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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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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漪汶,女,原籍廣州花縣(今廣州市花都區),生於香港。澳門教育家。[2]澳門富商畢侶儉與元配妻子所生的女兒。[3] 漪汶少年時代入讀澳門粵華中學,高二後轉讀培正中學。受粵華中學廖奉基校長的影響,在進步同學介紹下,她參加“群學社讀書會”,開始閱讀蘇聯進步小說,對新思想有了初步的認識。她經歷日寇侵華的磨難,與同學輾轉回到內地求學,1949年畢業於廣州嶺南大學農學院園藝系。同年,她回到澳門,在朋友支持下,接辦經濟困難的東南學校。東南學校建於1949年,已有60多年歷史,發展成為具備從幼稚園至高中完整規模的學校,學校發展每一步,都浸透了漪汶的心血。她竭盡心力為澳門培育良才,深得東南學校教師、家長、校友和學生的愛戴,凝聚成“愛國、愛澳、愛校、愛家”的東南學校精神。為迎接新中國的成立,她在東南學校升起了五星紅旗,東南學校成為澳門第一批升起五星紅旗的教育機構。 1997年,漪汶成立“東南教育促進會”,註冊為法人團體,她把用自己名義註冊、有近五十年歷史的東南學校所有財產交由該會管理。這一義舉,獲得澳門各界社會的讚揚和欽佩。 為了教育事業,漪汶鞠躬盡瘁,終生不嫁。她不僅對教育事業傾注畢生的心血和精力,而且對澳門整個教育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1949年開始,她參加澳門中華教育會工作,歷任監事、理事長,2004年起擔任副會長,為澳門教育事業立下汗馬功勞,為澳門繁榮穩定作出傑出的貢獻。1982-1994年,她擔任中華教育會理事長。期間,她與全體同仁同心協力,克服重重困難,為教師爭取提高其專業地位,為教師爭取合理的待遇,為在職教師爭取到專業文憑課程;改建教育會大樓,發展會員文體福利工作,關心老年教師生活,幫助他們解決實際的問題。 1988年9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漪汶擔任委員,與其他委員一起承擔制定頒佈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歷史使命。1993年1月起草委員會召開的第九次全體會議,正式通過澳門基本法(草案)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的設計方案。她成為澳門特區區旗設計意念最早的提起人之一。她參加澳門基本法協進會,在後過渡期積極進行宣傳和推介基本法活動;歷任廣東省第六屆、七屆、八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又任第二屆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澳門語言狀況關注委員會委員等職。 漪汶熱心辦學,關心社會,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尤其對澳門慈善事業及內地偏遠貧困地區捐資助學。她擔任澳門大專基金會會董兼監事長、澳門中華總商會教育顧問、澳門鏡湖慈善會名譽董事、中山大學澳門校友會永遠會長等職;[1]1988年榮獲澳葡政府教育勞績勳章;2003年榮獲澳門特區政府教育功績勳章。 2006年,漪汶去世,終年82歲。2007年4月24日,行政長官何厚鏵出席畢漪汶銅像揭幕儀式。[4] [1]《畢校長回顧》,載“東南學校"網,2012年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811頁。 [3]鄭振偉:《鄺秉仁先生與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33頁。 [4]《行政長官何厚鏵出席畢漪汶銅像揭幕儀式》,載“澳門特別行政區新聞局"網,2007年11月24日,http://www.gcs.gov.mo/showCNImage.php?DataUcn=6538&PageLang=C。
畢漪汶,1924-2006
鄭景康,字潤鑫,香山縣三鄉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新聞攝影事業開創人之一。鄭觀應第四子。 1904年4月,鄭觀應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期間,喜得第四子景康。鄭觀應早年加入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之後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開辦不少有利民族工商業的事務。從少年時代起,景康受到父親進步思想和愛國言行的影響。鄭觀應主張兒子繼續自己的夙願,經商創業,這一點讓景康難以接受。因他愛好繪畫和攝影藝術,之後並選擇攝影作為奮鬥終身的革命武器,成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和新聞攝影事業的開創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學畢業後,父親將他送入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讀書。父親去世後的次年(1923),景康離開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同時學習攝影,開始研習攝影藝術。 1929年夏,景康變賣父親留下給他的一筆遺產,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開辦一間“景康攝影室”,專門從事人像攝影。幾年後,他在人像拍攝技巧和暗室技術方面,積累豐富的經驗。1932年春,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國的美麗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從此,他的攝影創作從攝影室的人像攝影轉入更廣闊的領域,擴大到風光、花卉、戲劇和民俗等各種題材。之後四年,他先後遊歷廣東、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攝大量表現祖國巍偉的河山、優美的古跡名勝、動人的民俗風光照片,還有一些以花卉和戲劇或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積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藝界朋友和同行的熱情鼓勵下,1934年11月1日,“鄭景康個人影展”在北平開幕。這次展出他歷年來創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為“風光”、“花卉”、“民俗”和“戲劇”四類,內容豐富多彩。原計劃只從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譽,臨時延期再展七天。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評,當時《北平晨報》刊文介紹,認為他是“名聞南國的大攝影家”、“鄭君的作品,取柑立意與裡房技術已登峰造極……為不可多得之作”。讚賞其中一些作品是“絕作”、“非凡品”、“歎為觀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發動下,北平18位攝影家舉行作品聯展,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參展100多幅,期間,他的作品與“個展”時一樣,獲得很高的評價。《北平晨報》在報導“聯展”過程中,提到“平津各大報大致對鄭景康氏之作品最稱滿意”。當時,他已是名滿南北有極高成就的攝影藝術家。在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作品中,人們認識到,他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有著明顯進步思想的人民藝術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義感的知識份子。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報》發表的《在時代上的需要從學影談到宣傳》一文,很能代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情況。他說,外國人從照片上(大多是他們所拍的)看到的中國人,都是“纏足女人,留著豚毛辮子的懦弱書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滿面生氣毫無的勞動者,不文明的服裝,無趣味的生活等”。因此,“我們應該負有竭力宣傳中國美麗的使命,我們要把中國的名勝從美感的鏡頭上,驕傲地表現出來,我們要把中國歷史上色澤猶新的建築古跡、古物及富有東方美的風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揚出來,我們要把中國的誠樸可風的民俗,在歡悅中拍攝成相片,我們更要把中國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徵派戲劇,民間的巧妙的手藝,留影在相片上,以散佈到歐美人士的腦海中,糾正他們往日的錯誤印象”。這段文字,迸發著作者對祖國,對人民的滿腔熱情和藝術責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為繪畫和攝影創作的方向。在30年代貧弱的中國,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藝術抱負,難能可貴。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景康回到香港從事攝影工作,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拍攝有關抗戰的照片,為抗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1938年初,他離開香港,經廣州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期間,他擔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一批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極其有力控訴侵略者造成中國人民災難深重的野蠻行徑的歷史見證,如1938年攝於花園口決堤後災區的《縴夫》,1938年攝於日機轟炸後漢陽鸚鵡洲的《媽媽》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張穎、徐冰的幫助下,景康來到曾家岩“周公館”,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聆聽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勉勵。之後,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關懷和幫助下,他秘密地離開重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開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攝影藝術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黨的關懷、重視和培養,從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後在八路軍總政宣傳部和聯政宣傳部任記者、攝影師,並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克服攝影器材缺乏、條件艱苦等困難,積極開展工作,利用攝影手段“歌頌人民,揭露敵人”,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攝影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1942年5月,作為攝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景康聆聽毛主席的講話,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期間,他舉辦個人影展。當時總政宣傳部長肖向榮為他題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軍民和文藝界歡迎。任弼時、賀龍是影展的第一批觀眾,毛澤東親臨觀賞並稱讚景康的攝影藝術。李富有看過後,親自寫信給景康,鼓勵他要用攝影藝術更好地反映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建設和鬥爭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戰鬥整整五年。從延安窯洞到寶塔山,從和平醫院到民族學院,從邊區參議會到軍民大生產運動,都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這些作品極其真實地反映邊區軍民團結一致,生活、生產、戰鬥、學習的面貌,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其中,1944年為毛澤東拍攝的第一張標準像;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延安機場上,所拍題名《揮手之間》的照片,及他為周恩來、朱德、陳毅、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拍攝的大量歷史照片,都成為黨史的重要資料。他拍攝的《陝北與江南》、《南泥灣之秋》、《開荒》等作品,成為革命畫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隨胡耀邦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先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畫報社》、《山東畫報社》、《東北畫報社》從事攝影採訪並擔任攝影的領導和培訓工作,培育大量新聞攝影骨幹;拍攝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照片,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奪取勝利的歷史面貌。 新中國成立後,景康先後擔任新聞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創作輔導部主任等職,他積極從事新聞攝影、人像攝影和攝影理論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帥府園的中國美術家協會為景康舉辦個人攝影展覽,這是建國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個人影展,對推動中國攝影藝術創作起到積極的作用。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舉辦“內蒙古紀遊攝影展覽”,展出兩人的作品88幅,較好地反映內蒙古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面貌,展示內蒙古草原、牧場、蒙古包的風光,受到人們的讚賞。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景康就開展攝影工作提出三條建議,其中包括舉辦攝影訓練班,培養攝影工作者。他為攝影培訓班親自編寫教材,培訓一批又一批新聞攝影戰線上的幹部,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兩岸,都有他的學生。 景康把他多年創作方法經驗概括為六個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攝方法是“抓拍”。他認為,攝影是用照相機這種科學工具紀錄和反映現實,能夠滿足人們“百聞不如一見”的願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藝術手段。所以“攝影藝術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及其最可貴之處,就要面對現實,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違背了這一點,“就失去了攝影藝術本身獨有的特性,靈魂和存在的必要”。他指出“拍攝照片應該從實際出發,既忠實於現實的本來面目,又注意發揮攝影的特性,不玩花樣”。只有這樣,攝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並“充分發揮攝影藝術的戰鬥作用”。所以,他從不按照自己的主觀想法去指揮和干預拍攝對象,而是深入現場,觀察選擇,抓住動態,使得作品生動自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稱讚景康的攝影作品“能抓住動態”,如《紅綢舞》等照片,充分表現這一特色。 50年來,景康的創作題材和體裁豐富多樣,新聞事件的發生現場,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國山川的瑰麗風光,五彩繽紛的舞台劇碼,生意盎然的花朵,敵人的殘暴罪行,戰士的奮鬥不息,都在他的鏡頭出色表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為毛澤東主席拍攝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正中。人們普遍認為,景康的創作達到“氣韻生動”、“形神兼備”、“既無牽強意,又無雕琢痕”的藝術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嚴重迫害,癱瘓臥床數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終年74歲。鄭景康著有《景康攝影集》、《攝影創作初步》、《攝影講座》等書。[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暨澳門回歸10周年,“紅色歲月——鄭景康攝影展”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轄下的澳門博物館開幕。鄭景康的115幅於抗日戰爭時期至20世紀60年代為共和國留下的珍貴照片,他的26幅與澳門攝影工作者參加文化活動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過的照相機一併展出,較全面地展示他的攝影技藝以及攝影理論造詣。展覽同期舉行專題講座《共和國第一代攝影家——鄭景康》。[3] [1]蕭嘉:《我國著名攝影藝術家鄭景康》,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47-153頁。 [2]《鄭景康》,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門博物館舉辦鄭景康攝影展》,載“中國攝影家協會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鄭景康,1904-1978
曹聚仁,字挺岫,號聽濤,筆名袁大郎、陳思、彭觀清、丁舟等,浙江蘭溪墩頭鎮蔣畈村(今屬蘭溪市梅江鎮)人。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記者,傑出愛國文化人士。 1921年,聚仁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之後任教於上海多所大學;抗戰時為中國著名戰地記者;1950年後任香港《星島日報》編輯。 1956-1959年,聚仁先後多次應邀回國內採訪,1956年7月16日,周恩來邀請他參加頤和園夜宴。這次宴會經過,聚仁以《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為題,發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正式向海外傳遞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震動。1959年8月23日,金門炮戰前幾天,毛主席再次接見聚仁,讓他將中共金門炮戰的目的主要是對美不對台的底細,轉告蔣氏父子。後來,聚仁在《南洋商報》發表金門炮戰的獨家重大新聞。 聚仁著有《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等文獻,歌頌新中國建設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原香港《大公報》顧問楊東蓴從港到京,由王芸生介紹在北京受到周總理的接見,王芸生、楊東蓴向周總理提出,中共在香港的聯絡管道有限,建議今後可否以香港《大公報》社社長費彝民為另一聯絡管道,周總理表示同意。之後,費彝民承擔部分中央政府交辦的聯絡任務,其中包括聚仁幾次到京和章士釗幾次赴港。 費彝民經辦了聚仁與北京方面交往的部分事宜,他是通過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介紹來大陸採訪的。1956年7月16日,聚仁第一次回大陸訪問北京,從此,他開始奔忙於海峽兩岸。 毛澤東在京三次接見了聚仁。其中第三次是在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與他共進午餐。聚仁談起19世紀30年代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軼聞和掌故,他只是足資談助。那天他說起蔣介石50壽辰,上海影劇界有人爭搶祝壽演出,殊不知當年的藍蘋(江青)就是爭搶者之一。聚仁說漏了嘴,沒想到,這觸及江青的忌諱。事後,周恩來知道了這事。為了保護聚仁,周總理通過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轉告聚仁:以後不接通知,就不要來京了。 1972年1月12日,聚仁病重時,情誼深長地寫給香港《大公報》費彝民。他寫道:“昨晨,弟聽得陳仲宏(陳弘、陳毅)先生逝世的電訊,惘然久之,因為弟第一次返京,和陳先生談得最久最多。”聚仁之誠摯愛國之心、盼望祖國統一之情,溢於言表。時值大陸“文革”時期,不可能再談論國共和談事宜了。 1972年5月,聚仁再次病重,從香港移居澳門,住進鏡湖醫院。6月18日,妻子鄧珂雲趕去照顧丈夫,日夜守護在他身邊一個多月。7月23日,聚仁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72歲。 周恩來總理聞訊,致電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親自囑咐他在澳門為曹聚仁進行公祭,並成立治喪委員會,費彝民為主任委員,李子誦、李俠文、陳凡、羅孚、嚴慶澍等為委員。7月26日,在澳門鏡湖殯儀館舉行公祭出殯,費彝民致悼辭。[1] 周總理親撰曹聚仁的墓碑碑文“愛國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一句“愛國人士”,為曹聚仁蓋棺定論。葬於故鄉浙江蘭溪。 曹聚仁一生與書為伍,筆耕不輟,留下80餘種著作,4000萬言的文字。但當時曹聚仁擔負著神聖的統戰使命,加上他的工作的絕對保密性,致使他的作品在大陸和台灣同時被禁出版達30年之久;20世紀80年代初,始被兩岸當局解禁,允許出版。曹聚仁生前為兩岸和平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行動,一直鮮為人知。 後來,程思遠、童小鵬、羅青長、徐淡廬、曹藝等曾參與其事的有關人士,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充分肯定曹聚仁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精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曾為曹聚仁研究資料中心題詞“學習聚仁先生治學精神,為弘揚中華文化作貢獻”。並在祝賀中心成立時來信說:“承示今年7月,為曹聚仁先生誕辰98周年,屆時曹聚仁先生研究資料中心,將正式宣告成立,此對於弘揚愛國主義,樹立治學楷模,具有重大意義,謹表示由衷的祝賀。”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為中心題詞“曹聚仁先生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主義精神值得學習和發揚。” 解放前,在浙江金華方圓百里最有名的學校就是曹聚仁之父曹夢岐創辦的育才學校。1902年,曹夢岐創辦私立鄉村學校,成為中國鄉村教育的先驅,比著名鄉村教育家陶行知提倡鄉村教育早了30多年。曹聚仁和胞弟曹藝在解放前欲籌辦私立育才大學,由於中國解放,育才大學成為泡影。育才學校被停辦了20多年,1987年,曹藝等曹氏親屬的要求下,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的重視下,育才學校得以復校。但恢復的育才學校是公辦學校,師資、生源、教學品質與一般學校沒太大區別,與解放前曹家創辦的育才無法相比。曹藝生前一直為重振育才昔日雄風而奔波,直到生命最後一息。曹夢岐傾家辦學救國的精神,後人譽為“蔣畈精神”。1997年,曹聚仁的家鄉蘭溪市人民政府將投資一千餘萬元創辦的九年一貫制的市重點學校命名為“蘭溪市聚仁學校”,由柳哲出面延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題寫校名。[2] [1]王鵬:《曹聚仁與香港〈大公報〉》,載“人民網",2013年5月13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28/c85037-20630798.html。 [2]柳哲:《百年回眸曹聚仁——紀念著名愛國文化人士曹聚仁先生誕辰100周年》,載《嶺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39-43頁。
曹聚仁,1900-1972
陳康大,又名陳龍,生於香山斗門南山(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 康大18歲時,隨父兄經澳門,飄洋過海到美國加里福尼亞謀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開設的米店做搬運工,晚上到華人區教堂學習英文,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這對他日後與洋人打交道和事業發展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兩年後,康大在加州薩克拉門地區,按照四六分成,租種2000英畝土地種植蘆筍(龍鬚菜),每年僱用華人農工五千餘人。[1] 1906年,康大轉到桑尤幹墾區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頓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畝土地,種植馬鈴薯和穀物。他與許多華人佃農一樣,同時租種幾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經營規模很大。20世紀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種土地,幾乎構成一個農業帝國。20多年來,康大一直是薩克拉門—桑‧尤幹三角洲中心最大經營者。1913年,他在俄勒岡科雷默斯瀑布附近買下2000英畝土地,僱人種植優質馬鈴薯。30年代,除供應加州市場外,康大的馬鈴薯銷售到美國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稱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於中國南方農村,放過牛,念過私塾,但他並不擅長耕種技術,而他善於經營管理。他每年僱用五六百名農業工人,既有華人,又有墨西哥人,擁有70匹馬和兩艘駁船用作運輸。他自己乘船或乘馬車經常來往於各片土地之間,進行籌畫和監督耕種。 康大生育五子:陳榮、陳華、陳富、陳貴、陳壽。他們說,父親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擅長與地主、債主們談判;懂得找多少工人進行耕種、收割;懂得如何運送工人、安排他們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場行情,以最好的價格將馬鈴薯等農產品銷售出去,所以,經營狀況特別好,每年從農業上獲取十多萬美元的利潤。 除在三角洲經營馬鈴薯種植業外,康大把業務擴展到其他領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裝協會的大馬哈魚罐頭廠當“包工頭”,後在薩克拉門加利福尼亞州首府開設一家星記公司;在三藩市開設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裝公司。當時,他在中國最大商業機構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購買不少股票。1919年,陳氏家族成員成立一個“美國華人農場總公司”,資本達到100萬美元。 康大羈旅異邦,心懷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會會員、旅美同鄉陳耀恆的影響下,他積極回應孫中山在美國向華僑發出的“踴躍捐資,以助成革命大業”號召,捐款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並經陳耀恆引薦結識孫中山,他們多次在三藩市陳典敬(珠海斗門華僑)開設的“五湖藥店”見面,親自聆聽孫中山宣傳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不少旅美華僑失業,生活無著。康大樂意安排他們在自己的企業工作,薪酬特別優厚。20世紀20年代,家鄉盜賊蜂起,雞犬不寧。康大聞訊,慨然捐款資助南山鄉建造一座防禦性的碉樓“鎮南樓”,捐款購置槍械,增強家鄉的聯防力量,一直到抗戰時期,鄉親們仍使用“康大公的槍”。1938年,南山鄉一群進步青年為了抗日戰爭的需要,興辦活然小學(後更名前鋒小學),當時在澳門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資贊助。 康大憑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國環境中艱苦創業成長起來的華僑企業家和資本家。雖為巨富,但他從不炫耀,生活儉樸,樂善好施,常常接濟有困難的鄉親。一輛小汽車成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財富用於擴大再生產和公益事業。 康大是第一個擁有福特牌履帶拖拉機的華人。1933年,他結束在美國半個多世紀的創業生涯,回國安度晚年。[1][2]20世紀20年代,他在澳門荷蘭園一帶買房定居,經商貿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門逝世,終年75歲。 其長子陳榮在三藩市經營公司。次子陳華管理星記領地。三子陳富以管拜倫領地。四子陳貴負責俄勒岡的土地,後加入商船隊,再後開餐館。五子陳壽是一個菊花種植者。[4] 1989年,孫子陳國男等捐獻鉅款給家鄉興建一座新學校,鄉親父老將學校命名為“南山康大學校”,以作紀念。之後,陳國男每年捐贈500美元給學校用於獎學獎教,深受鄉親和師生的讚揚。 一個世紀以來,康大子孫昌盛,人才輩出,現今定居在美國的有三四百人。他們當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醫學教授、牙科醫師、工程師、律師、廚師、神學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個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陳氏族人舉行一次陳氏家族野餐會,陳康大的孫輩輪流主持,與會者二百多人,熱鬧非凡。 陳康大的事業取得巨大的成功,後人將他的名字和事蹟載入加州的史冊。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麥禮謙將他的事蹟收錄在《美國華僑簡史》一書。[1][2] 2001年7月,陳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陳國男的帶領下回家鄉尋根訪祖。陳國男生於澳門,並在澳門讀書,12歲時隨家人移民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後專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譽;擁有聖荷西最大的花卉種植園,是聖荷西所屬的聖地克拉拉郡農場局主席和第一位華城市規劃委員。聖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當年華人在政界幾乎沒有代表。作為灣區菊花會創始人之一,農學專家陳國男帶動和扶助了一批亞裔人士參政,為爭取亞裔權益積極奔走,並推動灣區華裔青年參與公眾事務,參與創建為亞裔移民提供各種服務的社區機構亞美社區協進會。[5] 2007年7月4日,陳國男遺孀率領陳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區、鎮僑務部門領導的陪同下,回到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尋根訪祖,參觀南山康大學校及祖屋,並探望親人,增強與家鄉聯繫。陳國男夫人表示,他們在美非常想念家鄉。今次回鄉,發現珠海發生很大變化,感到很高興。南山康大學校2003年併入五山中心小學,該校佔在面積十萬平方米,政府投資3500萬,是一所設備、功能齊全的省一級學校。原南山康大學校現成為五山中心幼稚園。陳夫人表示,康大學校雖不存在了,但陳氏家族對家鄉教育事業的關心和支持會持續下去,今後每年他們將從美國的陳國男基金會中拿出部分資金,説明家鄉的貧困學生。[6] 2009年3月,美國第十大城市、灣區聖荷西舉行揭牌儀式,“陳國男郵政大樓”在眾人歡呼聲中正式更名。陳國男的親屬及加州灣區地方官員、各界人士、華人代表等出席揭牌儀式。[5] [1]《陳康大》,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區達權:《美國“薯仔大王”陳康大》,載《珠海特區報》,2008年7月16日。 [3]羅祖寧:《鄉情,為四化建設添磚加瓦》,載“珠海市地情網",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務歷史人物》,載“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網,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門華僑命名美國陳國男郵政大樓聖荷西揭牌》,載“廣東僑網",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國著名僑領陳康大後裔返珠海尋根》,載“廣東僑網",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陳康大,1864-1939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12月22日,法官兼司庫米蘭達•索薩(António de Miranda e Sousa)以及他的助手里貝羅•吉瑪拉斯(António José da Costa João Ribeiro Guimaraes)和公證員亞歷山德勒•康博斯(Alexandre Pereira de Campos),及以主教名義前來的代理主教庫斯托迪奧•吉爾(Custódio Fernando Gil),抵達澳門,居住聖保祿學院,法官米蘭達•索薩將學院交予代理主教庫斯托迪奧•吉爾。
米蘭達•索薩抵達澳門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2月13日─1764年2月1日)12月15日,大炮台陸軍少尉曼努埃爾•巴達利亞(Manuel José Batalha)接受青洲的田地和其他所有財物。
大炮台陸軍少尉接受青洲的田地和財物
黃家儉,曾用名黃儉,香山縣斗門大濠涌(今屬珠海市斗門區斗門鎮大濠沖村)人。烈士。 1939年,黃家儉調到中共黨組織報艇工作,1940年6月,報艇從澳門運進步報刊、書籍回斗門,駛到澳門三塘口被日寇發現,在艇上搜出新華社電訊稿、《新華日報》等抗日報章,日寇將艇上人員押至馬羅洲,後轉押灣仔銀坑石排殺害。[1] [1]《斗門縣抗日、解放戰爭時期革命烈士名錄》,載“斗門區地情網",2012年11月11日,http://dmq.gd-info.gov.cn/books/dtree/showbook.jsp?stype=v&paths=9971&siteid=dmq&sitename=斗門區地情網。
黃家儉,-1940
美國第一位來華牧師,也是美國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的第一人。1801年4月22日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12歲洗禮。1826年畢業於安姆赫特學校,隨後入安道華神學院就讀。1829年10月受美國公理會派遣赴中國。1830年3月22日抵達澳門,受到馬禮遜接待。由於裨治文專向中國人傳教,故先要學習華文,並得梁發協助其工作。1830年裨治文與馬禮遜、雅裨理等人發起組織廣州基督教徒聯會,主要宗旨是聯絡西國教徒;設立資料庫、圖書館;出版華文聖經教本。隨後參加益智會、馬禮遜教育協會、醫藥傳道會的工作。1832年創辦英文《中國叢報》(又譯《澳門月報》、《中國文庫》),先後在廣州、澳門出版。該報是鴉片戰爭前後外國人在華創立的重要刊物。初由馬禮遜倡議,美商奧利芬特負責在紐約進行印刷器機設備的籌募。裨治文辦報態認真、立論較持平,以大量文字記錄了鴉片戰爭前後重大事件及背景。1843年11月,任英商馬地臣創辦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秘書。1839年2月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容閎曾在該學堂學習六年。同年6月15日應欽差大臣林則徐之邀,到虎門觀察銷煙。1843年出席香港傳教士商討重譯《聖經》會議。1844年2月,美國使團到達香港,裨治文充當顧盛的翻譯和秘書。1845年參加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53年任上海公理會牧師。1856年在上海外僑組成的學術團體一上海文理學會任會長。1857年促成皇家亞洲協會華北分會成立,被選為主席。1858年為簽訂《中美天津條約》而出謀策劃。他於1841年在澳門出版《廣東方言撮要》,此書有助歐美人士學習中國語文,更可從學習中認識中國文化。1861年11月12日在上海去世。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
人物: | 陳權,1902-1929 |
時間: | 清後期(1845-1911年) |
1902年 | |
民國時期(1911-1949年) | |
1929年11月01日 | |
關鍵字: | 社會活動 |
社團領袖 | |
政治活動 | |
華人宗族 | |
工人運動 | |
革命烈士 | |
烈士 | |
聯義社 | |
香港海員大罷工 | |
中國共產黨 | |
南方局成員 | |
中共廣東省委委員 |
資料來源: | 黎細玲編︰《香山人物傳略1》,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197-199頁。ISBN978-7-5034-523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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