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二年（1734年2月4日－1735年1月23日）5月15日，澳門土生人耶穌會初修士鮑濟各(Francisco Xavier)在澳門聖若瑟修院逝世。 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745頁。

雍正三年（1725年2月13日－1726年2月1日）3月14日，清朝兵部議准兩廣總督孔毓珣的建議，將澳門葡商大小洋船，定額為25只。地方官編列號數，刊刻烙印，各給執照一紙，將船戶、舵水及商販夷人、該管頭目姓名填注照內。以此25船為定額。不許增置。若實系朽壞，不堪修補，呈明地方官查驗，取具印甘各結申報督撫，准其補造，仍用原編字型大小。又規定：澳門之西洋人所有出洋商船，每年出口時，將照赴沿海該管營汛掛號，守口官弁將船號人數姓名逐一驗明，申報督撫存案。如出口夾帶違禁貨物，並將中國人偷載出洋，守口官弁徇情疏縱者，革職。至入口之時，亦將船號人數姓名逐一驗明，申報督撫存案。除頭目遇有事故，由該國發來更換者，准其更換外，其無故前來者，不許夾帶入口及容留居住。若稽查不到，將守口及地方該管各官，照失察例議處。梁廷枏則稱，“向編香字型大小，由海關監督給照，凡二十五號”。25艘船為： 分類 額船中文名 額船外文名 1 央·打華離 João Távares 2 安多尼·古魯蘇 António Grosso 3 萬威·必都盧 Manuel Pedro 4 祿地里古·多尼 Rodrigo António 5 尼阿古·西離華 Niagu Silva 6 知古·列地 Chico Leite 7 戎務·名禺 Ivo Milho 8 尼古勞·啡嗚味 Nicolau Fiumes 9 若瑟·亞彼留 José Abréu 10 月旺·疏夏 João de Sousa Magalhães 11 畢度盧·山度·地·古魯蘇 Pedro Santo de Grosso 12 利安度路·魯馬 Leandro Lima 13 萬威·列味·西華 Manuel Levi Silva 14 馬諾·哥斯達 Manuel Costa 15 萬威·利瓜路 Manuel Regallo 16 委星的·黎威魯 Vicente Relveiro 17 素些·變若·加喇華盧 Sousa Beija Carvalho 18 弗浪斜·勝呢勞 França Noronha 19 類斯·山治 Luís Sanches de Cáceres 20 山度·安多尼 Santo António 21 郎皮羅·西牙里 Lebre Serra 22 若望·蒙打惹 João Monteiro 23 華貓殊 Manuel Favacho 24 萬威·味先地·羅咱 Manuel Vicente Rosa 25 弗浪西古·打·刺家度 Francisco da Ricardo 對於清政府規定的澳門額船，在關稅政策上澳門享有極大的優惠。張甄陶稱：“凡關部之例，各番船俱由東莞虎門入口，即時赴關上稅，每番舶一隻，上稅二三萬金不等。惟澳夷之舶，則由十字門入口，收泊澳門，並不向關上稅。先將貨搬入澳，自行抽收，以充番官番兵俸餉，又有羨余，則解回本國。至十三行商人赴澳承買，然後赴關上稅，是所課乃商人之稅，與澳夷無與。又則例甚輕，每一舶不過收稅三四千金不等。故澳夷得住澳之後，震誇諸國，以澳門地圖為寶。”魏源稱：“澳船額二十五，雍正中奏定，來澳出輸船鈔，貨則聽入夷樓；有買者，為出稅。非若英吉利諸夷商，船貨並稅之。”可知，澳門額船外出貿易返澳時，每艘船僅向中國海關交“三四千金”的船鈔，輸入貨物不交貨稅。值得注意的是，澳門葡人的額船貿易“不與十三行交接，自與香山縣牙行互市”。這就是說，澳門葡商與中國內地發生貿易關係是通過香山縣牙行完成，而不是通過廣州的十三行完成。 《清會典事例》卷629《兵部》88《綠營處分例》；梁廷枏：《粵海關志》卷27《夷商》2；阮元：《（道光）廣東通志》卷180《經政略》23。郭德焱提出一種觀點：“當時清政府規定的（澳門）額船中，應該含有巴斯船。”（《清代廣州的巴斯商人》第3章第56頁。）並疑第十九號船“類斯·山治”為巴斯人Wesserwanjee。此說當誤，25艘額船全為葡人，“類斯·山治”為葡人船主Luís Sanches de Cáceres之省譯。表內25艘額船的葡文名對應是在李長森《明清時期澳門土生族群的形成發展與變遷》第4章表36的基礎上進行的補譯，僅作試譯，勿作定名。按：25艘額船保留了25位早期在澳門從事海上貿易的商人之名，此25人僅萬威·味先地·羅咱一人被Famílias Macaenses一書收錄外，其餘24人均不見載。可證，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澳門土生葡人資料，需要進行深入研究。 尼古勞·啡嗚味當即文德泉《l8世紀澳門》中經常出現的葡人船主Nicolau Fiumes。他擁有兩艘船“聖安東尼奧”號和“福音”號。 月旺·疏夏，阮元的《廣東通志》卷180和祝淮的《新修香山縣誌》卷4均作“月旺”；梁廷枏的《粵海關志》卷27《夷商》作“明旺”；劉芳輯的《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亦作“月旺”。查1732年及1746年先後兩次出任澳門議事會的理事官葡商若奧·馬加良斯（João de Sousa Magalhães）應即是第十號額船船主“月旺·疏夏”，“月旺”即João之譯音，故知“明旺”之“明”為誤。 《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568號及569號檔有兵總馬諾·哥斯達，時在嘉慶元年，應不是一人。 類斯·山治當即文德泉《18世紀澳門》及其他葡文檔案中經常出現的葡人船主Luís Saches de Caceres， 華貓殊當即文德泉《18世紀澳門》中經常出現的葡人船主Manuel Favaeho，他擁有的額船葡文名號為“西望洋聖母·聖若澤”號。 張甄陶：《制馭澳夷論》，載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9帙。 魏源：《海國圖志》卷53《大西洋、英吉利國廣述》下。 阮元：《（道光）廣東通志》卷180《經政略》23；祝淮：《新修香山縣誌》卷4《海防附澳門》：“惟澳夷來去無期，自與香山縣牙行互市。

雍正四年（1726年2月2日－1727年1月21日）7月13日，廣東巡撫楊文乾遵照雍正帝“給賜西洋國教化王敕諭”下令釋放德理格之例，將廣東監禁之畢天祥、計有綱釋放。 吳旻、韓琦編校：《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彙編》14《廣東巡撫楊文乾為遵旨釋放畢天祥、計有綱事》，第39頁。

雍正元年（1723年2月5日－1724年1月25日）8月29日，閩浙總督滿保、福建巡撫黃國才上奏稱：查得兩名西洋傳教士在福建福安縣傳教，入天主教的監生、生員有十餘人，城鄉男女入教者有數百人之眾，城內、大鄉建有男女天主堂十五處。兩位傳教士隱居生員家中，不為人見，不懼知縣禁令。每逢誦經禮拜之日，便聚數百之眾傳教。閩浙總督滿保已飭令地方文武官員將兩位傳教士解送廣東澳門，十五處天主堂或改作書院，或為義學，或各作民間祠堂，並諭令該十餘名生員、監生，誘導入教男女改正邪教，若再有奉行西洋教者，則將該十餘名監生、生員盡數黜免治罪。又稱：西洋人在各省大府縣俱建天主堂居住，此等西洋人留居京城尚可編修黃曆，今其恣意於各省大府縣建天主堂或豪宅居住，於地方百姓力行其教，蠱惑人心，經年日久地方毫無益處。因此，建議將西洋人許其照舊在京居住外，其餘各省所設天主堂，盡行改換別用，不得再建。雍正皇帝朱批曰：“爾此奏甚是，極為可嘉。著照此辦理，如此繕本具奏。”先是，康雍之際東南沿海“海中匪類往往竊發”，臣僚敦請雍正帝於沿海各地速行保甲法。福建向來“民情剽悍，窮黎眾多”、“聚眾為匪”，為甫登極之雍正的心患。是年初，閩浙總督滿保因剿捕福建、台灣兩地匪盜，浮孚聖望，並擢拔滿保兄長馮泰為起居注館講官，以示獎掖。滿保是以被雍正帝譽為“省臣能吏”。故而，雖然部院六科法敏等人啟奏請求禁止天主教而不得批覆，反而遙在福建的封疆大吏的意見速速得以採納，一則因為福建的特殊地位與近來形勢，二則無疑出自於雍正對滿保能力的信任與賞識。為此，迅速下令禁傳天主教。此兩名西洋教士即西班牙多明我會士白多祿和華敬（又稱華若亞敬，Joaquim Royo）神父。白多祿康熙五十五年（1716）來福安，住穆洋村郭惠人家；華敬雍正元年（1723）來福安，居穆洋村郭近人家。見吳旻、韓琦編校《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彙編》32《福建諸縣會審福安天主教案審語》，第75—76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閩浙總督滿保奏聞西洋人在福安縣傳教惑眾送往澳門安插外省嚴禁西洋人居留傳教摺》，第134頁。《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上冊）219《奏陳籌海事宜摺》，第115頁。《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上冊）163《閩浙總督滿保等奏報拿獲福州名賊高頌祥等情形事折》，第58頁。《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上冊）298《閩浙總督滿保奏謝將其兄馮泰簡任起居注館講官摺》，第157頁。

雍正四年（1726年2月2日－1727年1月21日）6月10日，葡萄牙國王若奧五世派往北京的使臣麥德樂乘“奧利維拉聖母”號三桅戰船經里約熱內盧抵達澳門，並於6月12日登岸。澳門議事會及澳督歐嘉蘇華對他表示了最為熱烈的歡迎，比對其他任何人的歡迎都更加盛大。各炮台和各戰船禮炮齊鳴，三隊官兵在門口組成儀仗隊。使節帶的顧問是張安多神父，秘書是教宗書記官兼上訴法庭律師沙維爾．魯阿（Francisco Xavier da Rua）神父，管家是安東尼奧．恩里克（António José Henriques）司鐸。另外還有兩名準備進京效力、“通曉天文”的葡萄牙耶穌會神父陳善策（Domingo Pinheiro）和麥有年（Paulo de Mesquita）。所帶人員眾多，除隨員外還有50名護身士兵。三桅戰船船長是杜阿爾特．佩雷拉（Duarte Pereira）總兵頭。大使帶著30箱禮品作為對康熙皇帝贈給若奧五世豐富禮品的回贈。內有四件名貴的織料及天鵝絨外衣、一盒葡萄牙鑄造的各種貨幣、各種各樣的露酒及葡萄牙生產製造的珍貴禮物。使團的目的名為朝賀雍正皇帝登基，實則是爭取減少對在中國的基督教徒與傳教士們的打擊。雍正皇帝下令破格接待，是欲獲得基督教世界對其繼承合法性的承認。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10—111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禮部尚書任齡安等題譯葡萄牙貢使到粵請准其進京納貢本》，第259頁。 《葡萄牙國王唐·若奧五世遣中華及韃靼雍正皇帝特使出使簡記》，載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199頁。但中文資料記載的這30箱禮品不同。《清會典事例》卷503《朝貢》載禮品有大珊瑚珠、寶石素珠、金琺瑯盒、金鑲伽什倫瓶、蜜蠟盒、瑪瑙盒、銀鑲伽什倫盒、藍石盒、銀鍍金鑲玳瑁盒、銀鍍金鑲雲母盒，各品藥露50瓶，金絲緞、金銀絲緞、金花緞、洋緞、大紅多羅呢、洋制銀柄武器、洋刀、長劍、短劍、鍍銀花火器、自來長槍、手槍、鼻煙、葛巴依瓦油、聖多默巴爾撒木油、壁露巴爾撒木油、伯肋西巴爾撒木油、各品衣香、巴斯第里葡萄紅露酒、葡萄黃露酒、白葡萄酒、紅葡萄酒、伽什倫、各色琺瑯、鳥木鑲各色花條桌織成遠視畫，凡41種。巴爾撒木油，葡文為bálsamo，意為止痛膏、鎮痛劑，這種藥物在聖保祿學院秘方中常見。參見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第116頁。

雍正元年（1723年2月5日－1724年1月25日）10月10日，清朝內閣侍讀學士雙喜奏請禁止京城人眾信奉天主教，稱：京城原先宣武門內有天主堂一座，今西安門內、東安門外又增建天主堂二座，西洋人每月在天主堂誦經數日，入其教者蜂擁而至，人數極眾。建議禁教事宜交由八旗、總管內務府、五城執行，大興、宛平二縣各查所屬，凡入教者，概行禁止。查禁之後，倘仍有信奉者，由各該處查交該部議罪。《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內閣侍讀學士雙喜奏請禁止京城人眾信奉天主教等情摺》，第135—136頁。

雍正十一年（1733年2月14日－1734年2月3日）本年，葡屬印度有五名流放帝汶的士兵來到澳門，澳門議事會向他們提供食物，直到他們到達目的地。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p.301.

雍正二年（1724年1月26日－1725年2月12日）7月1日，因為澳門葡人並不願接納其他國家的被逐傳教士，而各地驅逐的傳教士又屬不同國家，因此，西洋傳教士戴進賢奏請勿令催逼西洋人往住澳門，並請求雍正帝批准：嗣後各省送往西洋之人，願赴澳門者，則住澳門，願住廣東者，容住廣東。雍正皇帝朱批：“朕即位以來，諸政悉遵聖祖皇帝憲章舊典，與天下興利除弊。今令爾等往住澳門一事，皆由福建省居住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眾，朕因封疆大臣之請，廷議之奏施行。政者公事也，朕豈可因私恩惠爾等，以廢國家之輿論乎？今爾等即哀懇乞求，朕亦可諭廣東督撫暫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確議再定。”《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西洋人戴進賢等奏請行令廣東免逐西洋人並准其住澳門或省城摺》，第139—140頁。

雍正元年（1723年2月5日－1724年1月25日）9月，闔澳華人商戶捐銀，澳門人羅復晉等數十人鼎建蓮蓬山慈護宮（即蓮峰廟），該宮其外為天后殿，其內為觀音殿，其左為社、為客堂、為僧舍，統曰慈護宮。並有雍正元年《鼎建紀事碑》立於宮前。道光七年《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稱：“蓮峰廟，在蓮花山下，舊名慈護宮，合澳紳民鋪商公建，創於雍正初。”明萬曆三十年（1602）即有崔吟韓等人創建蓮峰古廟，而此次鼎建蓮峰山慈護宮應是在拆毀舊廟的基礎上重新建的一座廟，故又將該廟稱為“新廟”。《鼎建紀事碑》，轉自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輯錄研究》，第120—121頁。王廷鈐等纂輯：《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第28頁。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附錄《澳門正面圖》。