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等機構捐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仙根日記詩集》，供相關部門作研究之用。[7] 2009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84周年紀念活動”期間，來自中山市29個單位和團體的代表分別向孫中山先生的遺像敬獻花籃。“李仙根藏品展覽”開幕式隨即舉行，展出一批李仙根遺物、藏品以及有關孫中山的史料，以紀念李仙根先生和表彰其後人支援國家文化事業。[8] 現錄李仙根的詩兩首： 《澳門雜詩》（六首之二）[2] 樂土此堂堂，吾來怯近鄉。寄離仍故國，觸物感殊方。 遠樹疑烽燧，歸禽亂夕陽。不勝懷古意，望處是黃粱。 墜簡滄桑後，芸香惜相遺。十年勤掇拾，七葉冀昭垂。 蘇杜間關日，黃王避地時。乞兒矜漆枕，憐我作書癡。 [1]《李仙根先生傳》，載“廣州地方志＂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gzsdfz.org.cn/rsgz/lsmr/201202/t20120217_4627.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7-511頁。 [3]中山詩社：《中山詩詞選》（第一卷下冊），香港：香港銀河出版社，1989，第101頁。 [4]葉瓊：《李仙根先生小傳》，載《中山文史）（第10輯），中山：中山政協，1986，第77-81頁。 [5]王鋒：《中山昨啟動孫中山紀念周活動》，載《廣州日報》，2007年11月13日。 [6]盧德銘：《書壇名家——李仙根》，載《中山日報》，第2939期，第B3版，2003年1月23日。 [7]《孫中山先生機要秘書李仙根幼女李寶珠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捐贈李仙根日記詩集》，載“華語廣播＂網，2010年8月2日，http://gb.cri.cn/1321/2008/08/23/542s2208682_1.htm。 [8]何淼：《〈李仙根藏品展覽〉紀念孫中山逝世84周年》，載《中山商報》，第1296期，第A5版，2009年3月13日。

書法、篆刻家。原名瑛，字叔重，別號有寒碧、騷霞、保泰、能齊、珏、律、紅庵、元津、可方、迦陵、厚亞等。廣東南海西樵人。其居室曰“春酒堂”、“煙滸”、“三不以堂”。世居廣州西關，曾、祖、父三代均為清代顯宦。作畫曾師事程竹韻，後專事書法篆刻。1923年移居香港，並與澳門藝術界人士相交。抗戰後回廣州，1952年又經澳門返回香港，頻密往來澳門、香港之間，積極參與澳門書畫藝術活動，影響甚廣。其篆刻嘗從葉退庵游，出入周秦、兩漢，尤以六朝文字入印，頗獲時譽。50歲前後，改弦學黃士陵，刀法為之一變，剛勁從容。晚年尤以善刻橄欖核、桃核印。其邊款流麗遒勁，豐神飄逸。平生孤高兀傲，好飲而狂放；不接件，不談潤例，亦不謀工作。1969年病逝於香港。有《羅叔重書畫集》、《篆刻心法》、《煙滸印稿》、《寒碧詞》等近十種著作問世。

鮑慶春，香山山場（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山場村）人。澳門書畫家。 現今，珠海石溪公園（香山驛站）石溪摩崖石刻群中，保存有鮑慶春的七律《石溪詩》一首，文字為行草直書，大小為95釐米×58釐米。 現錄鮑慶春的詩一首： 《石溪詩》[1] 蘭亭作自右軍先[2]，今亦蘭亭仿古賢。[3] 天為名山留柱石，人來幽洞聽琴泉。 煙霞共賞胸懷暢，詞賦多歆翰墨傳。 景物曠觀開眼界，應知福地有神仙。 [1]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第128頁。 [2]右軍：王羲之，東晉書法家，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人稱“王右軍”。 [3]仿古賢：仿效王羲之蘭亭聚會盛舉。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10月29日，北京主教湯士選帶領遣使會士劉思永（Rodrigo da Madre de Deus）、在俗修士戴國恩離開澳門抵達廣州。請求赴京效力。湯士選與劉思永均為天文學家，戴國恩則為畫家。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一世派遣畫家戴國恩來華時，每年給予其40萬雷阿爾的薪俸，以便他在華定居。隨後，廣東政府委員伴送湯士選、劉思永進京。而戴國恩則不願留在中國而返回澳門，後被議事會押送回里斯本。

鮑俊，字宗垣，號逸卿，又自號石溪生，香山縣山場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山場村）人。進士、嶺南著名書法家和詩人。 鮑出身於書香世家，排行第二。他天資聰明，少懷大志，從小與兄長鮑禹入讀私塾，熟讀唐詩宋詞。他酷愛書法；當時偶見“能素吳公祠”的匾額，書跡秀逸灑脫，仰慕不已，回家日夕臨摹，旁人微詞側目，亦不為所動，堅持到底。除讀書外，他喜歡收集和研究古籍書畫，尤其喜愛書法珍本秘笈，其中收藏有岳飛手劄、吳鎮為子佛奴所作的山水冊等。[1] 清道光二年（1822），鮑與兄長鮑禹同時考中舉人，鮑禹再考不中。[2] 道光三年（1823），鮑榮登癸未科第二名進士。殿試卷子須用工整的小楷寫成，皇帝御覽的卷子中，鮑成為其中的佼佼者。道光皇帝賜他“書法冠場”四字，以示褒獎。他獲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刑部主事，候補員外郎，即用郎中。 鮑的楷書源出二王，參照徐浩《不空和尚碑》的筆法，整飭中有渾厚之意。他最擅長行草，傳世之作以行書為多。他與張維屏、黎簡等齊名，成為晚清嶺南著名書畫家之一。[2] 鮑亦善擘窠大書，現今在石溪山上，存有其所題摩崖石刻“石溪”、“鵝”、“蓮島”等大字。“鵝”字行書，字大三尺見方，仿效紹興蘭亭中相傳為王羲之所書的“鵝池”碑中的“鵝”字。右下側有題記“名署亦蘭亭，誰作蘭亭記。敢說溪鵝書，止學古鵝字。道光庚戌春三月鮑俊題。” 鮑對水墨畫很有造詣，尤長於畫松、梅、竹、蘭、菊和仕女圖，用筆清爽，氣韻疏秀。他在鄉石溪作的《倒吊松》、《春天竹》、《落雨竹》等幾幅水墨畫，匠心獨運，巧奪天工。其中《倒吊松》長一丈三尺、寬六尺，當時寫生於石溪呂祖廟側一棵參天老松，朝暮觀摩，悉心鑽研；畫出為一條赤花藤組繞古松，一直蔓及禿斷的樹頂，再向橫斜的松推倒吊下來，構思獨特，著色濃重，色彩層次分明。 道光十一年（1831），鮑辭官回粵閒居，在廣州芳草街（今登峰南路仁生里）構築“榕塘吟館”，種植一棵老榕，古幹參天，榕樹之下為榕堂，有池有亭，池上有樓，有橋有廊，名曰“也圓”。春秋佳節，他置酒邀朋，吟詩作畫。 鮑生性孝順。父親喜愛山水，他請人繪畫《策杖觀山圖》，並遍邀名流題詠，欲使父親的精神意象流傳於詩詞翰墨間。 鮑的書法，變化多姿，清新古樸，自成一派。他從小聰穎過人，被父親譽為“心通手靈”。晚年時，鮑在家鄉松鄰祠設立一個書房，名曰“經佘”，與幾個文友一起觀書臨帖，切磋字畫。每日必在書房將名家字帖臨摹，以求神韻。他臨摹多年，刻苦用功，青年時代，就創造出個人獨特的書法風格，名噪一時。[1]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41-1845），鮑在家鄉石溪仿王羲之蘭亭修禊，在半山臨溪之處築有亭榭兩座、書室兩間，經常邀文友雅集，在此曲水流觴，潑墨揮毫，作畫吟詩。沿溪留下32處摩崖石刻，都是當年來自南海、番禺、新會、香山等地文友的詩詞和題記。現今，亭榭書室已毀壞，但遺址尚存，石柱上刻著黃琛於道光乙巳年（1845）題寫的楹聯“到處有天機流水高山隨俯仰，此澗無俗客方巾野服即神仙”。 晚年時，鮑回歸故里，在鳳山書院和豐湖書院講學。 鴉片戰爭後，鮑出於義憤，道光二十九年（1849），支持義士沈亞米等刺殺澳門總督亞馬留。[4] 道光三十一年（1851），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登基，鮑以“咸歲雙春逢雨水，豐年盛世兩中秋”賦聯，呈獻咸豐帝。咸豐帝閱後大悅，遂召他“入都補官”。鮑應詔入京途中，突患癰疾，只好返回，不久在廣州去世，年僅54歲。 鮑俊著有《榕塘吟館詩鈔》、《倚霞閣詞鈔》、《羅浮游草》、《鮑逸卿草法》等文獻。原作多流失港、澳、穗、滬及珠海鄉間尚存有山石、祠廟的“墨寶”。[1][2] 鮑俊墓與妻子骸遷葬於家鄉山場蛇地墳場。1988年，珠海市博物館出資將鮑俊夫婦墓移葬石溪。[4] 現錄鮑俊的詩兩首： 《行香子‧澳門》[5] 濠鏡波平，四面鐘聲。禮耶穌，果供香迎。 簾垂粉壁，山鎖蓮莖。看海東西，樓高下，艇縱橫。 颶母時鳴，百丈潮生。卷腥風，浪拍蛟鯨。 沙關夕照，媽閣朝晴。愛蠟魚黃，銀蝦白，石螺青。 《晚望西樵》[6] 插天七十二芙蓉，朵朵都歸夕陽中。煙火萬家團遠樹，樓台上界動寒鐘。 似從空際尋瑤島，不辨岩邊走玉兔。滕杖芒鞋明月事，振衣同上大科峰。 [1]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4輯），珠海：珠海政協，1986，第73-83頁。 [2]盧德銘：《畫壇名家——鮑俊》，載《中山日報》，第3023期，第B3版，2003年4月17日。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頁。 [4]《鮑俊》，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9月12日，http://new.zhda.gov.cn/show.aspx?id=4726。 [5]劉福鑄等：《歷代媽祖詩詠輯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第312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第128-129頁。

卓犖，香山縣下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官塘村）人。攝影家、澳門攝影學會第一屆副會長、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 卓犖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國民政府官員。 抗戰期間，卓犖被委任為中山代縣長，開展抗日工作。中山淪陷後，他遷居澳門，繼續工作，搜集敵情。當時他住在新勝街，後為日寇所知，下令通緝。當時，卓犖預知消息，化裝連夜乘漁船逃往香港。[2] 抗戰勝利後，卓犖在香港經商，在半退休時期，經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門新勝街。[1]當時，卓犖愛上了攝影，因沖曬關係，在水坑尾一家“KK沖曬店”裡認識馮漢復和簡慶福先生，攝影興趣更濃。為了創作，卓犖走遍大江南北。後來，他和馮漢復創辦一家沙龍攝影院，生意不錯。 期間，一群愛好攝影朋友，準備組織攝影學會。卓犖知道後，大力支持，加入組織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門攝影學會成立，成為澳門有史以來第一個攝影學會，卓犖被選為第一屆副會長，後任會務顧問。澳門攝影學會是澳門一個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攝影組織。 卓犖擔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廣東分會理事，不僅攝影技術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在沙龍攝影院期間，他與別人合作不愉快，後來退出。 之後，卓犖覺得無所事事，再與好友經營一家攝影院，即蘭心攝影院，地點設在平安戲院隔壁（即後來永大疋頭鋪位），當時人才濟濟，業務蒸蒸日上，盛極一時。 後來，蘭心攝影院不幸被一場大火全部燒毀。禍不單行，卓犖染上腳疾，屢醫無效，行動不便。但他意志極堅強，不為腳疾而氣餒。不久，他在白馬行醫院對面重操舊業，生意大不如前，終於結束攝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犖去世，終年84歲。 好友聽聞消息，非常惋惜。卓犖為人慷慨率直，博學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攝影”版編輯提供卓犖生前的遺作，刊於報端，以志紀念。[2] 1978年9月，卓犖在石林亭石刻對聯一副，白底綠字，隸書：[1] 漫步曲橋尋畫稿； 閒憑奇石聽書聲。 橫額“石林”，卓犖撰，半坡書。 [1]鄧景濱、葉錦添：《澳門名勝楹聯輯注》，載“360doc個人圖書館＂網，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犖先生生平簡略》，載《澳門日報》，1989年5月22日。

音樂家。廣東新寧（今台山）人。自幼酷愛音樂，學生時代已通曉高胡、二弦、月琴等。後經常參加廣州業餘音樂社的演出和電台音樂節目的演播活動，潛心鑽研，技藝日趨精湛。1931年參加廣州著名音樂社團素社，任高胡領奏。又曾隨羅九香學奏古箏。1940年移居澳門，長期任職於澳門國際酒店的“國際平面夜總會”粵曲藝團，出任伴奏拍和角色。1949年轉赴香港。1954年回廣州。歷任廣東省政協常委、廣東省文聯副主席、音協廣東分會副主席、廣東音樂研究會名譽會長、廣州民間樂團團長等。擅長高胡、古箏，其主奏的高胡曲《鳥投林》、《春到田間》、《平湖秋月》和箏曲《蕉窗夜雨》等均膾炙人口。又精作曲，主要作品有高胡獨奏《魚游春水》、《花市迎春》，古箏獨奏曲《紡織忙》、《塞上吟》，嗩吶領奏曲《放煙花》等。1990年在廣州逝世。

廣東南海人。早年畢業於廣東省立工業專門學校。精美術及體育，初研漢畫，繼入春睡畫院師從高劍父。善畫佛，工真草。作品曾參加全國美展、中日聯展、芝加哥萬國博覽展。又擅武術。歷任廣東省立四中、廣州市立一中、執信女中、培英中學等校主任教員，嶺嶠師範高級圖工樂體班主任，廣東精武體育會常委兼國術部主任，亞東畫社社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避難香港、澳門。抗戰勝利後，因家產和書畫均毀於戰火而輟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曾任南海縣政協委員。1974年1月11日在南海病逝。

萬曆十九年（1591年1月25日─1592年2月12日）12月，戲劇家湯顯祖因貶官去雷州徐聞途經澳門，見到了許多“碧眼愁胡”的外國商人和漂亮的葡萄牙姑娘，還參觀了“番鬼”們建造的“多寶寺”（即天主之母教堂）。後來在創作《牡丹亭》時，還將其在澳門所見所聞記入劇情之中。遊澳期間，他還寫下了三篇吟詠澳門的著名詩篇，為中國文人最早在澳門創作的文學作品。其一為《聽香山譯者》：“占城十日過交欄，十二帆飛看溜還。握栗定留三佛國，采香長傍九州山。花面蠻姬十五強，薔薇露水拂朝妝。盡頭西海新生月，口出東林倒掛香。”其二為《香山驗香所采香口號》：“不絕如絲戲海龍，大魚春漲吐芙蓉。幹金一片渾閑事，願得為雲護九重。”其三為《香嶴逢賈胡》：“不住田園不樹桑，婀娜衣錦下雲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這三首詩真實地反映了葡萄牙人寓居澳門以後，以澳門為中轉站的海上貿易的繁榮，葡商的富裕，以及萬曆皇帝為求龍涎香在香山設立“驗香所”收購葡人龍涎香的情況，詩人對澳門土生葡人少女美麗的讚揚，對葡萄牙富商奢華氣度的讚賞，為中葡文學交往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傳世佳句。徐朔方解此句之“吐芙蓉”，為阿芙蓉，即鴉片，從而推論當時葡萄牙人已販賣鴉片。（徐朔方箋校：《湯顯祖詩文集》卷11《香山驗香所采香口號》，第427頁。）筆者亦受其影響，曾將此處之“芙蓉”解釋為“阿芙蓉（即鴉片）”（見《明清士大夫與澳門》之《湯顯祖與澳門》，第75頁）。此處之“芙蓉”二字可見明人葉診之記錄：“龍涎之為用也，入香合和，能收斂腦麝清氣，雖數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真者，和香焚之，則香之翠煙裊空不散。涎沫有三品：曰汎水，曰滲沙，曰魚食。魚食亦有兩種，海旁有花似木芙蓉，春夏間盛開，花落海，大魚吞之，若腹腸中先食龍涎，花咽入，久即脹悶，昂頭向石上吐沫，乾枯可用。”此當即湯顯祖“大魚春漲吐芙蓉”之出處也（參見葉鉁：《明紀遺編》卷2《諸番朝貢大略》）。可知，此處之“芙蓉”並非“阿芙蓉”，而是指龍涎香。此處“香嶴”並非“香山嶴”之省稱，應為“香料之嶴”意。澳門開埠後，大宗香料運抵澳門，龍涎香、龍腦香、龍舌香、迦南香、檀香、降香、速香、乳香等，形形色色，無一不有，澳門成為海外諸國對中國販賣香料的集散地。明朝宮廷及上流社會達官貴人也紛紛派人來澳門求購名貴香料，澳門成為名副其實的“香之城”，故湯顯祖稱其為“香嶴”，除湯氏稱澳門為香嶴外，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下編卷2顯宗十一年七月乙丑條：問：“香山島今屬何省？”答曰：“香嶴乃廣東海外之大山，青黎國之鄰界。”湯顯祖：《湯顯祖詩文集》卷11《聽香山譯者》、《香山驗香所采香口號》、《香嶴逢賈胡》。及湯顯祖：《牡丹亭》第21出《謁遇》；另參見湯開建：《湯顯祖與澳門》，載《明清士大夫與澳門》，第68—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